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永图  来源：《参考消息》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近期也正值国际贸易摩擦的敏感时刻，未来之路如何走，我们需认真总结过去40年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化发展的关系。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既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可分三阶段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经过20年左右的准备、发展，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第二阶段是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起点，这一事件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并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贸易大国。第三个阶段是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开始了全面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对外开放带来的深刻、巨大的影响非常值得研究。
　　中国的对外开放之路今后如何走，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全球化形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新的对外开放阶段，许多经济贸易政策都需要进行重大调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理应做出相应调整，做到出口和进口并重，但在进口方面应该做出更大努力。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也提出要主动扩大进口，可见这一调整的重要性。
　　中美贸易在谈判当中取得的成果，其中一条就是中国要大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从而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这是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以后就遗留下的老问题。
　　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
　　中美两国长期存在庞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要积极研究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历史原因、市场原因和结构性原因，也要让美方从自身经济结构上寻找症结所在。
　　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以开放促进国内的改革。为什么中国对美国有如此大的贸易顺差？主要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做出的重要承诺之一就是放开贸易经营权，过去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被一两百家国有外贸公司垄断，加入WTO并放开外贸经营权以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都能自主地进口、出口，如此一来，整个中国对外贸易的内在力量被迅速激发，使得中国的出口出现井喷，并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WTO协定对中国极其有利的方面是开放措施激发了国内改革的力量，释放了中国长期被束缚的进出口，尤其是出口的冲动。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幅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成为中国价廉物美产品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中国市场扩大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形成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所以应该了解，中国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解放了国内的生产力，并解决了很多改革的问题。
　　尽管如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的确需要调整。过去注重出口创汇，中国的出口现在支撑了8000万人的就业，中国在全球有庞大的市场，现阶段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出口。但中国将来要更加注重并促进进口增长。中方扩大对美进口，并非对美国的让步，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贸易政策在当前形势下进行的相应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中国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消费市场庞大，人们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国家必须满足这样的需求。
　　贸易政策上的调整，不仅仅反映在贸易行为上的改变，老百姓的理念也要有所改变，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和全球制造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关系，任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都必须依托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所以，中国在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以后，贸易政策要进行一些重大的调整，继续疒大进口。
　　贸易谈判要实事求是
　　就近期中美贸易摩擦而言，我们始终从战略角度来看待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人来势汹汹，还派了一个豪华经济团队来华，似有大军压境之势。此外，特朗普也说了许多狠话，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仿佛要演变成一场战争。还有人期待着史无前例的贸易战，舆论上认为两国将要大战一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出现重大变化，开始以强硬的、强势的行动试图阻止中国崛起，引发了国内乃至全球巨大的焦虑。
　　目前，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重要判断是我们是否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动摇，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一场小小的中美贸易冲突。所以，我们首先应从战略高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坚信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方针。此外，一定要从战略高度看待我们对外开放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样才可能不动摇党和国家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看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变。
　　最近，中美两国代表团在贸易谈判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务实的成果，证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经济贸易摩擦。因此，政府和官员绝不能被舆论所绑架，一定要从党的一些既定战略和重要的原则出发，来处理原则性问题。绝对不能讨好舆论，讲一些违背中央的基本方针和战略的话。在谈判当中，强硬是最简单的。而真正的强者一定是具有一流的专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以及中国对外贸易谈判的一些重要历史经验。

来源时间：2018/6/6   发布时间：2018/6/5

旧文章ID：16336

作者：寿慧生  来源：海外网

　　编者语：作为2017年4月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于19日在华盛顿举行。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方联合牵头人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对话。在会谈中，双方原定将总结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并让中美经济合作更上一层楼，在已成功实施的经济合作基础上，进一步规划商定经济合作“一年期”计划。
　　脆弱的“中美蜜月期”？
　　国内舆论此前普遍看好此次对话，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几乎没有给予任何警告。有媒体评论甚至表示，此次会谈将展现“中美经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从观察磨合转向行稳致远的积极趋势”。
　　但会谈结果却出人意料。原定于会谈后立即举行的新闻招待会被突然取消，双方都未给予任何解释。同时，双方也未在会谈后发布联合声明，这打破了以往多年的惯例。会谈后唯一的声明来自姆努钦和罗斯，声称中方代表承认双方的共同目标是减少贸易赤字并努力共同合作来达成目标。
　　事实上，双方谈判代表分歧明显，在若干事项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罗斯在会谈开局即对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展开激烈批评，声称尽管美国对华出口在过去15年内达到14%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的对美出口则远远高于这个速度，已经达到美国贸易赤字的一半。因此“贸易关系的不对称和市场准入的不平等现状亟需改变”，中美贸易投资关系应该回归到“一个更加平等、公平、互惠”的状态。而汪洋则反驳，美国抱怨的不公平竞争环境源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冲突只会伤害双方的利益。
　　国际市场对此事的反应十分迅速。特朗普最近不断谈论对包括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实施全面钢铁关税或钢铁配额的可能行，早已引发国际社会的不安。市场分析家认为，此次会谈不欢而散将导致这些政策意向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落实。当天晚些时候，在被记者问及是否真有可能实施钢铁关税时，特朗普回答“有可能”。在此背景下，美国钢铁企业的股价立即攀升。
　　特朗普的贸易“逻辑”
　　尽管该结果与国内舆论的预期相左，但对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和对宏观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不应对此太过惊讶。需要明白，特朗普将改变美国贸易赤字作为中美双边经济关系甚至是安全关系的基础，注定是一个失败的策略。
　　特朗普和他的经贸团队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坚定拥护者。虽然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Peter Navaro）在白宫据说已经被边缘化，但他让特朗普着迷的街头经济学作品提供的思想武器从未过气。把贸易逆差视为国家安全的大患，把购买外国货视为对民族尊严的伤害，把国际贸易与其它经济行为（特别是投资、储蓄等国内经济现象）视为各自独立而不相关的部分，把国际贸易与国内工作机会强行捆绑（尽管违背国际经济学基本常识），对自给自足有强烈价值偏好，相信闭关锁国可以带来市场繁荣——这些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基本的教义。对特朗普来说，这些教义逻辑上简单易懂，价值观上又充满吸引力，可以成为绝好的政治动员工具，自然是决策的最佳指导方针。
　　不幸的是，依据这些教义来理解美国经济和国际关系只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美国的贸易赤字，从根本上来讲，并非源自中国或任何国家的贸易倾销，而是源自美国长期以来的低储蓄率和投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背后原因复杂，但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选择，美国社会的储蓄和消费习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独特地位等，都是美国贸易赤字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不会随着中国或其它国家减少对美出口而消失。因此也不可能允许特朗普在短时期内改变贸易赤字。
　　但特朗普和他的经贸团队对这些背景和知识并无多少了解，也不会太感兴趣。人们一个普遍认识误区是认为，像罗斯和姆努钦这样的华尔街精英应该会理解这些宏观经济学知识而说服特朗普。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经济学家鲜有能够理解掌握如何操控华尔街，政治学家也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府官员一样。更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只是助手，服务于特朗普。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该说什么话。所以他们是否理解这些问题本身并非关键。关键在于他们的上司想听什么。毕竟，特朗普上台依赖于用贸易保护主义（也称为经济现实主义）煽动他的民粹主义，而理解这些宏观经济学所需要的理性思维对于他吸引他的基础选民（很多这些人习惯于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外国人和外来移民）只会有害无益。
　　无论是出于知识匮乏还是政治策略，特朗普把贸易赤字视为国际安全威胁，把对美贸易顺差国视为美国的敌人，是他的一个必然选择，尽管这个选择与现实相冲突——事实上，通过逼迫贸易对手主动减少对美贸易或大量购买美国货而不从内在结构上着手解决问题，这种做法会把美国政府陷入到一个必然失败的境地，因为几乎所有影响美国国际贸易的因素都与这个选择格格不入。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特朗普用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不是利用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来解决问题，已经在美国商界引起不安，让人担忧由此引发的反弹带来国际贸易冲突。
　　特朗普的交易思维
　　特朗普决策思维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所谓的交易思维。他相信贸易和安全这两个政策领域可以相互置换，用其中之一来做砝码，换得另一个领域的成果。这个逻辑看起来并无不妥。但一个理性的政治家通常会把贸易作为一个妥协工具来帮助缓和安全上的紧张关系，而非相反。特朗普把贸易作为“大棒”来实现安全上的目标，用贸易威胁来逼迫对手在安全领域就犯，其结果只会让安全关系更趋紧张，因为安全领域的利益和立场通常因回转空间狭窄而难以妥协，所以才需要贸易这个“胡萝卜”来缓解。
　　但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他相信中国在帮助美国制约朝鲜方面可以如他所期望的全力配合，否则用贸易相威胁即可奏效，却没有认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两国尽管有相同的利益诉求，但合作空间有限，在现有的地缘政治背景下难以吸引中国做出特朗普所期待的激烈的政策转向。与此同时，中美间过去几年来努力建立起来的有限的合作领域，特别是解决伊朗核问题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被特朗普最近的行为几近摧毁，进一步让美国失去用来吸引中国的“胡萝卜”，反倒让中国感觉美国“大棒”挥舞不停。
　　对中美经贸关系也不必悲观
　　换句话说，此次会谈分歧明显本不应该让人惊讶。特朗普上台后的头几个月内比较友好的对华贸易政策是基于不现实的政治和安全期待。由此而来的“中美蜜月期”也自然是国内舆论的一个幻觉，源于对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团队的错误解读。而他的经济学知识的缺失，他的陈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谋划手段，都让他把贸易赤字置于一个与现实相冲突的政策位置，也因此让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处于一个危险的、至少是不稳定的状态。
　　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而言，对特朗普的一个不成功的预测是他没有在上台伊始即开始像奥巴马在2009年初那样立即签署“买美国货”法令来谋取政治资本。国内矛盾和朝鲜半岛变局显然打断了他的规划，而解决朝鲜问题的难度又迫使他转向中国的帮助。但他发动贸易攻势的逻辑和动力并没有因为朝鲜问题的干扰而消失，只不过临时退位给更急迫的目标。
　　在特朗普的个性驱使下，“蜜月期”可能会不期而至，也会转瞬即逝。但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内“行稳致远”恐怕是中国难以企及的目标。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仍然没有任何全面的对华经贸政策，除了习惯于使用比较模糊的威胁言语。更何况，稳定和可预期本来也绝非特朗普的生存之道。在这种状态下希望特朗普能顺应中国人自己的习惯和喜好，用外交礼貌来掩盖利益冲突，本身是中国舆论对特朗普的一个极大误判。
　　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在短时期内会有地震海啸发生。也不是说本次会谈是一次失败。对于“结果导向”思维的特朗普政府来说，此次会谈确实令人失望，否则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一次推文吹嘘的机会。但对中国来说，从一个长远的、制度性的视角来看，会谈如期进行并会继续进行下去本身就是成功。尽管此次会谈没有实质性突破，但也没有破局，一年期计划仍然在商谈的日程上。承认分歧的存在并努力弥合更是一种进步。所以中国有理由像新华社7月20日的报道所认为的，此次对话确立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美方声明中强调中方认可美方提出的“平衡、公平、互惠”的贸易原则也显示出双方取得了共识。
　　几十年来的经验和过去半年左右发生的事件证明，中美两国关系不以某一届政府的喜好而发生根本改变。如一位美国专家所言，“冷战”结束后的每一届美国政府都遵循几乎相同的路径——以敌意的对华政策始，以友好的对华关系终。甚至每一届政府结束时的对华政策都比上一届友好。
　　因为这个规律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和结构性原因，这些原因仍然没有失去影响，因此特朗普也很难成为一个特例。中美经贸摩擦基于结构性矛盾而难以短时期内解决，更无法让中国轻易迎合特朗普的政治需求。但同时，维系中美关系的有千万条纽带，也不会轻易被吹断。“特朗普风暴”更多的是令人不快，却难以伤人。中国需要保持警惕淡定，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而是遵循以利诱之的策略，适当做出让步，并努力维护全面对话机制这个平台来应对特朗普的即兴发挥。
　　但中国最应该做的是尽快完善国内市场，让中国经济和企业有足够强的能力接受国际资本的挑战，用开放竞争而不是保护来应对国际市场。这并不能满足特朗普的个人和短期政治需求，也无法改变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但更为开放公平的中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才是美国商界真正关切的重点。这是特朗普与美国商界最大的认识鸿沟。也是让中国从长远上立于一个相对更安全的位置的最佳策略。

来源时间：2018/6/6   发布时间：2018/6/4

旧文章ID：16335

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美国时间6月1日（本周五），在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会晤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原定于本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会晤将如期举行。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金特会”对和平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和平赢得了时间。“金特会”的举行至少可以保证特朗普执政期间朝鲜半岛的短期和平。黄亚生教授表示，从长期来讲，只要核武器不掌握在特朗普手里，就是和平。在特朗普当政的时代，时间就是和平。

　　5月24日，特朗普致信金正恩，取消了原计划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领导人会晤。而就在第二天， 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其取消朝美首脑会晤——“金特会”后，美方“仍在与朝鲜对话”。特朗普说，“朝鲜发布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声明，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朝美首脑会晤）甚至还可能于6月12日举行，朝方非常希望举行会晤，我们也愿意，我们将拭目以待。”5月26日，特朗普再次表示，期待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如期举行。在这么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上，特朗普出尔反尔的言行实在令人担忧。
　　特朗普的善变对于国际社会是一个巨大威胁， 但是如果“特金会”还是可以如期举行，那么这还是对于东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好消息。特朗普之前在处理朝鲜问题的种种举动不仅险些把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更让我们明白他就是一个“疯子”。一旦“金特会”可以如期举行并达成美朝协议，那么，这不光是对金正恩的一个约束而且更重要的将是对特朗普日后行为的一个限制，这对国际和平至少是一个短期的保障。“金特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将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拖延到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在特朗普当政的时代，时间就是和平。
　　2017年的东亚局势——战争的边缘
　　2017年的东亚局势因为朝鲜半岛核危机而一直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一直展示着其对金正恩和朝鲜的强硬姿态。在当选后，特朗普更是一再挑衅金正恩和朝鲜。在2017年6月30日的美韩领导人会晤后，特朗普公开表示美国对朝鲜的耐心已经没有了。而随后在8月份，特朗普更是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子弹上膛”（Locked and Loaded），随时准备好应对朝鲜的“不明智”举动。在九月份，特朗普先是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保护盟国，那么将别无选择去彻底摧毁朝鲜”，然后又进一步在社交媒体上挑衅金正恩，甚至给他送了一个带有羞辱性质的“火箭人”的外号。在2018年新年的时候，特朗普在社将媒体上表示：“朝鲜领袖金正恩宣称，在他桌子上有核按钮。请来自粮食短缺政权的人转告他，我也有核按钮，而且比他的更大、更强，而且能用！”
　　金正恩先后多次回击特朗普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不仅如此，朝鲜更是在2017年3月、7月、8月和9月先后多次试射导弹。这几次导弹试验的导弹落点有一次仅仅距离日本本土200公里。而更有一次导弹飞经日本北海道领空长达两分钟。正如我在早前文章《黄亚生：特朗普该不该获诺贝尔和平奖？》指出的，如果有一次导弹试验没有成功，导弹落到日本的领土上，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战争经常是由事故引发的，往往不是人能够全面控制住的。（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来讲，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发生了，那将是个不可想象的灾难。在2017年，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十分紧张的。
　　2017年不仅美朝之间摩擦不断，中朝关系也降到了冰点。有迹象表明金正恩似乎想同时和中美两国进行对抗。在2017年5月14日中国“一带一路”峰会论坛开幕之际，朝鲜在当日的清晨发射一枚弹道导弹，令当时的半岛局势再度升温。美国CNN新闻指出，朝鲜的“突然动作”，给中国这个“欢快的时刻”带来巨大的不悦。而就在两周前的5月4日，朝鲜官媒朝鲜中央通讯社甚至发表社论，题目是：《不要再做动摇朝中关系基础的鲁莽言行》，公开对中国点名攻击，指责中国跟美国“随波逐流”，这种攻击是70年来的第一次。
　　2018年的金正恩
　　2018年的半岛局势发生了转变，金正恩似乎从多个方面有条不紊而又理智的去尝试实现他的诉求。2018年形势的转变只有一个解释：金正恩被证明不是疯子。
　　金正恩的第一步就是修补和中国的关系。金正恩于3月底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是他上任后首次出访其他国家。在访问北京期间，金正恩承诺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而在朝鲜和韩国达成《板门店宣言》，承诺携手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后，金正恩再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在大连举行会晤。金正恩短短两个月间两次访华，表现出金正恩清楚地意识到良好的中朝关系对于其之后进一步和韩国以及美国谈判的重要性。
　　在和中国修补关系的同时，金正恩采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修补和韩国的关系。比如朝鲜高级代表团出席了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以及4月27日金正恩在板门店和文在寅的会晤。在板门店会谈中，双方签署了《板门店宣言》，承诺朝韩双方将一同努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在和中、韩两国改善关系的同时，金正恩也以核武器为筹码，积极向美方施压，尝试换取美方的让步。虽然金正恩多次以核武器威胁特朗普，但金正恩实际上是愿意进行谈判的。在3月份，金正恩请韩方向美方转达他希望尽快与特朗普见面的意愿。而在朝韩会谈后，朝鲜更是承诺公开拆除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并表示自4月21日起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而在五月份敲定了“金特会”后，朝鲜释放了三名长期扣押的美国公民。金正恩用核武器当做一个和美国谈判的战略筹码，是有他的部署和策略的。
　　在特朗普24日单方面取消“金特会”后，朝鲜方面态度平和的进行了回应。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官回应称：“对历史性的朝美峰会，朝鲜心里依然高度评价特朗普总统做出了过去任何一届总统都未能做出的果断决策，并为促成这个重要大事进行努力。然而，美方突然单方面宣布取消会谈，令我们感到意外，而且非常遗憾。”金桂官更是表示：“但朝鲜要为半岛和人类的和平与稳定竭尽一切的目标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愿继续以大方和开放的心态给美国时间和机会。”朝鲜方面这些表态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朝鲜占领了这次事件的道德高地。从朝鲜的回应可以看出，金正恩似乎深度了解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吃软不吃硬的那一套。果不其然，第二天，特朗普就赞许了朝鲜的回应，表态“金特会”还有可能继续。
　　真正的疯子是特朗普
　　从目前的形式看来，只要金正恩最后关心的是朝鲜的经济和它的安全,其他的一切都好商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曾表示，如果朝鲜能够完全实现无核化，美国将解除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并允许美国私营资本对朝投资。也许金正恩是一个“经济人”，是有相当理性和策略的。他用核武器最大化的获得了美国对他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同时，他利用特朗普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商人交易型的决策模式争取最佳的条件。
　　金正恩不是个疯子，但特朗普还是，我们因此还会面临相当多的风险。特朗普和他的官员最近一系列反复无常的言行，比如不通知韩国就取消“金特会”和屡次用“利比亚模式”威胁朝鲜，都会增加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用所谓“利比亚模式”来向朝鲜施压就好像用鸦片战争来试图说服中国政府不要发展经济。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悲惨结局众所周知，其在放弃核武器之后被推翻且被杀害。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同意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崔善姬在听到美国副总统彭斯公开以利比亚举例后对彭斯的评价：他是个“愚钝的政治傻瓜”。
　　特朗普的疯狂会不会危害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当然会。但是，总的来讲一个民主体制疯子领导人要比独裁制度疯子领导人危害性低，因为他要受制约，这就是民主体制的优越。而一旦“特金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就必须至少在他的任期遵守这份协议。然而，独裁制度疯子领导人不一样，他们可能会一条道走到黑，比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只要金正恩是理智的，东亚的和平80%就会有保证。
　　结语
　　最好的结果是在如期举行的“金特会”中，金正恩可以和特朗普达成一个不发生武力冲突的协议或者默契。美国不少媒体和政客担心特朗普为了急于立功，会在和朝鲜谈判时，同意不利于美国长远利益的条件。然而，我不这样看。打个夸张的比方，只要能达到东亚和平，特朗普把夏威夷划给朝鲜都没关系。（当然，我这个观点可能和我不住在夏威夷有一定的关系。）只要能取得短期和平就是胜利。短期和长期最大的区别是在短期内是特朗普掌控美国的核武器而长期不是由特朗普掌控的。这是两害取其轻的问题。对美国和世界来讲，只要不是由特朗普来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就是我们能奢望的最好的情境了。
　　长期是由多个短期组成的，没有短期就没有长期。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早就告诉了我们：老是纠缠长远的事情是对当前决定的一种误导。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来源时间：2018/6/6   发布时间：2018/6/2

旧文章ID：16334

作者：张燕生  来源：中国经营网

　　2017年6月2日，在《中国经营报》、银谷财富、《财经》杂志联合主办的“2018资产管理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学术委资深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当前的经济全球化陷入了困境，对于资产管理行业而言，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做好风险管理是第一要义。
　　在张燕生看来，全球化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基于自然的全球化，即人类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希望跨境交流、跨境合作，以及跨境竞争；第二个阶段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也是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这次全球化有两个重要的阶段，1870——1973年领头羊是英国，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第三个阶段，开始推动基于包容的全球化，希望能够解决传统全球化所遇到的困境。
　　关于全球化的未来，他提及：“在今年1月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关于全球化的未来，我们可以听到三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来自欧洲大陆，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仍然坚持自由贸易。第二种声音来自美国，特朗普要搞保护主义，要搞公平贸易。第三种就是中国的声音，其强调未来的全球化必须解决开放、包容、发展的问题，要让绝大部分的国家有机会参与、共享，要走出困境就必须要解决全球化内在的问题。”
　　就大国之间政治和经济的竞争而言，全球化会出现两种相反的力量在较量。这个过程中间，中美之间将对未来的全球化起重大的影响。
　　那么，中美能够如何合作？张燕生基本的观点是，2035年之前，中美的摩擦都会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对抗的特征，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2035年以后，中美才可能回归到理性的对话与合作。因此，在2035年之前，中美两个大国管控风险、管控冲突、管控对抗，对两个大国、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此背景下，中国下一步如何发展？张燕生认为，首先将转向高质量发展；其次将建设现代化体系，一方面将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将构建开放新经济、新体制。下一步，创新会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转变，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尤其是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
　　另外，扩大进口，办好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下一步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除此之外，还需要营造好的投资环境、民商环境和市场环境。对于解决好再平衡的问题，张燕生提及：“首先，要解决我们当前存在的三大矛盾；其次，下一步中国要成为全球负责任的大国、开放性及包容性大国；再次，下一步要做好‘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对外合作。”

来源时间：2018/6/6   发布时间：2018/6/2

旧文章ID：16333

作者：左天泽  来源：世界知识期刊

　　长期以来，美国总统一直被认为是“掌握核按钮”的人，而这项权力也被视为总统权力的“终极象征”。但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国内开始出现质疑总统这项权力的声音。2017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有关问题专门举行听证会，一些议员表达了对特朗普可能错误使用核武器的担忧，并对美国核武指挥控制体系和总统决策程序进行了质询。这是美国国会40多年来首次就总统核武使用权问题举行听证会，上一次是在1976年。
　　“核威胁”的上升和“不稳定”的总统
　　美国国会之所以重拾有关质疑，部分原因是美国对外部核威胁紧迫感的重新上升。自核武诞生以来，除在日本有过两次实战外，主要是作为威慑工具发挥作用。冷战结束后，核武器的作用和影响呈下降之势。但近年随着大国竞争的重新加剧和地区核扩散风险的抬头，使得核武使用安全问题再次受到关注。特别是近年来朝鲜多次进行核导试验以及伊朗进行秘密核研发传闻的挥之不去，极大挑动了美国的神经。2017年8月，朝鲜一度放言正在制定对关岛进行核打击的计划，让美国民众自冷战结束以来再次感受到了现实威胁，也就重新开始关注自身核武力量的使用问题。
　　特朗普竞选期间，曾多次向其顾问团队提问：“既然不是为了使用（核武器），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制造它？”特朗普上台后，调整美国的核武政策。2018年1月，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自己的核按钮比金正恩手中的“更大、更强、更有效”。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上任后首份《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重新发展低当量核武器，并强调可能使用核武器回击“非核战略攻击”，降低了美国的核武使用门槛。
　　特朗普政府的上述应对及特朗普本人执政以来展现的“特立独行”作风让很多美国人感到不放心。在2017年11月的听证会上，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表示，“我们担心，由于总统的行为过于不稳定和反复无常，而其决策又过于不切实际，所以他可能会在完全不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情况下下达进行核打击的指令。”2018年1月由《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有60%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掌握核按扭表示不放心。
　　国会正尝试限制总统核武使用权
　　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将动用世界最大核武库的终极决定权交由个人是有风险的，必须受到国会监督。联邦参议员艾德·马基表示，“在现存法律下，美国总统可以在没有受到明确挑衅、没有与他人磋商和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发起一场核战争，这真让人难以置信。”
　　尽管从情理上看的确如此，但国会要想对总统核武器使用权进行限制，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法律特别是宪法依据。由于动用核武肯定属于战争行为，其背后是美国战争发动权的归属和分配问题。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和国会都拥有一部分的战争权力。其中国会负责宣战和军队供给，而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负责战争的具体指挥。但在历史实践中经常存在美国宪法未予明确界定的特殊情况和模糊地带，比如总统可以不经国会宣战而发动战争—当然事后须获国会追加授权，而国会在历史上也曾多次运用战争拨款的权力干涉总统的作战指挥效力，战争权力分配问题也被称为美国宪法“最难解释的部分”。
　　美国国会试图对总统的核武使用权加以限制，主要法律依据有二：一是宣战权。总统使用核武器等于进入全面战争状态，所以只要国会不宣战，总统也就无法使用核武器。二是对武器装备的采购权。按照法律规定，美军所有武器装备都由国会拨款购买，其中当然包括核武器。所以国会认为自己可以对核武器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基于此，1972年美国联邦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曾尝试推动议案，谋求规定除非已受到核攻击或面临不可逆转的核攻击，或者已获国会“预先和明确”授权，否则总统不得使用核武器。2017年1月，部分国会议员又提交“2017限制首先使用核武器法案”（Restricting First-Use Bill，H.R.669），其内容与“富布莱特法案”类似，禁止总统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国会已经宣战并已授权进行核打击。
　　但国会限制总统核武器使用权的行为也受到诸多质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法理问题。批评者认为，尽管核武器作为武器装备由国会拨款采购，但一旦交付军队，其具体使用就是总统职责范围内的事了，国会无权继续过问，否则可能造成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涉。二是现实困难。动用核武器往往面临十分紧急的情况，甚至需要立刻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这时如交由国会讨论，将会贻误战机或出现泄密。正是由于这些困难和质疑的存在，国会采取立法方式限制总统使用核武器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真正成功——1972年“富布莱特法案”在参院表决时遭到68∶10的大比例否决，“2017限制首先使用核武器法案”最终获通过的可能性也不大。
　　未来仍有调整可能
　　尽管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使用核武器的人，但单靠他一人并不能完成核武器的发射。总统的核打击命令要首先下达到五角大楼，再由五角大楼传达给美军战略司令部，进而传达给前线发射部队（也有一种说法是五角大楼将命令同时传达给战略司令部和前线发射部队）。前线部队在核实命令真实性后，启动核武发射，所经过的“传导链条”需要美国军方支持和配合。
　　根据核武器使用场景的不同，军方对总统核打击命令的服从程度也可能不同。紧急状态下，军方会首先探测到美国已经或即将受到来自敌方的核打击，并将这一判断立刻报告总统。一旦总统下达核反击指令，军方很可能会予以坚决执行。但在非紧急状态下，军方并没有侦测到迫在眉睫的核威胁，这时如总统下达核打击指令，很可能会受到军方的怀疑和抵制。且在非紧急状态下，做出反应的时间往往更为宽裕，这为军方质疑总统决定留下了更多空间。2017年11月18日，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在参加国际会议时曾表示，如果特朗普下达“非法”的核武打击命令，他将拒绝服从，并将和总统一起寻找合法的解决方法。
　　除军方外，总统使用核武器的权力还受到内阁成员的制约。按照正常程序，总统在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前应首先征询副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国务卿等高官意见。尽管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总统使用核武器必须得到这些成员的赞同，但如果总统完全不顾这些高官的反对动用核武，很可能会使自己的行为看来荒谬和不合法，并降低军方执行其核打击命令的决心。此外，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5条，如果超过一半的内阁成员认为总统无法履职，可以剥夺总统职权并由副总统继任。这也对总统肆意使用核武器构成制约。
　　当然，来自军方和内阁的制约也不是可靠的。因为从法律上看，无论军方和内阁成员都要服从总统的命令，总统也可以随时撤换不服从命令的成员。所以，如果总统执意要进行不合理的核打击，军方和内阁成员会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抵制仍不得而知。在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前任战略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凯勒承认，对何谓“非法”的指令并没有清晰界定。有鉴于此，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也在酝酿提出新的法案，要求总统在下令使用核武器时必须得到国防部长和美军参联会主席的同意。
　　综上所述，核武器的使用需在矛盾中找到平衡：一方面是确保核威慑的可信性和核反击的及时性；另一方面则是避免核武器被错误或不当使用。前者则要求集中统一快速的决策，后者需要对总统决策予以更多制约。现在看来，找到一个毫无风险的万全之策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二战后，核武器从来没有被实际使用过，谁也无法预见在下次实际使用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意外。美国核武器使用权问题还是一个涉及总统与国会、政府和军方关系及党派斗争的复杂问题，是个长期的动态博弈过程。要想真正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风险，美国还是应该回到如何避免核战爆发这一根本问题上来。

来源时间：2018/6/6   发布时间：20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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