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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你的逆差,我的问题

作者:周浩  来源:FT中文网

  ——从“广场”到“卢浮宫”
  对于市场来说,眼下蔓延的中美贸易战担忧,是一个”unknown unknowns”,也就是完全的“不确定性”。
  回溯历史,我们也许会有更好的答案。美国曾经在1985年要求日本和西德等国签订了一份“广场协议”,签订这份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感受到了贸易的“不公平”。在各方利益的协调下,日本和西德最终同意本国货币兑美元升值的最终方案。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广场协议签订的两年后,日本等国又与美国签下了一份“卢浮宫协议”,这一次,美国希望大家停止让美元贬值。
  我们先从“广场协议”说起,这份著名的协议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不可忽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正式构建,并成为二战之后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固定汇率制度,所有的非美货币与美元挂钩,让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皇冠。与此同时,马歇尔计划等援助计划也导致了欧洲和日本对于美国经济和资金的深刻依赖,而各种军事援助也导致了各国纷纷寻求美国的安全承诺。
  但不幸的是,没有完美的制度。美元中心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从60-70年代起就开始面临挑战,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也被称为特里芬悖论,特里芬天才地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根本上来说,只要经济在发展、资本在流动,希望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设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在70年代初土崩瓦解,但关税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IMF和世界银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他们仍然存在,但也经常受到美国的影响。浮动汇率制度走向前台,只是美元中心制度仍然稳固地存在着,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全球势力版图中的一家独大。
  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美国的经济发展依赖消费、对外战争和军事保护承诺导致财政急剧恶化,因此美国很难解决自身的逆差问题。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如果美国实现经常项目(贸易+财政)顺差,那么世界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大量的新兴国家都需要倚赖美国的消费,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脱贫和经济发展。而一旦美国出现贸易顺差,美元就会面临升值的压力,新兴市场货币一旦顺势贬值,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危机。
  因为政治经济展模式的固化,美国会天然地存在经常项目逆差,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因此美元会走弱。但其他国家需要累积美元的外汇储备来保障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所以美元会走强。在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元开启了浮动之旅。
  浮动之初,美元缓慢贬值,这似乎也大致符合美国的想法,因此一切相安无事。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美国在里根治下实施了供给学派的经济举措,通过“宽财政紧货币”来解决当时的滞胀问题,美元在高息下开始大幅升值。到了广场协议签订前,美元指数从80年代初的大约85的水平,快速升值到150。伴随着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坐不住了,要求主要的对美顺差国帮助美国解决问题。在美国面前,日本和西德自然没有抵抗的能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货币大幅贬值,于是,“广场协议”达成。
  日元和马克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升值之旅,日元在两年之内升值50%,美元指数也回到了80年代初的水平,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并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在市场预期美元会继续贬值并开始对美元产生信任危机之后,1987年美国再次召集主要发达国家在巴黎的卢浮宫会合,这一次签订的协议叫“卢浮宫协议”。这份协议的核心是美国希望大家能够协力合作来保持汇率市场的稳定,换句话说,美国觉得美元汇率已经差不多到位。根本上,美国仍然希望维持美元的中心地位,而不希望市场认为美元会一落千丈。与上次一样,非美国家仍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除了听美国的,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而最终美国成功向世界部分输出自己的危机,也保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
  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直到现在的中美贸易战,美国从来没有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也大致相同。当然与当年的争端不同的是,中美之间的隔阂,很难用几个“协议”来填平。这场贸易战走向何方,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这绝不会仅仅是一场贸易争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8

旧文章ID:16146

中美贸易攻防的背后,这些细节很意味深长!

作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牛弹琴”

  这是新一轮攻防开始前的平静。
  美方贸易团队访华回国已有多日,美国政府迟迟未有更明确的表态。按照白宫7日(北京时间8日清晨)披露的信息,主管中国外贸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周将受邀前往华盛顿,“继续与特朗普总统的经济团队进行讨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8日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了白宫发言人的表态,“我们认为,这表达了美方希望就经贸问题同中方达成共识的愿望,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确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美方上次带着高要价来到北京,应该是被中方坚决顶了回去,所以中美只就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现在,美国也不得不直面现实,邀请中方赴美继续磋商,不排除打折成交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最终真爆发贸易战,必定是两败俱伤,也是美方不可承受之重。
  但不好的方面,美国人的心魔应该仍未完全消退:总希望美国第一,尽可能多薅一下中国羊毛;总希望美国例外,有些事情可以不按国际规则办事。以至于《金融时报》都刊发社论批评:美国贸易代表团上次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在经济上有误、外交上有毒、法律上有破坏性,这样谈判太荒谬。
  显然,下一步的谈判,既是一次硬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激烈的心理战,考验着双方的勇气、智慧和谋略。
  中美斗争一个多月,从过去多个回合的过招看,美方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中方强硬反击,也不乏灵活变通,风格都相当明显。一些细节很意味深长。
  比如,美国一度都是高举高打。
  特朗普自诩拥有“交易的艺术”,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极度恐吓,然后迫使对方签订“城下之盟”。所以,他曾一度抛出这句话:贸易战很简单,美国肯定赢。他以为只要500亿美元关税牌一出手,中国立刻被吓蒙,肯定会服软;500亿不行,那就1000亿美元。
  中方应该也看透了他,所以,几乎每次美方决策出台后几小时内,中方反制措施就推出。中方的一些做法更属于精准打击,直指特朗普的票仓。比如,对美国大豆和高粱等农产品的制裁,就让美国农民现在一筹莫展。标普公司就认为,一旦爆发贸易战,美国企业其实受到的打击比中国企业还要大。
  当然,中方强硬中也不乏灵活。
  当美国财长姆努钦主动表示,将考虑到中国来进行磋商;中方也立刻回应:对此表示欢迎。
  在钓鱼台的谈判中,按照新华社的报道,针对美方对我知识产权保护等莫须有问题的指责,以及美方削减自身贸易赤字的不合理要求,中方进行了有力回击,展示了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自始至终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此外,对于美国封杀中兴的举动,按照中国商务部透露的信息,中方进行了严正的交涉。美方表示,重视中方交涉,将向美总统报告中方立场。估计特朗普现在也在考虑对策。
  更有意思的是,双方都承认“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双方将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谈而不破,继续接着谈,这本身就是一个成果。一次谈判也解决不了这么多复杂的问题。
  谈判是一种艺术。有一种说法是美方谈判很有经验,从年龄上看,美方团队很有特点:
  美国财长姆努钦,1962年出生,今年56岁;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1947年出生,今年71岁;
  白宫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1949年出生,今年69岁;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1947年出生,今年71岁;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937年出生,今年更是81岁。
  其中,姆努钦是60后,态度也相对积极;但特朗普似乎更喜欢老年人,所以贸易团队几乎一水的40后30后。但从他们的政策观点看,很多人都是冷战思维不改。比如纳瓦罗,出版过两本充满民粹主义和偏见的《被中国杀死》和《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的书籍,让人看后不觉得是在21世纪,而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不是谈判的艺术,是要将谈判搞砸的艺术。

  反观中方,部长大部分都是50后,领衔的刘鹤出生于1952年,现年66岁。一些人还具有在西方留学工作的经历。他们都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更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更具有开阔的眼界。而且,中美国情的不同,也注定了中美抗打压能力的极大差异。
  所以,连《金融时报》也评述说,特朗普下一步要小心了,“中国已经展示出自己擅长通过精准的报复来打击美国,停止从政治上敏感的农业州购买高粱。北京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可以动用,可以在特朗普的政治腹地打击其痛处。”
  很快,新一轮过招又要开始了。这是一场苦战,双方将继续斗智斗勇。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定的: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1840年的中国;美国人不是好惹的,但中国人肯定更不是吃素的。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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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动作频频 美国究竟在下怎样一盘棋?

作者:  来源:新华网

  最近,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动作频频。特朗普将在5月12日宣布对伊核协议立场,新任国务卿蓬佩奥首访选择了中东三国,美国正在考虑从叙利亚“金蝉脱壳”……这一系列新动向,看似一颗颗孤立的“棋子”,实则是美国在中东布设的一盘棋局。
  发难伊核协议 实为遏制伊朗
  随着美国宣布“修正”伊核协议的“大限将至”,伊核协议是废是留,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特朗普上台至今尚未详细阐述美国现政府的中东政策,却在伊朗问题上大费周章,更把伊核协议作为标靶。有分析称,在美国现政府眼中,中东乱局似乎已简化成伊朗问题。作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之一的伊核协议,就成了遏制伊朗的不二之选。
  特朗普对伊核协议“发难”,根本原因在于对伊朗在中东地区日益攀升的影响力非常忧虑。特别是伊朗的弹道导弹研发,触动了美国原本就高度紧绷的神经,因为这关系到伊朗核弹的远程投射能力和实战能力。
  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认定伊朗忠实执行了伊核协议,但美国的核心关切并非伊朗执行与否或执行力度如何,而是该国的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在这个问题上,弹道导弹正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特朗普期望以伊核协议为突破口,重新遏制伊朗。
  依靠中东盟友 维护自身利益
  4月底,为安抚中东盟友,特朗普委派新任国务卿蓬佩奥出访了沙特和以色列。尽管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分歧依旧,但沙特与以色列高度赞成美国对伊朗的强硬立场。
  以色列与伊朗,有着不可调解的国家矛盾;沙特与伊朗是地区劲敌,争夺地区主导权,在很多问题上分歧严重。美国不断拉拢两者,成为自己在中东最大的盟友,共同遏制伊朗,构筑自己的中东新战略。
  就在与蓬佩奥会谈后的第二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为美国站台,给出伊朗就核项目“说谎的证据”。这被认为是以色列在为特朗普放弃伊核协议打前奏。不仅如此,面对来自伊朗的威胁,沙特与以色列已从“长期敌视”走向“抱团取暖”。
  从叙“金蝉脱壳” 希望乱中取利
  美国官员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向沙特等国寻求帮助,希望组建联合部队,替代美国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力量。
  4月17日,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宣布,沙特主导成立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拟向叙利亚派遣联合部队,用以打击“伊斯兰国”武装。5月4日,埃及外长舒克里称,将在叙利亚部署一支由阿拉伯国家组建的军队,并已就此事开启正式商谈。
  不难看出,特朗普急于从中东热点问题中抽身。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想法已经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2.0版的中东退出战略”。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所说,目前对美国来说,叙利亚已经成了“鸡肋”:继续留下来,油水不大;完全退出去,又有点不甘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想出了让沙特等地区盟友“接盘”的主意。这样美国既可以金蝉脱壳,节省人力物力投入,也能保住在叙利亚的影响力。
  美国要组织一支由阿拉伯国家组建的军队,其中包括沙特、埃及、约旦、阿联酋等国。有分析称,特朗普这么做,就是为了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以便打代理人战争。一旦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和伊朗为首的什叶派真的打起来,美国便可坐收渔翁之利。
  伊核问题、伊以对峙与叙利亚乱局一道,成为中东大国角力的一个缩影。关于未来中东的局势发展,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认为,新的博弈将会围绕伊朗与沙特、以色列同盟之间的问题展开,不排除上升为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即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与黎巴嫩真主党形成同盟,与美国、以色列、沙特以及部分阿盟和北约国家组成的同盟之间的博弈。
  当前,中东局势动荡复杂,与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大有干系。一国的任性与功利之举,只会使中东地区动荡的局势更加紧张。

  (综编:毕秋兰 文字综合来源:新华网 人民日报海外版 参考消息等)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7

旧文章ID:16143

美国留学产业34%收入来自中国 但赴美留学生数量快涨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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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胤烽 何苗  来源:界面新闻

  根据美国国务院数据,2017年美国发放的F-1签证相比2016年减少了约7.8万,连续两年下滑。中国作为美国第一留学生来源国,中国学生获得美国学生签证的数量也下降了24%。
  F-1签证是指美国领事馆发放给想要在美国某学术机构全时学习的外籍学生的非移民签证。然而,学生签证数量并不能直接将学生签证数量和国际留学生数量划上等号,因为从2014年开始,中国留学生可以每五年续签一次学生签证,取代之前的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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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F-1签证签发数量下降,截至2018年3月,美国的F-1和M-1签证持有者比在一年前减少了0.5%,这是200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M-1签证是指美国领事馆发放给想要在美国非学术机构或职业教育机构学习的外籍学生的非移民签证)。
  每三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
  中国是美国第一大留学生生源国,赴美国际留学生中有大约1/3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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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17学年,全球赴美留学生总计为美国贡献368.7亿美元,创造约45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中国赴美留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125.5亿美元,占全球赴美留学生总贡献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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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美留学生数量开始“涨不动”
  赴美留学生数量增速已经放缓,注册入读美国高校的国际新生数量也开始下滑。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在2017年发布的《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7》(Open Doors 2017),2016/17学年赴美留学生数量约为108万名,增幅降到五年最低,仅为3.4%。2016/17学年秋季首次注册入读美国高校的国际新生减少了近10000名,同比下降了3%,这是近十二年内出现的首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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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将矛头指向特朗普
  F-1签证签发数量的下降,对大多数美国学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收入,尤其是对中国留学生签证发放数量的减少,引起了美国学校的担忧。大部分学校都将特朗普政府对移民的强硬立场视为“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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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对国际高等教育的需求仍在增长,但面对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来自其他英语国家的挑战,美国似乎正在失去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8

旧文章ID:16142

美国指责中国吉布提驻军用激光干扰其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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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VEN LEE MYER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美国和中国正在两道军事前线上发生对峙:一是华盛顿指责中国骚扰在非洲国家吉布提上空飞行的美国飞行员;二是警告中国在南海争议水域修建的人工岛屿上部署导弹的后果。
  周四,五角大楼(Pentagon)发言人达娜·W·怀特(Dana W. White)表示,最近几周,中国驻吉布提军事基地的人员经常用强力激光瞄准同在吉布提或附近飞行的美国飞机。吉布提位于红海和亚丁湾交界处。
  她没有详细说明此类事件的发生次数,但表示用来瞄准飞机的激光造成两名美国飞行员眼睛轻微受伤。
  在做出这一指责的同时,两国的分歧正在逐渐加大,尤其是在贸易问题上。贸易正是特朗普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与中国对等官员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天会谈的主题。
  吉布提事件令华盛顿愈发担心,中国在从非洲之角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的军事自信正日益增强。军队现代化一直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个核心使命。前不久,习近平主持了在陆地和海上展示军事力量的活动,似乎急于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霸权。
  美国还反对中国在其有主权主张的南海岛屿上部署防空和反舰导弹。关于此类部署的报道早已有之,但从未得到美国和中国官员如此明确的证实。这些部署违背了习近平在2015年向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做出的不让该地区“军事化”的承诺。
  “我们已经直接就此事向中方表达关切,”周四,白宫新闻秘书萨拉·赫卡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被问到南海导弹部署是否越过了美国“红线”时说。
  “并且会有短期和长期的后果,”她补充说。
  中国似乎对这些警告无动于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证实这些岛屿确实部署了武器,并称这些武器是防御性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CNBC的报道称,过去几个月,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越南称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译注)的永暑岛、渚碧岛和美济岛这三座岛屿部署了导弹,被问及此事时,华春莹称“相关部署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部署的导弹系统可能会威胁到接近有争议地区的飞机和舰船——美国已经通过在其认定的国际水域内进行定期海军自由航行演练明确了这一态度。
  “无心侵犯者无需担忧害怕,”华春莹还说。
  尽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对南海内的岛屿、珊瑚礁和其他礁石享有主权,但越南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对它们也有主权要求。
  中国的大规模填海造岛项目始于2013年习近平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不久,此后逐步将这些曾经无人居住的地方变成带有防御工事的岛屿,修建了机场,军事岗哨也日益增多。这样的行为完全无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告,甚至不顾2016年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领土主张裁决。
  吉布提基地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基地,早已成为美国和非洲之角其他军事力量的关注焦点。中国称这个去年投入使用的地方为后勤基地,用以支持非洲和中东的反海盗、反恐怖主义和人道主义行动。
  它恰好离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在非洲建立的唯一永久基地不远。该基地位于吉布提国际机场附近,由美国海军管理,拥有约4000名人员,其中包括在该地区执行高度机密任务的人员,比如至少两次突入也门的海军海豹突击队。
  激光的使用最早是在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4月向飞行员发出的警告中公布的。它指出,在中国基地附近有多个“大功率激光器”。利用激光使飞行员迷失方向或丧失战斗力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军事手段,但一项于1995年通过的国际协议禁止这种做法,中国也加入了该协议。
  怀特说,激光器的来源毫无疑问,五角大楼曾要求中国人进行调查。“这件事很严重,”她说,“所以我们是非常认真对待的。”
  在周五下午的一份声明中,中国国防部强烈质疑五角大楼的指控,称其“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五角大楼发布关于两名美国飞行员受伤的通报之前,经常采取强硬立场的中国报纸《环球时报》周三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称这些指控是虚假的。
  然而,另一篇较长的中文文章对这些事件做出的解释则比较温和。首先为什么美国飞机会如此接近中国基地呢?文章问道。
  “在这方面,”它暗示道,“美国人似乎是在‘贼喊捉贼’”。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stevenleemyers。
  Olivia Mitchell Rya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7

旧文章ID:16141

双方立场强硬,中美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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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EITH BRAD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中美高级官员于周五结束了两天的谈判,随着美国为避免贸易战对中国提出更多让步要求,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约定进一步谈判的日期。
  美国谈判团队包括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E·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该团队在会谈后没有发表声明便前往机场。但该团队在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在未来两年内将美中贸易差距缩小2000亿美元,并要求中国停止对先进制造业的补贴。
  这些要求已传播到中国社交媒体上,并得到一位了解谈判内情者的确认,这表明,尽管经过了两天的谈判,本周双方立场仍然坚定。中国高级官员及其顾问也向西方传达了一个慎重的信息:北京息事宁人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中方在谈判中是有自己的明确立场的。
  由于外交敏感性,这位知情人士坚持要求匿名。
  美国贸易要求的清单非常广泛,出人意料地涉及各个方面,并表明尽管北京在过去几天中立场十分坚定,但特朗普政府无意退缩。“这份清单看上去像是投降的条款,而不是谈判的基础,”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
  以下是要求中的亮点:
  中国必须……
  ■ 从6月开始,在12个月内将贸易顺差减少1000亿美元,在随后的12个月内再减少1000亿美元。
  ■ 在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停止对先进制造业的所有补贴。该计划涵盖10个领域,包括飞机制造、电动汽车、机器人、计算机微芯片和人工智能。
  ■ 接受美国可能会限制涉及《中国制造2025》产业的进口。
  ■ 采取“直接的,可验证的措施”,阻止网络间谍活动进入美国的商业网络。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接受美国对中国的敏感技术投资的限制,不进行报复。
  ■ 将目前平均10%的关税降至与美国相同的水平——在美国,所有“非关键部门”的平均关税均为3.5%。
  ■ 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和农业,充分迎接美国的竞争。
  美国还规定,双方应每季度举行会晤以审查进展情况。
  中国官员以积极的口吻评价会谈。“双方都认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会谈结束后不久表示。
  但谈判也凸显出主要分歧——美国代表团就下榻在谈判所在地钓鱼台,一座封闭的庭院式宾馆。他们离开那里时一言不发,这表明双方在解决问题方面进展甚微。
  在贸易谈判开始之前,参与中国决策的人士表示,北京愿意采取习近平主席先前提出的一些让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愿意让外国汽车制造商和金融服务公司在中国展开竞争。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要求。北京希望美国放宽对可能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商品出口的限制。上月,美国官方因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屡次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对中兴做出了处罚,在本周举行的贸易谈判中,中国官员还就此事提出质疑。
  美国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禁止向中兴出售一切美国产品,包括对该公司的很多产品至关重要的芯片和其他设备。此举似乎增强了中国继续推动自给自足并限制各个高科技领域进口的决心。
  中国推动技术升级的行动,是它与美国之间的很多分歧的原因所在。美国这份文件重申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要求,即全面停止向先进技术行业的制造商提供补贴。中国官方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进行了辩护,称其对经济升级至关重要,并表示不会同意对该计划进行任何限制。
  北京表示愿意降低贸易壁垒,但条件是美国也降低贸易壁垒。中国官方特别反对美国限制军民两用高科技商品的出口,称这些限制阻碍了大量的潜在出口。
  他们还反对美国要求为减少双边贸易顺差制定具体的目标。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刚在上月的另一次采访中说,减少1000亿美元的顺差是“不可能”的。最近,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进口增加,中国的顺差一直在扩大。
  美国商务部周四在华盛顿宣布,3月的对华贸易不平衡同比略微扩大,但环比略微缩小,可能是因为季节性原因。
  本周没有达成协议,也未能立即安排进一步的谈判,但这并不排除中国谈判代表下月访问美国,进行进一步商谈的可能性。美国官员考虑的一种可能性是,中国是否会在后续的访问中派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副主席王岐山。
  截至目前,中方出面谈判的一直是分管金融、贸易和科技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刘鹤。
  数周来,贸易专家一直认为中方官员希望解决与美国的争端,这样他们就能继续把精力集中在本国的问题上。
  “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他们无法把精力放在非常紧迫的国内议程上,”曾在中情局(CIA)负责分析中国问题,现在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主任张克斯(Christopher K. Johnson)说。
  在北京举行的谈判不太可能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但专家称它们依然可能是朝着达成某种协议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的代表团肯定要先回来,确定了特朗普是满意的,否则不可能冒险去答应什么,”张克斯说。“可能还有一些人在猜,特朗普会希望外界看到自己与王岐山并肩而立、达成协议的画面。”
  “我想要实现这一幕还需要跨过几个障碍。”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eithBradsher。
  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晋其角、陈亦亭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7

旧文章ID:16140

习近平再次会晤金正恩 这五点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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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侠客岛

  【侠客岛按】
  5月7-8日,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大连再次会晤。这是一篇信息量巨大的通稿。
  1、时间点很特殊:朝韩首脑会谈后、朝美会谈前,就是习近平说的“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这几十天中,中朝关系、半岛局势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金正恩用了“富有意义的进展”“积极成果”这样的评价。
  2、时间间隔短、会谈氛围融洽:用习近平的话说,“委员长同志……时隔40多天再次专程来华同我举行会晤”;再次专程来华的一个重要议题,用金正恩的话说,就是“同总书记见面并通报情况,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合作”。双方最高领导人如此高密度的会见,意义不言而喻。今天《新闻联播》中的画面也可以看到,中朝领导人在海边、会议室等多个场所散步、会谈,看起来双方都很放松,相信交谈所涉甚广。
  3、四方面原则共识定位“新时代中朝关系”:通稿明确点出了新时代中朝关系的四方面原则共识,包括“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加强战略沟通,增加理解互信,维护共同利益”、“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民意基础”等。这是双方最高领导人都认可的两国关系最新定位。
  4、借此次会晤,金正恩向世界再次传递无核化立场:“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朝敌视政策和安全威胁,朝方没有必要拥核,无核化是可以实现的。”中方则表态支持朝方坚持半岛无核化,支持朝美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
  5、中方明确表态支持朝鲜战略转向:习近平对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以及废弃北部核试验场等表示赞赏,表态支持朝鲜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支持朝鲜同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来读通稿。

  5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有关活动。
  5月的大连,青山萦翠,碧海流云。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并为金正恩举行欢迎晚宴,一同散步、出席午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中朝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时隔40多天再次专程来华同我举行会晤,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和朝党中央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对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我予以高度评价。我同委员长同志首次会晤以来,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形势均取得积极进展,我对此感到高兴,愿同委员长同志再次举行会晤,共同为推动中朝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实现朝鲜半岛长治久安、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努力。
  金正恩表示,今年3月以来,朝中友谊和朝鲜半岛形势都取得了富有意义的进展,这是我同总书记同志历史性会晤的积极成果。在当前地区形势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再次来到中国同总书记见面并通报情况,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合作,推动朝中友谊深入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今年3月,我同委员长同志在北京实现了历史性首次会晤,进行了长时间深入交流,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四方面原则共识。
  第一,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
  第二,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加强团结合作、交流互鉴。
  第三,两党高层交往对于引领双边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双方应保持经常往来,加强战略沟通,增加理解互信,维护共同利益。
  第四,夯实民间友好基础是推进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往来,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民意基础。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各项共识正在得到良好的贯彻落实。一个多月时间内,我同委员长同志两度会晤,保持着密切沟通。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继续指导双方有关部门落实好我们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还对朝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中朝两国公民伤亡后金正恩的高度重视和真诚态度表示诚挚谢意。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同志式的相互信任和情义,是朝中传统友谊的亲密纽带和坚实根基。我同总书记同志继承这一良好传统,举行卓有成效的历史性会晤,推动朝中关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发展。相信时隔一个多月的再次会晤将加深彼此互信,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取得更为密切的全面发展。
  谈到朝鲜半岛形势时,习近平指出,我同委员长同志首次会晤时就此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近段时间,委员长同志在推动半岛对话缓和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取得积极成果。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半岛对话缓和势头正不断巩固,朝着有利于推动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中方支持朝方坚持半岛无核化,支持朝美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愿继续同有关各方一道,为全面推进半岛问题和平对话解决进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
  金正恩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朝方始终如一的明确立场。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朝敌视政策和安全威胁,朝方没有必要拥核,无核化是可以实现的。希望通过朝美对话建立互信,有关各方负责任地采取分阶段、同步性的措施,全面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
  金正恩向习近平通报了近期朝鲜国内发展和党的建设情况。
  习近平指出,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宣布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废弃北部核试验场,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高度重视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意志。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支持朝方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支持朝鲜同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参加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李勇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金与正等参加有关活动。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8

旧文章ID:16139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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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央视新闻移动网

  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处在一个重要阶段。我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关系,珍视同总统先生的良好工作关系。希望双方认真落实我同总统先生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共识,保持高层及各级别交往,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和推进器。上周,中美双方在北京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磋商。双方团队可以保持沟通,争取找到妥善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取得互利双赢的成果。
  特朗普表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美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好经贸问题,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两国元首并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方支持美朝领导人会晤,希望美朝双方相向而行,建立互信,分阶段行动,通过会晤协商解决各自关切,考虑朝方合理安全关切,共同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愿继续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
  特朗普表示,美方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赞赏中方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半岛问题。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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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当下中美关系需要新的基辛格

作者:张梦圆  来源:世界说

  专访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这一天,正值朝韩关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金正恩和文在寅在板门店握手言欢,半岛局势突然转圜。但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显然更审慎,鉴于朝鲜曾有撕毁协议的不良记录,他建议我们不要急着下结论,事实上,他对朝鲜半岛究竟能否实现无核化尚持怀疑态度。
  把弗格森称作当下世界最能写、也最富宏观视野的通俗历史学者并不夸张。他不仅仅埋头在牛津哈佛的象牙塔里搞研究,还是一位与BBC拍纪录片、在TED上演讲并频繁在新闻节目中露脸的“电视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很畅销,但观点总与大众唱反调。他写过大英帝国及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家史,以及通过货币演进史来看金融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弗格森的书总是摆满机场书架,但又不会让人觉得厌烦。
  最近,弗格森的一部传记类巨著即将在中文出版界面世,其将受到的高度关注仅从标题上就不难想见——《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作为基辛格传系列的上半部,《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覆盖了亨利·基辛格从1923年出生到1968年加入尼克松政府、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期间长达45年的前半生。这位出生在巴伐利亚的犹太男孩在这期间完成了从哈佛学者到权力宠儿的蜕变,而由他在70年代促成的美中关系革命,也正是在本书中埋下了伏笔。
  理想主义者还是奇爱博士?
  在基辛格参与塑造的世界秩序大幕拉开前,弗格森试图在《基辛格:理想主义者》先挑战大众对基辛格的一些基础认知。这点从书名副标题“理想主义者”可见一斑。以《时代》或《新闻周刊》为首的媒体把基辛格塑造成行动力骇人的超人,在冷战时期继承俾斯麦衣钵、践行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的策士,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谏臣。他为了消灭越共主持秘密轰炸柬埔寨,而为了把美国拉出越战的泥潭大胆地接触北京,他冷酷的现实主义考量似乎总是高于道德准则,令他成为“理想主义”这四个字的反义词。
  但弗格森看来,基辛格的前半生经历是一部真正的成长小说,是一个关于在挫折经历中自我教育的故事。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正统犹太人公务员家庭,极度通货膨胀令基辛格的家庭损失惨重,基辛格出生那天1美元可兑换近59000马克纸币,年通货率接近10000%。德国老式“宁静与秩序”的理想不复存在,政治激变中希特勒上台,在犹太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前,基辛格一家在1938年也就是他15岁时移民美国纽约,居住在犹太难民聚集的曼哈顿华盛顿高地。
  极权政治的第一课还未结束,二战又驱使这位以为逃脱第三帝国统治的年轻人应征加入美国陆军,作为反谍报特工再次踏入德国。移民和从军经历不但对基辛格的性格和宗教观产生重大改变,还对他看待事情的方式产生影响。弗格森在传记中反复引用基辛格写给父母信件中的一句话:“对我来说,事情不是只有对错之分,中间还有大片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在于选择对错。真正的两难选择在于灵魂的困惑,是它引起了我们的痛苦,这种痛苦你们这些生活在非黑即白世界里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回到美国之后,基辛格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政策进入哈佛大学修读政治学和哲学,在那里一呆就是21年。在剑桥镇,基辛格一度与社交场无缘,成为一本正经的书呆子,在导师威廉·艾略特要求下回归伊曼努尔·康德的思想。艾略特给这个没受过哲学训练的学生的第一个作业就是比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在基辛格那篇被载入哈佛校史史册、篇幅创下大四学生之最的论文《历史的真义》中,他展示康德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王国,推崇其“绝对”命令,敬慕地批判“永久和平论”的瑕疵。
  弗格森指出,这篇论文是一本真正的理想主义宣传册,而之后的基辛格也依旧自认为“比康德还康德”。即便在加入决策层之后,他仍旧频繁引用康德来解释外交政策,甚至在91岁出版的《世界秩序》中还在大量引用这位古典哲学家的观点。
  在这里,弗格森取的是“理想主义”这个词的哲学意义,即认为(康德语)“我们绝对不能保证我们推定的外部经验究竟是不是纯粹的想象”,因为“外部事物的现实经不起严格的证实”。然而,当冷战铁幕的降临让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显得遥不可及,那位曲高和寡的康德主义者基辛格终于在华盛顿见微知著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开始学着尊重梅特涅、俾斯麦这些人身上体现出的现实主义范式,单枪匹马在现实的权力世界中摸索存活之道。
  成功之道:直通苏东的“朋友圈”
  花费近十年时间研究写完上部后,弗格森没有直接投入到下部副标题拟为“现实主义者”的写作当中,而是转去写作一本研究关系网与权力间关系的著作。名为《广场和高塔》。弗格森说,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人际关系在基辛格后半生起到的关键作用。与媒体的想象不同,基辛格在70年代的纵横捭阖更多的是源自他发达的人脉,而不是他作为战略家奋其私智的结果。弗格森告诉世界说,这个认识促使暂时从基辛格个人的历史中超脱出来,去考察人脉在宏观历史中起到的总体作用。
  许多人认为基辛格成功的秘诀是他与尼克松总统的密切关系,但弗格森认为,基辛格得以迅速攀上权力塔尖的原因是他建立人脉网络的超凡能力。这个“朋友圈”内不仅有华盛顿的同事,还有记者、传媒大亨、外国大使、各国首脑,甚至好莱坞制片人,这一点连尼克松也望尘莫及。
  弗格森基于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内容,绘制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人脉地图,在尼克松频繁提及的40人中只有3名外国人,他们分别是阮文绍(南越前总统)、勃列日涅夫、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国大使),而基辛格频繁提到的外国人却有16位,除了苏联人之外,还有诸如周恩来、安瓦尔·萨达特(埃及前总统)、果尔达·梅厄(以色列前总理)这样的外国领导人。
  弗格森发现,正是得益于这种早已漫溢出华盛顿的人际网,基辛格才得以实现他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胜利:帮助美国与毛时代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在美中关系最早启发基辛格的人,竟然是一位他偶然结识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负责人。

△ 以基辛格为中心的社交网络 来源:Politico

  1966年,冷战正酣的美苏阵营彼此提防孤立,而在波兰度假胜地索波特召开的“帕格沃什(Pugwash)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可能是鲜有的例外。这个致力于减少核武及武装冲突带来的危险、并在199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知识分子国际组织,彼时已成为非正式外交的实验场。就是在这里,基辛格了解到了当时尚未公诸于世的中苏交恶的严重程度,还曲折地结识了曾在捷克驻德国情报部门就任的安东尼(Antonín Šnejdárek)。他试探性地问到一个基辛格想都没想过的方向:他是否有计划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撮合一项协议?
  有趣的是,从捷克人的利益来看,美国与中国和解并非一件好事,因为这将加剧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和对被进一步孤立的恐慌,从而压制东欧各国的自主发展。1968年,布拉格之春席卷捷克,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镇压了这场改革运动,因此这位捷克朋友当时并不是在向基辛格提供灵感,而是出于捷克立场向他询问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风险——苏联因中美接近而对东欧施加更大压力——是否存在。而在基辛格的眼里,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从而对抗苏联威胁的意愿有可能正在变得愈发强烈。也就是这一年,大洋彼岸的尼克松赢得大选,他的外交政策首要考虑就是与中国交好,第一道命令便是让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这个华盛顿仍普遍怀疑的学究博士,去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者特朗普
  曾研究多个帝国兴衰史的弗格森总结美国困境时说,美国虽继承英国自由帝国主义的传统,但受限于三个赤字:财政赤字,即不断攀升的福利津贴和债务必然会占用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人力赤字,没有太多美国人愿花时间去应对那些热带地区的贫困国家;注意力赤字,任何对外国的重大干预在四年任期内都会降低支持率。而在对基辛格生平的研究当中,弗格森意识到美国外交政策中还存在着“历史赤字”,即关键决策者不仅对其他国家的过去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国家的历史也并不了解。
  弗格森认为,基辛格在哈佛受到的严格历史学训练,帮助他更好地把自己的才智运用在实际决策当中。1954年,当基辛格的同学都在专攻当代问题时,基辛格却凭一个冷僻而古旧的课题《和平、合法与平衡: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政治才能的研究》赢得博士头衔。在攻读学位的四年时间里,基辛格通过研究拿破仑从莫斯科撤军后十年间的欧洲外交史,从19世纪欧洲列强构建均势秩序的过程中触类旁通,在冷战的阴云下洞悉1815年和1945年世界局势的异同。而基辛格也正是凭着对中国历史意识的理解,在近半个世纪里成为对美国影响深远的美中关系决策者与观察者。
  相比之下,历史在核心教育中的缺位,导致当下的美国政治家们即便受过法律和经济学的训练,仍欠缺对历史的思辨。弗格森认为,历史对研究外交事务具有双重重要性,一是政治家进行类比的源泉,进而得出历史教训;二是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民族要通过对共同历史的认知来识别身份,而对某一“国家记忆”的研究就是了解这个国家的指南。
  2006年,弗格森与柏林自由大学的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联合提出了 “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以形容中美间互利互依的共生关系。弗格森认为,中国存钱、出口、贷款,美国消费、进口、借贷,两者间不平衡的经济关系对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尽管这种关系合力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也是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源,中美国(Chimerica)变成了希腊神话中喷火的怪兽“奇美拉(Chimera)”。而两国的“联姻”也在危机爆发后渐生龃龉,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中国指责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计后果。
  差不多十年过去,弗格森言中部分事实,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日渐升级,两国关系的发展愈来愈令人担忧。即便如此,弗格森仍然认为“中美国”这种共生关系将会大体持续。他向世界说表示,中美关系没有陷入“冷战”状态的现实基础,因为那意味着商贸乃至人员往来的彻底断绝,将对全球造成巨大损失;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将中美关系与20世纪初的英德关系相比较。
  在历史上,大英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曾维持着密切的经济纽带,然而地缘政治上的风险最终仍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殷鉴在此,弗格森作为历史学家并没有低估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而他指出,这种风险恰恰是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
  弗格森认为,这意味着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基辛格,尽管我们还不确定那会是谁,但在弗格森眼里,那个人显然不会是像奥巴马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他向世界说指出:“美国历史上最理想主义的总统往往是让美国陷入最大麻烦的那些总统。”弗格森相比之下显然更希望由现实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来充任美国外交战略的舵手,而谁会比喊着“美国第一”的特朗普表现得更关注现实呢?
  (徐一彤、喻晓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Q&A
  问:你为写作基辛格的传记已经投入超过十年时间。很多人都写过基辛格,他本人也著作颇丰,是什么让你相信这个题材是值得一试的?
  答:首先,我确实觉得他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我们仍可从他的工作及作品中学到很多。其次,他的私人文件以前并没有提供给学者,我是第一个接触到的人。基辛格最先找到我,而我也挺疯狂地答应了下来。这份差事很难,一是工程量巨大,二是因为基辛格太富争议了,很多人会对新证据无动于衷,他们早已形成对基辛格的认知,无论你怎么写他们都会批评。我觉得基辛格的考虑是,谁会是那个写他传记的合适的历史学家,而我从没跟他说过我会写一本“友好”的传记。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将故事讲得准确,我跟他说,你不会喜欢我的意外发现的。
  问:在中国,基辛格的形象同时受到敬仰和质疑。官方认为他是中美邦交的先驱者,但民间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把他描绘成阴谋论式的谋士,秘密规划美国霸权。您认为怎样描述基辛格的生涯才最为准确?
  答:我认为西方很少有政治家像基辛格一样了解中国的事情。如果你算算来这里的次数,他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度过的时间,他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有多少人能说他们见过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他对中国的认识独步于西方,且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咨询过他,因此他对美国政治也有很深的洞见。今天有多少人可以说他们为约翰·肯尼迪工作?他就可以。
  我认为基辛格是中国的好朋友,即使很难,他也一直主张建立良好关系。基辛格在美中关系方面所做的比任何人都多,而且在特朗普政府下他还一直主张建立良好关系。我知道,特朗普的一些顾问或许还想要进行对抗中国的策略。我还知道基辛格反对这一点,并直接向特朗普总统表示,不应该走这条路。所以,他还继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因为作为历史学家,我了解美中关系恶化带来的危险。我认为这是他一直倡导良好关系的原因之一。我们都了解这种危险,可能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人不能充分理解。
  问:你谈美国困境时提到“历史赤字”,让人一下联想到特朗普。你认为历史知识应该在当代决策者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答:我觉得特朗普对历史不算“特别”无知,对历史知识欠缺的美国决策者多了去了。但如果多数政治家能具备一些历史知识,世界将运转得更好。真希望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是成为高层决策者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领导人比西方领导人普遍对历史更感兴趣的事实,我感到非常震惊,比如王岐山推荐政治局阅读托克维尔的书。很难想象西方领导人对内阁说,在制定对华策略前先读下孙子。最近我还跟格雷厄姆·艾利森(注:提出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学者)聊,我们应从制度上改变,建议设立总统历史顾问委员会。
  问:很多人担忧特朗普对美国外交系统的伤害会远远超过四年。
  答:我没有那么悲观。美国有形象问题,特别是在欧洲,所有人都觉得特朗普是个飘忽不定的人,而很可能他就这样。但美国政府并不仅仅与一个总统的性格有关。三权分立在宪法中是有原因的,总统作为个人必须与国会合作,必须与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合作……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人们倾向于夸大总统性格的重要性,总之就是,误解了这一点。
  年轻时,我记得欧洲媒体总说里根是个要炸毁世界的牛仔,这是胡扯,里根其实是自罗斯福之后最成功的总统。我觉得应谨慎看待人们作出的判断。在总统任期内,他们普遍夸大总统性格的重要性,低估美国体系制定完备战略的能力。所以,我倾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后,美中关系会逐渐好转,而特朗普想要的不是贸易战,而是要达成贸易协议。
  问:你曾提出“中美国”的概念来描述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随着近期中美贸易投资争端上升,甚至有声音说中美在进入新的“冷战”。你是否认为这种共生关系能够持续?
  答:我认为会的。我以前见过这样的分歧,这样困难的时期。大家认为在金融危机中,关系可能会破裂。你也许记得,在2009、2010年的时候,中美官员互相抱怨彼此的政策,人们在谈论货币操纵,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但“中美国”却在金融危机中幸存了下来,甚至可以说,它将世界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只发生金融危机但并没有出现大萧条的原因在于,美国做了一定的宽松,而中国做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真正拯救了世界,避免了更糟糕的经济后果。在危机中,有人说中国会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但中国没有。它也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幅度货币贬值。
  所以我认为“中美国”当时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出现,如果两国关系彻底崩溃,陷入所谓的“冷战”,中美两国将付出高昂代价。冷战时苏联和美国互相根本不信任,几乎不做生意,也没有任何金融交易。这不可能是我们所希望的美中关系的走向。现在两国经济上的关系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以美国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样的方式告终,那将会是一场灾难。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问:对有些人来说,最近平壤和韩美之间的突然接近是1972年“尼克松时刻”的重演。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答: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点过了。我们应该记得,朝鲜有先进行外交谈判,然后再违背协议的不良记录……这可能会再次发生。所以在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我们不要妄下结论。我对是否可以使朝鲜半岛无核化仍然持怀疑态度,我非常怀疑金正恩是否会放弃核武器。我们最可能得到就是暂停核试验。所以这不是1972年的情况,但我认为,在已经完全僵化的局面下,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回顾奥巴马政府的记录是令人沮丧的。一直到任职最后一天他们还坚持称,朝鲜还有五年才能造出洲际弹道导弹和军事化的核弹头,事实证明只用了五个月。所以前任政府确实做得很糟糕,我认为,特朗普对中国施加的经济压力以及军事行动的威胁,都瞄准了人们的心理,无论是在首尔还是平壤。我给予特朗普很高的评价。你知道,当特朗普谈起“火与怒”时,人们非常沮丧。但国防部长马蒂斯明确表示,如果朝鲜继续试射可能袭击美国的导弹,美国将作出军事选择。这是事态的正常发展。外交失败后,如果不威胁采取某些军事行动,则无法在外交上取得任何进展。所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至于是否能够成为让朝鲜坚持下去的有意义的协议,这还有待观察。这是难点。他们可以签任何协议,但会在下周撕毁吗?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问:这本传记描述了基辛格如何从一个康德式理想主义思考者转变为现实主义的战略家。你是否认为近年的世界政治也在经历一场类似的现实政治转向,这对后冷战世界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特朗普的吸引力在于,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美国第一首先意味着美国的利益第一。尼克松1969年说过同样的话,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我更偏好于美国的现实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
  美国历史上最理想的总统往往是让美国陷入最大麻烦的那些总统,从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到肯尼迪和约翰逊。基辛格的一生确实是当权的理想主义者一步步变成现实主义者的故事。我认为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如果仔细查验的话,可能都是以理想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但他们却被现实所困扰。回顾奥巴马任期,他的演讲中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成分,可他的政策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所以我宁愿看到糟一点的演讲,或者至少不那么理想化的演讲,而得到好一点的结果。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4

旧文章ID:16137

美国“301调查报告”在误导美国政商两界和民众

作者:魏建国  来源:走出去智库(CGGT)

  今日,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美方代表团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与美方代表团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交换意见。
  近一个多月的中美贸易摩擦,始于美国“301调查报告”。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专家魏建国指出,这份报告称中国存在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就是彻底的谣言。各个国家在中国的各种商会有9万多家企业,从来没有一个企业因“中国政府出面或者政府规定,在中国生产时必须出让技术”而起诉中国。
  今天,我们独家刊发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专家、原商务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的文章,为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我们将持续关于中美贸易摩擦进展,并提供更多的观察视角以及实务指南分析。

  此次中美贸易战,美方的依据是"301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使美国政府、国会、两党认为中国存在强迫性的技术转让,以及违反了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关规定,对美方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和打压。
  这个报告的观点误导了美国政商两界,甚至误导了部分专家和民众,是彻头彻尾的欺世盗名之作。
  支持这个报告的三项支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这份报告用了1200多个脚注和5个附本,说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有美国公司在跟中国合作时,必须交出美国公司的专有技术和操作系统蓝本,才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该报告称这叫“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这是彻底的谣言。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内地与台湾和香港地区合作时,从来没有过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要求。美国中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中国韩国商会、中国日本商会等组织在中国经营了四十年,有9万多家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哪家企业因此提出诉讼。这些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的合作是自觉自愿,通过受法律保护的谈判,达成了商业安排。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取得快速的商业增长,从来没有由于中国政府出面或者政府规定,在中国生产时必须出让技术。这些商会的代表对美国的报告感到非常可笑,因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过这样的强迫性技术转让要求,完全是强加给中国的莫须有罪名。
  2、中国非常尊重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2017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2554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是中国支付的专利费和技术转让费。无论是三星手机、苹果手机,中国人在购买时都要支付约5%的技术转让费。我们的企业在使用摄像机、照相机、汽车技术时,都签订了与数量挂钩的技术转让费,2017年中国付出技术转让费达376亿美元。中国是当今在全球非常尊重WTO、尊重知识产权的好学生、遵守者。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只有美国认为中国违反了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关规定。
  3、中国很多人认为,中国非但没有得到技术,还让出了市场,中国在中美贸易中是吃了亏的。美国对中兴的打压,充分表明美国没有将核心技术给我们,中国每年需要从美国进口1000多亿美元的芯片,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得到的刻苦铭心的教训。
  这三点说明“301调查报告”彻底是杜撰出来的罪名。
  历史上发达国家都有产业补贴政策
  “301调查报告”第二个重要指责,是指责“中国制造2025”是一项由国家主导的、高补贴的产业政策,对信息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智能制造、生物制药、精密仪器、新能源进行补贴,因此美国企业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这又是一个谎言。
  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包括德国、日本)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都制定了核心计划和核心目标。包括日本在上个世纪使用了国家补贴利息的信贷、以及关税等措施,使日本的产业发展产生了一个飞跃。
  由于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采取了“吃小灶”的补贴办法,因此德国中小企业现在这么发达,完全得益于德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扶持。
  美国也不例外。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强大的军工体系、包括半导体技术突破、星球大战、互联网、核电、以及医药创新,都是通过美国联邦的国防预算、财政预算,政府给予了特殊支持。
  纵观历史,日本、德国甚至美国自己,都有对产业的支持政策。美国耗费1万多亿美元支持其互联网技术发展、星球大战技术,这种支持力度要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预算加起来都要多。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莫名其妙地把“中国制造2025”当成靶子,指责中国通过产业补贴政策达到短期内促进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造成美国产业界的惊慌,这都是媒体的炒作和恶意的攻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毫无可信之处。
  美国的“301调查报告”是用单边主义来代替多边主义
  “301调查报告”把中国对外投资、“一带一路”倡议抹黑成国家特殊的导向目标,称“一带一路”的目的是进一步压制美国新兴企业和他们的技术,以及全球市场,这是公然的欺骗。
  恰恰相反,中国从一开始就欢迎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欢迎他们加入亚投行。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邀请持对抗态度,不愿意加入。因此,这份调查是美国掉过来,倒打一耙,指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侵占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是公然的欺世盗名的谎言。
  更可怕的是,这份调查报告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舆论,这将对中国下一步发展,特别是对持有“与中国共赢的”合作态度造成误导。
  更重要的是,“301调查报告”是一个屡试屡败的、臭名昭著的报告,适用的是美国国内的规则,并不适用全球WTO项下的多边主义规则。
  本来,两个国家在贸易项下发生矛盾,可以在通过WTO项下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但美国不用这个解决机制,而是用本国的法律,用杜撰出来的谎言,强加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头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暴露了美国的惊慌,也同时暴露了美国的虚伪。现在越来越的人看到,美国的301调查报告在全球是行不通的,用单边主义来代替多边主义,特别是用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这个道路是行不通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正在了解、研究这份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美国“301调查报告”会被美国的企业家、跨国公司以及专家、学者所识破。看清美国政府所谓的精英们的虚伪和欺诈。
  因此,我认为让美国的学者、媒体自己来揭露“301调查报告”的欺世盗名之作,将会对中美之间合作产生更大的影响。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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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希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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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希迎  来源:盘古智库

  中国实力快速上升,以及中国外交积极进取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也在改变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将对方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并谋求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经贸关系越来越难以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第三方因素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很大的牵引作用。为此,中国需适当调整自身的外交行为方式,积极塑造中美两国良性竞争的文化,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扩大外交回旋空间。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以来,冷战期间两国有过“亲密关系”的历史时期,冷战后也经历过诸多波折。不过,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一直相对稳定,即美国希望通过接触政策,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然后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引导中国发生转变,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国家。然而,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大框架正在逐渐消退,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也逐渐松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大致的战略共识,将其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并谋求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到来
  事实上,回顾美国十余年来的战略轨迹,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左右着中美关系演进的大方向。
  趋势之一是中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使得中美两国在实力差距上快速缩小,并由此导致两国在大战略上越来越趋于对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为2.75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13.86万亿美元;而到了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20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62万亿美元。在十年间中国迅速拉近了与美国经济力量的差距。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06年中国军费开支是926.52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军费开支是6206.87亿美元;而到了2016年,中国的军费开支上升至2257.13亿美元,同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6062.22亿美元,两国之间的差距也显著缩小。如果仅仅对比这两个简单的指标,不难发现中美之间在实力对比上的快速变化,这种变化潜移默化影响着美国战略精英对外部威胁的判断。
  更为关键的是,与力量的增长相匹配,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得更加奋发有为。十八大以后,不管是在顶层设计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中国外交都进入到一个开拓进取的阶段。回顾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中国试图实现两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如何平衡周边与美国的关系,以从结构上理顺中国外交的战略重心问题。为此,2013年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构建两国关系的大框架,然而从过去五年中美两国的互动来看,美国并没有接受这一概念和框架。同年10月25日,中国周边外交座谈会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战略执行的力度来看,期间受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推进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在第二个战略目标上,中国旨在解决区域和全球治理不足的难题。中国在2013年相继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和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旨在从功能上补足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短板和不足,试图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也意味着中国在秩序观上更加重视寻求影响力。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西方学者和战略精英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它们将中国的行为定性为“强势”。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近年来进行了对华政策大辩论,对过去几十年美国秉持的对华接触战略进行了反思,并基本形成了对华强硬的战略共识。尤其是在十九大召开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新时代的战略定位,对未来国家战略目标的设定,以及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外交新理念的阐述,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美国战略精英对此深表忧虑,他们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再定位,并推动美国改变对华外交政策。
  趋势之二是美国相继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反恐战争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恐怖主义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应对中国还不那么急迫。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仍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因此获取战争胜利仍然非常急迫,但是中国力量的上升和外交的转变,迫使美国抽出更多精力来应对中国。2011年前后,美国的亚太政策逐渐成型,其战略重心逐渐从中东转向亚太。在2012年年初发布的《防务战略指南》中,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总结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美国在应对恐怖主义和中国时是两手都抓,但是越往后投入应对中国的精力更多一些。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7年6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我认为有两类威胁,这些问题组合威胁我们的生死攸关利益和安全。第一类是以新的方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和修正主义大国;……第二类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与跨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跨国威胁,这些跨国恐怖组织往往与国际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有重叠。”从其重要性来看,中国崛起的挑战已经超越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在这两个趋势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巨大变化。特朗普上台以后,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两国领导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在朝鲜核问题和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持续施压,并调整了对华政策。事实上,早在2017年1月26日,随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战略规划的高级主管,并牵头撰写特《国家安全战略》的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chadlow)就撰文指出,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是时候将竞争文化注入到美国的外交和发展中去,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沙德罗的这一观点,基本代表了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并逐渐推动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的大战略,最新的《国家战略报告》正体现了这一共识的延续。该报告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且尝试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国领导人为此,美国开始重新思考过去二十年以接触对手、将其纳入到国际制度和全球商业中,并将其转变为温和行为体和可信任伙伴的接触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竞争性外交。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的基调明确为战略竞争。那么,在战略竞争的时代,中美关系会呈现出何种图景呢?这首先要判定几个一般意义上的前提,以准确判断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
  首先,随着中国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在理论上,当崛起国实力接近霸权国时,二者的关系会持续紧张,并有可能走向冲突。在现实中,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变化趋势同样表现的非常明显。对中国而言,不管是从大政方针,还是从社会舆论,奋发有为是当前的主旋律。《时代周刊》关于“中国赢了”的封面文章,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获利更多、美国获利不够的认知。在美国国内,政府、智库和社会舆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华强硬也已经成为战略共识。当前,美国战略界还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过去十年中国和俄罗斯花费了数十亿美元,通过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及其认知,这种日益上升的集权主义影响力被称之为锐权力(sharp power)。在美国战略精英看来,中国的锐权力正在严重威胁着美国的软权力。目前来看,中美两国的行为都在客观上强化这种认知,目前并没有缓和的趋势。
  其次,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不是线性的,也不能用线性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力量消长不是线性的,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是线性的。中国当前处于相对弱势,更是不应该僵化自身战略思维。美国最新的《国家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报告摘要》发布以后,国内学术界和媒体的一些分析家惊呼中美要重回冷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线性思维。中国应该意识到这种竞争带来的压力,但是也不能过度拔高、渲染,尽力避免实现自我的预言。毕竟,外交政策更多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宿命。即便美国选择进行战略竞争,中国还是应该按照既有的战略设定,避免被美国拖入战略竞争的轨道中去。
  再次,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不在两国的直接冲突,而在于第三方问题,甚至在两国关系之外。尽管当前中美关系整体下行,但是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从两国在彼此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和两国的行为模式来看,中美两国走向冲突的概率还是相对较低的。然而,近年来核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等第三方因素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当前中美关系中有可能会产生冲突的棘手议题,大多集中在这些议题上,在地缘上也分布在亚太地区。不难预测,随着中国力量日益上升和外交政策更加进取,美国将会扩大战略伙伴的范围,在更宏大的视野上来应对中国。美国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就体现了这一诉求,同时反映了亚洲地缘政治变化的新局面。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制衡中国的努力在地缘上已经跨越了亚太地区,在议题上更是比以往更加深入。根据历史上大国命运的启示,大国的危机往往发生在不被关注的边缘地带,而非权力中心。因此,在中美关系之外的地区和议题同样值得中国重视,谨防两国被牵连其中。
  第四,经贸越来越难以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理论普遍认为,经贸关系是可以作为国家关系中的粘合剂和压舱石的。在中美建交以后,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即使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面临诸多困难,有一些学者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仍然可以避免规则层面的恶性竞争和对抗,抑制可能的脱钩苗头。然而,从目前特朗普的政策来看,经贸关系逐渐成为中美冲突和竞争的领域。中美经贸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地位进行再评估。
  根据以上四点,不难对中美关系的总体趋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如果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中美关系在理论上会有四种截然不同的图景,即合作、竞争、对抗和冲突。在冷战期间,中美分别经历了冲突和对抗的时期。两国建交以后的近四十年,中美关系的大基调是合作的。然而,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的基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转变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那么,在战略竞争的时代,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图景呢?如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议题进行拆解,当前中美之间有三种图景会同时存在。
  第一,虽然特朗普政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调定义为战略竞争,但是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扩大、深化,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人文交流、经济投资和贸易关系等领域,中美两国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巨大空间。正如董建华先生在美国中国总商会年度晚宴的致辞所指出的:“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从学生到游客,从商业人士到专家学者,各行各业人员大量接触和交往编织起来的纽带,使两国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这些领域历史上一直在夯实中美两国友好的基础,当前中美两国急需找到解决美国国内对“锐权力”与“软权力”认知的路径。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将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的基调逐渐条块化,进而拓展中美合作的空间。
  第二,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可以是良性竞争,但是要警惕在某些议题上不良竞争的后果。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设定为竞争对手本意并非与中国对抗,而是试图通过重拾战略竞争的文化,以获得对中国的战略优势。仔细阅读这份《国家战略报告》,在其论述中也提及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是不可避免走向冲突,然而没有人能质疑我们捍卫利益的承诺。”2018年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也阐述道:“这不是一个对抗的战略,它是一个承认竞争现实以我们能够维护利益与维持和平的战略。”作为较弱的一方,中国应该看到美国大战略调整背后的战略考量,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应对策略。虽然无法阻止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努力控制战略竞争的边界,并积极塑造一种良性竞争的文化。
  第三,不排除在某些领域上存在中美两国走向对抗的可能,中国需要评估这些对抗将中美两国拖入冲突的风险。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在核问题、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压,这些议题已经成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核心着力点。
  中国如何应对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在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并试图通过战略竞争重新取得美国的优势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态势?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必须在宏观的大战略层面和微观的外交行为层面同时着手,在大格局上稳住局势,在具体领域上精耕细作,以保证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的轨道上。首先,要适当调整中国自身的外交行为方式,积极塑造中美两国良性竞争的文化。特朗普政府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毕竟中国已非四十年前的中国,要拥有战略信心。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在对美外交政策上还是要与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匹配,这要求中国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在奋发有为的时期,中国更应该要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树立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且指出中国拓展了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现代化路径,这被美国的战略精英解读为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模式之争,也是中国被冠之以“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的原因。对此,应该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并极力避免战略冒进。回顾历史,美国早在1894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然而它真正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却是在1945年以后,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战略滞后于实力是比较稳健的选择。
  第二,大国需阳谋,中国应该调整外交行为方式,树立中国气派。缓和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这不仅取决于两国利益的契合度和价值观的共识度,还取决于彼此的行为模式和对威胁的判断。中国在宏观大战略和微观外交行为中选择阳谋是明智的选择,毕竟,在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之时,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前所未有的扩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在出现利益碰撞的时候,美国政府和人民的适应和调整需要一个的过程。为此,中国应该学会克制,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考虑到对方的舒适度。
  第三,在彼此顾忌的核心议题上互相尊重,建立战略信心。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举措冲击其主导地位非常忧虑,因此以加强军备应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战略沟通,使之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形成信任,以明确两国的战略边界,塑造良性竞争的文化。
  其次,中国应该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朗普上台以后,坚持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承诺与关注。特朗普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使得它们担忧双边关系,并且有可能调低对美国的预期。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国家试图规避风险,有一些国家选择两面下注,寻求提升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抓住机会,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
  第一,夯实柬埔寨、泰国、缅甸和巴基斯坦等既有与对华有好国家的双边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石。
  第二,改善与越南、印度和新加坡等对中国具有防范意识和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有助于缓和中美关系下行时的冲击。
  第三,改善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关系,最大程度上扩大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数量。再次,处理好与俄朝伊等国家的关系。如果仔细思考,美国的大战略规划与在具体外交议题上的战略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在美国的大战略设计中,中俄朝伊都是其外部威胁。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中国需要重新统筹大战略: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强化中俄关系,以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朝伊在中国战略格局中的位置,重新评估地缘政治后果,以有备无患。对中国而言,要积极调适对美外交政策,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对于改善自身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来源时间:2018/5/8   发布时间:20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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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哈佛的差距,其实就是一篇讲话稿

作者:石头  来源:浮游书院

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讲话

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

  译者:王虹
  (点评:通篇的反思、批判意识,忧患意识!校长并未自以为是地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科研、去教书育人、去爱国,而是十分尖锐地提醒大学不应该做什么,或者大学面临的危险与困难。这样的讲话,令人清醒!)

  从我们上次聚会庆祝哈佛大学校庆300周年纪念日起,50年过去了。人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清楚得看出,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几乎不大可能有什么大的动荡会改变哈佛,美国和整个地球。美国在世界上演的角色也没多大可能发生变化。少数民族和妇女对于更多机会的要求,医疗保健的巨大变化,技术的急速发展都不会吞没美国。最重要的危险,仍然是对知识的极端重要性的估计不足。
  在所有因素中,正是知识改变了哈佛和其他大学的面貌。从上次世界大战开始,并在战后继续发展的电子学和生物工艺学的进步,各行各业的精通业务,政策分析运用和现代医学的革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知识,专门知识和新的发明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
  由于大学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大学比50年前我们的前人所想象的更为重要。幸而,美国的大学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迎接了这一挑战,有力的环境帮助我们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而美国的大学不但幸免于难,而且还由于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为了逃避欧洲的政治迫害而跑到美国而得到了加强,美国的大学还得到了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套组织高等学校的特殊方法。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校。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对这一体制已经如此熟悉,从而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内,大学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
  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由于避免了政府的控制,决策权利就掌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鼓励竞争成了努力进取以超越他人的动力。我们在取得科学研究成果,进行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为社会不同阶层服务,为广大的个性各异的学生提供不同课程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网络。
  因此,有理由认为现在是庆祝美国这所最古老的大学的诞辰的最好时刻,也是庆祝美国教育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最好时刻。但我们学校当初是清教徒建立的,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在心神不定的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阵痛,虽然我们强忍着,但也不免说出来。我们知道有多少学院是在全盛时刻种下了日后衰退的种子。我们的第二天性使我们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时问一下自己有什么敌对的力量存在。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内部矛盾和过分行为会消弱我们的大学或阻止它满足现代社会和人类的需要而作出贡献。
  为了寻找我们忧虑的根源,我们最好从观察学校的外部环境着手。学校的成功和繁荣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这种注意并不总是令人欢迎的。当学校的影响和重要性日益增加,声望和财产日益增长时,各种集团自然会受到诱惑,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证据,军事和情报部门试图使我们的教授们参加秘密的研究工作,并对我们作出种种限制,以避免我们的科学发明落入敌人之手。商人们寻求和我们的科学家建立关系,以帮助他们开发新产品。社会活动家敦促学校利用自己的资本,购买力,尊严和威望同种族隔离等罪恶和不公正作斗争。公众指望我们利用我们的财富和影响力来帮助解决地方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十分明确: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作出最大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校外的集团时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他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时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做一些有损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的所作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的基本功能够成了威胁。
  来自大学外部的另一个令人忧虑的变化是,政府的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当知识和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活跃的时候,国家自然希望能确保大学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大学已经被规定禁止种族歧视,推进正当活动,保证对研究基金的使用进行说明,保证残废人的入学权利,控制学生的入学分数,等等。
  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出于好的动机,大多数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还要走多远。里根年代使我们暂时免于更多规定的束缚,但诱使未来政府做出新的规定的可能性依旧大量存在。例如,当权者计划使毕业生的数量与国家的需要协调一致;对学校的发展计划和新设施的建立进行审核以避免重复和浪费;制定详细的规则来检查大学的体育比赛;制定防止学生得到不公正分数和入学遭到招生办公室不合理拒绝的保护性条款;等等。
  在考虑这些规定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必须是对公众负责的,不断增加的规则正在威胁使我们大学在为公众服务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因素。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在特色各异,地方自治和竞争中繁荣起来的。而我们的规定就意味着千篇一律,中央计划和官僚控制。我们头上的规定越多,把我们周围只是很好的环境变为严重阻碍国外兄弟院校的那种制度的危险就越大。
  规定越来越多的前景是与大量令人烦扰的问题相关联的。许多人对于研究性大学的影响和威望不断提高的心情是矛盾的。你们毫无疑问已经在最近的报纸和杂志上看到关于你们母校的一些报道。照片很漂亮,文章的调子是友好的和建设性的。然而读一下内容,你将会发现他们都在强调哈佛的成就–在社会上的影响,基金的数量,在高级职位的毕业生的数量。我猜想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在暗自庆幸自己能与这样一个受到尊敬的学校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描绘的,只是一幅对哈佛和其他大学真正贡献歪曲的图画。
  我们都能够了解哈佛成就的本来面目。除去偶尔的科学突破外,人们从那些大量的书籍和无数增长知识的学生中间辛勤劳动的学者身上看不到许多戏剧性的东西。用想象代替这种现实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当人们读到有关哈佛文凭的金钱价值,哈佛基金的不断膨胀,老校友网的无形影响的报道时,羡慕和尊敬很容易变成嫉妒和仇恨。
  这种看法虽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国家现在资助科学发明和学生助学金方面起的作用如此重要,已使危险性危险增大。认识到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联邦和州政府官员对大学是很慷慨的,这使得学校的活动更多地依靠学校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哈佛和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大学处于一种50年前的前任无法想象的危险境地,我们的繁荣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对我们的态度。正如我们从近几年来几个事件中了解到的,对研究性大学的优越和骄傲的不满情绪很容易导致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敌对活动。
  虽然我们校门外的危险已经足够大的了,但很可能更大的危险来自我们学校内部的紧张局势。洛思尔校长在1936年曾就这一危险性评论说:“如果我们对历史没有搞错的话,一个学校在其富有活力的时候是很少会毁灭的,而缺乏活力的学校则是自寻死亡,这时魔鬼就会乘虚而入,从而将其至于死地。”我们应该牢记这个警告,密切注意那些妨碍我们履行职责的内部矛盾和压力。
  一般人在列举学校成功的弱点时,首先强调骄傲的危险性是很时髦的。然而,在所有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内,骄傲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处于最后一位的。我在哈佛的这些年内,从没有看见一个学校像我们现在这样关心走下坡路的危险,从没有这么多人决心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寻找问题,则确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一个问题是大学在确定重大项目和限制发展上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可以理解的。知识和专门知识越来越重要,其用途也成倍增长,富有魅力的机会不断出现。由于大学在其性质上是无政府的,并由于授予教授自由权而昌盛,因而新科学不断出现,旧的科目仍然保存着,学校的扩大因此不可阻挡。
  随着这个进程的不断继续,大学变得更难于管理。有如此之多研究项目需要关心,如此之多的必须会面,如此之多的地方会出现问题,如此之多的活动要求经费;解决这些问题足以耗费最有才能的管理者的聪明才智。而有经验的管理者必须准确知道什么是大学所绝对不能做的。由学校的性质决定,大多数官员都是从教员中挑选出来的,由于缺乏管理艺术的训练,这些学术领导人很容易被行政事务所吞没,而几乎没有时间考虑如何改进教育和为开拓性研究创造机会。因此我们可能陷入一种可悲的境地,根据他们的学术经历而任命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校长为此感到苦恼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已轮到学院院长,系主任和重要项目的负责人了。
  在座的很多听众很快就会意识到,大学的不断扩大需要不遗余力地寻求基金。在高等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学校代表必须更加机敏地从政府和个人手中得到资金。这种压力充其量只能造就一些能应付各种烦恼的好脾气的管理者。在第一流的运动竞赛中,这种压力经常变为对运动员进行丢人的管制。在科学方面,财政压力迫使学校进入工业公司或政府计划安排的项目,其中一些需要保密或附有其他限制,这将危及自由,公开的研究环境。在我们这些在学术中辛勤耕耘的劳动者看来,我们高尚的目的使我们使用的这些方法合理化了。劳伦斯主教在为哈佛集资的时曾经说过:"当你在做一个真正伟大的事业时,你就不能不顾虑重重。"而在那些不具备这位主教的热情的校外人士看来,这种狂热的追求基金会更加证明他们的观点,即学校只不过是另一个为自己追求特殊利益的合法组织而已。
  教师在发展自己的系和保持自己的研究中心而奋斗时,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筹集资金和行政事务的苦役。但对很多教授来说,更加束缚他们的是由于社会对专业知识的急需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各种机会:提供政府咨询,为政府服务,为大会做报告,为感兴趣的公众介绍某一个知识领域,等等。这些机会对于专业学院和文理学院的教师都大量存在的。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这些校外活动成了许多教授寻求刺激和变化,提高地位和金钱收入的最大来源。
  这些活动并不是完全有害的。教授们与他们感兴趣的人和事相接触可以解决一些有价值的实际问题,否则他们可能只知道纸上谈兵,但这些活动终究占去了为实现学校更为主要的目的而必须花费的时间。
  在未来50年内,以上所述的压力和诱惑都不会有所减轻。相反,随着知识总量的不断增加,学者们将发现更难集中精力于他们的研究领域。社会将不断需要新的专门知识,校外机会将有所增加。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项目和活动,将更加需要教师门对学校管理的支持。
  对教师的要求增加了,我们将如何回答呢?我不知道,对此也的确有理由感到忧虑。在一个学者的只是如此专门化,又如此依靠外界的承认和支持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同时忠诚于大学,职业和提供他们基金的势力。当这些相互抵触的压力增加时,教员们将更加难于摆脱周围社会的影响。难道我们能希望教授们不受这个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么?这一代的学者是随着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现存制度有着普遍的不信任。我们不应指望他们有着他们的前辈和其他行业中存在的忠诚。相反,在这个鼓励成功和生活多样化的世界的影响下,我们很容易发现,越来越多的教授将试图把自由,安全的学术工作同风险较多,性质较为低下却有较多金钱和较高知名度的工作结合起来。
  不管这种预测是否现实,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金钱虽然十分重要,但影响学校的关键因素是时间。
  时间的效用是不能明显看出来的。例如,我们通过细心的观察会发现,把每一分钟都用于学习的学生常常成绩不能提高,反而会下降。对于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参加很多有兴趣的活动能够使他们改进工作的质量。但我们也同样清楚,一旦校外活动的负担达到某一个极限点,校内工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几年内,这种可能性将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教员将超越这一局限。
  如果以上情况发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其影响可能不会很快显示出来。学术成果的数量可能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讲座仍然是有竞争和有内容的。但由于不被打扰的学术研究时间越来越少,学术成果将越来越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将过多得依靠助手的工作。教师和学生的课外接触时间也将减少,这些接触虽然看起来是可有可无的,但却可能为青年学生在大学中的生活留下最值得记忆和最关键的一刻。教师也将有时间去认真了解如何才能帮助学生改进他们的学习。我们已经不能充分地了解大学教纲的完成情况,更不用说进行足够系统的工作去改进了。我们对学生入学时的聪明过人谈得很多,对他们入校后进步了多少却知之甚少。无怪乎外界总是用粗俗的用词来形容大学教育而忽略其真正的意义。
  现在,你们已经对我们的成功所带来的大量问题听得很多了。这些问题与过去50年大学所克服的那些挑战大不相同。我们已经无法依赖我们高等教育体制本身的力量来使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我所描述的那些危险正是这个制度的产物。展望未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抵抗那些迫使我们偏离正确轨道的压力。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把一件事情牢记在心:我所描述的危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由于对大学本来的目的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认识错误而造成的,而这些都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研究性大学考虑问题,因此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人则为了大到一些看起来更为紧迫的目的而将大学的基本目的置之一旁。在很多时刻,新的环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威胁我们的基本价值了,而我们却一无所知。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大学一直完成的很好的职责和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条件。
  尤其是,我们需要说服公众并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强行推行自己社会观点的军事机关。许多组织可以提供咨询或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推行新的军事目的,但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判断性决策的人。许多人可以成为企业家,律师或者有影响的顾问,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科学真理。阅历可以锻炼我们的判断力,使我们更加成熟,但只有教育能同时发展智能,启发新的兴趣,树立志向,提出重要问题,加强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这些,才是大学给以学生的真正贡献,而不是闪闪发光的大学牌子,或其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影响。
  为了说明基本目的崇高价值,让我引用洛厄尔校长另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演讲。虽然洛厄尔对于哈佛的将来所面临的重大事件和变化并不比我们今天知道的更多,但他确实知道哈佛真正的生命之源是什么。他说:“学生们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浪一浪接着一浪冲向陆地。有时候是静止着,有时候则带着暴风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或是狂暴的,有两个事物总是新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龄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她热切的追求这两件事物,她就永远不会衰老。随着时代的变迁,为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改变,但目的本身是永远不变的。”

来源时间:2018/5/7   发布时间:20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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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一场自上而下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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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鲲鹏  来源:FT中文网

  5月初美国代表团一行七人来华,代表了贸易谈判的最高规格。这是一场没有成果的谈判,从最初的设定就是如此。以往中美的谈判都是自下而上的:商业界跟基层政府层层交流意见,而后民意反映至高层,最后高级政府官员访问,签署协议。由于双方对彼此的需求有相对准确的理解,因此通常会有某些确定的成果。而此番中美谈判是自上而下的,具有鲜明的特朗普风格:大阵势高端访问,充满悬疑的诉求,双方政府和企业都一头雾水。因为没人说得清特朗普想要什么。这和美朝谈判的思路如出一辙。特朗普和普京一样喜欢制造混乱,用对方无法接受的要求开始一段对话。他认为这会为他赢得先手,迫使对方做出更大的让步。
  谁能影响特朗普?
  特朗普善变,有时候一句话都前后矛盾,但是他自上任以来唯一不变的论调是反对贸易自由化。学界和大众对于贸易自由化也有价值上的争论,由于每个人工作、立场、阶层不同,态度不同很正常的。但是特朗普对于全球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出口国之间的贸易一直怀有极大成见。特朗普坚信对华赤字必须减少。尽管已有专家指出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中美的贸易赤字绝大部分是由两国的贸易结构差异导致的,而非不公平贸易。特朗普要求中国不管用何种手段也要减少千亿美元级别的贸易顺差——这也极具讽刺性,因为美国一直在强调公平贸易和市场经济,却给中国提出了一个只有计划经济强权政府才能实现的目标。
  此次贸易代表团中包括了对华态度温和的现任美驻华大使、略强硬但仍属中间派的美财长、以及几位极具冷战思维的贸易官员,包括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但如果说这个代表团就能真正代表特朗普,也是缺乏依据的。目前来看纳瓦罗的思维最接近特朗普。几位官员来之前恐怕都心知肚明,此行获得开创性成果的几率很低。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具有相当的抗压能力,对美国的威胁不会轻易让步。美财长姆努钦说对此行“谨慎乐观”。特朗普在各个场合经常说他想要的是“胜利”,而且是“全美国人民的胜利”。但是贸易战怎么可能有全体国民的胜利?赢了铁锈经济带产业工人的战役,农业州种大豆和玉米的就会倒霉。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加税,产业链上的美国供应商就会倒霉,而且他们还通常是产业附加值最高的那部分(比如工业设计)。所以就算赢了贸易战,也只能是某些人的胜利,或者只是特朗普Twitter上炫耀的功绩。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
  特朗普想寻求利益。中美双方的根本分歧集中在国家利益。两国的根本利益不同,尽管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此次谈判中国说双方“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是需要认识到,无论双方的共识在哪里,都无法根本性改变双方的经贸关系。中美在地缘政治、社会进程和公民权力方面的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现在的贸易争端只是从一个角度折射出这种差异。
  中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是另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美国已经是成熟发达的经济体,超越了“用污染换发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而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几乎每一个产业都处在刚刚起飞或者赶超阶段。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上巨大的地区差异使得能够选择的发展模式不同于美国。美国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改变产业政策、放弃“中国制造2025”、不再对美国的科技和工业产生威胁,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曾经美国对于俄罗斯和日本的恐惧类似,对中国的敌意也来自双方实力差距的缩小。
  对中国来说,这场贸易谈判是一场路线的考验。中国改革正如高层所说“进入深水区”,各方利益集团难以平衡。中国能否安然度过这场中美贸易争端,取决于决策层是否能够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将贸易危机转化为改革的动力。美国对于中兴的处罚措施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是合理的,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立法在过去几年有所进步,但改革步伐仍可加大。中国国企改革举步维艰,大量补贴挤出了有效率的私人资本,面对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中国政府可以顺水推舟加快改革。
  麦卡锡主义归来?
  特朗普上任以来,亲华派的声音日益黯淡。如今,白宫的对话基本由强硬派主导。这难免让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悲剧:民粹主义泛滥,暴力铲除异己。但今天美国亲华派的失势并不是由于政府压力,而是美国社会思潮的转变,亲华派仅仅是顺应了社会潮流。去年美国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这反映了中国在美国眼里已不是一个可被争取的对象,而是竞争对手了。各种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确损害了相当部分美国人的利益,除了底层产业工人的工作被中国人“偷”了一大块,中产阶级受到的影响也在增大,包括中国汹涌的移民大潮对美国社会的冲击。美国的担心并非毫无来由。
  和当年麦卡锡主义对共产党的恐惧相比,现在的美国并不怕共产主义的政治影响,而是更多出于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发达国家在当地的投资形成直接竞争。尤其是在基建项目上,中国国企公司通常会以低价中标。不少发展中国家并非完全认同中国发展模式,但近两年中国争取到了一些摇摆国,比如东欧的格鲁吉亚。阿纳克利亚(Anaklia)深海港是格鲁吉亚的百年大计,开始项目并没有引进中国资本,而是给了一个美国-格鲁吉亚合资企业。格鲁吉亚想借此展示自己的大西洋血统,认同的是西方价值观。但中国一流的基建能力和低息贷款的吸引力太大了。2017年中格签署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第一个自贸协定,阿纳克利亚港口也接受了上海振华重工500亿美元的投资。尽管中国并无特定输出的价值观,但是建设本身似乎越来越算一个价值观了。
  特朗普恐怕暗自羡慕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但是他不可能领导美国走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大兴土木,也不可能降低福利,即使这在短期内是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如今美国内部政治分裂严重,两党难以有效合作,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态度在选民中威信极高,就算共和党不认同,为了党派利益还是会站队给特朗普。中国需要准备好要面对的,并不是短短两天的贸易谈判,而是未来可能长达几十年的中美竞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8/5/7   发布时间:2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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