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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内部报告,揭露美国打压中国芯片行业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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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火山大狸子  来源:侠客岛

  中兴风波,对中国的半导体乃至互联网科技行业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昨天,京东CEO刘强东公开称,中兴事件重重打了所有中国互联网企业一个耳光;阿里巴巴也于近期宣布全资收购芯片公司天微,并投资六家芯片公司。一时间,要“举全国之力”,赶超美国芯片行业的呼声甚嚣尘上。
  不过,有决心固然很好,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以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行业竞争的激烈性。
  最近,岛上拿到了一份由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发布的名为《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的报告,文章虽然发表于2017年的1月,但其对中国的屡次提及,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此次美国“切断”中兴后路,遏制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逻辑。
  侠客岛做了梳理摘编,一起来看:

  逻辑
  既然要全面”狙击“中国,那就得师出有名。于是,文章一开始就下了个判断:从历史上看,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谓不完全竞争,那就是有机构干预嘛,果然,文章写道:它基于政府和学术界的研究而建立,由于考虑到国防安全等,当中有一部分的技术是处于高度限制的状态。
  基于这一点,报告做了第二个判断:“如果我们能够快速创新,那就能够减轻中国带来的威胁。但一旦美国的创新碰到阻碍,竞争者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跟上。因此保持领先的根本方法就是超越所有竞争者。”
  为了让自己的做法更具合理性,报告还“痛斥”了中国的某些做法,比如“我们认为中国的竞争手段是扭曲市场。他们通过破坏创新抢夺美国的市场份额,并让美国面临国土安全的危险。”
  由此,报告得出结论:美国政府不应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时保持沉默或者悲观。在创新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应该极力阻止中国的破坏和影响。
  具体怎么做?——
  美国应该和中国进行会谈,明白中国的真实意图,通过加入联盟的方式巩固内部投资安全和出口控制,并对中国的某些违反国际协议的某些方式进行限制。美国同样需要调整国土安全的相关协定,预防中国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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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诉
  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在该领域做的一切事情,对于美国来说,都变成了极具威胁性的行动。
  比如,他们虽然也承认:中国在半导体技术方面的追随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的先进制造技术跟美国、中国台湾等先进的半导体玩家比较,也是大大不如的。现在中国有很多半导体Fab,但都比当前主流的工艺落后1到1.5个世代。
  但落后是可以接受的,你奋起直追就不能接受了。因此,诸如中国在2014年颁布“IC推进纲领”来促进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举动,都变成了一系列负面行为。
  报告指出:中国的半导体策略依赖于其庞大的经费支持。这是一个包括国家基金和私募资产在内的,金额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周期长达十年的投资。中国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先进企业的投资和收购获取其中的技术。美国过去五年共230亿美元的并购规模与其对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事实上,在美国看来,中国整个半导体的建设策略(美国将其分成了两点:补贴和零和博弈),都是“别有用心”的。
  首先来看补贴。众所周知,为了支持行业发展,中国常常会提供各类补贴,半导体行业当然也不例外。但这一点,美国也不能忍,他们称:
  短期来看,中国的补贴对于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来说,是利好的,这些钱能够帮忙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但长期来说,这些补贴会减弱其创新能力。而对美国来说,由于中国会将其产品的销售范围扩大,这会增加美国国土安全面临的风险。而生产的过剩,则会对直接竞争者构成影响。这些补贴,也会直接侵蚀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影响企业的雇佣状况和创新。
  再来看报告中所谓的中国的”零和博弈“策略。
  强迫或者鼓励本土消费者购买中国半导体供应商的产品,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很突出。这会使全球创新的动力骤减。对于那些非中国的供应商来说,市场就更小了。
  强迫用技术换市场,以降低美国企业的创新动力。这同样会引致先进技术能够被所有企业迅速复制的可能,从而使市场向中国集中。而随着中国市场的高度集中,中国就有能力去推动技术转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盗窃IP。根据媒体报道,中国经常明里暗里盗取IP技术,通过审查的方式,去检查哪些安全可控的技术,以此获取相关半导体的技术细节。
  看看,多么严肃的指控。且不说到底有没有实锤,单看这行文、这用语,就让人觉得很吓人了吧。
  策略
  如果说,前面还有些“讲道理”的味道,报告在提到策略部分的时候,就是赤裸裸地在打击中国了。
  比如明明意识到,为了获得胜利,最好的办法是“自己跑得更快”,但他们心心念的还是中国:在降低中国追赶速度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很多的诱惑。一旦美国停止创新,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先是必然的。因此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的关键就是持续创新。
  在这一点上,美国自我感觉可以说是相当良好:美国提倡全球开放交易和投资,这个立场会让消费者和全球经济受益;中国更愿意将补贴投向成熟的公司和行业,并持续投入帮助其成长壮大,最后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受到影响;中国从全球的开放中受益,但是很少承担相应的义务。很多情况下,中国反而阻碍正常的市场化运动。
  不仅如此,报告还得出了一个很”诡异“的结论:不要条件反射地反对中国的进步。那应该怎么反对?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需要找出那些特别的半导体技术和公司,并对其加以保护,拒绝并购,避免造成可能的安全威胁。
  更狠的还在后面。
  美国有很多方式限制中国的行动。当中包括了正式和非正式的贸易和投资规定,还有类似基于国土安全考虑的CFIUS单边审查的工具。目前看来,这些限制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美国应该以国防安全作为做相关决定的衡量出发点,在某些领域不应该给中国任何谈判的可能,例如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所谓“安全可控”等。
  如果中国企业通过政府支持,从美国这边获取先进技术产品,并最终将其推向产能过剩的后果,那么对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就需要考虑是否答应中国的这个并购了。
  话说到这份上,看来,美国要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的决定是不会动了。而对于我们来说,认清现实,而后谋动,则是必须的一步。

来源时间:2018/4/24   发布时间:2018/4/24

旧文章ID:16027

《中美印象》开放与闭塞: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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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常锌 编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166期
编者按:
本月上旬,德州农工大学校长称,应民主党众议员奎利亚尔和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考尔的公开信请求,德州农工大学将终止本校同两所孔子学院的合作。两位代表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向包括德州农工在内的四所德克萨斯州高等院校发出了公开信,信中称,“(孔子学院)作为中国的情报收集和政治宣传平台,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我们有责任维护美国的表达自由价值观,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对抗威胁我们民主体制的任何行为。”

    知名记者托马斯•普拉特在《南华早报》就此事连发分别题为“恐华心态折射出美国社会的思想闭塞”、“为什么中国应关注其在西方的形象”两篇时评文章,本文系此两篇时评的编译。他本人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执教十五年,后作为亚太研究杰出学者加盟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
    今天,距离德州农工公布此事已过去近半个月,而德州农工大学孔子学院网站依然如故。首页上,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一句话显得格外刺眼——“我可以坦白地说,美国没有任何双边关系能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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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德州农工大学孔子学院网站首页的截图

    2004年马里兰大学设立全美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来,美国的孔子学院蓬勃发展,至今已有一百余所,他们训练中文教师,资助学术著作;同美国新闻署辖下的海外图书馆一样,这些孔子学院受中国国家汉办管辖。
    在两位众议员和一些被害妄想症病人眼里,这完全成了一个恐怖故事:中国大陆的十五亿人口已经被一模一样地洗脑了,只消把人送进一个核磁共振机那样的机器里,就能把一个人的正常基因转变成共产主义基因,这些人组成了孔子学院这样一个对“自由”社会的即刻威胁。
    简直无稽之谈!美国的高教界必须打破这种谬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正是这样一所对这种争议泰然处之、冷静应对的研究性大学;由政治学家马克•彼得森教授领衔的调查表明,孔子学院对校园文化多样性有着宝贵价值,而绝非某种意识形态工具,其本校学生更是把这种指控中国师生为宣传机器的言论视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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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期间出席2015年全英孔子学院(课堂)年会开幕式 

    目前另一种颇有市场的说法,则是把彻底“开放”的美国社会和完全“封闭”的中国社会对立起来。固然中国高校受到官方政治指导的影响,但中国的知识界远远不止是高校校园。中国的智库数量是除美国之外全世界最多的——他们可绝不是蹲在角落里翻着红宝书的傻蛋——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的世界175家最佳智库榜上中国独占九席,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有时也包括复旦大学)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都能跻身百强。

    美国高校也有着自己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高度的政治同质性。曾在伦敦政经学院执教的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ey)撰文称,一些西方大学正在变为“致力于消灭思想犯罪的机构”,“严审令学生不适的阅读材料”,迫使挑战本校共识的教师闭口不言,不再邀请“观点不可宣扬”的客座嘉宾。而美国却还悠然地自以为我们的“民主”体制具有普适性;约翰•密尔用“扼杀自由(liberticide)”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所有人必须保持观念一致的思想自由悲剧。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威廉•奥福豪特(William Overholt)教授是今天中国问题上最为睿智明辨的学者之一;当年许多所谓“专家”大肆嘲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他写出了《中国崛起》一书,最先预言了中国令人瞠目结舌的经济奇迹。同样,他也看到了今天的中国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分岔路上,”他写道,“中国面对着很高风险,即便是很小的意外事件都可能带来不同的结局……就像是婴儿长得太快,已经穿不下小鞋子一样,中国必须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这个大环境其中之一,正是美国建制派对华好感的急剧下跌,而反华症状则愈发加重——南海的对华封锁正是这一症状的一部分——但这种反华情结还不止于此。华盛顿存在一种声音(《外交事务》杂志,请见中美印象第164期编译内容),“我们的对华政策已经全然失败了!”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我们要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我不由得感到分外忧心,上一次在老布什执政时期也有呼吁重新审视中东政策的声音,其结果就是我们不智地入侵了伊拉克。而一位文教事务全权代表告诉我,“有时候在今天的华盛顿,你会觉着一句中国的好话都不能说。”
    尽管《外交事务》的政策建议狂妄地以为中国应当效法美国,但至少有一点说得对:“制订更好的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谦逊地认识到美国改变中国的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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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在2011年制作国家形象宣传片并投放于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

    从另一方面来说,北京如果要最大程度地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减小外界对中国崛起的对抗情绪,就要充分认识到他国可能对中国抱有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观感,并且需要避免被认为有意干预他国内政。中国不断加强的军事实力——第三艘航母已在建设之中,南海新的军事设施及吉布提的海外军事基地——都给西方媒体以口实。如果依然不加重视,北京终将面临巨大风险。
     今天美国的反华情结究竟会演变到什么程度,将持续多久,又将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害,这尚在未知;但可以确认,这种新型麦卡锡主义思维必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利的结果——中美的政治文化并非南辕北辙,无论哪一方自以为优越,都将带来恶劣结果——而现在,送冰的人来了,给那些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们送来了新的激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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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冰的人来了》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在1939年创作的话剧,剧中描写了一群无家可归之人,他们整日纵酒迷梦、彼此安慰,以逃避冰凉而令人绝望的现实世界。

来源时间:2018/4/24   发布时间:2018/4/24

旧文章ID:16016

特朗普对朝鲜“核让步”热情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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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特里娜•曼森  来源:FT中文网

  对于朝鲜承诺关闭一处核设施并停止导弹试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热情有所降温,昨日,他对两国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景重新作出谨慎表态。
  美国总统最初称赞平壤方面的声明是“重大进展”,此前,他一直努力促成朝鲜政权在本周朝韩领导人会谈以及他本人可能于今年6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举行峰会之前放弃核武计划。
  “在朝鲜问题搞定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情也许会解决,也许不会——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特朗普在一条推文中表示。
  早些时候,他曾将平壤方面的声明框定为对“弃核”、即拆除其核能力的承诺。“哇,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他们便同意弃核(所以这对世界来说太棒了),关闭设施,不再进行核试验!”他在推文中写道。
  他后来提出的警告强调了一些担忧,即平壤方面正寻求表现出让步,这些让步看似重大,但没有到承诺拆除其现有核武能力的地步。
  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敦促平壤方面公开表态,显示其已准备好进行认真的谈判,进而开启新一轮会谈。
  “坦率地说,我们正在评估他们的诚意,”一位美国官员昨日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并称,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任何峰会的计划都仍是初步的。“有一些让人乐观的理由,这是他(金正恩)第一次对他的人民谈及此事,但是冻结是很容易逆转的,而且已经有报道称,相关设施已无法使用。”
  朝鲜是在劳动党举行会议后发表上述声明的,这也是金正恩首次向朝鲜人民表示,他可能会停止核武计划,或放弃该计划的一部分要素。但他发表的6点让步声明也吹嘘称,朝鲜不再需要进行核试验,因为它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核目标。
  据报道,金正恩还将此举框定为向着“全球核裁军”迈出的一步,这一措辞似乎在说,拆除朝鲜核能力将取决于美国和其它国家也这样做。
  麻省理工学院(MIT)核政策专家维平•纳兰(Vipin Narang)指出,关闭一处核设施并不能阻止朝鲜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而导弹试射仍然可以在太空飞行器发射的幌子下进行。这也未能解决朝鲜现有核武库的问题。
  “几个重点并不新鲜。他们去年11月就说过不需要再进行测试了,”他说。“所以,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什么重大进展。尽管许多人希望相信这是。”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4/23

旧文章ID:16026

中国对美国财长访华意向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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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佳柏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商务部对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将会访华举行贸易会谈的可能性表示欢迎。这一迹象表明两大经济体在相互发出关税威胁后进入磋商阶段。
  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姆努钦上周六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间歇表示,“正考虑进行一次访问”。他还补充说,他对与北京方面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日表示,中国已“收到”与美国就贸易和经济问题进行会谈的“信息”,中国对此“表示欢迎”。
  姆努钦还表示,他曾在IMF会议期间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会晤,并表示美国“赞赏”易纲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的放开中国证券和保险行业的措施。姆努钦称,中国在支持对朝鲜实施制裁方面“非常有帮助”。
  发表这番积极言论的前一天,朝鲜宣布将停止导弹试射并关闭一核试验场,此举赢得了中国和美国的赞扬。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威胁称,将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征收关税,但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双方都不愿意落实这些举措。
  中国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给人以屈从于美国要求的印象。但中国上周承诺,将进一步向美国企业开放其国内汽车市场,这是华盛顿方面的一个长期愿望。美方对此大加赞赏。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在有“中国的达沃斯”之称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习近平承诺将增加进口,并表示两国将“共同进步”。
  不过,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的紧张不断加剧,可能会妨碍贸易磋商取得成功,这些问题包括上周美国政府禁止该国企业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间的业务往来,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针对中国在美投资的新限制。
  尽管最近出现回暖的迹象,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贸易紧张将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长期特征。
  “在美国经济复苏的背景下,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当前国际分工格局的必然结果,”北京宏观经济研究机构莫尼塔(CEBM)的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写道。
  “这不是一个通过中美政治磋商就能很快达成的短期解决方案。”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4/23

旧文章ID:16025

中美释放重启谈判信号 美同时考虑加码限制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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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迪凡 郭丽琴  来源:第一财经网

  有迹象表明,美方进入了“胡萝卜与大棒”同挥舞的阶段:一方面对外宣称正在研判如何限制中资赴美投资;另一方面,美国财长姆努钦22日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记者会场合放风称,对两国未来达成协议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持“谨慎乐观”态度,他正在考虑赴华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对此回应称,中方已收到美方希望来北京进行经贸问题磋商的信息,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两位曾接近中美经贸谈判的资深观察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如果要避免贸易战,只有双方坐下来谈判这一条路。看来美方也意识到贸易战没有赢家,通过谈判避免贸易战是最佳选择。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中美互相叫牌的争端结束,“也不会如此简单,会有个过程,先要看这一轮谈判结果如何。不排除从现在起到今年六七月份美方正式实施加征关税之前进行多轮谈判”。
  《中美外商直接投资报告》作者、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 创始合伙人兼中国团队负责人荣大聂(ROSEN)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30年来中美拥有友好的伙伴关系,现在的状态则不尽如人意,“不过目前还不晚,需要双方都释放善意”。
  中美谈判似有转机,但未进入务实阶段
  就在前一周,已有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称,特朗普政府将于本周公布对华1000亿美元商品增税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也证实,将权衡使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下称《紧急权力法案》),采取针对中企对美投资的限制性措施。
  另一件同期发生的个案也有了转机,《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兴将有机会向美国商务部递交更多证据。17日凌晨,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因中兴曾向美国官员作虚假陈述,美国政府禁止中兴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期限为7年,这几乎让这家规模上千亿的中国科技企业立刻陷入困境。
  虽然美方释放了双重色彩的信号,但前述人士均认为,还远未到能够务实谈论问题的阶段。
  3月23日凌晨,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以知识产权为由,依据“301调查”结果,宣布了三项措施,其中一项措施即为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特朗普还授权美国财政部在60天内就此出台方案。随后,中美双方开始多轮隔空博弈。
  前述一位观察人士称,目前难言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已经缓和。但另一位则分析称,估计美方也不想打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贸易战,如果结局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就更划不来了。这也是中方要努力避免的。当然如果这一轮就能谈成最好,对今年中美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会是重大利好。“但愿双方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充分阐述各自立场,直到进入务实的讨价还价阶段,最终能够达成妥协,避免双输结果。”
  姆努钦22日则称,目前他不能透露更多细节,也没有具体的对话时间表。年会期间,他会见了前来参会的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两人的会谈聚焦货币政策和金融合作,包括中国进一步向全球开放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市场。
  《紧急权力法案》限制中资对美投资
  中美在过去的一周中密集过招,在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后不到24小时,中国商务部即宣布对原产美国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17日,美国商务部再宣布两项措施: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初裁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行为。
  如果上述“你来我往”仅为常规动作,美财政部则在19日透露了美国政府在限制中资对美投资方面的实际思路:美政府正在评估针对中国投资启动《紧急权力法案》的可能性。美国财政部分管国际市场和投资的助理部长塔尔伯特(Heath Tarbert)称,这是特朗普政府在“301调查”中的部分应对计划。
  白宫经济顾问艾森史塔(Everett Eissenstat)表示,通过这一政策可以保护那些被美国视为“战略性”的技术。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证实,将推动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改革来收紧对中资赴美投资的限制。
  塔尔伯特表示,在CFIUS改革和《紧急权力法案》问题上,美国财政部特地设立了两个分别的办公室,“正在明确考虑这两个问题”。
  《紧急权力法案》可以赋予美国总统极大的权力,即在“不同寻常且巨大的危险”面前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并可以不受限制地征收关税,而且在该法案中,对“国家紧急状态”的定义非常模糊,历史上美国使用该法案对付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荣大聂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并不像国际贸易中有WTO这样的仲裁机构,在直接投资领域,并不存在国际法律。
  3月12日,博通(Broadcom)对高通(Qualcomm)总计1420亿美元的恶意收购,最终被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了动议。多位在美从事跨境并购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赴美投资的中资企业将遭遇越来越强的保护主义,风险和成本都会激增。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则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国家安全等战略层面的问题。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加入WTO后未能履行所有条款,让美国失望,这导致美国在很多领域对中国的支持有所改变。欧伦斯表示,他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恐怕在美国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荣大聂在4月18日的“2018年中美直接投资趋势”圆桌研讨会上对第一财经记者展望了2018年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他称,2018年的中美投资会因为美国政策环境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希望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都能得到进一步改观。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顾及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同时中国政府也要更加谨慎,以减少投资者对因政策风险而卖出资产的忧虑。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前任贸易官员、乔治城大学贸易和商业外交副教授罗伯特·罗高斯基(Robert A. Rogowsky)曾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最坏状况,就是使用《紧急权力法案》。而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也有好处。
  美国政府支持CFIUS扩权
  塔尔伯特还指出了另外一项重要措施,即美国财政部正在同美国国会一起努力,希望可以通过一部同CFIUS相关的法案,该法案目前被称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
  塔尔伯特表示,为CFIUS扩权可以扩大对“敏感交易”的审查,同时又不会导致对所有交易的全面控制。
  荣大聂列出了CFIUS扩权的四项重点:在FIRRMA中,对特定技术,若外资持股少于10%,也要被列入审查之中;同时对于“有敌意”国家要有特殊的审查;要对靠近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的房地产购买和租赁业务进行审查;稀释安全港(safe harbor)有关规定等。
  这份新的FIRRMA中有可能会增加一份“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Special Concern)名单,当第一财经记者表达担忧时,荣大聂表示,美国早就存在出口限制措施,其中就有名单和限制。
  塔尔伯特表示,CFIUS有关立法并不会同美国出口限制措施相重叠,且“出口限制仍是在限制技术出口方面的有效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中美出现贸易摩擦之前,中国对美投资已经锐减。根据荣鼎集团方面的报告统计,2017年全年中国对美全新宣布的投资意向额同比减少了90%,实际完成的新投资交易额减少了74%。
  同时,2018年1——2月,中国在美投资同比继续下滑,仅为12亿美元,且排队等候交易的投资交易量也为近三年来的最低点:50亿美元。
  荣大聂认为,2017年的骤降同中方控制非理性对外投资有关,CFIUS并不是主因;而今年则有可能出现反转(即CFIUS将起更大作用)。
  常年在中美之间经手并购业务的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的主管合伙人罗斯(Lester Ross)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CFIUS虽然对华有所限制,但限制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么大。
  罗斯表示,他去年经手的一个交易中,中方欲收购一个汽车类企业,该企业同时制造军用和民用汽车,且基本上就是在同一个工厂,但是最终还是做到把其一分为二,并最后得到了CFIUS的放行,“所以还是有可能做(交易的)。”
  罗斯称,他也相信该法律会更加有限制性,“这份议案背后得到了两党的强烈支持。”
  这是2007年以来,CFIUS首次面临改革。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对峙的本届国会中,FIRRMA却罕见地得到两党支持。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CFIUS在2001至2016的年度报告,自2007年以来,中企收购美企的被审查案例和失败案例均逐年递增,而中企被审查交易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1.56%上升至2013年的21.6%。2012年和2013年中资受审查案件急剧增加,位列各国之首。
  2017年最新发布的CFIUS2015年年度报告显示,虽然投资都没有进入前十名,但中企在2015年连续第四年成为CFIUS审查最多的国家,在2015年,CFIUS审查了中企在美国的29起交易,这个数字在2014年还是24起。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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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呼吁抵制美国商品,会发生什么?

作者:黄瑞黎, ZHANG TIANTI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太仓——如果中国呼吁抵制美国商品,像戴维·徐这样的中国劳动者可能会陷入麻烦。
  他在宝洁(Procter & Gamble)设在这里的制造和物流中心担任技术员,是这个港口城市数以千计从美国公司领薪水的人之一。这是宝洁在中国最大的制造和物流中心之一。在城市的另一头,耐克(Nike)也建立了它在亚洲最大的物流中心。
  总共有40多家美国公司在这里开店设厂,为渴望购买美国商品的中国市场制造化学品、打火机和其他门类广泛的产品。
  “美企的话,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在宝洁工作了13年的他说。“贸易的冲突影响应该不会大,美企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方方便便。”
  一些中国官方媒体悲观地暗示,如果华盛顿兑现最近发出的关税威胁,发动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北京可能会把自己的数亿消费者作为武器。在中国版的Twitter微博上,已经零星出现了呼吁抵制苹果(Apple)iPhone手机的呼声。北京之前就这么做过,因为政治争端而巧妙地惩罚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产品和企业。
  但抵制美国的计划实施难度可能会大很多。
  尽管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构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iPhone依然广受欢迎。急于获得声望的的商场开发商极力支持星巴克(Starbucks)开店。耐克在中国的运动服饰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雪佛兰(Chevrolet)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之一。
  特别是,这些产品中很多是中国工人制造的。中国的工厂组装iPhone,缝制耐克的服饰和球鞋,生产雪佛兰和福特(Ford)汽车。虽然不清楚它们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但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表示,其800多家成员企业中逾三分之一在华员工超过1000人。
  “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前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说。“我们在经济上密不可分。”
  美国也提供了大量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向中国输入资金逾2500亿美元(约合1.6万亿元人民币)。
  “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故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品牌,”总部设在北京的咨询公司齐纳百思(China Policy)的贸易研究经理埃伦迪·埃克(Erlend Ek)说。“相互之间关系非常好。”
  北京可能不愿尝试发起抵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一些重要项目上,美国的跨国公司正在帮助中国政府。比如,IBM和沃尔玛(Walmart)正在与电商公司京东和清华大学合作,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这是北京的一个优先事项。
  这并不是说就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中共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旗下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警告称,可能会对美国发动“人民战争”。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中国不是吓大的!”已经成了一个热门标签,《人民日报》为它配了一张中美两国的拳击手套的图片。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怀,届时很可能会发生作用,”《环球时报》在上月的一篇社论中写道。“抵制美国汽车等大路货的口号,说不定就会响彻中国互联网,并得到响应。”
  但中国也有其他方法,可以在不卷入消费者的条件下进行反击。
  中国提出的报复性关税会对波音这样的公司造成打击。它可以指示当地政府停止购买IBM或微软的技术。可以通过监管找麻烦,扰乱商业计划。
  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警告称,“不排除”会出现消费者抵制美国商品的可能性。
  “但其实即使打起来的话,可能都不需要老百姓抵制了,因为政府的措施就已经够厉害了,”屠新泉说。
  单是受到消费者抵制的可能性,都会使美国的一些企业管理者感到担忧。尽管中国的法规不透明、法治不严以及向中国合作伙伴或官员交出技术的要求都令人失望,但是能获得14亿消费者市场和巨大劳动力规模,这个诱惑依旧诱人。
  中国的消费者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2012年,由于领土争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日本商店和汽车经销商进行了破坏,并对日本汽车发起了抵制,影响了好几年的销量。2016年,当联合国法庭在另一起领土争端中作出对马尼拉有利的裁决后,网上的商贩不再出售菲律宾芒果干。
  去年,韩国政府为北京强烈反对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提供用地后,韩国乐天(Lotte)集团随后被迫关闭了80多家中国门店。
  最近,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那些把台湾和西藏标为国家的西方企业社交媒体账户发起了围攻。台湾这个自治岛屿被北京视为分裂地区。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William Zarit)表示,抵制“是中国人的工具箱里诸多工具之一”。
  “由于政府的结构和政党的政治权利,他们可以呼吁抵制并获得很好的反响,”蔡瑞德说。“所以这让我感到担心。”
  距离上海90分钟车程的太仓市体现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
  这个人口近100万的城市汇集了霍尼韦尔(Honeywell)和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这样大名鼎鼎的美国公司。其经济增速比整个国家都快,人均收入高过上海。去年,太仓市在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县级市”中连续第二年位居榜首。
  在一家规模庞大的工厂里,宝洁生产着海飞丝、潘婷和沙宣洗发水,然后与其他美妆护肤产品一起销往各地。公司在工厂开业时表示,将为中国员工提供1500个工作岗位。城市的另一边是20万平方米的耐克物流中心,公司也表示该中心将雇佣1500人。
  太仓隶属苏州管辖,据苏州市政府在2月表示,太仓经济开发区内总计有42家美国工厂,年产值约为47亿美元。
  金钱的流入可以从宝洁员工的相对富裕上有所体现,他们大多开着日本车来上班。一位李姓女员工说,工人们都相信他们工厂制造的东西能吸引中国消费者,她说,这些人买东西都很理性。
  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知道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研究公司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的消费者分析师埃尔南·崔(Ernan Cui)表示,抵制带来的受害者或许不止一个。
  “由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中国不论对美国做什么,最终都会伤及自己,”埃尔南·崔说。

  黄瑞黎(Sui-Lee Wee)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suilee。
  Elsie Che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4/20

旧文章ID:16023

美国民主党起诉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他方共谋干扰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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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丁、刘阳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4月20日电,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20日起诉特朗普竞选团队高层与俄罗斯政府、“维基解密”共谋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使之有利于共和党。
  在纽约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诉讼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指称,自己是共谋行径的受害者,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活动也受到影响。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维基揭秘”网站曝光近两万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显示民主党高层有意“抹黑”希拉里·克林顿的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竞选阵营称,内部邮件遭泄露是俄罗斯所为,目的是助特朗普胜选。俄罗斯政府始终否认干涉美国选举。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这些材料被公布的时机以及选择性公布的一些内容旨在在该组织和民主党选民之间制造分歧并取得了效果,也损害了该组织在大选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能力。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称,被诉方违反了窃听法、通信保护法等12项法律。委员会还点名前特朗普竞选团队经理马纳福特等人为共谋的参与者。
  特朗普近日陷入多重法律风险。除了由特别检察官米勒主持的“通俄门”调查逐步深入特朗普的“核心圈”之外,特朗普长年私人律师科亨本月还遭到其他调查团队突击搜查。不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一诉讼是否会被受理尚不清楚。
  19日,特朗普处理与“通俄门”调查的私人律师团队迎来新的支援力量。前联邦检察官、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等三人加入。朱利安尼说,希望通过协商结束调查。特朗普当天再次在社交媒体上说,没有“通俄”,也没有“妨碍司法”。
  (原题为《美国民主党起诉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他方共谋干扰大选》)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4/21

旧文章ID:16022

追求实际效果,特朗普调整新南海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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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迎晖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2018年开年,美国海军“霍珀”号导弹驱逐舰便擅自闯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之后,美国海军“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国防部称这是对中方的严重政治和军事挑衅。2017年有所降温的南海局势似有重掀波澜之势。
  2018年的南海局势将走向何方?面临怎样的新挑战?又迎来了怎样的新阶段?需要怎样的新思维、新观念加以应对?
  “澎湃防务”栏目推出“新南海策”系列文章,抛砖引玉。

  奥巴马时期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南海战略,总的来说,就是主要借助外交和军事手段,对中国施加一种“强加成本”的战略,迫使中国在所谓“强硬”的主权声索上退缩。特朗普虽说在东亚战略尤其是南海战略上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奥巴马的目标和措施,但路径和方法有所变化,在重点和力度方面也进行了一定调整。可以说,特朗普的新南海战略已经初步成型。
  继承与调整
  奥巴马时期对美国的南海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导下“战略性”介入了南海问题。在其首个任期伊始,奥巴马就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声称美国在南海有重要的“国家利益”,同时在主权声索问题上进行了实际上的“选边站”,在多次公开场合指责中国的南海领土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更是对中国进行了以“航行自由行动”为代表的军事行动,开始以军事手段介入南海问题。回顾奥巴马时期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舆论手段对中国的口诛笔伐、军事手段开展航行自由飞越行动和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布署、法律手段幕后支持菲律宾的仲裁案、联盟手段加强盟友伙伴关系等等。
  从特朗普上台以来在南海的宣示和行动看,他基本延续了奥巴马时期对南海问题的战略考量和基本政策。美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没有变,仍然服务于其亚太战略目标,避免中国对南海形成主导控制,借打“南海牌”迟滞中国崛起,巩固美国的亚太地区霸权。基本政策方面,仍然是一方面强调要基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来解决南海问题,即在奥巴马时期就强调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另一方面就是要试图冻结中国在南沙实施的岛礁建设活动,以及军事设施的部署。
  然而,特朗普当前在介入南海的路径和方式上与奥巴马时期有两点显著的不同。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力度可谓是前所未有。从奥巴马本人到国务卿、国防部长、太平洋总部司令等高层官员,到媒体、智库等对中国的南海行动和立场谴责不绝于耳,极尽炒作中国“切香肠战略”、“以大欺小”、“领土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航行自由问题”、“岛礁建设”、“军事化”等议题。特朗普政府应该是已经看到这种舆论攻势最终对中国并未产生明显效果,因此显著降低了政治炒作的调门,在南海问题上“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从其上台至今,特朗普并未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严厉的“公开谴责”,但却在实际行动上大大加强了南海的“军事化”,建立了“航行自由行动”的年度机制。而且,特朗普也并不像奥巴马那样热衷于笼络东南亚盟友,对东盟的兴趣和战略投入显然不如奥巴马时期,在“美国第一”信条的指导下不但撤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没有给予东南亚国家更多的军事援助。但另一方面,与坚持“价值观外交”的奥巴马不同,特朗普并不避讳与“独裁者”们交朋友,与泰国总理巴育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都可以沟通融洽。
  特朗普对南海问题显得尤为低调,甚至“冷淡”,当然还有精力和时间分配的因素。过去一年,特朗普在内政上被“通俄门”、国内经济等问题所裹挟,外交议程上被更为紧迫的朝核问题、中东问题所占据。另一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东南亚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都已经几乎穷尽了所有手段,短期内无法起到明显成效,而南海局势在“仲裁案”狂澜之后,也进入了相对平缓期,各方都需要时间进行反思和休整。
  力度与重点
  特朗普的南海战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前任,但介入的力度和重点有所不同,路径和手段也有所调整。目前来看,在南海问题上,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倾向于使用更为务实、也更为坚定的措施,追求达到实际效果和短期效益,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就是细化“航行自由行动”、强化与越南防务关系、拉拢印度进入南海反华联盟等实质性举措。
  首先是加速推进并细化“航行自由行动”。奥巴马时期一共开展了5次“航行自由行动”,每次都要进行“一事一报”,而且基本都属于“无害通过”。美国学者葛来仪就曾表示,奥巴马政府对此类行动“过于谨慎,规避风险”。特朗普上台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公开声明的“航行自由行动已经有”5次。而且,特朗普通过了机制化的“航行自由行动”,即批准年度计划,美海军能够在具体行动实施层面有自主权。同时,“航行自由行动”显然更为“讲究”,精心设计,旨在挑战中国的“六种海洋主张”,包括岛礁属性、领海、直线基线等。这种安排显然更为专业,在法理上也显得更为有力。
  其次,特朗普时期大幅升级了美越关系。去年,美国向越南转交6艘“金属鲨鱼”型海岸警卫巡逻艇,今年初始又以1美元的价格向越南“出售”了“摩根索”号远洋巡逻舰。最近几个月,美国和越南密集外交,先是防长马蒂斯访越,后有越共总书记访美,然后是美航母“卡尔·文森”号历史性访问越南岘港。此次“卡尔•文森”号航母到访岘港,是越战后美航母首次访越,也是美海军连续第五年派军舰访越。
  美越安全合作不断拓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以联合军演、武器转移、军舰互访、定期安全对话为主要形式的机制化、多平台、多渠道的态势。
  在联合域外国家共同介入南海方面,特朗普也有重大突破。近年来,拉印度来对抗中国的崛起始终是美国和日本的重点战略考虑,但印度出于自身主权和外交独立性等因素,始终反应冷淡。今年年初,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机制最终形成,也是印度最终决定“倚美制华”的标志。美日印澳把中国视为共同威胁,并且逐渐找到了“共同安全利益”,即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开放”,其未来在南海行动方面必将更为协调立场,一致发力,四方对话机制也将成为支撑“印太战略”的主要机制。
  此外,日本、澳大利亚从去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发声和行动都极为高调,日本的“出云号”赴南海训练,澳海军展开大规模“印太奋进”军演,穿越南海地区并对南海周边国家密集访问,对美在南海行动进行了有力策应。此外,美、日、澳、印等国继续加大对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军事援助和军事互动,提升这些国家在海域态势感知、海上巡逻执法等方面的能力,并不断加强情报共享机制。
  最后,在军事部署上,特朗普的南海军事部署较奥巴马时期有明显加强之势。一是针对南海的军事行动在频率上明显上升。2017年,美国海军在南海的航行达到900舰日,相当于每天几乎有2-3艘军舰在南海巡弋,而2016年只有700舰日。美军在南海的军事演习、抵近侦察、巡航以及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等军事行动的频率和烈度都有明显加强,美国航母、驱逐舰、侦察机等在南海的活动更为活跃。就在3月底,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到达南海,接替“卡尔•文森”号航母开始在南海巡航,美国航母在南海已经呈常态化存在。二是美国在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在快速推进。值得关注的是,美军2015年提出的“第三舰队前移”战略正在加紧实施,如今第三舰队目前赴西太平洋执行任务已经常态化,南海海域出现“双舰队并存”的态势。去年和今年1月份“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携6000名官兵巡航南海就就是此战略实施的一个步骤。
  逻辑与前景
  如今看来,特朗普在南海的行动并不意外,其背后的逻辑清晰可见。近年来美国在国内就对华战略掀起了大辩论,以《修正对华大战略》观点为代表的学者和精英层一致认为,美国之前40年的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对华战略已经失败,中国没有成为所谓“市场自由”“政治民主”的国家,也没有被同化成为美国的伙伴被纳入西方民主体系,反而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在这场大辩论和大反思之后,美国今年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正式列为“战略竞争者”,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同时,报告用大段篇幅谈及所谓的“中国海上胁迫”,如妄言“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区域的地位”“中国在南海建立军事基地的做法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并破坏地区稳定”。
  当前美国对华的战略判断代表着美国对华认知的重大改变,也预示着对华战略的实质转型,有不少学者们将其定义为“新冷战”。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二年,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更加明确,即瞄准中国,发动地区盟友,通过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南海问题等制衡中国崛起。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美国将南海作为慑止中国海上进取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也就不奇怪了。南海问题当前和今后仍是美国实施其亚太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不会轻易放弃。
  值得紧密关注的是,如今特朗普制华的决心和几个域外大国在当下趋于空前的一致,又与域内个别盟友和伙伴国进行协调策应,构筑南海新的对华包围圈。未来中美两国在南海的仍将激烈博弈,两国关系也面临严峻考验。

  (王迎晖系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外军系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4/23

旧文章ID:16021

局势出现新变化,中国应有新思路

作者:胡波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2018年开年,美国海军“霍珀”号导弹驱逐舰便擅自闯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2017年有所降温的南海局势似有重掀波澜之势。
  与此同时,从去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日前公布的四年来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其浓厚的“冷战式”的对抗色彩也让亚太安全议题的观察家们担忧的情绪空前高涨。
  2018年的南海局势将走向何方?面临怎样的新挑战?又迎来了怎样的新阶段?需要怎样的新思维、新观念加以应对?
  “澎湃防务”栏目新年推出“新南海策”系列文章,抛砖引玉。

  2017年,南海局势明显降温,但仍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南海争议相关各方都有意缓和,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努力在“双轨”思路之下解决分歧,合作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另一方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却在加大介入南海的兴趣和力度,美国在南海的政策则日益走向“军事化”。南海究竟是真缓和,还是假缓和?今后的维权与“维稳”该如何把握平衡?这些都是中国下一步南海经略所必须客观把握的问题。
  走向相对缓和与脆弱稳定
  2016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南海争议问题得到了较好控制,海上务实合作迅猛发展,以“南海行为准则”(COC)为主要内容的规则磋商加快推进。与2009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形势相比,南海局势明显降温。
  南海局势的缓和有很多的偶然因素:诸如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上台之后愿意搁置南海争议;越南稳健派领导集体继续执政;因为朝核及经贸问题,南海问题在美国政策议程中的位置下沉。鉴此,不少专家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这些偶然的因素形成了难得的“窗口期”,中国应积极利用有所作为,否则将错失机遇。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必然因素:一是南海力量对比已发生质的改变,中国控局能力急剧上升,菲律宾、越南等争端方已缺乏“火中取栗”的能力,搁置争议对其而言是明智选择;二是经过近八年的激烈争斗,各方都几乎穷尽手段、疲惫不堪,需要时间进行修整和反思,而“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迅速拉高了局势的可能风险,迫使相关国家政策趋向理性;三是在当前地区格局和时代背景条件下,菲、越等方的进一步侵权空间已非常有限,能做的,如通过海洋基本法、抛出外大陆架划界提案等,几乎都已经做完了。
  因此,当前南海局势的发展是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便美、越、菲等国国内政治出现反复,南海局势再次回到2009年至2016年那样状态的可能性不大,局势的缓和有望继续延续。
  然而,缓和的质量是不高的,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脆弱的稳定。因为相关方并没有放弃既有立场,围绕南海的军事、政治、外交和国际法等方面的综合博弈一刻也没有停止,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都未解决。
  去“政治化”与强“军事化”并行
  大家之所以感到南海局势缓和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南海问题不那么“政治化”了——各方都愿意降低嗓门讨论相关问题,政治上的炒作都有所收敛。当然也有例外,如原本不那么显眼的日本和澳大利亚,近来在南海问题上却日益高调,逆潮流而动,显得非常突兀。
  近一年来,越南在万安滩北、菲律宾在铁线礁都有不同程度的侵权行动,中国方面都对此进行了坚决有力的处置。对此,这些国家接受了就事论事,没有再借题发挥、上纲上线,主流舆论也保持着一定的淡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美国在外交、国际法和舆论方面对中国的批评指责也有所降温。
  不过,南海的“军事化”却是不可避免加剧了。美国等国频频指责中国推动南海“军事化”,但事实上,美国才是南海“军事化”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美国并非南海的沿岸国,却在“亚太再平衡”的口号下大幅增强其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力。今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虽然也在去“政治化”,但“军事化”的力度确有增无减、更为突出。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军事化”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针对南海的军事部署和行动都呈明显加强之势,美军在南海的军事演习、抵近侦察、巡航以及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等军事行动的频率和烈度都在快速攀升,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在快速推进;二是军事因素和军事手段在美国南海政策中的分量加大,美国军事手段的使用不仅要达到军事目的,还要弥补政治和外交等其他政策工具的不足,通过在南海刷“存在感”,对中国政策议程进行牵制掣肘,给盟友打气,并配合其东南亚外交。
  在既有的条件下,越南、菲律宾等国在有针对性的增强军力,其动作虽然没法与美军相比,但已在快速接近它们能投入的极限。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显著增强了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澳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扩大它们在南海的力量存在和巡航的力度。美国、日本等国继续加大对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军事援助和军事交流,提升这些国家在海域态势感知、海上巡逻执法等方面的能力,力图建立排除中国在外的地区安全网络。
  南海秩序博弈正成为新的焦点
  自美国强行将地缘政治之争纳入到南海地区之后,南海问题就已从纯粹的主权和海洋划界争议,演变成为集合海洋争端、权力之争和秩序之争的综合较量。特别是,在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背景下,中美在南海的矛盾与摩擦更多地表现出海权竞争的特征,而在当今时代,海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秩序安排。
  当前,在“双轨思路”的指引下,中国和东盟国家正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力求构建地区安全的共识、规范和规则,COC的磋商即是目前最重大的努力;而与此同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区域外国家仍在试图维系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安全秩序,拉拢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在南海建立针对中国的安全网络。两者都在建立和实践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不过前者的规则是通过协商谈判取得共识的,是开放包容的;而后者是美国强加给南海周边国家的美式规范,实际上是封闭的、排斥中国的。
  维权当然仍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首要任务,但是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作为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强国,中国无疑对南海地区的秩序和规则塑造负有重大的责任和使命。从和平崛起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也需要在南海地区的秩序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地位。
  南海地区的治理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对于中国而言,就安全领域来看,全球治理的关键是亚太区域治理,中国的崛起势必导致亚太安全秩序进行适度的调整和适应,而南海则又是亚太安全秩序变革之中的重中之重。
  构建南海秩序会涉及争议问题,但争议问题未来的权重会日益下降,越来越非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全部,更非南海地区安全的唯一议题。争议问题之外,各相关方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协商一致的规则与秩序,如何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在海洋维权之外,最需要思索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南海?即中国对南海的区域规则和秩序究竟有何章程?中国在开放的南海秩序中将怎样把握并坚守自己的“底线”?中国如何在“双轨”思路框架下回应区域外国家关于南海的合理安全关切?
  稳定只是初级需求,“维稳”不宜作为中国长期坚持的一大目标。而且,在中国南海“维稳”工具和手段日益多样和有力的情况下,过多关注“维稳”也显得有些保守。
  秩序建构可以看成是“维稳”的升级版,没有可预期的行为规范或有效的区域秩序,就不可能有南海的长治久安。笔者以为,面对新的趋势和形势,中国在战略与策略上似乎应该将“稳权”与“维稳”的平衡调整为“维权”与“构建”区域及海洋秩序间的平衡。
  (作者系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1/25

旧文章ID:16020

美战略界大反思,鼓吹特朗普今年“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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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一帆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2018年开年,美国海军“霍珀”号导弹驱逐舰便擅自闯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2017年有所降温的南海局势似有重掀波澜之势。
  与此同时,从去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日前公布的四年来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其浓厚的“冷战式”的对抗色彩也让亚太安全议题的观察家们担忧的情绪空前高涨。
  2018年的南海局势将走向何方?面临怎样的新挑战?又迎来了怎样的新阶段?需要怎样的新思维、新观念加以应对?
  “澎湃防务”栏目新年推出“新南海策”系列文章,抛砖引玉。
  美国海军“霍珀”号导弹驱逐舰1月17日擅自闯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为自2017年末以来略显平静的南海再掀波澜。
  无独有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2018年最新季刊近日刊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战略专家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亚太问题专家扎克·库珀(Zack Cooper)合写的文章,对美国2009年以来的南海政策进行了反思。文章在此基础上向特朗普政府谏言:在南海问题上必须告别不够清晰及缺乏延续性的战略,要开始“认真严肃地”对待中国。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2月报道,2017年“南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岛礁面貌“大变样”。而这建设背后的动力,正如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曾说的,“如果有关方面一再在本地区无事生非、制造紧张,最终只会让中方得出这样的结论:为切实维护南海和平,中方在南海的相关能力建设确实有必要加强、加快。”
  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赞赏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日前就南海局势的表态。她表示,中国同东盟国家建立的信任弥足珍贵,稳定南海局势的成果来之不易。据报道,印尼防长里亚米扎尔德日前表示,“我们必须感谢中国更加开放的善意,以及合作维护亚洲区域安全架构的意愿”。
  美国的四种选择
  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刊登的文章中,两位强硬派专家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只会进一步压缩美国的政策选择空间和军事存在感,为此,他们列出美国当前在南海的四种政策选项,并就其优缺点一一作出详细分析。
  * 翻转(Rollback)
  这是四种选择中最为激进的选项。
  这是四种选择中最为激进的选项。总体来讲,两位专家认为,美国应趁政治军事实力仍占据明显优势时,以综合手段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而非踌躇不定,坐等双方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
  在具体的措施上,两人认为美国应有坚定的战略意志,展示敢于使用军事手段的决心,如动用海空力量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封锁,并辅之以贸易战,以及强化与台湾地区的军事关系,甚至“不惧在必要时”用军事手段“清除”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军事设施,以迫使中国力量撤出南海。
  但两人同时承认,使用武力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在当前中国为缓和南海局势与东盟国家一道努力的背景下,多数地区国家也不会支持美国的强硬政策。最主要的,中国在涉及美国及其盟国关键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如朝鲜、东海、贸易等,可以对美国发起反制。
  * 遏制(Containment)
  这一遏制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战略,其主要目标是在中国的岛礁建设已经取得公认的成就的情况下,要阻止中国进一步扩建现有岛礁。其逻辑是,前一种选项代价过高,并不可取。但是,为了进行战略止损,美国必须要画一条清晰的、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一政策选项的实施方式有很多,如对中国发出强烈警告;在南海周边部署美军力量,甚至推动美军上岛部署;使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制度化,并鼓励盟国参与其中;重整和升级美军的军事力量。
  二人认为,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烈度相对较低,更具可行性。但关键问题是,在美国有意把控局势严峻性的前提下,如何使威慑变得可信。
  这一选项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重大缺陷:公开的军力介入有损美国名义上中立的道德高地;无法解决中国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最为重要的,是其仍存在局势失控与激化冲突的风险。
  * 抵消(Offset)
  顾名思义,即并非直接以强硬手段阻止中国的岛礁建设,而是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及军事等手段提高中国相关行动的综合成本,来抵消中国获得的战略收益。
  这一策略允许美国在短期竞争中做出让步或承受损失,之后通过长期博弈获得收益进行弥补,即“以退为进”。相较于前两种策略,这一选择相对弱化了军事手段的重要性,颇有“欲擒故纵”的意味。其支持者认为,中美南海博弈的关键将不再是谁掌控面积有限的岛礁,而是谁在南海问题上获得更多“关键玩家”的支持,进而在整个东南亚乃至亚太占据主动。
  因此,美国可以接受地区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而在改变发生的同时,美国可以通过制裁参与岛礁建设的中国企业、暂停中美双边经济谈判及投资协议、扩大美国与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予以反制等。
  但这一政策选项的局限在于,短期内无法阻止中国获得收益,使美国在战略态势与心理上均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引发外界对美国领导力与实力的怀疑。其核心难度又再次涉及美国是否敢冒风险采取强硬姿态的两难问题——美国强硬的度,怎样既让中国信服,又不至引起地区国家对美国的担忧。
  * 适应(Accommodation)
  这是在南海地区最为柔和的选项。该政策认为美国应竭力避免与中国在南海发生冲突,因为这是对美国战略资源的浪费。相反,美国应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其他事半功倍的领域,同中国展开竞争。
  因此,美国可以减少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如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仍可承担保护盟国的义务,但应声明其保护不覆盖存有争议的地区。其支持者认为,美国应效仿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国采取的政策。对于美国来说,在南海,哪怕是完成有限的战略目标,都需要承受很高的风险与代价。
  两位作者强调,这一政策选项对美国地区乃至全球领导力的伤害是巨大的。
  警惕特朗普政府新动向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首席专家、战略与政策研究系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政府2018年的南海政策将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不会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已有的国防设施采取行动;②寻找新的方法使这些岛礁与设施持续面临风险,同时竭力阻止中国新的岛礁建设行动,特别是在黄岩岛;③美国的主要精力,将用于防止中国利用岛礁建设的成果改变现有的海洋秩序。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晓敏评估认为,从根本力量态势看,中国海军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菲越两国的关系也已明显缓和,美国在地缘环境上也不占有优势,最后也只能选择适应。他不认同美国对中国会改变现有海洋秩序的担忧,“中国本身就是马六甲海峡的最大使用者,又怎么会主动去做影响航行自由的事呢?”他对澎湃新闻表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的文章认为,在四种基本政策选项中,最具备可行性的是中间两种。鉴于两者各自的缺陷,两位作者建议美国政府最好的选择是将两者结合,构成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基础,即“遏制”+“抵消”——新政策的“遏制”面应表明,美国有意愿与决心为阻止中国在南海影响力的增长承受一定的短期风险,可以采用如明确划定红线的方式传递清晰的威慑信息;而“抵消”面则表明,对于中国已经取得的战略收益,美国应运用政治、外交与经济等综合手段,将其转化为战略上的成本。
  美国“霍珀”号驱逐舰1月17日进入黄岩岛12海里范围内似乎预示着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新动向。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伊恩·斯多瑞(Ian Storey)22日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选择这个时候行动,表明已经准备“采取一些不一样的行动”。
  就在次日1月18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现役海军高级将领在新德里出席瑞辛纳对话会(Raisina Dialogue)期间,花费了大量时间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海洋政策。这次会面也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为由美、澳、日、印组成的“四国联盟”具体化的象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18日在新德里表示,美国及盟国“必须在2018年做出艰难的决定”。
  22日,美国防长马蒂斯开启为期一周的亚太之行,他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据美媒报道,尽管美国坚持称其在领土争端中不会选边站,但马蒂斯在飞往雅加达的飞机上说,他在越南和印尼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尊重这些国家,我们尊重他们的主权决定”。
  有趣的是,印尼防长里亚米扎尔德日前在印度表示,南海局势可以降温,我们必须以有利的方式保持这一势头,以维护共同利益,我们必须感谢中国更加开放的善意及合作维护亚洲区域安全架构的意愿。
  2017年5月18日,在贵阳举行的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官会,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COC)框架,取得了“准则”磋商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此前对澎湃新闻强调,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具体政策仍存在调整的可能。尽管2017年的南海相对平静,但是不能因之低估2018年南海形势的严峻性。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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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算中美经贸账:“中国制造2025”存在市场准入歧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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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海涛 王珂 王政 齐志明 王观  来源:人民日报

  作为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牵动着市场神经,受到全球瞩目。尤其是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升温,让两国经贸的一些热点问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美对华贸易逆差是怎么回事?中美双向投资究竟谁更受益?中方知识产权保护有没有伤及美企?中美之间,谁在真正维护多边贸易和自由贸易?
  把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这些基本问题理清楚、算明白,有利于准确把握两国经贸关系的来龙去脉、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平衡健康稳定发展。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部分专家,共同算一算中美经贸的几笔细账。
  美对华贸易逆差到底有多少?
  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比美方公布的数字少1/3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752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究竟有多少?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状况是市场形成的,归根结底由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如果考虑到统计方法、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因素,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没那么大。”
  从统计方法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某一产品的生产流程通常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美国算法坚持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的头上,无法客观反映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以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为据,才能真正显示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获利情况。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以苹果手机为例,目前在中国加工组装的苹果手机,大量配件是从韩、日等地进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际上包含了美对日、韩等国的部分贸易逆差。”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比美方公布的数字减少1/3。
  从转口贸易看,中美两国贸易中有一部分是第三方转口的。在贸易统计中,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里,但这其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美方在做贸易统计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对华贸易逆差。
  从服务贸易看,美国政府公布的贸易数据只包括货物贸易,并没有反映服务贸易,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的最大顺差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了5倍。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541亿美元。“如果仅从货物贸易角度来讨论中美贸易失衡,而忽略了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貌,失之偏颇。”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说。
  可见,美中贸易逆差既是客观存在,也有统计假象;既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与美国政府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大有关系。美国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其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美国税制政策也不利于美增加出口。
  事实上,不只对中国,美国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贸易逆差,这是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体现。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在这种“提前消费”的需求环境下,美国必然依靠进口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贸易逆差。
  此外,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客观上需要通过贸易赤字向全球提供美元,以平衡国际收支,减轻美通胀压力。美国可以直接用美元换取实物资源,并通过资本回流弥补“储蓄缺口”。美国位居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又拥有强势货币,能从其他经济体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来维持较低通胀率,其中就包括大量中国商品,而这些又好又实惠的外国货也提高了美国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对美国而言,这是受益,而不是吃亏。
  美企在华投资利润高不高?
  美资企业全球海外分支机构销售总额增长的1/3来自中国市场。近两年美企在华销售额增速继续跑赢其全球水平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85家,同比增长8.7%,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10.1亿元人民币。今年一季度,美国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5家,同比增长43.7%。
  对不少美资企业来说,中国市场已成为其业务增长源的大头。绝大多数在华美企业绩良好,中国市场是其重要增长点和利润中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在华美企实现销售收入约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
  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间,美资企业全球海外分支机构销售总额增长的1/3来自中国市场。同时,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增速在2016至2017年间继续跑赢其全球水平。
  美国企业来华投资本应是互利共赢的,但如果细算账,美方获得的实惠更多。
  还是以苹果手机为例,苹果公司通过全球生产布局,将手机的组装和制造放在中国,降低了生产成本。中国企业虽然承接了几乎全部苹果手机的制造,但从中获利有限。第三方机构调查显示,一部苹果7手机,在价值153.88美元的核心电子元器件中,中国仅1家公司参与电池供应,价值约2.5美元,而美国企业仅在提供核心元器件一项上就赚得64美元。
  再以汽车为例。2017年,美国通用汽车及合资企业全年在华零售销量突破400万辆,已超过其在美国本土销量。通用汽车去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通用汽车在全球最大的市场,第三季度中国销量占集团总销量比重为42.38%,增速达12.3%,而通用北美部门的汽车销售收入同比下降20.16%。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说,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既是双方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也是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和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者队伍,而美国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达,占据全球价值链上游,“双方已形成高度互补关系,这是中美进行务实合作的强大基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始终认真履行承诺,是多边贸易、自由贸易的积极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认为,在利用WTO规则解决相关问题方面,中国发挥了模范作用,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反观美国,白宫在国际关系上不按规矩出牌,屡屡无视规则、不守承诺。这次,美国借“301调查”对华发动贸易战,“一定程度上说,是本届美国政府保护主义思想严重情绪化的反映。”
  “中国制造2025”存在市场准入歧视吗?
  已有多家美国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国制造2025”不存在限制性、歧视性和排他性内容
  “美对华301调查报告对‘中国制造2025’横加指责,并把制裁火力对准‘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航空航天、汽车、化工和信息产业,其理由是中国产业政策存在市场准入歧视。这是美国政府基于错误事实做出的错误判断。”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说。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从本质上看,“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并没有什么区别。“中国政府多次公开表示,以开放心态、创造开放环境来推进‘中国制造2025’,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不存在限制性、歧视性和排他性内容。”
  黄群慧举例说,目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参与到“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如美国佐治亚理工与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和人才培养,GE公司与哈尔滨电气集团在燃气轮机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在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方面,国家增材制造创新联盟已有3家海外成员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说,在很多战略性产业领域,中美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关系。中国从美国等国家采购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然后加工组装再出口到美国或者第三方。中国是美国汽车零部件第三大出口市场、建筑设备第二大出口市场、智能电网产品第七大出口市场、可再生能源产品第八大出口市场。对美国来说,限制或禁止部分零部件或产品出口中国,对双方的企业都会造成伤害。
  美企对华投资有没有遭遇强制性技术转让?
  中美企业之间进行技术转让,完全遵循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是双赢之举
  在日前美国公布的所谓“301调查报告”中,美方认为中国使用合资要求、股比限制和其他外商投资限制来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那么,中国是否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在中国外资管理相关规定里,从来没有强制外资企业向中国合资企业或者向合资方转让技术的要求。“中国制造2025”以及相关政策中,也没有任何强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规定。企业是通过自主开发获得技术还是通过商业合作获得技术,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从未干预,也不会做出限制性的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中国走的是法治化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最看重契约精神,中美企业之间进行技术转让,完全遵循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是双赢之举。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指责中国汽车产业政策违背了WTO原则,并认为中方‘窃取’了美国企业的技术。其实美方忽视了中国汽车产业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特性,也忽视了中国市场为美国汽车产业做出的贡献,而他们对所谓‘不公平原则’的认知也是错误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说。
  董扬认为,美国政府不能把两个汽车产业发展状况相异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公平名义画上等号。中美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就汽车行业来说,外国整车企业要求独资的呼声并不高,因为中方的资源、人力等要素在合资企业的贡献度越来越大,中美合作对双方都有利。”
  合资或合作经营,目的是“大家一起干、一起赚”,通过这类方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在华获利颇丰,很多美国公司据此获得了远超其本土的营收。换言之,美资企业来华淘金,不是“亏大了”,而是赚得“盆满钵满”。
  中方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获取了贸易利益?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也没有通过汇率贬值谋得额外贸易优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有目共睹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总有一些美国机构给中方扣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
  “自从3月份美国提出对我国加收关税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没受到影响。这一点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可以得到印证,经济指标持续稳中向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认为,中国不存在用人民币贬值应对贸易摩擦的可能性,用贬值应对贸易摩擦也不是最优选择。
  “即使是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也没有采取汇率贬值方式谋得额外贸易优势,反而是为了国际大局利益做出牺牲,采取手段稳定汇率。”赵庆明说,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幅贬值,有的国家汇率贬值50%以上甚至超过100%,中国则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支持遭受危机的国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994年的8.7到1998年的8.27左右,一直稳定到2005年,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从数据看,尽管2014至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确实呈阶段性贬值,但此期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不断下降。2015年和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较前一年下降5126亿美元和3199亿美元,这明显不符合“汇率操纵”的论断。
  “事实上,这一阶段人民币贬值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预期等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主任李世刚指出,央行外汇管理的方向是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美元流动性支持。“这么做,既不是为了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也不是为了刺激出口而搞竞争性贬值,更不是为了阻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调整。中方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努力,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导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表示,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很好地服务个人和企业,也可以让中国及外国公司方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未来外汇市场也会运行得更好。”(原题为《细算中美经贸账》)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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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很大!三重压力之下,美国财长要访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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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牛弹琴”微信公号

  “牛弹琴”微信公号消息,今天(4月22日),中国商务部网站,突然发布了这样一条答记者问。
  很简单,只有两行字,但周末时间,这则对话显然信息量很大。
  有媒体提问: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考虑来华磋商,请问中方有何回应?
  答:中方已收到美方希来北京进行经贸问题磋商的信息,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乍看上去,事情应该也简单:美国财长姆努钦表态,他要来华磋商,中国方面回应,我们欢迎。
  但这肯定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一个特殊的人物,来进行的一次特殊的访问。
  很不寻常的一点就是:自特朗普政府挥舞大棒打出关税牌以来,中美一直在隔空对话,还没有面对面进行磋商;但现在,在美国内阁中排名第二位的财长,要来北京谈了。
  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现在要来?传递的信息也是丰富的,至少有三重压力吧。
  第一重,中国强硬反击的压力。
  对与中国的贸易战,特朗普原来的想法,应该也很简单:贸易战一点都不难,我们美国肯定赢。按照他的盘算,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这么庞大的数字一提出,中国肯定就范;500亿不行,那就再来1000亿。
  但中国政府偏偏没有就范,反而针锋相对,制定了一系列报复措施,而且还明言:要“奉陪到底”。特朗普踢到了铁板。如果一味强硬下去,那结果真就是贸易战了,那真可能没法收场了。美国方面也不得不变招,态度最近也不得不有所软化。
  第二重,失去中国市场的压力。
  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应该也用不了多少年,还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国市场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比如,美国一半以上的大豆,都销往中国,当然,美国卖给中国的,也不仅仅只有大豆。
  一旦失去中国市场,美方必然蒙受巨大损失;特朗普在中西部的选票基础,也会发生动摇。而且,市场是在变动的,美国商品一旦退出,其他国家商品正好填补,即使问题以后得到解决,市场基础也没有了。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希望的是多赚钱,肯定也不希望拱手将中国市场让给其他人。
  第三重,美国国内的强大压力。
  第一重第二重压力,催生的是这第三重压力,而且压力还在不断升级。对大量中国商品征税,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美国人生活成本增加,抵消的是特朗普减税带来的积极效果。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企业家、农场主,以及众多专家学者乃至国际人士,纷纷对特朗普单边主义行动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这对美国长远利益也不利。美国人希望的,还是从中国市场多赚钱,肯定不是希望封锁中国市场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美国政府也清楚:贸易战两败俱伤,是下下之策。但现在的问题是,台阶该怎么下?
  对于美国不断释放的谈判暗示,中国方面明确表示:尚未与美方进行任何双边谈判。不是中方愿不愿意谈判,因为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谈判的诚意。
  时间在一天一天过去,久拖不决,加剧的则是美国上下的焦虑。于是,借着出席世行和IMF春季年会的契机,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记者会主动表示:正考虑到中国去磋商,尽管时间点他还不确定。
  既然这么说了,那来的就是客,所以中方也迅速回复:欢迎姆努钦来访。
  显然,姆努钦这次特殊访问,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来”;中国的强硬反击,其实也是为了捍卫中国的最大利益。双方的重大分歧,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异常艰巨的谈判。双方必定唇枪舌剑,甚至还不排除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拂袖而去的戏码。
  大幕已经开启,好戏正在上演!

来源时间:2018/4/23   发布时间:201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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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暂且不要讨论中国崛起,先问问三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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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永图  来源:清华校友汇

  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
  今天我们分享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对教育的看法,他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深切体会,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龙永图先生曾担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代表中国主持复关及入世谈判;在国人中,他算是非常懂西方的。最近,他的外孙女儿也去美国留学了。他说:
  “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 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来源/《当代教育家》2016年第6期

从我送外孙女去美国谈谈中国的教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全球媒体都在热议,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时,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先问问另外三个“什么时候”:
  第一,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欧洲留学?
  第二,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电影、书籍、音乐?
  第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

  这“三问”确实打中了中国的要害。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士到他们国家学习,说明了全球精英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包括中国政府职员。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这“三问”说明,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而我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确实感到,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教育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现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经济转型问题,问题的核心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而质量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过去我们说某个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是看它的GDP;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经济转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的问题是创新。不久前,美国的报纸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阵风就过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对此,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而且为了当中队长、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很多年前我到新西兰访问,新西兰的大使到机场接我,他说:“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还要接我们的副总理。”等了一会儿,新西兰副总理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总理说:“还要麻烦你给我看着包,我要去取行李!”拿到大行李准备乘车,外面只有一个司机等着他。
  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参加博鳌论坛,论坛结束后,我跟美国驻华大使说待会儿飞机上见,因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们一起坐头等舱的。结果上了飞机,这位大使带着美国的一些大亨们,全部坐的经济舱。这就是美国,不超过规定时间你不能坐商务舱。
  所以,如果教育能帮助孩子们树立民主、平等的意识,这会对解决中国的官场文化、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2
  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教育可以有哪些作为?
  我们的软实力问题很大部分反映在我们的话语权上。我们一再抱怨中国的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相称,这正说明我们的软实力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过去没有话语权,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有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联合国工作,因为联合国的会议很多,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外交官也被分配到一些会场上,代表中国表态,表态就是话语权。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态,只记住几条原则,比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意的,我们就同意,他们反对的就反对,没有自己的判断。
  还有以前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凡是碰到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要提高保护环境的标准,我们自然就会抵触。当时我们想,你们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把经济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要发展,你就提出环保标准要提高,这是陷阱,这是骗局,我们不能同意。现在想想真是荒唐。我们这几年吃了很多环境的亏,北京连续五十多天的雾霾。我们现在才知道,保护环境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这些问题全是我们观念上的问题。过去,我们从短期的利益出发来表达观点,话语权越多,对国家的形象和名声造成的损失就越大。所以增强软实力的核心问题在于,要以怎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在教育中,从小培养孩子们对世界正确的认识,才能使我们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提高自己的地位。
  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我还想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几点:
  一是培养孩子的诚信。不说谎是基本底线,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别人会嘲笑他是“傻老美”——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
  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谁培养的?家长培养的,教师培养的,学校大环境培养的。一个家长突然接到老板、上司的电话,他明明在公园游玩,却当着孩子的面公然说自己很忙,这才是一个电话,以后会有十个、二十个电话,慢慢地,你说孩子的诚信哪去了?
  在国际交往中,外国人最怕我们撒谎、不诚信。我在和美国几任谈判代表谈判时,不管谈得好不好,坚守的底线是绝对不欺骗。后来我们谈判成功了,很多美国代表到中国来访问,他们都会对我说:“龙先生,你有时候很强硬,今天之所以我们还能成为朋友,是因为那么多年来你从来没骗过我们,这是我们最欣赏你的。”
  去年我参加中美的一个会谈,当时基辛格就谈道:“中美两国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你们不再骗我们。”这话讲的是很尖锐的。我们扪心自问,有的时候做得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教育就要贯穿诚信这一最基本的道理。
  二是培养责任感,这是培养优秀社会公民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在入世的时候,对全世界承诺遵守经济贸易规则,所以世界各国都把中国当成市场经济俱乐部的成员,开始贸易往来。但是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中国对这种承诺放松了,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国际的信任。要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在国际上才会有政治的公信力。
  有一次,我到日内瓦的一个公园散步。我到公共厕所去,发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在厕所里面“玩”,我当时想小孩真调皮,怎么玩到厕所里来了。等我走出厕所,一位40来岁的中年妇女就着急地迎上来问:“先生,我的孩子上厕所,进去20分钟了还没有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我进去一看,小孩正急得满头大汗,我问:“你在干什么?”他说:“我上完厕所以后,不知道怎么冲水。”原来冲水马桶是新式的,他没见过,为了冲水,在里面折腾了二十分钟。我帮他冲掉以后,他抱着我,说了很多次谢谢。我非常感动,这就是责任心,是他所受的教育带给他的,我想,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个很能担当的人。
  其实我们中国的小孩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一位同事从小就把孩子带到瑞士,这孩子就有一种国内孩子没有的责任感。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去谈判,休息的时候到河上去划船,把孩子也带上了。有两位老兄喝完可乐以后,顺手把可乐瓶丢到身后。这个小孩看见后,一下子脸变得煞白,认为这是对环境的破坏。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中国孩子也有了强烈的责任感,这都是教育的问题。
  作为一个搞经济的人,我就是从以上角度来看待好的教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对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基本意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竟然有那么多人离开自己的国家,那么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教育问题涉及很多人,涉及很多方面,涉及国家的未来。真正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很不容易,希望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努力。

来源时间:2018/4/21   发布时间:2018/4/9

旧文章ID:16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