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亚滨  来源：亚太日报

　　朝鲜半岛局势向来诡谲多变。就在全世界都为半岛局势不断缓并热切期待6月初美朝首脑会谈之际，朝鲜突然宣布中止原定于16日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同时暗示有可能取消美朝之间的领导人会晤。这一表态使当前的半岛缓和进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表面来看，朝方给出的理由是“韩国与美国近日开展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等挑衅与对抗行为”。虽然在今年3月份朝鲜领导人在接见韩方代表团时曾超乎寻常地明确表态对美韩军事演习“给予理解”，但毕竟在4月27日朝韩首脑会谈期间达成的《为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板门店宣言》中也明确规定：“韩朝决定，在地面、海上、空中等一切空间，全面停止引发军事紧张和冲突的一切敌对行为。”所以，朝鲜认为韩美从11日开始在韩国全境开展的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是对《板门店宣言》的“赤裸裸的挑战”，是与向好发展的朝鲜半岛形势背道而驰的“有意的军事挑衅”。
　　但深入分析，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美韩从来就没有正式承诺过停止军事演习，所以在当前半岛局势不断缓和的大背景下，朝鲜以此为理由来中止会谈在美韩看来显然没有道理。另外一方面，尽管美国总统和政府多次表示美朝首脑会晤已经决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但是该消息从来没有获得朝鲜官方的公开认可。这也意味着朝鲜内部一直没有最终下定决心是否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进行美朝首脑会晤。
　　从战术上来讲，在美朝会前夕，双方的强硬表态都可以被视作提高要价以增强谈判主动性。但除此之外，朝鲜一定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即是否真的与美国达成美国所希望的弃核协议？尽管朝鲜做出过“弃核”的表态，这也是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能够出现缓和的关键因素，但其内涵显然和美国的“弃核”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到目前为止，美方一直坚持朝鲜必须“彻底、可验证、不可逆转”的弃核，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由于美朝之间严重缺乏信任，朝方则坚持分阶段弃核，且没有承诺具体完成时间。为了继续缓和进程，朝鲜也确实做出一些试探性的让步，例如宣布停止核试验、释放三名在押美国人、永久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并邀请外国记者现场参观爆破过程等。但朝鲜的缓和动作，并没有获得美国相应的缓和让步。5月13日，以“强硬鹰派“著称的美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甚至公开指出：“朝鲜弃核意味着他们必须废除所有的核武器，并将其全部运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再主要由美方完成拆解工作。……这意味着朝鲜放弃铀浓缩和钚处理能力，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等。”
　　美国在此时发出这样的声音无疑大大抬高了朝美首脑会谈的门槛。朝鲜也根本不可能公开做出这样的承诺。朝鲜外交部副部长公开回应称：朝鲜永远不会以放弃核发展作为代价换取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如果美国执意要求朝鲜弃核，朝鲜将重新考虑与美国之间的首脑峰会；朝鲜反对采取利比亚模式弃核。所以，朝鲜是以“硬碰硬”的方式回击美国的强硬要价。朝美双方又回到了“边缘政策”的老路，通过加大威胁、恶化局势来逼迫对方首先让步。
　　美国中期选举在即，朝美首脑会晤一旦成功，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胜利”。但是，特朗普政府急功近利的心态以及在全球诸多敏感问题上不管不顾、四面出击的作风，例如退出《伊核协议》和搬迁驻以色列使馆到耶路撒冷，让朝鲜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和不安全，只能在美国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以强硬回应来避免在会晤前就处于不利的下风地位。
　　但是，无论如何，半岛局势的缓和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正如我国政府一再重申的那样，我们对半岛局势出现的积极动向表示欢迎，望有关各方多做有利于局势缓和的事，避免相互刺激。

来源时间：2018/5/20   发布时间：2018/5/19

旧文章ID：16222

作者：杨力  来源：《南风窗》2018年第9期

　　引言
　　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不仅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甚至比其他国家更需要它。但随着中美竞争态势加剧，南海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新“引爆点”的危险仍不能排除。

　　近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摩擦增多。经贸、涉台等问题之外，两国在南海的互动也一直引人关注。
　　中国海军从4月5日起，在海南岛东南附近海域进行实战化演练，并在4月12日举行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阅兵，有包括辽宁舰在内的48艘战舰、76架战机和1万多名官兵参加。而在4月上旬，美国“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和“里根”号三艘航母同时现身南海海域，其中“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还在南海与多国海军联演。
　　更具挑衅意味的是，美国继年初派遣驱逐舰“霍珀”号进入中国黄岩岛12海里海域之后，3月23日“马斯汀”号驱逐舰又驶入南沙群岛美济礁邻近海域，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美政界要人，包括新提名的候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谈到中美分歧和“反击中国威胁”时，都不忘提及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显然，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仍将南海问题作为一个主要抓手。从长远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姿态不会放松，有时还可能变得更加强硬。
　　中美南海分歧根源何在？
　　去年底以来，美相继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和总统经济报告等官方文件，均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贴上试图挑战美国所主导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标签。美战略界、学界和舆论界关于中美关系的新一波负面论调抬头，认为竞争将成中美关系主流。有学者指出南海始终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甚至提出“中美在南海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和韧性今非昔比，中美必然在南海发生冲突的观点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南海局势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保持“降温、趋稳”势头，在中美关系议程上的位置也相对靠后。不过也应看到，在高调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美国在南海与中国“较劲”的势头仍在悄然积聚。在近期因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面上升而引起中美竞争态势加剧的情况下，南海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新“引爆点”的危险不能排除。
　　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利益针锋相对，难以调和：美国坚持“自由、开放”的国际和地区海洋秩序，中国则试图修改有关游戏规则；确保美国军事力量自由进入或通过包括南海在内的“全球公共海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则试图将南海当作“中国湖”，限制或排斥美国进入南海；美国“印太战略”的优先目标是维护并加强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则正在通过“一带一路”等谋求印太地区主导地位，挑战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
　　然而，上述分析和论断完全是从零和对抗逻辑出发，基于对中国有关政策意图的误解和曲解而做出的。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表面上看，似乎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然，但“结构性矛盾”的说法并不能反映中美关系合作、竞争并存的复杂现实，也有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将双方最终推入“修昔底德陷阱”，对问题的解决并无益处。
　　如果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多一些换位思考和理性判断，应当有助于将中美在南海的分歧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以笔者管见，中美管控南海分歧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以下逐一进行阐释。
　　1、南沙主权纷争：美国如何定位
　　中国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自然也是南沙争端的主要当事国。在争端解决前，中国有正当的权利和合理的关切维护本国立场和主张不受损害，有关措施不应被视为“扩张活动”或对地区秩序的“破坏”。
　　美国虽表示对争端的解决结果、亦即有关岛礁的归属不持立场，却对争端的解决方式存在关切，反复强调争端能否和平解决事关美国利益。在其看来，这既是基于“维护国际秩序”的需要，也因为南沙争端直接涉及其盟友菲律宾等，南海一旦生战，将“考验”美同盟义务。而考虑到中国与其他当事国间实力的“不对称”，美不得不出面“维持平衡”。
　　但这一判断并非基于事实。和平解决南沙争端，是中国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所做的战略选择，也是争端当事国间多次达成的共识，并不是任何外力影响或施压的结果。如果美国在南海的目标是“不战不乱”，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就不应有原则性的分歧。
　　恰恰是美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坚持以地缘政治思维和同盟关系来划线，并在实际言行中释放出强烈的“拉偏架”信号，才为和平解决南沙争端带来诸多干扰。比如，近来美国务院高官鼓励东盟“运用集体力量捍卫航行自由”；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今年3月到访越南岘港，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北部进行联合训练；甚至有美国学者提出，组建美日澳印“四国联盟”的目的是为“解决南海问题”开辟新路径。
　　美国去年12月决定将美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虽然美方一再声称该行动不影响圣城最终地位，但仍然引起很多国家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会否将同样的逻辑用在南海，以“不影响最终解决”为前提，在南沙采取影响争端当事国立场的单方面行动？这种可能性是今后搅动南海局势的一个隐忧。
　　应当说，为确保南海的长期稳定及争端的最终和平解决，美国要做的不是质疑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可信度，而是证明自身严守中立的可信度。
　　2、沿岸国和非沿岸国：对抗还是合作
　　中国是南海的沿岸国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在这片海域，不仅可以按照国际法享有专属性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海洋权益，也与其他沿岸国一样，对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航道畅通和生态环境等，拥有重大利益和关切。沿岸国就上述事项发挥主要作用，是权利也是责任。而且，随着国力上升，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也有望持续增大。这有利于地区秩序维护和规则构建，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认为，强调中国的南海沿岸国身份，正是为了服务中国“独霸”南海、“排除”美国的战略，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沿岸国中，中国并非要一家说了算。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正在商谈制订“南海行为准则”。中国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闭海、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的规定，积极推动建立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
　　在与非沿岸国关系上，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有意否定或排斥有关国家在南海的合法利益和合理关切。实际上，海洋法公约在要求闭海、半闭海沿岸国开展合作的同时，也规定在适当情况下可邀请其他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合作。这既体现了沿岸国的主导地位，也承认了非沿岸国的作用。这表明，中美在南海不仅没有对抗的充分理由，反而存在务实合作的空间。
　　然而，美国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近海所开展的军事活动，以及中美在此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极大影响了双方探讨建设性合作的基础和氛围，也被众多学者和评论家作为双方在南海存在“无法调和的战略竞争”的证据。
　　实际上，中国作为沿岸国在南海拥有合理的安全关切，这属于防御性质，并不针对特定国家，也不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非沿岸国在南海国际航道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自由通行权利。
　　问题在于，美国在南海开展的多频率、高强度和超抵近的军事活动，包括在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水域进行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其他军事部署，都明显针对中国，美方对此也不讳言。中国在安全上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
　　为使有关分歧得到建设性处理，美国应当努力向中国等沿岸国证明，美军事力量在自由出入和通过南海国际航道的同时，不会影响沿岸国家的安全。
　　3、构建海洋秩序：中美分歧有多大
　　中国既是典型的“海洋地理不利国”，也是发展中的海洋大国。
　　除台湾岛外，中国绝大部分国土不直接面向大洋，而是毗邻包括南海在内的一连串边缘海。中国进入大洋，必须经过处于他国主权之下或邻近他国的海峡或水道。所幸的是，按照现行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并不能剥夺一个国家走向大洋的权利。占世界人口近15%的中国，在全球海洋的研究、利用和保护以及相应的规则制订方面，不应也不会缺席。
　　新时代中国国力的提升、海外利益的拓展、海洋意识的重新觉醒，都决定了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再次走向远洋，更多地认识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同时，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又决定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与技术发达的海洋国家相比，在海洋的现代化利用管理方面差距仍然不小。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不仅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甚至比其他国家更需要它。
　　在新世纪历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就“海洋和海洋法议题”所阐述的主张，多次强调尊重所有国家合法、和平利用海洋的权利和自由，要求促进海洋开放，提出沿岸国法律规章不应损害航行自由原则，新的国际海洋立法进程不应损害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等权利。在全球海洋治理平台上发出的这些中国声音，与美国所说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观并无原则分歧，反而存在诸多潜在共同点。
　　现代海洋秩序由各国共同构建，随意给别国贴上“修正主义”标签不具建设性。回顾历史，现代国际海洋法律体系成形后的第一次修改，恰恰是美国坚持自身关切所带来的结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1982年谈判完成后，美国认为公约的国际海底开发制度与美国利益不符，在公约文本表决时投了反对票，并拒不批准公约。此后，联合国秘书长召集非正式协商，于1994年制定了一份公约“执行协定”，对公约有关规定做出了修改。
　　《海洋法公约》作为160多个国家经9年谈判达成的一揽子协议，原本不允许保留性条款，对修正程序也做了明确、严格的规定。绕过明文规定的修正程序、另订相关协定来修改公约，构成了国际缔约实践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在规则制订过程中，任何国家都有基于自身利益的合理关切，美国作为大国应当有切身体会。
　　从大的战略取向来看，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对抗，但由于在南海的战略定位和利害关切不同，中美难免会产生碰撞和摩擦；最终能否摸索出一条良性互动的共处之道，端视双方能否突破战略互信缺失的瓶颈，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管控矛盾和分歧，实现基于规则的利益趋同。

来源时间：2018/5/20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6220

作者：黄承婧 王文杨  来源：财经杂志

　　屠新泉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现在核心的问题不是制度，而是中国的竞争力发生了根本变化”，中美双方都需要重新找到一个让对方感到舒适的平衡点，贸易和投资规则最终“是需要靠善意来支撑的”。

　　中美经济谈判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带到了重新定义双边关系的历史关头。经过月初在北京的短暂交锋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今日正式抵达美国访问，将继续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经济团队就两国经贸问题展开磋商。
　　但是对照双方在北京开出的要价单不难发现，两国在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关键问题上交集甚少。会后双方表示将“建立相应工作机制”继续保持沟通。中美双方的商业界也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场自上而下的经济谈判，他们的态度十分谨慎。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避免走到施加惩罚性关税或其它制裁措施的地步，就已经算是“积极的结果”。
　　好消息是在刘鹤副总理开启访美行程前，特朗普释放了些许善意，发推文称美国正在为此前遭受惩罚的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提供一条恢复业务的途径”，美国商务部已经接到总统命令尽快落实这一工作。
　　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是对国际贸易规则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熟稔的业内人士，时常参与对策讨论。屠新泉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现在核心的问题不是制度，而是中国的竞争力发生了根本变化”，中美双方都需要重新找到一个让对方感到舒适的平衡点，贸易和投资规则最终“是需要靠善意来支撑的”。
　　非常规出招
　　《财经》：美国财长姆努钦月初率团来北京谈判时提出了比此前更高的要价，而且削减逆差的主要方式是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其真实意图似乎并不是要中国削减出口？
　　屠新泉：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一个国家买什么产品、不买什么产品要看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很多产品并没有从美国进口，是因为美国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行。
　　我依然坚持此前的观点，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包括刚刚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他真的是一个太不尊重规则的人，这与他出身于房地产行业有莫大关系，他发家时期的纽约房地产业是一个充斥着灰色地带的行业。经过一系列交锋之后，只能说特朗普对规则的蔑视和破坏程度比我此前预估的还要高。
　　现在欧盟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方式也持批评态度。欧盟本身就是个国际组织，是靠一系列规则和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强调国际法和规则的重要性。现在欧洲跟美国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特朗普太不尊重规则，巴黎协定、TTP、伊核协议，甚至包括WTO在内，想废就废，想不管就不管，这对美国的信用打击很大。
　　《财经》：中美之间以往的经贸谈判都是自下而上的，都是由非常了解对方的基层官员进行技术磋商，但是现在特朗普政府似乎要颠覆以往的模式？
　　屠新泉：其实美国一直是自下而上，利益集团影响决策层，现在的问题就是利益集团和决策层之间是有一道鸿沟。在美国商会的朋友，他们说现在每个企业都不敢单独去找特朗普，他们担心找到特朗普之后，特朗普会说：“你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好，那你回来吧，别在中国待着。”他的思路跟以往的美国政府真的不一样，他最想要的是美国企业回到美国去投资和经营，所以特朗普要的“美国优先”跟美国公司想要的全球化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运用以往的分析逻辑，比如双层博弈的贸易政治经济学框架去分析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时，往往难以说得通的重要原因，特朗普根本上打破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逻辑，把许多他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执念注入到实际的政策制定中。
　　以往的贸易谈判从来没有过将需要削减的贸易逆差总额设定为目标。过去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谈判，日本也只是限制某项产品的出口、扩大某项美国产品的进口，但也从来没有对照数据去凑一个需要削减的总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根本不是个技术性问题，让那些技术官僚谈没意义的。只能是最高层之间先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然后再去落实具体的事。
　　如果仔细观察此次美方的要价清单，（改善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并不是重点，这就是其内在逻辑上的矛盾。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继续提升，那么美国公司会更愿意来中国投资，最后的结果会导致美国对中国更大的贸易逆差。
　　《财经》：那么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只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找借口？
　　屠新泉：去年，美国在启动301调查后举行的首次听证会上（编者注：2017年10月10日），只有两家美国企业进行了发言，其中还有一家说中国不存在（强制技术转让）这些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否认说这些问题完全不存在，但在实践当中确实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很多外资企业最初到中国来的时候都是主动转让技术，因为这是它们的优势，是它们撬开中国市场的途径。
　　现在核心的问题不是制度，而是中国的竞争力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中国作为后发的竞争者越来越强。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外资企业现在必须拿出他们最好的技术。以前只要拿出十年前的技术就足以吸引中国了，现在他们开始担心，拿出最好的技术后再被中国消化吸收，这些企业就失去了竞争力。企业的这些担心都是很实际的，他们其实不太关心什么制度。
　　《财经》：中美双方还没开始真正的技术性谈判，但6月份就是特朗普需要对此前清单上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做出决定的截止日期，如何让谈判能赶上这个时间节点？
　　屠新泉：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有很大的裁量权，没有人说这个最终截止日期不可以再延长，美国法律也没有强制规定。301条款其实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国际条约的，就比如说美国人觉得中国违反了WTO规则需要进行调查，然后法律就要求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这是法律强制的；第二部分是没有法律约束的，在301调查之后总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一块对总统没有约束，它不是强制的，而是叫授权。最终的裁决权依然在总统手中，总统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施加什么样的制裁措施。甚至说最后总统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美国企业也无法依据法律起诉总统，因为这个调查都是由美国总统发起的，谁来作为起诉方呢？它不存在任何违反美国国内法问题。
　　善意很重要
　　《财经》：有一些消息称，中美两国海关都针对对方采取了一些措施相互施压，这会给接下来的谈判会带来什么影响？
　　屠新泉：在反倾销案例里面会采取预征税款的做法，肯定会先有初裁，初裁以后就可以预征，然后海关根据最终裁决再决定是保留还是退还这些税款。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然后增加一些不确定性，企业可以选择放弃这部分市场。当然企业也可以根据美国的国内法去起诉，但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最现实的做法可能就是等待最终的裁决，这期间暂停出口。
　　当然如果中国睚眦必报，也可以对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比如更加严苛的海关检验检疫措施，根本不需要增加关税，就可以把美国的货物挡在外面。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进口某项产品，只允许一个海关进口，因为只有那个海关有相关检验设备，海关在那就派一个人值守，一个人只能一天检验一箱，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贸易规则归根结底是需要靠善意来支撑的，如果一方真要出于恶意去整治另一方，WTO根本就管不了。WTO是基于一系列协议（agreement）的，协议其实也有“合意”的意思，只有双方对彼此有基本的善意，WTO规则才能真的得到实施。
　　《财经》：根据您多年的观察和追踪，中美双方目前开列出的清单当中，哪些方面是可以达成妥协的，像您所说的释放善意？
　　屠新泉：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还是有的，包括降低关税，增加服务贸易进口，跨境服务可以直接反映在经常账户上。美国服务贸易对中国有500亿美元的顺差，这方面还可以继续扩大，例如跨境金融服务。另外，文化娱乐产品，甚至包括医疗教育等服务，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或者部分通过跨境方式提供。跨境方式提供，就意味着中国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美国的服务，这样的话会记录在美国的经常账户的出口上。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个类似于1000亿美元的具体数字，难度非常大。使用一些模糊性的措辞，例如“尽最大努力”之类的，对于双方应该都是可接受的。
　　至少从政策的层面来看，肯定是中国进一步放开的空间更大。这毫无疑问，因为我们保护水平肯定比美国要高。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的开放是只对美国开放，还是对世界开放。按照我的理解可能是对整个世界开放，尤其是降关税的问题，我们一降肯定是对所有国家都降，不会说单独只对美国降。
　　《财经》：根据特朗普的指示，美国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动作加强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并购活动，这些显然都不是出自于善意。
　　屠新泉：投资这个问题要相对要更复杂一些。相比起贸易来，投资领域没有国际规则可循，WTO规则虽然有一部分的覆盖，但是相对是比较少的。从实际投资情况看，其实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存量很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存量很少，这里有历史的原因，以前中国没有资本去投资。那么现在中国有对外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了，美国这个时候就开始谈对等了。以前他们来中国投资遇到重重政策阻碍，现在中国却可以在美国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收购，他们觉得不公平、不对等。欧盟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这些担心的源头还是中国在技术层面上的竞争力逐渐迫近，他们认为仅剩的这点优势都要被中国买走了，反过来中国不对他们开放投资，造成了整个美国商业界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急剧变化。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能不能想得开、放得开。比如说可以开放到什么范围，什么样的国有企业不能被并购，首先要自己想清楚。
　　现在美国要搞这些投资限制规定，欧洲也在搞，都在准备。你可以说他们在倒退，但不能指责他们违反规则。不过美国也提出了，中国可以开列一个负面清单，表明哪些领域不能投资，美国也会开列出一个。在投资领域看的就不是互惠，而是对等原则。
　　“互惠”还是“对等”
　　《财经》：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加入WTO时与欧美国家在“reciprocal”这个词的理解上有偏差。您作为研究WTO的顶尖专家，怎么理解这件事？
　　屠新泉：在WTO规则里没有对“reciprocal”这个词的定义，因此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谈判的概念。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美国也是这样，叫“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就是互惠的含义。谈判当中，你给一点,我给一点，最后大家都接受，这就叫互惠，对不对？不然就叫不平等条约了。
　　再比如说，美国最开始根据互惠贸易协定法与拉美国家签订的贸易协议，包括关贸总协定早期的关税谈判，就是按照等比例去降关税，而不是规定双方必须把关税降到同一水平线，这也可以称之为对等。
　　总而言之，“reciprocal”是个心理上的概念，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严格对等。
　　《财经》：那么您如何评价目前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普遍的失望情绪？
　　屠新泉：从对国际法的尊重和遵守WTO规则的角度而言，中国的记录还是得到肯定的。从中国的市场开放来看，服务业这块做得相对差一些，但也不能说中国违背了承诺。我们关于服务业开放的承诺相对含糊，不是特别具体，这是由行业本身的特点以及WTO要求的承诺方式决定的。关税可以用非常明确的数字来衡量，但是服务业存在名义开放和实际开放的差别。名义开放就是我规定你可以去哪些城市，控股比例不超过多少，而实际开放就涉及到了国内监管，国内监管并不由WTO管辖。
　　现在与监管协调的问题主要是通过投资协定的谈判来解决，投资本来就不是WTO所管辖的领域，成员如此之多，很难进行统一的监管协调。因此，投资协定的谈判通过双边谈判更容易达成。我们跟欧盟在谈，跟美国也在谈，里面就涉及到监管透明化、标准化等问题，也有的叫监管互认。比如说，在欧盟的监管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到中国去投资，不一定要求中国的监管条例与欧盟完全一样，但是企业不需要做太大的调整就能够适应，这个就叫所谓的监管协调。
　　而监管协调不仅仅是中国与其他经济体谈判时遇到的困难，美国和欧盟之间也没法协调好。它们关于TTI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就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且不说服务业，货物产品都没有很好地协调，比如说汽车的安全标准，他们就争了很久，到现在也没解决。食品安全标准也一样，到底这个农药残留多少算合适，谁也说不好，即使是在欧盟内部各个成员国之间，监管协调也还没有完全落实。

来源时间：2018/5/20   发布时间：2018/5/17

旧文章ID：16219

作者：顾子明  来源：政事堂Plus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也有着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坊间吃瓜群众最热衷讨论的故事，依然是“北杰克南泼尼”谁更强，以及金刀王家的大公子，今晚又翻了哪个青楼网红的牌子。
　　这是因为相比于神秘朝堂，江湖更为我们熟知。就像被誉为中原武林第一高手的风清扬，倘若放在朝堂，其武功未必能排进前200。
　　但是，江湖上的动作，往往也折射出朝堂上的影子。
　　就像朝堂上一样，江湖上也会有公认的武林盟主或者带头大哥，譬如射雕英雄传里的王重阳，神雕侠侣里的郭靖，倚天屠龙记面的张三丰，笑傲江湖里的方正和尚。倘若没有一个足够威信的带头大哥，那么江湖上一定会血雨腥风。
　　今天周末，政事堂就跟大家聊一聊《天龙八部》里面，嵩山会的方丈，江湖上的带头大哥，玄慈大师。
　　说起来，嵩山会的玄慈大师不仅桃李满天下，也一直都是中原爱国的典范。传言三十年前，玄慈大师就率领着中原豪杰们在雁门关，杀退了强敌，从此一战成名，成为了爱国典范，上有政府给予土地和税费优惠，下有老百姓天天供奉的香油钱。
　　虽然如今江湖人必称“北杰克南泼尼”，但是嵩山会的玄慈大师凭借着三十年来树立的威信，依然垄断着朝堂与江湖之间的纽带。
　　可是，坐享了三十年爱国香油钱的玄慈大师，最近遭遇了一个麻烦，就是两年前吐蕃高僧神通鸠摩智，来中原踹门的事儿，突然被传的沸沸扬扬。
　　在那场宗教会议上，在鸠摩智秀了一把武功之后，一向打着爱国旗号的玄慈大师马上就认怂了，表示禅宗密宗本一家，坚定的支持吐蕃高僧神通注解的少林七十二绝技。
　　而此时，中华道家内功的弟子虚竹突然跳了出来，凭着自己的本事，跟鸠摩智斗法并扳回了一局。
　　本来呢，这事儿随着虚竹与鸠摩智打平也就结束了，可是最近不知道谁又把这旧事儿翻了出来，然后添油加醋，说玄慈大师暗中下黑手，为了支持鸠摩智关了虚竹的禁闭，导致有一场对决中，虚竹以微弱劣势输给了鸠摩智。
　　随着此事的发酵与吃瓜群众的深挖，少林的黑故事开始在坊间流传，靠着境外武功起家的少林，瞬间成为了众矢之的。
　　坊间纷纷表示，玄慈大师当了中原武林三十余年的带头大哥，吃了这么多年的香油钱，怎么这三十多年一点功夫一点进步都没有呢？而且关键时刻竟然倒戈西域鸠摩智。
　　因此，吃瓜群众们把玄慈大师的贸工技的练功路线进行了严重的批判，而虚竹的技工贸练功路线，瞬间获得了大家高度的赞扬。
　　本来呢，很多武林资深人士都认为，玄慈大师作为带头大哥，认个错，表示要多做点善事儿，风波也就这么结了。但是谁也没想到，作为武林的带头大哥，竟然嘴硬死不认错，搞起了硬怼。
　　而更让大家不解的是，面对舆论的批判，玄慈大师不仅不认错，反而广撒英雄帖，纠集上武林成名已久的上百位武林高手汇聚少室山。
　　我勒个去，侠以武犯禁，带头大哥这是要干什么？作死啊！
　　其实，回过头来看，带头大哥玄慈大师的出事儿，既有偶然，也有必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雷峰塔倒塌的背后，也是一块一块砖被抽走了。
　　想一想，当年跟着带头大哥的好几个铁杆小兄弟，这两年不是身陷囹圄、武功尽废，就是远遁西域号称下周回国。
　　因此，面对步步紧逼，玄慈大师作为带头大哥，都被逼成这样了，势必要广撒英雄帖，纠集上百位武林高手汇聚少室山，与“南院大王”萧峰掰一下手腕。
　　而与此同时，玄慈大师也势必会让整个少林寺全体动员整军备战，因为，玄慈大师自信在战场上不可能输给萧峰，可是毕竟作为需要遵守清规戒律的少林方丈，一旦二十多年前跟境外叶二娘违规交易的事情，被内部人揭开，那么，玄慈大师必然会真正的一败涂地。
　　所以，相比纠集群雄，如今拼死封住少林内部的嘴，才是玄慈大师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经，不好念啊！
　　话说，昨天文章认为，很快会有媒体开始扒某公司的黑历史，今天一看，果然很多自媒体为了流量，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挖坟了。而在这种效应之下，势必会有更多自媒体加入“挖坟”大军，届时，某公司也将面临更多无法预料的风波…..

来源时间：2018/5/20   发布时间：2018/5/19

旧文章ID：16218

作者：顾子明  来源：政事堂Plus

　　随着刘鹤率领中方经贸团昨天抵达华盛顿，一场全球经贸震荡开启了新篇章。
　　不仅朝鲜任性的临时取消了朝韩高级别谈判。据NHK报道报道，美国的乖儿子日本，也正式考虑对对美国征收规模高达450亿日元的报复性关税，而美国的好基友欧盟委员会也随后发布，预计截至6月20日，可能对28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对等征收25%的关税作为报复措施。
　　可以说，随着此次刘鹤访美，天下苦秦久矣的全球各股势力，突然集体开启了背后的小动作。
　　而与此同时，“外患不断”的美国国内又爆出来了“将相不合”，昨日彭博社称白宫贸易顾问，对华鹰派的纳瓦罗不在本次中美第二轮经贸磋商名单中，此次谈判由财长姆努钦带队。
　　随即白宫出面澄清，称纳瓦罗将参与本次中美贸易谈判。彭博社也随后援引白宫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纳瓦罗将出席将于周四举行的中美贸易磋商，之前将此人排除在外的最初计划发生了变动。
　　与此同时，多家美国媒体援引多位知情人称，纳瓦罗与姆努钦之间的不和早已公开化了，且分歧颇大。在两周前北京举行的首轮中美贸易磋商中，纳瓦罗与姆努钦爆发了激烈争吵，因为纳瓦罗对姆努钦单独与中方谈判代表举行闭门会议感到强烈不满，为自己被排斥在外大为光火，因此出言不逊。
　　随后，包括CNN在内的美国媒体还写出了一些细节：纳瓦罗和姆努钦在北京那栋举行中美贸易磋商的大楼前面的草坪上就爆发了正面冲突， 两人激烈对骂，期间恶言恶语与侮辱性词汇齐飞，还充斥着咒骂和好几次“F***”。
　　那么，美国谈判团队的内乱，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新华社发布的刘鹤访美通稿（节选）：
　　正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刘鹤16日在华盛顿分别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临时参议长、参议院财委会主席哈奇以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布雷迪等议员。
　　基辛格表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事关世界和平与繁荣。处理美中关系需要有战略思维和远见。双方应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同时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展现领导力。
　　在会见美国参众两院重要议员时，刘鹤指出，中美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双方要全面、客观地看待经贸关系中的问题，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中方重视美国国会的作用，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
　　美国参众议员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当前，两国经贸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但美中双方不应打贸易战。希望双方通过协商，积极寻找符合两国利益的解决办法。
　　相信政事堂的读者们，读完新华社通稿的时候，一定会回忆起政事堂这段时间，是如何一步步推演这两轮中美经贸谈判的。
　　就像当年看着我当年一步步推演万达和乐视，有没有一起见证历史的感觉呢？
　　好了，不吹牛逼了。之前，政事堂的推演都是借用中国古代历史的角度分析，今天再回归现实的角度，通过一则实际案例，再一次剖析一下我方的对美贸易战策略。
　　这几天，好多媒体都在调侃，过去几年大力推动电动车的总理，访日期间面色凝重的参观丰田旗下的新能源汽车，“发现国内的新能源车都是糊弄人的”。
　　其实，这都是调侃的玩笑，这款日本新能源汽车，是氢燃料电池车，通俗一点说，就是车里面放一个煤气罐，里面装的是氢气，通过氢氧结合的过程产生电来驱动汽车。也就是别的车加油，而它直接加气。
　　总理看起来萌萌哒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普遍都是跟着美国走，路线都是锂电池，国内几乎没有一家走日本的燃料电池路线。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此次总理访日，其实谈了很多，甚至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但是我方媒体重点宣传的，都是这次去考察丰田新能源汽车，甚至新华社也随后以“燃料电池改变未来出行方式的绿色新动力”为标题的文章，力推日本的燃料电池模式。
　　很显然，在此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如此高调的宣传日式新能源汽车，醉翁之意不在酒。
　　所以，就在我总理前脚抵达日本，后脚主打锂电池的特斯拉，就迅速在上海搞成立了独资的研发中心。
　　这是为啥呢？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因此谁赢得了中国，谁就赢得了未来。（政事堂去年的《卫国战争》系列中介绍过，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积极备战的刘鹤，拼命在力推开发中西部市场备战。）
　　这从工业角度，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中国制造能够横扫全球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是低劳动力成本，而是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
　　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大工厂建立之后，规模化效应体现的越发明显。以汽车为例，一款车型的研发和开模费用是固定的，生产一百辆与一百万辆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因此，越是高销量的车，越能够压低成本，净利润也就越大，而利润又能进一步刺激研发，使得进一步领先竞争对手；反之，很多顶级超跑不仅赔钱，还都在宣传自己是“手工制造”，这并非是因为故意要逼格，而是为了几百辆车搞一个生产线真的不划算。
　　所以，凭借着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的企业家们能够迅速把中低端的制造业打成了白菜价，因此在进入WTO之后，凭借着价格优势，迅速冲垮了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市场。
　　而汽车作为工业明珠，上下游有数千家供应商体系，通过中国巨大的销量，意味着一整套的供应链体系都会在全球竞争中占得先机。而这背后推动的就业和贸易顺差，比汽车工业还要庞大。
　　所以，你说主打就业和贸易顺差牌的特朗普，会不会重视呢？
　　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这不仅仅是美国与德国、日本的市场竞争，也不仅仅是美日之间新能源方向之争，同时也是新旧能源汽车之争。
　　我们可以用显示屏为例来看，当年全球竞争就在等离子技术和液晶技术之间，由于等离子的性能更好，因此业内也就有了“外行买液晶，内行买等离子”一说。
　　但是结果我们自然知道，随着液晶屏在手机领域的扩张，以及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选择了液晶，原本技术落后的液晶屏通过大规模的量产，迅速降低了成本，并积累了丰厚的利润，而利润又引导了更多的技术研发，使得液晶技术大规模的翻新，迅速从技术层面就超越了原本领先的等离子，使得等离子还没大规模投产，就死于后来的OLED之手。
　　而举全国之力押宝成功的韩国三星和LG，自然就取代了日本松下、先锋当年的统治地位。
　　以至于当年横扫中国市场，牛逼哄哄的松下，如今给中国人最大的印象，也许就是给特斯拉代工电池了…..
　　这种例子其实很多，譬如中国最终选择高铁而非技术更先进的磁悬浮也是同一个道理，并非技术先进就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拥有更大市场的一方，完全可以通过数量战胜技术更先进的一方。
　　这就像华为和高通在5G标准竞争之中，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企业的一边倒支持下，我们依然有硬杠美国的势力。
　　而这种垄断级的市场背后，更是拥有垄断级的利润，因此资本必然就会在背后驱动政策的走向，就像当年高铁和磁悬浮竞争的时候，漫天都是磁悬浮的负面新闻，液晶和等离子竞争的时候，漫天也都是等离子的负面新闻。
　　而电动汽车特斯拉倘若依然无法进入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量产以平摊成本，那么即使他技术再有优势，资本市场也势必会抛弃他。
　　而反过来看，倘若通用和福特在中国市场获得了优势，平摊了成本，旧能源汽车未必打不过需要巨额研发投入的新能源汽车。
　　而这一系列博弈的背后，不仅仅是特朗普的汽车集团的利益，更有着石油能源集团的利益。
　　因此，我总理访日期间参观了丰田的燃料电池，随后新华社还大肆宣传，这不啻于给美国共和党的汽车集团、石油集团，以及民主党的新能源集团一记当头棒喝。
　　所以上次访美期间各个避而不见的大佬们，如今争先恐后跳出来抢先会见咱们的刘总，生怕晚了，桃子被别人摘走，故而原本对华同仇敌忾的美国资本家们，瞬间在利益之下就被瓦解了，特朗普放出来咬人的“走狗”，在大佬们的力压之下，差一点都没资格参加贸易谈判。
　　同样，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日本和欧盟，自然也不愿意看到中美迅速达成协议，自然也要跳出来刷一刷存在感，搞出一副与中国共进退的样子。
　　所以，这一场中美贸易谈判，目前来看，还是要“抻”下去……

来源时间：2018/5/20   发布时间：2018/5/18

旧文章ID：16217

作者：郑继永  来源：侠客岛

　　金正恩曾对文在寅说，不会再让他在凌晨被吵醒。如今看来，金正恩“食言”了。
　　今天凌晨0点30分，朝鲜以朝韩高级别会谈朝方代表、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的名义向韩方发来通知，称朝方因韩美举行“超级雷霆”军演，决定无限期推延朝韩高级别会谈。
　　凌晨3点，朝中社称，因韩美针对朝鲜的军演等挑衅和对抗等行为，朝鲜不得不中止定于16日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同时，对提上日程的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朝鲜副外相则更加直接，对“只强求弃核的对话”“毫无兴趣”。
　　当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朝韩在板门店会晤时的一片和谐氛围时，半岛用行动证明了，这里是半岛，这里从不缺剧情与反转。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朝韩双方能够按照《板门店宣言》所体现的对话、和解与合作精神，显示对彼此合理关切的尊重，相向而行，积累互信，改善关系……避免采取相互刺激、引发紧张的行为，共同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和氛围。
　　在现在的形势下，如何理解朝鲜此次的行为？一个月后朝美领导人在新加坡的会晤前景如何？半岛局势会如何发展？
　　对此，我们邀请到了岛上资深的朝韩问题专家，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为我们做深度解读。
　　1. 侠客岛：这次朝鲜副外相为何着重谈到“反对采取利比亚模式弃核”？
　　郑继永：利比亚模式不是第一次提了。在今年3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曾经主张，朝鲜应采取“先弃核、后补偿”为原则的利比亚式无核化模式；他当时表明：“如果朝鲜在（美朝）会谈时不打算像利比亚那样放弃核武，那么美朝会谈只是北韩用来争取时间的伪装罢了。”
　　半个月前，朝韩板门店会晤刚结束的时候，博尔顿又重申，朝鲜可以循过去利比亚的模式去核。
　　按照博尔顿所希望的，美国直接把军舰开到朝鲜，朝鲜直接把所有导弹、核武器和核材料往上一放，美国运走，这样才算完全表明朝鲜无核化了，接下来可以谈其他的，比如经济援助等事项了。
　　这和当时让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的情况是一样的。2003年12月，在与美国进行数月谈判之后，当时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意废除核武和生化武器发展计划。八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帮助利比亚国内反对派推翻了卡扎菲，卡扎菲被反对派击毙，该国也动荡至今。
　　这一历史事件，朝鲜当局很难不作为当下情况的历史殷鉴。
　　除此之外，美国提出的“彻底的、可验证的、无法逆转的无核化”，与朝鲜分阶段、逐步实现无核化的意图相违背。其实当下比较好的情况是，朝鲜做一点，美国做一点，大家互相可以看到成果，这样有来有回皆大欢喜。但美国让朝鲜一下完全实现无核化，却又没有拿出对等的方案，这样子朝鲜还是很担心和不满的。
　　就像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在谈话中说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了：“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白宫和国务院高官大谈‘先弃核、后补偿’模式，肆无忌惮地抛出所谓利比亚弃核方式、‘彻底的、可验证的、无法逆转的无核化’、‘全面销毁核导、生化武器’等主张。这表明，美国无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而且，如果真的按照美国要求，朝鲜把核武器全部都丢了、交代清楚核武器生产方法的来龙去脉、相关技术人员有多少之后，美国也不会立马就给与朝鲜下一步的“补偿”，而是要经过长期“验证”后，才能对朝鲜提供经济上的援助等等。
　　这怎么看都是对美国很好，而对朝鲜比较糟糕的事情。
　　2. 侠客岛：朝鲜选择今天北南高级别会谈的日子突然宣布这一新闻，是否有什么考虑？
　　郑继永：先从韩国的情况来看。6月13日，韩国就要开始举行地方选举，确认下一任总统人选。现在韩国国内正在展开激烈的议席保卫战，韩国总统文在寅自然非常重视，也在充分利用朝韩首脑会谈的成果给自己增加筹码。大家应该记得，就在板门店朝韩首脑会晤后，文在寅的支持率飙升，达到了83%。
　　在这个情况下，朝鲜就有一种心态——我现在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好处（或者说被利用），你还在和美国一起搞联合军演，搞军事对峙这种事情，作出背弃当时《板门店宣言》的承诺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北南高级别会谈的特殊日子，朝鲜其实也有“敲打”韩国一下的意思。
　　在朝鲜看来，朝鲜其实奉献出来了比较多的诚意了——跟美国去谈实现半岛无核化、要炸毁核试验场、还邀请众多媒体参观，但是韩美军演依然在大规模地搞，很难看到韩国履行《板门店宣言》的诚意。对于比较看重《板门店宣言》的朝鲜来说，还是不满的。
　　而美国呢？你看在半岛问题上，特朗普总统推特发的是比较多，但是其实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让步，光说让美国企业去朝鲜进行建设，但这都是比较长远的，相较于朝鲜更期待一个国家安全的地位来言，还是不够。
　　况且现在美国胃口越来越高，前几日朝美首脑会晤的前期沟通中，美国要求朝鲜把上万名专家移民到国外去，这意味着，美国不仅是要把朝鲜建设导弹能力和核能力废掉，更是直接让朝鲜工业能力基本丧失，这对朝鲜来说是完全不能忍受的。
　　想想看，让朝鲜从自己所谓的工业强国、核武器强国，一下子回到手工时代，这完全让金正恩没法接受。
　　在这个时间点，金正恩提到要重新考虑朝美会谈，其实也是想借机让美国拿出点实质性的东西出来。现在朝鲜宣布弃核，内部反对的声音很大，金正恩内外都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金正恩急于有一个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成果出来，稳住朝鲜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让朝鲜人民看到这条路是走对了，给国内一个交代。
　　3. 侠客岛：板门店会晤前，韩美暂停了军演，现在又开始军演，为什么？
　　郑继永：其实在韩国冬奥会之间，美韩军演是停了，而且恢复之后的军演规模都不大，指向性也并不突出，计算机模拟演习比较多。而且就在板门店举行会谈时，韩美当时也暂停了军演。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演练规模比较大，指向性比较强，挺针对朝鲜的。你看不光这次参与军演的武器，就是军演的称号都比较猛——“超级雷霆”。虽然美国说这次军演是比较常规的动作，但还是有一点威胁警告意味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蓬佩奥之前和金正恩见面，并没有对朝鲜的安全上做出比较实质性的承诺。因此，在朝美首脑会晤谈判之前，应该说任何选项，美国都会摆在谈判桌上，包括军事选项。
　　再加上美国今天说的，“他（金正恩）理解美国和韩国继续进行联合演习的必要性和实用性”，但朝鲜只是说过理解，但并没说同意。《板门店宣言》第一条就是止战，第四条说到无核化，无核化明显是放在不再进行军事对立的后面的。这和朝鲜方面的意愿是相左的。
　　4. 侠客岛：现行情况下，朝美会谈前景如何？
　　郑继永：从之前来看，美国对朝鲜确认无核化的确表示了欢迎，也提到可以进行一些援助。但是前面也说过了，有一个前提，朝鲜要“彻底的、可验证的、无法逆转的无核化”之后才可以。
　　现在的美国大家也知道，接连“退群”，比如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等等，信誉很差，朝鲜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信任美国，更不愿意“赌博”自己完全无核之后，会被美国怎么对待。
　　在朝鲜看来，比较理想的是，朝鲜有回应，美国也应该有个回应，大家一起有一个长期的路线图出来，按照这个蓝图走下去。
　　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态度，“双暂停”和“双轨并行”，并行推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两条轨道——同时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大家一起回到谈判桌前，这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应该在朝美之间多协调，综合各方共同点，消弭各方差异点，让无核化往前走。各方语言对语言，行动对行动，大家一起把这个无核化的概念更细致化地做出来，然后操作起来，真正实现半岛和平。
　　至于朝美会晤的前景，我对见面机率还是谨慎乐观。虽然现在金正恩放弃核武器，保证国家安全的意愿比较强烈，诚意也比较足，但如果美国还依然固执己见，一味指责，却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对朝鲜的保障措施，再加上韩国对此也无能为力的话，一旦朝鲜形成“弃核就约等于去死”这种想法，半岛难免又将回到对抗的局面了。
　　（文/郑继永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18/5/20   发布时间：2018/5/19

旧文章ID：16212

作者：张洁华  来源：最天下

　　本周一，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正式搬迁到了耶路撒冷，当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边境的加沙地带即爆发流血冲突，目前巴方死亡人数至少已达60人。
　　中东和西方大部分国家都对美国迁使馆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土耳其和南非甚至从以色列召回了大使。
　　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圣地，其主权归属一直是巴以问题的核心之一。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耶路撒冷被定为国际化城市，由联合国管理，但这一决议从未被真正执行过。以色列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后又于1980年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其“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也对耶路撒冷有强烈的诉求，宣称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必须定在东耶路撒冷。因此，耶路撒冷一直被视为争议地区，需要通过巴以谈判来确定其地位。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美国是第一个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而根据1995年生效的耶路撒冷使馆法，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必须迁至耶路撒冷。但无论是克林顿、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他们都会每六个月签署一份豁免声明，以国家安全为由放弃搬迁的要求。
　　如今轮到特朗普，他一改几位前任的做法，正式将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在外界眼中，这相当于承认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为什么面对存在的争议和国际社会普遍的反对，特朗普政府仍执意要将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呢？
　　推动和平进程？
　　按照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的说法，迁使馆是为了给和平提供更好的动力，而且“从更广的角度看，此举有助于稳定”。
　　在当天的搬迁仪式上，特朗普在预先录制好的讲话视频中也称，“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和平”。而他在去年12月宣布迁址决定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早就该采取的步骤，以进一步推动和平进程，为签署持久的协议做出努力。”
　　虽然特朗普政府称不会在耶路撒冷巴以边界问题上表达立场、并在迁馆仪式上的讲话中称，美国仍将致力于持久和平协议的签订，但专家们认为，迁馆相当于美国承认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这实际上关闭了和巴勒斯坦方面谈判的大门。
　　从目前情况看，迁使馆并没有带来和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迄今为止，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的新一轮抗议已进入第七周，截至周二早间，至少60名巴勒斯坦人在和以军冲突中死亡、另有数千人受伤。
　　无论是中东地区国家还是欧洲各国，都对特朗普的决定表达了不满和谴责，巴勒斯坦领导层已经拒绝跟特朗普团队沟通，称美国助长了宗教冲突。德国、俄罗斯、法国等欧洲国家也表态称，这一举动不利于地区和平进程。
　　与此同时，以色列和伊朗在叙利亚的冲突也正演变为全面对抗，而美国使馆迁址选择在了这个时间点，让整个地区和以色列面临更多的不可测和危险因素，与特朗普口中希望带来的“和平”相去甚远。
　　还是巩固选民基础？
　　既然和平的目的暂时没有达到，特朗普政府为何执着于一定要完成这项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意义的举动呢？白宫网站一份声明标题或许透露了信息：“特朗普总统信守承诺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设立美国大使馆” 。
　　特朗普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承诺，一旦当选，就把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上任后，特朗普先是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继而又宣布在今年5月14日正式迁馆。
　　可见，特朗普此举是为了兑现大选期间最重要的承诺之一，迎合选民、特别是保守选民和福音派基督徒选民的诉求，这些人都是他的关键支持者，很多人也都支持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的首都。
　　比如，曾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款3500万美元的拉斯维加斯博彩大亨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就是犹太定居计划的热烈支持者，据说他曾因为特朗普推迟迁址而大发雷霆。
　　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群体。据公众宗教研究机构(new poll by the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4月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中的支持率创下新高，有75%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特朗普，远远高于特朗普在一般民众的支持率（40%左右）。而另一项调查显示，美国53%的福音派基督徒赞成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而对一些保守派基督徒而言，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符合上帝的意志、也是圣经所预言的。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教会机构CharismaLife Ministries的负责人、牧师斯瓦格第(David Swaggerty)称，使馆问题十分重要，它和上帝揭示弥赛亚息息相关。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前法官皮洛(Jeanine Pirro)日前也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认识历史，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耶路撒冷将成为犹太国永远的首都，犹太人终于建立了自由的以色列国。
　　虽然并不是所有福音派基督徒都认可这样的观点，但他们依然十分支持迁址的决定。曾担任特朗普福音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莫尔(Johnnie Moore)表示，他承认福音派基督徒曾经在白宫讨论过耶路撒冷问题，但是从政治角度、而不是神学角度，英国BBC援引莫尔的话说，（福音派）领导们关注该地区的政治，了解公众数据，也研读了资料，知晓外交政策观点，“对此，他们更多是地缘政治看法，而不是神学看法”。
　　“基督徒团结以色列”组织执行主管布罗格(David Brog)也表示，任何了解亲以色列基督徒的神学观点的人都知道，他们相信人在改变末世时间上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认为这是历史性的正义之举。
　　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研究艾尔金迪(Khaled Elgindy)在去年的一篇文章提到说，无论美国用什么借口来支持大使馆搬迁，现实是，与美国政治和国家安全考量相比，此举更多的是出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虽然迁使馆在美国国内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吸引力，但从美国利益、和平进程和地区稳定等角度看，迁址有百害而无一利。
　　即便情况真的是这样，特朗普依然意愿迈出这一步来讨得支持者们的欢心。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正面临诸多麻烦，“通俄门”调查不断升级、艳星封口费风波愈演愈烈、同时总体支持率也在不断下滑，而中期选举又已经揭开帷幕，特朗普急需坚固自己的选民基础，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甚至是自己2020年的连任选举打下良好根基。
　　也许可以说，这一次迁址仅仅就是特朗普为兑现竞选承诺而迈出的一步，和他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或者伊核协议一样，代表了他外交政策的姿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无论这一次迁址背后真正动机是什么，特朗普都已经让他的支持者们十分满意了。

来源时间：2018/5/19   发布时间：2018/5/18

旧文章ID：16213

作者：权文武  来源：世界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5月8日晚22:40发表演讲，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起各国政界一片聒噪。我在两天内观察了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各国及伊朗国内各路政治精英的言论，并同周边朋友和街上市民交谈，籍此文做一番呈现和分析。
　　秀红黑脸的美欧伊精英
　　围绕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一事，表明上看存在两出政治秀。第一出是美国扮黑脸，欧盟扮红脸，迫使伊朗履行核协议的同时，在开发远程导弹和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上收手。一方面，美国以核协议夕阳条款漏洞（限制伊朗核开发的条款有效期仅到2025年）为名退出核协议，同时又宣布准备好与伊朗签署一个广泛和持久的协议；另一方面欧盟则极力做出姿态诱使伊朗留在核协议内：美国从5月8日早上，鲁哈尼在推特发文称已经获得了欧盟国家不修改核协议的保证，这或许可以解释特朗普提前四天宣布退出核协议的原因——跟欧洲没得可谈了。
　　特朗普发言后，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负责人穆盖里尼一脸愤怒地表示欧盟“将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自身在伊朗的投资和商业利益”，呼吁伊朗留在核协议内。8日晚鲁哈尼发表演讲，称暂时留在核协议内，但要求欧盟数周内做出利益承诺。
　　第二出秀则是伊朗当局吃准欧盟想继续留在伊朗市场、通过伊朗温和派拓展在伊政治利益的想法，鲁哈尼政府扮红脸，军方保守派势力扮黑脸，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以留在伊核协议为要挟，威逼利诱欧盟做出更多利益回报。在反对与西方过多接触的伊朗军方和保守派看来，如获至宝。
　　9日上午，保守派议员在议会把美国国旗和伊核协议样本烧毁，中间派的伊朗议长阿里-拉里贾尼只能坐在主席台上苦笑，劝解众人莫把议会大厦也烧了。下午革命卫队总司令贾法里发推，认为欧洲将步美国后尘，伊核协议将彻底失效；武装力量总司令巴盖里批评“伊朗一开始就不该签这个协议”。一些伊朗记者也在国际媒体上发文，配合政府恫吓欧洲做出更多让步，比如Rohollah Faghihi在知名中东新闻和政治分析网站Al-Monitor撰文，宣称如果核协议垮塌，伊朗将出现军人政府，届时与西方所有联系都将中断，而欧洲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
　　见此情形，欧洲三驾马车也很知趣的先后表态——法国总统宣称不会让盟友（美国）决定自己的外交和安全，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美国不再是可依赖的盟友，英国——努力营造欧美裂痕气氛，积极迎合鲁哈尼“美国退出核协议只会孤立自己”的判断。
　　事实上，无论是伊朗还是欧洲的统治者，都在玩一场政治秀。从伊朗来讲，虽然老百姓从核协议受益无多，伊朗革命卫队及宗教阶层通过核协议从欧美获得了大量解冻资金用来巩固自身在国内的利益特权，维护什叶派政权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军事和政治渗透，内心是不希望核协议垮台的陷入全球制裁的，不然，不仅会失去维护地区野心的资金流，连国内政权也会因经济恶化而动荡。
　　至于鲁哈尼政府等所谓“温和派”“改革派”人士，大多有欧洲留学经历，他们热盼与西方改善关系，摆出一副开明姿态，实质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地位当西方公司在伊朗市场的掮客，捞取经济利益。他们与保守派一样，都是既得利益者，都力图最大程度维护宗教体制。
　　欧洲各国的亲鲁哈尼政府表态，则更是口惠而实不至。如今欧盟陷入经济困境，依靠开拓伊朗能源市场、卖卖空客飞机固然是开源之道，但如果因此开罪美国，失去了后者的安全保护伞，从伊朗获得的利益与为自身安全支出的费用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此外，各欧洲公司更不愿意为了获得伊朗市场而失去美国市场。所以，我们看到，法国外长还在说尽最大努力维护法国在伊投资时，道达尔公司（去年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约开发南帕斯油田）在伊朗代表已经不打算续租公寓，悄悄准备卷铺盖走人了。
　　美国在退出伊核协议上，则显得从容的多。比如在投资和商业上，欧盟的空客公司极有可能因为制裁失去270亿美元的大单，美国的波音公司虽然也与伊朗签了200亿美元的合同，但早已为今天的局面未雨绸缪，找到了阿联酋航空、阿布扎比航空公司做接盘侠。在政治上，修复与沙特的关系，通过伊朗威胁向沙特军售的收益，已经远远超过留在核协议内开拓伊朗市场带来的好处。
　　所以，退出伊核协议后的各种政治走向，并不是美、欧、伊的三方博弈，而是欧盟与伊朗的双方较量。老道商人特朗普或许早已看穿了伊朗外强中干的恐吓及欧盟各国依赖美国、身不由己的处境，外加地区盟友倾财支持，才敢如此“大胆”地退出核协议。
　　部分国际及国内媒体认为特朗普让美国失去了国际信誉，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当年奥巴马执意留下政治遗产，派有伊朗裔女婿的国务卿克里与伊朗达成了一个有重大缺陷的核协议，而后绕过国会以行政手段签署，该文件只是一个“协议（Agreement）”，而不是一个“条约（Treaty）”，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如今，有犹太女婿的特朗普也就可以无需国会批准，以行政手段大笔一挥，中止履行核协议了。伊朗和以色列这对冤家，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是风水轮流转。
　　民众冷对政治未来
　　那些没有从伊核协议中受惠的大多数伊朗民众，特朗普退出核协议只是让他们的生活更艰难，或以斯多葛式的黑色幽默冷对国内外政客的豪情壮语，或以末世的姿态纵情享乐。
　　从4月上旬开始，伊朗外汇大幅升值，美元兑里亚尔三天内从1:48000升至1:60000，伊朗央行介入，关闭所有钱庄，要求以1:42000的价格交易美元，并勒令民众向央行上缴外汇，每人外汇现金超过10000欧元的部分将被没收，持有人也将以走私罪入狱。结果外汇市场进一步失控，即无人上缴外汇，而民众间美元交易价一度飙至1:70000。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次日，民间美元交易价已经达到1:80000。
　　面对个人资产腰斩的危险，伊朗企业家与政府斗智斗勇。由于伊朗政府以1:42000的官方低价向本地厂家提供美元外汇用于从国外购买生产用的原材料，一些伊朗企业家5月8日开始积极联系外国原材料供应商，将进口物品由实物换做垃圾和废料，再配以实物产品的外包装，以超低价格购入，而发票上则开出实物的价格，这样渐渐的以官方低汇率将自己的资产由本币换做美元。我问其中一位企业家，怎么看自己的“欺诈”行为。他哈哈大笑：“欺诈？这不是欺诈。我只是将政府拉的屎还给政府自己去吃而已”。
　　而一直以来身处社会和经济压力下的一般民众，却没有企业家阶层跟政府周旋的资本，美国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伊朗副总统莫拉瓦尔迪期盼的“美国压力将使伊朗人空前团结”的场景并未出现。民众继续发动零星的示威和抗议，从最直接的压迫者——伊朗政府——争取自身权益。
　　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议的次日是周三，早前每周三都有部分伊朗女性响应流亡海外的女权主义者阿琳内嘉德（Alinejhad）的号召，在公共场合摘掉头巾拍视频和图片，发到社交媒体，以唤醒更多女性争取性别平等、反抗宗教压迫。这个周三的前夜虽然发生了威胁到伊核协议的大事，还是有很多女性继续上传无头巾视频。在她们看来，国家的尊严是从个人的尊严开始的。当日，伊朗各地还发生了中学教师抗议低工资的集会，遭到政府便衣镇压。
　　尽管伊朗政治精英们依然在做着与中美俄平起平坐的大国梦，谋划构建从德黑兰到贝鲁特的什叶派新月区，声称“25年内灭掉以色列”，数年的经济制裁早已让普通伊朗民众变得务实，他们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为友。在当前形势下，只要外国势力不直接军事威胁伊朗本土，伊朗人还会继续对本国政府与大国的周旋抱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即便昨日以色列与伊朗在叙利亚发生了冲突，德黑兰大学政治系的当红学者Zibakalam依就不以为然地在推特写道：“一旦跟以色列开战，我们怎么跟后代交代呢？一个2000公里外的国家，即没威胁过伊朗，也没跟我们有冲突。为了跟以色列过不去，我们死了这么多人，花了数十亿美元经费，这是为了啥？

来源时间：2018/5/19   发布时间：201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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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学良  来源：FT中文网

　　本文为“外部世界反击中国：此伏彼起”系列之三
　　本专栏上一篇回顾了从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分析圈和决策层如何在多个潜在的威胁性对手里判别中国居何位置。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尽管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过几次巨变，美国的国际环境也有戏剧性的翻转，立场持平居中的观察家仍然能够在纷乱迷眼的世事人事变幻的背后，梳理出几条深层的主干线。凭借这些，我们才能冷静解读为什么美国政界包括军方到了目前阶段，终于不加遮掩地反复宣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两大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参阅美国陆军部长2018年4月5日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战略规划演说：“Army Secretary Outlines Vision for Success in Future Conflicts”，美国政府www.defense.gov网站视频）。
　　第一个尺度分量最重
　　在笔者的研习视野里，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的精英层判别该国潜在威胁者所使用的第一个尺度，是聚焦在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上：对方是民选的政府，还是非民选的？是多党竞争的代议制，还是一党始终当政的？如果是非民主制的，是更靠近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权制”（authoritarianism）——如第三世界众多的军人政权或家族统治，还是更靠近权力极度集中的“全权制”（totalitarianism）？在“全权制”里，意识形态是属于右翼的——如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属于左翼的——如当年的苏联阵营？就这几组变体而言，后一类的更容易被美国（及其铁杆盟友）精英层视为主要威胁，因为这类政体的权力更加集中、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可以更快速和更有力地推行强制性的对内对外政策，说出手就出手。而美国精英层深知自家的政体是天天吵架处处扯皮，既难于保密，更难于突然出台厉害的措施，跟全权制对手打交道老是慢了几拍，猛然被击吃大亏的几率太高。
　　第二个尺度是关乎种族和文化包括宗教。就美国判别潜在对手而言，越是早先，越是看重种族的因素，越是新近，越是看重文化的因素，这与美国本土的变迁大体上是一致的。美国精英层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看得偏重的时期，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风行的那些年，目前已经稍有退潮了。在其它因素同等的情况下，美国精英层对同文同种的外方更感亲近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方不是白种人、不是基督教传统，则更容易引起误解和猜疑。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击和连锁反应，是突出的实例。如果对方的政府或宗教团体实施有组织的迫害基督教信徒的政策或措施，就易于招致美国公众的同仇敌忾。
　　第三个尺度是规模。对方的领土（领海）、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数量、素质、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地理位置等构成了其综合潜力的基本要素，这个道理明显可见。需要稍加解释的是，这些构成一个国家综合潜力的要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各部分的相对价值或重要性会有显著的浮动和升降。比如自然资源，以前人们最关注的往往是石油，而现在则变成淡水。1999年底美国情报部门的新世纪全球安全报告里，给予淡水资源以非常显要的位置，把它视为国家或区域的生存、发展、内部动乱、外部战争的一个大主变量。而中国则是主要经济体里淡水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不但影响到本国的生产和生活前景，而且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战略纠纷。又比如地理位置，有的地方过去是交通和贸易的要害部位或者无足轻重的部位，而随着生态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就会变成相反的状况。气候变化将使冻土地带和冰封水域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大大提升，是鲜活的实例。
　　动态尺度刺激政策转变
　　第四个尺度是发展的速度和素质。上文第三个尺度里的要素，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潜力，发展的速度和素质则是把综合潜力转化成综合实力的动态过程。它受到战略分析界的高度重视不言自明——越是发展得快、技术密度越是高强的经济体/国家，越是易于摇撼既有的全球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
　　在日本战后崛起的1960年代，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联手头号日本通赖世和（Edwin Reischaue），在哈佛大学讲授东亚现代化。为了对忽视“小日本”的美国人提醒来自日本的挑战，赖世和首先展示一副常规世界地图，日本在上面显得真小。然后他展示GDP总量分布地图，日本顿时显得巨大，比加拿大还大。最后他展示根据GDP增长速度绘制的动态图，若干年后日本将比苏联还大，直追美国。果然，日本不久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赖的教课惊醒了几代美国人，令他们重视日本重商主义模式对美国的冲击。这副动态图十几年后由费正清的大弟子马若德续之，他在1980年初告诫西方世界：假如中国采纳日本模式的一些要素，配以中国比日本大很多倍的人口和领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将比日本的要强劲许许多多（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经济学人》, 1980年2月）。而这正是当今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定位。
　　第五个尺度是行事或操作的方式。如果对方以“润物细无声”、“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挑战，美国精英层不至于立刻摩拳擦掌纵马回枪，作为既有的霸主方，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麻烦事需操心用力。若对方的手法突变，或是在舆论战线正面叫板，或是在全球多地处处出击，或是在关键领域猛然显威，或是在要害部位生猛挥拳，美国精英层就一定会认真反省、重整布局、运力反击。
　　判别结论基于多重比较
　　一旦理清了以上五个尺度，我们对“为什么美国为主的外部世界着手反击中国？”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不会太过惊奇或做出情绪爆表式的反应。用这五个尺度稍加检视，在1990年代初以降的全球范围内，那些早先被美国列为具有挑战趋势的众多对手里，有几个国家和非国家性质的组织（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能够全方位被美国判别为首要威胁？最大的两个恐怖网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是自称，其实是个组织，并未成功建国）大体符合上述尺度的第一、二、五条，但不符合第三、四条，因为它们的综合实力不足以对美国发动持续有效的挑战。被小布什政府定义为“邪恶轴心”的三国，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接近于符合第一、二、五条，不甚符合第三、四条，却遭到“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指控，被摧毁了。伊朗的情形近似于伊拉克，还没被美国全力打击，只是受压重重。朝鲜完全符合第一、二、五条，也是在第三、四条上欠缺一大截，多年来一直被美国视为恐怖主义政权，对之动武的威胁始终高悬。
　　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安全分析表上的三个大国。日本的重商主义对美国的挑战持续了二十多年，最关键的是它不符合第一条，它是美国的盟邦，在防务上又依赖于美国，没有独立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不会把它的经济技术实力转化为针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否则美国一定会对它狠下重手（Andrew Browne: “Battle Stations: U.S. and China Prepare for Trade Clash of the Titans”,《华尔街日报》,2018年1月16日）。俄罗斯符合第一、三、五条，但不符合第二、四条，特别是它的经济技术升级，一直是空中楼阁，还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严重依赖原料和能源出口，缺乏新科技经济增长点。其潜力巨大，实力不完整，军力可惧，所以被美国列为两个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一圈看下来，只有中国基本上符合所有的五条，美国FBI主任说“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对美国的威胁”，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Michal Kranz,”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 Business Insider, 2018年2月13日）。
　　这是美国精英层的判别思路，我们即使不同意，也须冷静琢磨，不可简单斥之为“无中生有，不值一驳”。下文再讨论外部世界眼里来自中国的挑战究竟“新”在哪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8/5/18   发布时间：201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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