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5月份继续推出对话人大名教授系列讲座，5月8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教授主讲。他在此次讲座中主要围绕世界经济面临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即再平衡的调整和双周期的不同步来展开，并回答了2018年中美作为贸易大国之间的博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未来将如何发展等问题。本文根据讲座速录整理而成，已由王晋斌教授本人审阅。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或者未来经济增长过程当中面临的两个不确定性：一个是再平衡的调整，另外一个就是双周期（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不同步。
　　一、再平衡
　　什么叫再平衡？一个国家会出现盈余或赤字，如一国进出口带来的顺逆差，进而产生不平衡。而不平衡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债务危机或货币贬值、通胀。所以我们就需要对其进行调整，这就是再平衡。
　　首先希望通过下图告诉大家两个信息：

数据来源：WEO(2018)

　　第一，全球的经常账户，主要是贸易账户，总是不平衡的。正值是顺差，负值是逆差。第二，在2007年以前的20年，世界经济增长是相当不错的，也就是在经济周期里面一个的"大缓和"时期。在顺差方面，大家看到是次贷危机以后的情况，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比逆差时期要慢，这说明如果大家都不喜欢借钱花，都有盈余或者说攒钱的话，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
　　（一）外部不平衡
　　经济在不平衡过程当中很容易放缓，甚至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就需要调整不平衡。但是调整的成本有时候是非常高的。为了看清楚调整成本的高低，我们举四个时期的例子。
　　第一，日本80年代的渐进调法。1985年9月，美国拉着英国、德国等国（G5）与日本谈判，最后达成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的签订是因为当时美国的贸易逆差有40%来自日本，所以为了解决逆差，美国希望日元能够升值。在谈判中，迫于美国要对美元主动贬值的威胁，日本不得不将日元升值。此后三年，美元相对日元贬值了一半，这一贬值刺激了美国的出口，极大的改善了美国的经常账户。
　　但是日本的问题在于，为了维持日元的升值预期，在国际开放的资本市场上，日本必须要维持低利率的预期，低利率及其预期使得泡沫大增，资产价值、股指和房价也变得很高。所以到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走向衰退，后来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二十年"，足见其高昂的调整成本。
　　但是这个调整为什么是渐进的调整？原因有二：一是利益主体明确，贸易不平衡主要发生在日美之间；而是当时全球金融市场还没有进入金融自由化加速阶段，资金的借贷关系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结果是日本承担了所有的调整成本，美国基本上没有改变国内任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广场协议上绝对的赢家。
　　在调整之后，美日两国的GDP增长率都是下滑的；同时，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在缩减，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也在缩减。原因就在于在调整过程中总需求的减少带来了经济的下行。

　　第二，东南亚国家90年代的"休克"调法。休克调法是非预见性的，货币大幅的贬值。
　　在调整之前，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是很高，来自发达国家的短期资本流入则是弥补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方式。这种短期流入主要是以投资组合的方式流入，表现出高波动性。在组合流入占赤字的比重上，韩国为91.7%，印尼为76.9%、泰国是34.3%。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当一国赤字过大的时候，别人认为该国经济会有危机，为了规避风险，投资者在未来就会撤出资本。加之市场的一个"羊群"效应，所以只要有人撤出后，别人看到也会纷纷撤出，造成资本大规模流出。
　　东南亚国家在1996年贸易赤字很大，投资者则在1997年开始撤出资本。这导致了美元在当地资本市场上变少了，美元升值，本国货币随之自动贬值了。这就是我们最后看到所谓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这种调整方式的成效是：危机前一年各国都存在较大的贸易赤字；危机之后五年，经常账户余额有明显的改善，这是因为货币贬值会鼓励出口，进而改善经常账户。
　　但这种调整方式的成本是很高的。以经济增速来看，危机前一年各国GDP增长率都是正值（阿根廷除外），危机后一年的GDP增长率全部都是负值。除此之外，货币大幅度贬值还会带来通货膨胀。危机前一年通胀率和危机后一年的通胀率，以及危机后五年的通胀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一个国家货币发生大幅度贬值之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不管是从增长还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讲，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

　　第三，2000-2010的调整政策。以美元大幅贬值为代表的"休克"调法。
　　在此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次贷危机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情况。2000年之后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一直是正值，高点大概在2006年为4.799%。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都有大量的顺差，美国和部分发达国家都是赤字。
　　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将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的外汇储备以各种组合的形式，不管长期还是短期，投资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追逐所谓的安全资产。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资产价格不断的升高，比如美国房地产价格。这就是不平衡带来的流动性的问题，或者在跨国之间配置不平衡的问题，它的本质是由于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导致的。

　　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中德日这几个大的盈余国家和赤字国美国之间的关系。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经常账户达到了历史高点，占GDP比例为9.889%，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从大国贸易的角度来讲也是巅峰时期。与之对应，美国2006年经常账户赤字/GDP是5.8%。这个时候，很多人到国外买房、买金融资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盈余累积的资本流入美国。
　　另外两个国家是日本和德国，德国一直也是一个大顺差国，美德之间的盈余问题也是两国长期讨论和争议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这一时期的调整方式：2008年次贷危机带来美元大幅贬值的"休克"调法。
　　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目前它的GDP占世界虽然比例大概在22%左右，但是它金融市场非常发达，所以它危机发生在美国，调整发生在美国，但是它跟东南亚危机以及80年代的美日之间的调整是有差异的。它的调整成本是全球承担的，因为中心国家经常账户大规模的调整，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由此带来总需求急剧萎缩，全球经济下行。
　　08年次贷危机这种休克调法的调整成本到底是多少？我们将1987到2007年，2008到2017年这两个周期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前面一个周期在经济史里面叫"大缓和"时期，后面那个周期有一些经济学家把它叫做"大平庸"周期。两个周期的全球GDP增长率差别不大，后者主要得益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但发达国家两个时期增长率的差异非常大。但世界的贸易量在全球大缓和时期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率7.09%；大平庸周期的贸易增长率只有2.94%，不到原来的一半。所以有时候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也把贸易急剧下降的现象称作贸易的超调，就是下降得太多了。原因在于：一个是收入的问题，一个是价格的问题。实际上更多是收入的缩减，总需求的萎缩导致了全球贸易量急剧的下降。

　　此外贸易的指标也会反应全球的调整成本，也就是贸易强度。贸易强度是贸易的增长率+货物和服务的增长率与全球GDP的增长率的比。这个增长率之比，在1996-2007年相当好，次贷危机之后就变的不好了。2018年按照IMF的预测值来讲，比2017年还要低一点，所以全球贸易状况不像想象那么乐观。
　　第四，2018年贸易大国博弈。它的主要对象是中美两国，但成本会从两国逐渐波及全球，带来总需求的萎缩，并带来全球经济下行。
　　这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美国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逆差。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我认为美国的条件太高，对我国整个出口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出口疲软又会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很强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个人理解，现在双方基本上是各自表达意见和条件，开始调整，慢慢谈。
　　所以我们说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可以看到会带来经济明显的下行压力，导火索就是不平衡的调整。
　　下图展示了最近几年贸易摩擦数据，也就是次贷危机以来新增的贸易限制措施和各种限制条件。考察贸易摩擦主要看G20，因为G20经济体量占全球90%，贸易占全球80%。从数据上看，G20之间贸易限制措施是增长的，因此全球贸易外部环境不乐观。

　　（二）内部不平衡
　　内部不平衡与外部不平衡紧密相关，并与中国当下经济形势联系非常紧密。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储蓄（S）都是投资（I）加经常账户余额（CA），也就是S=I+CA。这个公式显示，如果投资增多，储蓄不变，CA就会减少，并实现外部再平衡。但是如果投资很多，储蓄依然很多，CA还是不平衡。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投资太多。过去我们资产价格泡沫，包括不动产领域。也包括其他的领域出现一些过剩产能，这些都是投资过多造成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产能。在投资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想减少CA，那么必须要减少储蓄率。储蓄率下降则要求消费的增加，所以我们需要提高消费，但刺激消费往往是很困难的。
　　一个跨国的经验研究分析了1987-2002年的数据，最后得出：投资占GDP比重如果下降4个百分点，经济增速中值下降1.4个百分点，也就是过去是4.5%，现在只有3.1%。所以大家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伴随一个非常明显的态势就是投资的下滑，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要维持高增长，它的基本条件是投资一定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速，因为光靠消费不可能导致经济那么高的增长。

　　中国过去几年信贷增长非常快。虽然2016年开始中国有意识地收紧货币，M2的增长率从2016年的两位数，降至2017年的个位数了，信贷占GDP的比例也在下降，但是信贷比例仍然很高。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投资跟GDP的增速共同比较的话，2011中国的投资/GDP达到了高点，投资占GDP的48%，到2017年从48%降到44%，经济增速从9.5%降到6.9%。实际上经济增速下滑相比投资下滑速度要快。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投资的下滑之后，消费的增长弥补不了投资的下滑。

　　如果我们在投资下降的同时，消费跟不上，CA实际上会进一步扩大。当经济增速在下滑，CA反而进一步扩大时，就出现了"衰退性"顺差。中国2013年到2015年的发展状况就是如此。如图所示，投资占GDP比例的下降，从47%多降到44%点多，我们经济增速7.8%到6.9%，但贸易顺差，却从占GDP比例1.5%涨到2.7%。与此同时储蓄比例还是很高，下降的比例很少。原因就是消费没有跟上，或者我们消费虽然增长了，但是增长的速度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把内外不平衡放在一起，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通过贸易摩擦与汇率摩擦来调整外部不平衡，带来宏观经济波动性加大，调整成本高。
　　第二，内部不平衡的调整，就是调整投资占GDP比重，需要消费上升才能实现调整的目标。所以内部不平衡的调整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缺一不可。
　　二、双周期不同步
　　这里的双周期，一个是经济周期，一个是金融周期。
　　8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不断的扩张，金融资产价格不断增长，大家发现，只看一个周期不足以代表整个经济运行规律，因为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这几年可以看到，经济增速在下行，但是房价在涨。有时经济非常好，股市却不动。从全球宏观政策角度来讲，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金融周期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金融周期定义的核心是信用或资产价格。
　　对比两个周期，我们发现：在总量上，金融周期讲的是货币，是信贷；经济周期讲的是GDP、是失业率。在价格上金融周期关注不动产价格、股价和基准债券收益率；而经济周期则关注CPI、通货膨胀率，或者是核心CPI。
　　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指出金融周期比经济周期的周期要长，振幅也要大得多。比如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股市降了40%多；中国的股市降了更多，从6124点降到2800多点，降了60%。所以它振幅很大，周期很长。欧元区有人研究过，认为欧元区的金融周期比经济周期要长33%。
　　所以两个周期的不同步，实际上限制了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空间。比如当经济周期处于槽值，但金融周期处于峰值时候，具体表现为资产价格很高，实体经济却有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如果为了刺激实体经济，实行宽松的政策，则会导致资产价格更高，就出现泡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宏观政策操作空间是被金融周期束缚了。
　　现在全球经济就恰恰出现了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不同步的问题。
　　目前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全球在2016年底到2017年基本处于金融周期的峰值附近，经济周期基本上处于槽值附近。所以在当前金融周期较高、经济周期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松政策，就会吹大泡沫；如果紧政策，实体经济就会下行。因此也就使得政策选择的空间相对较小。因为这个现象是全球现象，所以大部分主要国家都是采用结构性的政策，很难有总量调整政策。
　　要了解现在全球金融周期为什么高涨，我们可以从信贷、股票和房价三个方面来衡量：

　　一 、信贷。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兴经济体"非金融类部门的信贷/GDP"的比例都是不断在增长，也就意味着这是一种信贷推动性的经济增长，这个比例大概在190%多。
　　二、股票。近年来不管是道琼斯，还是标准普尔、纳斯达克，富时100指数，德国SDax30指数，还是法国CAC40指数，可以看到，2006年底的市盈率普遍低于近期的数值。市盈率越大说明股价越高，收益率越低，也就意味着近几年的股价都比次贷危机之前要高。
　　三、房价。以美国房价为例，从2005年到2017年，2017年三季度的房价比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房价还要高，这是因为全球很多流动资金炒房，把房价抬起来。日本、中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房价都在上涨。
　　信贷、股市、房价都在涨，这是我们看到的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状况不太好的背景下，资产价格都处在很高的位置，也就是金融周期处在峰值附近。
　　以美国的货币政策为例，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不断的加息，现在大概1.5%左右，并仍处在上升周期。就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而言，自2017年底以来，国债收益率大致是波动上升的，触及次贷危机以来的高点3%。国债利率上升之后，贴现压力变大，资产价格就会下行，所以前一段时间为什么美国股市有点往下走，跟利率上升有很大的关系。
　　但如果利率上升过快，一方面实体经济受损，另外资产价格也会往下行，这对美国而言难以承受。因此，美联储加息的幅度和频率也不会过大过快。
　　全球内外不平衡，经济、金融两个周期不同步，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我个人认为面临的最大、最核心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使得政策选择空间比较少，只能采用结构性政策，通过减税和差别性政策来解决特定问题。

　　提问互动：
　　提问：王老师，您刚才说贸易摩擦，会是美国解决不平衡的一种选择，那您觉得中美贸易摩擦会升级吗，会不会引发到汇率战？
　　王晋斌：特朗普的个性很难预测。但是从他过去一贯作风角度来讲，如果他不达到一定目的，他也不见得会收手，还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准备。
　　是不是会从贸易摩擦到汇率摩擦，实际历史上都有。前几年人民币汇率摩擦事情有很多，动不动就讲汇率操纵这样的东西。目前没有，但是未来会不会有，不好说，因为在外部调整的过程中，从美国过去跟日本、德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来看，美国人都是希望别国的货币对美元升值，来改善它的经常账户。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认为自身贸易逆差主要是由德日两个国家造成的，所让德日通过货币对美元升值的方式减少逆差，并以美元主动贬值向两国施压。所以在70年代德日不得不将马克与日元升值。
　　中美最后会不会引起汇率摩擦，不好说，看双方如果真正达成共识之后，事情会有一些缓解，但是这恐怕得慢慢谈，时间会比较久。
　　提问：王老师，请问现在的金融泡沫，跟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货币超发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因为全球都是低利率或者负利率，是不是反映了货币超发？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首先要解决货币的回笼问题，才能解决金融的问题？
　　王晋斌：如果资产价格高，物价上涨一定是货币过多。从美国角度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资产负债表，次贷危机之前是0.9万亿，危机之后4.5万亿。中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扩张很快，危机之后的2009年M2增长率大约27%。
　　M2增长率通常有一个非常简化的计算公式：第一，GDP的增长率需要新货币来吸收。如果GDP增长8%，就需要货币多增长8%，来把这部分新增物品和服务吸收掉。其次，考虑通胀率，如果今年有2%的通胀率，那货币就需要再增加2%。第三，考虑货币在流通中速度是不是放缓了。比如有一部分钱没有进入市场，反而沉淀了，所以还要再加上1%到1.5%的误差。结合三者，M2增长率就应该在10%左右。如果按照2009年GDP增长率来讲，当年的货币一定超发了。
　　货币多了，从长期角度来讲，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一定的水平，进而吸收货币的话，剩余货币一定会流向各种资产，导致资产价格高涨。然而，投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回笼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通过慢慢回收，通过经济中新增加的商品和劳务，来把过去的货币慢慢吸收掉，这样整个物价会慢慢走向平缓。

来源时间：2018/5/13   发布时间：201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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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全球化智库（CCG）

　　摘要：美国对“一带一路”态度向着正面积极方向转变，这是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中美双方应共同尊重各自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共同扩大“一带一路”框架性下中美合作的存量，创造增量，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和战略交汇点，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持续向前发展，更多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国需要积极化解美国有关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关切和疑虑，构建可持续的新型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美超越双边对抗性博弈的新平台和新路径，构建面向新时代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新型中美合作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中美合作有可能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合作的重要抓手。应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与奥巴马政府时期有了转变，这为中美“一带一路”合作创造了可能性和可行性，这种新共识是“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思想基础。面向未来，中美双方应共同尊重各自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共同扩大“一带一路”框架性下中美合作的存量，创造增量，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和战略交汇点，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持续向前发展，更多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一、总体看美国对“一带一路”态度向积极方向转变，这是构建稳定、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各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研判。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必要的了解，美国各界总体上持消极观望和抵制怀疑态度，美国主流媒体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应激反应，认为中国试图建立周边经济联系以谋求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利益，构建一个“去美国化”的欧亚地缘战略格局。尽管美国商界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投资机会有所关注，但总体看，积极回应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内外政策开始调整，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11月，特朗普总统的安全和外交事务顾问詹姆斯·伍尔西公开撰文称，美国应支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寻求更大发言权，奥巴马政府反对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希望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做出“热烈得多”的回应。2017年5月11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美中贸易“百日计划”成果简报会上宣布美方将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特朗普总统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率团出席了2017年5月14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会上表示，美国公司准备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公司组成了美国“一带一路”工作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官方给予的最为积极的回应。2017年6月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中方代表时，首次表达了美国愿意就“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与中国合作的态度。可以看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出现了从消极观望到开始合作的转变。
　　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却也在“情理之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一带一路”已在全球获得广泛认同。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得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各方表达了强烈的参与意愿，并已经收获了不少早期成果，而美国迟迟没有回应。以亚投行为例，奥巴马政府“抵制”亚投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雅各布以亚投行达不到管理和贷款方面的所谓“全球最高标准”等为借口，多次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这一机制，但英国、德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选择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此后加拿大也申请加入了亚投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各方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特别是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得到全球众多国际组织、国家的积极响应，美国的态度顺应了这种全球性共识与期待。二是美国开始认识到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带动贸易、投资、资金和人员的流动与流通。这一倡议所覆盖的人口、经济规模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商机，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难以拒绝的。中美除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领域、环保领域、生物科技、医药卫生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还可以携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第三方市场共同开发和合作。三是“一带一路”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革命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新的跨国界、多边化、多元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链接状态。当美国越来越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甚至挑战全球贸易规则时，中国却成为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有力支持者、建设者与引领者。“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致力于将欧亚大陆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连接起来，推动全球各国更加合理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要素，融入并共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可见，“一带一路”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动力和载体，为全球包容增长、共享增长与可持续增长和平衡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个单一国家所无法阻挡的。四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也促使美国态度转变。特朗普是作为反建制、反精英、反主流价值观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政党内部矛盾冲突加剧的结果。美国要真正实现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肯定绕不开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合作的前景广阔，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疑虑下降，也促使美国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五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是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的关键原因。中美两国元首均意识到中美双方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均有推动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意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展开卓有成效的对美工作，与特朗普建立顺畅的对话沟通机制，是当前中美关系向好的决定性因素。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4月对美国进行访问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了多项共识，成果丰硕，美国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的早期收获成果之一。
　　美国态度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发展长期、稳定、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大国，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说明美国已认识到这一倡议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已经对世界上一大批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难以阻挡的影响，预示着“一带一路”合作将会更加深入发展。从全球治理角度看，美国态度转变也说明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得到认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正在上升。
　　二、应有针对性地积极化解美国有关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关切和疑虑
　　尽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开始朝积极方向转变，但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目标以及“一带一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尚未形成清晰认识，各种疑虑并没有消除，我们应予以关注和重视。
　　（一）对地缘政治的过分关注影响了美国形成对“一带一路”的整体看法
　　美国曾经是现有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缔造者、制定者及支持者。近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进入了新旧规则的转换期、动荡期、调整期，美国国内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正在挑战美国建立的现有世界秩序，过分强调中美战略竞争的一面。美国诸多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文章将重心放在分析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和所谓的“真正动机”上，这种思维表现出作为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发达国家美国对崛起大国中国的担忧。尽管中国不断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大合唱”，并邀请美国等国家参与，但美国各界仍普遍关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意图，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战略，是中国谋求欧亚霸权的重要举措。目前美国政府、智库及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和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种误判：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重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战略格局，旨在建立中国主导的霸权地位，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去美国化”的世界秩序，这也是美国一些人最担忧的。二是从经济层面认为“一带一路”试图重构欧亚大陆这一全球最大的经济市场。认为“一带一路”实施将摆脱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有孤立美国的企图。三是认为“一带一路”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回应。中国谋求战略上的“西向”，旨在打破美国的战略包围，还可作为扩大中国海外军事存在的借口。此外，还有一些分析则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提高中国的能源、粮食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破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一些学者如康纳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高度评价，写出《超级版图》等著作，认为互联互通将改写世界版图，将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好处。但美国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还缺乏正确认识。对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焦虑与不适，我们应予以理解、关注并及时化解。
　　（二）美国智库与专家对“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表示担忧
　　在美国看来，尽管“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令人振奋，中国政府也为此采取了切实的行动，但该倡议能否顺利推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美国的一些研究指出，由于中国机构缺乏审查项目可行性的相关经验，中国投资的“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风险很大，如中国缅甸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和波兰高速公路项目等。中国对国外文化和其他国家政治利益的不敏感也引起了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担忧。在美国看来，“一带一路”涉及的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一些国家存在政局不稳的内患，这些都会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现实挑战，如“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土争议地区，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此外，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担忧部分还来自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美国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政治声誉投资和担保可能会妨碍这些脆弱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经济实用主义，也使我们面临着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美国学界和智库仍习惯用战略竞争思维来审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看法的影响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以来，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积极响应和广泛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获得了一批早期收获成果，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美国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不断深化，呼吁美国积极回应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呼声增加。尽管如此，美国学界和智库界一些人从战略竞争思维审视“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挑战大于机遇。关于“一带一路”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和挑战，美国学界和智库界的担忧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将依托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机制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二是认为“一带一路”有可能重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将挑战美国建立的现有国际秩序，与美国形成战略竞争态势。三是认为“一带一路”若成功将导致中国发展模式挑战西方发展模式及其价值观。当前，美国国内有关中美关系零和博弈的思维根深蒂固，我们的舆论宣传和政策解释工作还存在差距，从战略竞争视角看待中国倡议和方案的思想和看法还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四）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商界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存在疑虑
　　对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企业界人士比联邦政府更为积极。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举行的2017年国庆招待会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表示，加州愿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布朗在2017年6月访华期间就曾表示，加州高度赞赏并愿积极参加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期待加强同中国在经贸投资、清洁技术、低碳环保等领域合作，推进人文交流等。2017年4月，美国花旗银行从中国银行赢得了一项总价值30亿美元的合同，帮助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贸易与监管改革办公室高级顾问吴嘉在2017年10月2日举行的中美投资研讨会上表示，过去几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很快，超出了许多美国人的预期。美国商界，特别是运输、物流、能源、服务等领域的企业非常渴望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不过，美国学界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开放度、标准等仍存在疑虑。美国的一些分析报告指出，过去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名义上是“双赢”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条款和标准对中国有利，因而对“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目标表示担忧。此外，由于缺乏“企业走出去”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个别企业在海外进行掠夺式经营、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不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信仰，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发展、环境、劳工等标准产生了疑虑。
　　三、构建长周期、可持续的新型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美超越双边对抗性博弈的新平台
　　当前，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正朝着积极方向转变，美国的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自身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作为全球第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诸多利益交汇点，双方可以超越竞争，在多领域寻求合作。
　　（一）构建面向新时代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新型中美合作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第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和中美合作，不仅对两国影响，而且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两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之幸。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对中国相对优势的逐渐缩小，中美关系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突出表现为中美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一是中美权力结构性矛盾与战略竞争增强。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世界实力最接近美国的国家，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客观上形成了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区影响力方面同美国与欧洲的竞争局面。美国认为中国形成了对美国长期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挑战，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提出和实施了诸如“美国优先”、制造业回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政策措施。与此同时，中国表现出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坚定信心，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旗手，这种实力结构对比下的中美在全球领导力方面竞争更加显性化。二是中美在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中制度竞争加强。国际制度是国际体系运行的规范化表征和工具性保障，当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国际制度与治理体系也要求变革转型。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旧的规则、制度和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改革调整阶段；另一方面，为更好地实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在现有国际体系框架下，中国根据发展需要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国际治理机制，客观上形成了中美之间的制度竞争。三是中美战略互疑加深。随着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上升的条件下，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将使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困难和挑战，中美关系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当前，中国的最大担心是美国试图阻挠中国的现代化，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美国的最大恐惧则是一个巨大而“去美国化”的中国以及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有关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关系担忧的声音不绝于耳。笔者认为，对于中美关系的担忧以及社会出现的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疑问，不能简单用历史上一些大国关系的演化来套用。中美贸易规模已经达到5580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每年约有500万人，这种联系的强度和交往，是历史上以往大国之间所没有过的，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向效应。中美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开展合作是两国市场主体优化资源配置的自发选择。中美共同面临贫困、恐怖主义、环境、核安全、跨国犯罪、传染病流行等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携手合作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合作是世界人民之福，两国对抗则是世界人民之祸。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目前，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未来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取决于两国之间相互交融的程度，取决于民意，更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双方决策者应具有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这是保持中美两个大国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中美双方领导人均意识到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致力于超越零和博弈，规避更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取得了积极而富有成果的会晤，进一步稳固了中美关系大局，为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多方面共识，进一步明确中美关系走合作共赢之路的新定位，推动了“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和中美关系正常稳定发展。据统计，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2535亿美元，涉及“一带一路”建设、能源、化工、环保、文化、医药、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等广泛领域。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应着眼于“一带一路”中美合作，找准两国之间的利益交汇点，找准两国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点，找准并兼顾各自的重大关切和重大利益，扩大中美合作领域、空间和利益，使中美关系能在一个长周期内稳定、稳步发展，逐步形成面向新时代、有利于两国乃至世界的新型大国合作关系，建立更加稳定、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具备更长周期的中美关系。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合作的主要领域
　　鉴于“一带一路”在中国经济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美关系对国际体系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被视为加强两国之间合作的重要平台与路径。
　　中美关系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可以合作的一面。2016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5196亿美元，同年双边的投资存量额也增长到1700亿美元。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了11%，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年均增长了6.6%。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发布的《中美双边投资研究项目报告》，2016 年中国在美国当年投资超过460亿美元，约为2015年的3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并无明显增长。实际上，中美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够展开合作，将会实现经济有力增长。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可以增加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吸引中国资金到美国投资建厂，帮助美国重振制造业和增加就业。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新美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相通相融的，中美完全可以在诸多领域展开合作。
　　第一，基础设施领域。特朗普政府正在制订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预计，美国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需求是4.5万亿美元。中国在基础设施“硬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而美国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治理改革等“软件”建设方面具有优势，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第二，制造业领域。美国高端制造业遍布全球，但缺乏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已成为全世界制造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中美两国制造业完全可以互补，重构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体系。
　　第三，创新领域。美国在高科技、管理、治理等方面具有创新优势，在产学研结合、产品检验、规划和企业管理方面经验丰富；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拥有资金优势，两者结合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此外，中美环保领域、服务业领域、医药卫生、生物科技、文化等领域互补性也很强。
　　第四，共同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与中国相比，美国在不少沿线国家更有历史渊源，熟悉当地情况，具有丰富的人脉、运营和管理经验，中美可以携手开拓沿线国家等第三方市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中美产业融合和发展。
　　第五，全球公共领域。当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贫困、贫富差距、全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核武器扩散、极地、空间等问题成为中国、美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难题，这是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无法解决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在反恐、网络、极地、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共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前景，有利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如果能够以合作思维发挥“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合力，“一带一路”将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品，成为改善全球治理的新平台。
　　四、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体现中国立场主张、推进自身加快开放发展的总战略。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要更好地促进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双方找到更多的利益结合点。
　　（一）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
　　目前，“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中美关系基本平稳，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正朝着积极方向转变，这是加强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重要契机。因此，应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把“一带一路”中美合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探索处理中美关系的突破口与契入点，扩大中美合作领域，拓展中美合作空间和利益，推动建立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新型中美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平台，应争取早日签订“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协议框架，明确“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明确协议落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建立起中美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效工作机制。这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的合作，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大局。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疑虑，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应报以过高的期望，需积极做好转化工作，顺势而为。
　　（二）高度重视并清晰表明我对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持开放的态度
　　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必然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来看，维持中美关系稳定，避免发生大起大落的动荡，仍然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主题。“一带一路”是一个面向全球开放、包容的大平台，符合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已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一带一路”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如何发展。因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把着力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问题，以及与相关国家进一步对接中的共同利益上。对于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态度要持开放的态度，也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急不躁，这应是我们处理“一带一路”中美关系的一种自信与风范。我们欢迎美国超越意识形态和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没有必要让渡更多的自身利益去获得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也不能使美国产生错觉，认为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三）建立中美合作与沟通对话机制动态回应美国各界的关切与疑虑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关切和疑虑不断变化，应多维度建立推进中美合作与沟通对话机制，动态回应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重大关切与疑虑。一是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下设立“一带一路”对话论坛。加强与特朗普政府进行“一带一路”政策沟通，不断提升其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意愿。二是设立中美“一带一路”智库交流合作平台。当前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和错误解读部分来自智库和学界，因此，应加强中美双方政策沟通与信息共享，加强中美智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研究，共同诠释“一带一路”的理念、战略意图、目标和共同愿景，共同回答“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重大关切与疑虑。三是建立中美省州合作平台机制。地方交流是推动美国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方式。地方政府能实实在在看到“一带一路”下中美合作的巨大空间，应从地方政府层面出发，逐渐改变美国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整体认识。四是完善与美国商会、商界等民间力量的沟通对话机制。商界、企业家、从业者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先锋。商人比学者对机遇与风险有着更敏锐的嗅觉。与政客和智库不同，美国企业界有务实、创新的传统，少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禁忌。因此，应注重加大与美国商会、相关美国企业等民间力量的沟通，为美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更便利的“接口”。
　　（四）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接工作
　　随着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中美“一带一路”合作开始进入务实阶段，应加强研究“一带一路”与美国的各种对接工作。一是加强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接。近年来美国提出并推动了一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案，如“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亚太全面能源伙伴计划”“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应抓紧研究“一带一路”与美国战略的契合点，形成相向而行的战略选择。二是加强研究相关规划对接。在战略对接基础上，根据求同存异、权责明确、分布有序推进原则，抓紧深入研究区分中美之间的竞争领域和合作领域，建立识别这些领域的机制，在此基础上优先研究编制中美共同利益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科技、文化等的专项规划，明确落实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三是加强研究重大项目对接。尽快落实《中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调研》首份中美合作协议，同时，应尽快满足美国地方政府、商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一批中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和优先推进项目，争取早日获得成果收获。四是加强服务能力的对接。应充分利用美国一流跨国公司在管理、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服务优势，与我国的产业链、基建、资金优势强强联合，共同开发拓展第三方市场。五是加强研究智力对接。大力支持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学者、研究机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深度合作，加强中美智库在项目调研及学术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百日计划等重要议题的正确认识，加强智库合作研究，为美国政策及商界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寻求互利共赢提供智力支持。
　　（五）用增量思维来主动塑造和创新中美关系新格局
　　尽管中美关系被普遍认为竞争与合作并存，不过中美政府均意识到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并致力于超越零和博弈。应通过扩大中美合作领域和空间以应对竞争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并将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拓展到第三方市场，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增量思维来主动塑造中美关系，为“一带一路”创造宽松的外部空间。E国际贸易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下一代贸易方式和新兴贸易业态，中国目前具备先发优势，应将E国际贸易作为推动中美合作的重要工作，摈弃传统贸易中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共同塑造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规则。探索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方式，可以通过投资、相互持股或以我对美持有的美国国债，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形成对美巨大的投资能力，逐步减少在美资产的风险。探索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新思路，选取食品加工等在美国有综合成本优势的产业先行先试，双方共同推进“中国品牌+美国代工+返销中国”模式，破解中美贸易逆差难题。找准合作共同开放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点，培育中美合作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中美产业和发展的融合。

来源时间：2018/5/13   发布时间：2018/5/13

旧文章ID：16214

作者：amon Marks  来源：国政前沿通讯

　　假如美朝峰会不幸失败，美国会怎么做？什么条件下美国会从韩国撤军？

　　美朝首脑会谈即将在6月召开。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对朝鲜不断施加制裁，外交姿态强硬，两国甚至一度相互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些做法能否强迫金正恩主动放弃核武器很值得怀疑。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主动放弃核武器通常是因为建立了新的民主政府：比如南非和巴西，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而运用武力消除核武器的例子则屈指可数。美国曾尝试通过战争消除伊拉克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战争结束后这些武器并没有被找到。不过伊拉克战争警示了利比亚的卡扎菲，由于害怕利比亚也会被卷入战争，他选择了主动放弃核计划。然而，此后美国支持了推翻卡扎菲的政权，这显然会让包括金正恩在内的其他独裁者们立刻抛下放弃核武器的念头。
　　既然如此，假如美朝峰会不幸失败，金正恩拒绝放弃核武器，美国除了战争之外还可以采取什么对策？
　　答案也许在于驻韩美军上。
　　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时，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加之在战争近乎完全摧毁了韩国的国防力量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在韩国驻军以保卫其国土安全。驻韩美军（美国陆军第二步兵师）规模在冷战期间从44,000人至75,000人不等，今天仍有超过23,000人。第二步兵师同时还配有一个航空旅（装备了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一个炮兵旅作为抵御朝鲜侵略的先头防御部队。韩国是美军第三大驻在国，其规模仅次于德国。
　　68年后的今天，韩国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韩国军事力量也大大增长，有625,000现役人员和5,202,250受过良好训练的预备人员，被评为世界第七大最有实力的部队。此外，韩国军队不像美军那样遍布全球，他们的唯一主要任务就是抵御朝鲜侵略。他们装备精良，拥有400余架F16型、F15型等尖端战斗机，400余架强击机，2600余部高端主战坦克，3400多辆装甲战斗车辆，以及超过5000台大炮。韩国还研发了K-2型“黑豹”坦克、K-21型步兵装甲车和K-9型“雷电”自行火炮。
　　那么，今天美国还有必要为了初期防御而在韩国维系如此庞大的部队吗？
　　尽管朝鲜的百万大军从字面上看很强大，但鉴于其落后的装备、有限的运输能力和（传闻中）饥馑的部队，他们的战斗力很值得怀疑。即使美军不在韩国驻扎那么多人，也很难想象1950年那样的悬殊战况会重演。
　　显然，驻韩美军的庞大存在不再是出于单纯的军事需要，而更多的是由于美国必须维系它在整个亚洲（不单是韩国）的信誉。
　　当下美国呈回归孤立主义倾向之时，美国从韩国的任何撤军都可能被视为战略上的撤退，因而也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胜利。美国在战略上被钉牢了。此外，当下美朝之间在核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并不直接牵涉韩国，美军驻韩的意义为美朝之间的核斗争所掩盖。
　　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其在半岛的地位，将这六十余年来的地区新变化考虑在内，即：韩国的军事发展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朝鲜问题中显然不可忽视。中国会试图向美国施加战略压力；由于美国的军事存在过度伸张，中国能够通过朝鲜问题使美国保持资源紧张，构成战略压力，这可能帮助中国实现其外交目标。
　　美国会从韩国撤军吗？——必须确保撤军不会被视为美国的衰落
　　如果不想爆发战争，又无法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美国就需要一套适应当下形势的新战略。假设核威慑还能够继续发挥作用，那么朝鲜对美国就够不成主要威胁。当下的战略，即联合国制裁加核威慑，还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不会占据过多的美国资源。在核保护伞下，美国可以根据其条约义务将对朝鲜侵略的初期防御交给韩国，而只留下一小部分的美军作为其支援。这种对策有其复杂性，尤其体现在美国承诺的可靠性上。重新评估美国在半岛的军事存在需要小心地确保撤军不会被视为美国的衰落和从亚洲的退出。
　　不论是否将裁撤驻韩美军作为美朝峰会的谈判筹码，这一政策都有其战略意义。如撤回驻韩美军，这些宝贵的资源将来就能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情况。如果操作得当，从韩国撤军就不是退回孤立主义而是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这将使美国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全球挑战，而不会让六十五年前的局面继续冻结下去。

　　原载《国家利益》杂志，由尚道社会研究所编译

来源时间：2018/5/12   发布时间：201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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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

　　导言：上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了磋商；下周，刘鹤副总理将访问美国继续经贸磋商。为进一步理解贸易摩擦背后的实质，我们选取了《财经》记者金焱在3月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采访。作为诺奖级的大师，斯蒂格利茨是为数不多能把中美贸易、全球化、中国改革等众多头绪厘清的人之一。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师对全球化、贸易摩擦、中国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的观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至1997年，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至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斯蒂格利茨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他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斯蒂格利茨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丰，但他却仅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与A.B.阿特金森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这是一部财政学方面的高级教科书。另一本是与D.M.G.纽伯里合写的《商品价格稳定理论》。2012年他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中国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后，反全球化、人工智能以及去工业化等新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特朗普的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下，现在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转型时刻。而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则是过度依赖债务来刺激经济。
　　美国优先=美国有问题
　　特朗普对全世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反全球化也是一个新问题。美国没能很好地管理全球化，现在的局面是对这个失败的一种反映。
　　《财经》：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历史节点回望过去，中国做对了什么？
　　斯蒂格利茨：中国做对了很多事情。在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渐进主义的政策、“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它使得创造力大量迸发，同时避免了意识形态的纠结。比如，通过转向个人责任制，而免于卷入到土地私有化的辩论漩涡中；通过实行价格双轨制进行转型；对乡镇企业具有独创性的扶持和重视，引入了竞争机制，但又未把私有制提升为注意的焦点……这些都是做对的事情。我认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包括派数十万人到国外学习也是变革性的；邀请外国公司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方式来中国，便于中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也至关重要。这些策略帮助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发展。
　　《财经》：你提到“摸着石头过河”。对邓小平的这一提法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你的理解是怎样的？
　　斯蒂格利茨：我理解它是与计划经济的模型相比照的。计划经济的模型是提供一个假设的框架，认为你知道未来发展的路线，并由此提出规划和实施步骤。“摸着石头过河”则承认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寻，只有大方向却不知如何抵达，所以要非常务实地探索、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就像中国在社会保障体制和其他许多领域做的那样。
　　最初没人能料到城市化的速度有多快。记得20年前，人们还在争论城市化是否违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战略。今天看来这样的辩论似乎是荒谬的，但在城市化的最初阶段就要“摸着石头过河”。
　　《财经》：今天还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斯蒂格利茨：非常有必要，因为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
　　《财经》：哪些新问题呢？
　　斯蒂格利茨：特朗普对全世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反全球化是一个新问题。人工智能是一个新问题。去工业化是一个新问题。
　　《财经》：说到反全球化，特朗普指责WTO是一场灾难，WTO让美国几乎不可能良性地发展贸易。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得以快速分享全球化红利，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为重要一员，中国是WTO的最大受益者吗？
　　斯蒂格利茨：中国显然是WTO的一个主要受益者。虽然深度不够，但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美国经济接轨。在中国入世之前，美国要年度审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更像一名准会员，只不过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不是永久性的。
　　“二战”后、尤其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就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主要受益者。美国和西方同样是重要的受益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货物成本下降，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上升，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这使美国能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采取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在低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同时享有低失业率。
　　但我们并没能很好地管理全球化，所以美国经济有相当一部分状况并不好。所以你可以说，美国从整体受益于较低的价格。美国从贸易中受益，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仅作为整体而言。
　　《财经》：而作为美国人情况则不同？
　　斯蒂格利茨：美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从中受益，他们就是那些反全球化的人，特朗普的支持者。
　　《财经》：也就是说WTO现在面临的困境在那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斯蒂格利茨：现在的局面是对这个失败的一种反映。问题是，是不是责任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管理全球化？所以我非常小心，与其责怪中国，不如责怪美国自己。
　　《财经》：美国人愿意接受这个指责吗？
　　斯蒂格利茨：不愿意。特朗普正试图怪罪中国、移民、墨西哥……几乎怪罪除我们自己之外的所有人。自己犯错误却责怪别人，总是更容易，我们都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是错误的，但在政治上确有吸引力。虽然只有少数美国人相信这一点，但他们的声音变得很大。
　　《财经》 ：“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其深层根源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美国优先”说的是美国有问题——美国的底层已经停滞了40年，他们很生气。他们想找些替罪羊，而不是自省，也不拿特朗普这样他们选上来的政客开刀。于是他们怪移民、怪外国人，高喊美国伟大、美国优先。
　　但这些反应都是很原始的方式组合，因为它没有点出问题的真正来源。
　　虽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会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做文章。但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解决问题如果选择不去合作，只是空喊“我们最伟大”，于事无补。这让我想起动画片“We’re number two!”（我们排第二）的画面，动画片里的人物总是幼稚地高喊，我们排第二！这种荒唐和孩子气才是美国的问题。
　　贸易战：量级不大
　　中国一直以来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既便要开战，中国也只会力图做得非常巧妙，不会大吵大嚷。他们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递出信息：中国不会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如果特朗普这样做，中国也会接招。
　　《财经》：现在反全球化情绪膨胀，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呢？
　　斯蒂格利茨：它带来很多的谈资，浪费了很多的能量。好在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美国的国家层面，还是全球机构的层面，它们都足够强大。以特朗普推出的钢铁征税为例，我相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法院会收到诉讼，质疑特朗普的举动非法。特朗普比较无知，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让自己在案子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特朗普说对钢铁和铝加征进口关税事关国家安全。随后又鉴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正在就更新北美自贸协定（NAFTA）进行谈判，美国暂不对其加征关税。如果它们和美国做交易，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豁免。国家安全不是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
　　另外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是不是国家安全？这是什么？特朗普的国防部长表示这无关于国家安全。所以就是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个与国家安全无关的案例。 所以当他走上法庭时，他可能会很难自辩。但如果法庭没有或不能阻止他，特朗普就会与所有的国家进行交易——小而无谓的交易。
　　《财经》：好像已经开始了，澳大利亚说是拿到了豁免权，欧盟、日本和韩国眼下也在软硬兼施。
　　斯蒂格利茨：我觉得不会有哪个国家会给特朗普很大的让步，问题是，它们会不会为保存颜面而进行交易？可能只有中国会。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钢材仅占美国进口总量的2％，考虑到这点，中国也许会报复，小范围地以牙还牙一下。
　　《财经》：美国在经济上挑战中国，如果保护主义升级，中国是不是只有贸易战一条路可走？
　　斯蒂格利茨：中国一直以来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既便要开战，中国也只会力图做得非常巧妙，不会大吵大嚷。他们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递出信息：中国不会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如果特朗普这样做，中国也会接招。
　　《财经》：如果有贸易战，也会是一场静悄悄的贸易战？
　　斯蒂格利茨：一场静悄悄的贸易战， 但没有子弹。美国不想买中国的钢铁，中国就不想买美国的高粱。谁在乎高粱？当然是种高粱的农民，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中国会明确表示美国要付出代价，但不像特朗普那样制造出很多噪音。
　　对欧洲来说，美国要是不想达成交易，欧洲会弄出很大的动静，欧洲会采取行动。
　　《财经》：美欧贸易战会是怎样的情形？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欧洲将瞄准美国500强企业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生产的摩托车、田纳西和肯塔基州产的威士忌，为什么？政治。他们在欧洲制造波本威士忌酒，甚至喝它，其实那个酒真的难喝。
　　所以，这不会是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但它会发出明确的信息。好消息是，特朗普花了一年的时间做这件小事，而他只剩三年的在位时间。
　　《财经》：他不会连任？
　　斯蒂格利茨：不会。
　　《财经》：也许有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正在推动美国的经济转型，使他最终成为像肯尼迪和里根一样的变革性总统？
　　斯蒂格利茨：不会。
　　我认为一般来说，他被视为美国最糟糕的总统。在某些方面，现在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转型时刻。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的方向很危险。大部分美国人被落在后面，我们失败了，败得很惨。这可能倒逼我们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也会促使美国在所谓的规范与法律之间进行一场大讨论。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一国之君的总统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而不会造成利益冲突。现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制定一部法律。可是我们不想为所有的事情制定法律，比如关于乱扔垃圾我们可以出台一部法律，但若真的执行，将非常可怕。事实上，大多数人现在不会乱扔垃圾。
　　当总统不服从基本的人类尊严，会怎么样？社会对此的法律思考可能是变革性的。这不是个玩笑，而是社会该如何运作。所以从法律、社会和经济教学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是一个失败社会的好例证。
　　《财经》：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是，在加入世贸组织16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未向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转型。中国政府继续大力干预市场，极大地扭曲了国内产业的价格和成本。
　　斯蒂格利茨：我很难详细地一一评估所有的指责。我想众所周知，中国想从美国购买很多高科技产品，但美国有高科技出口管制。剩下的美国产品中，中国理所当然想要购买的也不是那么明晰。美国产的汽车对中国道路情况来说太大，更何况中国要大力发展的是电动车。别克等品牌在中国市场成绩不错，但它们在中国制造。
　　知识产权是一个棘手的领域。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每家公司都在起诉其他所有公司。比如苹果和三星之间打来打去。现在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很多含混不明之处。而在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盗用知识产权通常很难证明。
　　最后变成，惠普是不良企业？苹果是不良企业？谷歌是不良企业？每个企业都被其他企业起诉。有人称，美国在律师方面花费的比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多很多。我们创建了一个知识产权制度，但除了对打官司的律师之外，这个制度运作不畅。
　　我担心这个糟糕的体系在中国的背景下，就会变得特别难以执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设计知识产权制度。
　　《财经》：有观点认为，中国加入WTO付出的代价包括，内需始终不足，总要靠货币超发来刺激经济增长。
　　斯蒂格利茨：中国一直过度依赖债务融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公共投资、住房、医疗、教育的需求巨大，如果政府通过征税来增加收入，同时更好地应对这些需求。从碳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到拥堵税等等，会刺激经济，使经济更有效率。现在中国的一个主要缺陷是过度依赖债务来刺激经济。
　　《财经》：中国的不良资产和债务问题引发了很多关注，对于债务重组，你有哪些建议？
　　斯蒂格利茨：当债务越滚越大时，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每个国家负债过高时，必须进行债务重组。美国破产法第11章、第7章和第9章针对公共机构和企业有不同的破产程序。我非常支持债务重组，因为重要的是向前看。借贷者应当认识到，一旦决定是错误的，他们将得不到偿还。我们有一本书名为《太少，太迟》（Too Little, Too Late）。债务重组应该深入而迅捷，越早越好，如果观望过久，做的太少，债务重组会抑制经济。
　　《财经》：对中国政府你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建议？
　　斯蒂格利茨：中国与完全正常的市场经济有点不同。中国可能会更容易，因为通常是些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是国家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资金问题，这比你欠我钱可能更容易一点。起码在原则上更容易，歧义性的后果更少。但是，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应该有一个原则，即银行不应放贷太多。我喜欢这样说：必须建立一个共享责任制。
　　《财经》：2016年的时候你在《中国艰难的新常态》一文中指出，片面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建议是幼稚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果就业充分，就在供给侧采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给效率只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利用不足。中国经济结构在向内需拉动转型，美国是“消费型”国家，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靠消费，但美国经济增长难以重复过去的高增长。美国的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
　　斯蒂格利茨：你用消费（consumption）这个词。美国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有过多的私人消费，没有足够的公共消费用于教育、健康、用于创建好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宜居。就像我之前所说，不仅是私人消费，而是强调靠征税来支持的公共消费。
　　美国的另一个败笔是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可以随性而为。
　　《财经》：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了有史以来监管力度最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现在国会里尤其是共和党要废除这一法案，寻求减少外资行和小银行的合规负担。
　　斯蒂格利茨：因为银行想要赚钱，希望在五年后的金融危机中再次获得救助，它们从中渔利。
　　对美国来说，这些都是悲伤时刻——我们正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它显示了在美国政治中，金钱的力量。它从方方面面表明，在特朗普当政之际，美国已经失去了方向。当不平等成为美国的主要问题时，我们建立了为亿万富翁和大企业提供资金的税收政策，受伤的是普通美国人，这是犯罪。
　　没有中国模式，只有东亚模式
　　中国基本沿用的是东亚模式，但中国出发的角度不同。中国更穷，有更多的政府主导。
　　《财经》：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发展，2015年《名利场》（Vanity Fair）上《中国的世纪》（Chinese Century）的文章更引来许多关注与争议。在你看来，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发展脉络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它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但想清楚每个阶段很有助益。
　　第一个阶段是个人责任制和走向城市化的开端，乡镇企业非常重要，通过合资企业等形式中国开始参与到全球化中。
　　到了我所说的“中国世纪”之际，中国已是全球主要的参与者。根据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评判标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是思考一个不同的中国的时候了。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使中国更加融入于这个世界。在措辞上，十六大报告中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了十九大报告，目标已变成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财经》：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是否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节点呢？金融危机给了人们谈起“中国模式”的由头。
　　斯蒂格利茨：是的，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出“美国模式”、“西方模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我认为它有两大缺陷：不稳定、不平等——极端的不平等。中国有很多不平等让我很担心，但至少8亿人脱贫了。
　　在2008年前，中国就已成功地延续了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虽然中国的发展有类似也有不同，但我不会把它称为“中国模式”，我称之为“东亚模式”。
　　虽然中国基本沿用的是东亚模式，但中国出发的角度不同。中国更穷，更多的政府主导。韩国和日本各自也都有不同的起点。但东亚国家彼此学习，非常务实，它们搞明白了如何在众多领域把市场与政府混加起来，实现更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某种平衡，这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对其他国家进行发展研究很重要。
　　《财经》：你一直在强调“务实”。
　　斯蒂格利茨：这就是实用主义所说的，市场要起作用，政府的发展也需要一个重要的角色。
　　《财经》：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很棘手。
　　斯蒂格利茨：是的，关键的是要了解市场的局限性，它不能做什么。它不会提供教育，不会提供足够的健康。政府必须在那里。它不会很好地指引城市化。如果让市场指导创建宜居城市，最后我们就充斥着休斯顿那样乏善可陈的城市。必须政府来引导、规划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系统，因为人们都在一起生活。
　　但政府也必须意识到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评估其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目标。以中国为例，中国要经历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所有这些都是重大转变。市场无法独立完成这些转变。农村和城市之间、东部沿海和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政府试图减少这些差距，但挑战仍然持续存在。
　　《财经》：由于政府越位、缺位的现象大量存在，会有更多的人倾向于让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斯蒂格利茨：通常的情况下，当说让市场决定时，市场不是真空存在的，市场实际上必须受到监管。所以让市场决定的时候，市场可能会犯无法控制的错误：市场不处理环境问题，不处理不平等问题，不处理稳定问题，市场无序扩张。
　　因此，让市场过度决定是危险的。与此同时，政府过度决定也是危险的，所以人们必须有所平衡。
　　这在所有社会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中国尤为如此，考虑到大型企业的重要作用与主导地位，其他经济体如意大利，从历史上就是小企业占主导。
　　《财经》：东亚市场和体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也适用于西方社会和其他地区吗？
　　斯蒂格利茨：是的。事实上，在我们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为主的阶段，我们也这样做过，比如“二战”后政府颁布的退伍军人法、有教无类法等等。欧洲的健康发展也是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当我们处于非意识形态化阶段，我们会意识到大学是非营利性质的。除了特朗普之外，没人会想到从大学中牟利。这些是我们所知道的经验教训，但有时候我们将其丢在一边，特别是当人们希望从中获利时。
　　真正的问题在于，像非洲这样的地方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发展？在我看来，比起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会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但那不是我们西方国家所应用和成长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模式，后者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故事，是个危险的故事。
　　世界总是在变化，也因此实用主义非常重要。所以我告诉非洲国家，你想完全复制东亚国家以制造业、出口为核心的模式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制造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很幸运，赶上了合适的发展时机。
　　中国快速发展的阶段正值全球制造业和科技都处于峰值，然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那时全球市场处于扩张阶段。但如果你改写历史，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早100年开始，世界完全不同，中国也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让中国50年以后开始向拉动内需转变，也就太晚了。
　　所以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但如果中国在“二战”后每个国家都开放市场的情况下也开放市场会怎么样？中国将不得不进行进口替代，也可能会奏效，但进口替代很难妥善管理，相反，出口带动的增长更容易管理。
　　“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非常重要，它正在改变经济地理。通过这个战略，降低了运输成本，把一切都与中国联系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
　　《财经》：中国2013年提出了自主的广域经济圈构想“一带一路”，四年时间过去了，你对这个构想的总体看法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非常重要，它正在改变经济地理。通过这个战略，降低了运输成本，把一切都与中国联系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它改变了地理安排，把中国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财经》：那么你对这个以陆上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为依托的新丝绸之路有何预期？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可能会比人们的预期低。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在修建东南亚的高速公路，在那里有很多交通往来，这些发生在“一带一路”倡议前，是亚洲一体化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路线图。
　　欧洲和中国间有很多贸易往来，拉丁美洲与中国是海上贸易。陆路运输成本非常高，可以肯定效率很低。杂在中间的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等将受益匪浅，中国的投资会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扩大它们的市场，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变革性的影响。但这些国家能提供的货物并不多。毕竟现在的目的不是去重新发现丝绸。它带来的贸易的量级让人怀疑，所以它产生的经济效益会比人们想要的要低得多。
　　《财经》：如果经济效益不那么高，会令“一带一路”打折扣吗？
　　斯蒂格利茨：改变或重塑经济地理很重要。美国建造东海岸西海岸贯通的铁路时，它改变了美国。但换一个角度，把纽约市与加拿大北部连接在一起就没多大意义——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一条无果之路（a road to nowhere）。所以问题是这些道路会连通什么。当然总有一些理由摆在那里，但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看，收益是多少。如果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做这件事，那么这些将成为最优先考虑的政策吗？
　　《财经》：你提到“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全球化。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努力中一马当先，现在各种波折不断，中国能凭一己之力来挽救经济全球化吗？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除特朗普之外，全世界都对全球化感兴趣。当然如何管理全球化一直都是一个问题，但每个人都对全球化感兴趣。现在特朗普迫使我们应对，我们会尽力而为，但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特朗普有点疯狂，人们需要见机行事。所以不是中国拯救全球化，而是世界不会屈服于特朗普。
　　《财经》：你刚才谈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幸运地遇到并利用了历史机遇，并且正确地实行了改革开放。今后推进改革，你认为中国应考虑的重点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任何社会面临的问题总是在变化，愿望与现实之间也总存在差距。中国的环境问题挑战巨大，不平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环境问题上，城市、大多数城市并非真正的宜居城市，没有漂亮的公园，对行人不友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纽约至少曼哈顿是美好城市的典范。未来中国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如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等等。如何管理所有这些挑战应当是中国应对的重点。短期来看，金融稳定仍然带来持续的挑战。

来源时间：2018/5/11   发布时间：2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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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华  来源：美国之音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国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谈判期间可能将提出进口更多美国货。双方都认为避免一场全面贸易战的方式是北京购买美国货。
　　美中双方表示，当美国代表团上周前往美国的时候，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几天后将派遣其主要的经济主管官员刘鹤前来华盛顿。中国方面还没有证实刘鹤访美的日期。预计刘鹤将带来一份购买美国商品品种和具体信息的清单，旨在缩减两国巨大的贸易不平衡。
　　在上周的谈判期间，中国官员表达了与美国合作，降低对美贸易顺差的意愿，但是他们没有接受美国提出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削减贸易顺差2千亿美元的要求。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3750亿美元，把服务贸易计算在内后的双边贸易逆差为3370亿美元。

来源时间：2018/5/11   发布时间：20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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