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浩  来源：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编者按
　　2009年起，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开始逐步偏离过往采取的接触（engagement）战略，试在安全领域由战略克制转为战略制衡，在经济领域由自由主义转为民族主义。这种转向透射出美国特定阶段的何种价值偏好？是否宣告着接触战略的破产？这又同流变的国际形势存在何种关联？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特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王浩对此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本期嘉宾：
　　王浩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近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持续进行着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起，美国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主要由安全上的战略克制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构成——是否失败了？可以说，这场辩论不仅是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内容最深刻、受关注度最高的一次。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连同各自的战略选择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与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减，使两国在国际体系层面出现了“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从2009年奥巴马执政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始，在美国致力于推进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中国对外战略却逐步完成了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型。可以说，实力对比与战略选择同时变化所引发的“共振”，加剧了美国战略界的焦虑。
　　这种焦虑自2017年底以来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接连出台一系列对华强硬的报告和法案、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以及整个西方战略界掀起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对华战略似乎正在告别过去四十余年的既有框架，在安全上转向战略制衡，经济上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如此，不少学者开始担忧中美陷入“新冷战”的风险。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尽管美国的战略精英似乎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但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当前美国对华战略正在进行的调整，以及如何研判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笔者的答案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成功的，只不过当前美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及其排序出现了问题。
　　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以来都是由安全与经济两个核心维度构成的。就安全而言，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和战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ing）是两种基本形态；就经济而言，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和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成为两类政策取向。因此从理论上讲，安全与经济的不同组合塑造出遏制（战略制衡+经济民族主义）、对冲（战略制衡+经济自由主义）、接触（战略克制+经济自由主义）及挂钩/克制（战略克制+经济民族主义）等几种不同的战略形态。按照这一分析框架，1949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首先，从1949年到1971年，美国的对华战略表现为遏制。其次，从1972年到2008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特征为接触。最后，自2009年起，美国的对华战略开始进入中长期意义上的调整和过渡阶段，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这就导致其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例如，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将其对华战略逐步转向对冲，但特朗普执政后，由于国内政治出现的新变化，美国的对华战略又呈现出朝着挂钩/克制方向演化的趋势；近期的一系列态势则表明，在美国国内“建制派—全球主义”力量的影响和干预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存在转向遏制的风险。
　　为何美国的对华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为何当前美国的对华战略进入到了调整和过渡期？本质上，这一问题取决于美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及其相应战略选择。自二战后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以来，维护自身全球地位始终是美国最为核心的总体国家利益。在这一总体利益之下，安全、经济、价值观及国际秩序的稳定是美国更为具体的核心利益，并且在不同时期，这些具体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又因其对维护美国总体利益的不同价值，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取向。
　　在冷战时期，安全是美国的首要核心利益。因此，美国的对外战略就在于遏制苏联扩张带来的安全挑战。为此，美国在对华战略上先是对作为苏联阵营主要成员的中国进行遏制，后又基于美苏、中苏战略态势的变化务实地调整了对华战略，从遏制转向接触，其最终目标始终是应对苏联构成的安全威胁，维护其全球地位。从实践及其结果看，冷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无疑是成功的：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安全上成为牵制苏联扩张、最终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最重要地缘战略因素。
　　冷战结束后，经济取代了安全的首要地位，尽管“9·11”事件使安全的重要性有所回升，但已无法与冷战时期相提并论。因此，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致力于运用自身优势，通过引领经济全球化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例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三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经济始终是最重要的议题。基于此，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接触战略主要出于中美经济互补性极强的现实，以及通过接纳中国成为其主导的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增强自身国际领导力和秩序稳定性，最终维护其“一超”地位。从实践及其结果看，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也是成功的：美国从中美关系中得到了切实经济利益，这对于其收获冷战后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进而稳固其全球地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出现的深刻变化，使美国很难再像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初期那样对核心利益进行明确排序。虽然维护自身“一超”地位这一总体利益没有变化，但经济、安全与国际秩序稳定等具体利益如何定位，是美国面临的战略难题之一。这就导致中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了冷战后期及冷战结束初期两个阶段所拥有的明确和稳定的战略基础（遏制苏联与发展经济），陷入一种漂移状态。例如，中国在经济、安全与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稳定等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上，都与美国形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结果是，美国对于上述核心利益排序的变化及其反映出的差异化对华战略诉求，引发了全然不同的对华战略结果。在奥巴马时期，安全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首要考虑因素。尽管美国在此期间致力于延续冷战结束之后的对华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同中国开展合作，从而在推进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增强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然而作为其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亚太再平衡”意味着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和挑战者，致力于在安全上进行对华战略制衡，最终牵制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后，随着经济成为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首要利益诉求，美国的对华战略开始由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目标是大幅减少贸易逆差。同时，为了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在安全上对华推行战略克制，运用挂钩的方式同中国进行利益交换。这一转向使得美国的对华战略与奥巴马时期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并且在2017年的中美战略互动中大体得以顺利运转。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国内将安全视为对华战略首要方向的政治力量，自2017年底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行政、立法和智库等渠道大规模作用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实践。这就表明，美国对其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和排序延续了2008年以来的模糊特征，并且由于国内政治极化和分裂的加剧而显得更为混乱。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问题，那也绝非接触战略所致，而是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所自我界定的利益及其排序出了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国内政治的极化和分裂起到了明显的负面作用。事实证明，接触战略是成功的，美国国内战略共识的缺乏及其引发的战略漂移才是危险的。在对华接触战略推行的时期，美国因自身核心利益排序变化而引发了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变更，经历了从安全到经济的演化。在这一转换期，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经历了短暂的漂移。基于历史经验，美国的对华战略应尽快走出这种漂移，在新的背景下寻求双边关系发展的战略基础。

来源时间：2018/4/26   发布时间：2018/4/10

旧文章ID：16044

作者：刘遵义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他建议对出口到美国的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达到这一目标。此举是否能按照WTO规则来进行还不十分清楚，但似乎已无法阻止特朗普总统这么做。在新的关税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肯定会下降。但正如两个贸易伙伴国之间自发性贸易的增长会提升双方的整体福利，它们之间贸易的非自发性减少则会降低双方的整体福利，这是双输。
　　此外，这些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关税最有可能带来的后果，是美方进口商用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来取代从中国的进口。这样，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它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会上升。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贸易逆差不会有实质性变化，美国国内的GDP和就业也不会有什么增长。
　　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不相应减少美国国内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总的贸易逆差是不可能下降的。换句话说就是，无论美中贸易逆差如何，除非美国国内投资下降或储蓄上升，否则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基本上不会改变。选择性地针对特定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如关税或配额政策，可以改变贸易逆差的来源，比如从美中贸易逆差变为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但却无法让总逆差减少。如果把美国的实际GDP看成是给定的，那么就一定会是这种情况。不过也有例外，如果对美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出现自发性（预料不到的）增长，从而让美国的实际GDP上升，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有可能下降。其中的关键在于，生产出来的出口产品是以前没有生产和出口过的，这样实际的GDP和出口才会出现真正的增长。
　　贸易战是双输
　　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不大可能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因为中国实施的报复，同样也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贸易战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赢家，双方都会蒙受损失，因为它们的可行消费选择被人为地限制和减少了。由于出口下降，两国的出口都会受到伤害，两国进口商的业务也会下滑。而两国使用进口商品的消费者和生产商，将会付出更高的成本。
　　进口的确有助于保持低通胀。研究发现，从1994年到2017年，中国占美国非石油进口的份额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使美国非石油价格指数的年增幅减少0.1个百分点。在美国非石油进口总额中，中国的份额从1989年的2.7％，陆陆续续升至2009年的近22%，直到2017年基本上都保持在这一水平。从1989年到2017年，美国非石油价格指数的年均增幅为2.5%，与之前的28年，也就是从1961年到1989年的5.1%相比，下降了2.6个百分点。1989年以来核心通胀率升速的放缓，让美国保持了较低的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肯定会降低中国在美国非石油进口中占的份额，从而可能导致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上升。
　　因此，如果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两国都会蒙受伤筋动骨的损失。虽然从战术角度看，发出贸易战威胁可能有它的意义，但没有人希望它真的发生。而比贸易战更好的替代方案就是，美国通过增加对中国的商品出口，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并且，美国增加出口可以有两种不同方法，一是把现有的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转移至中国，二是生产向中国出口的新产品，尤其是利用当前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第一种方法充其量是表面文章，就算美中贸易逆差下降，美国的GDP和就业也不会有什么增长。除了可以宣布成功地减少了贸易逆差，对美国（或者对中国）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好处。而第二种方法将真正提升美中两国的福利，美国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将因此获利，中国的进口商、消费者和使用新进口产品的生产商也将得到好处。
　　再者，针对中国的关税甚至不会减少美国与其他国家总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进口商很可能用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替代从中国的进口。美国服装贸易史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从1989年到2017年，香港、台湾和韩国在美国服装进口中的合计份额从36.9%下降到1.7%，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份额从11.7%上升到了36.6%。随着对来自中国的服装征收新的关税，中国的份额会急剧下降，进而被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取代。而美国的服装进口也许仍然保持不变。
　　中美贸易战可以并且应当予以避免。贸易战肯定会减少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整体福利。就缩小美中贸易逆差来说，生产出口到中国的新产品才是更好的替代选择。它对于中美两国是双赢，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值得两国认真加以思考。

来源时间：2018/4/25   发布时间：2018/4/23

旧文章ID：16062

作者：詹姆斯·诺尔特  来源：中美聚焦

　　对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有两种主要观点，大部分商界人士所持的讥讽观点认为，他说的比做的还要糟。他大声抱怨外国特别是中国的贸易行为，抱怨以往的美国总统和之前的贸易协定太软弱，但这主要是为了安抚他的基础选民。到最后时刻，即使没有贸易战威胁，他也会满足于细微的调整或进展，然后把它说成是胜利。
　　那些在贸易问题上认真看待特朗普的人，包括我，则警告说，特朗普的确是用重新平衡贸易，显著增加美国的出口并减少进口，来衡量成功与否。按照这一标准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它的持续性贸易顺差现在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大多数贸易专家都会同意，中国近期内有可能做出的任何让步都不会实质性减少它与美国的巨额贸易盈余。
　　美国股市似乎也玩世不恭。虽然特朗普最初宣布500亿和1000亿美元关税威胁，以及中国作出以牙还牙的回应，导致股市在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下跌，但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特别是拉里·库德洛和财长姆努钦出面安抚，似乎又让商界恢复乐观，认为与中国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绝大多数威胁性关税要在几个月后才会生效，而且，据称双方正在进行有可能避免贸易战的秘密谈判（尽管中国否认这一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带有明显和解意味的讲话，进一步安抚了美国市场。他承诺降低中国的汽车关税，进一步向外国公司开放中国金融市场。特朗普在推特上对习近平的讲话表示赞许，尽管，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做这种提议，但常常进展甚微。即便习近平所承诺的一切都被兑现，它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影响也很有限。“那又怎样，”嘲讽者会说。就像特朗普对叙利亚的空袭，关键不在于切实完成什么确定的事情，只在于要显得像个实干家。
　　讥讽者还指出了特朗普最近在TPP上的转变。他在总统竞选期间一再批评TPP，当上总统后的首个动作之一就是退出该协定。现在，其他11个协议国家还在不顾一切推进这项协议，而特朗普突然意识到重新加入协议或许有用。也许特朗普并不像他那些出格言论所传达的，是一个铁杆经济民族主义者。
　　不过，特朗普已经把美国带到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峭壁边缘，如果认为他现在会轻易退缩，那是大错特错。他赞赏习主席关于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的言论，但却推出了1500亿美元新关税。如果没有明显且无可辩驳的胜利，他是不可能从边缘后撤的。光有和解的言论远远不够。就像他即将与朝鲜举行的核计划谈判，他的时间表是在夏季里迅速行动，而不是进行拖延多年的谈判。
　　特朗普比从前的总统急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脆弱。今年，也就是2018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他必须取得一些能与1972年尼克松的伟大举措比肩的重大外交政策胜利。否则，当他的共和党面对选民的愤怒，他会被选民抛弃。包括众院议长保罗·瑞安在内的一大批有势力的共和党议员已届退休，不会竞选连任，他们的人数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预计，反对派民主党会有强势表现，赢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调查取得持续进展的基础上，特朗普面临的前景会是真正的弹劾。我不赞同那些讥讽观点，认为特朗普的目标仅仅是取得肤浅的公关胜利，因为我相信特朗普明白，这些都不足以激励他的基础选民，避免选举落败甚至名誉扫地。
　　如果特朗普不改弦易辙，仍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大幅减少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那么今年对他来说就是关键的一年。倘若今年不成功，他可能就再没有其他机会了。特朗普下了战书，他把一个巨大的贸易威胁摆上台面，这比历任总统的举动都更大胆，更激烈。它是一场高风险赌博，如果有丝毫退让，就会露出弱点。
　　从广义上讲，美国与中国的争端有两大类：旧经济和新经济。旧经济纠纷与中国钢铁、铝和纯碱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有关。美国和其他外国生产商认为，通过退税、基础设施补贴和信贷等形式，中国企业获得了不公平的补贴。这类补贴并不全是中国独有的。况且几个世纪以来，即使没有政府干预，资本主义的每一场危机也都出现产能过剩和价格战，比如19世纪6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热，以及19世纪后期的内战后铁路繁荣与崩溃周期。在WTO等机构处理这些问题有难度，因为WTO规则错误地假定，像这样的问题只会来自政府行为，而不会来自私人力量和资本投资的周期性。自从邓小平推行“市场社会主义”以来，由于经济力量分散，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对于许多投资决策，地方政府比北京当局更积极，但也多少有点各自为政。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垄断力量和偶然的不平衡也会使贸易争端永远存在。
　　“新经济”争端也许更棘手。中国希望严格管控作为重要沟通——坦率说还有间谍——工具的互联网。为此，中国试图迫使企业共享技术和专有代码，确保中国政府有后门，但又不留后门给外部入侵者。中国还对互联网公司获得的海量数据感到担心，并担心这些公司或外国政府会用这些数据做哪些事情。这是一个与经济竞争同样重要的政治权力问题。最近在美国，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大选的丑闻凸显了这种危险。有鉴于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美国关于企业隐私和中国开放市场准入的辩解，听上去就变得更加危险了。
　　中国政府在许多有争议问题上停滞不前是有重要原因的，其中包括中央政府无法强迫所有地方政府贯彻它的意志，以及中国官员自己对于潜在间谍和颠覆活动的不安全感。人们无需感同身受也能明白，让北京对许多重要争议问题让步并不容易。特朗普有可能竭力推动对方做出重大让步，但中国也会拒绝他想要的大部分东西。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打一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

来源时间：2018/4/25   发布时间：2018/4/23

旧文章ID：16061

作者：CHOE SANG-HU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韩国首尔——在韩国为总统周五与金正恩(Kim Jong Un)会面做准备时，对于这位朝鲜领导人突然从核毁灭威胁转向主动表现友好和平姿态的动机，很多人感到不解。
　　很多年长的韩国人觉得他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金氏王朝的一名成员因为来到谈判桌前而得到回报，然后谈判破裂，朝鲜回归老路。但这一次，这位34岁的朝鲜领导人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会晤时，手里握着惊人的核武器储备。
　　“朝鲜又在骗人，虚情假意，这样他们就能争取时间，减轻制裁，他们从来没打算放弃核武器，”现年73岁的金昌国（Kim Chang-guk，音）说。“我宁愿相信生过孩子还坚持说自己是处女的女人，也不相信金正恩。”最近一个周末，他和其他年长者一起在首尔市中心抗议朝韩首脑会谈。
　　在表现出和平姿态之前，金正恩去年曾试射多枚导弹和他所说的一枚氢弹，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他声称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个“核按钮”，可发射能够击中美国本土任何地方的导弹。
　　但最近几个月，金正恩上演的魅力攻势和他去年的好战一样令人惊叹。
　　周六，持续数周的外交活动迎来高潮。金正恩宣布结束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试验，并关闭一处核试验基地，称他现在将把重点放在重建经济上。早前，他对美国和韩国的特使表示，如果能获得合适的激励政策，朝鲜愿意放弃核武器。
　　现年55岁的崔海宗（Choi Hae-jong，音）在蔚山广域市经营一家加油站。他认为，如果得到重建经济所需的援助和安全保证，金正恩可能的确会放弃核武器。
　　“他知道不能用核武器和坦克来养活人民，”崔海宗说。
　　周五会面时，金正恩将与文在寅来到横跨边境的“停战村”板门店的韩国一侧。他将是朝鲜首位越过两国边界的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计划几周后与文在寅会面，时间和地点待定。
　　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促使韩国民众猜测金正恩的意图，讨论与他谈判的学问，想知道朝鲜半岛的未来将会如何。
　　金正恩最近的行为导致民意调查得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上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1%的韩国人支持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但本月进行的另一项调查表明，超过70%的人怀疑金正恩不会放弃最危险的武器。
　　“和朝鲜打交道的时候，总有一种他们可能又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的感觉，挥之不去，”首尔南部55岁的商人崔海平（Choi Hae-pyeong，音）说。
　　1991年，朝韩两国签署互不侵犯协议。1992年，两国共同发誓不发展核武器。在2000年的一次朝韩首脑会议过后，韩国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但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这引起了韩国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事实上，许多年长的保守派人士担心，朝鲜已经研发了自己的核武器，旨在将美国军队赶出韩国，并统一朝鲜半岛，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也有人认为，朝鲜的核计划源于金氏王朝的不安全感，苏联解体后，朝鲜在与美国的对峙中变得更加脆弱和孤立。和平协议可能是摆脱这种困境的一个方式。
　　“朝鲜核问题与导弹问题是美朝敌对关系的副产品，”前韩国统一部部长、情报主管林东源（Lim Dong-won）说。“只有在结束冷战敌意、恢复半岛和平、达成一项正式结束朝鲜战争、恢复正常关系的全面协议之后，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文在寅等进步派韩国人认为，要消除朝鲜核武器，唯一现实、和平的方法就是说服朝鲜政府，它可以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存活下去。保守派将韩国与华盛顿的联盟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进步派则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掌控半岛危险局势的过程中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否可以通过和平途径——而非军事手段——实现无核化和永久和平，就取决于此时，”文在寅周一表示。
　　不过，文在寅承认，核危机最终只会在朝鲜和美国之间得到解决。他表示，他能做的最多就是充当“向导”，帮助金正恩和特朗普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用华盛顿的安全保障换取朝鲜的核武器，比如签订一项正式结束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的和平协议。
　　一些遭受过挫折的保守派仍然对这种做法表示严重怀疑。
　　“在朝鲜开始感受到制裁痛苦之际，韩国现政府转变立场，自称为‘主导’，”著名右翼朝鲜问题专家李奉福（Lee Bong-bok，音）在接受保守派日报《朝鲜日报》(Chosun Ilbo)采访时说。
　　特朗普威胁称，如果金正恩拒绝消除核武器，那么他将退出与金正恩的会谈。韩国人担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华盛顿的军事行动呼吁以及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风险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去年，特朗普威胁要“彻底摧毁”朝鲜时，韩国人感到很不安，金正恩则回击讽刺特朗普是“老糊涂”。但许多人希望，金正恩大胆的作风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能为打破朝鲜半岛几十年来的核僵局提供一个机会。
　　特朗普是第一位同意与朝鲜领导人坐下来谈判的美国领导人。
　　“当时我说我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别人都说我疯了，”林东源说。他是文在寅的高级非政府顾问小组的领导者。“不管人们怎么说他，他是一位想要颠覆现状的美国领导人。”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4/25   发布时间：2018/4/25

旧文章ID：16056

作者：王霜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分手70年后，你会怎么和好？这件事不容易。
　　韩国称一直在与朝鲜和美国商谈，希望正式结束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根据休战、或者说停战协议，而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停火的。这意味着战斗结束了，但战争还没有。
　　达成这样一份协议的前景尚不明朗。尽管和平协议的框架已经考虑了数十年，但这一次有着巨大的不同。特朗普总统宣布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会面，这可能会促成两国领导人有史以来的首次直接会晤。
　　但金正恩首先会于本周五，在朝韩之间的非军事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会面。韩国宣称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协议正在考虑之中，让外界对他们的会面充满期待。
　　一场激烈战争的永久性停火
　　和平协议将取代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结束了朝鲜半岛上的战事，尽管不时有小规模战斗爆发。然而，停战协定并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它是一份军事文件，阐明了停火的条件。和平协议会是一份更为复杂的政治协议。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被一分为二。苏联占领北部，美国占领南部。
　　1948年，双方各自组建政府。1950年，朝鲜入侵韩国。美国率领一支联合国部队与韩国结盟，中国则援助朝鲜。
　　1953年的停战协定是代表联合国军队的美国中将威廉·K·哈里森(William K. Harrison)与代表朝鲜和中国的南日(Nam Il)大将在板门店村签署的。后来，板门店所在地成了非军事区。
　　随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Kim Il-sung)、领导联合国军队的美国上将马克·W·克拉克(Mark W. Clark)，以及自称“志愿军”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彭德怀在协议上签字。
　　韩国承诺遵守停火协议，但没有签字，因为它仍抱有统一朝鲜半岛的希望。
　　停战协定列出了交换俘虏的条件，并制定了非军事区的细节。非军事区宽2.5英里（约合4公里），将朝鲜和韩国分隔开来，是一个缓冲地带。
　　取代停战协定的会是什么？
　　尽管有关和平协议的讨论经常提到“条约”，但达成正式的条约会遇到很大障碍。朝韩双方都称自己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合法政府，是双方民众的代表。因此，正式条约会遇到意义重大的主权问题。
　　并且美国要签署条约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这又是一个问题。
　　韩国反倒避免进行描述，称自己的目标是“在朝鲜半岛上建立永久和平”。
　　这依然给和平声明留下了大量余地。但这可能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和平宣言、和平协议甚至和平条约，无论怎么叫，都不意味着我们一觉醒来，朝鲜半岛就和平了，”首尔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鲁乐汉(John Delury)说。“它意义重大，但要有一个过程。我想两国可能会独自做点什么，宣告自己致力于和平。”
　　和平进程会是什么样子？
　　和平进程可能由发表一项声明开始，该进程将比朝鲜的核计划与导弹计划的核心问题更重要。朝鲜和韩国可能同意从边界撤回部队，并建立某种对双方进行检查的系统，来验证双方是否遵守协议。
　　过去几年中提出的其他想法还包括成立联合小组，扫除非军事区内数十万地雷中的一部分。这一区域因特殊的受保护状态而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从而有可能成为公园和旅游胜地，吸引两国游客。
　　可借鉴的先例
　　双方此前亦曾经讨论过正式的和平进程，这提醒人们，应该抑制自己的期望值。
　　但这也意味着有先例可供借鉴，其中包括时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与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于2000年的一次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和平宣言”。
　　2007年，金正日与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曾进行会晤，最终达成了一系列经济协议和缓解西部海上边界紧张局势的提案。
　　西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朝鲜问题专家戈登·弗雷克(Gordon Flake)说，这次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朝鲜此前一直在努力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并试图打击韩国；这一次，它承认邻国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总而言之，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深感怀疑，”他说。“但朝鲜首先开启同韩国的对话，我觉得这一顺序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此外，主要各方已经采取可以促进持久和平前景的措施。朝鲜并未抗议美国和韩国于本月开始的年度军事演习。今年的演习亦没有得到广泛宣传，并且没有把重点放在最能激怒朝鲜人的战略资产上，比如从关岛起飞的B-1轰炸机。
　　文在寅说，朝鲜已经表示，它不会以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作为放弃核武器的条件。韩国于周五表示，双方已经安装了一个通话系统，号称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条热线。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austinramzy。
　　翻译：晋其角、陈亦亭

来源时间：2018/4/25   发布时间：2018/4/25

旧文章ID：16054

作者：  来源：华尔街见闻

　　诺贝尔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认为，只要特朗普总统不承认中国有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中美之间就不可能达成有意义的贸易协定。
　　斯蒂格利茨是在纽约接受彭博今日（4月20日）采访时提出这一观点的。
　　尽管为了挽救颜面，两国可能在表面上达成和解，令特朗普能够吹嘘在缩小美国贸易赤字的鹰派路线上取得胜利，但两国间达成长久的贸易协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采访中，斯蒂格利茨表示，目前而言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刁难，中方的反应非常克制，并不希望两国的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
　　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拒绝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据此抹煞中国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
　　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当初建立WTO的基础。如果不承认各国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将永远不会有发展中国家加入WTO。这是一项基本权利，他们（发展中国家）不会放弃这项权利。
　　我们（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了，就否认其发展权。“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发展战略再正常不过，哪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
　　斯蒂格利茨警告，特朗普并未认识到WTO是一个贸易框架，而非投资协定。在他眼中，外资进入中国获得投资回报的机遇，同时遵守中国帮助本土行业发展的相关规定，是“愿打愿挨”的关系。
　　中国在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上的监管规定，并没有触犯任何WTO规则；如果你（特朗普）对此感到不满，也许应该在WTO回合谈判中提出，但你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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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称美国是“流氓国家”
　　4月12日，斯蒂格利茨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就曾表示，世界应该在排除不遵守国际法的“流氓国家”美国的前提下前进。
　　以安全保障为由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如果以安全保障为名，食品等几乎所有产品都可以成为对象。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成为制裁对象的中国在美国钢铁进口中占比很小。这不是安全保障问题，而是贸易法的滥用。应该有人在美国国内起诉特朗普此举违法。之所以尚未这么做，是因为美国企业畏惧政府，对于民主主义来说这不是好事。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强行要求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而中国则主张这是对华投资的条件，是WTO规则所允许的。
　　发展中国家对外国企业表示，不应该只利用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应该协助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
　　0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简介
　　现年75岁的斯蒂格利茨，196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等执教。
　　1995-1997年，斯蒂格利茨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1997-2000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凭借“信息经济学”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肯定资本主义和市场机制的同时，斯蒂格利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

来源时间：2018/4/25   发布时间：201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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