作者：吴征宇  来源：《欧洲研究》

　　自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体系诞生以来,近现代国际体系及其中大多数成员国家曾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应对那些力图并能够在整个体系中占据压倒优势的霸权觊觎国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称霸努力,而有关均势的思想则是对这一问题历来流行的标准答案。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有关均势的各种论述历来是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虽然一战后“理想主义”的兴起曾经使均势理论一度失宠,但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则使得均势理论又重新恢复了其往昔显赫的地位。自二战结束以来,均势理论虽然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苏联的瓦解,这一理论却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之一来自冷战结束后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单极世界格局;尽管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着史无前例的权力,但国际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大国迄今为止并没有以一种均势理论所预期的方式来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均势理论所面临的这一挑战,实质上暴露了目前几乎所有的均势理论都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这些理论总是将均势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看作一种适用于任何国际体系的普遍真理,但事实上很少有哪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遍正确的,它们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指明了理论的解释范围,均势理论同样也不例外。由于均势理论主要是在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体系的经验基础上得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一理论揭示的那种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不是那种以贸易、金融和海军为基础的海上霸权,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曾反复形成针对欧洲大陆各霸权国家的制衡联盟,但却从未形成过一个主要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均势理论的这一限制条件意味着,那种将均势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看作是一种普遍真理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倾向并没有考虑到均势理论的形成主要是源自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经验,这一限制条件同时也向人们表明,那种历史上曾反复形成的针对欧洲大陆各霸权国家的制衡模式,并不就必然适用于美国主导的当今世界,而这点对我们理解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均势与国际政治
　　“均势”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古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的主要涵义就是指国际体系中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权力分布呈现出一种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足以有效地阻止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且意欲统治或支配国际体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实现其称霸野心。在历史上,均势理念的形成深受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一理念“反映了欧洲启蒙时代各主要思想家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宇宙(包括政治领域在内)是按照相互制衡的理性原理来运行的。理智的人们做出的似乎无规则的举动,总和起来将趋于公共的善。” 按照启蒙时代的思想标准,国际关系中的“公共的善”就是均势,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合约》和1815年的《巴黎和约》都是将均势置于一种国际社会宪法性原则的地位。在理论上,均势的功能主要有两种:一是确保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主权的独立平等为根本原则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延续,二是确保这一体系中绝大多数成员国的独立与生存,即保持它们作为主权实体的各项根本属性。 汉斯・摩根索曾明确指出:均势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持体系的稳定性,而且是不破坏体系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如果目标只是稳定,那么让其中一个要素破坏或者是压倒其他要素并取而代之就可以实现这种稳定。” 在现代历史上,均势原则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推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原则的有效实施历来是人们在那些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家间维持一种基本的秩序和正义的必要保证,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均势理论家们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他们一般都同意均势的最高目标就是防止霸权的出现,即防止体系中某一国家聚敛起如此多的权力以至能主宰体系中的其他国家。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有关均势的生成机理大致有三种主要看法,即“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操作论”。均势的“自动生成论”认为,尽管均势的目标是防止霸权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将会为体系的稳定而自觉地限制其对权力的追逐,由于各国都力图在现存制约下扩大自身利益,因而体系得以维持乃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均势的“自动生成论”主要反映在那些将均势看作是某种行为规律的各种观念中,这些观念的核心在于,国际体系主要是由国家的自利而得到非正式管辖的,即使没有任何国家对一种均势的结局感兴趣,但所有国家扩大权力的努力也同样会导致均势的出现。均势的“半自动生成论”认为,均势并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由某一国家持续地和有意地追求一种制衡战略得以维持的,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这一角色主要是同英国在维持欧洲均势中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具攻击性、最可能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与“自动生成论”和“半自动生成论”相反,均势的“人工操作论”认为:均势的形成并不是自动的,而是源自相关国家的持续警觉及它们为此做出的各种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同那将均势当作某种行为规律的看法不同,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总是将均势看成为“艺术”而不是“科学”,且他们认为某些政治领导者能够比其他政治领导者更巧妙地将均势付诸实践。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自从均势理论诞生以来,尽管有许多均势理论家总是经常提到均势的“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操作论”这三种主要看法间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区别,但有关均势生成机理的这三种主要看法间的区别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模糊的。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均势的“自动生成论”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倾向造成的,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相关国家对体系中各种霸权威胁的持续警觉及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那么均势将“自动生成”的观点恐怕也无法站住脚。正如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的那样,虽然目前无法从理论上加以确切证明,但“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将‘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主要是外交的产物”。 同均势的生成机理相关,尽管历史上有关均势的各种论述大多是属于以权力和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阵营,但与此同时人们在许多有关均势的论述中尤其在那些古典的均势思想及冷战后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发现对各种规范性因素重要性的强调。例如,“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就特别强调“道德共识”对维持均势运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均势通过那对抗势力间的力学作用而得以对各国的强权向往加以限制前,相互争斗的各国必须承认均势体系是他们各种努力的共同框架”。 同样,“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施罗德也认为,各种规范性因素对维护均势机制顺利运作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因为这些规范性因素直接地关系到均势体系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对减少体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制衡”与“搭车”
　　尽管绝大多数均势理论家往往对不同国家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着很大分歧,但他们一般都同意,在所有的国家目标等级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障自身的生存。由于避免霸权的出现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维持其生存的首要前提,因此从这一前提中得出的一个近乎必然的结论是,当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是体系中的各大国)在面临他国的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其主要行为模式将会是“制衡”(Balancing)而不是“搭车”(Bandwagoning) ,即国家总是选择站在权力较弱的一方而不是站在权力较强的一方。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这一命题最主要的理论阐述者,就是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创始人肯尼斯・沃尔兹。
　　沃尔兹提出的这一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主要源自其本人独创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构架,这一命题的逻辑依据就是国际政治体系的“深层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首先,由于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缺乏公共权威的自助状态,因而生活在其中的国家为生存必然会模仿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国家的做法以维持彼此间实力平衡;其次,由于任何模仿都会受单元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因而除模仿外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还将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去平衡体系中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 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那些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维持生存而必然采取的两种基本手段,即“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这两种手段实际上都指向同一种结果,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和自动地生成,沃尔兹正是从这一论断中得出了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他认为这一命题的成立只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即“秩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且这种秩序中生活着一群希望生存的单元”。从特别本质的意义上说,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其真正揭示的乃是一种制约所有国家的力量,虽然对这种力量的明确认识可以为人们理解无政府状态中各国在面临他国的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提供许多有用的线索,但仅仅如此并不能使人们准确预测各国最终的反应,因为各国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体系结构所产生的约束力,同时也取决于各单元自身的特点。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沃尔兹的理论实际上仅仅是表明“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想那些处在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如果要解释各国在它们对结构约束力的反应上存在的差别,那我们就必须展示出“各国不同的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而这点也就是意味着,那些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最终是否按均势理论预期的方式来行动,不仅要取决于体系层次的权力分布是否发生了严重的失衡,同时也必须取决于单元层次的相关国家最终是否决定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 沃尔兹做出的这一规定实际上使他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成为了一个无法证伪的假设,因为一旦国家没有按照均势理论预期的方式行动,那么他完全可以说这是由于单元层次的各种因素导致了对霸权国家的制衡努力的失败。沃尔兹均势理论的这一根本缺憾,实际上也正是造成他后来的均势理论家(尤其是那些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总是力图将各种单元层次因素纳入到均势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些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和兰德尔・施韦勒分别提出的“威胁制衡论”(Balance of Threat)和“利益制衡论”(Balance of Interests)两个命题。沃尔特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是否对他国权力的增长采取制衡行动,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是否认为这种权力的增长已经或将会威胁到它们自身的安全;施韦勒则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是否对他国权力的增长采取制衡行动,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内部的精英统治集团是否认为制衡行动将符合本国的切身利益。
　　一般来讲,沃尔特和施韦勒两人将单元层次因素引入到均势理论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但这种形式的修正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由于均势理论关注的是霸权威胁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威胁,因此它根本就不会受这种争论的影响,即国家究竟是制衡最强的国家(权力制衡论) 、最具威胁的国家(威胁制衡论)还是那最不符合相关国家内部精英集团利益的国家(利益制衡论) ,因为霸权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构成最大威胁,并且它总是最不符合相关国家内精英集团界定的利益,而只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才最有可能做到这两点。在理论上,沃尔特和施韦勒两人对沃尔兹理论的修正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均势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两种理论同样也无法解释当今世界持续已久的单极世界格局。
　　霸权的两种形式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由于绝大部分有关均势的文献都是由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后来是美国人)撰写的,因此均势理论的欧洲中心倾向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均势理论的说明论据一般都来自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开端的现代欧洲大国体系,虽然有些学者也曾将均势运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体系,甚至是中国和希腊的古典文明时期,但绝大多数均势理论关注的主要还是十八和十九世纪这段欧洲均势的黄金时期。均势理论的欧洲中心倾向与它的大国倾向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实际上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为止,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大国全都是欧洲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均势理论对欧洲大国体系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历史上那些有关均势的论述从来不是以抽象的词汇,而是以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来界定霸权的,且它们提供的对各种霸权威胁的制衡联盟的例证,也主要来自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历史。正因为如此,均势理论家谈论的总是针对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的哈布斯堡王朝、针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和针对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的制衡联盟,即使是象沃尔兹这种力图以普世词汇来界定其理论的学者,同样也是以这些制衡行动来支持他的理论的。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有许多理论家将英国看成是十八和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内的霸权国家或领导者国家,但这种看法主要是同罗伯特・吉尔平代表的“霸权稳定论”、A. F. K. 奥根斯基首创的“权力转移论”和乔治・莫德尔斯基代表的“长周期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同均势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均势理论而言,此前几个世纪的霸权威胁主要就是来自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的哈布斯堡王朝、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而所有这些国家全都是欧洲大陆国家,且它们历来关注的也总是欧洲大陆的国际政治状况。 均势理论固有的这种对欧洲大陆的关注就其实质而言意味着,这一理论揭示的那种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不是那种主要以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为基础的海上霸权,即恰恰正是查理五世、菲力二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拥有的那种强大的陆上军事力量对体系中其他国家构成了霸权威胁,并最终导致了此前五个世纪中针对这些国家的制衡联盟的形成。
　　在所有有关均势的实际运用中,均势理论强调的这种以陆上军事力量为基础的霸权同诸如“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和“长周期理论”关注的霸权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这些理论主要以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来界定霸权的,而这种霸权同均势理论所说的霸权基本不属于同一类型,前者可以更确切地被称为“领导者国家”。均势理论包涵的这一限制条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正是解释了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荷兰虽然在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荷兰的制衡联盟,却反而形成了一个针对路易十四领导的法国的制衡联盟,这是因为路易十四领导的法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力量,而这点实际上就使它成为一个对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最大的军事威胁。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当英国的综合国力达到鼎盛时也没有出现一个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却反而最终形成了一个针对德国这样一个大陆军事强国的制衡联盟;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却反而最终是形成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制衡联盟。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均势原则实际上一直仅仅只适用于欧洲大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从未延伸到欧洲大陆外的其他地区,例如人们总是以均势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但这个体系在约束法国及俄国的同时,并没有限制英国在商业、海军和殖民地等方面的优势,而这正是为什么历史上英国会成为均势原则最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任何有关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理论及实践,都有助于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保持其在经济和海军方面的相对安全。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同欧洲大陆主要强国相比,像英国这样的全球性海洋国家之所以不会对其他欧洲强国构成重大威胁,其关键就在于英国在能力和利益两方面同欧洲大陆强国存在重大差异。首先,由于历史传统和地理位置两方面的原因,英国即使在鼎盛时期也没有维持一支强大的陆军,这使它通常没有将自身意志强加于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强国)的能力,且它也很少有动机这么做,因为英国作为一个全球性海洋国家一般有更多的战略选择余地,因而它完全能够以其他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军事力量的有效性一般是随着距离、尤其是水上距离的增加而发生衰减的,那种集结在一国边境或者是威胁要集结在一国边境甚至是能够集结在一国边境的庞大陆军力量,完全能够以一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海军力量根本无法做到的方式来威胁其它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些相邻的、拥有庞大陆军的强国总是以它们自身的存在而对彼此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像英国这样的全球性海洋国家几乎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其次,历史上英国总是以增强其全球范围的商业、金融和海军力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因而它根本就不需要对欧洲大陆国家实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有效控制,尽管英国偶尔也能够将自身意志强加于那些弱国或其他国家之上,但它一般以其它方式而不是以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来做到这点,而这就往往使那些以英国为主要对象的制衡联盟难以形成。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虽然在利益上同欧洲大陆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大陆的事态发展同英国毫无关系,历史上的英国总是在那些针对各种实在或潜在的欧陆霸权国家的制衡联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为一旦某个国家取得大陆霸权,那么将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根本利益,因为大陆霸权将会使这个国家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最终将有能力动摇英国在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上的优势。
　　均势与当代世界政治
　　均势理论隐含的这一限制条件意味着,那种将均势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看作一种普遍真理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倾向没有考虑到均势理论的形成主要是源自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经验,在这种体系中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持续的、以陆上力量为基础的霸权,而各种潜在的霸权威胁都无一例外地导致了相应的制衡联盟的出现,均势理论固有的这一限制条件对理解当代世界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涵义。
　　这种涵义之一是,当今世界没有出现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也许并不能算是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均势理论揭示的那种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一般都不是主要的海权国家,因此当今及未来的人们并不是一定会看到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的形成。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绝对不会出现一个针对主要的海权国家或全球性领导者的制衡联盟,而是意味着这种制衡的形成并不是注定的,因为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陆上霸权国是否构成威胁取决于它拥有多少力量,全球霸权国是否构成威胁则往往取决于它们最终究竟做了些什么。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尽管非常短暂)一个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由俄国主导创立的“武装中立同盟”,这一同盟不仅包括了欧洲大陆国家,而且包括了荷兰和葡萄牙这两个英国的海上盟友。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英国对北美大陆强制推行的封锁政策严重危害了包括荷兰和葡萄牙在内的所有其他大国的利益。这段历史经验实际上说明,在当今及未来几十年中能否最终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关键就在于美国是否持续以一种足以威胁其它大国利益的方式来行动。 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状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对美国的制衡已显得越来越有必要:首先,当今美国具有的那种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已经使英国在它的鼎盛时期所能做到的一切都显得黯然失色,而这点也大大降低了需要对它进行制衡的门槛;其次,美国在2003年发动的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实际上向世人表明,同以往时代的那些海上强国相比,当今美国具有对其它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构成更大威胁的能力,这种威胁本身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示了应当对美国进行某种制衡的必要性。
　　均势理论的限制条件对当今世界政治的第二个涵义是,鉴于美国在当今独一无二的地理战略位置,因此任何国家(尤其是那些位于欧亚大陆的国家)如果要针对美国采取明确的制衡行动都必须时刻警惕这种行动有可能会引起的反作用。位于欧亚大陆的国家若是要针对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海权国家采取传统的制衡行动,通常都必须为这种行动的成功而进行某种形式的转型,也就是它们必须由以往那种单一的大陆性强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陆海两栖性强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先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为了同英国相抗衡进行过这种形式的转型, 20世纪60年代后的苏联也曾经为了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霸而尝试过这种形式的转型。 但历史上那些位于欧亚大陆的国家试图进行的这类转型几乎都遭到了失败,更重要的是,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这些转型国家的邻国)不仅没有对这种转型表示过支持,反而总是同那个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结成针对这些国家的制衡联盟。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由于它们必须要维持一支足够庞大的陆军,因此由单一的大陆性强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陆海两栖性强国往往使这些国家同时要面临来自陆海两方面的压力。在近现代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的霸权(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一般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即欧亚大陆的均势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和海军优势,而这样一种态势使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总能在必要时将其全球范围的势力集中在那个主要的挑战者身上,这点也正是历史上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为什么总是比挑战者国家(它们都是位于欧亚大陆)享有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边际优势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和美国先后都将“居间制衡”(Off-Shore Balancing)作为它们对欧亚大陆基本战略的主要原因。
　　均势理论的限制条件对当今世界政治的第三个涵义是,位于欧亚大陆的国家如果要针对美国采取明确的制衡行动,必须时刻关注俄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因为俄国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往往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作为一个位于“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的地理战略属性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历史上占据心脏地带草原的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通过不断向外扩张从而使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不断面临其强大压力,而另一方面,只要俄国它自己不打算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建立某种霸权,那么它将会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俄国的这种地理战略意义上的两重性意味着,只要俄国愿意放弃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那种建立一个欧亚帝国的梦想,那么它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以前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在根本战略利益上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这点同样为历史所证明,因为在近现代历史上尽管俄国同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主导性的海洋国家摩擦不断,但它们之间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直接的冲突,倒反而多次在针对一个其它欧亚大陆强国(即法国和德国)的重大战争中结为盟友。 历史上的俄国同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防止其它欧亚大陆强国的崛起这一基础上的,而冷战的结束及当今俄国的羸弱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同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即美国)在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也就是防止一个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强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因为这种挑战不仅将使美国面临巨大压力,同样也会使俄国面临类似压力,历史上法国和德国的失败不仅归功于海洋国家的抵抗,同样也是拜俄国所赐,而这点是任何一个欧亚大陆国家都必须牢记的历史教训。

来源时间：2018/6/19   发布时间：201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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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志宏  来源：战略观察家

　　特朗普上台本身就是美国政治的一大变，全世界都没有想到一个没有一点政治经验的商人居然会成为领导世界的美国的总统。其实，弄明白美国的状况也许就不难理解特朗普现象了。美国的现状就是实力大减，快要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了，到了需要改变美国的对外关系了。但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国建制派并没有看清这个现实，而局外人特朗普却看清了，他的主张符合了美国的现实所以当选了。
　　小布什上台时，美国的国力如日中天，他也信心满满，宣称美国可以同时打赢两场场战争。美国真的还就同时打了两场战争，2001年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发起的伊拉克战争。结果小布什的牛吹大了，一场战争也没有赢。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场战争初期都很顺利，但占领军却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难以拔出。至今阿富汗战争还没有结束，只要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就很快会推翻美国扶持的政府。伊拉克驻军也不敢离开，一旦离开，伊拉克就会倒向美国的死敌伊朗。美国还在阿富汗与伊拉克不断地流血，而且不知道何时这两个伤疤才能够结痂止血。
　　两场战争耗尽了美国的实力，花钱如流水，结果导致国库空虚。美国倚仗着美元霸权，通过印制美钞来填补亏空，结果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进一步衰落。而与此同时，中国却趁机崛起，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量超过了美国，使美国错过了把中国整趴下的时机。
　　回顾历史，美国曾经面临了三个对手，分别是德国、日本、苏联。这三个对手都是在制造业没有到达美国的70%的时候，被美国整趴下的。如果美国在2001年或2003年能够避免其中一场战争，集中力量全面打压中国，把中国整趴下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那时美国不仅国力强盛，而且威望很高，可以说在国际上一呼百应。而中国却是制造业还没有起来，军事工业很落后，在国际上没有多少影响力。
　　为什么美国没有及时把中国整趴下呢？关键是美国战略上做出了误判。翻开美国于上个世纪末制定的全球战略，在中国一栏的结语中赫然写道：中国并非全球性国家，而是地区性国家！这个判断是基于三点判断，其一是中国经济缺乏创新力，会长期依赖发达国家的投资与技术，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其二是中国海空军力量薄弱，没有全球投送能力。其三，中国就是这样来定义自己的。因此美国判断，中国五十年内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
　　2010年当中国制造业总量超过了美国之后，美国惊醒了。但此时国库空虚且经济危机还没有度过，已经无力把中国整趴下了。于是，美国开始采取遏制战略，以延缓中国的崛起，这就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中国此时已经对美国非常警惕了，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投入。中国人依靠这巨大的制造业基础和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突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封锁。当然，中国军工的发展，也拜美国所赐。这就是美国将苏联整趴下，致使苏联解体后，部分前苏联军事人才流入中国。此外，乌克兰为了换取经济利益，也大大帮了中国的忙。再加上北约东扩，打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得罪了俄罗斯，使俄罗斯站到了中国一边，中国也从俄罗斯那里得到许多军事装备和技术。
　　2014年，中国的制造业总量已经是美国的140%了，中国的军事技术也突飞猛进。在2015年纪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亮出了对美国区域拒止的杀手锏——可以击沉航母的东风21D。至此，中国已经排除了美国以武力打击将中国“打回石器时代”（美国某军人曾经的狂言）的可能性。
　　奥巴马为了遏制中国，从军事、政治、经济多个领域包围中国。在军事上，加强美国在太平洋构筑的三条封锁中国的岛链，不断在南海挑衅中国，企图引诱中国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在政治上，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华盛顿模式，团结欧加澳日韩，拉拢东盟和中国周边国家，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对抗中国的“集权政治”。在经济上，搞排除中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在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中压制中国的发言权。
　　中国对美国的引诱打击不为所动，既不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也，也不与美国搞政治对抗，而是一心一意谋发展。2013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基于中国实力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的国际布局。先后推出一系列国际计划，如倡导“一带一路”，搞亚投行、搞丝路基金、搞上海合作组织、搞RCEP、搞中东欧16+1、搞世界政党高层对话机制、搞人民币国际化等等。
　　奥巴马遏制中国的战略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极大的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因为要拉拢欧加澳日韩和东盟及中国周边国家孤立中国，美国是需要在经济上做出让步的，没有真金白银谁听你的。特朗普看出了奥巴马的重大战略失误，这才放下生意不做，挺身而出拯救美国。
　　特朗普打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切中要害。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为了世界牺牲太多，不愿意再听美国建制派的忽悠。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建制派种种政治正确的束缚，要一切从美国利益出发处理内外问题。于是，特朗普被推上了总统宝座。
　　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确在履行着自己的诺言，因为他的“美国优先”的口号是发自肺腑的。要实现“美国优先”就必然要收回奥巴马做出的让步，得罪盟国、盟友、邻居，牺牲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特朗普已经做出了选择，为了加强美国自身的实力不惜牺牲这些东西。于是，特朗普不得不走上了战略收缩的新孤立主义之路。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新孤立主义主要表现是：
　　其一，政治上，不再推销美国的价值观，不再追求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一切从美国利益出发，抛弃政治正确，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一些学者将特朗普的战略定义为“非自由主义霸权”，因为特朗普放摒弃了自由理念。这样的定义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特朗普不是放弃了自由理念，而是不打算通过消耗美国实力的方式推销自由理念了。最明显的现象是奥巴马在任时搞了一系列颜色革命，到处推销自由民主政治，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而特朗普却不再把金钱和精力放在这些上边，而是想方设法地提高美国的硬实力。特朗普并没有抛弃自由理念，只要他认为必要与合适，他依然会推销美国的价值理念的。
　　此外，还要注意，特朗普也不是不要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了，而是不再通过消耗实力的方式追求暂时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了。之所以要抛弃政治正确，是因为特朗普觉得美国建制派的政治正确束缚住了手脚，不利于追求美国的利益。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变得反复无常，大不受人欢迎，在国际上日渐孤立。但当特朗普让世界接受了美国优先的理念，逼迫各国对美国做出让步之后，他也许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美国的国际信誉和领导力。也就是说，特朗普追求的是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新的世界秩序，为此不惜打破旧有的秩序，尽管这是美国主导的秩序。
　　其二，经济上，尽力恢复美国制造业，提升美国经济；退出对美国不利的多边协议，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以与其它国家展开一对一的谈判策略，各个击破争取美国的最大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退群并非打算真的把美国孤立起来，而是要重新洗牌，退出对美国不利的群，再以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式推进全球化。因此，并不能排除美国重新通过谈判加入多边协议，前提是这些协议是对美国有利的。所以，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不是真孤立，我们用新孤立主义来定义美国的大战略也未必准确。
　　其三，军事上，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但不过多消耗美国的财力。这就是一边增加国防预算，加大军事装备建设，抓好军队建设；另一边则只对对手施以高压，但不轻易卷入消耗大的军事行动中。
　　其四，策略上，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益。为此，不惜出尔反尔，损失信誉；甚至不惜不择手段地消耗对手实力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带有特朗普个人的特色。
　　我们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总体上是成功的。美国目前虽然由于退群和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惜逼迫盟国和盟友做出更多让步，使得国际信誉和领导力下降。但是美国也得到了很多实惠，经济和军事硬实力得到了加强。
　　经济上，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接受CNBC采访时,特朗普说：“自从我当选以来，美国股市已经上涨了近50%，如果当初是希拉里当选，我相信会下跌50%。”特朗普可能有吹嘘的成分，但特朗普上台以来，美股上涨了8000多点却是事实。
　　今年5月美国失业率降至18年来的最低的3.8%。美国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名列前茅的。3月1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对主要经济体增长的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9%，2019年料增长3.9%。其中，2018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7%，2019年料增长6.4%；2018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9%，2019年料增长2.8%;2018年欧元区经济将增长2.3%，2019年料增长2.1%;2018年日本经济将增长1.5%，2019年料增长1.1%。
　　军事上，特朗普政府将美国2018年军事预算增至6500亿美元，2019年不排除增至7200亿美元。65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具体包括：为14艘新军舰拨款238亿美元，为90架联合攻击战斗机拨款102亿美元，为24架超级大黄蜂F/A-18舰载战斗机拨款18亿美元等。美军的军事硬实力在特朗普任内将大幅度加强。
　　我们还应该预计到，特朗普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是灵活的，并不排除在盟国盟友的反对之下，或对手的反击之下改变策略。总之，他将一切从美国优先的原则出发，采取实用主义方式最大限度地追求美国利益。
　　抓住了特朗普新孤立主义的特点，再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就不难解释特朗普的各种行为，而且还可以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预判。以下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例1：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居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但特朗普也不放过。美国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还要通过提高从墨西哥进口商品的税收来弥补修墙所化费用；美国对全世界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和10%关税，不仅不放过欧盟和日本等盟国，连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不放过。预计美国将对其盟国、盟友、邻居采取一对一贸易谈判方式，各个击破逼其对美国更大让步。
　　例2：美国要求盟国多交保护费，预计还有可能撤销一些不太重要的军事基地，也减轻军费负担。与此同时却增加军费，刺激军事工业发展，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
　　例3：美国在利比亚采取了轰炸战术，而不卷入大规模地面作战。这种干预方式可能成为美国干预地区事务的新常态。
　　例4：美国油气基本自足之后，采取搅乱中东局势、提高油价的方式，一方面刺激国内油气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中欧日韩印等耗能大国的经济负担。为此，美国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将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预计，美国将会进一步搅乱中东局势，和其他有利于打击“一带一路”发展的地区的局势。
　　例5：美国尽可能减少承担国际义务，拖欠5亿联合国会费，先后退出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议》、伊朗核协议，并决定不再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订进程。预计，美国还将进一步推卸国际义务，以减轻负担。但不排除美国以符合自身利益为基础，以强硬的态度重新谈判加入各种国际协议。
　　由于特朗普新孤立主义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点，因此对于预测他的行为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什么才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况且很多内幕我们只能够靠猜测。但只要抓住特朗普新孤立主义的本质，对他的行为做出解释却是比较容易的。特朗普的一些看似荒唐的行为，在这个框架之下就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释了。我们将在以后用这样一个战略框架解读特朗普，并在实践中修正这个框架。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在这种“美国优先”的新孤立主义战略指导下，美国会对中国采取什么举措？
　　如果我们猜测到的美国大战略不错的话，可以肯定美国不会与中国开战。因为中国不会找美国打仗，美国对华开战，只能通过在中国周边挑衅引发。如通过煽动台湾独立，或在中国南海借航行自由挑衅中国，逼中国开战。但即便是在南海，美国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为中国借地利优势，可以充分发挥路基、海基、空基导弹和潜艇鱼雷的威力，甚至用无人机无人艇编队采取群狼战术，消灭美国海空军力量。而且，即便美国打赢了战争，既占领不了南海更无法将台湾变为其领土。因此，与中国开战绝对是得不偿失。
　　那怎么解释美国在我台湾和南海频频挑战中国底线呢？特朗普上台伊始就给蔡英文通话，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国会通过“2018国防授权法”鼓吹所谓“台美军舰互访”。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鼓吹“台美各阶层官员互访”。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2019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扩大美台高层军事交流和联合军演，支持美国对台军售和其它设备转让，发展台湾不对称战争能力”。特朗普政府对我南海的挑衅不仅频率大幅提升，而且挑衅程度也显著加剧。
　　这很好解释，因为特朗普采取的无非是所谓“极限施压”的办法。如果中国不知道特朗普的底牌，就可能会为了避免战争向美国低头或让步。但美国实际并没有消耗什么。打电话通过法案基本不消耗，卖给台湾武器不仅不消耗还赚钱。至于南海挑衅，量中国不敢主动开战，不时派几艘船过去捣捣乱，既鼓励了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与中国对抗，又给中国施加了压力，是很合算的。反正军舰闲着也是闲着，到哪里也是要搞军事演习的。
　　依照特朗普新孤立主义的特点，再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我们可以预测朝核问题不会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在美国，所以分析朝核问题的最终结果应该站在美国的立场，考虑什么样的结果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就会得出，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美韩与朝鲜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和平协议达成，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也许对美国未必有利。首先，迫使朝鲜彻底弃核需要给予朝鲜巨大的补偿才有可能做到，这是口抠门的特朗普不愿意答应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朝韩民族和解驻韩美军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韩国也未必再愿意美军长期驻扎。美国此时从韩国撤离，就失去了对中俄的制约，破坏了美国全球战略。驻韩美军撤离可能导致韩国投向中国和俄国寻求保护，对驻日美军构成威胁。
　　朝美首脑会谈也许会因朝韩的努力如期举行，因为特朗普要在表演中获取最大的政治资本。他不会将破坏解决朝核问题的罪名背在自己身上，而是要尽可能将这个罪名安在金正恩头上。目前，在朝鲜没有答应美国的弃核条件的情况下，特朗普还要与金正恩会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朝美首脑会谈也许是特朗普算计朝鲜的一个手段而已，特朗普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
　　不难预计，介于特朗普出尔反尔的一贯表现，朝鲜在会谈中是不可能同意美国提出的先弃核后补偿以及一次性解决朝核问题的弃核程序。因为朝鲜一旦按照“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弃核要求，拆毁所有的核设施，交出所有的核资料，解散所有的核研发人员，美国再出尔反尔怎么办？特朗普可是说翻脸就翻脸的，伊核协议说撕毁就撕毁了，朝核协议就不会撕毁吗？到时候，朝鲜如果敢于反抗，伊拉克和利比亚就是先例！
　　不出意料的话，朝鲜可能会提出按照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要求“分阶段、同步无核化”。美国如果不诚心诚意解决朝核问题，硬要坚持朝鲜先彻底弃核后再谈补偿，并且要求朝鲜除了完全解除朝鲜核武之外，还要完全解除化学和生物武器与弹道导弹计划，甚至临时再加码。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就有可能是故意迫使朝鲜退出谈判，把责任推到朝鲜头上。特朗普在朝鲜要求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的中间，退出伊核协议，很可能就是不让朝鲜放心地先弃核后谈判，逼迫朝鲜退出谈判，然后将破坏谈判的罪名加到朝鲜头上。
　　依照特朗普新孤立主义的特点，再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我们还可以预测美国与中国是否会打贸易战。如果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能够成功的话，中美贸易战是肯定要打起来的。因为如果把“中国制造2025”打掉，美国即便是做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只要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不起来，美国就有产业优势，中国就还得给美国继续打工。但如果美国的制裁无法把“中国制造2025”打掉，美国就不会与中国打贸易战。因为结果将是两败俱伤，让欧日韩澳印及俄罗斯得渔翁之利，加速美国的衰落。
　　依照目前情形来看，美国应该估计到与中国打贸易战是无法把“中国制造2025”打掉的。所以，中美华盛顿会谈美国收回了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要挟。但为什么十天之后，美国就出尔反尔了呢？这无非是特朗普式的谈判技巧，利用一颗弃子（打压中国高科技）获取更多的利益。果然，在刚刚结束的中美第三次贸易谈判上，中国对美国又做出让步。
　　美国依然没有松口收回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的要挟。但由于中国心理有底，于是单方面发表声明，反要挟美国。声明说：“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双方相向而行、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中国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美国又出尔反尔再提加征关税，中国只好收回已经对美方作出的让步，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
　　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的话，特朗普会顶住各种压力，不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即便开打，也会想方设法将之停止。因为中国有制约美国的杀手锏，这就是14亿人口的大市场。美国一旦丢掉这个大市场，将加速衰落。6月7日传来消息，美国商务部与中兴达成新和解协议，以罚款代替禁令。美国不再封杀中兴，基本可以证实美国不打算与中国打贸易战了。
　　我们再来预测美国是否会与中国打冷战。有学者担心，如果中美出现全面对抗，中美之间有可能进入冷战状态。美国有可能重返TPP，同时和欧洲搞TIPP，然后架空WTO。因为中国不是TPP、TIPP的一份子，这就等于美国重新建一个世界经济贸易的规则和体系。我们过去几十年所做的融入世界贸易的努力，可能要付之东流了。
　　我觉得，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美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对中国发起冷战了。
　　首先，美国如果要重新加入TPP，必然又重回多边主义老路。但要当老大，就必须拿出个老大的样子，给弟兄们一点甜头。而特朗普正是因为看到美国已经给不起弟兄们甜头了，才退出TPP的。
　　而且，即便特朗普重回奥巴马的老路重新加入TPP，其对中国围堵的实际效果也值得怀疑。因为中国虽然名义GDP低于美国，但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制造业总量更是美欧日韩之和。中国的购买力随着开启加大内需的举措，也将会超过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国家会跟着美国混？
　　事实上，日韩已经厌倦了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很快将重新启动。美国给日韩多少好处，才能够制止日韩与中国合作？RECP谈判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美国想要阻止RECP需要给东盟十国以及澳新印日韩多少好处才能够将之破坏？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已经使沿线很多国家受益，美国需要给这些国家多少好处，这些国家才会退出？
　　所以，即便是特朗普重回奥巴马的多边主义，也无非是与中国的国际战略产生竞争而已，美国是没有钱财收买人心破坏中国的计划的。美国只会采取搞破坏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多边合作机制。
　　比如，美国在东亚挑起事端，破坏中日关系或中韩关系，从而破坏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美国在南海或东南亚挑起事端，破坏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关系，从而破坏RECP的谈判进程。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近来加大对南海的巡航，目的恐怕就在于此。RECP如果建立，亚洲经济又将迈向一个新台阶，这对欧美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再比如，美国把中东搅乱遏制“一带一路”向中东延伸，迫使中国的“一带一路”绕道而行。同时，抬高油价并打击中国在中东的投资项目。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将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目的之一大概就在于此。美国类似手法也可能在中亚、非洲等地实施。因为美国军力还是世界第一，在世界各地都有军事基地，这是中国所无法与之抗衡的。美国应该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不择手段地破坏对手的崛起。
　　美国的新孤立主义对中国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蕴含着机遇，这就是中国可以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收缩，扩大我们的影响力。中国将尽可能团结世界各国，抵制美国逆全球化的举措，抵制美国搅乱中东的企图。美国的退群，也将有利于中日韩自贸区和RECP谈判的进展，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也将有利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更加团结，有利于破解美国搞的亚洲小北约和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包围；有利于中国在G20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以上只是笔者对美国大战略的猜想，是否正确还有待事态的发展进一步验证。

来源时间：2018/6/19   发布时间：201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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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勇  来源：爱思想

　　摘要：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3月公布“301”条款调查报告标志着对华贸易战的开始，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新阶段，经贸摩擦的结局将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探讨问题包括：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对华贸易战受到哪些国际与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可能前景有几种？贸易战的结局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作者认为，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来自于美国对中国全面崛起的恐惧不安、国内中期选举压力及特朗普本人丑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存在不确定性并可能失控升级，如两国不能加强彼此理解，恢复建立战略信任关系，中美关系有可能朝“新冷战”方向发展；中美开展在全球治理架构下的有效合作是未来两国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务实途径。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 美国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 全球治理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3月23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301”条款调查报告，提出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同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并购，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中美贸易战及其发展前景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呈现一种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中美两国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你中我有，我中有你，双边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另一方面，两国关系的竞争性似乎在不断上升，尤其是本次“301条款”调查报告直指《中国制造2025》，美国试图削弱或迫使中国取消促进技术创新升级的产业政策。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对华贸易战政策受到哪些国际与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具有几种前景？在中美合作与竞争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美经贸摩擦、双边关系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新冷战”，促使关系回到19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中美双方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加强战略沟通，解决战略信任“赤字”的问题，引导双边关系走出“新冷战”的阴影？
　　一、美国“301条款”调查与对华贸易战：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3月23日凌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对华“301”条款调查报告，特朗普总统基于该报告签署总统行政备忘录，指令有关部门对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301报告》认为，中国的利用外资的政策限制外国企业的所有权，如要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股权限制与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对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施压，“强制”美方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2] 特朗普备忘录名为反击中国的“经济侵略”，十分危言耸听，反映了特朗普及其团队对当今世界与国际贸易秩序的扭曲看法，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危险定位。美国执政团队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进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期，其“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正常国际贸易秩序。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早已开始。2018年1月23号，美国对自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太阳板及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临时性关税。3月8日，美国宣布“232”条款调查结果，宣布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进口钢铁制品和铝制品分别课以25%和10%的重税。3月23日，美国在宣布对华“301”报告的同时，又宣布对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经济体钢铝产品的关税“暂时”豁免至5月1日，该贸易制裁措施意在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即强迫有关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站队表态。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以来，将贸易制裁的大棒首先抡向自己的贸易伙伴，包括自己亲密的盟国，被认为没有策略与章法，现在他开始将火力集中于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新贸易战略。有趣的是，美国公布的“豁免”清单并不包括日本，原因有几个，包括美日之间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希望通过达成美日双边协议解决相关问题，同时也看日本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如何表态。显然，美国的做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日本政府表态称要在WTO框架下针对中国所谓的“强制”转让知识产权问题与美国采取一致的立场，至少做争端解决机制诉讼案的“第三方”出现，表达了对美国立场的支持。[3]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301”条款行动，主要是依照美国国内法《1974年贸易法》，而不是WTO的相关规则。《1974年贸易法》所谓“301”条款规定，如果来自美国的商品、投资在其他国家遭遇所谓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等歧视性对待，美国有权力终止贸易协定，采取惩罚性措施迫使他国改变政策，手段可包括终止贸易协定、增加各种进口限制等等。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进行“301”条款调查，从美国厂商、产业协会与商会组织等机构收集信息，最后公布的调查报告集中指控中国“强迫”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向中方企业转让技术，为此指令有关部门向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美国对华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做法是其特朗普上台后确定的“美国优先”对外经贸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特朗普上台伊始即挥舞制裁大棒，几乎敲打了其所有经贸伙伴，首先从其北方邻居、盟国加拿大开始，然后是南边的墨西哥，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加拿大公众内心愤怒，但对特朗普敢怒不敢言，他们想到的办法包括通过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邻居联系特朗普及其家族成员做工作，也包括通过与加拿大经贸关系紧密的各州政府向联邦政府“喊话”。[4]
　　特朗普希望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继续打“中国牌”，保住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中的多数席位。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他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认识到在东北部、中西部十几个所谓“摇摆州”打“中国牌”是十分奏效的。所谓“摇摆州”在美国选举中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争取的对象，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吸取了2016年大选的教训将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争夺。它主要包括两类州，一类是所谓的“铁锈地带”州，围绕五大湖地区的过去的重工业区，现在经过去工业化发展，失业率较高；另一类是观念保守的州，以农业州为主。2016年特朗普获得大选胜利，关键因素是在“摇摆州”打了“中国牌”，挖了民主党的墙角；再加上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释放的大量谣言，动摇了选民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信心。不过，大家知道，特朗普上台后并未马上兑现竞选时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他对“摇摆州”选民的解释是，解决朝鲜核危机需要中国的合作，必须把经贸问题放到一边。[5] 现在对朝鲜施压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举行美朝首脑会谈，中国的角色已经完成，现在可以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兑现所谓的“承诺”了。
　　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制裁威胁，中国方面坚决斗争，给予了强硬的回应。在美国公布“301”条款调查结果并宣布将向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同时，中国宣布针对此前美国“232”条款调查措施，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估计，美方措施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钢铁与铝制品的影响约30亿美元）。与此同时，按照WTO规定，在“232”条款问题上，中国要求与美国举行双边磋商，美国表示措施有正当理由，符合WTO相关规定而加以拒绝，因此中国4月4号宣布实施30亿美元报复清单。4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中国的1300种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强调对美回应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针对美国大豆、高粱等输华农产品，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及化工品等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4月5日，特朗普批评这些措施“不公平”，并威胁额外对总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开征关税，称已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研究具体细节。[6]
　　显然，美国301措施主要针对201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标，即中方强调重点扶持的十大新兴战略产业，包括大飞机、高铁、新材料、人工智能、医药机械等等，但这只是中方的产业规划，尚未形成出口优势，受到美国制裁清单影响更大的是日韩美等在中国投资生产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它们生产的高附加值零配件、原材料，这些零配件与中间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市场。[7] 由此可以预见，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外资企业下一阶段将会受到较大影响。美国延长500亿制裁清单听取公众意见两个月，也即如果双方到5月底无法达成妥协，双方500亿制裁与反制裁清单就可能得到执行。美方的最终产品清单预料须经过公众咨询和审视，约两个月后实行，中方的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尚未公布。
　　美国当前在对华贸易战上采取了单边主义加多边主义“双管齐下”的做法。在“301”条款问题上，3月23日，美向中方正式提出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的磋商请求，指称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许可条件的措施不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有关规定。与此同时，在钢铁、铝制品贸易问题的“232”条款调查上，美方又拒绝中方提出的WTO框架下的磋商请求，迫使中方实施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美国301条款磋商请求发表谈话，指出中方对美方磋商请求表示遗憾，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妥善处理。中国驻WTO大使张向晨指责美国违法WTO规则与美国自己的承诺。[8] 分析看来，美国目前企图采取单边与双边措施共用的“双管齐下”的打法，其动用“232”、“301”条款调查均属于国内法，虽然违反WTO成员的义务，但是，具有更大的威慑力，但同时也意识到一味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将招致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对，将置自己于十分不利的国际舆论地位。于是，美方请求磋商，试图为单边主义的做法加上一层符合WTO规则的“保护色”。当然，对中方来说最为有利的方式是通过WTO途径解决中美经贸纠纷，但是，美国可能没有此耐心，因为WTO争端解决机制费时费力，另外，更为重要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目前7个大法官中有3位法官职位空缺，目前美国阻止第4名新法官的任命,在这种情况下，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可能空转，而给予美国采取单边措施的“借口”。中美知识产权纷争能否在WTO框架下解决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应当做好“两手”准备。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目标分析
　　由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上台伊始即拉开全面贸易战的架势，挥舞大棒对所有贸易伙伴进行敲打。但是，不少人都有一个疑问，美国通过发动对华贸易战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很多官员、专家都存在困惑。我认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对华目标日渐清晰，从当初一味地抱怨美国贸易赤字，逐渐纳入更加长远的战略考量，也即在制定对华目标时受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以下作者称之为“一石三鸟”的对华贸易战三大目标，以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从而巩固自己的国内政治地位：
　　第一个目标，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配合，大幅度缩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按照美国的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特朗普通过发推特（美国公众给他一个称号“推特总司令”）要求中国缩减逆差1000亿元。这是一个天量数字，要求过高。他的考虑主要是针对2018年年底的中期选举，通过要求中国降低巨额贸易逆差，他可以起到增加美国出口，拉动就业的作用，从而巩固共和党在“摇摆州”的选票。根据外媒报道，美方向中国提出了几个要求：（1）要求中国大幅度增加从美国的能源进口，特别是液化天然气。美国成功进行了能源革命，已从过去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变成了页岩气油的生产大国。中国成为最大的海外能源进口国家，需要美国的能源，中国的订单从沙特、澳大利亚转些到美国即可。（2）要求中国芯片进口订单从中国台湾、韩国转一部分到美国，增加从美国的芯片进口。中国是芯片进口大国，半导体产品广泛用于电脑、手机、冰箱、汽车等各方面，存在巨大的对外赤字。有趣的是，美国主要媒体站出来否认，芯片订单转移并非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给中方信上要求的，而是中方主动提出来的。[9]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善用媒体为自己造势，他担心这一要求可能令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不高兴，从而在贸易战问题上与中国站在一边。
　　第二个目标，要求中国大幅度开放市场，改善美国企业在华市场准入条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工商界抱怨中国市场越来越不开放，在政府采购上偏向中国国有企业，外企无法拿单；中国以“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名义，加强对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准入的限制，尤其是在信息产业与相关服务业等受到更多限制。[10]
　　美国很多人士认为，中美市场开放存在严重不平衡、不对等。比如，他们经常讲的一个例证是阿里云，阿里云在在美国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登记、注册、运营，为美国企业提供云服务，但是，美国云服务公司则因“国家安全”的理由无法在中国运作。
　　因此，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工商界在讨论中美经贸关系时越来越集中于所谓“对等”（reciprocity）的概念，在中国加入WTO谈判时该概念曾翻译为“互利”，这一概念对中国领导人与公众来说自然可以接受，但是没有一个市场“对等”开放的含义。[11] 长期以来，由于中美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美国并不要求中国产业“对等”开放，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竞争力得到较大提高，美开始要求“对等”开放，反映了其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一个大方向。当然，美国内部对该概念如何落实于政策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说法难以落实，因为中美两国产业情况完全不同，很难要求“对等”开放。
　　第三个目标，美国方面要求中国改变当前补贴新兴产业的政策，甚至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放弃所谓“不合理”的“强制”外资企业“转让技术”的做法。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思路，即“以市场换技术”，中国开放市场，外资企业转让部分技术予中国企业。但是，多年来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主要是中国地方大，各部门、各地方竞争激烈，外商投资企业在谈判中获得了很多优势。一个明显的例外是高铁，它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即通过铁道部对外商进行集中谈判，将所有订单抓在自己手里，再与外资谈判，谁愿意转让技术订单就给谁。据说，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第一年谈判时不愿向中方公司转让技术，结果未能拿到一个订单，负责谈判的人员回去后即被撤职。第二年西门子在转让技术方面开出了比加拿大、日本企业更好的条件，拿到了较多订单。通过消化吸收外资公司的技术并加以再创新，中国的高铁获得了快速发展。美国与西方没有公开说的是他们担心“高铁模式”再现。所谓“高铁模式”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与消费潜力，用订单来吸引西方的公司“自愿”或“不得不”转让技术，中国公司对转让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建立中国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他们担心，中国今后将“高铁模式”在所有行业加以推广，从而推动中国制造技术跨越式快速发展。据统计，2017年中国消费市场的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消费市场规模[12]；中国中产家庭的数量超过美国总人口；中国建起了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7.5亿台移动设备入网，市场潜力无限。
　　面对中国日益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与西方工商界的不满情绪似乎越来越强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认为中国对外企施加了更多的市场准入限制，他们的产品难以打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在政府采购等方面，偏向本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二是他们担心《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产业政策对西方产业与企业造成的冲击。他们的说法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中央设定目标后各地方政府积极跟进，纷纷出台本地的配套方案，结果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又造成出口倾销，从而扭曲全球价格与国际贸易秩序。[13]这些担心从美国、西方产业的角度看也有其道理，至少提醒我们警惕产业政策如果执行不当，可能产生规划重复、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的消极后果，毕竟中国作为体量庞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感知。
　　美国“301条款”调查报告的主要指控包括：通过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即合资要求，强制外资企业转让技术，这是一个核心机制。外资企业在与中国国有企业谈判合作时由于受到股权的限制而处于谈判的下风。报告主要指责中国发改委和商务部共同设立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设定所谓鼓励、限制、禁止进入等目录，实际适当是在推广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报告提到国资委肯定的“长安模式”，即在汽车领域外资企业只有转让技术方能进入中国市场进行生产销售，外资企业担心这一“长安模式”扩展到其他产业。报告指责中国在飞机制造相关产业的种种规定，如外资与大飞机C919项目相关的生产，从发动机至主要电控系统等，外企要想拿到中国采购合同，必须与中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转让技术联合生产。
　　报告还指责中国的行政审批与许可程序有可能造成美国公司的技术秘密与敏感信息的外泄，比如在公司年审、年检或登记注册时，这些敏感信息包括原代码、软件等有可能泄露出去，甚至由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泄露给中国国企。另外，就是担心中国企业仰仗雄厚财力在欧美国家进行大肆公司收购，从而妨碍美国与西方国家企业与产业的竞争力。
　　报告最后指控中国企业通过网络等手段“盗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301”条款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利用情报资源促进中国国有企业的商业利益，却有损外国合作伙伴和竞争者的利益。美国政府获得的证据表明，中国利用网络工具来达到产业政策与科技发展的目标。[14]
　　针对美国301条款报告的指控，中国官方进行了回应。2018年4月4日，商务部王受文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会代表中国政府做出回应。首先，美国违背了自己多次作出的不再使用“301调查”单边认定其他国家做法是否违反WTO规则的承诺。作为WTO成员，美国有义务依据世贸规则与争端解决机构来处理相关纠纷。其次，美国指责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没有事实根据。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外国企业必须转让技术给中国合作伙伴；中国存在一些行业外资进入时需要进行合资的要求，这符合WTO的规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希望外资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完全符合WTO规则；外资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完全依据契约，是一种彼此自愿的经济对价行为，政府不应干预。第三，《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公开透明开放的，其目的在于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一些战略指引与信息指导，中外企业都可以参加。计划提出的一些指标主要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并非强制性任务。实际上，很多国家均有类似指导性指标、指导性规划。[15]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成因与双边利益分配
　　中美经贸利益分配从总体上讲是平衡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生意。美国政客大肆炒作中美贸易不平衡，宣传美国在对华贸易中吃了大亏，自然是别有用心，企图将中国当成“替罪羔羊”，转嫁国内社会政治矛盾。因此，客观分析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根源就变得十分重要。
　　美国对华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美国长期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致使中美比较优势无法充分发挥。中美是天然的贸易伙伴，因为两国优势互补，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农业、能源和高新技术产业等美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产业，但美国长期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同时也包括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考虑，尽管美国官方不承认）的考虑，自1980年代起，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出口技术必须保证美国在技术上要领先一到两代。[16] 有美国研究机构发现，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17] 只是美国政府不愿承认这一结果，它支持的一个研究报告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美国对华出口的影响不到1%。[18]
　　第二，美国人长期“寅吃卯粮”，储蓄率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二十年美国储蓄率达到空前的低水平。与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30-40%甚至更高的储蓄率，美国储蓄率只有2.5%左右。由于长期低储蓄率，美国人长期过度消费，维持高额贸易赤字已成美国经济常态。而中国等高储蓄率国家，储蓄主要用于投资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之所以能长期做到这一点，归结于美元霸权与美国居于霸主地位的金融业。美国推动金融全球化，带来了美国“独享”的消费地位。[19]
　　第三，现行WTO统计规则过于陈旧，贸易统计仅基于所谓“原产地”规则，无法适应1990年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新现实。WTO、OECD与中国政府等提出建立基于“本地增值”的新统计规则，但是未有协议也未实施。比如，中国对外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多半：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企业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企业则从产品研发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苹果手机是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最典型例证，中国工厂与工人只得到5%的本地增值，但是，出口至美国的整机价值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建立“本地增值”为基础的统计规则，就是要挤干统计水分，还原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真相。
　　另一个说明美国贸易格局在过去近30年中没有太大变化的例子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与太平洋沿岸经济体的贸易总量并未出现太大变化，只是由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向中国大量转移生产线，致使中国的加工贸易异常繁荣，导致中国在美太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扩大，到2013年，美国自太平洋沿岸国家进口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中美贸易关系带有鲜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但是，美国政客往往不听多数经济学家的解释与劝告，肆意炒作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数字，达到自己狭隘的国内政治目的。为此，中国加强对美国公众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真相的宣传十分重要。美国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中国没有很好地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当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中国应努力澄清外界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误解。他指出，特朗普号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有5000亿美元之多，但真正的数字是3750亿美元，而且这是基于在中国的附加值计算出来的，实际情况比这个要低40%，可能只有2500亿。史蒂芬•罗奇指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应该把事实，以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更好地解释给全世界听。”[20]
　　中美两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贸合作的奇迹，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2017年将近7000亿美元，双方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大体平衡。这些成就表现在以下方面：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货物贸易增长了207倍,达到将近6000亿货物贸易总额，加之服务贸易1000多亿。中国经济在获得巨大的出口、就业、技术、人才等方面利益的同时，中国应成为美国海外成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出口的26%波音飞机、56%大豆、16%汽车、15%农产品和15%集成电路卖到中国。中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农产品、汽车和集成电路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1]   在服务贸易方面， 中国处于逆差地位，来自中国人的旅游、教育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收益，总共有266万人次到美国旅游，有36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中美投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平衡：中国在美国非金融类投资2016年为500亿，中国投资遍布44个州，为美国创造10万就业岗位。[22]
　　中美之间经过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业已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双边关系有比较牢靠的经济基础。尽管有贸易战的风险，但是，中美关系巨大的利益纽带将可能防止冲突与摩擦“失控”。与俄罗斯、俄美关系相比，中美经贸利害关系要远远高于美俄关系。比如，中美有将近6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而美俄贸易只有150亿美元，且在能源、资源能领域存在竞争的关系。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与中国不能同日而语，俄罗斯GDP目前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GDP。经贸份量不足是美国与西方敢于对俄罗斯进行集体制裁的最重要原因。中美经贸摩擦已经通过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深刻影响到全球与地区经济的表现，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政府与生产商就十分担心中美贸易战的失控，因为它们作为中间商品提供商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说，认识到中美经贸关系已经不单是两国经济的事，更是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的故事。
　　四、中美贸易战的深层次背景探讨：全球力量对比与国内政治动因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处于相互适应、相互塑造的过程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最主要的表现，全球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转变，中国崛起势头加速，国际地位上升明显；中美等主要大国都在进行自我调整，对经济全球化给国内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调整，国内调整措施又外溢至国际领域，造成对国际关系的冲击。
　　美国与西方对于中国崛起、国内政治的调整越来越关注。他们注意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但到2017年中国GDP总量就是日本GDP的3倍。安倍政府主动提出改善中日关系，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最重要的背景。美国与西方对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变化的方向高度警惕恐惧，担心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崛起会改变国际规则与体系，侵蚀自己的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他们担心，中国、俄罗斯正在挑战二战有建立的、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该体系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后急剧衰落。
　　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与中国国内政治调整，增加了美国权力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担心与恐惧。根据有关预测，2027-2030年中国GDP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没有太多悬念。在这一前景刺激下，美国对华强硬派日益活跃，他们批评中国领导人及其对外政策“普京化”、“俄罗斯化”；批评美国对华温和派、“接触派”与国际建制派，说他们将中国“搞错”了，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在政治上并未发生美国希冀的“民主化”变革，相反美国人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开始“威胁”世界了。在美国对华强硬派更加强硬的同时，对华温和派、对华接触派、国际建制派现在也开始反思过去对中国的看法，很多人开始表达对中国政治变化的失望态度，有的甚至主张对中国强硬应对，代表人物包括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谢淑丽（Susan Shrik）、华裔智库专家李成等人。总之，美国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在特朗普与国内问题上分歧巨大，但目前在中国问题上调子越来越一致，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笔者的看法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对中国的看法仍在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与可塑性，中方应当多做说明、解释工作，消除对中国政策发展与调整的“误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看到美国与西方出现了种种新“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大体包括中国军事安全威胁，中国军备增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中国发展模式特别是所谓“专制”、“极权”发展模式的崛起，如压制维权律师、严管互联网等，挑战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的产业政策推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威胁全球市场经济，导致国际产能过剩、价格扭曲；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是“另起炉灶”，要建立平行的国际体系，这是对美国领导国际秩序的威胁；中国对外扩张影响力，打造“软实力”，实际是一种所谓“锐实力（sharp power）”，孔子学院、华人社团与华人学者等都是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工具。“新中国威胁”论如果不打破，将对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声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贸问题，它涉及到中美全面关系的调整和变化。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改变了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的《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评价同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合作”，称中国为“战略伙伴”。2018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首次将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列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报告将对华经济关系定性为主要安全威胁之一，以及对现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西方大国确立的全球秩序”的挑战。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已发生战略转变，华盛顿已从吸引中方合作以图改变其政策行为的政策转向“遏制”中国的政策，当下贸易战可能只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第一步。
　　对中国发展担心上升，不仅限于美国，欧洲对中国的不安也在提高。欧盟主要大国警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企业并购欧洲技术公司的现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8年3月1日刊发表了题为“西方如何看错中国”的封面文章，提出中国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中国从“专制”走向“独裁”，证明西方过去25年将中国看走了眼， “中国的这一重大变化证明西方对中国25年的赌注失败”。为此，文章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应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称“容忍不当行为并奢望中国会变得更好，这是不合理的。西方勉强容忍中国滥权的时间越长，将来挑战他们的危险就越大”。[23] 出于对中国与中东欧合作“16+1”机制的担心，德国外长要求中国遵守所谓的“一个欧洲”原则， 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时要“透明”、遵循欧盟的“标准”。[24] 澳大利亚一方面注重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从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是“大鲸鱼”，可能有一天将澳大利亚这条“小鲨鱼”给吃了。澳大利亚媒体掀起妖魔化中国的风暴，指控中国干预澳大利亚内政。[25] 所有这些发展都表明，随着中国的崛起、发展模式影响的扩大，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敏感微妙的时期。
　　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正在发生实质的变化，正从以合作为主的经贸关系变成以竞争为主的经贸关系。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变有更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因素。2018年为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朗普必须帮共和党候选人在关键的摇摆州拉票，唯有如此方可能保住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大打“中国牌”、与欧盟等国的经贸“摩擦牌”，企图兑现2016年大选时“承诺”，将工作岗位带回“铁锈”地带各州。更为重要的动因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通俄门”调查、脸书事件及特朗普个人丑闻的关注，特朗普企图制造一系列国际危机转移国内视线。对中国、欧盟大打贸易战，偏袒以色列扩大巴以争端，轰炸叙利亚，在伊朗核协议上威胁退出、恢复制裁等，都可以看成是转移国内视线、提高个人民意支持度的举措，从目前看特朗普的这些行动取得了效果，其个人支持率超过了同期奥巴马的支持率。[26]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扩大，美国与西方可能会采取以下措施，相关措施可能陆续出台，比如，加强西方国家间协调，加强G7磋商机制；在地区层次，有可能落实印太战略，试图建立亚洲版北约；加强国防开支，推动军队进一步现代化；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搞所谓“前置”通关措施，美国土安全部可能派员驻台；美国考虑重返TPP，在国际经贸规则上孤立中国，力图改变中国的产业政策等。
　　五、中美贸易战的前景
　　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会朝向哪个方向发展，目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笔者列出八种可能的前景供大家参考：
　　第一种可能性是中美相互发出制裁威胁，但是在谈判中相互妥协，双方后退一步，利用谈判解决分歧，避免了贸易摩擦的升级。这是1990年代美国利用“301”条款施加中国的模式，当时，中方除了一次没有公布对等的反制裁方案外，其他摩擦均公布了反制裁方案。据现场谈判人员介绍，中美谈判官员在中国对外经贸部大楼进行谈判，在规定到期日各大国际媒体都在焦急等待消息。早在规定时间晚上12点钟前达成协议，谈判大厅里已是欢声笑语，但为了刻意制造一种紧张气氛，新闻发布会直到最后一刻才召开。考虑到本次经贸摩擦起因复杂，加之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的特殊性，第一种情景的可能性是低至中。
　　第二种可能性，美国威胁制裁并将大规模制裁清单付诸实施，中国不肯让步，进行对等报复，贸易战不断升高。可能性是中度。
　　第三种可能性，美国威胁大规模制裁，中方部分满足美国要求，美国暂时满意，可能性中至高。
　　第四种可能性，美国大规模制裁导致美国物价上升，消费者与进口中间品成本升高导致民怨沸腾，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压力下妥协。中国输美产品物美价廉，是美国消费者的生活必需品；中国是国际价值链条的重要环节，中国产品价格升高，将导致美商进口中间品成本上升。这种可能性低至中度。
　　第五种可能性，美国实施对华制裁，但因“通俄门”、脸书事件、个人丑闻，特朗普本人被弹劾下台，中美摩擦得以缓和。这种可能性为低。
　　第六种可能性，美国对华制裁引发欧盟、日本、印度等跟进，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遵守WTO规则，开放市场，中国妥协。可能性低至中度。
　　第七种情况，中国在西方国家联合压力下不肯让步，宣布退出WTO，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以发展中国家与部分发达国家参加的新的国际贸易组织。这种可能性很低，因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是抵制美国单边主义压力的最有效手段。当然，极端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可能性低。
　　第八种情况，中美经贸冲突不断升级，导致全球股市大规模动荡，中美在世界压力下为挽救全球经济，达成妥协。这种可能性低至中。
　　以上可能情况中的不同因素可能相互交叉并同时出现，将影响最后的博弈结果。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具有很多的不可预测性。
　　六、中美关系的未来选择：修昔底德陷阱与全球治理合作
　　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美是否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及合作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中美之间到底是选择迎头相撞还是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加强对话，克服战略信任“赤字”是关键。
　　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国这样的新崛起大国的关系。怎样给中国留出发展的空间，让中国人感到美国是尊重中国的，真正落实美国政府过去的说法“欢迎”中国的崛起。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在中国周边地区维持将近400个军事基地和设施，中国人自然将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美国权力精英的反思是，过去“接触”中国的政策遭遇失败，它不愿意改变过去不平等对待中国的做法。一些人甚至提出从现在开始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战略。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对待美国这一守成大国？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政策发生变化了吗？中共十九大、2018年两会领导人的讲话与文件都坚持“和平发展”、“不称霸”的政策，中国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对外政策目标与动机非常明确。中国需要向美国进一步表明，中国的目标不是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致力于构建新的国际体制，而是继续推动中国与现有体制的深度融合，推动对现有国际体制的改革，扩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
　　中美未来关系面临两个前景的选择。一是加强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合作。中美可在全球治理框架、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维护共同利益。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于保持全球和平稳定、维护全球开放贸易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在过去较好地处理了彼此的关系，利害关系与共识都在不断增加，中美在G20框架内开展的合作取得不小的进展，美国也表现出一定的弹性让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另一个前景是所谓的中美经济逐步“脱钩”。部分美国人士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即中美经济“脱钩”，各自构筑自己的体系，未来可能发生严重对抗。两边摆脱相互依赖的关系，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可能回到冷战时期，即斯大林当年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脱钩”代价巨大，并非中美现实的选择，因为过去40年建立起来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脱钩”代价大。在世界经贸格局中，五年前美国是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7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仍然是70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130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变化说明中美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地位与影响明显上升。在国际安全领域，二战后美国构建的国际安全同盟体系没有什么变化，这一体系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其主导的国际安全同盟体系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新现实，构筑一个开放、公平、包容的新的国际安全体制是世界长治久安的要求与需要。
　　总之，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有众多共同利益，谁也离不开谁。美国对中国崛起感到不安、恐惧，不仅是两国经济军事实力的较量，也是社会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的较量，中美应加强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对话，消除误解。中美间国家治理模式，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产业政策等趋同与冲突双向发展同时上升，现阶段冲突大于趋同。中国发展变化过于迅速，美国很多人包括中国问题专家感到难以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当前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对等性、平等性在增强，中国在更强实力基础上与美国打交道，中美贸易战最终相互妥协的可能性更大，单方面妥协可能性较低。两国领导人的风格也对双边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中美双方必须了解，美国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离不开中国，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离不开美国。过去一百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始终在四分之一左右，未来也可能是这样，只不过中美间力量对比的差距在缩小。中美之间差异大，相互之间可以学习的地方很多，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十分重要。另外，由于技术竞争、战略竞争提前到来，中美关系未来不确定性大为增加，中美“新冷战”不能完全排除。从长远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与开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讨论、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应是代价最小的出路。正如中国“入世”后取得成就表明的，中国加大改革开放与美国的经贸要求并不完全对立排斥。最后，记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忠告，“中美要防止重蹈一战前英德关系的覆辙。” 他强调，中美领导人应该清楚认识到，中美两国谁都不能改变对方，都不要期望完全改变对方，最重要的是，要有智慧防止重蹈一战前英德关系的覆辙。[27]
　　[1] 本文是在作者于江苏省国际友好促进会与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扬子江论坛上发表的题为《中美贸易战与经贸关系前景》的演讲（2018年4月13日）基础上改写而成，作者感谢论坛主办方的支持。
　　[2] USTR，”Section 301 Report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March 22, 2018, see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3] 周远方：“欧盟、日本要求与美国一起向WTO状告中国”，观察者网，2018年4月6日，见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8_04_06_452830.shtml.
　　[4] Derek Burney and Fen Osler Hampson, “How Canada can win on NAFTA: Remain calm, ignore Trump’s bluster,  ” The Globe And Mail, December 22, 2017, see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how-canada-can-win-on-nafta-remain-calm-ignore-trumps-bluster/article37413248/.
　　[5] Robert Delaney and Zhenhua Lu，“Did Trump back-pedal on plan to hit China with trade sanction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5, 2017, see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05351/did-trump-back-pedal-plan-hit-china-trade-sanctions.
　　[6] Lingling Wei :U.S. Asks China for Plan to Reduce Trade Deficit by $100 Billio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8, 2018, see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tweet-on-china-trade-understates-u-s-demand-officials-say-1520514514.
　　[7] “一文读懂美国对华500亿美元产品征关税：剑指中国制造2025,“ 腾讯财经2018-04-04, 见https://finance.qq.com/a/20180404/006440.htm.
　　[8] 2018年3月26日，中国驻WTO大使张向晨在世贸组织（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上就美国“301”调查发言，谴责美国保护主义行径。发言全文见“张向晨大使在WTO谴责美国保护主义行径”，商务部网站，2018年3月27日，http://wto.mofcom.gov.cn/article/todayheader/201803/20180302724029.shtml.
　　[9] Tom Mitchell  and Sam Fleming, “China steps up effort to avert US trade war,"  Financial Times, MARCH 26, 2018, see
　　https://www.ft.com/content/1d56221c-30bb-11e8-b5bf-23cb17fd1498.
　　[10] 2017年8月，笔者在华盛顿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进行调研，访谈对象包括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商会、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以及主要智库。他们主要的抱怨是，美国企业过去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中国政府热烈欢迎美资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为他们不再受中国的欢迎。他们强调，近些年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来，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限制越来越多。
　　[11] Mark Magnier and Josh Chin, “U.S. Firms in China See Chance for Reset on Market Acces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16, 2017, see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firms-in-china-see-chance-for-reset-on-market-access-1487157708.
　　[12] 涂恬: ”美媒：2018中国消费力赶超美国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 中国日报网, 2018-01-12, 见
　　world.chinadaily.com.cn/2018-01/12/content_35491368.htm.
　　[13] 美国前贸易谈判苏珊 施瓦布（Susan Schwab）的观点, 见中国全球化智库（CCG）座谈会发言，2018年3月， 北京。
　　[14] USTR，”Section 301 Report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March 22, 2018, see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15] “‘中国制造2025’是透明的开放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8-04-04，见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7601/38181/zy38185/Document/1626850/1626850.htm.
　　[16]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第208-271页。
　　[17] 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5月25日，见
　　images.mofcom.gov.cn/us/201705/20170526035246599.pdf.
　　[18] 同上。
　　[19] 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原因、影响、展望及应对”，财经_腾讯网，2018-03-24，见
　　https://finance.qq.com/a/20180324/012801.htm.
　　[20]  “中美‘贸易战’第二天 楼继伟库克等大佬说了啥”，《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3月24,见 http://domestic.firefox.sina.com/18/0324/19/50ZQMSHD9PN71EWB.html.
　　[21]  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5月25日，见
　　images.mofcom.gov.cn/us/201705/20170526035246599.pdf.
　　[22] 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5月25日，见
　　images.mofcom.gov.cn/us/201705/20170526035246599.pdf.
　　[23] “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 Economist, March 1, 2018, see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37517-it-bet-china-would-head-towards-democracy-and-market-economy-gamble-has-failed-how.
　　[24] James Kynge and Michael Peel, “Brussels rattled as China reaches out to eastern Europe,”
　　Financial Times, Nov 27, 2017, see https://www.ft.com/content/16abbf2a-cf9b-11e7-9dbb-291a884dd8c6.
　　[25] Christopher Walker, “‘Sharp power’ on the rise but democracies are missing the point,” The Australian, February 6, 2018, see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world/sharp-power-on-the-rise-but-democracies-are-missing-the-point/news-story/65addb0a63c975fda118a040e09771ca.
　　[26] Rebecca Perring, “Donald Trump’s approval ratings HIGHER than Obama’s at this stage in his term,” Express(UK newspaper), Apr 3, 2018, see https://www.express.co.uk/news/world/940784/Donald-Trump-approval-rating-poll-Barack-Obama-US-president.
　　[27]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斯坦伯格2010年9月12日参加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在日内瓦召开的全球战略回顾会议上的言论，该次会议 基辛格的演讲全文，见“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Global Strategic Review Speech,”
　　IISS, September 10, 2010，see https://henryakissinger.com/speeches/091010.html.

来源时间：2018/6/19   发布时间：201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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