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隔壁老王  来源：隔壁老王的结构性思考

　　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
　　16日凌晨，中国决定对美国的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进行榫对榫卯对卯的反击。
　　贸易战正式开打。看得见的战争只是少数军人参与，看不见的贸易战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被卷入其中。由于中国一定会输，所以我们还将面临不小的损失。
　　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场战争，然而却还是发生了。双方对对方都存在非常严重甚至彻底错误的判断。
　　首先，《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的（等价反制措施）不会实施的。最多的象征性的，美国出500亿，它出个50亿。中方非常明白，500亿美元清单对双方总量而言，触动都不会太大”。“中国从美国进口每年也就是1,500亿（美元）左右。双方如果（互征关税）不断升级到1,500亿后，中国就没什么可以用的了。但美国从中国进口远高于这个数字。所以它反制是行不通的，除非完全不与美国做生意了。”
　　其次、中国方面认为、上一次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来访、中国已经发布关于增加采购700亿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声明、美国应该满意了、贸易战不应该再开打。
　　可500亿美元商品的加税还是到来了。躲也躲不过去，而且，中国也决定了、以榫对榫卯对卯的方式宣布500亿美元商品的反击。不由得不令华尔街大跌眼镜、严重吓尿。
　　不得不说，天真的老美，对于中国政府的决策链、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误判。
　　什么是决策链
　　关于决策链、可能有些读者还有一些不明白。笔者举一个例子来形象表述一下。
　　1945年、日美太平洋战争进行到尾声阶段。此时有三件大事依次发生：
　　1、美军从塞班不断起飞B-29轰炸机，使用燃烧弹，焚毁一个又一个日本城市。
　　2、随后美军又拿下冲绳，并向广岛（8月6日）和长崎（8月9日）分别丢下原子弹。
　　3、随后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进攻关东军。同时在长崎丢下第二颗原子弹。
　　这三件事对于日本中枢决策是否要进行战略投降的影响，我们分为文官、天皇和军人来考察：
　　1、日本文官包括首相、内阁成员和部分退役军人。与军方有密切关系。并不十分关注民生。因此，在大规模火袭接连焚毁日本城市，日本平民目标的易毁性升至最高时，日本政府虽然表示重视人民所受的痛苦，但并未改变其绝对不考虑投降的立场。
　　当美军对广岛（征兵中枢）和长崎（转运中枢）这两个城市丢下原子弹后，文官们立即意识到、日本军事目标已经完全暴露在美军火力之下、即将全部被美军摧毁殆尽。这时、他们才主张立即投降。
　　2、天皇在二战中并不实际过问国事。一直到45年6月8日，仍完全同意本土决战的构想。也未提出投降主张。但在6月20日到7月初，开始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敦促首相派遣特使前往苏联，进行有条件的投降的接洽工作。而原子弹丢下后，天皇立即命令外相东乡去要求首相铃木做出终战安排。
　　3、在日本决策过程中，军人享有的权力最大。而陆军又比海军占优势。在陆军中，从陆相到士兵、无不主张奋战到底。在45年6月之前，陆相阿南惟几表示，虽然冲绳陷落，但日本仍保有所征服土地的大部分，并未战败。所以、只是希望做出有条件的投降甚至妄想媾和。
　　至于原子弹丢下、对于军方来说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报销的都是平民，或者次要的后勤支援军事单位。认为只要恰当封闭消息，就可以减少甚至完全消除原子弹对国民和军队的负面影响。
　　然而，当苏军攻击关东军开始后，军方才认为抵抗已经失去意义，决定彻底投降。不得不说、日本军方是真正完全不具备任何的预见性、也不具备决策的灵活性的顽固团体。他一定要刀子切到肉上，鲜血开始喷出来、才觉得大事不妙的。否则对他们来说都不叫事儿。
　　如果我们把战争进行和文人、天皇、军方的投降态度做个表格，那么就是这样：

　　可见，日本平民真的是很倒霉。当燃烧弹掉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当孩子和老人在火中挣扎、翻滚嚎哭的时候，文官是无动于衷的，当自己辛苦多年积攒的财产付之一炬、接下来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时候，天皇是不闻不问的。
　　只有原子弹丢下之后，文官和天皇意识到无力对抗这种大杀器的不对称打击，才产生了立即投降的冲动。而此时、军方还在试图掩盖事实、封锁消息、试图再战。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苦难还没有降临到这些赳赳武夫身上，就无法感同身受、不会产生终结错误的意愿。
　　只有苏军对盘踞东三省的关东军动手的时候，日本军方才终于承认，怎么也打不过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这才悻悻然放下军刀。
　　可见，东亚民族的决策链条有其特有逻辑。从平民到文官到天皇到军方，抵抗意志依次增强，为国尽忠的意愿依次加强。只有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会梦如初醒、发现应该终止了。
　　可是其实，日美太平洋海战，难道不是在1944年7月马里亚纳陷落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吗？日本为什么非要打到苏军进攻关东军才忽然警觉自己会失败呢？
　　其实再细究一下，难道不是在取得奇袭珍珠港胜利的那一天，日本就已经注定失败了吗？关于这一点，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有着非常清晰的预见。日本和美国当时的GDP总量有11倍的差距。日本在大战中一艘重型巡洋舰都没造出来，战列舰造了两艘，还是战前很久就开工的、航母造了15艘。可是美国造了10艘战列舰、32艘重巡、150艘航母。日本和美国打一场全面战争，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非要真的把这些船都造出来，拉到海上打一打，才能明白15艘干不过150艘吗？非要死掉几百万人、才能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吗？
　　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美太平洋战争，以美军独立歼灭99%的日本海军和70%的日本陆军、美军获胜为终结。（日本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飞行力量分散在陆海军，称为陆航和海航））。日本军人死180w，伤700万，平民的伤亡和财产经济损失不计其数。
　　这个结果，在最初统计两国GDP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办法预见吗？
　　日本人、实在是惊人的愚蠢。所有日人、就看着自己的国家一点一点的、滑向最终毁灭的深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结果、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其实我也没必要先出头、要死大家一齐死。反正现在燃烧弹还没有丢下来，还可以蹦跶好久呢。
　　日本人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心理。日本老百姓听信了政府宣扬英美=畜生的言论，被绑在战车上、没有了自由、失去了财产，丢掉了性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才最终随着日本投降而被解放。
　　决策链底层
　　现在我们把话题拉回到贸易战本身。前面啰嗦了半天的决策链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他就在双方公布的商品清单里。
　　如果我们认真看下这份商品清单，会发现，我们制裁美国的500亿商品，
　　1、13页各种食品的清单。包括大豆、牛肉、鳕鱼、干果、水果、鸡肉、鸡杂、烟、酒。
　　2、1页各种排量和类型的汽车清单。
　　3、4页关于煤和原油及提炼品清单。
　　4、半页医疗设备清单，比如核磁共振设备。
　　除了占比重实在太低太低、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煤、原油、医疗设备之外，其余两类商品，全部都是在国内直接消费掉的食品和汽车。
　　也就是说，贸易战主要承受压力的、就是老百姓的。特别是食品。大豆价格提升，几乎所有食品价格都会涨。换言之，这500亿加税、最终加到谁的头上？平民。
　　清单上没有出现任何可以用于再生产的零件比如芯片；或者工具，比如精密机床；或者原料，比如高等级钢材。
　　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芯片有2000多亿美元，其中很多采购自美国，为什么不加税？因为要等着联想、中兴、华为、把这些芯片组装成机电设备、再卖给美国、收回美元。
　　中国政府一直给很多高科技企业发放补贴和出口退税。比如联想的笔记本在美国卖800美元，在国内卖9000多人民币，而800美元的配置反而还要高一些。美方认为中方给这些产品补贴、用来使中国产品具备不正当的竞争力、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问题在于、国家给这些企业的补贴全是人民币。等于我们用9000人民币，让老美买800美元的笔记本、美国企业失去了市场，中国老百姓来说就是通胀。因为有人系统性地用11：1的汇率去换回美元。如果老百姓手里有一点美元，政府的银行就用6.4:1收走。最终你发现，你手里一点美元也没有，800美元一台的笔记本你买不了，你只能买9000人民币的笔记本。
　　这些美元到哪里去了呢？
　　2700亿美元买俄罗斯105美元一桶的原油。国际油价已经跌到67多美元了。我们签订的是用105美元一桶、还要连续购买25年。他们说这是为了友谊。是啊，普京来之前、俄罗斯在南海采油卖给中国，普京走之后，不让中国企业在贝加尔湖取水、建好的工厂废弃、你把它（它字没有用错）当朋友，他把你当鱼肉。
　　借给委内瑞拉500亿。该国现在已经陷入动荡、不可能在短期内还债。也许永远都换不了。给了非洲、美洲、中东一些穷兄弟们。他们说这是为了反美。为了那个宏大的口号，人类共同什么的。其实人家只是当你冤大头。
　　让王健林、范冰冰们、在国外购买豪宅。因为他们有各种渠道，可以用人民币6.4:1兑换美元。可是王健林、范冰冰们、你们赚过一毛钱美元吗？前首富你在去年之前，可从来没有在国外开发过房地产啊，你赚的一直是中国人的钱。范冰冰你拍过国际大片吗？
　　他们说这是为了国际化。国际化冰冰。对、冰冰可想国际化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我只想问凭什么啊，说是打贸易战战，最后加的税全是老百姓承担了？
　　就不能给芯片增税吗？就不能给国企采购的商品增税吗？中兴去年罚款9亿美元，增发了那么多股票、这次还要交14亿美元的罚款，这些钱还不是跟国有银行借吗？应该让它承担一些加税的损失。我们平民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我们承受那么多食品税？
　　说到底、我们平民老百姓在决策链里的地位太低。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利益应该首先保护。我们只是消耗品、一个数字。在决策链看来，我们的钱其实都应该被牺牲。
　　决策层很英明、他们一直依赖退税发展对外贸易。然后这次惹怒了老美、就嚷嚷着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抗老美。其实承受加税的全是咱们老百姓。
　　《华尔街日报》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决策链。他们认为、美国开启贸易战，中国政府因为无法应付，而且国内物价上涨，人民不满，所以政府就会妥协。
　　其实我们的决策链根本就不担心。我们的决策链足够强大。中国有14亿人在最低端挡枪子。我们人墙够厚、忍耐力又好、可以足够坚硬。
　　对比日本投降之前的过程、我们只到了平民大规模承受伤亡、流离失所的程度。国家还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国家重点要保的那些国企、还完全没有受到危及。中兴也救活了。
　　要到什么时候决策性开始觉得着急了？估计、就是美元持续回缩、再次加息导致大陆资金外流、到王健林范冰冰们换不着美元的时候，那就快了。
　　所以，我等平民，还是继续发挥忍耐的精神，热情欢迎贸易战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与其不痛不痒熬过这一关、还不如索性经济崩溃、股市崩盘、楼市倒塌，也许，离真正解脱，就不远了。
　　而我国政府对美国的误判，一直觉得老美要的是钱。其实人家一开始就说了。要的是对等的贸易关系。不要私下补贴、不要或明或暗的潜规则把外资进入服务行业的通路给堵塞，落实当初加入WTO的时候的承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一直有意无意给老美扭曲成，老美要钱。所以我们提出700亿美元的采购。以为老美会接受。
　　怎么可能会接受？要接受早接受了、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呢？老美这次很坚持：只有中国保持进一步开放、建立起公平、自由的贸易、这才是美方的目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行重大调整，能明显感觉到美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如果中国选择跟美国对抗，因为实力不对等，所以也就没有胜算的可能。中国既不可能跟美国进行全面对抗，那为什么要进行对抗呢？何况，人家要求的并不是你进贡、也不是要你割地，只是要求完全对等的贸易条件，莫非、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基本国策、是进行不对等的贸易吗？这有什么不能调整的呢？
　　看看下面这些表格吧！

　　文末、向大家介绍下刚出炉的5月经济数据：出口、投资、消费这 “三驾马车” 均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5月份出口增速从4月的14.7%骤降至1%，中国的消费和城镇投资分别降到了15年、23年来的最低水平，净出口也比去年暴跌43.1%。
　　不要忘了，还有M2突破27万亿、等于欧美的总和、美元连续加息等等很嗨的消息接踵而至。
　　不过这不要紧，这依然不会影响决策链。贸易战还将持续下去。拿起手中的西瓜，继续看戏模式，反正大家的钱都在贬值。

来源时间：2018/6/16   发布时间：2018/6/16

旧文章ID：16384

作者：余永定  来源：《财新网》

　　维护正义需要一个合理、公正、统一和透明的执法体系，而绝不应当建立在闭门的勒索之上。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作为法治国家的积极面，而忽略它的阴暗面。中国的舆论往往只指责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失误肯定是有的，有些可能还很大），而不知道美国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有时也可能非常蛮不讲理。我们往往因自己的天真和疏忽大意而吃大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金融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进一步融合，中国金融安全形势变得日益复杂。经常热议的金融安全问题包括：热钱流入导致资产泡沫化、资本外逃导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外汇储备积累产生的美元陷阱（美元指数贬值、美国通胀、美联储货币超发、美国扣押中国美元资产）等。在这里，我想谈一个现在还未被学界和媒体充分重视的问题：美国以制裁相要挟，对中国企业实施敲诈勒索。
　　2018年4月16日，美商务部宣布对中兴通讯施加严厉制裁，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文完全无意对美国政府这一做法的目的和正当性问题提出评判，但是，通过对其他具体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美国一些监管机构作为执法司法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公正。它们的许多处罚决定，不仅有损司法尊严，而且还构成了事实上的敲诈勒索。国内分析人士不应当将美国司法过于理想化，简单认为它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对企业定罪数量和罚款金额都大幅上升，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处罚金额更是惊人。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09至2015年7月间，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经营的银行处以罚款1610亿美元。一些银行为误导投资者投资于有毒债券支付了超过500亿美元的罚款，其中，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分别被处以166.5亿美元、130亿美元的高额罚款，花旗银行70亿美元，高盛50亿美元，巴克莱20亿美元；在反洗钱方面，法国巴黎银行被处以9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汇丰银行19.2亿美元，德意志商业银行17亿美元，渣打银行先后共被处以10亿美元的罚款；2014年，瑞士信贷因帮助其客户逃税被处以28.8亿美元的罚款。德意志银行更是遭美国政府的重点关注，近年来屡屡受罚：2010年，该行因协助美国富人逃税而被处以5.5亿美元罚款，因反洗钱被罚2.58亿美元，因操控Libor被美国和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开出25亿美元罚单；更有甚者，2016年9月，美国司法部等监管机构认为该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参与违规金融活动，要求对其处以140亿美元的罚款。除金融机构外，其他企业被罚金额也非常惊人：2016年，英国石油公司因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被处以208亿美元的罚款；同年，大众汽车因排放测试作弊事件被罚款147亿美元；2012年，葛兰素史克因产品安全信息方面的问题而被处以30亿美元的罚款；2014年，丰田公司由于汽车设计缺陷的和解金额为12亿美元等等。企业在美国经营可谓如履薄冰，非常危险。
　　对美国政府做法是否出于匡护正义和公正，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2014年8月30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一篇题为《美国的公司庭外和解：构陷企业违法犯罪之路》（Corporate settl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给出了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判断和结论：“是谁在运营世界上获利最多的敲诈勒索生意？意大利黑手党？” 还是克里姆林宫的窃国者？如果你是一个大企业，所有这些家伙都不如美国监管体系贪得无厌。他们的套路非常简单：找到一家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不当行为的企业；威胁其管理层让其公司无法经营，最好辅以刑事指控；强迫这家公司用股东的钱交付巨额罚款，以达成旨在最终撤销这些指控的秘密庭外和解（没人能知道和解的细节）。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目标。”以下我们来看看其勒索的手段和行为模式。
　　利用不公开的和解，行敲诈勒索之便
　　美国执法机构和监管者对在美经营的企业大开杀戒，离不开它们的两个“秘密武器”：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和不起诉协议（Non-Prosecution Agreement， “NPA”）。
　　在传统的模式下，必须通过法院的审判，才能对违法犯罪的企业定罪。公诉人必须扎实地收集证据，细致地分析法律依据，严密论证，并极力避免程序瑕疵，然后与被告的辩护人对簿公堂，最后由法院裁决。即使是公诉人证据在握，被诉人接受认罪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也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后方可生效。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当始终处于公正的中立位置，不偏袒任何一方。然而，通过DPA和NPA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基本上不需要经过法官的审查。一些专家认为，很多以DPA和NPA方式了结的案件如果经过法庭的司法审判程序，无论是证据还是法律依据都存在较多有待商榷之处。以DPA和NPA方式和解存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和解的秘密性和不透明性：公众从来不知道这些案例的全部事实。由于未经过法庭审判，公众也不清楚这些案件中到底公司的哪些行为触犯了法律，更不能保障其结果是公正的。可以说，在DPA和NPA履行过程中的每一步，执法机构都是即扮演公诉人的角色，又扮演法官甚至是陪审团的角色。这就为被《经济学人》称为的“敲诈勒索”提供了便利条件。
　　企业违法必须受罚，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于一些真正为涉恐涉黑融资、以有毒资产欺骗消费者以及像英国石油公司污染了墨西哥湾等企业，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正义不应当建立在闭门的勒索之上。由于可定罪的法规多达30万条，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赋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可以选择性执法。一旦对企业提起诉讼，他们就只能赢，不能输。因此，在一些实际案例中，如果对企业提起诉讼，不管是否有证据，不管证据是否充足，执法者会利用手上一切可以利用的杠杆，来撬开企业防卫和抵抗的大门。
　　于此，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企业清楚自身不存在被指控的问题，为什么还要接受和解，而不是通过法庭抗争？答案在于这些公司都不愿重复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破产和安达信销声匿迹的老路。《华尔街日报》两名记者的纪实小说《贼巢》（Den of Thieves）就详尽叙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执法当局（包括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SEC等）如何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将华尔街投行中排名第五的德崇证券推入破产的境地。面对强势的美国司法部和监管者，即使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如JP摩根、谷歌，也只能选择和解。2013年，面对美国司法部指控并要求交纳创记录的和解金时，一贯指责监管部门管得过宽的JP摩根CEO Jamie Dimon向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Eric Holder表示投降。双方签署了13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事后，他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司法部对JP摩根的处罚是不公正的，但鉴于司法部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我别无选择。”在选择上法庭对抗还是和解时，即便是全球性银行也是需要考虑以下冲击：
　　（一）能不能保住经营执照？执照是政府手上非常有力的王牌，随时会被政府打出来。对于一些全球性银行（尤其是欧洲的银行）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市场，失去这个市场将危及其生存。执法机构威逼被监管者就范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挥舞着手中“暂停业务或吊销执照”这根大棒。佛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Brandon Garret教授指出，执法者行使暂停业务和吊销执照的规则也是模糊不清的。由此，最可能被联想到的机构是纽约金融服务局（以下简称为NYDFS）。2015年5月21日《纽约时报》一文指出，NYDFS收取大额罚金的能力源自其撤销银行执照的权力，这一权力是NYDFS独有的武器。当面临失去执照的威胁时，银行只能选择“和解”或“死亡”。因此，银行“除交罚金外别无选择”。2014年法巴案中，即使法国央行行长、财长、外长甚至总统纷纷亲自出面，也没能阻挡纽约州长Cuomo和NYDFS以吊销该行执照要挟以获取巨额罚款。2012年渣打案中，即便英国政客、央行行长、议员纷纷出面，渣打最后还是在NYDFS挥舞“牌照”这一利器下被逼就范，选择和解妥协。甚至出现过渣打与纽约金融服务局间通过媒体互骂“无赖机构”（rogue）的事情。
　　（二）如何留住市场、客户和员工？2002年的3月，美国司法部指控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在安然（Enron）破产事件中阻碍司法，对安达信提起刑事起诉。公诉人提出，如果安达信接受和解，就可免于被起诉和定罪。但是，安达信决定选择上法庭，而不是签署暂缓起诉协议。两年后，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认为证据不足而驳回公诉人起诉，但是，作为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却仍因市场、客户和员工的流失而遭受重创，从此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
　　（三）如何面对股价大幅下挫？执法机构完全可以如其威胁的那样，放出不利信息，使被指控的企业股票价格大幅下挫，比如渣打案和美林案。
　　（四）如何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恶意监管？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你的代理律师将不断提醒你注意这个问题。美国的法律程序和规则赋予了执法者自由很大的裁量权，存在很多灰色地带和人为因素。如遭遇长期恶意监管，企业前景无疑极为堪忧。
　　因此，一旦被美国执法者咬上，你就别指望它松口（Once sinks their teeth into something， do not expect them to let go），企业很难幸免于难。
　　构陷企业，使其成为执法者的利润中心
　　Margaret Lemos和Max Minzner在《哈佛法律评论》2014年1月期刊文也指出：“公众执法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而寻求获取大额的罚金，而这与公众期望执法的初衷是相背离的。尤其是当执法机构被允许保留所有或部分罚款时，这些激励才是隐藏在背后的驱动力。这种制度安排在州一级普遍存在，目前开始出现在联邦的执法行动中。”需要关注的一点是，美国执法机构对外国企业的打击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对外国企业的平均罚款金额远高于其国内企业。Garret教授考察了2001-2011年十年间被美国执法机构提起公诉的2250家企业，他发现外国公司的平均被罚金额是3500万美元，平均支付了将近6600万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公司平均被罚470万美元，平均支付了1200万美元。外国公司的罚金比国内公司高出7倍以上，且其总支付金额是国内公司的9倍。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监管当局铁面无私，对国内外公司一视同仁。事实说明，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2014年1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宣布，2013年司法部通过单独对公司提取刑事诉讼直接获取的罚金达55亿美元，与其他联邦、州机构等合作获取的罚金达26亿美元。同年2月，曼哈顿联邦法官Preet Bharara宣告说，2013年财务年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获取的罚金达到了29亿美元。另据彭博社报道，2011-2015年间NYDFS通过处罚全球性大型金融机构（主要为欧洲大银行）为纽约州创下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
　　《福布斯》将NYDFS称为“池塘里的小梭鱼”，而对华尔街（尤其是在美的外资银行）来说，这条“小梭鱼”恰是最为凶猛的食肉动物。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等对渣打银行违反美国对伊朗、苏丹和古巴制裁的行为展开了长达多年的调查。2012年8月，NYDFS在最后的时间段出人意料地介入，并抢在这些联邦机构前对银行提出指控，要求渣打银行付罚金，否则威胁撤销其银行执照。仅一个月后，渣打银行便同意向NYDFS支付3.40亿美元罚金。6个月后，司法部、美联储、财政部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也与渣打银行达成和解，渣打对这四个机构支付的罚金仅为3.27亿美元。同样，2013年6月，NYDFS就反洗钱问题对东京三菱银行处以2.5亿美元的罚款，而首先发起对东京三菱银行调查的美国财政部罚款金额仅为820万美元，NYDFS获取的罚金是美国财政部的30倍之多。2014年，NYDFS指控渣打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整改不到位，对两家银行又分别处以3亿美元和3.15亿美元的第二次罚款。又如法国巴黎银行，2014年6月，美国司法部及其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美联储、美国财政部、NYDFS以及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等五个机构对BNP处以89.7亿美元巨额罚款。其中，22亿美元被NYDFS拿走，美联储为5.08亿美元，不到NYDFS金额的四分之一。对此，《经济学人》提出的质疑说：“我们弄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州政府会从对违反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外国银行的罚款中何以获取如此高的利益。”
　　NYDFS获取的罚款成为州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纽约州长Andrew Cuomo曾将此宣称为“天上掉下的馅饼”（basically a gift from above）。NYDFS所使用的手段和做法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称作“敲诈”和“勒索”（extortion 、 shakedown or screw）。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清算货币，纽约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美国执法者手握霸王条款“长臂法则”。因此，NYDFS手中之锐器尤为锋利。这也是为何即使渣打、法国巴黎银行（BNP）最终都没避免被NYDFS拉下马的命运。
　　提升公正形象，博取政治资本
　　长期以来，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执法者，总是把华尔街看成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标。对大企业尤其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提起刑事诉讼，以此来提升自身形象，扩大公众知名度，为自身博取政治资本。
　　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联邦检察官的鲁迪·朱利安尼提起的著名刑事诉讼经常成为晚间新闻的头条。在《贼巢》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利安尼的硬朗形象，他的强制执法措施给华尔街许多人和公司带来了累累伤痕。1994年，朱利安尼竞选成为纽约市市长。1999年至2006年时任纽约总检察长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在追讨白领犯罪方面复制了朱利安尼的做法。斯皮策颠覆正常的监管程序，对刑事指控情有独钟，并主动利用媒体，借助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依靠纽约州不同寻常的法律，胁迫一些大公司尤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就范，形成极大的威慑力。2007年，斯皮策乘势竞选为纽约州州长（15个月后的2008年3月因招妓事件黯然辞职）。对此，当时有人提出，应该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任何检察官在离职后的三到五年内竞选公职，否则有失公允。
　　2011年后，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和纽约金融服务局局长Benjamin Lawsky频频重拳出击，恐怕也不是出于所谓的匡扶正义，而更多是在乎权力和选票。面临2012年11月的州长竞选连任时，Cuomo先生多次亲自出马，对法国巴黎银行挥舞着撤销其经营执照的大棒，威逼银行增加了10亿美元的罚金。从外资银行获取巨额罚金对纽约纳税人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对州长来说就是纳税人的支持和选票。2011年，Cuomo将纽约州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合二为一，组建新的金融服务局，并将大权交给了其长期助手、前幕僚长Lawsky。《纽约时报》指出，Cuomo在此玩的是权谋，其意在于建立一个平行执法机构，从政治对手、纽约州总检察长Eric T. Schneiderman手中夺取权力和新闻头条，从而削弱对手的势力和影响。从一开始，Lawsky也就采取了一种检察官的心态，立即扩大了刑事执法部门的规模，并建立了一个1400名雇员的机构。年轻的Lawsky曾是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和Cuomo的助手，其本身怀有政治抱负。其辛辣的执法手段和作风，也常被媒体与斯皮策做比较。
　　在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同中国有关的案例来说明某美国监管机构是如何整治一家中国全球性企业的。某日，企业C突然接到由中介机构转来监管机构B的非正式口信，指控C在合规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要求交付X亿美元的罚款。这一指控对C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因此C希望拜访B，当面了解监管者的指控和要求，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再商谈具体事项。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在闭门和解的方式下，C陷入与当时的渣打、法巴银行相同的非常艰难的境地（由于整个磋商涉密，我们无法获知和披露具体过程）。B手里拽着C的经营牌照，并握有“长臂法则”这一霸王条款，C只能是在生与死之间做出抉择。
　　对于是“和”还是“打”的问题，专业律师强调：一旦被监管咬上，就别指望它松口。所以，一定要“和”，而且要速速“和”。惟一可以谈判的不是事实，不是道理，只有价格。只有速速交“赎金”才能保牌照，才能避免因被认为对抗造成今后的恶意监管。而且，如果走诉讼程序，从已有的案例来看，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一是美国政府赋予监管者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存在大片灰色地带和人为因素；二是此案诉讼打官司适用的法律以及相关程序会将C推入极为被动的境地。不难看出，在这里监管者不仅是自己民事诉讼案子的原告，还是这个案子的法官和陪审员（也就是说它们自己的案子自己审，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还可以用刑法惩罚作为威胁）。
　　B催逼C在某一时点上完成所有程序。而这一时点同美国的某一重要政治事件有关。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全球性企业C处以非常严厉的监管处罚措施，可以彰显B强硬“鹰派”作风，既可以取得政治上的好处，又可以为当地政府创造一定金额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B从未向C或公众出示任何事实依据。面对B的百般威胁，虽然C最终同意和解，并缴纳了罚金，但自始至终并未认罪，而B自始至终也未说清为什么要给C定罪。我和同事对B最后公布的新闻通稿与C签署的协议原件做了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出入。C为什么没有要求B依据实际协议作出更改？在我看来，可能是C怕再次遭受B新的威胁。
　　在整个过程中，美国媒体依据B的口径对C做出了众口一词的控诉。与美国媒体普遍跟随B对C发起攻击不同，有一本世界权威经济杂志对事件进行了独立报道和评论。该杂志指出：在此次B对C的罚款中，由于B并不具备任何事实证据，才对C开出了一个与其他机构巨额罚款相比，相对有所保留的罚款金额。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C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不难看出，华尔街也是一个陷阱，外国投资者在那里投资越多，退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就越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维护正义需要一个合理、公正、统一和透明的执法体系，而绝不应当建立在闭门的勒索之上。从近些年的案例来看，美国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采取闭门审判的方式，不断增加对企业行为构陷定罪，惩罚由政治交易来决定，由此损害作为法治基础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从而滋生一个孕育腐败因素的司法体系。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作为法治国家的积极面，而忽略它的阴暗面。中国的舆论往往只指责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失误肯定是有的，有些可能还很大），而不知道美国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有时也可能非常蛮不讲理。我们往往因自己的天真和疏忽大意而吃大亏（有意钻空子，最后“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的企业也是有的）。C公司等企业的教训值得汲取。
　　（一）对外资在美机构来说，从未遇到过执法者具有如此广泛的权力。而且，虽然外资机构在美纳税，创造一些就业，但因没有选票，没有政治影响力，没有政治代言人，因此，在美始终是当地市场的弱势群体。从已有的案例来看，当外资机构试图反击，其后果往往是糟糕的。因此，当外资机构决定通过法庭对监管者发起反击时，一定要统筹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夯实后方支持力量，在被停止某些业务、客户和员工流失、事后遭受恶意监管甚至是牌照被撤销等方面充分应对，作持久战的准备。
　　（二）中资企业要填补合规管理这块短板。应该看到，我们的合规反洗钱能力跟不上欧美等国家强势监管需要，在一定上容易授人以柄。虽然中资银行在理念上已经高度重视合规反洗钱工作，但是，没有深入了解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合规反洗钱内核。客观地说，无论是合规文化建设，还是系统制度建设以及人才队伍培养方面，中资企业还有大量的功课要补。
　　（三）美国在全球范围运用金融权力，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监管趋势。从美国监管机构的处罚对象来看，越来越多地直接指向各全球性银行总部。近些年美国出台的一些监管法案，其监管对象明确指向商业银行母行和集团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依靠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单打独斗，碎片化、菜单化应对美国监管的方法难以为继，需要在集团层面整体应对。我们以往所熟悉的“各管一摊、守土有责”的做法难以为继。因此，在应对海外机构被冲击的问题时，我国监管机构及其集团应拥有更宏观的视角，看到深层次的原因，这样才不会对形势出现误判，失去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四）在当前中美关系这种特定情境下，除了关注目前紧张的贸易冲突，也要积极研究和准备金融制裁和冲突，甚至是金融战争（Financial War）。面对中美间可能出现的金融摩擦和冲突，我们要避免应急式、个类处理的方式，而应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应对，要未雨绸缪。时任法国经济部长阿尔诺·蒙特布尔将美国对BNP惩罚比成“经济战争”。前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融资和金融犯罪事务的部长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胡安·萨拉特（Juan Zarate）在其撰写的《Treasury War》一书中指出，美国多年前就制定了“金融战争”蓝图，并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这场“金融战争”就是利用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交易货币、美国监管机构发挥重大影响以及美国作为全球规则制定者的能力等金融手段，来撬动银行业、资本市场、私人部门以及其同盟利益的市场力量，达到将其所谓的“敌对势力”从国际金融和商业体系中孤立出来，掐断其资金来源，以达到保护其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目的。在整个“金融战争”的蓝图中，银行体系是其行使金融霸权的关键环节和最核心的部分，需要牢牢控制住。这些介于外交手段和战争行动之间的方法，更多地被美国在应对艰难复杂的国际安全问题时采用。制定全新的“金融战争”蓝图应成为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重要砝码。
　　最后，我们要问所有准备走出去的企业：你们准备好了吗？

来源时间：2018/6/16   发布时间：2018/5/9

旧文章ID：16382

作者：迪米 布赖恩•哈里斯 斯特凡尼娅•帕尔马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结束了他与金正恩(Kim Jong Un)的历史性峰会，宣布美国将停止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演习，从而向朝鲜作出一个重大让步，两位领导人将此次会议称为迈向“光明未来”的一步。
　　这是美国在任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首次会晤，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了五小时的会谈，最后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在声明中同意提供安全保证以换取无核化。
　　“我们准备开启一段新的历史……并谱写我们两国之间的新篇章，”特朗普在有点乱糟糟的一小时记者会上表示。
　　此次峰会是美朝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就在不到一年前，特朗普还称金正恩为“疯子”，而后者又称特朗普是“老糊涂”。
　　数千名新闻记者蜂拥而至新加坡报道此事，这是自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1986年会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来最受期待的峰会。两位领导人戒备森严的车队在上午9时前抵达新加坡度假胜地圣淘沙岛的嘉佩乐酒店(Capella Hotel)。两位领导人在媒体相机前握手之后，开始进行闭门讨论；特朗普称，这些讨论是“诚实”的。
　　“整个世界正在观看这一刻。世界上许多人会认为，这个会议是幻想或科幻电影中的场景，”金正恩对特朗普表示。当时两人在会晤的中间休息时间在酒店各处漫步。
　　金正恩表示，两国将“放下过去”，“世界将见证一个重大变化”。特朗普感谢金正恩迈出“朝向光明未来的勇敢第一步”。
　　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对结果表示欢迎，尽管许多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白白送给金正恩一个宣传胜利，却没有争取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具体措施，后者是会谈的目标。
　　韩国表示，特金会标志着“打破最后一场冷战”，并赞扬金正恩是“向世界迈出大胆第一步的历史主角”。
　　中央情报局(CIA)原朝鲜事务分析员朴正铉（音，Jung Pak）呼应了许多怀疑论者的观点。她表示，联合声明令人深感失望，“有大量空卡路里，却没有实质”。
　　“特朗普政府将把此次会议炒作成足以拿到诺贝尔奖的大事，但是到头来，我们能不能对着镜子诚实地说，我们已经减轻了来自朝鲜的威胁？”如今任职于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朴正铉表示。
　　同意停止美韩定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意味着，特朗普向金正恩提供了平壤长期要求的东西。但不清楚他从朝鲜获得了什么作为交换。稍早前，在被问及朝鲜是否会开始无核化时，特朗普说：“我们正在快速开启这一过程。”
　　此次峰会的批评者主张，金正恩在忽悠特朗普，目的是争取让国际社会放松正在挤压朝鲜的制裁。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表示，当“核武器不再是一个因素”时，制裁将会放松。他还表示，现在谈论两国正常化外交关系还为时尚早。
　　但美国总统表示，他已邀请金正恩在“适当的时候”访问白宫，而朝鲜领导人已接受了他的邀请。
　　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和平机制”。声明还称，特朗普同意“为朝鲜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委员长重申了在朝鲜半岛实现彻底无核化的坚定不移承诺”。
　　尽管特朗普表示他将停止军事演习，但他表示，安全保证不会涉及撤走目前派驻韩国的2.85万美军的任何人员。“不，我们不会减少任何部署，”特朗普表示。他在竞选期间曾提出他将撤军，引发美国盟友担忧。
　　“我得说老实话……我想让我们的军人回国，”他说。“眼下那不是等式的一部分。到某个时候我希望它是，但不是现在。”
　　新加坡峰会是一段时间以来密集外交活动的产物，始于今年早些时候金正恩表示他想见特朗普。出现这一契机之际，美国不断加大在经济上挤压朝鲜的力度，以迫使金正恩坐到谈判桌前。
　　特金会之前，特朗普抨击了批评他与金正恩会面的人士——就在两周前，此次峰会似乎还岌岌可危，因为双方都发表了强硬言辞。
　　此次峰会在时间上紧随七国集团(G7)加拿大峰会之后，后者的最终结果是美国与传统盟国之间产生严重隔阂，不断升温的贸易紧张危及这个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工业化国家集团。与他对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尖锐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在过去几周赞扬了金正恩，而去年他多次称金正恩为“火箭小子”。

　　宋京雅(Song Jung-a)首尔、查尔斯•克洛弗(Charles Clover)北京和罗宾•哈丁(Robin Harding)东京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18/6/13   发布时间：2018/6/13

旧文章ID：16378

作者：社评  来源：FT中文网

　　美朝峰会以热情的言辞结束，却没有实质来支持这些言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并没有在其国家的核武计划上做出任何真正让步。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发表了典型的怪异言论。美国总统敦促他的听众“从房地产的角度”思考朝鲜。
　　然而，怀疑态度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朝鲜半岛局势的可怕程度现在显著低于一年前。去年8月，特朗普威胁要用“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火与怒”来对付朝鲜，而金氏政权对住在白宫的“精神错乱的美国老糊涂”发出血腥的威胁。
　　当时的那种激烈言辞背后存在着真切的冲突风险。因此，世人有理由感激美国和朝鲜领导人正在以更为文明的方式相互交流。
　　在目前阶段，特朗普似乎做出了更大的让步。仅仅是同意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就让朝鲜独裁者获得了相当大的威望。朝鲜过去也承诺过“完全无核化”。在没有关于核查、检查和时间表等等细节的情况下，这一承诺几乎没有价值。
　　更有甚者，特朗普向朝鲜提供了重大让步，承诺暂停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此举对韩国军方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特朗普的部分理由是军事演习要花很多钱——他还接受朝方关于这些演习具有“挑衅性”的论点——这些都无助于让美国的地区盟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坚定不移感到放心。
　　人们有一些理由得出结论认为，金正恩全面忽悠了特朗普，成功地推迟了（如果不是消除的话）他的政权面临的军事威胁。但最后的分数在一段时间内还无从得知。要记住过去一年朝鲜危机为什么加剧。
　　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在几年前就已为人所知。新的事态是金氏政权正在开发洲际弹道导弹(ICBM)，目的是部署足以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核武器。
　　正是这种威胁导致特朗普政府考虑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进而几乎肯定会引发一场波及面更广的地区战争，造成数千人——也许数十万人——丧生。
　　如果朝鲜在不久的将来恢复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那将证明新加坡峰会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就，世界将很快回归“火与怒”时代。不过，如果金氏政权利用新的缓和气氛悄悄冻结其开发直接威胁美国的核导弹的计划，那么特朗普政府可以宣称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而整个世界也将可以喘口气，因为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将会大幅降低。
　　停留在那一步是不够的。特朗普承诺“很快”启动无核化进程。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必须把这一承诺转化为在拆除朝鲜核武库方面取得进展。只有在官员们做到那一点的时候，新加坡峰会才算得上标志着迈向和平的决定性一步。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18/6/13   发布时间：2018/6/13

旧文章ID：16377

作者：巴九灵  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特朗普先生很忙，前天在照片上和默克尔“对峙”，今天又飞到了新加坡，和金正恩会晤，共商大计。
　　大家的眼球都在特、金两位先生身上。而小巴觉得，这次会晤其实还有别的看点。
　　看过很多电视剧或电影的人会明白，有一些演员，可能一辈子都没演过主角，但他们却特别努力，演技超棒，有的时候在一部戏中的光芒甚至会盖过主角，最终在圈内甚能服众，在观众心目中也深受喜爱。
　　如果在国际政治这个舞台上也有这样的角色，那么这一次的东道主新加坡就称得上是典型代表。
　　1、为什么总是新加坡
　　新加坡，1965年立国，规模而言，是一个十足的小国。
　　人口560万。如果作为一个城市，放在中国大概能排——等等啊，表格得往下拉一会——唔，大概是70位。
　　面积719平方公里。作为对比，北京市总面积1.64万平方公里，建成区是1400平方公里，上海市总面积6340平方公里，建成区也大约似乎1400平方公里。就连小巴以前住过的余杭，杭州市下面的一个区，都有1200万平方公里。
　　当然，面积小，不代表能量就小。相反，新加坡戏份算挺多的。
　　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会。两年半之前，在新加坡，也有一场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特别的会面——海峡两岸领导人首次面谈——“习马会”。再往前推22年，1993年，海峡两岸的标志性事件“汪辜会谈”也在新加坡。
　　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会。两年半之前，在新加坡，也有一场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特别的会面——海峡两岸领导人首次面谈——“习马会”。再往前推22年，1993年，海峡两岸的标志性事件“汪辜会谈”也在新加坡。
　　东盟，新加坡是发起国之一；我们不太喜欢的TPP，新加坡还是发起国；甚至连南海仲裁案，新加坡也是发声最响的——哪怕本身与之无关。
　　新加坡，就是那个攒局的中间人，大戏中的黄金配角，未见得在哪里一锤定音，也未见得所有人都喜欢，但有新加坡的地方，总有特别的演出。
　　比如这次的两位领导人，十足的“戏精”级别人物，演技出众，为这次约会增加了不少困难。
　　特朗普，一会说，这个约会一定来；一会说，小金你很不地道，约会取消；过了几天，又说，算了算了，还是来吧，约都约了，哪怕含着泪也是要来的。
　　金先生，也不遑多让，约上之后，又提出要住新加坡的富丽敦酒店，附带一条非常牛气的条款：我要住最好的房间，6000刀一晚，而且，我不打算付钱。理由相当充分，我们朝鲜被你制裁，这么贵的酒店，对我们的外汇来说，压力不小，我付不出，老哥您见谅。
　　钱当然乃是小事，关键在于气势。众所周知，美朝两方在理论上还是交战状态，见面言和，请客一方怎么也有点有求于人的意味在其中。面对金先生的下马威，特朗普手下的办事人员，一定很无语，老大呢说要见面，可对面又提了一个非常难答应的条件，事情很难办啊。
　　怎么办？僵局至此，新加坡这个被忽略的角色才姗姗来迟般地现身。
　　新加坡作为东道主，始终保持淡定，关键时刻出来圆场，别别别，谈是一定要谈的，二位贵宾快快屋里请。总统先生，金先生的消费，我来付，不用您出。作为折中，金先生，您也卖我一个面子，酒店咱们就换一个嘉佩乐酒店。
　　两位各让一步，岂不皆大欢喜，都到了我家门口了，何必为这末枝小节烦恼。
　　特金会也许意义重大，但在新加坡，也只是黄金配角一次级别高一些的常规操作，私底下做一些工作，有困难轻松化解。
　　这些重要的会谈，为什么总在新加坡？
　　关键大概就是“中间人”这样一个词：一个相对中立的定位，和双方之间都还不错的关系，在亚太地区处于比较中间的地理位置，喜欢攒聚的传统，能够为双方找台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希望借此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意图等等。
　　2、外贸中转站新加坡
　　与新加坡能够屡屡承担国际外交中间人角色类似的，那就是新加坡的经济定位，也是“中间人”——世界贸易的中转站，体量不大，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
　　新加坡处在马六甲海峡咽喉要道上，是国际外贸路线上，东亚进口能源的最后一道大港口和向欧洲和美国（主要是东海岸）出口商品的第一道大港口。
　　最后一道关口，就意味着可以在这里进行集装箱的分装和混装。
　　从欧洲或者美国东海岸往东亚中日韩三个外贸大国发货，可以一次性运到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分装，把20万吨货轮上的货物按几个目的地的需求分成几份，用吨位量小一点的货轮分开运，8吨运往香港，5吨运往上海，4吨运往日本大阪，3吨运往韩国釜山。
　　出口的时候，也是一样道理，中日韩三国的货物分别拉到新加坡汇总，按照目的地分类，去往美国的混在一起，去往欧洲装另一艘船，非洲、拉美、中东等也各自装船，然后分别起航。
　　所有的货物，都要经过新加坡一下一上，也因此航运、转口贸易一直以来都是新加坡的支柱产业。
　　外界常常将新加坡与香港进行对比，原因就在于此。香港干的事，和新加坡类似，差别仅仅在于香港是中国大陆尤其是南方的转口贸易门户，外贸总额是1.14万亿，其中中国大陆占比48.6%；而新加坡是面向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转口贸易门户，外贸总额是7000多亿，其中中国大陆和香港占比总和为20.7%。
　　外界常常将新加坡与香港进行对比，原因就在于此。香港干的事，和新加坡类似，差别仅仅在于香港是中国大陆尤其是南方的转口贸易门户，外贸总额是1.14万亿，其中中国大陆占比48.6%；而新加坡是面向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转口贸易门户，外贸总额是7000多亿，其中中国大陆和香港占比总和为20.7%。
　　转口贸易，雁过拔毛，生意好做得很，再加上因此衍生出来国际结算业务，分别给这两个城市加持金融中心的Buff，得以晋升发达经济体。
　　3、新加坡，如何站在中美之间
　　中国对新加坡，说起来感情挺复杂的。
　　感性上，新加坡是大中华地区以外，华人占比最高的国家。新加坡也是二战以后秉持威权主义，铁腕治国，跃升入发达国家/地区的少数代表之一，人均GDP 5.3万美元，在全球经济体中排行TOP10，即便占了体量小的优势，也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是学习的对象。
　　与今日往往被当做负面案例的香港不同，同为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并没有放弃实体产业，至今经历四次产业结构转型，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形成了半导体电子、海事海洋、生物医药、石油化工四个产业集群，还是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在产业发展上还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前两年过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和中国政府的高层历来私交甚笃。大陆改革开放后与台湾高层重新接触，还是邓小平托李先生转达的。
　　但理性上，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就如种种表现，其实又没有看上去那么铁。
　　和很多国家一样，新加坡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而经济上又与中国交织紧密，但紧密程度又还不足以令新加坡做出取舍。
　　当中美关系亲密无间时，大家一起赚钱自然美滋滋，而当两个大国产生竞争关系时，如何演好这一台戏，则还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放在眼前。
　　李光耀在评价中美关系时认为，中美未来不会发生战争式的冲突，同时他也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如果大象之间打起架来，它们脚下的小草就会无端遭殃”。
　　李光耀认为，自己要做好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以和为贵，永远不应该在中美之间站队。
　　而中国要做的，则是成为那个令人信服的主角。

来源时间：2018/6/13   发布时间：2018/6/12

旧文章ID：16376

作者：赵灵敏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会见在新加坡举行，能PK掉一众强劲对手取得主办权，是新加坡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明证。而能在短期里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出差错又尽量不扰民，则彰显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执行力。
　　而无论会谈成果如何，特金两人是否会不欢而散，新加坡都是此次会谈的大赢家。从1994年的汪辜会谈到2015年“习马会”再到2018年的“特金会”，新加坡作为东道主见证了一系列历史性时刻。如果说前两个会谈的影响力还主要限于东亚的话，“特金会”则是全球关注的国际顶级盛会，能被美国和朝鲜同时相中，说明新加坡的影响力正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考虑到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只有广州的1/10，人口只有560万的弹丸之地，这一成就就让人尤为印象深刻。
　　只忠于自己的新加坡
　　“特金会”能在新加坡举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和朝鲜在新加坡都有大使馆，而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目前，朝鲜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但设立的驻外使领馆只有40多个，这是因为朝鲜多年来面临国际制裁，经费有限，开办使领馆不仅是一项外交功能，还是创收的需要。2016年叛逃的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就曾经披露了自己作为驻外使节的窘迫生活。韩国《东亚日报》也曾经报道称，朝鲜将一些驻外使馆出租来牟利，朝鲜驻华沙大使馆里落户了40多家朝鲜企业和团体来开展活动，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则将大使官邸租给当地企业用作结婚礼堂，拍摄杂志照片，开派对，K歌演唱会，放烟花等活动，朝鲜驻印度大使馆地下室里甚至开设了肉铺。
　　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亚太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朝鲜很有吸引力。早在1967年5月，朝鲜和新加坡之间就建立了贸易办公室，1969年11月更升级为外交关系，比中国和新加坡建交还早了21年。目前，新加坡公民可以在免签的条件下赴朝鲜旅游30天。在政治上，新加坡对朝鲜态度温和，未曾激烈批评其内政；在经贸上，根据公开报道，此前新加坡聚集了由几十名朝鲜外交官和商人组成的团队，他们通过各种商业活动，源源不断地将财富、燃料和货物运送回国。2016年，新加坡还是朝鲜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经贸关系直到2017年11 月才在联合国制裁的压力下停止。而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两家新加坡公司因为向朝鲜贩卖葡萄酒和烈酒而被联合国点名。
　　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自不用说。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使得两国之间能做到各取所需。根据新美2000年签署的协议，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为美军第7舰队及航母等大型船只提供后勤补给和维修服务，这大大拓展了第7舰队的控制范围。
　　谁都不得罪、广交朋友、尽量和方方面面搞好关系，是新加坡外交的重要原则。同时，这一原则不是靠一味谄媚或丧失原则来实现的，而是推动对方的行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李光耀从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卑躬屈膝。这么多年来，我和他见过很多次面，谈过很多次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为了新加坡向我伸手要过什么。他会向大家解释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且深信自然会有聪明人会在这里投资，帮助它发展。他不会跟华盛顿的人士谈新加坡的事情，他会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能让他们反思自己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
　　与此同时，新加坡在牵涉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也敢于和大国对着干。2016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围绕着南海仲裁案的争拗，中国人普遍不接受新加坡“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的借口，争相给新加坡打上“反华”的标签；到了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新加坡又突然不“反华”了，而是追随中国的立场支持自由贸易。在很多人看来，新加坡的对华立场出现了逆转。但事实上，“反华”与否完全是从中国本位出发的，而从新加坡的视角看，维护国际法、航行自由和支持自由贸易，背后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作为一个小岛国，没有国际法、航行自由和自由贸易做支撑，就只有死路一条。显然，新加坡做任何决定都是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一事一议，谈不上笼统的“反华”或“亲华”。任何两个国家之间，亲近的前提是利益的契合，爱和恨都是有原因的，要求别国放弃利益追求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不是天真就是强人所难。
　　心比天高的小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天下”的意识由来已久，很多普通人对国际事务也颇有兴趣，官方也着力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全球性的关怀是昭然若揭的。但对世界上多数小国而言，因为利益和视野的局限，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自己国家和周边区域的事务，国际大事基本和它们无缘。新加坡的面积和人口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小，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其视野、野心和利益诉求，却绝对是世界级的。从李光耀以来，动辄对全球化、中美关系、中印对比等宏大主题发表看法，是新加坡领导人的一项传统。
　　开始这项传统的是李光耀。在1990年卸任总理之后，李光耀主要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民主到全球治理，从印度的未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都有自己明确清晰、富有洞见的看法，而且他的表达方式直言不讳，从来实话实说，敢于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比如他认为要实行好的民主，决不是只要有一部好的宪法便大功告成了。他说：“英国和法国曾经为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
　　在回答“中国领导人真的准备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国吗?”这个问题时，李光耀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中国人复兴的民族使命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中国希望世界接受它本来的模样，而不是以西方社会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
　　李光耀的洞见，是新加坡国际影响力的起点。基辛格就评价说，“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李光耀之后，吴作栋、李显龙两代领导人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应该说，这是新加坡刷国际存在感的重要举措，美国、中国、朝鲜也都“get到了”，在新加坡举办“特金会”也就成了一件没有争议的事情。
　　当然，对别国的行为说三道四是有代价的。最典型就是中新关于南海仲裁问题的争拗，李显龙一句“仲裁庭对各国的主权声索做出了‘强而有力的定义’”这句话，让中国朝野上下勃然大怒。在这种紧绷的氛围下，2016年11月发生了新加坡9辆军车在台湾演习后转运回归途中因为手续不全被香港海关扣留的事件，新加坡显然对事件的发展缺乏思想准备，国内舆论也出现了反思的声音。其实，2016年7月底，在美国访问的李显龙也表达了对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满，只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知道或选择了视而不见，而美国人似乎比较麻木，并没有和新加坡计较而已。
　　承办“特金会”，是新加坡多年来在软硬实力上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成果，有了此事的铺垫，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峰会选择在新加坡举办，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会水涨船高，自不待言。而让这一切得以延续的关键是新加坡自身能否长期维持高水准：经济发展和内部治理能明显优于周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判断不能有重大偏差。在新加坡面临领导人世代交替的当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来源时间：2018/6/13   发布时间：2018/6/12

旧文章ID：16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