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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过去的几星期来,双方“以牙还牙”的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和转折,目前虽然还未从“口水战”转到“嘶吼竞赛”的阶段,但是双方的矩阵也越来越针锋相对。我在中国旅行期间,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究竟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中国关税政策?
  中国有的媒体和网民一惊一乍,但凡有从美国出来的对于贸易战的反对之声,便借此抨击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中国人对于美国媒体和民众反应的好奇心,源于一种希望:希望美国民意趋向能对特朗普有所制约,特别是特朗普“票仓州”的民意趋向。
  其实,美国各界对于特朗普的中国关税政策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反对声浪中,即使中国的反击直指特朗普票仓州的“粮票”,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特朗普的死忠粉还未到“倒戈”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声音后面,却有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模式采取行动的“共识”。
  众所周知,特朗普掀开中美贸易战背后的隐性主题是今年国会中期改选,以及为2020年竞选连任铺路。但是只从表面上看民意调查和他的受欢迎程度,并不能反映他的政治考量和“驱动力”,必须要阅读分析数字背后的含义。
  根据较具公信度的益普索民意调查在4月8日到12日做的民意调查结果,特朗普就职449天后,他的民调支持率是40.8%。这个数字是二战以来美国12位总统中,在就职449天后获得的最低支持率。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还敢为所欲为?当然从个性上解释,就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本性。但是政治现实是,即使他受欢迎的程度很低,但由于美国三权分立、彼此制衡的政治结构,在目前参议院和众议院都由共和党控制的情况下,对总统行政权力的制衡很弱。
  关税
  特朗普出现软化关税措施的迹象
  新闻秘书桑德斯告诉记者们,总统将在本周结束前签署一项宣布征收关税的公告。她提到,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可能被区别对待。
  导致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改变:民主党没有标杆性的人物在政见上可以与他抗衡,而特朗普在核心的共和党群众基础中,仍然保持了他的铁杆粉丝。这些“死忠粉”,比起民意调查中的民主党员、摇摆选民和独立人士,对于投票意向的忠诚度和投票参与度更高。因此特朗普的算盘便是必须要紧紧抓住这些选民。
  我们现在就从媒体、企业与民意调查三个方面,来看看美国人目前如何看待还正在发酵的中美贸易战。
  媒体和专家
  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除非自己的行业直接受到贸易战的影响,他们对于贸易战影响的了解和反应有一部分必须靠媒体引导。
  继非“鹰派”经济专家陆续从特朗普的团队撤退之后,有冷静头脑的经济学家似乎不能靠公信度来对特朗普政策直接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通过在媒体的发言而产生舆论影响。
  美国媒体传递了两种可能的观点,一种是媒体本身报道或是社论的角度,另一种是媒体接受第三方投书的意见。综观而言,除了像被默多克控制的传统共和党核心媒体《福克斯新闻》和《纽约邮报》,大多数媒体对贸易战本身不表赞同。
  在一片反关税和贸易战的媒体声浪中,这些标题让中国网民振奋:
  “在美中贸易战中,特朗普选民可能受伤最严重”(《华盛顿邮报》,3月22日)。
  “特朗普认为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他没有任何损失,他错了” (《嗓音新闻》,4月5日)。
  “美国企业对特朗普说:不要通过中国关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4月4日)。
  “为什么特朗普的贸易战争可能让共和党人失去掌控众议院?”(《时代杂志》,4月6日)。
  “特朗普能帮助美国工人,他的贸易战不能”(《彭博新闻》,4月11日)。
  “即将来临的中国贸易制裁分裂行业和动荡市场”(《纽约时报》,4月2日)。
  相对于反关税的声音,也有为关税政策摇旗呐喊的媒体:
  “特朗普的中国关税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反映了美国对北京的普遍幻灭”(《洛杉矶时报》,3月22日)。
  《福克斯新闻》甚至认为,短期的牺牲是值得的:
  “特朗普政府投入了宝贵的政治资本,确保中国不仅了解我们的意图,而且明白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利益,即使这需要美国经济受到打击。美国必须确保任何协议保护美国的工人、我们的技术基础和其他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这样的谈判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济上的痛苦,但会保护我们的长期经济利益。”(《福克斯新闻》社论,4曰6日)
  同一名作者在4月4日写道:“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特朗普是正确的。”他的结论是:“事实很明显:美国和中国现在是敌人。而且没有回头路。”
  对于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反对和支持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媒体,也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根据中国施加报复性关税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他们担心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敌对氛围可能很快陷入全面的贸易战。其中会计和咨询公司RSM美国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布鲁苏埃拉斯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主张,没有人会赢。”
  但是《福克斯新闻》和《福克斯商业新闻》却淡化对贸易战的担忧。诸如:
  “特朗普总统(提醒)我们并不处于贸易战之中,因为中国已经赢得了贸易战。”
  “我确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争之前’。迄今为止,这是炒作。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上将会有一场 HBO《演出时间》频道的主赛事。”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质疑关税和贸易战的媒体文章,里边通常都有一个“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写:“美国企业在解决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想法上主张一致,但总统计划的细节引发了激烈的反对。” 在表面不同的观点背后,媒体都强调了美国各界的“共识”:中国的知识产权做法、强迫性质的技术转移以及不对称的市场壁垒,都是长期以来对于美国企业“不公平”的待遇。
  也就是说,即使反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略”的美国人,也同意他的“宗旨”。因此,寻求与中国更“公平”的贸易关系,还有对于所谓“公平”是否必须“对称”的辩论,仍然将是未来中美贸易关系的症结点。
  企业和商业联盟
  4月12日于纽约哈佛校友会馆举行的华美协进社“中美企业领袖高峰会议”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企业领袖对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反弹不够强烈,主要来自两个原因:
  其一,在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的15年多来,中国的商业环境已经改变很多,在劳工和环保方面的费用成本增加不少,因此在中国制造的商品所卖出的利润,已经大不如往昔,也因此他们的算盘会有不同的打算。
  其二,企业领袖不愿意挺身而出和特朗普说事,恐怕陷入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同样的困境,贝佐斯最近频频被特朗普推特点名,公开“批斗”,造成股价大跌。
  据我观察,退而求其次,美国企业领袖可能选择沉默,而由企业所属的工会作为代表,以组织性的方式发表意见。而且,特朗普说的关税提案在5月底之前有两个月的公开评论和咨询期,许多企业还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发出声音。
  反过来说,很多美国企业对于中国的商业壁垒,还有知识产权问题,应该也会很谨慎发言,因为怕在中国市场受到“整治”。
  随着贸易战的升温,100多家商业团体“前所未见”地在4月12日联手致函国会,呼吁立法者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成为打击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牺牲品。全国零售联合会和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集结了代表零售商、农民、制造商和技术团体的107个协会,集体表示如果特朗普决定实施他的中国关税政策,美国将遭受劳动失业和经济损失。
  “虽然政府已经表明拟议的关税旨在给中国造成最大的痛苦,而对美国消费者造成最小的伤害,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这些组织虽然赞同中国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会伤害美国企业,但他们担心美国政府提出的关税清单,和不断升级的贸易威胁,将无法有效地推进改变这些中国行为的共同目标。
  这些商业团体的共同立场是:关税、投资限制的可能性、中国誓言进行报复、以及贸易战的威胁等因素,结合造成了“美国商业和农业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对美国公司、农民、消费者和市场的伤害。”
  美国国家零售联盟自称是全球最大的零售业协会,首席执行官马修•谢毅在特朗普提出增加1000亿美元关税后发表声明;“这看起来是贸易战的征兆,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过,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美国家庭将会是损失的一方。”
  谢毅认为:“更确切地说,我们同意是时候处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了,但是额外的1000亿美元关税,等于是向美国人民征税1000亿美元。税制改革给工薪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将被关税拿走。”
  对于特朗普来说,关税是一个谈判策略,贸易战是一个谈判姿态。但是谢毅并不认为中国会迅速退让:
  “这些针锋相对的贸易行为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并使全美国的美国人难以负担日常用品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采取更多的报复行动,进一步伤害美国农民、企业和消费者。我们敦促政府改变方向,停止用国家经济来进行死掐的斗鸡博弈。”
  在此同时,美国国家零售联盟仍然强调,它所代表的企业并不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抗中国贸易行为的宗旨,而只是反对关税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
  在这之前,由JP摩根、3M和苹果等龙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组织公开表示:“单方面地施加500亿美元的新关税,而没有导致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战略,只会伤害美国的企业、工人和家庭。”
  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兼国际事务总管迈伦布•里奇则表示:“行政部门正确地致力于恢复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公平与公正……但是,对美国消费者和就业创造者每天使用的产品征税,并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
  当然,美国企业最怕的恐怕不是中国以关税回报。对他们而言,中国最有杀伤力的报复武器可能不是关税,而是动员煽动民族情绪而使中国消费者对于美国的品牌和产品进行杯葛抵制。
  民调与国会
  目前关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三个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这个观点上呈现极尖锐的分歧。在阅读每则美国民调数据的时候,也必须注意研调者抽样的方式,是否反映了背后的某种政治偏见。因此我在评估一个民调数据之前,先会考量这个民调机构及发布媒体的公信度和政治立场。
  《华盛顿审查者报》在4月9日发布了伦茨国际伙伴所做的研调,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虽然美国民众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压,他们对于这个方式是否奏效并没有信心。
  这份报告指出,62%的美国人同意关税是为获得更好贸易安排值得冒的风险。其中 88%的共和党人(相对于34%的民主党人)支持这个想法。
  这项调查的结果,可能反映了《华盛顿审查者报》略微偏向共和党人的立场,但是它也说明了支持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群众基础,正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挺特朗普的同一群体。这些选民不仅不怕关税可能威胁工作的“恐惧因素”,反而同意特朗普的关税是“必要”的,甚至是 “迟到”的。
  这项调查也指出:56%的美国人认为关税会有负面的影响,其中34%预测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而22%认为关税将提高美国部分商品的价格,只有43%认为中美对峙会对美国的工业和工人带来更好的贸易。
  党派分歧在对关税的看法上特别强烈。虽然有27%的美国选民担心贸易战,但共和党人中的比例仅仅为12%,而民主党人为59%。大约三分之二(65%)的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的行动最终会获得回报,而所有民主党人中只有23%认为强加关税是值得的。
  相对中立的奎尼匹克大学民意调查(4月11日发布)则发现,美国选民在提高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方面存在势均力敌的分歧:44%支持关税,45%反对。其中74%的共和党人支持关税,15%反对;民主党人中72%反对关税,19%支持。
  但是用另一个方式问美国人对贸易战的看法,68%受访的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件坏事,22%认为是好事。共和党人中43%认为是坏事,38%认为是好事。90%的民主党人认为中美贸易战是坏事,8%认为是好事。
  当询问选民如果这些关税增加商品价格,是否仍支持关税时,44%表示支持,47%反对。其中75%的共和党人支持,18%反对;而76%的民主党人反对,18%支持。
  如果这些关税导致中国提高美国产品进口到中国的关税,51%受访者表示反对,40%支持。其中66%的共和党人支持关税,23%反对;而民主党人中79%反对,15%支持。
  以教育水准来区分,有大学文凭的白人中48%反对,41%支持关税。而54%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支持关税,37%反对。这和特朗普政策向来诉诸蓝领白人心理诉求的倾向一致。
  从年龄来说,似乎越年轻的阶段越反对对中国加以关税:接近退休的50到64岁族群中,有46%支持关税,47%反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35岁到49岁的族群中,38%支持,53%反对。18岁到34岁之间的千禧一代:34%支持,但却有61%反对关税。
  这些数据似乎也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于贸易战的认可度比关税本身要低,这可能显示支持关税的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本身已经是贸易战的一种形式。另外,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关税的态度上形成对称性的对比。
  《经济学人》和YouGov的民调(3月25-27日)结果显示:7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可能会对美国施加关税进行报复。特朗普中国关税政策得到三分之一美国人的支持,而大约相同的百分比反对这些关税。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关税(62%赞成;18%反对),而民主党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对比反对关税(62%反对;17%赞成)。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将会报复,或者两国之间会发生贸易战。大多数人认为贸易战没有价值:认为这将是一件坏事的人,是认为这是好事的人的三倍。尽管绝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关税,对于贸易战的好坏也存在分歧。
  共和党人更可能认为贸易战会伤害中国,而不是美国,但这不是主流的立场。总的来说,美国人认为美国会遭受更多损失。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对关税问题的看法差异上,基本和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相对应。但是关税问题上的观点分布,似乎比对中国整体印象的好恶又更为极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2月“美国人对中国看法在过去十年更趋负面”一文中发布的数据,传统共和党人一直比民主党人对中国有更多负面的看法。
  例如,在2016年的调查中,共有63%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持负面观点,而民主党人则为54%。但过去十年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负面看法都增加了20多个百分点。这个负面的趋势虽然曾在去年四月的“习特会”后得到少许纾解,但基本上仍是中美之间看法的基调。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智库在4月9日发布的“中国关税可能对美国劳动和工业的影响”研究报告,中国针对特朗普政策而发出的“礼尚往来”关税清单,似乎旨在确保其影响遍及几乎美国全国所有地区。
  一方面,210万个可能受关税影响的就业岗位几乎均匀地分布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县郡,大约52%面临危险的就业岗位在红(共和党)州,而48%在蓝(民主党)州。这意味着无论是红色州还是蓝色州的国会议员都会为此动员。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关税清单似乎特别针对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红色共和党州。毕竟,在目前受中国关税影响的行业所在的2742个县市中,2016年有2247个(82%)投票支持特朗普,439个(18%)支持希拉里。这个数据对于采取选举人团(而非全民普选)的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具有特别的意义。
  而作为民意代表的美国国会,将在美国国内的关税辩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国会最关心贸易战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共和党议员在国会中普遍反对特朗普正式提高钢铁和铝进口关税。为什么美国总统可以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征收关税?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国会有权力“征集税收、关税、进口税和出口税,偿还债务,为美国提供国防和一般福利”,并规范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国会已经将许多权力转移到行政部门,因此总统有多重渠道可以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征收关税。
  1917年通过的《对敌贸易法》允许美国总统在战争期间征收关税。这个法规的条款非常宽松,并不需要美国与某个特定的国家发生战争而对这个国家施加关税;相反,只要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有战事,总统便可以用这个“战时”条款对任何国家施加关税。比方说美国在叙利亚动用特种部队,便足以给美国总统足够理由对中国、墨西哥或任何其他国加关税。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以当时已结束近20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美国仍处于紧急状态为由,对几乎所有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10%关税。
  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如果“进口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美国总统可以在150天限期内实施15%的关税。150天后,贸易政策需要国会批准。
  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在国家紧急情况期间实施关税。这个条款曾经被引用来对付尼加拉瓜、巴拿马、塞拉利昂和索马里。
  特朗普政府则引用了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条,赋予商务部长调查和确定任何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授权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对中国启动“301调查”。
  美国国会能够真正停止关税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项否决特朗普的关税行政权力的法案,或取消关税实施的措施。然而在一个富有争议的中期选举年,这个举动会对两党都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关税“一来一往”策略正中共和党选区的要害,但根据以往特朗普的行迹和个性,他在其他重要议题上,如移民和墨西哥筑墙等,不惜与共和党的主流立场决裂,加上他能够以逆风翻盘的方式入主白宫,更使得他潜意识里相信政治便是一场豪赌,“不按牌理出牌”仍然将是他以后最可能过招的方式,不能完全以理性的逻辑来分析他的行动。
  而他的票仓选民,目前不会用经济学观点来分析贸易战的整体得失,可能多少还有点“只要受损的不是我”心态。
  特朗普的政治后备组织目前也还未公开承认关税议案对于今年国会年中选举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4月6日接受美国CNBC电视网的访谈时,特朗普候援组织“美国第一政策”及其姊妹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第一行动”的负责人布瑞恩•沃尔什表态说,选情数据尚未显示贸易战会伤害共和党今年的选情:
  “我还不担心。我所看到的关于贸易和关税的数据,在全国各地都很复杂。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不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真正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我认为,综合美国媒体、企业和民调到目前的反应看来,反对特朗普施加中国关税的声浪和噪音虽然很强,至少在表面上特朗普仍然保持着“稳坐票仓”的姿态,至于这个姿态背后有多少底气,会不会随着中美姿态的跌宕互动而改变,只有时间才能知道。
  除非中方做出重要让步,目前期待特朗普就此在贸易战上“收兵”,尚言之过早。更重要的是,从民意、媒体和企业导向看来,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美国人在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模式采取行动的“宗旨”上,已经建立了“共识”,这表明不管美国年中选举结果如何,未来的中美贸易关系将持续面对重大压力。

来源时间:2018/4/20   发布时间:20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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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博士:中兴被灭事件之我见

作者:东京博士  来源:凯迪社区

  2018年4月16日,美国宣布禁止向中兴公司提供一切芯片材料及技术,在中文网上引起一片哗然,在“厉害了,我的国”盛行的今日,一幕撕下了皇帝新装的闹剧。
  不同于寓言的是,现实中扒下整天靠吹嘘“500强”的不是个小p孩,而是这地球上货真价实的实力强国。这是一颗实打实的重磅炸弹,谁还继续吹牛,只能是自己死得更难看。
  为何这么说呢,大致看了一下网上网民的发言,本来就是褒贬不一并不奇怪,但针对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些长期自欺欺人的中式思维观点,觉得有必要来指正一下那些可能还在继续误国误民言论。作为一个长期在日的工程技术人员,笔者无意站在政治正误角度去谈论国家外交大事,单纯从产业技术的长期经验角度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就在美国引爆中兴炸弹后第二天,我便看到了一些网上的无脑叫喊,声称要抵制美货,美国不给可以从日本等国家进货。4月18日早上刚上班打开电脑,便看到了我们公司集团发布了对中兴及其旗下的深圳一家公司的贸易禁令。
  本来嘛,一个日本民间集团公司也不会单纯去热血跟风国际政治,继续下拉阅读禁令邮件,是来自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的安全保障信息协会,而该协会的禁令则来自美国政府有关条令。
  好嘛,日本也要参与灭了中兴了,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后续一定会波及整个涉华贸易的高端设备与材料的进出口,尤其是世界半导体行业最强的日本,就是日本人想赚钱,也一定不会越过美国的警戒线(日美同盟不是单纯的国家安全层面)。紧接着,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次的中兴炸弹引爆是美英法的共同动作,4月18日晚又续爆澳洲政府宣布禁用中兴和华为产品。
  这可真有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接着很多网民便抛出了“我们国家起步晚,落后于人所以受制于人”,“西方对我们垄断技术”云云的论调。
  这些论调在中国其实都已经是陈谷子烂芝麻了,早在文革之前就有,对笔者这样的年龄层的中国人来说,完全不是什么新生说辞,其荒谬之极,实为可几度反复玩弄不少年代的“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的那点可怜的智商。
  “我们国家起步晚,落后于人”这话客观上说本无大错,是事实,但却没有前后因果关系,隔壁邻居有例为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本一直是比西方国家起步晚,当然也是落后于人,直到1960年代,日本国产车还是烂货劣货的代名词,可是今天日本却成为世界汽车制造的巨头,与某号称制造大国相比截然不同的是,日本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以及从上到下的完整的自己的产业链。同样是制造大国,在美国市场销售和质量口碑名列前茅的日车占了一大片。
  汽车工业如此,半导体工业也是如此。日本人像我们一样干过解剖芯片显微摄影后山寨的事吗?也干过!但是他们解剖了之后不仅一定要全部搞懂里面是什么设计,为什么这样设计,甚至对原设计还纠错并进一步优化,所以日本的山寨货大都超过了于原装,这是今天几乎遍布所有日本商品市场领域的国产货优于进口货的大众常识,而在中国,概念却是完全相反的,商家恨不得把国货贴上进口商标才能期待更好卖,卖好价。
  这就是本质区别!你不去自己钻研核心技术,大白天整天躺在打谷场的乱草堆上梦想天上掉个窝窝头,那只能是徒有虚名,只能受人牵制,只能你多出体力辛苦赚小钱,别人是出脑力坐收大钱。当然中国大部分人比赚钱更要紧的是赚面子,而且这面子往往是赚给自己人看的,在别人眼里最终只能是“厉害了,你这个傻国”。
  浮夸虚荣,急功近利是中国人长期的劣习之一,“勤劳勇敢”的宣传背后,掩饰的是大量的懒惰奸猾投机取巧盛行的社会性格,而且这种社会性格自上而下,所以从专家教授到现场操作工,不可能具有日本人那种勤勤恳恳重视钻研和积累的匠人精神,因此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若还抱怨别人不肯施舍,只能说那是赤裸裸的乞丐心态,痞子心理。
  日本企业把盈利投入再开发的资金比率在世界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因为他们注重今后长期的发展,不羡慕此刻的一夜暴富。最近因为公司名字的品牌效应,笔者手头有桩海外客户的巨额规模的半导体设备的买卖,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便可赚天文数字的利润,按照我中国人的习惯很想接单做,但向公司申报立案却未被批准,只能眼看到嘴的肥肉让其过眼而逝。
  公司的见解是我们是以技术赚取利润的公司,不是水产批发市场的掮客。不符合公司经营理念的生意不能做,也许这就是小日本的死板和保守,但这种规规矩矩,也造就了一家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各个产业的真正实力所在和它的文化底蕴。
  所谓“受制于人”、“被别人垄断”其实完全是掩盖自己弊病劣习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开脱而已,麻痹自己,贻笑大方。你若潜心研究虚心学习,别人阻扰你封锁你了吗?
  从1970年代大力宣传“要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访日时对松下幸之助说“你们要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不仅每年提供了巨额资金援助,还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无偿转让,从首都机场到宝钢建设,从云南贫困区援助到上海浦东新区开发项目,到处有不被中国百姓所知的援助。
  有人说,日本是学西方才成为先进国的,那么中国不用学日本,直接向西方学习更快,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后进国如何学习先进国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经验,这种经验,日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例经验,如果连学习方法都不肯去先学习,那你整天说要学的东西,那绝对是人浮于事的夸夸其谈而已,因为目标只是一句口号,过程应该如何,对于投机取巧这种歪门邪道塞满大脑的人来说,他的所谓自强自立国产化的结果,这次中兴被炸死就是最好的例证。
  经常有看我网文的朋友不止一次曾经问我为什么没考虑回国发展。时光倒转26年,当时笔者从日本海归中国(那年头海龟甚少),试图将日本所学技术在中国好好发展一番,但真正能尊重技术重视技术的企业科研机构几乎没有,人们热衷于房价股票抽成回扣饭局。。。厉害了,我的国。那感受就是电影《大浪淘沙》中余宏奎说的那种“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是一盆冰水”。
  于是从立志海归报效祖国的梦中猛醒而来,这不是一个我能实现梦想的地方,不是我嫌它穷,而是它的字典里没有“尊重”和“尊严”这类词汇,对人,对技术,对一切。有的只是“自大”,这与日本社会的谦虚,内敛,踏实,积累截然相反。
  此后,笔者再度返回日本,在日本的自动化工控半导体行业转眼奋斗了半辈子。今天的半导体产品,不仅在家电,手机,汽车方面发展迅猛,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欧美,日本,台韩,中国及东南亚的4大不同定位的全球性行业结构,欧美就好比是裁缝设计师,日本就好比是缝纫机制造商,台韩就好比是成衣厂商,而中国和东南亚就是操作工群体,这个比喻我想小学生都知道是一幅什么构图,真正的厉害国是谁不言而喻。
  什么叫打肿脸孔充胖子,中兴事件应该算是对今日中国社会的一个响亮的警钟,如果警钟能真的惊醒一部分国人,那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如果依然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别人封锁,别人垄断技术,那就是一头唤不醒的蠢驴了,根本就不是什么自诩的沉睡雄狮。

来源时间:2018/4/20   发布时间:20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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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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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力 彭锦涛  来源:作者赐稿

  此文2018年4月19日发表于搜狐网,链接为:https://www.sohu.com/a/228810741_247581。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后续同类文章面世。最近对半岛的兴趣小回升,因此,在时隔十年后,再写半岛问题小文章。

  “新北方政策”概述  “新北方政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期。当时的韩国政府把针对其北侧朝鲜、中国与苏联的外交政策称作“北方政策”,主要目标是改善与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而较少经济上的考虑。卢泰愚1988年提出“北方政策”后,反复强调与与北方合作的重要性,并在任内与朝鲜一起加入联合国,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了金大中时期,对朝鲜奉行“阳光政策”,其中包含一些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如1998年开始的金刚山旅游。卢武铉时期更是开始建设开城工业区。但在李明博时期韩国与朝鲜关系恶化,其北方政策的重心是俄罗斯,同时加强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还在2010年11月主办了第五次G20峰会。朴槿惠时期提出了针对亚欧大陆的“欧亚倡议”,与朝鲜的关系开始有所缓和,但后来因为朝鲜发展核武又趋于紧张并在2016年2月关闭了开城工业园。
  在这些历史铺垫的基础上,主张与朝鲜接触的文在寅2017年9月在海参崴出席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时,提出了“新北方政策”,其主要目的是:
  第一,  摆脱原有的“中日韩”等东亚框架的束缚,繁荣朝鲜南北方地区,以半岛为中心提升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建立东北亚“责任共同体”,促进东北亚多边合作战略制度化,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做努力。
  第二,     重点推进与俄罗斯的合作,打造一个涵盖韩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巨大经济区,包括开发西伯利亚地区。这与普京推行的“新东方政策”不谋而合。
  第三,  建设北极航线,从韩国釜山出发,穿越北极最终抵达荷兰的鹿特丹。全程15000公里,比南部航线22000公里更短,航行时间减少十天左右,海运竞争力将增加30%左右。而要实现北极航线的正常运行将需要大量破冰船,这可带动走下坡路的韩国造船行业步入复苏。
  第四,  促成韩国与俄罗斯合作开发海洋资源。俄罗斯的海洋资源潜力巨大,但缺少技术与资金。韩国有技术与资金但缺少资源。双方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新北方政策”把俄罗斯列为主要合作对象的一大原因是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
  第五,  通过南北协定和东北亚经济合作实现对半岛的新经济规划。“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旨在东海、西海等地区建立朝韩合作带,构建连接半岛东西方的“H型经济带”。
  第六,  朝、韩和俄三国共同建设罗津-哈桑的物流工业、铁路以及电力网。通过经济合作带动朝鲜开放门户,缓和朝鲜半岛进展局势,减少驻韩美军数量,增加韩国的自主权。
  第七,  探讨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的途径与方式。详后。
  此外,文在寅上任不久就决定成立直属总统府的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以落实新北方政策与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8月底任命资深议员宋永吉为副总理级的委员长,委员包括企划财政部、外交部、统一部、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相当于部长)和青瓦台经济辅佐官等11名政府委员和14名民间委员组成。宋永吉经验丰富,任仁川市长时就大力推进仁川与俄罗斯之间的交流,被称为“俄罗斯通”。2017年5月份就以文在寅总统特使身份访问俄罗斯探讨在远东合作事宜,受到了俄方的热情接待。
  2017年12月,“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并公布旨在全面加强韩俄合作的“九桥战略规划”(9-Bridges),涵盖天然气、铁路、港湾、电力、北极航线、造船、就业、农业、水产九大领域。例如: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开始进行能源合作,再将韩国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建设成为欧亚大陆和海洋的通道;把俄罗斯的丰富能源与蒙古戈壁的风力、太阳能结合起来,将形成全球最大的能源共同体,进而构成东北亚“超级电网(Super Grid)”,力争到2022年开工部分区段建设;在俄罗斯海参威建立规模达11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67亿元)的水产品加工园区;改变以往“俄罗斯订货、韩国承揽”的方式,推进两国加强造船技术合作,携手推进各项造船领域建设项目。
  然而要使这些合作顺利进行(比如建立区域性电网),需要得到朝鲜方面的支持。所以,与朝鲜的政治接触就成了必须。这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
  “新北方政策”与“欧亚倡议”的主要差异是:“新北方政策”是卢武铉对北政策的延续,其合作的主要对象也是俄罗斯,但在路线规划上除了铁路对接,还强调海上资源与北极航线的开发。而朴槿惠主张的“欧亚倡议”合作对象包括俄罗斯、中国、蒙古、中亚和欧洲,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希望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建设多领域的欧亚合作体系;希望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但因为萨德问题与崔顺实事件,与“一带一路”对接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欧亚倡议”没有太考虑与朝鲜的合作,因为从李明博时期开始韩国和朝鲜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对接。 “一带一路”是沿着陆海两方面的古代丝绸之路,构建亚欧大陆经济走廊,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乃至亚欧共同发展的战略构想。朝鲜半岛并不属于“一带一路”重点合作方向,萨德事件又导致中韩关系急剧降温,而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投资对象国,与中国的合作依然有潜力可挖。另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也是韩国不能忽视的。韩国希望通过“新北方政策”连接远东地区以打开欧亚大陆的大门。因此,新北方政策的重点虽然是俄罗斯,对华合作也是另一任务。文在寅也提到“新北方政策”要与“一带一路”进行对接。
  “一带一路”为“新北方政策”创造了良好的背景。虽然 “一带一路”目前没有包括朝鲜半岛与日本,但不排除未来包括它们。毕竟,“一带一路”建设不能靠中国单方面付出。各个国家对自己需要什么最清楚,因此,更好的办法是各国带着自己的项目清单与中国接洽。要修建穿越朝鲜的铁路,就得先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这需要南北双方达成共识。若文在寅能在“新北方政策”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朝鲜韩国就可以搭上“一带一路”的快车。换句话说,“新北方政策”也许是文在寅政府带给中国的方案。
  文在寅在推出“新北方政策”后不久,在2017年11月访问印尼时推出了针对东盟(兼顾南亚特别是印度)的“新南方政策”。2017年12月访华时,他提出了“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四大合作方案:加强韩国与中国等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亚欧大陆的陆海空交通与运输畅通;推动中韩企业携手开拓第三国市场;强化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为此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商定启动韩中自贸协定(FTA)服务投资后续谈判。
  我们认为,长远看,新北方政策若要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进行对接,有以下几种方案。
  在不考虑与朝鲜合作的前提下,有两个对接方案。一是从中国连云港、威海一带建立一条直达韩国的海底铁路,这样可以跳过北韩直接进行合作和对接;二是修建一条连接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使远东地区作为俄、中和韩的三国交流中心。但是,这有违文在寅“新北方政策”的初心。
  若能获得朝鲜的支持,将大大有利于“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从中国东北三省修一条铁路穿越朝鲜链接韩国的铁路,再向东连接日本,从而实现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珲春——吉林——长春——白城——蒙古国——俄罗斯——欧盟的高铁和高速公路规划。届时整个欧亚板块将连成一线。
  从海路上来看,“一带一路”同样可以和“新北方政策”进行对接,“一带一路”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从中国出发向南行驶最终抵达欧洲的航线,“新北方政策”要建设的北极航线从韩国釜山出发向北行驶最终抵达荷兰。只需要再规划一条韩国和中国宁波泉州等地连接的路线,就可以形成一条包含整个欧亚板块的海上航线。
  3月底金正恩访问中国,4月27号南北韩会谈,5月或6月金正恩会见特朗普。从朝鲜的频繁动作看,半岛局势或将发生大变化。如果美朝关系能大幅度改善,半岛北南双方的合作有可能大幅度增加,进而带动中朝俄韩等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对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无疑是一大福音。那么,金正恩与特朗普能顺利会面并就改善双边关系达成达成协定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18/4/20   发布时间:2018/4/19

旧文章ID:16013

Why Trump’s Trade War will not Reviv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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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incent Palumbo-Smith  来源: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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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uesday, April 10, 2018, President Xi delivered a keynote address for the 2018 Boao Forum for Asia in Hainan, which ran through Wednesday, April 11, 2018. Many commentators correctly interpreted the speech as primarily tailored to capitalize on the opportunity arising from the U.S.’s withdrawal from the TPP and deepen partnerships with its Asian neighbors. To this effect, the idea that China should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figured prominently in the speech.

The other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eech was intended to assuag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oncerns regarding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President Xi stated his intention to reduce automobile tariff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repeated his promise to give foreigners expanded access to financial markets. The explicit reference to car tariffs is likely a strategic response to a Trump tweet released earlier that day, which stated that Chinese tariffs on cars typify the unfair trade practices his administration seeks to correct (see below). Though Trump’s tweeting habits are generally impulsive, his focus on cars was not random. The decline of manufacturing in the Rust Belt, formerly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auto industry, is widely regarded as fueling Donald Trump’s appeal in crucial Midwestern states. Perhaps nobody understands this element of support better than President Trump.

CHINA’S ASSURANCES: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President Xi’s assurances at Boao should seem familiar. Right aft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s plan to slap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China’s top economic adviser, Liu He, was sent to Washington to prevent that action from escalating to an outright trade war. On March 1, Liu He met with Trump’s now-departed Chief Economic Adviser, Gary Cohn, to outline how China planned to give foreign firms greater access to China’s markets, especially in finance sectors such as insurance.

Liu He’s statements t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reflected growing frustrations with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regarding inaccessible Chinese markets.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S., Liu He also attended a small meeting with U.S. business executives. One attendee of that meeting, Jacob Parker, the VP of China operations at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reported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 the overall message to Mr. Liu was, “Business is losing confidence in China’s policy direction.”

Similarly,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at around the same time that many businesses, historically a moderating force against political pressures to be tough on China, are concerned by the recent turn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ithin China. Some firms are even considering cutting their losses. For example, German executives, whose companie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shrewd at cultivating extensive ties with China, are beginning to worry that their presence there may be like a frog who does not realize it is in a boiling pot until it is too late.  If businesses leave China en masse, they may be less inclined to strongly resist populist policy proposals coming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consequences of U.S. business hostility, President Xi echoed Liu He’s earlier commitment at Davos earlier this year to “a new phase of opening-up” in the Boao speech. At Davos, Liu announc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nded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year anniversary of Open-up and Reform by launching more forceful measures that meet the new challenges presen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Reacting to President Xi’s speech, many business leaders noted tha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leaders have ambitiously promised to open-up its financial markets. Overall, they implied that Chinese track record of reform has not lived up to what leaders say in well-crafted public addresses.

The skepticism among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s well-grounded in a few respects, but it also misse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gun to add teeth to their proposals. Last Tuesday on April 10, China’s top central banker, Yi Gang, clarified the timeline for President Xi’s pledge to open financial markets. Yi announced that the deadline to roll back foreign ownership caps on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would come sooner than many expected at the end of June of this year. Critically, he also stated his intention to scrap restrictions on the scope of business operations of foreign securities joint ventures, paving the way for foreign firms to operate with local counterparts unencumbered by burdensome regulations.

Markets seem to have welcomed the news. Both American and Hong Kong stocks rose after President Xi and Yi Gang’s statements. Even President Trump, one of the most vocal critics of Chinese trade and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past,expressed gratitude thanking President Xi over twitter.

AMERICAN MANUFACTURING’S CRISIS OF SUCCESS

But the changing attitudes are unlikely to spread to all sectors of American business. Without structural reforms to the American economy, labor advocates and other manufacturing interests will remain particularly receptive to Trump’s populist worldview. Beginning in the early 2000’s, the explosion of imports from Mexico and China likely took a serious toll o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the short period between 2000-07,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dropped by 3.4 million, or approximately 20 percent of the initial level. Susan Houseman of th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a drop this large and swift is historically unprecede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see red lin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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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d to grapple with this sudden decline, many prominent economists, including Paul Krugman, reassessed their earlier view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had played a negligent role in U.S. manufacturing decline relative to domestic considerations. Krugman still contended these domestic factors, such as improved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Mexico. But he also acknowledged that the impact international trade had after 2000 was clearly distinct from the period that preceded it because U.S. imports increasingly came from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much lower wages (i.e. China and Mexico, not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So how is competition with low-wage countries relevant to the current trade dispute with China? Far from the country it was when it entered the WTO in 2001, China has even surpassed the developmental achievements of the much smaller East Asian “tigers” in the 1980’s and 90’s. A testament of China’s achievements is the increasing share of value-added products in its total exports that were previously dominated by raw materials like steel and aluminum.  Of the $46 billion of tariffs proposed on Chinese goods as of April 3, the majority come from mo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ectors, such as electronics and medical equipment.

With Trump, however,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 that matters, but the psychology. Aside from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immigration, the most consistent theme President Trump repeated on the campaign is that America was great when American workers in hard hats made stuff. And workers are no longer making stuff because China (and Mexico) are stealing jobs. President Trump intuitively understands the way scapegoating resonated with many of his voters. These tariff proposals are an indication that he plans to double down on the messaging that brought him success in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danger of translating Trump’s campaign rhetoric into policy is that his beliefs are based on an illusion. Today, the U.S.’s manufacturing output is as high as it has ever been (see figure below). The industry has not collapsed as portrayed in President Trump’s American carnage speech at inauguration. We are simply making a lot more stuff with fewer hard hats. It is therefore more appropriate to think of the crisis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s a crisis of success. Americans are victims of their own efficiency, and we have failed to equip dislocated workers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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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ine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s also a much longer trend than the absolute employment numbers suggest. These statistics seem to illustrate that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was mostly stable after WWII until some event punctuated the normal equilibrium around 2000, which caused employment to decline sharply. One event that happens to align with this timeline is China’s entrance to the WTO. Some experts, like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may conclude that China’s entrance to the WTO eviscerate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that supporting its accession was a mistake.

As is often the case in economics research, the validity of this conclusion should be questioned because it depends on dubious data analysis. Most economist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a better way to measure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s not the absolute numbers, but the relativ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ratio (see figur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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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decline in manufacturing is presented in this way, the period coinciding with China’s entrance to the WTO becomes much less distinct (see red line). In fact,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ratios has been remarkably consistent over decades, suggesting that automation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mergence of low-wage competition. As Paul Krugman stated when the stark absolute decline in employment was first observed, that does not imply that Chinese imports had no effect on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The above graph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clin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from 2000-07 is slightly steeper (red line) than the decline that immediately preceded it (blue line). Competition with Chinese imports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ifference.

But it is clearly not the main factor behind the overall long-term declin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s depicted by figure 3. Decades of studies show that job losses attributable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no higher than 25 percent and frequently as low as ten percent.  In the context of this economics literature, any study (see link to aforementioned Houseman report) that significantly downplay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should be recognized for what it is—an outlier.

CONCLUSION

Assigning blame for our manufacturing woes to the Chinese detracts from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which is to ensure that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 are managed in a socially sustainable fashion. I wrote in a blog post last month reacting to Xiang Songzuo’s commentary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a particular country’s global leadership depends on how well it treats its citizens. Americans have an obligation to serve at the helm of global trade institutions. Frankl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lack of faith in the infrastructure we helped create after World War II is disturbing.

But that leadership will not be effective unless Americans address the neglect of our own citizens. The U.S. only spends 0.1 percent of its GDP on assisting displaced workers to transition to the growing service industry, making it an outlier in the developed world. Even China, a country that faces many other higher priority challenges, dealt with this issue productively when it lost five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 between 2014-15. Unlike the U.S., China resisted the urge to blame foreigners.

For the U.S., the most relevant remarks do not come from Xi Jinping at Boao or Davos in 2017 but from another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after he initiated Reform and Open-Up. Deng’s insight was that the way to approach our current wave of populism is to first look inward to the sources of our domestic problem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eir resolution will inspire other countries looking to subdue populist rage. Blaming the Chinese without examining the actu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of manufacturing work will only intensify this rage.



(Featured Image Credit: The New Indian Express)

Figure Credits: Figure 1 showing the absolute decline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comes from this report written by Susan Houseman. Figures 2 and 3 showing historical trend of manufacturing output and the decline in manufacturing to total employment ratio, respectively, come from this articl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ritten by William Overholt. Two graphs were modified slightly to highlight specific trends.

By VINCENT PALUMBO-SMITH

Vincent Palumbo-Smith is a Spring 2018 intern for The Carter Center’s China Program.

来源时间:2018/4/20   发布时间:2018/4/20

旧文章ID:16012

姜源:由美国制裁中兴通讯浅议中美之争

作者:姜源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商务部于4月16日宣布,因中国企业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条款,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中兴通讯销售一系列零部件产品、软件、技术等,期限为7年。
  这意味着中兴通讯在2017年3月认罪并签署的和解协议宣告失败,已缴纳的8.92亿美元罚款仍不足以息事宁人,甚至可能还要进一步补缴缓期执行的3亿美元罚款。而更可怕的是,被美全面封杀后,对于严重依赖从美国进口芯片等元器件的中兴通讯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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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认为这是中美贸易战的延伸,是美国针对中国在4月2日开始对自美进口的128项产品加征关税,以反制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再度反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兴通讯制裁案发生的时间远远早于中美贸易战,从2012年开始被美国调查至今已经将近6年时间。可以说,是美国对华企业的再度反制,也可以说是因为中兴通讯不遵守相关和解协议,肆意妄为而自作自受的结果。
  然而,抛开这些不谈,此次中兴事件除了凸显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上游受美国垄断外,从更深层次来讲,是中美国运在未来几百年消长与摩擦的一个缩影,也就是哈佛大学学者格雷厄姆·埃里森最早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大国必然会挑战守城大国,而守城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就使得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虽然中国政府多次宣称和平崛起和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避免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然而,历史是铁证。从16世纪以来,有如英荷战争(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荷兰断断续续打了4仗)、七年战争(1756-1763,英国、普鲁士与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大打出手)、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1783,北美地方势力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英国、法国与沙皇俄国之间的战争)、普法战争(1871-1870,普鲁士与法国开战)、日俄战争(1904 -1905,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难发现,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世界霸权的交接几乎都是靠战争完成的。唯一一次没有流血的地位更迭,是英美之间的霸权交接,但有其极大的特殊性。简要总结而言,这是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在一方势力在全球急剧衰落和一方势力在急剧攀升的情况下,建立在相同政治意识形态和主要敌人不是对方的情况下而形成的妥协。
  然而,这样的交接显然不适用于中美,两国之间除了极深的经济利益绑定之外,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主导地区发展方面都是大相径庭或截然相反的。特朗普的当选是意外,但也不是意外,是中美两国国运此消彼长过程中,应美国人民的需要应运而生。而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动则是美方明知今日的中国正如昔日面对英国的美国一样,时间优势在新兴国家一方,而不得不做出的抵制和防范。虽然,中国的反抗更多的是一种意图声明的表现,并不希望贸易摩擦的升级和扩大。然而,笔者相信,美国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不会放弃对中国的继续围堵。中兴通讯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中国更应该切记,在美国经济实力超越英国数十年之后,都没有主动挑战其霸权,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抓住历史的时机。中国在尚未在经济实力全面赶超美国的情况下更应该铭记邓小平先生"韬光养晦"的谆谆教诲,而不是一味以民族主义情绪收揽人心。毕竟,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实力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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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4/19   发布时间:2018/4/19

旧文章ID:16011

特朗普提议与金正恩进行一对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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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敏爀  来源:朝鲜日报

  据18日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提议,在没有陪同人员的情况下,进行“一对一朝核谈判”。
  特朗普当天在推特上发文称:“迈克·蓬佩奥(国务卿提名人)上周会见了金正恩。会谈非常顺利,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此前,《华盛顿邮报》(WP)等美国媒体于当地时间17日报道称:“蓬佩奥以总统特使的身份秘密访问了朝鲜,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关于访朝时间,报道称是“上周”而非“复活节周末(3月31日-4月1日)”。
  据多位韩国外交消息人士称:“据悉,蓬佩奥会见金正恩确认了无核化意志,并转达了特朗普‘一对一谈判’的提议。”该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认为,只有尽量减少出席人数,首脑之间的谈判才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据消息人士称,朝方对此作何反应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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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特朗普的目标是在美朝会谈中,通过无核化宣言敲定“完成弃核的日期”。即在6个月至1年内,实现“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的无核化(CVID)”,废除所有的朝鲜核导。特朗普在17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首脑会谈中也表示:“重要的不是会谈举行与否,而是最终结果。”明确表示会谈的目标是朝鲜无核化。
  特朗普当天还谈及美朝首脑会谈的举行时间表示:“可能在6月初举行,但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也可能提前举行。”关于会谈地点,他表示:“尚未决定,但已经选出了5个候选地点,将在近日公布。”据悉,美朝正围绕会谈地点进行最后的协调,很可能选在除美国和韩半岛以外的第三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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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4/19   发布时间:2018/4/19

旧文章ID:16010

未曾言说的秘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解密档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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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邵璠  来源:中美印象

1978年12月16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出一条影响世界格局至今的新闻,中美实现邦交正常化。万里之遥的北京,当日的《人民日报》也以头版刊登这一惊世消息。中美两国人民在经历30年的隔绝后,重新得以携手共进,开启两国全方位关系新时代。今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四十周年,然而面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恶化,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受益者——一位在美国求学的80后中国青年,饮水思源,对40年前那些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贡献心力的前辈和先进表达无限感佩之意之外,也想透过档案资料,再现40年前中美谈判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未曾言说的秘密,让更多国人,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年轻一代,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脉络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中美印象》将以周报的形式,通过对档案的解读,建构起40年前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历史叙事,追忆前人贡献的同时,也祈盼能为深化今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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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的笃定与蒋经国的务实:1977年海峡两岸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态度管窥

1977年1月,美国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9任总统。上任伊始,卡特总统就将推动美中关系持续改善和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置于其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致力于通过谈判在其首个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1977年5月22日,卡特总统应邀在圣母大学发表演说。通篇演说展现出他在执政初期欲团结美国社会与建构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雄心壮志。在谈及中美关系时,他指出 “美中关系是联邦政府全球政策中的核心议题” , 认为 “中国是维系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他同时表示希望与中方紧密合作以便找到美中之间存在的困难并寻求解决之道。

6月29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在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的一篇题为《美国在亚洲推进经济增长与强化和平式平衡的作用》的演讲中,指出美中之间存在文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差异。但他认为美中两国人民在历经二十多年的隔绝后已不再相互敌视和误解彼此。他重申了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即“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部分。中国在维系世界和平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不仅对区域至关重要,对全球平衡也十分重要。这样的美中关系不会威胁到任何一个国家,只会有助于和平”。万斯在演讲中强调美方会坚守《上海公报》中的原则,并提到“美方认知到在《上海公报中》所持的观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同时,他强调美方呼吁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次日卡特总统在一个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除了重申《上海公报》原则外,在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会一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一边维系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防卫保证,卡特的回应十分谨慎,并没有提到《中美防御条约》,只是表示美方希望在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同时,台湾人民的和平生活不被破坏。 

针对万斯的这次演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反应不一。大陆方面在7月6日给出了官方回应,显示出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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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京会见了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部长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和夫人及其亲属。在谈话中,李先念提及了中美关系。他 “重申《上海公报》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基础,只要中美双方都贯彻执行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他在此次会见中也再次提及 “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方必须要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缺一不可,” 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允许外国干涉。对于李的回应,美方注意到李没有提及之前中方高层对此问题均有提到的 “【解决台湾问题】武力会是必要的” 。在此前的5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历史上的首位女性副部长王海容在接见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代表时,则指出 “中国可能必须使用武力 ‘肃清在台湾的国民党分子’” 。因此,美方认为李先念的回应展现出中方致力于更多关注中美双边关系中积极因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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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容副部长

上述态度的转变还可以从1977年年初,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态度上管窥。在1977年布热津斯基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总结了美中之间微妙的关系。他提到,北京一方面展现出继续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又避免显露出任何表现出急迫或愿意就 “断交、废约、撤军” 三原则与美方妥协的迹象。北京一方面继续强调对台使用武力的权利,一方面持续向美方传递推动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此外,布热津斯基还提到,北京方面似乎并不急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甚至不急于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对北京而言,这一认知是考量美方外交政策优先顺序的结果,同时也显示出北京不愿在三原则上做出让步的前提下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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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万斯的演讲,显然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和讨论。然而,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对万斯演讲的反应则更为激烈。7月26日,美国驻中华民国的末代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在白宫备忘录中提到万斯的演讲增加了台北方面对于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破裂的忧虑,伴随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前景日渐明朗的愤怒与不解,台湾岛内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通过政治宣传激发民众 “反共救国” 热情,另一方面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采取务实策略,开始为后关系正常化时代的台美关系寻求出路——维持台美关系的稳定。安克志显然感受到了蒋经国的务实,指出美方及时并具体的推出维系后关系正常化时代台美关系的相应举措是保障台美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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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反共救国"的政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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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消息源在与蒋经国的会谈后,表示蒋似乎已经接受中美关系即将实现正常化的现实,但表示希望在关系正常化实现之时,美方可以继续就防卫台湾提供必要的武器。与此同时,蒋向消息源表示美中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谈判不应将台湾防卫作为筹码。尽管蒋经国仍旧向美方传递台北方面的立场——美与中共的接触是错误的,但蒋的态度与之前中华民国政府高层官员的表态不同之处在于其并没有严辞谴责美方的这一外交政策,而是试图在中华民国遭逢险境之时,庄敬自强,寻求最佳的生存之道。然而,蒋的务实外交并不能掩盖岛内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态度上存在的分歧。一些中华民国官员就曾表示,在美中力图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现实情势之下,中华民国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是参考“德国模式”——北京与台北是一个国家中的两个分治的政府,即“一国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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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针对万斯的演讲,中华民国核能研究所的代表们则展现强硬姿态。他们宣称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及美国背弃多边防卫条约的后果十分严重。首先,中华民国将加速推进核武力量的发展;其次,将位于澎湖岛的港口租予苏联;第三,开启与苏联的核技术转让谈判并购买浓缩铀以备核反应堆之需。尽管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则称华盛顿在寻求与中共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会致力于推动北京方面非正式的承诺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然而,他依旧对后关系正常化时代的台美关系表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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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万斯发表演讲后的一个半月,他即赴京与北京开展首次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他访问北京之前的数月,面对卡特总统上任后致力于实现的一大外交目标——中美关系正常化,北京方面展现出稳中求进的笃定态度,台北方面则呈现接受现实与继续向美国施压的既务实又较为激烈的姿态。而夹在北京与台北中间的华盛顿,在既定政策之下,面对后关系正常化时代的台美关系也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但毫无疑问的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对关系正常化的态度,对华盛顿的决策均产生了影响。只是历史已经告诉世人,台北的影响无力耽延北京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北京的影响也无法改变1979年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台湾关系法》并通过该法维系美台长期友好稳定关系的意志。



来源时间:2018/4/19   发布时间:2018/4/19

旧文章ID:16006

中兴通讯被美国全面封杀留下的五大血泪教训

作者:金融监管研究院 外汇部  来源:微信公号“跨境金融监管”(ID:banklawcn1)

  写在前面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立即重启对中兴通讯的制裁禁令(ORDER ACTIVATING SUSPENDED DENIAL ORDER),中兴通讯将被禁止以任何形式从美国进口商品。
  这意味着中兴通讯在2017年3月认罪并签署的和解协议宣告失败,已缴纳的8.92亿美元罚款仍不足以息事宁人,甚至可能还要进一步补缴缓期执行的3亿美元罚款。而更可怕的是,被美全面封杀后,对于严重依赖从美国进口芯片等元器件的中兴通讯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而中兴通讯在这样一个时点上遭受了这样严厉的制裁,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这是否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将进一步升级?
  图:ORDER ACTIVATING SUSPENDED DEN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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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纲要
  一、中兴通讯为何被制裁?
  二、制裁包括哪些内容?
  三、礼尚往来,下一个会是高通嘛?

  一、中兴通讯为何被制裁?
  网上关于中兴通讯被制裁的报道已经很多,但大多的焦点在于中美贸易战爆发,而对于中兴通讯被制裁的背景以及理由却鲜有提及。因此,本文更多引用和翻译自美国官方报告和国内公开信息,至于真相究竟如何,留待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而事实上,中兴通讯制裁案发生的时间远远早于中美贸易战,从2012年开始被美国调查至今已经将近6年时间。此前在2017年3月,中兴通讯终于认罪并签署了和解协议,中兴通讯因违法美国出口管制制度被美国监管处罚近8.92亿美元,外加3亿美元“缓期执行”,这也是有史以来OFAC(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The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对非金融机构开出的最大罚单。
  以下为中兴通讯被制裁案件的始末,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金融监管研究院整理
  参考:
  财经网:美国缘何制裁中兴?
  U学在线:中国科技当自强!中兴通讯交8.9亿美元罚金与美国达成和解,再次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

  2012
  据路透社报道,2012年,中兴通讯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一批搭载了美国科技公司软硬件的产品出售给伊朗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伊朗电信(TCI)。
  根据美国的出口限制法规,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制造的科技产品出口到伊朗。中兴通讯的这笔生意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此次中兴通讯制裁事件由美国商务部主导,调查重点是中兴通讯是否通过幌子公司采购美国产品,然后将其提供给伊朗,从而违反美国的出口禁令。
  2016
  四年之后,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披露了其调查员获取的中兴通讯内部文件。该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当时在伊朗、苏丹、朝鲜、叙利亚、古巴五大禁运国都有在执行的项目,这些项目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供应链。美国商务部以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中兴通讯公告称,“获知美国商务部拟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公司正在全面评估此事件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与各方面积极沟通。”
  2016年3月8日凌晨,中国商务部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兴通讯一直在积极从事国际化经营,与数百家美国企业开展了广泛的贸易投资合作,为美国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美方此举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中方将继续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交涉”。 驻纽约总领馆也表示“中兴通讯在美遭贸易限制,美国科技供应商尝苦果。”言下之意,美国此举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2016年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声明称,将向中兴通讯及其子公司发放临时许可,暂时解除对两家公司的出口限制措施。临时许可的有效期从3月24日起至6月30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暂缓制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商务部与中兴通讯达成了一份临时协议,而该协议中的一项内容便是,凡参与违规行为的中兴通讯高管必须辞去管理层的职务。
  2016年4月5日,中兴通讯高层大换血,原CEO等三位高管卸任,而赵先明则“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公司董事长兼CEO。《环球时报》报道称,中兴通讯几位高管放弃自身利益,以离职换取美国商务部对中兴解除出口限制。
  赵先明上任后就从团队以及管理机制做出了改革,包括任命美国律师为首席出口合规官、完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全球出口管制培训等。
  2017
  2017年3月7日,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赵先明就摧枯拉朽般带领中兴通讯度过了此次危机。和解后,赵先明也第一时间做出了表态,不过与之前中国商务部不卑不亢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表示,“中兴通讯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赵先明也认为与美国政府的和解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本次事件的处理结果是,中兴通讯认罪,被美国三个机构共处以8.92亿美元的罚款,另有3亿美元缓期执行。
  中兴通讯公告称,
  “本公司已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以下简称“BIS”)、美国司法部(以下简称“DOJ”)及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OFAC”)对本公司遵循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及美国制裁法律情况的调查达成协议(以下合称“该等协议”)。
  鉴于本公司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并在调查过程中因提供信息及其他行为违反了相关美国法律法规,本公司已同意认罪并支付合计892,360,064美元罚款。此外,BIS还对本公司处以暂缓执行的3亿美元罚款,在本公司于七年暂缓期内履行与BIS达成的协议要求的事项后将被豁免支付。
  本公司与OFAC达成的协议签署即生效,本公司与DOJ达成的协议在获得德克萨斯州北区美国地方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批准后生效,法院批准本公司与DOJ达成的协议是BIS发布和解令的先决条件。同时,在本公司与DOJ达成的协议获得法院批准、本公司认罪及BIS助理部长签发和解令后,BIS会建议将本公司从实体名单移除。”

  对于该处罚结果,商务部也在答记者问时做了表态,
  问:美国商务部部长7日宣布,中兴通讯集团已经承认违反美国对外贸易管制法规,将其产品行销到北朝鲜与伊朗等地。中兴将支付11亿9千万美元的罚金,这也将美国外贸管制法规体系迄今罚款金额最高的案例。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
  答:我们注意到中兴公司就美出口管制相关问题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的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利用国内法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中国政府始终要求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注意依法合规经营。我们希望美方从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大局出发,妥善处理此事,为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翻译过来就是,
  1、企业认罚不代表你们就有理;
  2、我们对于自家的企业会严加管教;
  3、既然已经罚款了,以后生意还继续做。
  当时,对于罚款事件已经尘埃落定,国内的券商也纷纷表示这是利空出尽,“建仓良机已至”,于是,在被罚9亿美元,直接导致中兴通讯2016年年报由净赚38亿元人民币转变为巨亏23亿元人民币之后,该公司的股价是这样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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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国内零星的报道和公告似乎将本次处罚事件描绘成一个成功的危机公关,甚至鲜有提及处罚原因和金额。
  2017年10月,BIS公布了一份对于中兴通讯调查分析,从中可见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在这份报告中,BIS替中兴通讯总结了五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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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罚原因:
  关键证据被掌握
  经过了多年的调查,中兴通讯在2011年的一份内部机密文件被扒了出来,《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以YL为例》。
  在这些报告中有如下表述,成为了关键的证据所在。
  “目前,公司最大的风险是正在进行中的伊朗业务……在2010年末的时候,我们公司和伊朗的客户签署了四方协议,采用了半隔断的操作模式,例如,我们公司本身只向伊朗客户提供自行生产的设备,而从美国采购的敏感产品则由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向客户提供。”
  “我们公司已与伊朗公司YL签署了许多合同,这些合同目前正在执行中。原先这些合同是由四方共同签署,然而现在在执行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模式操作,而是由中兴通讯承担了合同项下的权力与义务,直接将管控的商品出口给了伊朗公司。”
  “我们公司与该国中兴通讯集团开展业务时,要避免使用我们公司自己的名字,也要避免直接向这些客户出口产品和提供服务。这种操作方法我们称之为隔断模式。”
  “在隔断模式中,由7S公司向美国购买产品,并转卖给8S公司,8S公司将产品出口给迪拜的10S公司,最终由10S公司转口给YL公司和他的客户……还有一种操作是由中国之外设立的9S公司购买美国产品,并出口至迪拜由10S转卖给YL……”
  “我公司的转口业务,尤其是其中在伊朗开展的业务,有可能会使得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一旦被列入黑名单之后,我公司可能会失去美国产品的供应链。”
  “我们公司的很多技术和零部件都由美国的供应商提供……一旦我们公司违法了美国相关的出口管制法,美国政府可能会禁止国内供应商向我公司提供产品。”
  上面的话简单来讲就是中兴通讯利用了很多通道公司,通过层层转运的方式将美国的产品出口给了伊朗企业。
  五个教训
  下面来看BIS为中兴通讯总结的五个教训
  教训一,不要撒谎
  不要撒谎
  “2014年8月26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中兴通讯代表在多次会议中向美国监管办案人员保证,公司已经在2012年3月停止了与伊朗的业务,因此不再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
  “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兴通讯甚至误导和欺骗了代表公司做辩护的外部顾问。并且,中兴通讯的高管们也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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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作假
  “中兴通讯还采取了其他规避措施,例如在与伊朗的交易中,使用卡塔尔来作为暗号代替伊朗字样,从销售系统中删除伊朗客户,并在所有的商品、包装和文件中去除公司的LOGO。”
  教训二,不要毁灭证据
  “中兴通讯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计划来防止美国政府取得证据,例如从外部顾问那里删除或隐藏与调查相关的文件和信息。该计划甚至还包括成立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名为合同数据挖掘小组。该小组在2016年1月至3月期间,毁灭了全部与伊朗业务有关的资料,并且小组的邮件每晚都要删除,以免暴露行动。”
  教训三,不要试图用保密协议来掩盖罪行
  “每个工作小组成员均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严禁本次行动被曝光,一旦行动曝光,小组成员需要赔偿Z公司100万元人民币。”
  教训四,不要在调查期间就重启犯罪活动
  “2013年11月,不顾中兴通讯法律部门的反对意见,中兴通讯前任CEO召开了高层会议,决定重启与伊朗的转口业务。中兴通讯的伊朗总部被授权去寻找愿意与伊朗公司做生意的第三方,并愿意单独与中兴通讯签合同,将货物转运去伊朗,价格好商量。”
  教训五,不要白纸黑字将有组织的违法行为作为公司战略写出来
  “《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由公司法律部门起草,并于2011年9月2日被公司的四名高级管理人员签字批准,其中也包括前任CEO。”
  “报告描述了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的风险……详细论述了违法可能受到的惩罚,例如高层管理人员被判刑入狱,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后将被禁止直接或间接向美国购买产品。甚至还列举了一些中国公司的违法案例,被列入黑名单,高层被判入狱多年。”
  “报告另外还提出了一份应对方案,进一步将伊朗业务的操作标准化,以控制风险,例如为禁运项目专门设立了诸多跨部门的协作小组……甚至还设置了40万元的奖金,激励小组成员成功完成项目……”
  从BIS公布的细节中可以看到,美国对于中兴通讯的巨额处罚,一方面是因为ZTE恶意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案,采取了种种反侦察措施规避监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兴通讯采用了造假和欺骗手段,在调查期间,故意隐瞒真相妨碍调查。
  2018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立即重启对中兴通讯的制裁禁令,在该禁令中提及的主要理由是:欺骗、虚假陈述和一再违法美国法律(Deception, False Statements, and Repeated Violations of U.S. Law)在该报告中,甚至提及虚假陈述(False Statements)高达二十次。
  主要原因是中兴通讯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的报告中作了虚假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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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报告中指出,2018年3月13日,BIS已经通知中兴通讯,可能将会重启制裁,并于2018年3月16号让中兴通讯作了答辩。但我们查阅了中兴通讯的A股和港股官方公告,3月16日直至美国制裁报告发布前,中兴通讯都没有就本次事件予以披露和公告,这是否涉嫌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还是说如此重大影响的事件都不属于披露的范围之内?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0号)
  第四章临时报告
  第三十条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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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8.3.14至今的股价走
势,今日已停牌)

  在答辩中,中兴通讯承认了未能有效执行当时报告中的方案,例如未执行对涉案员工的纪律处分等内容: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扣减2016年度的奖金(30%-50%),该部分奖金会在2017年的年终奖中扣除。
  根据中兴通讯的回复,BIS重新查阅了案件资料,并且往事重提,发现中兴通讯承认的规避监管行为高达96起,违法美国出口管制法案38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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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本次美国商务部重启对中兴通讯的理由主要就是不诚信。一方面是整改措施不到位,与当时报告的要求不符,另一方面是往事重提,将之前ZTE的违规行为重新描述了一遍,违规内容基本与2017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内容一致。那么,本来还在缓期执行观察期的中兴通讯,是否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被当成了靶子呢?笔者认为,应当有很大关系,毕竟2017年已接受了近9亿美元的高额处罚并签署了和解协议。但是,对于美国列举的违规事实,作为上市公司的中兴通讯,是否能够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呢?
  截至本文发布时间(2018-4-17,18:00),商务部和中兴通讯的回复如下,



  二、制裁包括哪些内容?
  根据制裁禁令的要求,本次对于中兴通许的制裁,总体来说,就是五个要点:
  不只是中兴通讯、中兴康讯被禁止从美国进口,与他们有关的所有代理公司、关联公司都受到管制。这个范围包括了所有的相关企业和人员,甚至是中兴的雇员也不例外。
  制裁包括哪些呢?
  1、中兴不能直接从美国进口
  2、任何人不能协助中兴间接从美国进口
  3、任何人不能从美国进口后转卖给中兴
  4、就算中兴成功从美国进口了,任何人都不能买,也不能提供安装、维修等后续服务
  时间将近7年,至202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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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监管研究院翻译:
  首先,从本指令签发日起至2025年3月13日,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的地址为:中国深圳南山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广场)、中兴康讯(最新的地址为:中国深圳高新区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A座2/3层)进行制裁。
  这两家公司及其代理公司、关联公司,包括相关人员,无论是继任者、转让人、董事、高级职员、雇员、代表还是代理人(以下均称为“被制裁人员”),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涉及任何商品的交易。他们从美国进口或意欲进口软件或技术(以下统称“项目”),以及从事任何其他活动均受《出口管制法》约束,包括但不限于:
  A、 申请、获取或使用任何许可证、许可证例外或出口管制文件;
  B、 以任何方式进行有关订购、购买、接收、使用、出售、交付、储存、处置、运送、运输、融资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服务的谈判,任何涉及出口或将从美国出口的物品的交易,或从事任何其他活动,都受本条例约束;
  C、 以任何方式从以上受限事项的交易中受益。
  第二,任何人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做以下任何事情:
  A、出口或再出口任何受限物品给被制裁人;
  B、有助于被制裁人获得或企图获取已经或将要从美国出口的任何物品的所有权、占有权或控制权的任何行动,包括与交易有关的融资或其他支持活动;
  C、采取任何行动从被制裁人处获取、促使获取或企图获取从美国出口的任何受限物品;
  D、在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该物品将会或将要从美国出口的情况下,从美国被制裁人处获得任何受限物品;
  E、在由被制裁人拥有、占有或控制的任何受限物品已经或将从美国出口的情况下,从事任何有关服务。就本段而言,服务意味着安装、维护、修理、改装或测试。
  第三,在依照条例第766.23条的规定发出通知并征求意见之后,任何与贸易有关的个人、企业、公司或商业组织通过隶属关系、所有权、控制权或职责与被制裁人进行相关的贸易或服务也依照本命令的条款。
  第四,本命令将送达中兴通讯,并将在联邦公报中公布。
  本命令立即生效。
  三、礼尚往来,下一个会是高通吗?
  此前曾有传言认为,中兴通讯被美国处罚或许是因为被美国报复,因为高通公司在2015年2月份,刚因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被发改委处罚了近60.88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9.75亿美元)。

  而在高通认罚后仅过了一年,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就公布了调查结果,以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并且最终的处罚金额也是近9亿美元(8.92亿)。
  由于中国开了先例,欧洲和韩国也纷纷仿效,2017年韩国政府也给高通开出了近9亿美元的罚单,如果高通认罚,这将创下韩国反垄断史的最高罚金记录。
  由于中兴通讯也是高通的大客户,中兴被制裁后,将对整个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中金报告称,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施加出口权限禁止令,若不能在1-2月内达成和解,会影响通信设备和手机等业务的正常生产与销售,同时对当前全球和中国的运营商网络建设带来一定影响,并有可能影响未来5G网络的推进。目前中兴占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约10%的市场份额,占中国电信设备市场约30%市场份额。中兴有1-2月的零部件的存货,若不能尽快达成和解,会影响相关业务。
  此外,根据新智元消息,”高通现在正准备向中国监管机构重新申请收购恩智浦,目前,中国是唯一未签署高通收购恩智浦计划的国家,该申请可能会有六个月的批准交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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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报道高通正准备向中国监管机构重新申请收购恩智浦
  那么,问题来了,在目前这个时点上,倒霉的高通是否还能够获得中国的审批呢?

来源时间:2018/4/18   发布时间:2018/4/18

旧文章ID:16009

云石:美国绞杀中兴,中国电子科技产业真的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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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石  来源:搜狐网

  4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部长 Wilbur Ross 宣布,因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未履行和解协定中的部分协议,美国商务部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元器件,时间有可能长达 7 年。与此同时,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也发出最新的建议,警告电信行业不要使用中兴的设备和服务。
  此消息一出,让本就剑拔弩张的中美贸易战骤然升级,达到空前的紧张程度。鉴于中兴所处的电子科技产业在“中国制造2025”中的关键地位,以及美国元器件在该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此次对中兴的打击,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此消息一经传出,国内网上便传来一些“绝望”的声音。云石君今天刷新闻,便看到了一个篇名为《美国用芯片一剑封喉,我们靠茅台反击吗?》的文章,文中名叫刘柯的公知作者以绝望的口吻,认定中国即将面临大祸;继而又用怒其不争之语气,对中国的“不争气”好一顿奚落和批判。
  云石君大致看了下,此君之所以认定中国会面临大祸,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电子科技产业的核心设备、元器件——比如芯片,基本上只有美国能生产,国内无法替代。中国高科技严重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基本就是集成组装代工企业——所以,一旦美国封锁,中国百万亿级别的电子产业就将灰飞烟灭!离了那些美国的核心产品,中国制造的高大上东西,瞬间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作者神气的说,美国如果真要打击中国,根本没必要费那么多口舌,一个小小的芯片就可搞定。
  当然,通常一名合格的中国公知,仅仅就事论事那是绝对不够的。在做完一篇“中国必败”的论述后,他们一定还要挖掘背后的原因。在这位公知作者看来,中国之所以会面临此大祸,是因为我们的行业从业者只知道拿来主义,满足于对外国现有科技核心产品的现成利用;而在政府层面,只知道关注基建、房地产这些拉动GDP的面子工程上,对于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作者痛心疾首道,美国市值前5名的公司都是高科技公司,我们A股市值第一的却是贵州茅台,一个依靠人口红利消费升级而产生的异类。而在表达了自己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后,作者大笔一挥,慷慨激昂义地叫道:如果还有人说这是合理的,请赚得钵满盆满的贵州茅台勇敢站出来,端起一碗白酒反击英特尔吧——一篇激荡风云的公知大作就此圆满完成!
  这篇文章,怎么说呢!首先,其实就事论事的客观论据方面,还是写的不错的。虽然公知以茅台举例时犯了个小错误——茅台只是消费股市值第一,至于市值总榜,茅台最好的时候也应该只排在第五名以后。但其关于中国电子产业核心元器件受制于人的说法,倒也是客观事实。不过就据此就推定美国一核心零件,中国电子产业就灰飞烟灭,这个就显得太幼稚了,要不就是犯了职业病——“中国什么都不行”的公知思维定式。
  的确,在电子科技产业中,中国虽然不乏亮点,但整体上确实居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上游核心技术都被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控制——他们也因此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但如果仅此就认定美国真的可以以此要挟中国,轻而易举的就把中国电子产业整趴下,那简直就是搞笑!
  中国是世界工厂不假,自主核心技术不足也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电子产业链中,中国就只能任美国宰割!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同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高效、专业、完整的产业链条和相关配套。
  说白了,你美国光能造出高通芯片,造出刻蚀机,这些是不够的——这些玩意并不是消费品,不能直接使用。只有将他们和其他零部件整合到一起——也就是组装,变成一台台有使用价值的机器,才能到市场上换回钱来!
  公知,甚至很多普通国人总以为组装是个很low的活计。当然,比起芯片制造来,这个确实没那么高大上,但这并不代表组装就是很容易做到了——恰恰相反,它同样是非常困难的。
  电子科技产品的组装制造,需要大规模产业协作——它不仅需要有大量勤奋、守纪律的普通劳动力,还必须有大量相对廉价、且超级勤奋的技术工程师,需要大量的相关配套制造产业,需要有高效、紧密的协作体系——总而言之,它需要有超级强大的工业能力支撑。
  同时,它还需要有优良的基础设施配套,有高效的物流体系,有能够适应大规模工业制造和产品流通的政府。
  放眼世界,谁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只有中国!除了中国,其他的新兴工业国要么体量太小,要么产业链条太落后,要么外部配套跟不上,要么以上三者同时满足(绝大多数国家都符合这一条),根本不足以支撑起规模巨大,档次又不低的电子产业发展!
  那这问题就简单了!的确,美国卡了中国的核心元器件,中国的电子产业确实会伤筋动骨;但没了中国,电子产业这个行业基本上会废掉大半——中短期内全球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到时候美国的因特尔、高通的处理器卖给谁去?荷兰的刻蚀机卖给谁去?康宁的大猩猩玻璃又卖给谁去?
  所以,不要因为中国在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就以为中国可以任人揉捏。离了那些美国的核心产品,中国制造的高大上东西确实是破铜烂铁;可没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电子产业集群,美国的芯片,同样也会沦为一堆硅金属废片!消费端一旦萎缩,下游生产组装瓦解,你上游同样赚不到钱,同样没钱发工资、缴税、投入研发,同样逃不掉破产完蛋的命运!
  综上所述,现阶段美国的确可以玩残“中国制造2025”核心的电子产业,但代价则是自己的上游科技制造产业也跟着陪葬!
  所以,美国拿中兴这么一家公司玩玩,在技术上是可以的,毕竟就单个公司来说,就算玩死中兴,全球电子产业链条并不会受什么影响,但玩死中国电子科技制造,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为它中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找到替代者。
  为什么总说贸易战是两败俱伤?这就是因为中国同样有反制的能力。虽然在技术层面确还不够,但中国已经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筑成了自己的护城河——只是,对于这些,公知看不明白,或者是不想看明白而已。
  至于说中国以前只知道拿来主义,不重视科技研发,所以现在招此大祸,这个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无知妄语。
  确实,中国以前科技投入不太多,但这是没办法的事!
  首先,科技研发本来就是循序渐进的。以前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低下,积累的技术经验和水平,根本不足以支撑对高科技核心技术研发。通俗点说,小学才刚刚毕业,就直接去写博士论文——这不是白日做梦么?所以,当时的中国,只能从低端慢慢做起。而既然是低端,自然技术含量较低,投入自然也就不多。
  其次,科技研发是要砸钱的。越高端砸钱越多。比如现在的芯片制造产业,哪怕是在中国这种低制造成本出了名的世界工厂,砸几百个亿进去,连个泡都冒不了;上千亿都仅仅是入门级别。
  以前的中国财富积累有限,辛辛苦苦一整年,好不容易才攒下几个苦力钱,要开销的地方却一大堆,到哪儿找这么多钱来砸这个无底洞?也只有这几年中国财大气粗,手头有钱了,才敢大笔大笔的银子往里面扔!
  总而言之,国情决定了,以前的中国既没有玩高科技的水平、也没有玩高科技的财力——所以这不是主观上重不重视的问题,这是客观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
  即便抛开上述客观原因,仅仅从逻辑上讲,以前中国不重视高科技,才有今天被美一剑封喉,这种论调就是无知至极!
  对于中国的电子科技产业,为什么美国人以前不打击,现在却要打击?那不是因为中国早先没有未雨绸缪,而是因为随着中国电子科技产业的升级,中美在该行业之间已经由原先的战略互补,逐渐转变为战略竞争!这种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到了美国的优势地位,影响到了美国的利益!
  这个逻辑关系就很明确了。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产业升级,美国就什么时候开始打压中国。如果中国10年前开始启动电子科技产业升级(假如当时中国有这个能力的话),那美国的制裁10年前就已经开始;如果中国现在依然停留在组装,那美国依然不会启动对中国的制裁!
  综上所述,美国制裁与否,取决于中国是否已经开始启动产业升级,而与中国产业升级启动时间的早晚根本没有关系!
  公知的思维逻辑,总是朝廷颟顸,不听己言,所以才会招致大祸之祸。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最无知的傻缺!是一群只知愤世嫉俗,却连基本逻辑思维都不具备的穷酸文人!
  当然,对公知只是顺带着鄙视而已,咱们主要还是讲电子科技行业的贸易战。总而言之,在这个行业,中美依然是高度捆绑的,美国固然有他的优势,但中国也有自己的筹码。虽然总的来说,作为上游方,美国拥有一些主动权,但这种主动权,最多也就仅仅限于对单个企业的杀伤,要想将范围扩大到中国电子科技产业这个整体,那中国势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届时美国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文章最后,还是要数落下中兴。当年也是跟华为并驾齐驱的中国龙头级通信设备制造商,十几年下来,基础设备方面,技术进步滞后,在海外市场还跟以前一样主要靠低价参与竞争;大众消费电子方面,华为麒麟芯片虽比不上高通,但已经算是不错;连小米这种靠商业营销起家的,都开始研发自主芯片。中兴作为技术大牛,却依然只能全靠洋芯出来混江湖。这种发展水平,除了已经沦为科技迷群嘲对象的联想,也实在还找不出还有哪家著名公司比它更让人怒其不争了。
  希望这次被特朗普揍一顿后,它能警醒一点吧。

来源时间:2018/4/18   发布时间:2018/4/18

旧文章ID:16008

中兴通讯被罚:人比猪蠢

作者:飞总  来源:微信公众号:飞总聊IT(feiitworld)

  我一直相信一点,在事情的真相不清楚之前,最好别听所谓专家瞎逼逼。因为现在的网络鱼龙混杂,各种各样没有经过脑子道貌岸然貌似有理微言大义的评论满天飞。
  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去读读原文,比如有关特朗普贸易战的事情,我就读了一下发言稿的原文,写在这里:《贸易战,真打还是假打(上)》。
  中兴通讯这个事情,网上传言很多,对祖国的影响显然也很大,所以我也去美国商务部网站上读了读美国政府公开的文件。这里就贴一下它们的PPT。英文好的读者可以自己阅读原文,英文不好的我简单注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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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美国政府掌握的一份中兴通讯内部文件,指导中兴通讯法务部研究如何在明知要把美国进口器件卖给伊朗,违反当初进口时候签的协议,如被发现会被美国政府制裁的情况下,逃脱监管做这个生意。美国商务部网站上还有其他资料,包括一份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以YL为例,连伊朗都直接用拼音代替了。前面几个PPT美国商务部给我们精选了中兴通讯到底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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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lesson可以教育我们,一个号称全球第四通讯厂商的高层领导到底要愚蠢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来。
  第一条就是中兴通讯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连续和美国政府说谎了。同时还伪造记录,把伊朗叫做卡塔尔,拆掉自己的商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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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接受调查期间,组了13个人的队伍,把伊朗相关的数据包括邮件删了。这一点在美国法律系统里算得上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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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中兴通讯,以为和别人签署了non-disclosure agreement,就可以避免自己的违法行为受到保护?这个愚蠢的程度简直让我难以想象是一个国际知名企业能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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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都知道顶风作案是什么意思。中兴通讯可好,一边接受调查一边重新开始作案。这种智商,我能信任这群人领导的中兴通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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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牛逼的一条Lesson。中讯通信的那份以伊朗为例怎么进行进出口关注风险规避方案的文件,全公司都知道,难道美国人就没渠道知道。谍战片看的那么多了,都知道保密的重要性,做这种明知道违反美国法规要被制裁的事情,还搞的路人皆知。看来美国商务部都看不下去,要专门指导后来者,就算要违规,也不要这么蠢。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分析中兴通讯被全面禁止采购美国元器件会造成什么影响,很多的分析也很有道理,比如说:不管我们怎么样号称自己多牛逼,最后发现其实里面没有小jj。是啊,中国的整机产业再牛逼,没有了外国的芯片,连手机都做不出来。
  这一点不管怎么样都要夸夸华为,华为海思不计成本的砸钱到今天,好歹能做一点芯片了,也许不能全面取代,但怎么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中兴通讯这件事情,在宏观层面上,和中美贸易战有没有关系,这个恐怕不好判断。但是从最简单的常理来说,一个国家的政府被一家公司以如此低劣的手段忽悠糊弄。明知故犯,答应的东西在骗人,调查期间继续顶风作案,异地而思,哪怕没有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这只鸡不杀了给猴看,是不是全世界都可以照葫芦画瓢了呢?
  这的确是件好事情,一方面暴露了中国产业链上底子不足的事实。是啊,房子天天涨年年翻倍,工资可不是年年翻倍,大家都忙着炒房去了谁有心思做芯片这种大投入高风险的行业。换我我也不敢做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还真的必须佩服华为阿里这些公司,不搞房地产,全世界赚钱。
  另外一方面么,也让大家看看,全球通讯第四的中兴通讯的高层,到底是什么样的领导水平。谍战片都告诉我们,做间谍要注重保密,单线联系偷偷摸摸,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中兴通讯可好,写出文件满大街都知道,高层还签字。犯罪分子都知道,顶风作案是找死,中兴通讯可好,一边接受调查一边偷偷继续卖,大概是老寿星上吊。谁都知道,有些东西可以选择不说,但是不可以说谎哦,说谎一次又一次被抓,不罚你难道罚狗去?
  这样的领导,能有什么样的企业,难怪会发生中兴通讯40多岁的人去跳楼的事件。

来源时间:2018/4/18   发布时间:2018/4/18

旧文章ID:16007

美国对中兴全面禁运!如何应对?| 深度分析:基站+光通信+手机芯片都用到了哪些美国芯片?有何替代?

作者:鄢凡 方竞 等  来源:招商证券

  事件:2018年0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出口权限禁令,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售零部件,美国企业被禁在未来7年内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销售元器件。,并认定中兴通讯在2016年和解谈判和2017年考验期內,向其工业安全局(BIS)作出虚假陈述。
  时至今日,中兴不但被罚了,同时还承受着长达7年的零部件禁售!美国商务部再次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限制,意味着该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将遇到重大阻碍。
  点评:
  1. 事件详细背景:2016年至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6年3月8日,美国商务部由于中兴通讯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兴实行禁运。中兴通过内控整改及更换管理层,最终于2017年3月7日就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及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的制裁调查达成协议,公司支付8.9 亿美元罚款。还被处于暂缓执行的7年出口禁运(seven-year suspended denial of export privileges),如协议有任何方面未满足或公司再次违反了出口管制条例,则该禁令会再度激活。
  在本次的禁运声明中,美国商务部官员认定中兴通讯做了多次虚假陈述(ZTE made false statements to BIS in 2016, during settlement negotiations, and 2017, during the probationary period)。据协议,中兴通讯承诺解雇4名高级雇员,并通过减少奖金或处罚等方式处罚35名员工。但中兴通讯只解雇了4名高级雇员,未处罚或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双方筹码及后续解决方案
  本次禁运事件发生在贸易战的特殊背景下,我们认为美国此举更多是希望增强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筹码。考虑到中国目前已在4月4日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除此之外,中国商务部还在审核高通对NXP的并购案,该并购案耗时日久,为商务部近年来首次使用两个180天期限没有审核完成的案例。我们认为,美政府此举可能有部分用意在于向中方施压,从而推动并购案的进展。
  后续的解决方案可以参考2016年的禁运审查,2016年,禁运事件爆发后,在双方政府协调下,美国商务部给中兴颁布了临时许可证(Temporary General License),从而保证中兴通讯可以正常采购美国元器件和软件。而今年禁运之矛再度举起,我们预计,后续中兴及美国商务部之间将通过斡旋达成二次和解。
  3. 缺芯软肋,深度解析基站/光通信/手机的芯片框架!
  中兴通信的主营业务有基站,光通信及手机。其中,基站中部分射频器件如腔体滤波器(武汉凡谷、大富科技),光模块厂商(光迅科技,旭创科技),手机内的结构件模组等均可基本满足自给需求。
  唯有芯片,在三大应用领域均一定程度的自给率不足,我们将下文展开详细分析。
  (1)RRU基站:技术更迭快,门槛高企,自给率最低。
  RRU基站这一产品,我们要分为发射端和接收端两种情况来讨论。
  发射段的框图如下,其主要作用是将基带信号(BB),转化为中频(IF),再进一步调制到高频(RF)并发射出去。目前能够实现国产替代并大规模商用的,只有主处理器,即框图中的FPGA,DSP。主要是海思自研的ASIC。
  除此之外,国产芯片厂商中,南京美辰微电子在正交调制器,DPD接收机,ADC等芯片产品上已有可量产方案。并参与了国家重大专项《基于SiP RF技术的TD-LTE TD-LTE-Advanced TD-SCDMA基站射频单元的研发》,目前在ZTE处于小批量验证中。

RRU发射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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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德州仪器,招商电子
  接收端的框图如下,和发射端类似,目前只有海思的主处理器可以实现大规模商用替代。而南京美辰微电子的混频器,VGA,锁相环,ADC 处于小批量验证中。

RRU 接收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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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德州仪器,招商电子
  通过和产业人士的第一时间沟通,我们了解到,“基站芯片的成熟度和高可靠性和消费级芯片不可同日而语,从开始试用到批量使用起码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目前在中频领域,主要玩家有TI,ADI,IDT等厂商;而射频领域,主要是Qorvo等。
  同时,TI,ADI还在推动单芯片解决方案,以实现微基站对于RRU体积大小的要求。如下图中的TI AFE75XX系列,及ADI的AD936X等。单芯片Transceiver方案进一步提升了基站芯片的门槛,使得国产厂商更加难以切入。基站芯片的自给率几乎为0,成为了中兴通讯本次禁运事件里最为棘手的问题。

  TI AFE75XX芯片内部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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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德州仪器,招商电子
  (2)光通信领域:自给率尚可,高端芯片仍需突破。
  光模块从应用领域要分为接入网(PON)和数传网(DT)两大类,二者芯片方案不同,封装也大相径庭。以下以接入网光模块为例,讨论芯片方案。光模块内主要采用的芯片有MCU,TIA(跨阻放大器),APD(雪崩光二极管),LA (Limiting Amplifier),LD(Laser Driver),激光器芯片(Vcsel,DFB,EML),DWDM等。

10G接入网光模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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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华为,招商电子
  目前光迅科技的光通信芯片产品主要有DFB、Vcsel、APD等;博创科技则是PLC 光分路器和 DWDM 器件龙头;而南京美辰微电子及厦门优讯则在TIA,LA,LD领域有产品已实现大规模量产。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对手主要有Semtech,Micrel(被Microchip收购),Mindspeed(被Marcom收购)等。
  虽然光通信芯片自给率尚可,但在一些高端产品,如数传网100G及以上光模块中,国产芯片方案仍待突破,建议关注非上市公司芯耘光电,公司预计在2019年完成100G芯片方案研发。
  除此之外,接入网光模块上还会用到小容量SLC NAND(1GB),兆易创新在2017年年底推出的相关产品在各大光模块厂商处已经形成销售。
  (3)智能机产业链:自给率较高,各大领域不乏亮点。
  最后,让我们回到电子研究员最为熟悉的手机领域。参考TI的资料图,我们可以看出,智能手机内芯片方案极为复杂。除了主处理器之外,有数十颗模拟/数模混合芯片。且图中还有指纹识别芯片及射频芯片尚未标明(TI不研发相关产品,所以图中没有)。

手机芯片方案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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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德州仪器,招商电子
  如此繁杂的芯片方案初看无从下手,那让我们按照主处理器,电源管理,无线芯片,音频,显示,传感器,摄像头,指纹这一顺序逐个梳理。
  主处理器芯片,目前国内主要有华为海思以及展讯科技。小米亦在2017年成功推出松果系列手机处理器。
  电源管理芯片,圣邦股份和韦尔股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圣邦股份的背光驱动芯片在业内领先,而韦尔股份的DCDC,LDO等芯片优势明显。除此之外,还有台股上市公司矽力杰在该领域亦颇有造诣。
  无线芯片方面,国内有三大射频PA公司,分别是中科汉天下,唯捷创新,国民飞骧。而射频开关则主要有正在IPO的卓胜微。射频芯片是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2016年-2022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4%。但国内要想实现进军高端手机,还需要一定时间。

手机射频芯片市场规模及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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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Yole,招商电子
  音频芯片领域,国内的主要玩家是一家三板上市公司,艾为电子。
  显示屏相关芯片里,台湾厂商奕力,矽创,奇景,联咏等在显示屏驱动IC方面是行业龙头,且目前也有不少国内厂商在布局这一领域。
  传感器方面:士兰微的加速度计目前已经进入了展讯的参考设计,18年加快向手机其他传感器的拓展。
  摄像头CMOS芯片:豪威科技在2015年全球CMOS芯片市场中,占有约12%的市场份额,排名全球第三。预计2017年营收在8-10亿美元之间。
  指纹芯片:主要是汇顶科技和思立微(兆易创新子公司),汇顶的指纹识别芯片在2017年底一举超越FPC,成为全球市场份额第一。而思立微也在2017年实现了市占率的翻倍。

指纹识别全球出货量及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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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招商电子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兴通讯的三大应用领域里,芯片门槛最高的板块是RRU基站,这一领域要想实现国产替代,需要较长时间。光通信和手机产业链门槛相对较低,一些细分领域的国产芯片方案甚至于成为了国际龙头,但整体来看,还是偏低端应用。
  本次中兴通讯的禁运事件,对于通信产业冲击较大,也敲响了半导体产业的警钟,自主可控不仅仅是口号,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要务。我们不单要行远志,大张旗鼓建设晶圆厂,更要韬光养晦,从小处着力,支持本土芯片设计公司。
  虽然当前国内芯片设计产业仍属薄弱,但我们相信全国这1380家芯片设计公司里,终归会走出巨头厂商。无论是TI模式的收并购整合,还是Linear的学术研究派,都值得我们本土的芯片设计公司借鉴。衷心希望可以在未来尽早解决中国电子产业的缺芯之痛。
  附:美国商务部公告链接: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8/04/secretary-ross-announces-activation-zte-denial-order-response-repeated
  作者简介
  鄢   凡: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经济学双学士,光华管理学院硕士·  8年证券从业经验,2008-2011年在中信证券,2011年加盟招商证券,现任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
  方   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硕连读,近5年半导体行业从业经验,2012年在德州仪器,2017年在太平洋证券,2018年加入招商证券,任电子行业分析师。
  涂   围: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浙江大学光电信息工程学学士,2016年7月加入招商证券,任电子行业分析师。
  王淑姬: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北京大学电子学学士,2017年4月加入招商证券,任电子行业分析师。

来源时间:2018/4/17   发布时间:2018/4/17

旧文章ID:16005

美国全面制裁封杀中兴:一颗芯片都不卖,直到2025年! 中美贸易战再掀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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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DeepTech深科技

  美国商务部在美东时间 4 月 16 日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 7 年,直到 2025年3月13日。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由于美国公司在这 7 年内都不得卖东西给中兴,对中兴而言,未来不论是产品开发、规划、制造、销售等环节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无疑将重挫中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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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美国商务部长Wilbur L. Ross, Jr.
的声明

  事实上,在 2016 年、2017 年中兴遭到美国商务部调查施以制裁的风头上时,当时就有业界大胆预测,如果中兴真的遭到美国制裁,中兴所受到的伤害,将不只是短期的财务损失,更可能是就此一蹶不振的倒地不起。因为,被美国全面封杀的中兴,将会陷入无零件可买、也无技术可支援的绝境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兴能够撑多久?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兴通讯在殷一民上任董事长后,迅速走出了美国罚款的阴影,2017 年实现营收 1088 亿元,同比增长 7.5%,净利润 45.7 亿元,同比增 294%。三大块业务均取得增长,其中运营商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8.32%,增速位居四大设备商之首,国内和海外市场均稳步提升。
  当年的国家政策积极扶植的“巨大中华”四大通讯系统厂商,好不容易有了“中兴”、“华为”两家大厂,不但称霸国内市场,更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多年的积累,却很有可能就败在美国政府长达 7 年的制裁禁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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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中兴遭美制裁
大事记

  相较于中兴,许多人其实更担心美国政府下一个目标就是华为。事实上,早在 2016 年美国政府正在对中兴穷追猛打之际,在同时传出华为也接获传票调查其违反禁运制裁条款的状况,虽然后来此一事件并未进一步升级,但却也足以让人捏一把冷汗。毕竟,相较于中兴,华为若也同样陷入必须与美国政府死缠烂打的困境,对于中国通讯产业、甚至是整体科技产业发展都会极大的损伤。
  事实上,当美国时间 16 日爆出中兴因为违反先前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的条件,将遭到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给中兴后,在国内 16 日深夜引发业界震撼,对于这个消息,虽然让业界许多人感到震惊,但却也不太意外,因为,在过去一个月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动作不只多、而且大。
  除了台面上看来一触即发的中美关税贸易大战外,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就从来没闲着,特别是针对华为、中兴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国企业。其中,主管电信网络业务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就曾传出将针对部份采购华为、中兴电信网络设备的美国小型与地区型运营商采取动作。限制这些运营收领取建设偏远地区电信网络建设的相关政府补贴,以此吓阻美国小型地区型运营商停止向华为、中兴等中国厂商采购设备。
  虽然此一消息后来并未获得美国 FCC 证实,就连华为也出面澄清此一传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美贸易大战引信已然点燃的此时,不论是美国或者是中国,看似是无关的恫吓、或者是挑衅,都有可能一不小心擦枪走火,酿成一场不可收拾的贸易大战。
  而以美国商务部在 16 日宣布的对中兴采取高达 7 年的制裁动作来看,虽说此一事件原本就在持续进行调查中,但整件事在此时爆发开来,却也很难不让外界联想这与贸易战有关。
  中兴遭罚,事发早有苗头
  根据彭博社、纽约时报报道,中兴受到禁令的原因在于,中兴通讯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向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作出了虚假陈述,去年 3 月中兴在得克萨斯州的联邦法院同意认罪,他们非法将美国商品和技术运输至伊朗,违反了美国的制裁。而根据协议,中兴支付 8.9 亿美元的罚款和罚金,如果违反和解条款,后续还会被追加 3 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司法部针对出口控制或制裁案中,刑事罚金最高的案件。
  另外,根据协议的部份内容,中兴承诺解雇 4 名资深员工,另有 35 人接受取消奖金或被谴责的纪律处分。
  而美国政府对中兴的“关注”可以说是从 2012 年就开始,美国商务部和联邦调查局在 2012 年就针对中兴未经授权向伊朗出口,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规定而展开调查,发现中兴曾与伊朗的电信公司签署 1.2 亿美元合约,当时中兴通讯与专利授权公司 Vringo 在美国打官司,中兴高层还因担心遭逮捕而拒绝出庭。
  之后,在 2016 年整个事件就彻底爆开了,因为美国政府取得中兴内部极为机密的文件,档案中指导如何规避美方制裁措施,例如建议中兴利用空壳公司来向受禁运的国家出口美国产品,而中兴就是根据该策略向伊朗输入美国制造的产品,包括美国企业的软硬件。此举一出,中兴甚至还被列入影响美国国安的外国单位名单。
  而美国对中兴的制裁便在 2016 年 3 月生效,规定任何企业向中兴出售美国企业的零部件或仪器前,必须向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时任中兴总裁的史立荣曾发给员工信,表示美国商务部限制中兴通讯出口一事是一场危机,并认为中兴应组建一支高层管理团队来处理此事。此事后续也引起了中兴的管理层改组。之后,中兴积极与美方协商奏效,美国政府宣布“暂时”中止了对中兴的制裁,并给予中兴 3 个月的临时出口许可,之后多次获得展延,最后一次展延至 2017 年 2 月 27 日。
  2017 年 3 月中兴认罪,并同意支付 8.92 亿美元罚款,就美国指控其违法向伊朗及朝鲜出售美国科技及妨碍司法调查达成和解,后续中兴若违反与美国商务部的协议,还须额外支付 3 亿美元罚款,一纸协议结束长达了 5 年的调查。当时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主管 Mary McCord 表示,中兴最高管理层允许并批准该计划,而且中兴还多次欺瞒、误导联邦调查员。
  制裁:不只是让你痛,更要让你痛不欲生
  一般人或许不理解美国制裁的手段,相较于之前百思买全面停售华为产品,或者是以其他手段让中国厂商产品卖不进美国,这其实距离制裁还有很远的距离。因为,制裁要的效果,不只是让人痛,更要让你痛不欲生。
  以此次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祭出的制裁禁令来看,将是全面禁止美国厂商销售、提供技术服务、甚至是技术支援,这对仍有相当大部份芯片、零部件、操作系统、软件都与美国厂商有紧密关系的中兴而言,无疑是一大重击。
  以目前中兴营运内容来看,包含手机、平板等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电信设备为主,其中电信设备占营收以及相关服务占约 6 成,而消费类电子产品则占约 3 成。
  其中,中兴的电信设备部分的关键组件,比如说光传输的发送器与接收器等,还是以国际大厂作为零件供应主要来源,电信设备中的零件亦有不少来自美国的供货商。整体来看,外来零件占其料件比例至少有 6 成以上,而来自美国供应商的料件至少占了这 6 成的一半以上,中兴料件自制比例并不高。
  另外在手机产品方面,高通目前是中兴最大的应用处理器来源之一,占其手机产品约 6 成,而联发科则是排名第二,接近 3 成,而主要内存与运存供货商则以韩商三星以及海力士为主。
  而遭受制裁之后,中兴不论在通信设备,或者是手机产品,都将面临断炊的危机,通信设备虽可能在零组件取得一部份中国本地供货商的支持,但缓不济急;而在手机产品上,由于往后就无法拿到来自 Google 的安卓系统授权,即便完全以可能可顺利拿到货的联发科方案 (美国不干涉的话) 替代高通方案,但少了操作系统,或者说拿不到来自 Google 的 GMS(Google Mobile Service)认证,基本上也无法获得市场认可,这牵涉到的不只是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而是会让中兴连其他市场都进不去。
  不过目前中兴手机出货量在中国厂商之中仅排行第 9 名,且超过 8 成是外销,在没有 GMS 认证的情况之下,这些外销市场基本上就等于没了。
  另一方面,中兴的电信设备在全球排名第四,占将近 10%,落后于华为、诺基亚及易利信,而华为在面临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之下,这 10% 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恐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其他两家分食。
  当然,受到禁售的缘故,供应商一定程度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做为其手机平台主力的高通,等于硬生生少了将近 5——10%的芯片出货量。当然,这是短期的损失,若其他手机厂客户顺利递补这些空出来的市场份额,那么就可一定程度弥补从中兴损失的出货收入。
  另外,联发科占中兴供应链中的比重低于高通,且可能不受美国供应的限制,但若制裁生效,中兴手机无法继续出货,那么对联发科而言也是直接的损失。
  而其他包含手机内存、运存等供应商,可能就会因为少了中兴的需求,使得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供货紧张可能获得舒缓。另外,中兴的面板多数来自大陆供应链,包含京东方、天马、昆山等,若中兴被迫退出市场,亦将造成一定的冲击,面板的报价也将可能随着运存和内存同步下杀。
  特朗普政府的狠招,不只对中国而来?
  美国商务部对于中兴实行制裁将自即日起生效,并持续到 2025 年 3 月 13 日,这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绝对是一件大事,对于目前正处在贸易战火线上的中美两国而言也是。虽然在第一时间就有美国媒体报道中兴遭到制裁的消息,但在美国主要电视媒体上,所有新闻报道的热点却是特朗普绯闻封口费的八卦,这样的反差,显然非常讽刺。
  因为,对于上任以来不断强调“要让美国再度伟大”的特朗普而言,在还没有上任就急着跟全世界各地的巨头企业领导人会面,就是想要拉拢这些企业到美国去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在内,许多企业家几乎都得拿着一张承诺投资美国的支票才能有机会见到特朗普,而从特朗普在镜头前面握手拍肩拥抱、满脸笑容的画面,也可以看出特朗普有多得意自己长袖善舞的生意人本色。
  也就是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战这一局上面,特朗普的生意人本色仍然流露无遗,不断加码提高对中国课征关税产品的金额,在咄咄逼人背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要取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美国特朗普政府商务部在美国时间 16 日宣布对中兴实施制裁,确实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近来方兴未艾的中美贸易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的动作,却也让人疑惑:难道禁止美国公司销售产品予中兴,就不会伤到美国企业本身?
  以 DT 君分析中兴目前的软硬件与零部件采购状况来看,美国厂商占其采购比重高达 30% 到 40%,而这只是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对于部份公司注册地不在美国,但在业务据点、技术服务据点在美国的公司而言,也同样在美国商务部禁令范围中,因此也无法向中兴销售产品与服务,以此估算,则可能因此受到牵连的美国本土公司、或者是在美国投资设立据点的外国公司,实际数量远比想象更多,影响层面也更大。
  虽说特朗普与美国科技重镇硅谷企业的关系原本就不是太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恶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许多美国科技企业仍然是花了大钱在华府进行政策游说以维护自身利益,近来最为人所知的例子,就是刚躲过被博通(Broadcom)收购的高通(Qualcomm)。但讽刺的是,高通虽然花了大钱游说让自己免于被敌意并购,但万万没有算到的是,就在一个月之后,特朗普政府掀起的这场贸易战,却还是伤到了自己,而且还可能伤得不轻。
  而这样的状况显然与特朗普上任之初刻意营造的“欢迎来美国投资”的亲切形象不符。就如同阿里巴巴马云所说,如果两个国家能够共同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不要说创造 100 万个就业机会,创造 1,000 万个都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两国贸易环境无法正常运行,那就等于是摧毁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此次中兴遭到制裁当然是因为之前的事件与后来认罪协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点上爆出这个消息,对于原本就已绷紧的中美贸易关系,不但是雪上加霜,更可能因此掀起新一波的滔天巨浪。

来源时间:2018/4/17   发布时间:2018/4/17

旧文章ID:16004

封杀,美国再下狠手,刺向中国这个软肋!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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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华尔街见闻

  中兴成为了受中美贸易战波及的第一家电信设备厂商。
  美国商务部周一(4月16日)晚间宣布,由于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这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向中兴提供产品。
  17日上午,中国商务部回应称,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此外,美媒报道称,美国考虑对华发起新301调查,剑指云计算等高科技服务领域。如果美国正式采取行动,这也将是继钢铁与铝关税、知识产权纠纷之后,中美此次贸易战中的第三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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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5G推进
  其实,相比于在美国屡屡碰壁的华为,中兴在美的推进更为成功。中兴的手机与美国主流的电信运营商均有合作,包括Verison和AT&T等。
  中金公司分析称,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施加出口权限禁止令,若不能在1-2月内达成和解,会影响通信设备和手机等业务的正常生产与销售,同时对当前全球和中国的运营商网络建设带来一定影响,并有可能影响未来5G网络的推进。
  大方面看此次事件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部分,可能需要商务部等政府相关部门出面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招商证券电子研究团队预计,后续中兴及美国商务部之间将通过斡旋达成二次和解。
  对于美国企业,切断和中兴的“联系”也并非什么好事。
  在昨夜美盘时间,中兴通讯的主要美国供应商股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比如,在2017年中有30%的营收都来自于中兴通讯的Acacia通信公司(NASDAQ:ACIA)股价在周一收跌35.97%。另一家供应商Oclaro公司(NASDAQ:OCLR)的股价也大幅下跌15.18%,该公司在2017年当中有18%的营收来自于中兴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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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缺芯之痛
  招商证券电子研究团队指出,中兴通信的主营业务有基站,光通信及手机。其中,基站中部分射频器件如腔体滤波器,光模块厂商,手机内的结构件模组等均可基本满足自给需求。唯有芯片,在三大应用领域均一定程度的自给率不足。
  其中,RRU基站技术更迭快,门槛高企,自给率最低。基站芯片的自给率几乎为0,成为了中兴通讯本次禁运事件里最为棘手的问题。
  就也就说,中兴通讯的三大应用领域里,芯片门槛最高的板块是RRU基站,这一领域要想实现国产替代,需要较长时间。
  本次中兴通讯的禁运事件,对于通信产业冲击较大,也敲响了半导体产业的警钟,自主可控不仅仅是口号,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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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科技冷战
  随着贸易战的升级,中美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微妙。
  此前华尔街见闻提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认为,美国征收钢铝关税的矛头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真正目的是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在市场准入、技术转移方面做出让步。
  Feldstein认为,真正伤害美国利益的是中国获取美国公司的技术。中国要求一些美国公司分享其技术,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这让美国公司损失巨大。
  据第一财经报道,全球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集邦咨询分析师也认为,从宏观角度看,中美贸易战背后体现的是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快速崛起的担心,尤其是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崛起的担心。
  试想如果有一天,中国集成电路产品不再依赖美国或者实现自主可控,这对美国科技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值得一提的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针对美国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等科技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所受到的限制,美国政府正研究发起新的301调查予以报复。
  在具体报复措施中,美国可能会限制阿里巴巴在美提供云计算服务,或阻止阿里巴巴在美国的进一步扩张,直到中国取消对美国企业的相关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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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芯或将逆袭
  近年来,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支持下,中国芯片企业的发展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为较短时间内实现我国芯片产业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战略目标。
  仅过了两个月时间,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中国移动等15家企业共同组建了一个国家级基金,用以给芯片产业链中的设计、封测和晶圆制造等关键环节提供资金支持。该基金初期计划规模1200亿元,实际募集资金接近1400亿元。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集成电路发展基金总规模超过3000亿元。
  “大基金” 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就在25个项目中投资了400亿元,包括一批国内芯片领域的龙头企业,如紫光、中芯国际、中兴通讯、长电科技等。截至2017年年底,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已投资额超过700亿元,其中约60%的资金投向半导体制造领域。
  2017年,我国芯片业也取得了一些亮眼的成绩:华为海思发布了全球首款10纳米技术的AI芯片;装备了国产芯片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荣获世界超算领域的三连冠;紫光和海思跻身全球前十大芯片设计企业行列,在全球芯片设计前50强中,中国企业占据了11席;华为也顺利地在高端机型中使用大量海思麒麟芯片,不再受制于人。
  相较于国际先进芯片技术,我国的芯片业发展水平仍然有一定差距。随着5G时代的来临,我国芯片业要想在2020年完全摆脱对外企的依赖还有一定难度。
  人民网3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称,“中国芯”想要真正逆袭,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一个是技术差距,另一个是制作水平的薄弱。但该文认为,2018将成为中国5G芯片发展的关键年,相信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加上国内厂商的不懈努力,中国5G必将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引领世界。

来源时间:2018/4/17   发布时间:201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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