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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夫妻论”可以休矣!

作者:李光满  来源:李光满冰点时评

  3月27日,楼先生在50人论坛中美圆桌对话会上的发言中再次提到“中美夫妻论”,而且说“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他说:“美国可能认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认为我美国可以再找一个。但是我想提醒美国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对手和伙伴。”这篇讲话现在仍可以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官网上读到。对此我有不同观点,想和楼先生商榷。
  首先是听着这“中美是命定的夫妻”的讲话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特别是听到美国可以再找一个,而中国仍要求成为“命定的夫妻”,这话是不是让中国人有些难堪?
  夫妻是一个家庭里面最亲密最核心的关系,中美在哪里有这种最亲密最核心的关系呢?中美既不是同盟国,也不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形成同盟,显然缺乏一个家的组织形态,没有家的组织形态就没有夫妻的名份,既无名份,又何来夫妻一说?而在当前中美关系正从以合作与竞争并存向以竞争为主转变的时候,中美又如何能做得成夫妻?
  中美之间,我们且不论谁是夫谁是妻,我只想说,从历史上看,中美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做夫妻的历史基础和感情基础。在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时候,美国是西方列强中的一员,参与了帝国主义列强殖民、瓜分、掠夺中国,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前期,也是日本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时候,美国一直跟日本大做生意,是日本侵华物资的主要供应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纠集西方战争集团与中国在朝鲜进行了一次十分惨烈的战争。此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统一国家。再后来的越南战争虽不是中美间的直接战争,也算是美国与中国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从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制裁。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中美虽然改善关系,但并没有发展成为朋友和盟友,更谈不上什么亲密关系,那不过是相互间的战略利用罢了。苏联解体后,美国立即伙同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了延续至今、长达三十年的军事和高科技禁运。当前美国不断签署新的法案,突破“一个中国”底线,还在南海以安全巡航名义侵入中国岛礁十二海里范围,侵犯中国领海主权,专门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凡此种种,我们提“中美夫妻论”,而且是“命定的夫妻”,合适吗?
  夫妻之间首先要有一份情意,其次还要有一份责任。中美之间显然从来就没有那么一份情谊,更没有那什么责任,有的只是战争、对抗、冲突,虽有合作,也是时断时续时好时坏。
  高晓松曾以美国将庚子赔款帮中国办教育办医院说成是对中国的恩赐,殊不那个什么庚子赔款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掠夺的不义之财,是列强瓜分中国的脏物,现在有人要因为这个而让全中国人永远对美国感恩戴德,岂不是荒谬至极?
  还有人说中美两国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同盟国,这点不错。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和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到1940年,美国一直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钢铁、石油、矿石等战略物资的最大贸易国,其数量占日本当时整个使用量的70%-90%,美国趁日本侵华大发战争财,大发中国的国难财,可以说当时的美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帮凶。后来中美之所以成为盟国,是因为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为了让中国在东方战场上牵制日军主力,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才对中国提供了一定的物资援助,并且这些援助也并不是无偿的。日本战败后,美国立即与日本组成对付中国的军事同盟,朝鲜战争中美军所需要的大部分装备都是在日本生产的。此后数十年日本成了美国在西太平洋遏制中国的看门狗。看看历史,中美何曾有过什么夫妻情谊?何曾有过什么家庭责任?
  当前,特朗普在美国国防报告、国情咨文等重要文件中,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将中国与恐怖组织一起列为战略竞争对手,遏制、围剿、制裁、掠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和最高国策,当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支持政府向美国发起贸易反击战,在这种形势下,再次提起什么“中美夫妻论”,岂不是不合时宜?
  再者,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力的逐渐强大,从前中国作为美国低端产业的血汗工厂,美国享受着高科技和高端产业的超额利润,中美两国因为产业互补而有一定的合作,那时中国是一个打工者,美国根本瞧不起中国,中美两国既门不当又户不才,根本谈不上夫妻。现在中国逐渐开始进入中高端产业,对美国产业和利益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虽然中美两国的人均收入还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中国的发展势头很猛,人口基数又大,美国早已心怀不满,对中国搞起了“亚太新战略”和“新印太战略”,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无法洗劫世界各国财富、安享财富大餐的障碍,也正因此,特朗普对中国挥舞起了贸易战大棒。此时中美两国还是夫妻吗?还能同榻而卧,还能相敬如宾吗?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美国是一个仅有不到300年历史的暴发户,如果中美是“命定夫妻”,这个“命定”从何而来?又是由谁“命定”?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候,美国又在哪里?这样两个有着重大文明和文化差异、有着完全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能做长久夫妻?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是一个受天下人尊重的文明国家,何必图一时之利去认一个强盗成性的国家做夫妻?中国,中央之国也,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是一个敢于射日、敢于移山的伟大民族,何以去求着一个强盗、一个暴发户做夫妻?
  无论如何,就像“中国崩溃论”早已破产一样,“中美夫妻论”也可以休矣!

来源时间:2018/3/31   发布时间:201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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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中美是命定的夫妻,敞开门打架,是没教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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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网

  针对中美经贸关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日前表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
  3月27日,楼继伟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2018中美圆桌研讨会”上发言,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网站29日发布了讲话全文。楼继伟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称,汪洋同志任副总理时,作为习主席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特别代表,我作为财长协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开玩笑:“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我觉得比喻的很恰当。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开门教子,闭门教妻”。如果夫妻敞开门来打架,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美国可能认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认为我美国可以再找一个。但是我想提醒美国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对手和伙伴。
  以下为内容全文:
  楼继伟理事长在50人论坛中美圆桌对话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2018年3月27日
  开场发言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我先做一点观察,最后再做结论。我的观察是我们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特朗普总统最近的几项声明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认为有三个问题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现有的WTO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国占据全球高科技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从美国的技术贸易获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国认为这三个不公平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中国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讲对前两点的看法。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我认为,美国现政府的立场或者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我上周六参加发展高层论坛谈及中美贸易问题时,曾经提到了特里芬悖论,在座各位都是大牌学者和专家,对此不会陌生,但我还是要做一说明。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它的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
  目前占据这样地位的国家是唯一的,这自然就带来一些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储蓄和高的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人民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说,美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美国人民得到了好处;第二个优势是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
  没有其他国家有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优势就要承担责任。根据特里芬悖论,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严重到影响美国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将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灾难。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约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过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高水平创新,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权,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优势,但是这种特权不能滥用。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又降到了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在我看来又处于过度透支的状态,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他所称的80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都是别国造成的吗?实际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
  第二,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加强金融深化,美元的国际结算、支付、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是有利的。WTO规则被特朗普总统认为不公平,要认识到这个规则是国际广泛共识的结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试图单方面强行修改,只会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比如WTO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文,即TRIPS,实际是源自美国 301条款,只不过是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共识基础上,WTO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这实际反映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先地位。如果还要寻求额外优先,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提示美国的全球责任。刚才提到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后期,当时财政盈余达到2370亿美元,占GDP的2.5%。这种情形下,美债的发行规模就不足以满足全球储备资产和风险对冲资产的需求。为此,美国在自身融资需求之外,额外发行了一笔1000亿美元的债务并支付利息。这就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在履行全球责任。
  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65%,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300%,韩国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15.3%降为12%。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8.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120个。到2010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了9.8%。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9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2017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59.1%,加工贸易占23.4%,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2.4%,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59%,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因此,在贸易和服务方面,中国并没有过度的保护。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要求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却又给我们下计划指标,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下达计划指标了!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这些。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这是中国的一方面看法。
  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对此我是很清楚的,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有跨区域性合同,属于统一市场的事务,都是由联邦或中央管辖,在中国是双管。最高法院管规则,具体执行的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中级法院,却属于地方管理,可能会有地方保护。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
  回到我们的主题,“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总理时,作为习主席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特别代表,我作为财长协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开玩笑:“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我觉得比喻的很恰当。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开门教子,闭门教妻”。如果夫妻敞开门来打架,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美国可能认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认为我美国可以再找一个。但是我想提醒美国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对手和伙伴。谢谢!
  总结发言
  我非常欣赏大家刚才讲到了一般美国人的感受,心理不平衡。我首先要补充一下美国高层战略家的感受。我也接触过一些,总体来讲他们是失望的。他们设想将中国引向市场经济,中国就会自然走向西方的民主,但是发现落空了。中共十九大和近期的修宪,进一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些人失望,所以他们要找回面子,要进一步威胁中国。但失望就失望吧,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刚才举的例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做了很多工作,中央政府层面修改了 3000多件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层面清理了9万多项,这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按照美国的宪法,有一个州际贸易条款,国际和州际之间的贸易是联邦的权力,不可能出现地方政府出台9万多项法规、需要清理的数量是中央政府的30倍的情形,所以刚才Park先生也讲到了,中国有很多执行不到位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过程中有多大的利益需要调整!没有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权威,这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人担心主席任期制取消了,中国会不会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路线已经确定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再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我们的人民是非常自由的,不可能再回到压抑。刚才我其实只是点到一个例子,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要加紧解决,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如果不理解这个问题,你们就只好失望。
  第二,我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是政府官员,与美国政府方面沟通很多,中美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美国人的优点是,你只要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你比他还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1000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我非常认同汪洋同志将中美关系作为“命中夫妻”的比喻。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第三,其他国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第二个心态,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预期贸易会更公平,知识产权会更公平。这是对的,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比如,欧洲人对平台经济是很有意见的,对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处罚。如何打破新型垄断,还没有破解。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进来了。欧洲人希望打击它们,希望对它们有一定挤压。但是美国还专门说,平台经济扩展下去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人想抢美国人饭碗,不是这么回事,这点大家都明白,应当大家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很清楚。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比Park先生讲的还要多,在中国的企业之间太多了,不公平很多,相当多的是体制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不重视。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知识产权法院是中级法院,而且不是中央直管的法院,地方政府可以在国际贸易领域出台9万多项法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国有意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有全世界都有好处。谢谢!

来源时间:2018/3/31   发布时间:2018/3/30

旧文章ID:15611

未曾言说的秘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解密档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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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师嘉林  来源:中美印象

 写在邓小平访美之前

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的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按照行程安排,邓小平访美将走访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著名城市,并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进行会谈。访问期间,邓小平与卡特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方毅副总理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黄华外长和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方还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等一系列相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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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卡特执政后,曾先后于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派国务卿万斯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过磋商。万斯访华时,美国政府在是否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问题尚未做最后的决定。到了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卡特总统及时审时度势,决定先与中国建交,再以优势地位与苏联谈判,谋求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因此,布热津斯基访华之时明确地向中国表示,卡特总统已下定决心在第一届任期结束之前实现中美邦交关系正常化,而且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同台湾当局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但希望在美方做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此后,布热津斯基又宣布美国已委派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作为全权代表同中方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具体谈判。1978年7月初,中美建交谈判开始,台湾问题是此次谈判的焦点,美国方面同意了中方的要求,即与台湾断交、废约、从台湾撤军。而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双方议定在建交之后继续谈。
  1978年12月16日凌晨,时任国民党“外交部新闻局”副局长的宋楚瑜便电告“监察院长”钱复,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想在次日上午九时晋见蒋经国“总统”。然而,在钱复赶往蒋经国住处七海官邸汇报此事时,看到蒋经国已经在楼下客厅会客,访客正是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参赞(Mark Pratt)。四人坐定后,安克志开始宣读卡特总统致蒋经国的信,即美国将与新中国自次年1月1日起,开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台“外交关系”随即终止。蒋经国当时的愤慨和懊恼可想而知,随即他命人通知“前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孙运、“总统府秘书长”蒋彥士、“外交部长”沈昌焕等政府要员前来开会,商讨对策。7个小时后,美国与台湾“断交”的消息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连续两天,成群的民众聚集在美国“大使馆”、驻台美军俱乐部和“大使”官邸外,表达抗议。同时,有的民众还焚烧了美国国旗和汽车以示抗议。为了消弭台湾人民的不满同时安抚台湾政府,美国政府打算派要员赴台访问。1978年12月21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发表了一份通告,向媒体通报美国政府即将赴台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根据计划,代表团将于于27日达到台北,29日离开,由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带队,随行的还有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莫里斯•维斯纳尔(Maurice F. Weisner)、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赫伯特•汉塞尔(Herbert J. Hansell)、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罗杰•沙利文(Roger Sullivan)、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麦克•阿姆考斯特(Michael Armacost)以及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迪恩•莫兰(W. Dean Moran)。
  1978年12月27日,克里斯托弗一行抵达台北。在台北松山机场迎接他们的只有钱复和几名随从,场面极其冷清,与昔日美国高官访台时的热烈场面大相径庭。当克里斯托弗的车队刚刚驶出机场大门时,一群抗议的台湾民众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紧接着油漆、鸡蛋、烂泥、西红柿、石块纷纷袭来,车队被迫停了下来,狂热的人群中,还有人爬上车顶,乱踩乱跳,甚至有人试图掀翻车辆,抗议之声此起彼伏。这时,美方的便衣人员冲过来,将激愤的抗议者拉开。半个小时后,美方的车队才得以离开。事后,美国政府就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台湾当局对美国代表团的安全“负完全责任”。美国刚抗议结束,第二天清晨,一场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就在台“外交部”前的广场开始了,两万多人高喊反美口号,发泄对美国政府的不满。12月29日,蒋经国接见了克里斯托弗。双方的会谈在极其冷淡的气氛下进行,双方最后仅仅商定,美台将各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在华盛顿继续谈判“断交”后续事宜。12月31日,台湾驻美“大使馆”降旗,台湾“外交部”宣布同美国断交。就在几天前,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已经向蒋经国辞行了。至此,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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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的最后一天,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布了卡特总统致邓小平的元旦贺词,卡特在信中说:“新年之际,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正式外交关系表示欢迎;新的任务摆在我们眼前,新的中美关系对两国人民的福祉、对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世界的稳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利益;美国人民和我个人都期待着您不久后的访问,在华盛顿,我们彼此可以就全球和双边事务展开深入的会谈;同时,我们会抓住您这次访问的历史机遇,它为两国人民营造了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持久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的太太和我祝愿您和卓琳女士新年快乐,我们期待您的到来;中美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它使美国人民2个多世纪以来珍视的友谊历久弥新,它标志着敌对和冲突的结束,它象征着新时代的到来,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广泛交流可以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并为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为了今天,过去的7年多我们携手并进,两国之间的联系稳定增长,新型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彼此协作应对双边和国际事务中的广泛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两国以及人类在未来很多年必须要面对的,我期待着与您在这些方面展开合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都热爱和平、我们共同致力于维护两国人民的尊严,促进繁荣,至此新年之际,我们致力于与中国一道朝这些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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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开始,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的对峙和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中美建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关系突破的标志性大事,中美建交提高了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访美,美国政界可以说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美国国务院1979年1月12日的一份有关“中国活动的状态报告”的档案资料显示,美国白宫都在为邓小平月底的访美忙上忙下,这份由白宫公众参与和政府间事务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Public Engagement and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特别助理安妮•维克斯勒(Anne Wexler)呈交给时任白宫幕僚长汉密尔顿•乔丹(W. Hamilton M. Jordan)的备忘录中明确地列出了邓小平访美的前期计划工作、人员配备、相关日程安排以及对台关系。为了保障接待工作的顺利完成,众多的美国政府职能部门积极参与筹备,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新闻办公室、负责人事和政治事务协调(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Personnel And Political Coordination)的总统助理蒂莫西•克拉夫特(Timothy/Tim Kraft)、总统内阁秘书(Secretary to the Cabinet)杰克•沃森(Jack Watson)、白宫新闻主管 (White House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杰拉尔德/杰瑞•拉弗肖(Jerry Rafshoon)、安妮•维克斯勒办公室、白宫社交办公室(the Social Office)、白宫保密办公室(the Secret Office)、国务院和其他相关部门,需每天开会计划不同活动的行程。邓小平访美最初的计划是在访问华盛顿后去再去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三个城市,在国宴的当晚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U.S.-China Trade)还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安排了相关的文化活动,中国与美国方面的官员以及媒体都将应邀参加,文化活动将通过卫星电视在中美两国直播。
   
安妮维克斯勒、国会联络处助理弗兰克(Frank Moore)及总统内阁秘书杰克沃森办公室的相关人员要和其他相关事务的办公室展开合作,安排1-2名内阁成员以及合适的国会议员来对接邓小平的来访。白宫和负责地方接待的官员为国务院提供及时的帮助,参观的目的城市等相关细节必须与本周末到达的中国先遣组协商敲定。白宫公众参与和政府间事务办公室会在113日周六与中国先遣组在罗斯福厅会面,但是在白宫最终公布邓小平访美之前,必须预先通知相关的地方官员和国会议员。此外,安妮维克斯勒在提交给汉密尔顿乔丹的备忘录中还说:“有关邓小平此次访美需铭记两点,即邓小平并不是中国的元首,此次访问中达成的相关成果会为日后其他国家的来访开创先例;此外,许多民众将怀着极大的兴趣并非常渴望找机会参与其中,我们应当避免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可能造成的危险,同时给与美国民众机会以更好地了解中美新型关系。”
  最后,安妮•维克斯勒也提出了应当向商界、农业和劳工团体就邓小平访美做一通报。白宫将与国务院密切合作,将广泛的通报材料递送到国务院和白宫,同时供国会使用;通过国务院公共事务部门的协调,白宫会与许多国家性的机构开展例行活动;根据总体日程安排,我们应当立即提名新的驻华大使以及从法律层面建立与台湾适当的关系;针对台湾的相关立法必须在三月底完成,后续还要就此事与中国进行深入磋商,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的立法未来要呈交给国会。
  总之,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关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事,备受两国政府重视,邓小平更是将它与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祖国统一大业相提并论并直接推动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也因此有专家称他为“中美建交这精彩一幕中国方面的总导演”。中美建交不仅改变了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美台关系、美苏冷战大局、中苏关系等方面也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诸多问题亟待双方领导人进一步磋商解决,而且邓小平的这次访美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的首次访美,所以,与中美建交一样,邓小平对美国的这次出访是影响两国和世界关系发展的大事。因此,美国在迎接邓小平到访的准备工作中,一方面对台湾当局做了一定的安抚工作,另一方面,将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正代表,按照最高的规格,给予热情、隆重、周到的接待”,因为在当时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都清楚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能“拿大主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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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3/30   发布时间:2018/3/30

旧文章ID:15607

Suggested Readings: February 22-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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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bert A. Kapp  来源: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2/25/c_136999410.htm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announcement of the pending amendments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se have occasioned enormous, instantaneous discussion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aily-comment/xi-jinping-may-be-president-for-life-what-will-happen-to-china Evan Osnos, one of America’s best China writers (The New Yorker) on implications of the week’s biggest news, the impending elimination of the two-term limit on the Chinese presidency.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90568.shtml Global Times (English) first editorial on pending Constitutional changes, including elimination of the two-term limit on the Presidency. Closing line: “The constitution amendment is the punch line of legislative framework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an essential constitutional insurance for China to advance.,” but read the whole thing.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34939/chinas-military-throws-weight-behind-controversial-mov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hecks the box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s. Background.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party-congress-reshuffle-strengthens-xis-hold-central-military-commission/?mc_cid=3132e01c7f&mc_eid=1e2abdac25 Recent organizational moves affecting the armed forces imply higher degree of Xi Jinping’s personal control.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90821.shtml Global Times asserts that the newly-revealed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including elimination of the two-term limit on the country’s presidency, are in tu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hanging times, as Western democracy “ulcerates.”

https://politicsfromtheprovinces.blogspot.com/2018/02/in-china-sky-is-falling-apparently.html An intentionally contrarian view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ntroversy, taking mighty swipes at the “commentariat” that is upset with what the end of the two-term presidency means. Form your own judgments.

https://www.ft.com/content/38996858-1af0-11e8-956a-43db76e69936 A somewhat Olympian opinion article by veteran Financial Times commentator Martin Wolf, on the challenge to the Western liberal order manifested by Xi Jinping’s assumption of one-man rule (through elimin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term limits on the presidency. (May be paywalled.)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28/world/asia/xi-jinping-china.html?mtrref=t.co More in the tidal wave of commentary on the elimination of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and its broader implications.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xi-wont-go#comment-6036 Chinafile features continually-expanding sets of comments on particular issues. By the time SR readers open this address the set on the term limit elimination is likely to be even longer than it is at the time of this item’s inser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2/27/7-things-you-need-to-know-about-lifting-term-limits-for-xi-jinping/ Jeffrey Bader, NSC Asia chief in the first Obama term, with a well thought out, essentially gloomy,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ending term limits on the Chinese presidency. Seven points in all, with good graphics and type faces for easy digesti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https://tinyurl.com/y7lb5zbe Liu He, who is about to wind up with the Western media sobriquet “China’s Economy Czar,” heads for D.C. to try to head off some of the widely-advertised Trump Administration punitive actions against China, endlessly said to b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https://techcrunch.com/2018/02/25/apple-is-moving-icloud-encryption-keys-for-chinese-users-to-china/ More on Apple’s move of iCloud data to data center servers inside China. Including encryption keys.

https://www.voanews.com/a/china-reacts-angrily-new-united-states-sanctions-against-north-korea/4269141.html Angry Chinese response to Trump’s newest sanction steps against DPRK.

https://www.ft.com/content/b3bfe924-1854-11e8-9e9c-25c814761640?segmentId=6132a895-e068-7ddc-4cec-a1abfa5c8378 (Paywalled) Another Chinese high-tech acquisition in the U.S. falls through over U.S. regulator objections. More of this ahead, not least because of the opacity of Chinese corporate ownerships and very much because of the asymmetry between U.S. market openness and Chinese market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in high-tech sectors. The demand for “reciprocity” of treatment is rising fast in the U.S., and China’s restrictive policy choices of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alienated key elements of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25/us/politics/peter-navarro-trade.html Peter “Death By China” Navarro said to be rising to the surface again in the Trump trade policy cooker. Also useful related artic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trump-tilts-toward-hard-liners-ahead-of-key-trade-decisions/2018/02/26/ffe93e46-1b32-11e8-b2d9-08e748f892c0_story.html?utm_term=.47d8a0af0ab1

INTERNAL AFFAIR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3/01/c_137006746_2.htm A foretaste of what lies immediately ahead. A Third Plenum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nounced and convened on extremely short notice, issues this Communiqué at its conclusion, foretelling changes to be announced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a few days. An important, though opaque, document.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35165/first-term-limits-now-xi-jinping-shake-state-tighten A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ession looms large, hints of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coinciding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now under furious discussion.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34592/top-chinese-cabinet-official-yang-jings-sacking-linked The kind of situation that must give China’s “soft power” architects palpitations.

https://macropolo.org/chinese-puzzle-economic-reform-xis-china-meanings-market-liberalization/ A long and complex reflection by Paulson Institute’s Evan Feigenbaum, around the theme, What if ‘Reform’ simply doesn’t mean the same thing to the Chinese that it normally means to people outside of China? Worth the time and effor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88727.shtml An earlier, angry editorial about foreign concerns over the fate of Gui Minhai, removed from a train by security personnel while he was traveling in the company of two Swedish Embassy officials (Gui holds a Swedish passport). Much foreign discussion has ensued ove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quotation marks around the word “foreigners” in this editorial: is anyone of Chinese extraction, no matter his/her citizenship, “Chinese” in the eyes of the PRC government, and if so,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the lives and safety of such people?

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9

旧文章ID:15616

China & DPRK: Comrades-in-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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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印象

When I thought of North Korea a year ago, I pictured a dark, desolate place, where color could only be found in its flags, propaganda posters and murals. It is a hateful country led by a lunatic leader. It does not have many friends in the world but its neighbor, China, is a strong ally. I almost believed that China had the power to do more to convince Kim Jong Un to freeze his nuclear programs. Now I realized that I was wrong about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The histor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rec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Pyongyang and Beijing have severely damaged the so-called relationship woven by blood and sweat that it now may be beyond repair.

The history of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is riddled with distrust and strain.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Sino-North Korea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Friendship Treaty on July 11, 1961, the alliance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has gradually worsened. In fact, the alliance had been rough even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Kim family always bore a grudge towards China. He was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China’s Northeast. Ethnic Korean soldier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as sent back to North Korea after World War II in 1945 and before the Korean War in 1950. We do not know much about what happened during this time but this was one of the reasons of Kim Il Sung’s early distrust of China and its leaders. He did purge those in his government that were believed to be pro-China. While China saved North Korea in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Kim Il Sung felt belitt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out the war. Mao Zedong, and several other Chinese leaders such as Marshall Peng Dehuai, believed his leadership to be extremely childish and that his behaviors were often rash and doctrinaire.

Although North Korea and China have upheld the allianc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t has not been an easy alliance to maintain. China drastically cut off its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after it launched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late 1970s. Beijing’s decisio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Seoul in the early 1990s angered North Korean leaders. It joined the U.S. in voting against China’s effort to host the 2004 summer Olympic Games. Although China has been accused either of indirectly providing North Koreans with nuclear technology or tacitly tolerating its nuclear programs, Beijing’s latter effort to denuclearize Pyongyang has made North Korean leaders feel betrayed. It has repeatedly rebuffed Chin’s advice on opening up its econom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yongyang and Beijing was already at a very low point when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in 2012. Xi’s decision to visit South Korea first and President Park Geun-hye’s appearance at the Tiananmen Gate on September 3, 2015 further alienated the new leader Kim Jong Un. After Kim killed his uncle, who was believed to be pro-China and urge for China-like reform in North Korea,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ere postponed even more.

Both Kim Jong Un’s grandfather and father visited China numerous times when they were around. Although they were not always happy with Chin’s policies they at least treated China as a big brother state of the same ideology. Kim seems to have thrown all of that out of the window. China has certainly taken these gestures into heart and its coldness toward Pyongyang has increased. The last visit to North Korea by a high ranking Chinese official was in October 2015 when Liu Yunshan,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buro, went to Pyongya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orth Korea.

By 2016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China was so broken that it appears Kim Jong Un planned his missile and nuclear tests around China’s political calendar. North Korea conducted a missile test last year during G20 in Hangzhou, in May of 2017 during the OBOR summit, and recently in September of 2017 during the BRICS summit in Xiamen. North Korean media outlets began to openly criticize China for being a running dog of the West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van Osnos[1], an acclaimed reporter on East Asia from the New Yorker, recently visited North Korea and reported that North Koreans are resentful of China because they feel China is treating them like the dirt between their toes. He was also asked not to make this perception public, a promise they know Osnos cannot keep.

There is also an emerging change in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North Korea. In the past, Chinese scholars were not allowed to criticize Pyongyang, and this restriction has now been lifted. Although the Global Times once editorialized that Chinese people should not use derogatory nicknames to refer to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it has been the most vocal in criticizing Pyongyang’s pursuit to become a nuclear power. Shen Zhihua[2], a Chinese historian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as been giving talks all over China on the historical bad behavior of North Korea. He warns that that China and North Korea are no longer brothers-in-arms, and in the short term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an improvement in Chinese-North Korean relations. Many in China no longer see North Korea as an important buffer zon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y believe a nuclearized North Korea poses the largest threat to China. Dr. Jia Qingguo,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recently suggested that the U.S and China should begin to talk about collaboration in preparation for the possible collapse of the Pyongyang regime and Chinese troops should be ready to deploy inside North Korea to secure nuclear weapons and to stop any possible refugee exodus.

China and North Korea are no longer comrades-in-arms. North Koreans see China as a tool of imperialist Americans. Chinese see North Koreans as a mad regime in pursuit of self-security at the expense of its neighbor. China certainly cannot give Kim Jong Un marching orders to give up its nuclear program but will Pyongyang listen when China decides to isolate North Korea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Trump talked about North Korea yesterday in Beijing.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if the big brother will teach the small brother a few lessons in the coming months.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ICo_SwBQA – Evan Osnos’ statements on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2] “Excerpts from a Chinese Historian’s Speech on North Korea” – New York Times

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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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e U.S.’s Mistakes as Well as Its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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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incent Palumbo-Smith  来源:中美印象

A Response to Xiang Songzuo
In an article I translated titled “Our Fundamental Problem is not China-U.S. Relations,” the author, Xiang Songzuo, indirectly criticizes the increasing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 under President Xi. In his rhetoric and actions, President Xi has signaled China’s intention to be more ac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his marathon speech at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President Xi used the words “great power” or “strong power” 26 times to describe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rise. He also made 28 overseas trips to 50 countries during his first term, surpassing all his prede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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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resident Xi arrived in Dhaka to meet with the Bangladeshi Prime Minister, Sheikh Hasina Wajed, it was the first time a Chinese head of state visited the country in 30 years.

Though he acknowledges China’s deep desire to rise above its century of humiliation, Xiang argues that it is more prudent to exercise rationality and objectivity. Anybody who undertakes a rational assessment of China’s current state can only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not yet time for China to set aside Deng’s advice to “hide your strength and bide your time” (韬光养晦 taoguang yanghui).

Xiang points to America’s long path to superpower status as one potential roadmap for China. He implies that American elites demonstrated strategic thinking when they mostly resisted the imperialist impulse to translate industrial capacity to global influence. Instead, the U.S. did not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until after World War II, 50 years after it had become an economic superpower. By waiting and leading the Allies to victory during WWII, the U.S. retained the respect of a critical mass of nations that enabled them to exert influence that was far more legitimate than the other European powers of the 19th century, who often succumbed to imperialism.

China has no desire to become an imperialist power, but it should still remember the basic lesson offered by the U.S.’s rise after WWII. An aspiring superpower should exercise patience and wait for an opportunity to emerge before it takes the reins of global leadership. In the meantim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hide its strength and bide its time.

CHINA’S DEBATE: KEEPING A LOW PROFILE (KLP) OR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SFA)

The views Xiang expresses in this article reflect one side of an ongoing debate within China. The other side believes that China should conduct its foreign policy in ways that strive for achievement (fenfa youwei 奋发有为). Chinese people who subscribe to this view agree with President Xi’s proactive foreign policy to charter a new course for China. According to proponents of SFA theory, such an outlook is necessary because China’s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fundamentally since Deng made his suggestion for China to keep a low profile.

In contrast, the side that Xiang occupies argues that China is still in the er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Since China is not actually becoming less secure, there is little reason to discard Deng’s strategy to keep a low profile (KLP). Deng’s vision for China is just as relevant today as it was when he imparted his wisdom in the 1980’s.

The most public debate between the SFA and KLP factions occurred during a televised debate (link in Chinese) between a retired PLA Major-General, Luo Yuan, and a former diplomat, Wu Jianmin, who passed away in a fatal car accident two years ago. Wu Jianmin is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dove”. In effect, belonging to the dovish faction means his views tend to reflect KLP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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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Yuan (left) appeared in a televised debate against Wu Jianmin (right).

Wu is not only regarded in high-esteem for his theories on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but also on the rising tide of nationalism within China. Reflecting on this nationalism, Wu maintains that China’s primary foreign policy problem is domestic in nature, and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He clarifies that the er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s not ending on its own accord. In actuality, rising nationalism within China is prematurely ending this era.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if Chinese leaders and opinion makers do their part to roll back counterproductive nationalist sentiment, then China could make a complete return to a foreign policy status quo based on win-wi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stability.

One Chinese professor, Wang Jianyu, succinctly summarizes Wu Jianmin’s role in the debate, stating that he sought to serve as “a check and balance to nationalism and populism.” Wu regarded populism as opposed to reform, and nationalism as opposed to opening-up. Together, nationalistic populism undermines the very basi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ince Deng initiated the Reform and Open-up i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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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his life, Wu Jianmin defended Deng’s Reform and Open-up. 

In emphasizing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criticizing nationalistic sentiment as incompatible with rationality, Xiang channels the essence of Wu’s view.

On the opposite side, Luo Yuan argued that the source of China’s problems can in fact be traced to a deteriorat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Following this assessment, Luo states that the logical policy for China would be to prepare for war.

An even more striking difference with Wu and Xiang is Luo’s views on mass nationalism as a positive force. On a Dongbei news website (link in Chinese), Luo even went as far as to say that popular will is one thing that is more awesome(厉害)than aircraft carriers. He implies that in a hypothetical contest for dominance with the U.S. in the Asia Pacific, China can rely on popular will.

Unlike Xiang who insists that China must follow the U.S.’s example and wait for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Luo argues that China must capitalize on its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while it is still available. Writing specifically on the Diaoyu islands disputed with Japan, he emphasizes that waiting is not wise because “maritime resources will not wait for us, whatever gets looted by others is gone.” His perspective of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as an opportunity to uphold maritime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belies official Chinese policy, which articulates that strategic opportunity refers to developing its domestic economy.

IS IT TOO SOON TO THROW AWAY DENG’S ADVICE?

Recently, SFA theory has started to gain the upper hand in the battle of ideas within China. Even before Wu Jianmin died, Hu Xijin, the editor of The Global Times, brushed off Wu’s perspective as “the thinking of an old-fashioned diplomat” following concerns Wu raised regarding The Global Times tendency to stir up nationalistic sentiment in its coverag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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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Xijin, the editor of The Global Times.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President Xi’s foreign policy, the notion that China should strive for achievement is no longer just a theory. One prominent member of the SFA faction, Professor Yan Xuetong of Tsinghua University, describes how President Xi has made a partial departure from Deng’s long-standing policy to keep a low profile.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is clearly a departure because it rejects the past policies of indiscriminately cultivating beneficial relatio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ose countries are favorable toward China. Instead, it is a selective strategy that either applies positive or negative ties depending on how favorable the country is toward China. But the departure is only partial because it only rejects one of the four principles of KLP policy (no making of enemies, no confrontation, no hoisting of banners, no serving as vanguard).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outcomes are still essential tenet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Yan argues.

Insofar as President Xi’s foreign policy represents a departure, Yan contends that it is warranted for three reasons. First, China is obligated to directly address potential conflicts rather than ignore them, especially as the probability of conflict increases. Second, contrary to what Xiang implies by referring to the example of America, proactively developing its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is in China’s best interest. Finally, China is prepared to replace its non-alignment approach with efforts to forge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1]

Other Western scholars, such as Douglas Paal and Michael Swaine, contend that the turn away from KLP strategy has been sharper than Yan and others might be willing to admit. In a formative speech in October 2013, where he addressed a foreign policy work group on peripheral diplomacy, President Xi noted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mentioned by Luo Yuan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FA faction, “There have been great changes in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that there have been great changes in our country’s relations with peripheral countries… and our interactions with them have become close in an unpreceded way (emphasis added).” The new emphasis on peripheral relations, according to several non-government sources, is a response to China’s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nd escalating maritime disputes,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Diaoyu islands. The hope is that China’s outreach on its periphery will strengthen the bonds with its neighbors, improve relations, and deescalate t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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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Peripheral Diplomacy Work Conference in October 2013, President Xi declared that China should let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ake root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contradiction that emerges from President Xi’s elevation of SFA theory is also understated by its proponents. The problem is that it cannot simultaneously expect to benefit from its “charm offensive” in the region while “jealously guarding its far-flung territories”, as Douglas Paal states here. In other words,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outreach is not the appropriate policy remedy to assuage concerns regarding China’s expansive maritime claims, which fall within the nine-dash line.

Some Chinese leaders and scholars acknowledge this contradiction, but are more confident about their ability to manage it. The reason for their confide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Deng’s admonition has not actually been relegated to the ash bin of history as Western scholars suggest. Echoing Luo Yuan’s remark that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is like a Chinese opera where some people play the role of “rational hawk” and others play “rational doves”[2], Chen Dingding, a professor at Jinan University, implied in an article that appeared in The Diplomat that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s influenced by people with ideas, and these ideas fall along a spectrum between KLP and SFA theory. Since these competing theories are not completely dichotomous, elements of Deng’s advice will continue to live 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inary theories may not accurately characterize the full range of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xperts. But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that Xiang Songzuo poses in his article still remains. Is China ready to strive for achievement on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ge? Many decades ago, President Nixon wrote in Foreign Affairs with a resounding no: “China’s own national interest requires a turning inward toward the solution of its own domestic problems.” Of course, China has changed so much that some would argue that this statement is no longer relevant. To a degree, they have a point.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China would want to adopt a more strategic foreign policy that specifically confers the benefits of relations to favored n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and even punishes nations that are less compliant. However, given the ongoing domestic challenges Xiang describes, bolder ambitions, such as Xi’s desire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re likely premature.

Until China develops more fully and spreads the benefits of its economic growth more evenly, China probably lacks the soft power to construct a common community based on an idea, and not a nationality or ethnicity. To understand the perils of expanding ambitions completely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China should look to the example of America, as Xiang suggest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SUPERPOWERS STRUGGLE?

China may have more to learn from the U.S. than Xiang even realizes. For Chinese people looking for wisdom on how to navigate China’s unchartered future, the crisis at the heart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is just as relevant as its past.

On its face, the idea that China has anything to learn from American socioeconomic problems seems ridiculou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s domestic problems clearly do not even compare to America’s.

Moving beyond thes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t is impossible to miss that the fact that American and Chinese global legitimacy rest on myths. Whe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ink of the U.S. at its best, they imagine a country that has a threefold commitment to rights,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to all its citizens. American citizens, in tur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is vision by advancing rights,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to distant corners of the globe. For this vision to have credibi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of all Americans is a crucial pi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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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pends on its domestic commitment to equality, rights, and opportunity. 

The growth of the multi-generational underclass, where poverty is handed down across generations, not only threatens the promise of the American Dream but the U.S.’s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Foreign policy success depends on credibly upholding American values domestically. For this reason,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infer that “Public investment to train and educate the underclass and restore American cities to health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policy initiative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as one scholar wrote in an eerily prescient critiqu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Unlike the U.S., China hopes to make an example of itself in a different way. Rather than draw its legitimacy from abstract values, China is developing a concrete roadmap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want to follow its example and attain material prosperity. African nations with the most positive views of China often highlight how Chinese infrastructure can transform their economies and lift their people out of poverty.

In reality, the thin veil that surrounds America’s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lso surrounds the ostensibly gleaming, futuristic Chinese c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The infrastructure the world admires and hopes to emulate is built by migrant laborers who are sometimes not even paid the wages they are promised. Even when they are paid, they never have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because of China’s restrictive hukou system. Xiang implies that this exclusion of millions of people from the benefits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proves that China is not ready to be a supe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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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workers clash with Chinese parliamentary police in Beijing regarding a pay dispute.

What Xiang does not fully appreciate is that the core reason he suggests for why China is not ready to be a superpower is the same reason why American superpower is declining. In both countries, a large underclass that lacks access to essential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undermines the credibility of its vision on the world stage.

Instead of government programs to train and educate the underclass and fix America’s crumbling infrastructure, the U.S chose to spend limited public resources on fighting two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As a result of this chronic neglect of critical needs, problems that had been percolating for decades have reached a tipping point. President Trump, a populist who rose to power promising to end this neglect, instead proposed a ten percent increase in military spending while cutting activities instrumental to the promotion of American soft power, such as the arts, science, and diplomacy.

CONCLUSION: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OF U.S. FOREIGN POLICY


Several decades ago, Chairman Mao wrote that China can either choose to pursue Soviet-style socialism or reactionary American imperialism,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a third way as an illusion harbor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sympathetic to the West. Today, China faces a similar binary decision to take one of two paths. Rather than originating from two foreign ideologies, the question that currently faces China comes from a debate that takes place entirely within its borders. Should China follow Deng’s principle to keep a low profile and focus on domestic development or should it instead choose to strive to build a community for common destiny on its periphery?

Many Chinese commentators are struggl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that foreign policy under President Xi is not compatible with Deng’s foreign policy vision. They are correct to point out that China’s leaders could theoretically manage the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in these two foreign policy visions, but that is not how it has played out in practice.

China cannot claim that its foreign policy observes KLP principles if it maintains maritime claims that are so expansive they are beyond the ability to reconcile. No matter how much President Xi strive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hina will not be able to repair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because this outreach is designed to detract from rather than address the underlying symptom for rising tensions.

When Chinese people inevitably revisit the question between KLP and SFA, I hope that Chinese leaders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of U.S. foreign policy. The U.S.’s recent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a country that does not satisfy its own values in the treatment of its citizens cannot effectively carry out an ambitious foreign policy project. This principle holds true because domestic neglect undermines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foreign policy, which is the credibility of a country’s values.

China may prove to be an exception. Since its foreign policy does not rely on abstract values like the U.S., domestic problems may not hinder their influence with other countries as they do with the U.S.

Nonetheless, in my view, a wiser approach would be to first look inward to the sources of the domestic problem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ir eventual resolution will extend outward. That was Deng’s insight, and it should continue to be China’s foreign policy outlook. I therefore endorse the former Chines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s view, which Wu Jianmin repeated, that keeping a low profile should be the guiding focu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or the next 100 years (Wu Jianmin link in Chinese).




[1] Possibly to due to the concern that this phrase is similar to American manifest destiny, official Chinese government statements translate the phras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命运共同体) to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 example,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in 2016, President Xi stated that China’s “goal [i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At the UN in January 2017, Xi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with a similar title. The source of the confusion may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the idea of common destiny differs from Wester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the West, common destiny can be traced back to Ernst Renan, who proposed that the bonds that hold a nation together are stronger if they are based in deeply fel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hared destiny rather than ethnicity or culture. By contrast, Xi’s applic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draws from the concept of “tianxia”— or all under heaven (天下)—which predates the modern nation-state.

[2] Luo Yuan’s original Chinese is: 一切以国家核心战略利益为最高考量。鹰派必须是理性的鹰派,鸽派必须是剽悍的鸽派, which translates to: all (of these factions and elements) hold the core strategic elements of the state as the highest consideration. The hawkish faction must be rational hawks, while the dovish faction must be nimble and valiant doves.




By VINCENT PALUMBO-SMITH

Vincent Palumbo-Smith is a Spring 2018 intern for The Carter Center’s China Program.


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5

旧文章ID:15605

哪些中国企业会上美国贸易战打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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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温兰 白杰明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Trump)政府拟对每年最多达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模糊计划,使中国企业纷纷猜测自家产品是否将出现在华盛顿的清单之上。
  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关税背后隐藏着白宫一个更广泛的目标,即破坏中国一项被称为“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的高层战略,该战略旨在将一批中国企业打造为机器人、半导体、飞机制造、计算机应用等行业的世界领军者。
  北京这一发展计划的一个要点是通过与外国公司合作或者获取海外技术,帮助中国企业崛起为各自所在行业的全球主导者。这些企业正是美国预计将采取的行动所要针对的目标。
  牛津经济研究所(Oxford Economics)亚洲经济部主任高路易(Louis Kuijs)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美国计划实施的关税和投资限制措施意在打击中国,以回应美国视为不公平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做法。”
  “其中最重要的似乎是让技术更慢向中国转移。”标普全球(S&P Global)首席中国企业评级专家李国宜(Christopher Lee)表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械”列为将要征收关税的行业。预计4月初将公布更多细节,不过白宫已经在一份200页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些中国企业的名字,作为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如何使美国吃亏的例证。
  根据美方的报告,对美构成最大威胁的包括以下这些公司:
  美的集团(Midea Group)
  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虽然不是国有企业,但在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机器人产业的计划中,美的具有重要地位。2016年,美的斥资42亿美元收购了德国顶尖机器人集团之一库卡(Kuka)。
  美国政府认为美的是一个例子,它是一家中国民营企业集团,却似乎在执行北京上述发展政策的一些方面。美的从多家政策性银行获得了数亿美元计的贷款以支持其收购项目。
  根据美国贸易办公室的说法,承贷机构之一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表示,“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优化中国机器人产业布局,推动多产业生产自动化进程,提升中国智造技术水平”。
  中国化工(ChemChina)
  2016年初,国有的中国化工宣布将斥资440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农药和种子集团之一瑞士先正达(Syngenta),此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宗交易契合北京方面关于控制一系列技术以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政策。
  美国贸易办公室已经注意到,这宗部分由国有银行支持的交易已将在美国的“4000名员工、33处研究基地以及31处生产和供应基地”置于了一家听命于北京的企业集团的控制之下。
  这宗收购还使陶氏杜邦(DowDuPont)、孟山都(Monsanto)等美国农药生产商陷入与中国政府的直接竞争,使中国化工将形成的遍及全球的触手成为美国关税的一个主要目标。
  中国中车(CRRC Corp)
  中国中车及其他中国国有铁路集团是与庞巴迪(Bombardier)、西门子(Siemens)等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建立合资公司的主要受益者。中国中车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铁路车辆制造商。
  除了供应中国快速扩张的高速铁路和地铁系统,中国中车近几年还进入了美国市场,拿下了为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费城供应地铁列车的合同。
  中国中车迄今一直从中国出口产品,但该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首家美国工厂很快将开始投产。中国中车称,该工厂是美中合作“双赢”的一个案例。
  白宫把中国铁路产品列为关税征收对象,不过美国贸易办公室的报告中倒是没有提到中国中车的名字。
  中国商飞(Comac)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
  这两家中国国有飞机制造集团正试图打破波音(Boeing)和空客(Airbus)在客机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把中国变成一个航空制造业强国。
  中国商飞意在与波音737、空客A320竞争的C919客机,仍处于早期测试阶段,还需数年时间才能投入量产。但分析人士认为,C919最终将能从这两家主导者手中夺走市场份额,尤其是在中国。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持有中国商飞的股份。两家公司通过对美国飞机和航电设备公司的一系列收购推动了自身发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中强调了上述收购。两家公司都考虑过部分或整体收购加拿大喷气式飞机制造商庞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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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飞依靠与包括通用电气(GE)、霍尼韦尔(Honeywell)、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在内的美国公司建立的合作和合资公司,为C919供应包括发动机、机轮和航电设备在内的关键部件。
  清华紫光(Tsinghua Unigroup)
  在中国政府支持的投资者中,少有像清华紫光集团如此激进地在全球四处追逐半导体资产的。这个由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控股的集团的成立使命就是通过收购把国外的半导体技术带到中国。美国贸易办公室的报告指出,清华紫光已经从由中国工信部直接控制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National IC Fund)获得了资金。
  清华紫光曾多次尝试直接收购优质美国资产。例如,2015年,该集团提出以38亿美元收购美国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 15%的股份。但在美国监管机构发起调查后,清华紫光撤销了这笔交易。
  但清华紫光支持的集团还发起了一些规模较小、旨在进行类似收购交易的基金。另一家出现在美国贸易办公室报告中的实体——华创投资(Hua Capital),利用来自清华紫光的资金收购了美国数字成像公司OmniVision。
  华大基因(BGI)
  作为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华大基因吸引了一轮又一轮愿意出高价的私募股权机构的投资。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是华大基因的主要投资者之一。
  2013年,华大基因收购了总部位于美国的基因组测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后者已经对逾2万个人类基因组进行了测序。
  华盛顿担心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华大基因的兴趣。上述报告指出,华大基因已经从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获得了大笔贷款,并表示,虽然股权结构为私人所有,但华大基因“与政府有明显关联”。
  译者/申凯

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9

旧文章ID:15603

贸易战:特朗普精心设计的“新冷战”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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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江雨  来源:FT中文网

  近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根据美国对华“301调查”的结论,将对每年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一揽子关税,并在WTO起诉中国,还要推出限制中企在美国投资的措施。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中国商务部公布对自美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方案,中国媒体也陷入激烈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是特朗普精心设计的对中国经济的绞杀计划,或曰要借此打掉中国的“国运”云云。还有一些名家甚至称中美已经进入了“新冷战”时期。
  如果中美真的陷入“新冷战”,那对整个世界都是不祥之兆。冷战的意义,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上基本对立的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政治和经济对抗的格局。双方建立各自的国际体系和平行市场,很少进行经济上的往来,而旨在运用占自身综合能力极大比重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其他资源对对方进行削弱、围堵、遏制和打击,最终目的是消灭对方的政体。
  所以,就冷战状态下对抗双方的经济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点基本认识:冷战双方的市场在物理上是隔绝的,货物、服务和其他生产要素很少互相流通,否则就会产生“资敌”的效应。两个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体之间不可能进入冷战状态,因为这种相互依赖产生的可能性就是这两国处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之内,接受同样的交易规则,而且明白相互依赖的结果就是自身的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方经济的健康发展。证之以现实,稍微了解世界经济的人都可以明白,中国与美国是有史以来相互依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彼此在经济上以及与经济相关的社会文化领域已经难解难分,更不要说双方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必不可少的相互合作。
  特朗普对中国抡起的贸易大棒,毫无疑问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减少中美之间极其巨大的贸易逆差。但在此之上有没有其他的企图?会不会要借此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势头,甚至是打垮中国,使中国面临“国运”被破的危机?
  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困境就是国家之间无法确定对方的意图,所以任何对“意图”的言之凿凿的确定性说法都无异于猜想,也必须被当作猜想对待。分析国家行为时,更重要的是看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分析特朗普政府发动这次“贸易战”,我们可以初步认为这在目前看来仍只是一次气势汹汹的高压要价行为,尚说不上是一招旨在扼杀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棋。
  首先,特朗普政府缺乏“精心设计”此种方案的个性和人力条件。自上任以来,特朗普的政策行为,虽然多有翻云覆雨甚至惊动全世界之处,但多是特朗普本人随意的个性化的决策,几乎没有哪一项政策看起来是高瞻远瞩的精心规划。再者,美国目前能够进行此类长远精心战略规划的政策精英不是在各个智库,就是在政府的文官队伍中。但众所周知的是,以“旋转门”方式贴近政府政策的各个智库,几乎和特朗普政府已经脱离了接触。美国战略学界从2015年开始对华政策大辩论,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共识,这一点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本身所认同的。但是,发起这次对华“贸易战”时候的特朗普政府,除了和传统基金会有个别接触之外,和美国智库整体上相当隔绝,也完全没有重用盘踞在各个智库的战略人才为自己出谋划策和设计方略。文官系统内的政策设计人员,也没有被发动起来。如《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认为特朗普总统这次对中国产品施加一揽子关税的行为是受到某种宏大的意识形态或是什么‘思想战’的驱动,那么我们就是跟自己开玩笑。”
  其次,如果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企图绞杀中国国运的宏大计划的第一步,那么至少在准备充足度、打击力度、团结盟友共同对付中国等方面,都应该可圈可点。但事实上,在宣传此次对华“301”调查结果之前,美国已经对世界各国发起了一圈“贸易战”,虽然对某些国家后来有所豁免,但已经招来其所有贸易伙伴包括欧盟和日本的警惕和批评,甚至在这次对中国产品施加的一揽子关税,也在国际上多受批评,可谓毫无“统一战线”可言,这根本不是要精心收拾什么“新冷战”对手的架势和准备。
  或曰美国此次的行为是胸中自有丘壑,一切是为了有效遏制中国的优势产业,体现了国际体系中在位霸权(美国)对新型挑战国(中国)的全面打压,美国公布的征税领域涵盖了中国政府的产业发展蓝图《中国制造2025》所涵盖的高科技行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化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新材料、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能源汽车、现代轨道交通装备,这些领域的产品,可能面对最高达25%的关税,涉及年度进口额将高达600亿美元。
  但稍微认真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上述征税措施在目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可能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造成实质伤害。首先上述领域只是中国计划未来发展并由政府大力加以扶持的产业,还远不是已经发展成熟并能出口创汇的行业,它们的成长,目前还不需要借助美国市场。其次,证之以过去的经验,就算是美国对中国个别高端产品制造的整体封锁,也没有遏制中国凭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比如在航空航天、超级计算机、武器装备等领域,美国已经封锁了中国几十年,但仍未能拦住中国在这些领域崛起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全面封锁都不能有所奏功,25%的关税更是难有所作为。美国市场虽然大,但并不是整个世界。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华为在企业电信设备方面几乎和美国市场绝缘,但这没有妨碍它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业成功。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应该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行为毫不在意。贸易纠纷是一场博弈,结局可以是双赢(达成互相开放的协议)、双输(互相惩罚、两败俱伤),也可能是一方单赢(另一方全面接受对方要求),而最后一种(一方被动挨打)对该方来说是最差的结局,最好的结局则是双方以此为契机真诚谈判,寻求进一步的互相开放市场,这不仅对双方有利,也能给世界经济增加福利。但在现实中,出于种种原因(如国内政治需要、谈判策略等),一方往往希望追求单赢,希望对方单方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需要以硬碰硬,以战求和,以自身的市场实力为手段,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中国这一次以关税对关税,先宣布对七类美国产品施加关税,并保留更大范围的报复手段,但表示敞开谈判对话的大门,应该是这是相当有利有理有节的回应。事实上,双方宣布各自关税措施后,政府高层就立即开始了谈判的准备,对结果出现双赢局面,笔者持谨慎乐观态度。
  最后要指出的是,要警惕对外政策的讨论陷入“冷战思维”。中国政府经常指责西方政府和媒体的一些言行是“冷战思维”,但中国国内民众、学者和官员有时候也难免自身有意无意进入这个陷阱,常以敌我矛盾来看待国际关系,认为外国对华政策只要是对中国不利,就一定是包藏着灭亡中国的极大祸心,或者背后必然有压制中国发展的宏大战略。其实把外国想好想坏本身并无多大关系,怕的是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以此为基础制定政策,或者是形成群情汹涌的民意基础,从而裹挟政策制定,最后导致用力过猛,制造不必要的甚至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矛盾,那才真是自行赌上“国运”的不明智行为。
  (注:作者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8

旧文章ID:15602

中美贸易战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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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EITH BRADSHER, ALAN RAPPEPORT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日渐逼近的贸易战根源问题——也就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打造未来尖端行业运动上,中国立场强硬,但华盛顿认为这么做破坏了国际规则。
  近来,中国官方一直在为政府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中国制造2025》辩护。该计划的内容是在先进微芯片、无人驾驶汽车和机器人等行业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参与者。尽管北京表示愿意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围绕其核心产业政策的难解僵局,可能会延长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已经让市场陷入恐慌,并引发了对全面爆发贸易战的担忧。
  “我们实施《中国制造2025》已经三年了,我们会继续实施,”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周一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一场经济政策论坛上说。该论坛为期三天,周一是最后一天。
  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所涉及行业的进口货物征收重税。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强烈反对该计划让中国企业主导这些先进行业的目标,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上。
  华盛顿还抗议中国国有银行为目标行业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白宫称这会导致全球产能过剩,进而可能会压低价格,并破坏西方以及作为美国盟友的日韩等国科技公司的生存能力。
  “长期以来,中国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还强迫转让技术等等,”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周一在CNBC上说。“我们希望中国从根本上与我们合作,处理好其中的一些做法。”
  纳瓦罗周一试图安抚金融市场的情绪。上周因为可能爆发贸易战,金融市场出现震荡。他强调,特朗普之所以要确保与美国的贸易公平互惠,其政策目标就是为了“增长和稳定”。
  周一,投资者对贸易战的担忧似乎减轻了一些。标准普尔500股指(Standard & Poor’s 500-stock index)上涨2.7%,道琼斯(Dow Jones)工业平均指数上扬2.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3%。
  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从而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冲突尚不清楚。多年来,这两个市场高度完整的国家举行的会谈几乎没取得什么成果。两国的谈判于去年夏天陷入停滞,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也没取得什么进展。
  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过去的政府高度结构化的商谈。它们曾被用来试图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达成协议。白宫现在认为,这些渠道带来的大部分是中方的空洞许诺,因而转向了直接与对等的中方高层接触。
  上周六,也就是在美国政府宣布对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约合38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两天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致电中国的“经济沙皇”刘鹤,祝贺他担任副总理的新职务。双方讨论了贸易紧张关系,包括降低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和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金融服务行业。
  “他们还讨论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并承诺继续对话,以便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来减少逆差,”美国财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把两人的通话说成是对抗性的,称刘鹤警告努钦,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为导致两国经济关系紧张。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的经济仍在发展。他们公开反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的互惠诉求。他们主动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提高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金融机构股份的上限,并提议取消种类有限的商品,如癌症药物的进口关税。
  北京表示,开放某些服务行业将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也能让外国公司赚钱。改善医疗保健条件,尤其是应对老龄化方面,已成为该国的优先事项。
  但中国官员辩称,他们的国家仍严重依赖于陈旧的污染行业,比如钢、铝和廉价制造业。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美国和西欧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和前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北京的此次论坛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
  王受文坚称,中国在向国际竞争市场开放卫生、农业和航运等行业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指出,美国和欧盟对衬衫和奶制品等进口商品设置的关税高于中国。他认为,中国履行了对世贸组织的义务,长期以来,世贸组织一直允许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某些行业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设置更高的关税。
  拉米长期以来对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持批评态度,他驳斥了这些观点。他表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从钢铁、水泥到笔记本电脑。中国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不能再被归入贫穷国家之列。
  “把它当成印度、塞内加尔或博茨瓦纳就太牵强了,”拉米说。他还表示,中国依然得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中国生产商和外国生产商能够公平竞争,无论它们是在中国国内生产,还是在中国境外生产”。
  在关键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似乎都在自说自话,甚至连它们在讨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以半导体为例:中国是微芯片的主要买家,它用于电脑、智能手机,以及越来越多的各类电子产品。在中国每年260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中,来自美国的芯片仅占4%。尽管中国的贸易官员一直愿意讨论从美国的工厂购买更多的芯片,但这可能会抢走日本和韩国的市场份额。华盛顿一直抵制这种解决方案。
  美国官员表示,问题在于,中国的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在与国有银行合作,推动建设工厂,尤其是制造存储芯片的工厂。
  根据美国的说法,这些新工厂往往依靠的是外国公司不得不转让的技术,那是它们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交换条件。全球贸易规则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
  许多工厂已接近完工,这将导致额外产出的激增。中国声称,它支持该行业,一是为了升级它的经济,二是因为这些工厂将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但由于中国的工厂是全球电子产品的主要组装者,所以,该国推动微芯片自给自足的努力,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芯片生产商构成威胁。
  目前,中国似乎寄希望于华尔街在华盛顿的大量游说活动。华尔街传统上是中国在双边争端中最可靠的盟友。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在美国的诸多金融机构里持有股份。中国在未来十年里的对外投资估计高达2.5万亿美元,它是美国咨询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周日,王受文表示,中国可能会超越此前提出的提高外资在中国金融机构股权比例的上限。他表示,“我们甚至有可能在某些类别上完全取消上限。”
  但他也明确表示,如果中国的提议不足以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那么中国也不会畏缩。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如果中国的利益受损,”他说,“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措施。”

  Keith Bradsher自北京、Alan Rappeport自华盛顿报道。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7

旧文章ID:15601

金正恩神秘北京行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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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VEN LEE MYERS, CHOE SANG-HU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周二,伴随着朝鲜年轻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非同寻常且高度神秘的访问,北京的外交圈被一系列活动和猜测包围了。
  朝鲜高层到访——甚至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引发了外界的疑问,想知道在多年的挑衅性威胁和不时进行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试验后,金正恩希望通过最新一轮出人意料的连续外交活动达到什么目的。
  作为一名国际政治家的首秀
  尽管曾在瑞士接受教育,但自2011年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金正恩一直没有出过国,也没有会见过外国元首。
  访问北京可能会利用朝鲜上月围绕韩国平昌冬奥会展开的外交活动取得的相对成功。
  由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Kim Yo-jong)和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Kim Yong-nam)率领的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发起了一场魅力攻势,促成了朝鲜与韩国直接对话,并一反常态地提出直接同特朗普总统会面。
  在国内权力稳固,核计划(兴许)已经完成的情况下,金正恩似乎有信心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名得到认可——哪怕还不是一名受敬重的参与者。对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领导人来说,这项成就可谓登峰造极。
  与一个渐行渐远的盟友搞好关系
  中国长期以来是朝鲜的盟友和保护国,是其举步维艰的经济赖以维持的命脉。但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而金正恩领导的政府需要北京帮助其摆脱国际孤立。
  中国显然对这个资历尚浅的合作伙伴的挑衅之举感到不满,因而站到了美国等国一边,加强了针对朝鲜核试验及导弹试验的制裁。金正恩还没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见过面,并且随着他即将与美国和韩国直接对话,他可以利用能得到的一切外交支持。
  至少,金正恩承担不起在即将与首尔和华盛顿举行的会谈期间因为绕过越来越强势和自信的习近平,在外交上怠慢后者的代价。
  让北京再次参与进来
  尚不清楚是谁提出的这次访问,但在最近的外交突破中,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国被排除在外。
  如果谈判取得进展,中国官方当然希望再次在外交斡旋中扮演核心角色,以保护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
  “中国担心被朝鲜和特朗普绕过去,”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说。“中国害怕某种合谋,害怕自己的利益被忽视。”
  让大国相互制衡
  随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制裁已经开始在朝鲜造成影响,金正恩可能意识到,他无法在持续的经济挤压中幸存下来。
  高调的外交攻势——加上暂停发表挑衅言论和新的武器试验——至少应该会避免受到新的制裁,并为经济争取时间。
  金正恩还可以争取放松制裁,将其作为继续谈判的让步条件。正如之前的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朝鲜承诺走外交途径,中国和俄罗斯可能比美国更不愿意惩罚朝鲜。
  “他是在让超级大国相互制衡,”长岛大学的历史学家夏亚峰说。
  加强国内控制
  金正恩掌权之初向民众许下的承诺之一,就是不强迫他们“再次勒紧裤腰带”。
  现在既然声称拥有能够击中该国主要的敌人美国的核导弹,他就需要把重点放在重建经济上。为此,他需要中国及其广阔市场的帮助。
  “对朝鲜来说,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很重要,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更重要,更紧迫,”是国研究机构世宗研究院(Sejong Institute)的高级分析师郑相昌(Cheong Seong-chang)说。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Steven Lee Myers自北京、Choe Sang-Hun自首尔。Jane Perlez和Owen Gu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8

旧文章ID:15600

一文说尽中美贸易战全部真相:可能超出特朗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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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谈判者想办法将自己的立场“广而告之”,并且“越耸人听闻越好”。一个关键策略是“回击”,对“失败者”给予“狠狠的”回击。另一个原则是:成功的谈判者需要“野心勃勃”。
  ——特朗普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贸易问题,其实是政治博弈和经济结构问题,而特朗普的个性则放大了贸易战的戏剧性效果。
  1
  最近,中美贸易大战一触即发,金融市场一片惊弓之鸟。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毫无新意。克林顿总统时期,屡屡拿最惠国待遇给中国施压;即使以理性著称的奥巴马总统也曾经对中国发动类似的“关税战争”。
  为何这次全球如此紧张不安?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的奇特个性。
  2
  特朗普的个性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偏执、好斗、冲动、说话不经过大脑。
  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足以令世界震惊:特朗普逼走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科恩,闪电解雇国务卿蒂乐森,撤换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这三人堪称特朗普内阁的“三大稳定器”。
  这三人出局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理性与特朗普的冲动,是很不合拍的。特朗普能忍受这么久,也算不容易了。
  特朗普的内阁大换血与中美贸易战有一个共同的背景:美国中期大选。特朗普又“切换频道”回到了选举时期的状态:好斗、挑衅。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直言:
  “美国优先”说的是美国有问题——美国的底层已经停滞了 40 年,他们很生气。他们想找些替罪羊,而不是自省,也不拿特朗普这样他们选上来的政客开刀。于是他们怪移民、怪外国人,高喊美国伟大、美国优先。但这些反应都是很原始的方式组合,因为它没有点出问题的真正来源。
  寻找替罪羊,虽然不合理,但在选举中很有效。
  在 2016 年竞选中,特朗普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人民币被低估 15 % —— 40 %,令中国出口产品具有不公平的优势,他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
  2018 年 11 月份将举行美国中期选举,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和众议院全部议席都将更换,其结果往往会改变府院权力平衡。此次选举不仅是对特朗普执政成绩的评判,同时也是两党冲向 2020 年大选的发令枪。
  现在他要“兑现对选民的诺言”了。
  3
  人,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贸易战并不明智,也源于贸易本身的复杂性:许多中国产品是用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零部件在中国组装而成。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上花费的每一美元,都有 55 %落到了销售、运输和为这种产品做推广的美国人手中。
  美国在 2009 年对中国轮胎产品收取 35 %关税,效果如何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不得不为此在购买轮胎上多花 11 亿美元,与此同时这项关税却只保住了不超过 1200 个工作岗位(平均每个工作岗位付出的代价 90 万美元)。
  尽管特朗普声称征收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就业,但事实却在打脸:研究表明,2002 小布什征收钢铁关税,令美国损失了 20 万个就业机会。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说:
  巨大的贸易赤字中,很大一部分是统计造成的错觉。正如一些人所说,中国是大组装者: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实际上是把其他地方,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典型的例子是 iPhone ,它是“中国制造”,但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仅占最终价格的百分之几。
  的确如前财长楼继伟明确表示:
  所有的贸易战,最后都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没有什么好处。
  其实,中国已经是非常克制了,没有选择“冤冤相报”。美国对华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中国的反击只有 30 亿美元。正如楼继伟所言,中国还留有更狠的后手:
  • 应对美国政府的一些不理性措施时,手段可以再“稳准狠”一些,从而促使对手能选择坐在谈判桌上。我觉得中国给出的措施还没有打到美国的痛点……可以先打(美国)大豆,然后打(美国)汽车,然后打(美国)飞机,我们也不会让别人都占便宜。反正最后是大家来谈。特朗普是生意人,所以‘打一打’大家就可以一起谈了。
  4
  特朗普当然也是一个商人。特朗普三十年前所写畅销书《交易的艺术》( The Art of the Deal )中提倡的谈判原则,都在现实中得到投射:
  谈判者想办法将自己的立场“广而告之”,并且“越耸人听闻越好”。其中的一个关键策略是“回击”,并对“失败者”给予“狠狠的”回击。另一个原则是:成功的谈判者需要“野心勃勃”。
  接替科恩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库德洛,无意中泄露了特朗普的真实意图。
  长期以来,库德洛支持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反对贸易战。
  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之后,库德洛在推特上转贴保守派智库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的文章,说:
  关税是有害的。
  他在关税公告宣布之前,于 3 月 6 日发表文章说:“关税就是税”,认为对外国实施高关税最终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是在“制裁本国”,而即使保留了 14 万的钢铁工人的工作,却会有 5 百万的其他相关产业工人可能因此受害。
  既然如此,库德洛为何还与特朗普“同流合污”呢?
  3 月 11 日库德洛在接受 AM 970 电台采访并谈到钢铝关税时说:
  加拿大会被豁免,墨西哥会被豁免。澳大利亚会被豁免。我向你保证,整个欧洲到最后都会被豁免。我跟你打赌,在亚洲的美国盟友也会最终受到豁免。只有中国不会被豁免。
  显然,库德洛深信:关税只是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而已。
  果然,3 月 26 日美国财政部长奴钦喊话:
  我谨慎乐观地认为,我们能达成协议。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要求,中国也理解。
  特朗普也开心地在推特上泄露天机:
  我们正在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多年以来这些国家对美国很不厚道。最终,所有人都会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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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有问题,不等于中国没问题。我们也要认清自身的问题,然后加以改进。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表示:
  在美国,中国产品比墨西哥产品便宜 1/3 ,比欧美产品便宜 2/3 。
  笔者认为,中国产品价格低,既有合理因素(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普遍较低),也有贸易壁垒因素(进口关税高、一些领域对外资开放度低),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体制性因素:
  • 对 GDP 的追求显然压低了环境污染成本。
  • 市场不完善导致生产要素价格低估(例如一些企业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从银行和资本市场融资)。
  •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大量存在税收优惠、补贴等行为。
  • 大量国企可以获得各种隐性的支持和优待。
  • 大量僵尸企业可以依赖银行输血继续活下去。
  • 金融等领域对外资还存在不少限制(例如持股比例)。
  •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也导致一些企业可以低成本地“学习”。
  这些问题都是体制性问题,有赖于通过“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来逐步改善。
  6
  从宏观层面看中美贸易问题,会有不同的视角。耶鲁大学教授罗奇( Stephen Roach )认为,问题在于美国消费太多、储蓄太少:
  • 2017 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储蓄之和——只有国民收入的 2.1 %,仅仅相当于 20 世纪结束前三十年平均水平 6.3 %的三分之一。
  • 随着国内储蓄的暴跌,美国有两个选择:降低投资及其所支撑的经济增长,或增加从海外借入的盈余储蓄。在过去 35 年中,美国一直选择了后者,1982 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2017 年,美国对令人咋舌的 102 个国家存在着贸易赤字。
  • 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的多边对外贸易赤字,为也许是特朗普政府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政策错误,即转向保护主义创造了条件。
  笔者认为,中国简直就是美国的镜子:中国消费太低、储蓄太多。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2015 年度《世界概况》称,卡塔尔、科威特和中国大陆在收入储蓄排行榜上位居前三甲。
  卡塔尔、科威特都是产油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的储蓄率实际是世界第一。
  出路是,要么减少美国人的消费,要么增加中国人的消费。显然后者是增量,是痛苦较少的出路。
  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为 39 %,远低于 60 %的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中国居民不想消费,而是因为需要背负“四座大山”而不敢消费、不能消费。这四座大山是:教育、养老、医疗、住房。
  7
  可见,中美贸易问题的确非常复杂,可能超出了特朗普的理解。真要解决中美贸易问题,汇率、关税都是皮毛,也难以奏效,根本出路在于:
  • 美国少消费、中国多消费
  • 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化的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力度
  • 中国降低进口关税

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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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巨大!这是金正恩在中国的唯一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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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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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相信对东北亚格局乃至世界政治会带来深远影响。
  在这次出访中,金正恩唯一一次演讲,应该是在人民大会堂午宴上的致辞。朝中社全文播发了他讲演的中文版,果然信息量巨大:
  1、这次历史性访问,应该是朝方提议,中方迅速接受。
  2、第一次,意义非凡,所以,80后反复强调这是他的首次访问。
  3、再次重申了友谊,认为两国命运不可分离,所谓中国被边缘化指控不攻自灭了。
  朝中社平壤3月28日电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并发表讲话。讲话内容如下: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尊敬的彭丽媛女士!
  亲爱的中国同志们!
  今天,在朝鲜半岛形势空前巨变的情况下,我们本着始终不渝地恪守伟大的朝中友谊的悠久历史传统和革命情义,代代继承和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快速访问。
  首先,我对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和彭丽媛女士在领导党和国家大事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像亲兄弟那样盛情款待我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欣然接受我们的快速访问邀请,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为了让我们在短期内成功进行对华访问而竭尽诚意、予以关照,对此,我深受感动,非常感谢你们。
  借此意义非凡的机会,我对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不久又成功召开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热烈祝贺。
  我还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人民转达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的亲切问候。
  亲爱的中国同志们!
  我首次访问了中国。
  我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应把朝中友谊接代珍惜如命、代代传承的我的崇高义务。
  我为访问伟大邻邦而感到十分荣幸,借此机会再次领会到朝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共同财富——朝中友谊的可贵性。
  长期以来,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相互献出鲜血和生命,紧密支持合作,通过现实生活体验了彼此的命运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对一江之隔的兄弟邻邦——朝中两国来说,地区的和平环境与稳定多么宝贵;争取和维护它,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我刚才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朝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和迫切的朝鲜半岛局势管理问题等重要事项交换了有深度的意见,并确认了巩固朝中两国社会主义制度,给两国人民带来幸福和未来的共同意志。
  遵循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意旨,把在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神圣的共同斗争中建立并在历史的种种狂风中依然保持本色的朝中友好关系加强和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同志们!
  贵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贵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对此,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像自己的事情一样感到高兴。
  我们衷心祝愿贵国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胜利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任务,实现中华伟大复兴。
  最后,我确信在充满欢欣和希望的新春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进行的意义深远的首次会晤,将成为迎来朝中友好关系硕果的重要契机。
  我建议,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加强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富强,为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和彭丽媛女士的健康幸福,为在座的各位同志的健康干杯。(完)

  另《劳动新闻》用七个整版报道了这次历史性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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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3/29   发布时间:201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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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刺的金达莱:朝鲜如何玩转大清朝

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报》

  公元1908年,大韩帝国关闭了设立在首都汉城后苑春塘台的“大报坛”。这一专门表达对明朝皇帝感恩、怀念之情的祭坛,在历时204年后,终于成为历史遗迹。
  在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温情面纱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庞大的大清帝国,在朝鲜眼中未尝不是一颗特大号棋子,可以用来“以夷制夷”……
  1、“皈”清复明绵里藏针
  “清明”同尊,其实正是朝鲜王室下出的一招妙棋
  1646年11月,日本对马岛主的使节来到汉城,他此行的使命是说服朝鲜国王,接受台湾郑氏政权的邀请,组建联合军队,动员“百万之众”,讨伐满清,恢复明室。朝鲜国王李倧(仁祖,1623——1649年在位)大为称许,派出使节回访对马岛,并敦促日本幕府及早出兵。
  此后,朝鲜几次“北伐”动议都归于流产。其实,朝鲜王室也只是想利用北伐动员民意,以便巩固和加强王室集权,同时转移民众对内政的注意力,并进一步削弱中国在朝鲜的影响。
  北伐成了画饼后,朝鲜国王采用了一个更为高明的办法满足民意。1704年(甲申年),崇祯皇帝自缢甲子纪念(60周年),朝鲜肃宗亲诣“禁苑坛”祭祀,同时下令设立“大报坛”,专门祭祀万历皇帝,表示不忘其在“壬辰倭乱”(即日本幕府的侵朝战争)时派遣明军拯救朝鲜的“再造大恩”。这是朝鲜祭奠明帝的开端。
  1749年,朝鲜国王英祖(1724——1775年在位)决定,将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祯皇帝也挪到大报坛上一并祭祀。朱元璋入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颁赐了“朝鲜”国名。而崇祯皇帝入祀,理由则相当牵强:“丙子虏乱”(即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讨伐朝鲜)时,他曾派兵援助朝鲜。
  从此,大报坛上供了3位大明皇帝,凡是他们的诞辰日、即位日、忌日,朝鲜国王均会亲临祭奠,世子、世孙随行,年年如此。
  与悄悄筹备的北伐不同,祭祀明帝是一场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政治秀,而且与尊清工作并行不悖。1774年,朝鲜英祖再度推出一大创举:在珍藏明朝赐品的“敬奉阁”旁,建起了一座新的“奉安阁”,供奉来自大清国的敕文和赐品等,“清、明”两朝在朝鲜得到了相同的地位。微妙的是,在国内对涉及明朝的任何资讯都极为敏感的大清政府,似乎对朝鲜高调的尊明保持了心照不宣的沉默。
  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胡虏血统”的顾忌,满清对朝鲜采取了“字小为怀”的绥靖政策,只要政治上始终坚持大清中央的领导这一“事大主义”基本原则,朝鲜王室远比明朝时期享有更为充分的自主空间。“朝鲜虽是属国,但向来自主,”这在晚清成了中国政府向列强解释中朝关系的标准口径,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后果。
  “清明”同尊,其实正是朝鲜王室下出的一招妙棋:将大明帝国摆上祭坛,它也就彻底成了“过去时”,既能充分表达“朝鲜政府和人民”念旧之情,又能将那面依然能够凝聚人心士气的大明旗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对内可以动员民意,对外可以作为应对满清的博弈砝码。一年只需增加区区9天的“国定假期”,在现实利益和历史道义两方面,朝鲜王室就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这是小国“玩转”大国的相当成功的政治运作。从此,只要朝鲜王室认为其根本利益可能受影响,它那恭谨的表象之下,掩藏着的钢针总会显露出夺目的光芒……
  2、以华制夷一箭双雕
  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中国在朝鲜、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
  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FrederickLow)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JohnRodgers)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
  这一在历史上被称为“辛未洋扰”的事件,起因于5年前(1866年)的“舍门号事件”(GeneralShermanincident)。当时,一艘名为舍门号的美国武装商船,前来朝鲜要求通商,遭严拒后与朝鲜军民发生武装冲突,搁浅被焚,船上美国人多被杀死。
  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实际执政的朝鲜大院君(国王之父)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大清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而朝鲜方面,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这与大清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而不需通商正好相反。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60,敏锐地觉察到了朝鲜正在大打中国牌,从中渔利。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两难处境中,大清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清政府耐心地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无法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也告诫朝鲜,凡事“自行处理”。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列强与朝鲜都难以满意,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同样的政策,也令中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月,朝鲜江华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炮台。事件之后,日本照例与中国进行交涉。中国方面强调:“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这正中日本下怀,日本代表就势表态:“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将中国撇在一边后,日本随即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该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为朝鲜脱离中国藩属的开端。
  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其严峻后果不久就体现出来。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表现出了离心的倾向。
  3、大清发威驻军朝鲜
  张謇提出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
  琉球事件对中国的朝贡和藩属体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明确提出“琉球既灭,行及朝鲜”,李鸿章亦担心:“若隐忍缄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将由琉球而及朝鲜,不如早遏其萌,使无觊觎”。这一年(1879年),中国开始大幅度调整朝鲜政策,一方面是帮助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以国际势力的均衡制约来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以夷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强宗主国的权力,借朝鲜内乱之机,向朝鲜派驻军队,并随后命令袁世凯统管朝鲜事务。
  在中国的推动甚至包办下,朝鲜先后与西方列强缔结了条约,而在最早的朝美条约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甚至经常缺席会议,令负责主持谈判的李鸿章助手马建忠大为恼火,指责朝鲜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对大清政府阳奉阴违。大清国既想维护宗主关系、又想“以夷制夷”,这一思路在建立条约体系的过程中并不顺利,美国坚决反对在条约中加入“朝鲜是中国属国,但内政自主”的条款。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在条约签订之后,以朝鲜国王的名义给美国总统发送照会,声明“属国自主”的内容,但这样的单方面声明,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效力大成问题。
  在日本的鼓动下,朝鲜成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别技军”,由日本军官出任教官,其待遇远远高于旧式军队。1882年,旧军因长时间没有领到粮饷,发生哗变,并与新军发生冲突,攻打日本公使馆,拥立归隐多年的大院君重新摄政,史称壬午兵变。大清政府应朝鲜要求,出兵“维和”,并将侵夺了国王权力的大院君逮捕,带回天津软禁。从此,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重申“朝鲜永列藩封”,并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强了宗主国的权力。同时,中国也与列强一样,在仁川等港口城市设立了租界,大批华商开始进入朝鲜。
  随军驻扎朝鲜的张謇,提出了《朝鲜善后六策》,主张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而朝鲜大院君也秘密建议,中国应效仿元朝,在朝鲜设行省、派监国,“则国自保,民自靖”。李鸿章看了张謇的建议,痛斥其“多事”。最终中国采用的依然是将朝鲜问题国际化、中立化的“和平发展”政策,吞噬了自己本来充裕的外交回旋余地。
  随着朝鲜的被动开放,其对日本明治维新有了进一步认识,国内随即形成了一个主张学习日本、进行改革的“开化独立党”,将改革开放与从中国手中彻底“独立”视为表里,中国成为他们的最主要假想敌。而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在军事上获胜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将越南拱手相让,再度令天朝上国的威望在朝鲜一落千丈。
  1884年,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诛杀亲华人士,并企图软禁国王,驱除中国势力。派驻朝鲜的袁世凯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动用优势兵力,对政变者及日本驻军进行军事围剿,大获全胜。事后,袁世凯在国内的政敌,莫不指责其轻举妄动,而考诸史实,若没有袁世凯的果断,朝鲜则早已脱离大清,日本将可能提前十年将势力延伸到鸭绿江边。李鸿章评论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这是公允的。
  4、同床异梦外交离心
  朝鲜谋求外交自主,中国政府被韩式“太极拳”戏耍
  虽然开化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已被打倒,但朝鲜“去中国化”的意识,却随着对外开放而日益增强。1887年,朝鲜决定要向列强派驻使节,并在这一问题上再度与中国政府玩起了捉迷藏。
  这年8月,闵泳浚出任朝鲜驻日“代理大臣”,朝鲜政府采取“去后始咨”的办法,在其成行后才通报中国,中国未及时表示反对。9月,朝鲜决定向美国及欧洲(向英德法俄意五国合派一使)派遣“全权大臣”,依然“去后始咨”,这激起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弹。
  一开始,掌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相当隐忍的,他指出:“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近闻分派全权赴各国,并未豫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贸易,何故派往,徒增债累?该员往办何事?有何意见?”
  朝鲜答复说,因为与各国订立了条约,各国多次邀请朝鲜派驻使节,盛情难却,不得不派。
  袁世凯针锋相对地指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派使,而在于朝鲜为什么不事先与中国商量。
  朝鲜解释说,正准备向中国发文商量,就收到中国的质问公文,“殊甚歉愧”,并援引此前向日本派使的情形,表示“去后始咨”是“按照向例办理”。
  平心而论,大清国对朝鲜的指责在情而不在理,与自己一手促成的朝鲜对外“条约体系”相矛盾。既然朝鲜的报告写到“情词恭顺,具见悃忱”,大清也就找个台阶下,劝朝鲜说,你们现在经济实力还很弱,没有必要再平白地增加驻外使节这笔巨额开支,而且,如果以后因经费问题半途而废,反而会被人家笑话。
  朝鲜不听,大清国也无奈,只好另提要求:朝鲜驻外使节遇有公事必须先向中国使节请示,如无法确定,则应请示李鸿章,朝鲜对此表示接受。中国同时提出,朝鲜外派使节均为“全权大臣”,而中国外派使节均是“公使”级别的二等官,在外交场合会出现“级别倒挂”的尴尬,要求朝鲜将使节级别降为“三等使节”。朝鲜对此婉拒,说既然已经通知各国,不便再改,可以等递交国书之后再把大使召回,另派级别低的参赞负责日常管理。
  几番折中,中国也没办法,最后,只是要求朝鲜接受外交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朝鲜使节到任,应先赴中国使馆,由中国使节“挈同”前往外交部办理手续;在外交酬酌场合,朝鲜使节必须跟随中国使节之后;所有重要外交交涉必须先请示中国使节。这就是朝鲜外交史上的所谓“三端”。朝鲜表示完全接受,并将认真执行。
  但是,朝鲜派驻美国的大使朴定阳到任后,对这“三端”一条也没有遵守。袁世凯也在汉城与朝鲜政府进行交涉,但朝鲜对他一连四道抗议信置之不理。
  朝鲜方面随即又提出要修改“三端”内容,中国起初坚决不允,但最后双方妥协:将朝鲜意见最大的“三端”第一条,朝鲜使节需由中国使节“挈同”之词,改为“节制”,同时增加中国使节有随时撤换朝鲜使节的权力。
  至于中国方面提出的对朴定阳的处罚,朝鲜答应得十分爽快,但就是拖着不办,一年后,朴定阳才“因病”被召回,中途“病势加重”而滞留日本半年多,令虎视眈眈的袁世凯鞭长莫及。朴定阳悄悄回国后,被袁世凯侦知,要求朝鲜政府依法惩处,朝鲜依然拖延推诿,袁世凯大怒,甚至将朝鲜政府的照会原封退回以示抗议,但朝鲜不为所动,最后以朴定阳因病辞职不了了之。
  5、分割朝鲜中日各半
  英国希望中日不会因此而刀兵相见,维持地区稳定
  在中国的言传身教下,朝鲜开始娴熟地运用着“以夷制夷”的方式,周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之间。
  1894年(甲午年),不堪腐败政府压榨的朝鲜农民,爆发大规模暴动(东学党起义)。危机之下,朝鲜政府只能请求最可靠的“老大哥”中国出兵救难。中国出兵后,日本以“护侨”为名大举兴兵入朝,朝鲜危机立即由内部动乱转为中日的军事对峙,一触即发。
  英、俄等国多方调停未果,就在甲午战争打响前几天,一心要维护东亚安定的英国抛出了个惊人提议:沿仁川、汉城一线分割朝鲜,由中日两国分别占领。
  其实,这一提议是由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首先谈起的。1894年7月14日,青木周藏晋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Kimberley),商谈英日商约修改之事。双方论及朝鲜局势,青木建议,由于中日两国不可能达成从朝鲜撤军的协议,最好的方案就是两国继续共同占领,分头驻扎,即双方军队撤出汉城和仁川,以此为界,日军占领朝鲜南部,中国占领朝鲜北部。如此,不但可以避免双方冲突,还可以逐步实现改革朝鲜内政的谈判。
  从事后的各方走向看,青木周藏此一建议,并非日本官方政策,有可能是这位老辣的外交官对汲汲于调停的英国的忽悠,也有可能是他确有此想法,先作一试探。
  但金伯利一听,大为激赏,遂作为英国新的调停目标,电告驻中国公使欧格讷,要求其与总理衙门协商,以此作为防止冲突、争取谈判时间的应急措施。
  7月16日,金伯利亲自将此提议告知中国驻伦敦公使龚照瑗。7月19日,李鸿章所转龚照瑗的电报送达总理衙门。李鸿章认为,中日分占朝鲜以汉城为界不妥,因中国军队主要集结在朝鲜南部的牙山(此处是东学党叛乱的前线),如此划界、容易引起冲突,不如请英国要求日本撤出仁川,将其作为“通商公共地”。
  总理衙门认为,将朝鲜分割为南北两半,中国控制北朝鲜,与此前军机处提出的将驻朝军队往北收缩是相符合的,遂决定接受分占朝鲜的建议,同时要求李鸿章处理好被隔离在日军防线南边的清军如何安全北撤的问题。
  这时,日本方面变卦了。日本驻华临时公使小村认为,分占朝鲜的方式只对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有利,坚决反对这一建议。日本政府也并不准备接受这一和平获得“南朝鲜”的机会,在7月21日发给青木的训令中,明确拒绝这一建议。
  英国当然很不高兴,但还希望日本能回心转意。7月26日,英国驻日本代办巴健特向日本外相陆奥提交备忘录,解释说分占朝鲜就能避免中日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此前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是过分的,但中国方面表示可以考虑将日本所要求的在朝鲜“与中国政治经济权利之平等”,改为“与其他列国政治经济权利之平等”,并且表示,“日本政府不应失去此时机,因为中国以后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准备倾听我们的劝告”。
  巴健特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前一天,日本军舰在朝鲜不宣而战,攻击了中国军舰及运输船,并且打沉了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日本所希望的,不是汉城以南,而是整个朝鲜!
  6、世态炎凉华人受难
  “朝鲜妇孺多有见华人而呼为清国狗者”
  1894年7月23日凌晨,汉城王宫爆发了激烈的枪战,时间长达3小时。在优势的日军火力面前,朝鲜守军寡不敌众而败退,朝鲜国王被日军劫持。随后,汉城街头贴满了日军的文告,宣称朝鲜从此从满清的手里解放出来,成了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当日,日军裹挟大院君再度摄政。
  7月24日,中国驻朝鲜各口岸的领事馆撤旗回国。在日本的压力下,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并且“邀请”日军代为驱逐在朝鲜境内的一切中国军队。这是朝鲜第一次向中国发出宣战书,因中国官方机构已全部关闭,宣战书送交给了英国驻汉城总领事馆,委托英国临时代办嘉妥玛代转中国。可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两天,率先爆发的其实是“中朝之战”,只不过朝鲜方面由日本人代劳了。
  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中国运兵船,打沉由英国船员驾驶、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高升号”,造成千人死亡的惨案,激起英国军方和外交界的愤怒,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英国远东舰队司令亲率主力舰队,进驻仁川,停泊于此的日本舰队迅速撤离,避免接触。
  同时,日本陆军向镇守朝鲜牙山的清军发起攻击。当时在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担任秘书和翻译的徐寅辉,是留在朝鲜的少数享受英国外交特权保护的华人,根据他的记载,在牙山之役中,日军逼迫朝鲜军队作为先锋,而在其凯旋时,又强迫朝鲜军乐队郊迎三十里。大量滞留在朝鲜的华人突然成了无家可归的敌国侨民,英国领事馆立即宣布对华人和他们的财产予以保护,并表示,华商完全可以照常在朝鲜营业,有任何委屈由英国做主。英国领事馆顿时成为难民营,收容了大量滞留华人。
  随着清军在战场的屡战屡败,朝鲜汉城府突然宣布,英国领事无权庇护华商,所有华人必须一律归朝鲜政府管辖,不得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一告示颁布后,“朝鲜巡捕遇华人辄盘诘,动以汉城府挟制”。更令华商们悲愤的是,汉城地方官员告诉其民众,从华商那里不论购买什么商品,可以任意开价,如果华商嫌亏本不卖,就可送官究罪。一时间,华商人人自危。
  英国领事馆得悉情况后,立即向朝鲜外务部交涉,要求其警务厅必须通告官民人等,如果朝鲜巡捕和百姓欺压华商,一经告发,从严惩处。在英国的压力下,华商的窘困局面得到了缓解。
  不久,朝鲜官方又出了新花样:在朝鲜的中国商民,“难保尽属善类”,如果发现有形迹可疑的,可以随时拘拿。根据徐寅辉的记载,此令一出,“无赖韩民藉端讹诈,挟嫌诬攀”,每天都有好几起,华人又难以立足了。英国领事馆继续出面抗议,但这次,朝鲜政府连英国的面子也不给,绝不答应撤销此令,但同意涉及华人的任何纠纷,交由英国领事馆审判。
  1894年11月22日,日军占领旅顺,进行了震撼世界的大屠杀。朝鲜的反华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朝鲜妇孺多有见华人而呼为清国狗者”,在朝鲜的日本人则看到华人就“以手作刀势,自砧其头,盖言华人皆作刀下之龟也”。
  徐寅辉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先后办理了数百起涉及日本人和朝鲜人的纠纷,他的交涉稿“言词均极激昂剀切”,连帮他誊抄的人(应是朝鲜当地员工)也“执笔时栗栗危惧,不敢下,恐朝鲜政府追究抄写之人,为祸不浅也。”
  当然,滞留朝鲜华人同胞的一些行为,也令这位特殊外交官愤恨不已:
  日军占领威海卫的消息传来时,正是上元节(元宵节),有华商还召集朝鲜歌妓寻欢作乐庆贺佳节,朝鲜人见了,都痛骂这些人“不知国耻,蠢如豚犬”;
  5名华商因偷吸鸦片,被朝鲜巡捕抓去,英国领事馆出面索回后,其中一人还要求英国人把他被没收的烟具也一并要回,徐寅辉感慨说:“何怪外人动言吾华为少教化之人乎!”
  尾声
  1895年,中日双方订立《马关条约》,正式宣告朝鲜独立。至此,中国所有藩属国全部丧失殆尽,门户洞开,周边毫无战略缓冲余地。
  1897年,朝鲜宣布建立大韩帝国,大韩皇帝终于可以和大清皇帝平起平坐,自称为“朕”了。大清国几乎立即予以正式承认,再度展现泱泱大国“以德报怨”的奇怪胸怀。
  1904年,日本和朝鲜签订保护国条约。朝鲜那些在李鸿章年代就开始捉迷藏般开展的自主外交,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寸步难行,甚至连大韩皇帝的玉玺也被日本人夺走,加盖在日本人希望达成的对外条约上。
  1908年,朝鲜向中朝边境上的“间岛”地区派驻官方机构,与中国边民发生冲突。这一地区,本是中国为了收留朝鲜难民而特许其开发的中国领土,朝鲜却声称是其领土,中朝两次领土谈判均因朝鲜的蛮横而失败。同年,朝鲜停止祭祀明朝皇帝。
  1909年,间岛问题被列入中日重要谈判议题,面对中国方面提供的过硬证据,作为朝鲜“保护者”的日本人同意中国对间岛享有完全的主权,但中国被迫在其他涉及东北的事务中做出大幅度的让步。同年,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刺客开枪打死。
  1910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国。一年之后,大清亦亡。

来源时间:2018/3/28   发布时间:200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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