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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在玩什么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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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AN-PIERRE CABEST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最近朝鲜半岛外交突破的直接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对朝鲜的国际制裁更加强硬,甚至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认可;此外,对于2011年以来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期加强核试验与导弹试验,特朗普总统做出了咄咄逼人的回应。
  但是有一个更根本的驱动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支配东亚的雄心。金正恩同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和解的表面之举,显然是他为接近美国,以此控制中国而走出的第一步。他希望减少朝鲜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全面依赖,并遏制北京控制朝鲜半岛未来的愿望。
  政权的生存和安全一直是金氏家族的首要任务,政治独立也是其重要任务之一;这是该政权谋求发展朝鲜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能力的主要原因。政治清洗也为这一目的服务,特别是2013年末,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Jang Song-thaek)被杀,后者涉嫌与中国建立特别密切的关系;此外,2017年初,金正恩的异母哥哥金正男(Kim Jong-nam)被杀,他也是北京的亲信,曾被该国前任领导人和金正恩之父金正日视为继承人。
  现在,这些生死攸关的紧迫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经济发展成了该政权长期稳定的关键。例如,上个月朝鲜劳动党突然决定彻底专注发展经济,放弃已经确立的“并行”(byungjin)政策,即同时推进经济与军事,特别是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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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朝鲜90%以上的贸易依赖于中国,因此向北京再靠近一点,就有可能将朝鲜变成中国的附属国或附庸国——这是中国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梦想,却是几乎所有朝鲜人的噩梦。与韩国一体化会破坏金氏家族在朝鲜至高无上的地位。从理论上讲,俄罗斯可以帮助朝鲜减少对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但在其他方面帮助不大。因此,要推动朝鲜经济发展,金正恩的最佳选择是使合作关系多元化,向西方和日本开放。
  从安全角度讲,更靠近美国、更远离中国也是一个明智的策略。中国可能不会公开威胁朝鲜的独立,但它加强对近邻控制的野心——包括东南亚、南海周边,以及它的“一带一路”计划——只会引起平壤的严重怀疑(似乎并没有出现关于重启中朝曾经的联盟或早已被遗忘的两国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如今,金正恩为抵挡中国而向特朗普示好的做法,与毛泽东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为遏制苏联的威胁而接触理查德·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的努力如出一辙。
  无论事态的发展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或突然,都不应令人感到意外,尤其是在世界的这个区域,这里的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往往非常务实。而金正恩可能是他们当中最务实的一个。
  这并不意味着,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中国会很快被“边缘化”。北京将永远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有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重点在于,在中国变得更强大并试图与邻国建立等级关系或庇护关系之际,这些邻国在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一些国家,例如柬埔寨和老挝,选择顺从。其他国家,例如越南和新加坡,则努力抵挡或至少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朝鲜也必须进行重新调整和防范。
  当然,这是因为它的核计划和外交孤立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姿态 ——加之其意图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包括“无核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根本问题。尽管如此,金正恩出人意料地提出与特朗普总统会晤、后者立即接受提议的情况表明,两国领导人此刻都看到了某种缓和关系的机会。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
  解除制裁、关系正常化、开始进行贸易——这些可能不会很快实现,甚至永远不会实现。但朝鲜半岛的战略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
  前不久,金正恩在没有提前宣布的情况下突然与习近平在北京会晤,这是一场引人瞩目的外交秀,主要是为了让中国挽回面子。在习近平掌权的五年时间里,他似乎基本上忽视了金正恩,现在他可能对这种做法感到后悔。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美国实力的下降促使朝鲜向美国靠拢,寻求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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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者会认为,考虑到朝鲜的意识形态,它不大可能真地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乐观者现在则可能看到了朝鲜半岛重新统一的希望。我认为,朝鲜的一党制仍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朝鲜的人权状况会继续恶化。朝韩关系的改善,就算缔结了和平条约,也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统一。对平壤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无异于自杀,而对首尔来说,代价则太高。
  但我也认为,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此刻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与它一起在东北亚建立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对抗中国主导该地区的野心,更好地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
  Jean-Pierre Cabestan是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也是该校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系主任。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旧文章ID:16159

美财长说出撕毁伊朗核协议用意:为了新协议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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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华尔街见闻网

  摘要:美国将对伊实施最高级别制裁,且给欧洲盟国设置过渡期。财长毫不讳言,称此举意在让盟国和伊朗支持新的核协议,否则制裁将生效。分析称,伊朗只是一颗棋子,美国瞄准的真正“猎物”是国际原油市场。
  在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前,很多人猜测特朗普如果选择抛弃协议,纯粹是出于民粹主义的目的,或许也有博眼球的用意,具有浓厚个人色彩。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个中端倪很快就在紧随其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显露了出来,而且来自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
  本届政府决心解决伊朗破坏中东局势稳定活动的问题。我们将继续与盟国合作,建立一个真正符合我们长期国家安全最佳利益的协议。
  他这句“符合美国长期国家安全最佳利益的协议”实际上意味深长。美国正与其他国家磋商,希望再建一份新的伊核协议。而这份协议的真正意图,远没有撕毁现有伊核协议那么简单。
  最高级别制裁令
  依照姆努钦的说法,美国将切断伊朗武装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获取资金的渠道,这些资金还用于维持伊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者的地位,用于使用弹道导弹对付美国的盟国,用于支持残暴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
  如何切断这些资金渠道呢?根据特朗普的说法,美国将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属于“最高级别”。美国财政部的指令比之前对俄罗斯发出的制裁令明显更加严苛:
  在今年8月6日之前,所有与伊朗有关的金融经济和商业行为和活动都需要取缔,包括飞机和零部件出口、美元外汇结算等交易、黄金和其他金属贸易、主权债务和汽车业协议;
  在今年11月4日之前,制裁禁令将扩大到石油及其相关产品领域,任何与伊朗石油生意相关的港口码头装卸运载、油轮航运业务、以及保险业和央行交易届时都要全面退出。
  “任何一个帮助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也都将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特朗普如此表示,包括远在大洋彼岸的盟国。
  直接目标
  可以看出,这次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是分层级的,对此姆努钦解释,这分别给出的90天和180天过渡期是为了让本国和盟国的现有商业协议逐步退出。
  说到这里,重点来了:对于设置这样一个过渡期的意义,姆努钦称,更重要的是,要让伊朗和欧洲盟国支持一个潜在的新协议,内容是关于那些被美国政府认为是有关核武开发和其他敌对活动。
  “如果新协议没有达成,那么,过渡期过后制裁令将全面生效。”姆努钦强调。
  也就是说,特朗普退出2015伊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威胁要对盟国施加严厉惩罚的真正目的是逼迫伊朗和欧洲盟国达成这份所谓的新协议。
  听起来耳熟吗?特朗普在不久前推出了史上最严厉的进口钢铝关税措施,后来却相继给其进口钢材主要来源国加拿大、巴西、欧盟国家等予以豁免。而中国却不在豁免名单中,反而还受到了来自美国越来越多的贸易打击政策。
  这一次,特朗普政府又使出了类似的招数。姆努钦说,美国可以向那些能够证明他们已经大幅减少从伊朗购买产品(主要是原油)的国家予以豁免权。他并没有说明“大幅减少”具体的定义。
  最终意图
  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威逼利诱其他国家同意新协议呢?关于这一点,姆努钦也没忘记解释: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与其他产油国进行磋商,以确保全球原油市场的供应和油价的稳定。
  至此,美国的真正意图浮出水面: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减伊朗原油出口。
  伊朗是OPEC第三大产油国,全球第五大产油国。2015年伊朗签署伊核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本国原油产量及出口因严厉制裁而下降,继而危及国家财政。
  目前主要产油国正在实施的减产协议让伊朗颇为受益。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谈判之后,伊朗为自己争取到了巨大利益:产油国们同意伊朗成为唯一的增产国,但也给出了限制:只能恢复到被制裁前的水平为止。
  自从减产协定生效以来,伊朗的原油产量和出口规模目前已恢复到制裁前的水平,4月出口达到260万桶/日的纪录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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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于过去十年来原油产量暴增的美国来说显然不是好事——美国正忙于将数以亿吨计的原油推向市场,特别是伊朗原油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欧洲,积极抢占OPEC和俄罗斯原油的市场份额。这是当前原油市场格局巨变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七年间,美国原油产量从550万桶/日增至1000万桶/日,接近1970年创下的纪录高位。美国能源署(EIA)数据显示,截至4月20日当周,原油出口达到创纪录的230万桶/日。国际能源署(IEA)预测,未来十年全球原油供给增长中料有逾80%来自美国。
  姆努钦补充称,美国已经与各方进行了对话,他们愿意增加原油供应,以抵消伊朗制裁所造成的供应下降。几乎是同时,沙特表示将努力减轻原油市场的任何供应短缺所带来的影响。
  美国金融博客Zerohedge评论称:
  特朗普的目标不是惩罚伊朗,也不是把伊朗赶出国际社会,而是用威胁和施压的手段促使油价飙升。
  美国对伊制裁将持续,直到伊朗核武器项目停止。而根据伊朗官方和其他独立观察人士,伊朗的核计划和项目已经停止了。对此,Zerohedge有一段精妙的评论:
  这意味着特朗普故意竖了一个“稻草人”,这样一来他之后就可以击倒这些“稻草人”,通过修改针对伊朗的核协定,他可以再造出一个新的伊核协议。这一次只会是“特朗普的伊核协议”,而不是“奥巴马的伊核协议”。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旧文章ID:16158

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会带来多大混乱

作者:丛培影  来源:中国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认为2015年中、美、俄、英、法、德6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存在重大缺陷。今年1月,特朗普在宣布延长对伊朗的制裁豁免后,强调这是“最后一次”。此后,特朗普向英法德三国提出修补伊朗核协议的最后期限为5月12日,否则美国将退出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据路透社消息,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几乎已经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就认为,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可能会使问题变得一团糟。
  特朗普威胁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行为让人回想起小布什政府退出《反导协定》、《京都议定书》,并绕过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的单边行动。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政策,为世界和平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如今,特朗普又重拾小布什的老路,退出在多边框架下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伊朗核协议。可谓是典型的“单边主义”的再现,即不顾及国际社会的普遍意愿,一意孤行地退出或者挑战已有的国际性规则和制度,对地区和平和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伊朗核协议是6大国和伊朗通过谈判与协商达成的,旨在推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多边协议,对维护国际稳定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安理会在2015年7月通过了支持伊朗核协议的决议,并得到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的支持,因此具有很强的国际法律效力。此外,负责监督核协议履行情况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报告确认伊朗履行了协议内容。
  除美国之外的五大国一致认为,伊朗核协议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成果,是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典范,对维护地区稳定和核不扩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特朗普此举意在遵循其所谓的“美国优先”的理念,但损害了国际体系良性运转的基础,即规范和制度,也破坏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包括推动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进而动摇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根基,破坏了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
  美国单边退出伊朗核协议,会使其他国家面临尴尬的处境。美国在退出核协议后,必然会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无论特朗普选择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亦或部分制裁,都会影响到与伊朗发展贸易关系的企业和个人。资本具有天生的避险特性,特朗普的制裁行动会引发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停止与伊朗的业务往来,可能迫使伊朗也退出核协议。
  另外,美国很可能在退出核协议后,启动有限制裁方案,即只对伊朗中央银行实施制裁,以打击伊朗石油出口贸易。英法德三国此前表示即使美国退出,也会继续留在核协议框架中。然而,美国的制裁必然会影响与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欧洲企业和个人。如果他们继续和伊朗保持贸易往来,就会面临美国政府制裁的风险。倘若他们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就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实际上,在全球金融体系相互依存的条件下,所有与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都会面临上述的两难的处境。
  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朗核协议发挥着维护中东地区局势稳定“保险阀”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伊朗核协议是“一项重要成就”、“一场外交胜利”,撕毁协议将带来“战争风险”。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警告特朗普,不要退出协议,否则可能引发战争。
  分析当前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最有可能引发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正面冲突。以色列对2015年伊朗核协议十分不满,认为核协议存在的漏洞直接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并一直希望能够推翻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核协议是个历史性错误,会给伊朗获得核武器扫除障碍。他不久前公布了伊朗在2003年前一直进行代号为“阿马德”的秘密武器计划,伊朗甚至在该计划停止后,继续追求核武器,并可以随时重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了认可。有分析就认为,内塔尼亚胡公布的内容并没有新意,只是在给特朗普退出核协议营造氛围。
  美国退出核协议给中东地区造成的混乱还是取决于伊朗在短期如何进行回应。如果伊朗也完全抛弃核协议,马上重启铀浓缩计划,以色列很可能要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回击。如果伊朗进行弹道导弹试射,也会引起以色列方面的紧张,对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力量存在进行更加猛烈的轰炸和打击,使叙利亚内战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大国,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正面冲突会使周边很多国家卷入其中,使中东陷入更加混乱和无序中。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旧文章ID:16157

熊鹏:中美谈判或重大突破及市场含义

作者:熊鹏  来源:全球宏观投机

  说明:这是我在知识星球的一则日记。考虑到关心中美经贸问题的朋友众多,所以将其在公众号发表。如果预测错了,读者一笑了之,若碰巧对了,纯属偶合。以下是日记正文。

  中美经贸谈判存在重大突破可能性。熟悉我的群友都知道,我做的所有分析和推论,都是尽可能基于数据和事实的。那么,我做出这么一个结论,是基于什么事实和数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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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公众号文章《中美贸易谈判前瞻及交易对策》一文中设想了第一轮谈判的三种场景,但是在文中我并没有分析哪种场景占优,虽然我假设了基础场景是没有超预期结果的中性场景。目前的状态的确在中性场景,资本市场的反应基本也如我所设想。
  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写这则日记,说明第二轮谈判中取得超预期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呢?
  2、我的逻辑出发点:
  对于中方而言,最重要的是政策目标是执政稳定。执政稳定,最重要的来源就是确保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可以提供社会所需的就业岗位、居民收入增长等根本目标。在确保这个前提下,实际上一切都可以谈。
  对于美方而言,5月1日公布的几项要求是精心准备,酝酿多时,拿捏有度。这说明美方能够意识到,要完全实现上述谈判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肯定有阶段性目标。同时,以川普团队在NAFTA、朝鲜问题、伊核问题上的一贯表现,既有清晰明确的目标,同时又留有充分的灵活性。
  从这个逻辑点,存在一个合理的空间,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目标。
  如何确认达成一致呢?很简单,5月22日美国关于加征500亿货物关税的政策咨询期到期,如果延期,甚至取消,就是第一轮谈判胜利结束的标志。
  3、我观察到的事实:
  A、中方之前对贸易谈判有误判。延续了之前对美经贸政策的传统,即用买美国货的方式平息对方的不满。但北京回合的谈判让中方回到了现实,存在迅速调整对策的可能性;
  B、中方国内政策和经济的调整变化。一季度政治局会议内容已经为需求管理开了口子,未雨绸缪;各地已经在提出和落实需求管理的细节;财政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加快预算落地,同时新一批的地方政府债加快发行。供给侧去杠杆逐步淡化,而需求管理则开始成为社会思潮的热点。下图是GOOGLE趋势中关键词的热度变化。

图  供给侧改革热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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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需求管理逐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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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社会舆情的淡化。外交部、商务部以及一些标志性媒体(例如环球日报)更多体现出理性、合作的姿态。
  D、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债券价格的信号。房价重新成为热点,各地媒体宣扬购房热潮的报道层出不穷,而债券价格一跌再跌。试问,贷款购房条件的事实放松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债券的下跌。但不论是哪个角度,都说明社会的预期已经在做出改变。
  E、中国在外交上的灵活性。中印、中日韩、中朝频频的外交动作,释放对周边友好。
  F、特朗普总统和贸易团队保持了难得的沉默。有人认为这是风暴前的沉默,而我认为则是对谈判抱有信心的表现。
  4、逻辑与事实的统一
  上述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中方的政策目标是非常清晰统一的。即维持经济增长率是首要目标。现在美国开出的贸易谈判条件事实上很多部分都不会伤害经济增长率,甚至是提高经济增长率。中方一旦意识到这一点,立场就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5、进一步需要观察到的事实用于证实或者证伪我的推断
  A、美方在华盛顿回合开始前,是否有进一步的动作;
  B、中方团队人员构成。成员越少越精干,双方达成妥协的概率越大。
  6、对经济和资产影响
  A、中美股票。如果达成妥协,股票将迎来一波大涨
  B、中美债券。美国债券收益率将从3%向3.5%迈进,而中国债券将进入一个区间交易格局,上下两难
  C、商品。商品依然是延续自身的供需、异常天气等。美国豆粕主要还是受美国以及南美天气影响
  D、外汇。美元升值是受到特朗普支持率走高、债券利差的双重影响。美元走强会对新兴市场货币带来进一步压力,但是发生极端金融事件的影响不大。关注IMF对阿根廷的贷款计划。

  图    特朗普支持率是美元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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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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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美巨额罚款公正还是勒索?

作者:余永定  来源:财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金融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进一步融合,中国金融安全形势变得日益复杂。经常热议的金融安全问题包括:热钱流入导致资产泡沫化、资本外逃导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外汇储备积累产生的美元陷阱(美元指数贬值、美国通胀 、美联储货币超发、美国扣押中国美元资产)等。在这里,我想谈一个现在还未被学界和媒体充分重视的问题:美国以制裁相要挟,对中国企业实施敲诈勒索。
  2018年4月16日,美商务部宣布对中兴通讯施加严厉制裁,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文完全无意对美国政府这一做法的目的和正当性问题提出评判,但是,通过对其他具体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美国一些监管机构作为执法司法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公正。它们的许多处罚决定,不仅有损司法尊严,而且还构成了事实上的敲诈勒索。国内分析人士不应当将美国司法过于理想化,简单认为它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对企业定罪数量和罚款金额都大幅上升,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处罚金额更是惊人。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09至2015年7月间,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经营的银行处以罚款1610亿美元。一些银行为误导投资者投资于有毒债券支付了超过500亿美元的罚款,其中,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分别被处以166.5亿美元、130亿美元的高额罚款,花旗银行70亿美元,高盛50亿美元,巴克莱20亿美元;在反洗钱方面,法国巴黎银行被处以9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汇丰银行19.2亿美元,德意志商业银行17亿美元,渣打银行先后共被处以10亿美元的罚款;2014年,瑞士信贷因帮助其客户逃税被处以28.8亿美元的罚款。德意志银行更是遭美国政府的重点关注,近年来屡屡受罚:2010年,该行因协助美国富人逃税而被处以5.5亿美元罚款,因反洗钱被罚2.58亿美元,因操控Libor被美国和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开出25亿美元罚单;更有甚者,2016年9月,美国司法部等监管机构认为该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参与违规金融活动,要求对其处以140亿美元的罚款。除金融机构外,其他企业被罚金额也非常惊人:2016年,英国石油公司因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被处以208亿美元的罚款;同年,大众汽车因排放测试作弊事件被罚款147亿美元;2012年,葛兰素史克因产品安全信息方面的问题而被处以30亿美元的罚款;2014年,丰田公司由于汽车设计缺陷的和解金额为12亿美元等等。企业在美国经营可谓如履薄冰,非常危险。
  对美国政府做法是否出于匡护正义和公正,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2014年8月30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一篇题为《美国的公司庭外和解:构陷企业违法犯罪之路》(Corporate settl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给出了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判断和结论:“是谁在运营世界上获利最多的敲诈勒索生意?意大利黑手党?” “还是克里姆林宫的窃国者?如果你是一个大企业,所有这些家伙都不如美国监管体系贪得无厌。他们的套路非常简单:找到一家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不当行为的企业;威胁其管理层让其公司无法经营,最好辅以刑事指控;强迫这家公司用股东的钱交付巨额罚款,以达成旨在最终撤销这些指控的秘密庭外和解(没人能知道和解的细节)。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目标。”以下我们来看看其勒索的手段和行为模式。
  利用不公开的和解,行敲诈勒索之便
  美国执法机构和监管者对在美经营的企业大开杀戒,离不开它们的两个“秘密武器”: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和不起诉协议(Non-Prosecution Agreement, “NPA”)。
  在传统的模式下,必须通过法院的审判,才能对违法犯罪的企业定罪。公诉人必须扎实地收集证据,细致地分析法律依据,严密论证,并极力避免程序瑕疵,然后与被告的辩护人对簿公堂,最后由法院裁决。即使是公诉人证据在握,被诉人接受认罪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也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后方可生效。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当始终处于公正的中立位置,不偏袒任何一方。然而,通过DPA和NPA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基本上不需要经过法官的审查。一些专家认为,很多以DPA和NPA方式了结的案件如果经过法庭的司法审判程序,无论是证据还是法律依据都存在较多有待商榷之处。以DPA和NPA方式和解存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和解的秘密性和不透明性:公众从来不知道这些案例的全部事实。由于未经过法庭审判,公众也不清楚这些案件中到底公司的哪些行为触犯了法律,更不能保障其结果是公正的。可以说,在DPA和NPA履行过程中的每一步,执法机构都是即扮演公诉人的角色,又扮演法官甚至是陪审团的角色。这就为被《经济学人》称为的“敲诈勒索”提供了便利条件。
  企业违法必须受罚,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于一些真正为涉恐涉黑融资、以有毒资产欺骗消费者以及像英国石油公司污染了墨西哥湾等企业,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正义不应当建立在闭门的勒索之上。由于可定罪的法规多达30万条,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赋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可以选择性执法。一旦对企业提起诉讼,他们就只能赢,不能输。因此,在一些实际案例中,如果对企业提起诉讼,不管是否有证据,不管证据是否充足,执法者会利用手上一切可以利用的杠杆,来敲开企业防卫和抵抗的大门。
  于此,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企业清楚自身不存在被指控的问题,为什么还要接受和解,而不是通过法庭抗争?答案在于这些公司都不愿重复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破产和安达信销声匿迹的老路。《华尔街日报》两名记者的纪实小说《贼巢》(Den of Thieves)就详尽叙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执法当局(包括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SEC等)如何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将华尔街投行中排名第五的德崇证券推入破产的境地。面对强势的美国司法部和监管者,即使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如JP摩根、谷歌,也只能选择和解。2013年,面对美国司法部指控并要求交纳创记录的和解金时,一贯指责监管部门管得过宽的JP摩根CEO Jamie Dimon向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Eric Holder表示投降。双方签署了13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事后,他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司法部对JP摩根的处罚是不公正的,但鉴于司法部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我别无选择。”在选择上法庭对抗还是和解时,即便是全球性银行也是需要考虑以下冲击:
  (一)能不能保住经营执照?执照是政府手上非常有力的王牌,随时会被政府打出来。对于一些全球性银行(尤其是欧洲的银行)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市场,失去这个市场将危及其生存。执法机构威逼被监管者就范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挥舞着手中“暂停业务或吊销执照”这根大棒。佛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Brandon Garret教授指出,执法者行使暂停业务和吊销执照的规则也是模糊不清的。由此,最可能被联想到的机构是纽约金融服务局(以下简称为NYDFS)。2015年5月21日《纽约时报》一文指出,NYDFS收取大额罚金的能力源自其撤销银行执照的权力,这一权力是NYDFS独有的武器。当面临失去执照的威胁时,银行只能选择“和解”或“死亡”。因此,银行“除交罚金外别无选择”。2014年法巴案中,即使法国央行行长、财长、外长甚至总统纷纷亲自出面,也没能阻挡纽约州长Cuomo和NYDFS以吊销该行执照要挟以获取巨额罚款。2012年渣打案中,即便英国政客、央行行长、议员纷纷出面,渣打最后还是在NYDFS挥舞“牌照”这一利器下被逼就范,选择和解妥协。甚至出现过渣打与纽约金融服务局间通过媒体互骂“无赖机构”(rogue)的事情。
  (二)如何留住市场、客户和员工?2002年的3月,美国司法部指控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在安然(Enron)破产事件中阻碍司法,对安达信提起刑事起诉。公诉人提出,如果安达信接受和解,就可免于被起诉和定罪。但是,安达信决定选择上法庭,而不是签署暂缓起诉协议。两年后,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认为证据不足而驳回公诉人起诉,但是,作为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却仍因市场、客户和员工的流失而遭受重创,从此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
  (三)如何面对股价大幅下挫?执法机构完全可以如其威胁的那样,放出不利信息,使被指控的企业股票价格大幅下挫,比如渣打案和美林案。
  (四)如何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恶意监管?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你的代理律师将不断提醒你注意这个问题。美国的法律程序和规则赋予了执法者自由很大的裁量权,存在很多灰色地带和人为因素。如遭遇长期恶意监管,企业前景无疑极为堪忧。
  因此,一旦被美国执法者咬上,你就别指望它松口(Once sinks their teeth into something, do not expect them to let go),企业很难幸免于难。
  构陷企业,使其成为执法者的利润中心
  Margaret Lemos和Max Minzner在《哈佛法律评论》2014年1月期刊文也指出:“公众执法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而寻求获取大额的罚金,而这与公众期望执法的初衷是相背离的。尤其是当执法机构被允许保留所有或部分罚款时,这些激励才是隐藏在背后的驱动力。这种制度安排在州一级普遍存在,目前开始出现在联邦的执法行动中。”需要关注的一点是,美国执法机构对外国企业的打击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对外国企业的平均罚款金额远高于其国内企业。Garret教授考察了2001-2011年十年间被美国执法机构提起公诉的2250家企业,他发现外国公司的平均被罚金额是3500万美元,平均支付了将近6600万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公司平均被罚470万美元,平均支付了1200万美元。外国公司的罚金比国内公司高出7倍以上,且其总支付金额是国内公司的9倍。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监管当局铁面无私,对国内外公司一视同仁。事实说明,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2014年1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宣布,2013年司法部通过单独对公司提取刑事诉讼直接获取的罚金达55亿美元,与其他联邦、州机构等合作获取的罚金达26亿美元。同年2月,曼哈顿联邦法官Preet Bharara宣告说,2013年财务年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获取的罚金达到了29亿美元。另据彭博社报道,2011-2015年间NYDFS通过处罚全球性大型金融机构(主要为欧洲大银行)为纽约州创下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
  《福布斯》将NYDFS称为“池塘里的小梭鱼”,而对华尔街(尤其是在美的外资银行)来说,这条“小梭鱼”恰是最为凶猛的食肉动物。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等对渣打银行违反美国对伊朗、苏丹和古巴制裁的行为展开了长达多年的调查。2012年8月,NYDFS在最后的时间段出人意料地介入,并抢在这些联邦机构前对银行提出指控,要求渣打银行付罚金,否则威胁撤销其银行执照。仅一个月后,渣打银行便同意向NYDFS支付3.40亿美元罚金。6个月后,司法部、美联储、财政部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也与渣打银行达成和解,渣打对这四个机构支付的罚金仅为3.27亿美元。同样,2013年6月,NYDFS就反洗钱问题对东京三菱银行处以2.5亿美元的罚款,而首先发起对东京三菱银行调查的美国财政部罚款金额仅为820万美元,NYDFS获取的罚金是美国财政部的30倍之多。2014年,NYDFS指控渣打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整改不到位,对两家银行又分别处以3亿美元和3.15亿美元的第二次罚款。又如法国巴黎银行,2014年6月,美国司法部及其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美联储、美国财政部、NYDFS以及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等五个机构对BNP处以89.7亿美元巨额罚款。其中,22亿美元被NYDFS拿走,美联储为5.08亿美元,不到NYDFS金额的四分之一。对此,《经济学人》提出的质疑说:“我们弄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州政府会从对违反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外国银行的罚款中何以获取如此高的利益。”
  NYDFS获取的罚款成为州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纽约州长Andrew Cuomo曾将此宣称为“天上掉下的馅饼”(basically a gift from above)。NYDFS所使用的手段和做法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称作“敲诈”和“勒索”(extortion 、 shakedown or screw)。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清算货币,纽约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美国执法者手握霸王条款“长臂法则”。因此,NYDFS手中之锐器尤为锋利。这也是为何即使渣打、法国巴黎银行(BNP)最终都没避免被NYDFS拉下马的命运。
  提升公正形象,博取政治资本
  长期以来,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执法者,总是把华尔街看成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标。对大企业尤其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提起刑事诉讼,以此来提升自身形象,扩大公众知名度,为自身博取政治资本。
  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联邦检察官的鲁迪·朱利安尼提起的著名刑事诉讼经常成为晚间新闻的头条。在《贼巢》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利安尼的硬朗形象,他的强制执法措施给华尔街许多人和公司带来了累累伤痕。1994年,朱利安尼竞选成为纽约市市长。1999年至2006年时任纽约总检察长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在追讨白领犯罪方面复制了朱利安尼的做法。斯皮策颠覆正常的监管程序,对刑事指控情有独钟,并主动利用媒体,借助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依靠纽约州不同寻常的法律,胁迫一些大公司尤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就范,形成极大的威慑力。2007年,斯皮策乘势竞选为纽约州州长(15个月后的2008年3月因招妓事件黯然辞职)。对此,当时有人提出,应该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任何检察官在离职后的三到五年内竞选公职,否则有失公允。
  2011年后,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和纽约金融服务局局长Benjamin Lawsky频频重拳出击,恐怕也不是出于所谓的匡扶正义,而更多是在乎权力和选票。面临2012年11月的州长竞选连任时,Cuomo先生多次亲自出马,对法国巴黎银行挥舞着撤销其经营执照的大棒,威逼银行增加了10亿美元的罚金。从外资银行获取巨额罚金对纽约纳税人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对州长来说就是纳税人的支持和选票。2011年,Cuomo将纽约州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合二为一,组建新的金融服务局,并将大权交给了其长期助手、前幕僚长Lawsky。《纽约时报》指出,Cuomo在此玩的是权谋,其意在于建立一个平行执法机构,从政治对手、纽约州总检察长Eric T. Schneiderman手中夺取权力和新闻头条,从而削弱对手的势力和影响。从一开始,Lawsky也就采取了一种检察官的心态,立即扩大了刑事执法部门的规模,并建立了一个1400名雇员的机构。年轻的Lawsky曾是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和Cuomo的助手,其本身怀有政治抱负。其辛辣的执法手段和作风,也常被媒体与斯皮策做比较。
  在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同中国有关的案例 来说明某美国监管机构是如何整治一家中国全球性企业的。某日,企业C突然接到由中介机构转来监管机构B的非正式口信,指控C在合规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要求交付X亿美元的罚款。这一指控对C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因此C希望拜访B,当面了解监管者的指控和要求,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再商谈具体事项。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在闭门和解的方式下,C陷入与当时的渣打、法巴银行相同的非常艰难的境地(由于整个磋商涉密,我们无法获知和披露具体过程)。B手里拽着C的经营牌照,并握有“长臂法则”这一霸王条款,C只能是在生与死之间做出抉择。
  对于是“和”还是“打”的问题,专业律师强调:一旦被监管咬上,就别指望它松口。所以,一定要“和”,而且要速速“和”。惟一可以谈判的不是事实,不是道理,只有价格。只有速速交“赎金”才能保牌照,才能避免因被认为对抗造成今后的恶意监管。而且,如果走诉讼程序,从已有的案例来看,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一是美国政府赋予监管者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存在大片灰色地带和人为因素;二是此案诉讼打官司适用的法律以及相关程序会将C推入极为被动的境地。不难看出,在这里监管者不仅是自己民事诉讼案子的原告,还是这个案子的法官和陪审员(也就是说它们自己的案子自己审,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还可以用刑法惩罚作为威胁)。
  B催逼C在某一时点上完成所有程序。而这一时点同美国的某一重要政治事件有关。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全球性企业C处以非常严厉的监管处罚措施,可以彰显B强硬“鹰派”作风,既可以取得政治上的好处,又可以为当地政府创造一定金额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B从未向C或公众出示任何事实依据。面对B的百般威胁,虽然C最终同意和解,并缴纳了罚金,但自始至终并未认罪,而B自始至终也未说清为什么要给C定罪。我和同事对B最后公布的新闻通稿与C签署的协议原件做了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出入。C为什么没有要求B依据实际协议作出更改?在我看来,可能是C怕再次遭受B新的威胁。
  在整个过程中,美国媒体依据B的口径对C做出了众口一词的控诉。与美国媒体普遍跟随B对C发起攻击不同,有一本世界权威经济杂志对事件进行了独立报道和评论。该杂志指出:在此次B对C的罚款中,由于B并不具备任何事实证据,才对C开出了一个与其他机构巨额罚款相比,相对有所保留的罚款金额。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C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不难看出,华尔街也是一个陷阱,外国投资者在那里投资越多,退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就越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维护正义需要一个合理、公正、统一和透明的执法体系,而绝不应当建立在闭门的勒索之上。从近些年的案例来看,美国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采取闭门审判的方式,不断增加对企业行为构陷定罪,惩罚由政治交易来决定,由此损害作为法治基础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从而滋生一个孕育腐败因素的司法体系。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作为法治国家的积极面,而忽略它的阴暗面。中国的舆论往往只指责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失误肯定是有的,有些可能还很大),而不知道美国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有时也可能非常蛮不讲理。我们往往因自己的天真和疏忽大意而吃大亏(有意钻空子,最后“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的企业也是有的)。C公司等企业的教训值得汲取。
  (一)对外资在美机构来说,从未遇到过执法者具有如此广泛的权力。而且,虽然外资机构在美纳税,创造一些就业,但因没有选票,没有政治影响力,没有政治代言人,因此,在美始终是当地市场的弱势群体。从已有的案例来看,当外资机构试图反击,其后果往往是糟糕的。因此,当外资机构决定通过法庭对监管者发起反击时,一定要统筹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夯实后方支持力量,在被停止某些业务、客户和员工流失、事后遭受恶意监管甚至是牌照被撤销等方面充分应对,作持久战的准备。
  (二)中资企业要填补合规管理这块短板。应该看到,我们的合规反洗钱能力跟不上欧美等国家强势监管需要,在一定上容易授人以柄。虽然中资银行在理念上已经高度重视合规反洗钱工作,但是,没有深入了解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合规反洗钱内核。客观地说,无论是合规文化建设,还是系统制度建设以及人才队伍培养方面,中资企业还有大量的功课要补。
  (三)美国在全球范围运用金融权力,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监管趋势。从美国监管机构的处罚对象来看,越来越多地直接指向各全球性银行总部。近些年美国出台的一些监管法案,其监管对象明确指向商业银行母行和集团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依靠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单打独斗,碎片化、菜单化应对美国监管的方法难以为继,需要在集团层面整体应对。我们以往所熟悉的“各管一摊、守土有责”的做法难以为继。因此,在应对海外机构被冲击的问题时,我国监管机构及其集团应拥有更宏观的视角,看到深层次的原因,这样才不会对形势出现误判,失去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四)在当前中美关系这种特定情境下,除了关注目前紧张的贸易冲突,也要积极研究和准备金融制裁和冲突,甚至是金融战争(Financial War)。面对中美间可能出现的金融摩擦和冲突,我们要避免应急式、个类处理的方式,而应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应对,要未雨绸缪。时任法国经济部长阿尔诺·蒙特布尔将美国对BNP惩罚比成“经济战争”。前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融资和金融犯罪事务的部长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胡安·萨拉特(Juan Zarate)在其撰写的《Treasury War》一书中指出,美国多年前就制定了“金融战争”蓝图,并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这场“金融战争”就是利用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交易货币、美国监管机构发挥重大影响以及美国作为全球规则制定者的能力等金融手段,来撬动银行业、资本市场、私人部门以及其同盟利益的市场力量,达到将其所谓的“敌对势力”从国际金融和商业体系中孤立出来,掐断其资金来源,以达到保护其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目的。在整个“金融战争”的蓝图中,银行体系是其行使金融霸权的关键环节和最核心的部分,需要牢牢控制住。这些介于外交手段和战争行动之间的方法,更多地被美国在应对艰难复杂的国际安全问题时采用。制定全新的“金融战争”蓝图应成为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重要砝码。
  最后,我们要问所有准备走出去的企业:你们准备好了吗?

  参考资料:
  Brandon Garret, “Too Big To Jail: How Prosecutors Compromise with Corpor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Juan Zarate, “Treasury’s War: The Unleashing of a New Era of Financial Warfae”, New York: PublicAffair, 2013.
  Margaret H. Lemos and Max Minzner, “For-Profit Public Enforcement”, The Harvard Law Review, January 2014.
  "Criminalising the American company: A mammoth guilt trip", Economist, Aug 28th 2014.
  "Corporate settl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riminalis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Aug 30th 2014.
  “Regulator Benjamin Lawsky Is the Man Banks Fear Most,” Newsweek, June 30, 2014.)
  “Benjamin Lawsky, Sheriff of Wall Street, Is Taking Off His Badge,”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15.
  “A Small Barracuda in a Big Pond: New York’s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bus, 2/26/2015.
  "Cuomo intervened in BNP deal to get $1 billion more for NY state fund", Reuters, Wed Jul 30, 2014.
  “BNP Paribas in the dock: No way to treat a criminal”, Economist, Jul 5th 2014.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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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伊核协议再证特朗普独特执政风格

作者:感悟生活(程坦)  来源:凯迪猫眼看人

  不顾全世界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点,按事先公布的时间悍然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环球时报的文章《一觉醒来特朗普退伊核协议 与全世界为敌》真实地反应了中国主流媒体和专家们的一致立场。
  没有人会料想到特朗普会不顾其欧盟盟友和全世界的强烈反对,真的敢于退出伊核协议,而且一退到底,立即对伊实施最高级别制裁,没有任何拖泥带水或留下任何协商的余地!
  就在特朗普话音刚落,美国财政部宣布,自即日起美国所有企业和个人不得与伊朗发生商业往来,签署任何新的商业合同;已有业务,分不同行业,分别给予90——180天的宽限期进行善后工作,逾期必须严格执行对伊全面制裁的法律规定。对其他国家与伊朗发生业务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任何美国公司和个人不得与之发生商业往来。
  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是迄今为止特朗普最为离经叛道的决策,影响力超过之前所有中国主流媒体和专家们同样认为只是特朗普说说而已、绝不可能真的去做,也同样被视为与全世界为敌的对外政策,包括且不限于:
  1、一而再、再而三地签署总统行政令,严格限制输出恐怖分子的国家公民获得赴美签证。这被认为是直接得罪了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团队穆斯林,也让欧盟和其他喜欢高喊“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宗教歧视”口号的装逼国家深感失望。其实特朗普只不过加强特定国家的签证管理而已,被美国联邦基层法院的法官推翻之后,最终特朗普也打赢了司法官司。后来,特朗普又基于同样原因,悍然退出了国际移民公约。
  2、退出TPP。特朗普认为这类多边协议一向让落后国家占美国的便宜,掏空美国制造业。这让原TPP成员国对美国深表失望。因为TPP条款明显排斥中国,TPP夭折一开始让中国主流媒体和专家们极端兴奋,幸灾乐祸,但很快发现新的TPP由日本人主导还是与中国无缘,而且有少数中国专家意识到美国对盟友尚且如此无情,对中国会怎样开始感到担心。
  3、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原因是特朗普认为地球气候变暖没有科学依据,强制使用清洁能源的政策,让美国每年额外付出几千亿美元的能源成本,而且还要拿出1000多亿美元的钱补贴那些继续污染地球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制造的竞争力。特朗普此举,首先让绿色环保概念深入骨髓的西方盟友和国内专家们跳脚,同时也让中国、印度这些协议受惠国极为不满。好在美国退出之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在苦苦支撑。
  4、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决定把美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特朗普此举等于打破了中东政治平衡,得罪了人口远超过以色列的所有阿拉伯人。同时,也把全世界绝大多数不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国家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因此,美国这个政策在联合国大会上,居然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差不多三分之二国家的反对。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搁下狠话:反对美国的国家,将不会再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同样,美国代表的话音刚落,一些国家因为在联大上发言声讨美国,原先商定的经济援助被特朗普大笔一挥,不是全面冻结就是大幅削减。
  5、建美墨边境墙。目的是阻止大量墨西哥非法移民和毒贩随意进出美国。全世界本以为特朗普只是戏言,没想到特朗普居然真的列入联邦政府预算,而且扬言若遭国会删除,就让联邦政府关门,让美国人民来做决定,吓得国会议员们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最终只能屈服。
  6、不顾俄罗斯军事威胁,坚持以武力报复叙利亚涉嫌动用化武屠杀平民。当俄罗斯普京亲自对美国发出军事威胁,下令俄罗斯三军进入戒备状态,扬言不但要击落所有飞向叙利亚的导弹,而且不排除攻击发射导弹的平台(美国军舰和飞机)。中俄媒体都同声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特朗普不屑一顾地叫板普京:你准备好,我的导弹马上来了,试试看!24小时后,特朗普下令美军对叙利亚发动了大规模导弹攻击,完全摧毁了三个打击目标。
  特朗普为何不顾全世界包括其欧盟亲密盟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悍然退出伊核协议。简单地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特朗普认为伊核协议只对伊朗有十年限制,十年过后还得重新讨价还价,而且伊朗隐瞒了大量核计划,这个协议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无用的协议;第二,这个协议没有限制伊朗发展导弹的能力,让取消制裁后的伊朗经济得到恢复后,与俄罗斯、叙利亚沆瀣一气,严重挑战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战略利益。因此,特朗普一直要求制订一份补充协议,修补伊核协议的上面两个大漏洞。此举理所当然地被伊朗断然拒绝。
  在特朗普5个月前明确提出如果不能谈成一个补充协议,就将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多次强硬表示,一旦美国退出伊朗就果断废除这个协议,重新确定伊朗的核政策,令美国承担可怕的后果。德、法、英这三个美国传统盟友都纷纷上门做工作,表达坚决反对的立场。眼看特朗普最后决心已下,伊朗最新的表态是,即使美国退出该协议,伊朗仍然会留在协议内,因为伊朗本来就没有打算发展核武器。这正像特朗普每次所做的离经叛道的决策那样,按照中国主流媒体和专家们的分析,特朗普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一意孤行说不定天会塌下来,但每次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做出决定后,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么多石头既没有把特朗普的脚砸烂,天也没有塌下来,相反民意支持度却越来越高。
  中俄两国主流媒体都认为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是背信弃义。实际上,根据协议约定,美国总统需要每隔90天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伊朗是否履行伊核协议承诺,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伊朗没有遵守协议,美国总统有权宣布美国退出该协议。因此,单纯从法律上讲,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行为并不是“背信”,至于是否“弃义”则见仁见智。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制裁,对中国有两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中国和俄罗斯是伊朗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此举令中国企业与伊朗发生业务关系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可能遭受中兴通讯一样突然休克的命运;第二,特朗普的强悍作风,压缩了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运作空间,朝核问题可能朝着最不利中国的方面转变——朝鲜要么完全屈服于美国的要求倒向美国,要么面临战争的选择一举被消灭。
  可以讲,特朗普所有离经叛道的竞选诺言中,现在只有两个还悬而未决,正在推进的路上,一个是朝核问题,另一个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其他都已经在他执政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全部兑现。
  如果说,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有一个逐步成型、逐步被人认识的过程,在特朗普悍然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中国主流媒体和专家们如果再固执己见,或执迷不悟,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伤害。
  我最近一年多来,在近百篇有关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文章中,详细分析了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准确预测到了特朗普的若干重大政策选择,包括这次特朗普悍然退出伊核协议。下面,我简单地归纳一下特朗普的执行风格,并对朝核问题和中美贸易磨擦做一个最新的前瞻预测。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将“美国优先”置于一切重要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维护世界自由民主制度;第三,预防、制止国际人道主义灾难。就此而言,特朗普并没有偏离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目标。不同之处在于两点:第一,过去美国为了维护世界自由民主制度和预防、制止国际人道主义灾难,很可能牺牲掉美国的现实利益,而特朗普作为一名精于算计的商人,要求美国盟友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由美国来独自承担;第二,同样基于商人精明、务实的性格,像巴黎气候协议之类的东西,特朗普认为气候变暖根本没有科学依据,为了装逼喊口号而让美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坚决抛弃。也就是说,在履行世界领袖的职责时,特朗普更讲究美国的投入产出比,而避免花许多钱做收效不大的事。
  2、不但特讲政治而且执行力特强。与中国主流媒体和专家们普遍认为特朗普只顾利益、不讲政治大相径庭,或者恰恰相反,特朗普有着传统共和党人浓厚的宗教情怀和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特朗普去年在联大会上的发言和随后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其非常在意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袖地位和形象,坚定地维护自由民主制度,而且对集权制度和宗教极端势力深恶痛绝,其后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强硬外行政策和实际行动,更证明了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玩真的。一方面,特朗普在贯彻其政治理念上,比美国历任总统更高效、更果断,即执行力更强;另一方面,如果在国际上“讲政治”与美国的切身利益发生重大冲突,特朗普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持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放弃徒有虚名的政治形象。这是特朗普跟历任美国总统的最大不同。
  3、政策目标明确且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特朗普与传统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总是将自己的政策目标与个人好恶,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除了正式的政策讲话,为了反击传统媒体对他的偏见,解释他离经叛道的政策主张,坚持不懈地在推特上为自己的政策主张辩护,澄清外界对他的误解。对于已经确定的政策目标和行动计划,不管遭遇多大的阻力,无论是盟友的好言相劝,美国主流媒体的冷嘲热讽,还是敌人或对手的强硬威胁,都丝毫不能动摇他既定的政策目标和行动计划。特朗普具有企业家典型的决策高效,言出令随的强悍作风,使得其为了贯彻自己的执政理念,凭借美国的强大实力,甚至完全罔顾其传统盟友和国内主流媒体的感受,不屑采取典型政治家们习惯的绥靖、妥协的做派,对自己的敌人或对手更加不留情面。这在特朗普一再挑战中国“一中”原则,以及不顾俄罗斯严厉警告打击叙利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专治传统政客的各种不服与忽悠。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如果不对特朗普的上述执政风格有深刻理解,而是抱着过去的成功经验去挑战特朗普的底线,轻则会碰一鼻子灰,弄得自己下不了台阶,重则被打得脸青鼻肿,头破血流,甚至落得一个断手断脚,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我在过去一年多来,之所以能基本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脉络,并精确预测到美国一系列重大对外政策选择,原因就在于我对美国的政治运作和特朗普的个人风格有比较客观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同样作为企业管理者,让我对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基于我对特朗普上述执政风格的理解,下面简单地说说朝核问题和中美贸易磨擦的可能走向。
  关于朝核问题。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行动计划非常清晰,朝鲜因公然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而拥核,必须无条件展现弃核诚意,在拿出一个可执行的永久、可核查、不可逆的弃核方案之前,美国不会跟朝鲜讨价还价,不会放弃对朝鲜的极限施压;如果谈不好,就立即诉诸武力;即将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或美韩朝首脑会谈,是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后机会。惟一不确定的是朝鲜是否按美国的要求真诚弃核。由于众所周知但不可言说的原因,我现在将美朝首脑会谈的看好度,由前天的35%进一步下调到25%。
  关于中美贸易磨擦,或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周一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周将访问华盛顿,继续就持续的贸易争端问题与白宫进行谈判;中方已经证实,并对此充满了期待。我认为,这是特朗普为了避免在朝核问题即将摊牌之前,提前与中国摊牌翻脸,而给予中美双方谈判人员提供的一个额外的协商、妥协机会。无论美朝首脑会谈能否取得圆满结果,只要美朝首脑会谈一结束,美方就会宣布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同样地,美方不可能从现有立场上大踏步后退,关键就看中方做出怎样的妥协、让步。
  美国所有的重大对外政策,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产生影响,像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而其他一些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就比较小。对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且极为深远的,无疑是中美贸易磨擦是否会演变成贸易战,进而让中美陷入全面冷战甚至在南海、两岸问题上发生热战。我认为,中国惟有拿出诚意,兑现入世承诺,才能与狼共舞,并从合作共赢中谋取最大利益;若认为中国已经具有了挑战美国的强大实力,那就抛弃幻想,准备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本人愿与爱国同胞同仇敌忾,同甘共苦,期盼将来一举灭了美帝,到美国某个偏僻乡村去做个村支书或村长。

  作者简介:程坦,网名感悟生活,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职中央国家机关,央企二级公司一把手;后任多家外企、民企高管;现为上海某法律咨询事务所合伙人、主任,自由撰稿人,民间慈善人士。在国家级报刊、出版社发表过财经和法律方面论文、论著约百万字;近十年发表时政、财经网评超过千万字。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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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昨开会,为中美关系求战略共识

作者:赵晓  来源:香柏领导力

  昨日(5月8日),我在钓鱼台参加了一个国家智库的会议,主题是中美战略。
  今天的会议特别好!国家智库的精英非常冷静、睿智,实事求是!关于中美关系,美国智库在2015年即已形成战略共识;我们晚了三年,盼望中国智库届也能尽快形成共识。没有强大的智库研究,政策制定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2018年,正逢改革40周年之际,中国开放进入一个十字路口,改革也因此进入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明确未来方向。
  今天很多的观点都很精彩,特别欣赏张木生兄提出的“老大是自然形成与世界公认的,要踏踏实实地再向美国学习几十年”等精辟战略建议。我的说法就是“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当然不是真的让美国无路可走)这可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最喜感的报复了!”
  过去几年,中美战略互信被中国的民粹派、现代义和团派以及中美两国的“新冷战派”们破坏,导致中美战略猜疑加深。但我相信中美战略利益是主要的,同时历史与时间在中国这边。若中国战略共识早日形成、战略形势判断正确、战略重点得以清晰、战略手段选择得当,中国大有希望通过开放性、包容性、合作性、渐进性的超越实现和平崛起!如此共赢的崛起,才是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最好的交代与结果!愿爱中国、爱和平的人们多多献上祷告与祝福!
  中美博弈会不会走向一个新常态:“对手型合作”与“合作型对手(张木生)”,从而即便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也能避免成为相互仇视的“敌人”、甚至还能继续战略合作呢?看到今天的最新新闻,不无可能。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和推进器。双方团队可以保持沟通,争取找到妥善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处在一个重要阶段。我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关系,珍视同总统先生的良好工作关系。希望双方认真落实我同总统先生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共识,保持高层及各级别交往,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和推进器。上周,中美双方在北京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磋商。双方团队可以保持沟通,争取找到妥善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取得互利双赢的成果。
  特朗普表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两国元首并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人民日报)
  显然,若中方战略共识形成,中国手中并不缺牌可打,譬如,通过在朝叙、伊朗等问题上与美的合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中美战略互信,缓解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局势。现在很有可能的情况是,牌已经在巧妙地开打了!让我们拭目以待结果吧。

  作者简介:赵晓(Dr.Peter Zhao)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香柏领导力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曾供职于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等政府机构;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中国经济、房地产与货币、制度与制度转型(宗教与文明)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旧文章ID:16152

美国发现中国又一个经济大战略,深感不安

作者:10000000+  来源:小镇周刊

  上周,特朗普的谈判团队空手而归——中美两国在经济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从目前得到的会谈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磋商,但并没有公布进一步磋商的时间和地点。
  总体而言,双方非常短暂的放下了敌意。我们也短暂放一放这个话题,回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美国频繁对华发难?
  今天分享一篇Valentin Katasonov通过美国文化基金会撰写的研究文章《中国如何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发展援助国》。简单来说是——美国又发现了中国的一个经济战略部署,并且深感不安。
  在今年的IMF和世行的春季会议上,美国财长努钦谈到了一个很微妙的话题: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合和世界银行成员的资助。
  努钦把这些国家称之为“隐形债权国”,这些行动并未与IMF协调。
  多年来,美国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维持主导地位,并通过利用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引导这个市场;而如今在这个国际债务市场上,中国与美国一贯的行事做法正好相反,并且在挑战美国在该领域的地位。努钦发表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他对中国不满的一种掩盖。
  努钦暗示,希望中国能够在针对某些国家的贷款决定中与IMF协调行动。
  ■■■ 下面这组数据,让你了解北京以金融援助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国际债务市场,是如何让华盛顿忧心忡忡的。
  这些信息来自于美国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研究室与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专家的一份联合研究报告。报告收集并分析的数据来自于全球140个国家总共4300个获得过中国资助的项目。研究报告的时间框架为2000年到2014年的15年间。
  这些项目在这段时间内从中国获得的资金援助总额为3500亿美元,资金规模在15年内稳步增长,从2000年的26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73亿美元。其中中国提供资金最高的年份为2009年,达到了69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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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同一期间,在各种协议下美国提供给外国的资金援助为3946亿美元。
  这一数字略高于中国,但美国的资金量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大幅增加。 2000年,美国提供了134亿美元的海外贷款,到2014年增加到294亿美元。在最后四年(2011-2014年),中国在海外融资额方面已经一直超过了美国。
  中美之间还在国际融资政策上有着显著差异。
  首先,中国聚焦的是信贷和贷款(应偿还的资金),而金融援助(不应偿还的或是部分应偿还的资金)占据的比重更小。
  而对美国来说,金融援助占据的是主导地位。
  上述研究报告的作者对金融援助范畴的界定是这样的,如果协议以及项目中赠款的比例超过了25%,那么就可以算为是金融援助;而如果赠款在协议和项目中的比例少于25%时,则应视为应偿还资金。此外,研究人员还把无法确认赠款比例的涉及中国的协议和项目视为模糊的金融资金。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国际金融资金在这三个范畴的分布如下:金融援助811亿美元,应偿还资金2163亿美元;模糊金融资金57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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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A:金融援助资金
  OOF:应偿还资金(贷款)
  Vague OF:模糊金融资金

  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国际金融资金结构为:金融援助3664亿美元,应偿还资金281亿美元。因此,金融援助占到了美国全部国际金融资助资金的92.5%,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仅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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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对比

  那么为何中国能把重心集中到贷款上呢?21世纪初期,中国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国际债务缺口市场,也就是还没有被美国、其它西方国家,IMF和世界银行触及到的债务市场。那个时候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迫切需要海外资金援助,但是这些国家无法,或是不符合“华盛顿共识”的条件。华盛顿的做法出于政治动机,而北京的做法则是商业化。北京宣布了不干涉资金接受国内政的方针,而美国所谓的金融援助更像是捕鼠器里面放着的免费奶酪,因此北京的做法比起美国来就更有吸引力了。更重要的是,在21世纪00年代,中国提供的国际贷款每年利率仅为2.5%(这个条款比西方国家提供的条款远更有吸引力)。
  注: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转向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级版本。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 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百度百科)
  在其外部金融政策中,中国侧重的是资金接受国能够直接或间接促进中国经济的领域以及行业。因此,2000年到2014年间,中国向海外提供的资金按行业和领域分布来看如下:能源1341亿美元、运输物流888亿美元、矿业,制造和建筑303亿美元、农业和林业100亿美元、其它行业74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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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向海外提供资金援助的地理分布也很有趣。以下是排名前十位的中国金融援助(不应偿还的或是部分应偿还的资金)的主要受益国:
  古巴(67亿美元)
  科特迪瓦(40亿美元)
  埃塞俄比亚(37亿美元)
  津巴布韦(36亿美元)
  喀麦隆(34亿美元)
  尼日利亚(31亿美元)
  坦桑尼亚(30亿美元)
  柬埔寨(30亿美元)
  斯里兰卡(28亿美元)
  加纳(25亿美元)
  下面是接受中国提供贷款(应偿还的资金)国家的地理分布:
  俄罗斯(366亿美元)
  巴基斯坦(163亿美元)
  安哥拉(134亿美元)
  老挝(110亿美元)
  委内瑞拉(108亿美元)
  土库曼斯坦(101亿美元)
  厄瓜多尔(97亿美元)
  巴西(85亿美元)
  斯里兰卡(82亿美元)
  哈萨克斯坦(67亿美元)
  正如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的,俄罗斯是中国提供贷款的最大接受国(几乎占中国全部海外贷款的17%)。
  中国资金援助国正是中国计划在“一带一路”项目中让其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中国过度依赖东海岸和靠近新加坡附近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中国大部分进出口都是从马六甲海峡通过的。比如,中国购买的原油有超过80%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这样一来,通过建设巴基斯坦和中亚的贸易通道,就能够增加中国在面临美国政治和经济压力下的抵御能力。“一带一路”项目还能够让中国开始利用其巨大的外汇储备(超过了3亿美元)发挥价值,从而给中国企业带来订单,支持国内的就业。在未来十年内,中国计划在欧亚大陆创建巨大的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
  近年来,西方国家放弃了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借款国的地位,这也极大的削弱了西方国家在这些地方的政治影响力。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走向最前沿的速度。目前,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而就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本身就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最大的接收国。
  在一些国家,中美之间的影响力发生着激烈竞争,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4年,巴基斯坦是美国资金的第三大接受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同年,巴基斯坦是继俄罗斯之后中国海外资金第二大接受国。
  2015年,中国开始通过亚投行(AIIB)获得额外的影响力。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最大的三家股东,分别有26.06%,7.5%和5.92%的投票权。可以看出,中国在亚投行的地位要比美国在IMF和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开发协会)的地位更高。美国在这些机构中的股权在16%-17%之间。
  在北京开始交朋友的国家里,开发油气田、铺设道路以及建造其它基础设施的项目主要是中国承包商和供应商来完成。通常情况下,建筑和其它现场作业使用的也是中国工人。
  最后,在给其它国家贷款上,中国正缓慢的实施更加严格的条件——借款的年利率已经从2.5%升到了5%,现在已经有人认为一些国家不仅仅无法支付利息,甚至无法偿还贷款。但是中国并不担心,因为那些使用中国资金由中国企业建设的油气田、地产、基础设施可以当作抵押。一旦无法偿还,这些资产会变成中国的。这样一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不过,上述报告也有诸多处理不恰当之处。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曾在微博发文驳斥上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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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研究项目认定中国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最大国际发展援助国,但我认为这项研究及其结论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我很不赞成这份报告的总体基调和立论的思想倾向,也就是将对外援助视为大国之间政治竞争的工具。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援助方还是受援方而言,乃至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而言,对外援助工具都是有好处的;把个好事说成大国争霸战,那就是缺德了。
  其次,我认为这份报告的数据有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援助金额数据的统计,因为他们把贷款与援助混为一谈了。他们在比较中美对外援助金额时是否使用了同样的统计口径,我表示怀疑。
  第三,报告认为,发展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占很大比例,这一点确实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需要我们继续坚持的优点。
  最后,希望美国不要将对外援助当成大国竞争的工具。在对外援助过程中,希望美国一改从前“送枪送炮”的军事援助作风,将精力投入经济发展,这对美国和世界而言都是好事。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8

旧文章ID:16151

美中贸易争端比Nafta更悬

作者:唐南  来源:FT中文网

  上周五,美中之间在贸易问题上暴露出了巨大的鸿沟。对于那些密切关注这一事态并寻找希望的人来说,能抓住的只有一根“稻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前就屡屡提出极端的要求,或承诺做出极端回应,然而在他近16个月的任期内,他极少兑现这些承诺。
  到目前为止,在贸易问题上,最好的、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例子,就是他一再承诺要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但至今并未做到。周一,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长们齐聚华盛顿,(再一次)为达成一项协议做出最后的努力。值得讨论的是,特朗普对中国与对NAFTA的态度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这种比较意味着,正如他对NAFTA所做的那样,特朗普可能会摇摆、绕弯子并最终放下身段,寻求一种“大妥协”。然而,这种对比可能并不完全具有建设性。原因有三:
  1、比起他的对华立场,特朗普在NAFTA上的立场向来是更加孤立的
  对于特朗普威胁要撕毁NAFTA,无论是美国商界还是他所在的共和党都无比反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许多修订建议同样饱受诟病。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走进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位于白宫对面的宏伟建筑,就像是进入了游击队总部。与共和党议员私下讨论特朗普贸易政策,感觉就像与双重间谍会面一样,大部分时候,他们在公共场合会摆出姿势拍照、不自在地微笑,私下里却关起门来策划各种政治阻挠手段。在近代史上,很难想象哪位总统提出的贸易谈判议程在国内获得的支持度如此之低。
  然而,在中国问题上就不一样了。
  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是华盛顿两党人士当前为数不多的几点共识之一。在这个如今极度分裂的国家的首都,人人都同意有必要迫使北京方面在从国家补贴到知识产权及创新政策等问题上进行改革。这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指导方针。
  2、在华盛顿,几乎人人赞同特朗普想对中国做的大部分事情
  若说上周华盛顿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有共同的批评的话,那只是在战术层面上。对于那些大问题,或特朗普政府上周向北京方面提出的投诉清单内容则鲜有异议。唯一真正的批评只围绕美国如何才能让中国领导层同意解决这些问题。
  在华盛顿,只有很少的人——其中包括政府的一些要员——支持升级并落实对最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
  但那些对美中贸易关系亟需调整、当务之急是削减3370亿美元对华商品与服务赤字之类的观点心存疑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很快就只会剩下那些高呼“双边贸易赤字无关紧要”的知名经济学家。
  3、中国是一个比加拿大或墨西哥更可怕的敌人
  只看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名单,你会对它们等同视之。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总额在2017年间达到636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6%多一点。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近30%。
  但公平地说,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太可能很快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却已经在和美国抗衡了。
  这点很重要,原因只有一个。特朗普和他的贸易团队信奉杠杆艺术。威胁加征关税——或像撕毁占全球经济逾四分之一的NAFTA这样的自残性经济手段——可以迫使对方达成一项协议。
  加拿大与墨西哥都正试图实现贸易关系多样化,比如通过与欧盟(EU)签订或重新谈判协议。但它们仍与美国经济息息相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经济,而中国则非如此。因此,在与美国的任何贸易斗争中,中国都有更大的权力按自己的选择行事。
  乐观是好事。抱着希望也是可取的。但如果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未来几天达成协议,同意更新并挽救NAFTA,从中也看不到对美中贸易问题抱着乐观态度或希望的理由。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旧文章ID:16150

为什么中国在朝鲜半岛是“结构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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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时隔四十多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华,这样的访问频率在中朝关系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从新华社的通稿中可以看到,金正恩此访依然是“专程”,在半岛形势快速发展的关键节点,向习近平总书记“见面并通报情况”。在美朝领导人会晤前夕,金正恩两度访华,无疑是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表。尤其是关于“无核化”的表述和立场,需要与中国在一个基调上面,如此,金正恩才有信心与特朗普会面。
  历史的发展有时是舒缓的,几十年波澜不惊,不会有大的变化;有时候疾风骤雨一般,一夜之间,情势大变。朝鲜半岛就处于几十年未有的变局前夕,中朝、朝韩领导人已经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历史性地跨过了三八线,发表了《板门店宣言》,其中谈到了双方的自主,并且提出要在年内结束战争状态,更有语焉不详地提及会推进美朝韩或者美中朝韩的对话。这样的表述加上即将到来的美朝领导人会晤,让很多人感到,中国是不是在半岛问题上“边缘化”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在朝鲜半岛都是“结构性存在”,未来半岛和平秩序的重构,没有中国积极的参与是做不到的。这不是自信或者不自信的问题,而是事情本来和本该的面貌。(在撰写本文的时候,中朝领导人二度会晤的新闻还没有发生。)
  先从最新的事态来说吧。在《板门店宣言》发布之后,外界对于这一宣言的解读可以说是高开低走,因为文本中提到了“无核化”、“和平协定”等字眼,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媒体关注度,当时就有媒体的朋友跟我说,南北要签和平协定了。经过一两天的沉淀之后,《板门店宣言》基本可以说是前面两次领导人会面发布的宣言的继承,金大中和卢武铉访朝的时候分别发表了6•15宣言和10•4宣言,可以说南北双方都是高唱民族大义的歌曲,推进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交流,同时也愿意结束彼此的军事对抗。这些内容在三份宣言中都有体现,而且可以说《板门店宣言》在经济合作上没有超过10.4宣言,而是一个简化版。为什么呢?因为朝鲜不断进行核导开发,联合国通过了多轮制裁决议,尤其是2397号决议是非常严厉的,韩国也需要遵守联合国制裁决议,民族情感归情感,但是制裁决议还是要遵守,因此,看起来,南北领导人其乐融融,但是实质性成果并不比之前多。
  《板门店宣言》中提到了“无核化”,但是非常隐晦,更多的是朝鲜关于“无核化”的立场,是通过“完全的无核化”实现一个“无核半岛”的目标,至少从字面理解并不是朝鲜要放弃核武器。这与美国所强调的“无核化”并不是一个概念。曾经担任李明博政府时期韩国情报院次官的南柱洪就认为,金正恩没有很好地抓住这次南北首脑会晤的机会向外界传递无核化的信息。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双方都不认为这次板门店会晤需要谈无核化。韩国更关注这次首脑会晤的“仪式”,韩国进步主义总统和政党并没有将朝鲜视为对手或者敌人,而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和同胞。丝毫不用否认,韩国对于朝鲜“无核化”的立场是过度解读的,朝鲜的“无核武器的世界”经过韩国解读就变成了“朝鲜无核化”,而到了美国那里就是“朝鲜弃核”。
  可以说,《板门店宣言》并没有在“无核化”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突破,至于说半岛和平协定,更不是南北双方能够解决的。和平协定的签署其实就是“停和机制转换”,而1953年的停战协定是彭德怀元帅与克拉克将军签署的,韩国并不是签字国,而朝鲜在2013年的时候宣布退出停战协定。
  从目前的情势发展而言,半岛的确实现了气氛的缓和,尤其是南北领导人会面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比如金正恩拉着文在寅的手跨过三八线,这样的场景让很多韩国人感动流泪。金正恩的个人形象通过全世界的媒体呈现出来,金正恩用原声发言,这也是历史性的,不管怎么说,金正恩的自信的表现为朝鲜的外交加分不少。从半岛秩序重构的角度来说,《板门店宣言》远远算不上重大的转折,原因很简单,朝韩关系并不是半岛秩序重构过程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在目前朝鲜半岛外交格局变动,从僵局向灵活的三角关系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南北首脑会晤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了。可以说,南北关系改善是一个起点,是走向半岛和平秩序重构的万里长城第一步。
  三角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两方的利益的汇合点都不足以让彼此成为亲密无间的伙伴,任何两方之间的矛盾也不足以让彼此兵戎相见,任何两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第三方。可以说,三角关系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动的外交系统,外交政策的变化具有系统性的效应。对于半岛形势而言,南北关系的缓和以及《板门店宣言》,让彼此跨过了三八线,阵营对垒的结构被打破,美日韩三边在面对朝鲜的时候不再是统一的阵营,两个月之间,日本的地位的确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在中美朝韩日俄六方之中,理论上可以形成20种三角关系,在中美朝韩四方中会出现4种三角关系,可以说这4种三角关系才是朝鲜半岛秩序重构的关键所在。美韩朝、美韩中两个组合中,韩国处于弱势一方,原因在于美韩军事同盟是强势存在,韩国没有战时指挥权,韩国对美外交的回旋空间很小。美国驻韩大使空缺了一年之久,现在可能有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将军担任,而美国驻韩司令从属于太平洋司令部,也就是说现在驻韩美军司令是未来美国驻韩大使的“老部下”。
  从理论上分析,中朝韩、中美朝两个三角关系是未来半岛秩序重构的关键,而这次南北领导人会晤过程中,金正恩的自信也让韩国的保守派颇为不满,因为文在寅在年龄上应该是金正恩的父辈,但是金正恩却像朋友一样交谈。南柱洪就说,金正恩表现得自信满满,感觉他是甲方,我们是乙方;他是朝鲜半岛的运营者,我们是听他的话的一方。其实,这本身就是这次南北关系缓和的真实写照,从金正恩新年讲话到南北关系改善、平昌冬奥会外交再到现在的南北领导人会晤,朝鲜一直是主动一方,节奏感非常强。在韩国帮助朝鲜实现外交突围之后,朝韩关系的历史使命就完满结束了。因此,关乎半岛形势发展的关键还在于中美朝三角关系的构建和维系。
  半岛形势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是特朗普一口答应美朝领导人会晤,现在来看,这与韩国“传话”失真是有关系,韩国安保室长郑义溶在向美方传递消息时用了“去核”(denuclearization),而特朗普一直认为这是极限施压的结果,美国没有费一枪一炮就可以解决朝核问题。美朝领导人会晤的消息无疑是具有巨大的系统效应,美国在任总统还没有与朝鲜领导人举行过会晤,而且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基本将“无核化”视为探囊取物一样的成果,一旦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后果会很严重。直到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的时候,特朗普还说,美国政府不会被朝鲜玩弄,如谈得不好,就“礼貌”地离开谈判桌。可以看到,《板门店宣言》没有给美国以信心,而朝韩领导人会晤也没有给朝鲜以“安心”,也就是说,美朝韩三角关系还没有“强韧”到可以让三方互动起来。韩国帮助朝鲜与美国牵线搭桥了,但是却没有能力继续担当“穿梭者”的角色。
  与美国对话,是朝鲜一直追求的目标,但是现在“幸福来得太突然”,朝鲜并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也是如此。美朝领导人会晤消息传出来之后,美国一直在强调,美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并且明确了无核化就是朝鲜完全、不可逆、可验证地放弃核武器。而朝鲜是要带着核武器与美国谈判,朝鲜七届三中全无疑是确立了朝鲜拥核国家的地位。显然,韩国没有能力去弥合美朝之间的巨大的鸿沟。
  可以说,在美朝领导人会晤的消息被确认之后,中美朝三角关系就启动了。过了两个多星期,金正恩委员长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会晤。在欢迎晚宴的祝酒词中,金正恩委员长感谢了中国接受朝方访问中国的要求,外界也观察到金正恩在北京是非常“谦恭”的,中朝两国领导人将双边关系界定为“传统友好”关系,通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发展和巩固“传统友好关系”,金正恩也得到了一种保障。在中联部部长宋涛访朝期间,金正恩与之会面;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朝,用了五个“全力支持”来表述中朝关系,并且表示,“我们希望朝美对话顺利举行并取得实质进展。中方愿同朝方加强沟通,并继续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中国扮演了美朝领导人会晤的“保证人”的角色。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多个场合都表达了对习近平主席为半岛问题解决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在2017年两国领导人海湖庄园会晤之后,在处理半岛问题上,保持了常态的沟通。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话,就半岛为交换意见。中方的立场是这样的: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方的“双轨并行”思路,努力保持和维护解决半岛问题的积极势头,在推进无核化进程中均衡解决各方合理的安全关切,最终实现半岛和本地区的长治久安。回过头来看看,半岛形势到今天,先是“双暂停”,现在是“停和机制转换”,未来的目标就是半岛和平秩序的重构。中国事实上正在扮演半岛和平的“保证人”,而美朝领导人会晤也在“和平”二字上有共识,当然一个是和平拥核,一个是和平去核。
  在中美朝三角关系中,中国处于关键的一方,原因在于中国与朝鲜、美国都保持着常态联系,尤其是在金正恩访华之后,中朝关系经历着历史性的回归,金正恩以实际行动证明了,通往华盛顿之路要经过北京,而美国也认识到中国在半岛问题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和平谈判还是极限施压都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金正恩二度访华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在中美朝三角关系中的核心作用,中方的表述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支持朝方坚持半岛无核化,支持朝美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而这也是美朝领导人会晤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中国的这一关键地位看起来是最近外交巨变的结果,但其实是源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嵌入”关系。韩裔学者康灿雄和中国经济史学者李伯重都对东亚近代国际秩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共同的结论就是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是和平的秩序。而近代东亚出现历史性的变动,并且频频陷入战火,根源在于中国的衰落。李伯重就认为,“导致‘丛林法则’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行为准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东亚世界最主要的国家——中国,未能充分认识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创建一种国际新秩序方面未能发挥积极作用。”
  当下朝鲜半岛秩序源于冷战,尤其是亚洲冷战中的“热战”——朝鲜战争。首先这场战争不仅是南北之间的内战,最终是以国际战争的方式结束,也就是说三八线不仅是南北的分界线,也是冷战两个阵营的分界线,更是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分界线。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冷战阵营消解,三八线所具有的冷战含义也淡化了。但是作为中美的安全分界线,并没有改变,现在还有强化的趋势。
  中美关系四十多年来,越来越具有复杂系统的特征,议题多样化,朝鲜半岛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而不是唯一。中美朝三角关系的形成和互动意味着,中朝关系实现了巨大的转型,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与关切,中方全力支持朝鲜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力支持朝方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也会全力支持解决朝方正当合理安全关系。可以说,中朝关系应该是均衡的,通过均衡的手段实现双方的重大利益目标。
  朝核问题是中美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但是中国是从重构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出发来处理半岛问题,也就是说中朝关系或者中美关系都是新的外交体系的一个侧面或者环节,由此也就不存在中朝关系从属于中美关系,或者中美关系服务于中朝关系的问题。美朝领导人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只是初步确定,而最近也是风云乍起,朝鲜对美国提出“人权问题”大为不满,对美韩军演也是严厉批评,根子还在于双方领导人会晤的核心问题——无核化,依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
  可以说,美朝领导人能否会晤,以及会晤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朝三角关系的互动,从而也凸显了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角色和地位,同时也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考验中国的大国外交智慧。运筹中美朝三角关系,实现政治解决半岛无核化的世纪难题,同时关照朝鲜的安全关切,如此,半岛和平秩序的重构才有可能。大国和平崛起奠基于并系于周边,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起跳点。

  (注: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旧文章ID:16149

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将重新实施“最高程度”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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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佩 李怡清  来源:澎湃新闻

  据美国多家媒体当地时间8日下午(北京时间9日凌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退出伊核协议,并将对伊朗实施“最高程度”的经济制裁。
  据CNN发自现场的最新报道称,特朗普在当天的演讲中对伊朗发出了猛烈的抨击,并随后正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过一会儿,我将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开启重新实施美国针对伊朗当局的制裁。我们将实施最高程度的经济制裁。”特朗普说。
  援引以色列情报指责伊朗撒谎
  “任何帮助伊朗实现核武器诉求的国家,都将同样受到美国的严重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演讲中还进一步警告称。
  演讲中,特朗普将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称为是“可怕的、单方面的协议”。“(伊朗)当局采取的再危险不过的行动是追求核武器以及研发途径。”特朗普说,“理论上,所谓的伊核协议应该是保护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免遭伊朗核武器的威胁……事实上,协议使得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达到了核突破的边缘。”
  在就特朗普宣布决定前夕,CNN援引一位白宫助理的话报道称,总统会按照准备好的发言稿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今天,我们握有确凿的证据,伊朗(在协议中)的承诺是一个谎言。”特朗普的发言稿写道,并引述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上周发表的一场演讲作为证据。
  但CNN同时报道称,特朗普引述的证据来自一份有错漏而过时的以色列情报,当然,特朗普在演讲中没有提及这些错漏。而就在过去两个月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国务卿、国防部长均表示伊朗方面遵守了核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当天迅速表达了对特朗普决定的完全支持。
  据《纽约时报》5月8日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电话中向法国总理马克龙表示,美国计划将于今日退出伊朗核协议。
  据一位就通话内容获得简报的内部消息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美国正在准备重新恢复那些因伊核协议而豁免的对伊朗制裁,并且还将施加额外的经济处罚。
  在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消息之后,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决定表达了遗憾。
  报道同时援引了另一名熟悉近期为维持伊核协议而进行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坚持要求在2030年之后对伊朗的核燃料生产保持严格限制,最终导致谈判破裂。根据现有协议,这一限制是解除的。
  伊朗议员称将让政府“猛烈回应”
  另据《华盛顿邮报》消息,伊朗官员周二已经开始试图平息国内对经济状况的恐慌。
  报道称,由于猜测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此举可能威胁伊朗已经不稳定的经济,因为一旦退出核协议,伊朗的经济可能又将陷入被制裁的泥淖,这样的决定将会引发美国针对伊朗石油销售及伊朗中央银行的重新制裁,也会破坏伊朗在全球的金融交易。于此同时,这也会动摇正在与伊朗做交易的欧洲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交易。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一次石油会议上说,如果特朗普恢复制裁,伊朗“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但我们将继续前进。”路透社援引他的话说,“如果我们受到制裁,我们应该站出来。”
  “鲁哈尼已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伊朗分析师Saeid Hasanzadeh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报道称,鲁哈尼(之前)把他的大部分政治信用投放在了与诸国的核协议上,这些协议限制伊朗核计划,以换取国际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美国退出该协议可能会削弱鲁哈尼的政治力量,从而为伊朗内反对该协议的强硬对手赢得更大的影响力。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的议员们已经在国有电视台上表示,如果特朗普推动对德黑兰的“不合法要求”,伊朗议会会让政府“猛烈”回应。
  “我们这些议员们,来自不同的政治组织,支持政府反对重新谈判(核)协议的立场。美国不能将它不合法的要求强加给伊朗……忽略伊朗的权利。”报道援引这些人的话写道。
  欧佩克秘书长:退出有损全球经济
  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都(Mohammad Barkindo)8日警告称,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做法将损害全球经济,他告诉CNN说,任何阻碍石油产业顺畅运转的因素都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
  不过,美国CNBC电视台援引市场分析师们的观点报道称,考虑到夏天开车高峰季的高油价因素,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会迅速对伊朗石油重新实施制裁。
  特朗普早在竞选总统之时就宣称2015年在奥巴马任职期间由伊朗、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七方共同达成的伊核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交易”,并扬言其上任后就将废除它。随着近期白宫官员的大幅变动,特别是对伊强硬派人物约翰·博尔顿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迈克·蓬佩奥出任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过去两周,为了维持伊朗核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外长鲍里斯曾相继访美进行游说。
  “当我许下诺言,我就会说到做到。”特朗普在当天的演讲中说,美国“不会再发出空洞的威胁”。
  当现场有记者问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如何让美国更安全时,总统草草回答,“这将使美国更加安全,非常谢谢你。”

来源时间:2018/5/9   发布时间:2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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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刘鹤将于下周访美继续贸易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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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恩•唐南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白宫周一宣布,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下周访问华盛顿,继续进行美中贸易磋商。
  白宫女发言人萨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告诉记者们:“我们正在做一些我们认为将对每个人都有利的事情。”
  上周北京贸易谈判的中方团队领头人刘鹤即将访美,表明双方都希望迅速采取行动。但此前,在旨在避免贸易战的第一轮谈判中,双方都采取了强硬立场。
  美国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它还希望中国政府放弃其国内经济政策的关键元素。
  作为回应,中国呼吁美国不再反对在世贸组织(WTO)中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长时间来一直坚称,在加入世贸组织满15周年的2016年,中国已有资格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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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社评:特朗普向中国提出非理性贸易要求

作者:FT社评  来源:FT中文网

  如果一个人坐下来做出坚决的努力,其很难比上周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向中国表明的谈判立场在经济上更有误、外交上更有毒、法律上更有破坏性。
  的确,这是一套如此极端的要求,以至于人们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心里痒痒想打一场贸易战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祭出一份不可能的议程,目的是要刺激中国公开对抗。作为回应,中国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其中既有相当合理的内容,也有几乎与对方一样荒谬的要求。
  如果特朗普政府只是想找个借口,让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在国内更加名正言顺,那么它找到了。但中国已经展现出,报复是它的强项——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不需要为了竞选连任操心。与特朗普有关贸易战很容易打赢的断言相反,他可能会输掉这场贸易战,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会输。
  特朗普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双边贸易逆差是经济疲弱的迹象。顺着这个思路,他把要求中国削减年度对美贸易顺差的金额翻了一番,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0亿美元,超过顺差总额的一半。他似乎从未想到,对美出口可能只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使美国的总体逆差没什么变化。
  特朗普政府还继续对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发起攻击,要求中国放弃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对美国提起的申诉。此外,美国还要求中国停止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不论这么做是否符合WTO规则。
  这还不算,美国要求中国单方面将其对所有非敏感商品征收的关税削减至美国的水平,移除美方认为不公平的非关税壁垒,并向美国开放外商直接投资(FDI)市场,同时允许华盛顿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对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同时投降、单方面放下武器以及赔款,要求中国采取特别行动来改变其进口模式,同时剥夺其基本的法律保护。对于中国采用扭曲贸易的干预措施,可以做出很多有理有据的申诉,但公平地说,中国在执行WTO做出的对其不利的决定方面有不错的记录。这些要求将使中国基本上被排除在基于规则的体系外,至少在对美贸易关系方面是如此。
  作为回应,北京方面要求华盛顿放弃将中国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这一标签使美国更容易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较好的理由证明美国违背了承诺;目前此案正在WTO诉讼。然而,中国提议的制裁——反过来将美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是荒谬和不成比例的。
  特朗普要小心。中国已经展示出自己擅长通过精准的报复来打击美国,停止从政治上敏感的农业州购买高粱。北京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可以动用,可以在特朗普的政治腹地打击其痛处。
  这些提议甚至不能作为谈判的明智基础。中国应该拒绝它们。如果美国正当地希望中国减少其扭曲贸易的干预措施,那么其要求必须有针对性、具体并且尊重国际法。这一系列的要求只不过是具有破坏性的挑衅。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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