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新华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在会谈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对金正恩首次访问中国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表示，你在中共十九大后电贺我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就任党中央军委主席，前些天又第一时间电贺我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我对此表示感谢。此次来华访问，时机特殊、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和朝党中央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我们对此高度评价。

金正恩表示，近来中国大事喜事不断，去年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十九大，前不久又成功召开全国两会，习近平同志受到全党全国人民拥戴，成为领导核心，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按照朝中友好传统，我理应来中国向您当面致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前进，发生不少重要变化，从情义上和道义上，我也应该及时向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当面通报情况。

习近平指出，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回想当年，我们老一辈领导人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革命友谊，彼此信赖，相互支持，书写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中朝几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在长期的实践中，中朝两党两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和委员长同志都是中朝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双方多次表示，要把中朝传统友谊不断传承下去，发展得更好。这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立足于国际地区格局和中朝关系大局，作出的战略选择，也是唯一正确选择，不应也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变化。

习近平强调，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愿同朝鲜同志一道，不忘初心，携手前进，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一是继续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高层交往在中朝关系发展中历来发挥着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新形势下，我愿同委员长同志通过互访、互派特使、互致信函等多种形式保持经常联系。二是充分用好战略沟通的传统法宝。经常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是中朝两党的光荣传统。要充分发挥党际交往的重要作用，促进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沟通与互信。三是积极促进和平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愿同朝方共同努力，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四是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双方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往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民意基础，特别是加强两国青年一代交流，继承和发扬中朝友好的优良传统。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朝中友谊和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发表了重要意见，令我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共同培育的朝中友谊是不可撼动的。在新形势下传承并发展朝中友谊，是朝方的战略选择，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我此次来访，希望与中国同志见面，加强战略沟通，加深传统友谊。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同总书记同志经常见面，并通过互派特使、致亲笔信等方式保持密切沟通，把高层会晤对两党两国关系的引领发展到新水平。

双方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习近平表示，中共十九大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党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努力奋斗。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取得了许多成果。我们希望朝鲜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支持以委员长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带领朝鲜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支持朝鲜同志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作积极努力。

金正恩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发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度责任感，提出新思想新理念并加以落实，解决了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和大事，充分证明了中国党的路线是符合国情的正确路线，特别是总书记同志提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加强了党的建设，实现了党对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当前，我们党也在加大力度，同逞威风、耍官僚、搞腐败的行为作斗争。衷心祝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双方领导人就国际和朝鲜半岛形势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朝方为此作出了重要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在半岛问题上，我们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我们呼吁各方支持半岛北南双方改善关系，共同为劝和促谈作出切实努力。中方愿在半岛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包括朝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努力，共同推动半岛形势走向缓和。

金正恩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开始向好发展。我们主动采取了措施缓和紧张局势，提出了和平对话建议。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我们决心将北南关系转变为和解合作的关系，举行北南首脑会晤，愿意同美方对话，举行朝美首脑会晤。如果南朝鲜和美国以善意回应我们的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氛围，为实现和平采取阶段性、同步的措施，半岛无核化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会。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在这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美好时节，金正恩同志和李雪主女士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对双方深化沟通、加强协作、促进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推动两党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迈上新的台阶，为推动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刚才，我同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会谈。我们一致认为，传承发扬中朝传统友谊，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选择。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双方都会牢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朝关系大局，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扩大交流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金正恩在致辞中说，在朝鲜半岛形势空前巨变的情况下，我本着推动半岛和平稳定、继承和发展朝中友谊的良好愿望，对中国进行了快速访问。我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表达了我继承朝中友好传统、珍视朝中友谊的心意。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各自国内形势、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等进行了成功会谈。我相信，在充满欢欣和希望的新春同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的首次会晤，将迎来朝中友谊硕果，促进半岛和平稳定。

访问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还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了午宴。习近平表示，钓鱼台国宾馆见证了中朝传统友谊的发展，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密无间的关系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欢迎金正恩委员长和李雪主女士经常来中国走一走。

金正恩表示，朝中友谊弥足珍贵。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遵循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意志，继承和发展历经风雨仍保持本色的朝中友好关系，并在新的形势下推向新的高度。

金正恩还参观了“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他对中国在科技发展和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并在参观结束后题词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参加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宣传鼓动部部长朴光浩，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朝鲜外相李勇浩等陪同金正恩访华并出席有关活动。

来源时间：2018/3/28   发布时间：2018/3/28

旧文章ID：15596

作者：徐常锌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164期 
编者按：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旗舰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本期发表了三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坎贝尔和拉特纳、林德、贾菲分别从中美关系、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战略以及环保三种角度，观察并分析今天更为强势进取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对亚太地区、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又将给中国自身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三篇文章折射出美国政界和学界部分人士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将会给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题为《审视中国：北京怎样令美国的期待落空》的文章主张，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形成的对华期望已经落空，其政策也已失败，应当重新审视当今的中国和中美关系，建立起更为实际的对华期望，并以此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认为，固然重新审视中国将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不稳定的风险，但今天的美国外交界应当正视现实，而不是继续因循守旧。接下来，文章从五个方面评述了美国对华期望是如何落空的。

   首当其冲遭到两位作者批评的，是中国以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令美国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期待幻灭。坎贝尔和拉特纳援引老布什执政时的1990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期望经济发展能够促使中国转向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然而事实是，尽管1986年至2016年间中美贸易增长了30倍，中国以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反而更加牢固，并加强了国家主导模式的合理性。文章进一步称，这一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永久性的损伤，很多美国公司对进入中国市场没有信心，特朗普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等致力于中国开放经济的合作和对话机制也已经失败。
   第二点，美国曾一度期望经济发展能推进中国的政治自由化，但文章认为中国的维稳考虑已经全面压倒了自由化进程，美国在这方面的期望也已全面落空。
   第三点，美国曾认为，中国将把握“战略机遇期”，吸取前苏联同美国军备竞赛的教训，全力发展国内经济，国际上选择支持美国主导的秩序，不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因此美国也避免同中国冲突，以期得到中国不断加大的支持。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对中国在台湾、朝鲜半岛、东海及南海的核心利益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使得中国不得不提升军事实力和影响力，力拒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军事通行，以确保本国安全和核心利益。
   其四，文章承认，中国先后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核不扩散条约和世贸组织，也在朝核六方会谈、亚丁湾巡航及维和行动中体现出了大国责任感，为现有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中国也在逐渐寻求改变。随着中国建立起一带一路、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等多边国际组织，中国已经在明显宣称自己的路线与欧美建立的国际秩序不同，中国并不要求接受其经济援助的国家接受其治理模式。同时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也表明，中国有意建立一个新的当代海上体系。
   最后文章提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聚焦于反恐和中东地区，中国则乘势而起，把握时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习近平主席呼吁中国应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领导者”，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成为“其他国家的一项新选择”。为此，文章主张美国应当充分认识到其政策并不能满足其战略目标，而其亚太政策应更多地关注本国及盟国的力量和行为，而非孤立、削弱或试图改变他国。
   随后的是林德（Jennifer Lind）题为《中国的亚洲：地区霸权会是什么样的》的文章。林德认为，与古代中国在东亚建立的朝贡体系和美国在美洲建立的区域霸权类似，今天的中国也通过经贸影响力、军事实力、建立起中国主导的亚洲区域秩序。首先是经济方面，同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主导世界秩序、日本通过亚洲发展银行来主导亚洲经济类似，中国也在通过制度性基础设施，加强本国的影响力，建立中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包括新发展银行、亚投行和近来造势极盛的一带一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对一带一路各种项目的贷款已经超出2500亿美元。

   其次，在军事方面，中国军方采取“反介入”和“区域封锁”战略，拒美军于门外，2017年又在吉布提建立其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南海建造六个岛屿。同时，携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在领土纠纷中显得更为强势。林德引述濮德培的论述，称古代中国“向来不惧于使用武力”，而是以“堂堂正正之师”戡乱伐罪，维护地区秩序。林德认为，区域霸权均不能接受区域内存在竞争对手，习呼吁建立新的亚洲安全体系正是要将美军挤出亚洲，同时也在拉拢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盟友。
   第三，林德引用张居正语，“夷狄之性岂有常哉！吾制虏机宜何如耳？犬摇尾乞怜，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杖加焉”，她认为同其他强国一样，中国也通过干预别国政治，培养亲华势力。2016年，澳大利亚参议员萨姆·邓森就被爆出同一家中国公司有财务往来。林德也同样指出，美国、日本及前苏联都曾干预他国政治以维护其霸权。
   第四，中国在海外积极扩大其影响力，包括新华社和中国全球电视网络等官媒的海外拓展、建立孔子学院、通过留学基金委向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多种方式，增强其软实力。
   林德认为，中国能否称霸亚洲，将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如果日本认为一个“中国的亚洲”可以接受，那么没有制衡者和对手的中国无疑将成为亚洲的地区霸权；日本如果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那就应当尽快同美国一道，为亚洲规划另一种未来。
   最后一篇是来自贾菲（Amy Myers Jaffe）的《绿巨人：可再生能源与中国力量》。贾菲在文章中指出，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正在全力成为绿色能源的核心国家。目前中国已主导世界太阳能电池板市场，并且还在不断加大节油技术的研发力度。如果这一能源战略成功实施，这不仅将大大有益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将极大助力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多个区域联盟和商贸关系中最重要的国家，进而成为未来可再生能源的超级大国。

   贾菲首先指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了巨大的能源需求，这迫使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地区强国，更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由于西方国家大型石油企业的竞争倾轧，中国不得不投向所谓“流氓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苏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以获取石油等能源。国内市场对海外能源的高依赖度令中国忧心忡忡。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到2015年为止）”就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并称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严峻”。由于加拿大和美国开发了新的油气资源，一旦中东有变，中国将遭受较美国更为严重的能源危机。
   有鉴于此，中国转而大力研发绿色能源，致力成为清洁能源的核心国家，并承认环境破坏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中犯下的错误。绿色能源的发展给中国带来全方位的有利影响：一、绿色能源成为中国新的贸易增长点，美国的液化气贸易受到很大打击；二、中国为世界节能减排做出了突出贡献，大大降低了国际市场上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价格，中国目前有24%的能源产出来自绿色能源（美国则是15%）；三、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得到国家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比亚迪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动车生产商；四、绿色能源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去年年底中国宣布将建立世界最大规模的碳交易市场，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绿色债权国”——投资扶持致力于防止气候变化的项目，其一带一路战略也极力强调了环境保护标准的重要性；五、随着国内自产的绿色能源逐渐取代来自海外的油气产品，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同样得以保障。
   同时，绿色能源也将极大改变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向欧洲、中亚、东南亚各国销售自己的绿色能源技术，协助产出清洁能源，将助力中国同美国的石油贸易积极竞争。贾菲也提醒，中国的绿色能源也可能将资源日渐枯竭的石油国家推向深渊，2016年中国拒绝继续向加拉加斯贷款，导致委内瑞拉债台高筑，政权岌岌可危。
   而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意味着美国官方舍弃了其在国际能源和碳交易市场的领袖角色，中国也将有机会无限制地售卖其能源技术，进而深刻影响美国经济。因此，特朗普政府需要在2025年之前满足其原本在巴黎气候协定中作出的“减排约27%”的承诺，以维持美国在国际能源规则制定中的原有地位。贾菲将这一绿色能源竞争同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相提并论，认为这将决定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可以看出，三篇文章都将中国的全面崛起作为既定事实，只是在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及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建议上有所区别。坎贝尔-拉特纳和林德的文章都是从总体上论述中国将成为主导亚太地区的强国，而坎文只是笼统地指出美国应当关注本国及盟国的“力量和行为”，但林文则更为具体地提出，面对即将主导亚洲的中国，美国应当联合日本，“运用外交手段”积极地向亚洲国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这也与林德日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一脉相承，即强调日本在亚洲的关键地位和北京在南海的长远战略布局。此外，林文用很大篇幅来列举和描述过去美、苏、日为维持其区域霸权的各种策略，反复申明中国今天的国家战略是“正常”或“正当”的，不同于外媒的固有成见，实际上体现出学界对中国的一种研究共识。
   贾菲的文章则是从绿色能源技术入手，对比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及科技发展，尽管贾文中仅提到了“国际能源市场秩序”，但无疑是在暗示和强调掌握下一个时代核心科技的国家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鉴于中国已在绿色能源技术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贾文建议特朗普政府首先尽力达到美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中原本做出的减排承诺，维持美国在国际能源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再图后计。然而，姑且不论特朗普政府会否在环保问题上做出这样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即便特朗普愿意重新努力发展绿色能源，节能减排，特朗普能否在2020年连任总统也尚在未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贾文整体上对中国绿色能源的发展表示赞扬的同时，特别批评了中国的绿色能源贸易给石油产出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中止继续向加拉加斯提供贷款，并最终导致了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影响力向全球范围扩张，中国也需要一定程度上关照各个国家的利益。中国无论是将要主导亚洲，抑或领导世界，都需要充分认识并主动承担这种额外的国际“负担”。

来源时间：2018/3/28   发布时间：2018/3/28

旧文章ID：15595

作者：曹辛  来源：FT中文网

　　在美朝韩三方人员举行赫尔辛基“一轨半”会晤，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告要通过美朝韩三方首脑会晤来永远结束朝鲜战争和实现朝鲜弃核、安排半岛未来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中国如何作为，将决定未来中国在与本国唇齿相依的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能否拥有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
　　中国正被排除在结束朝鲜战争和未来半岛机制安排之外
　　中国在朝鲜半岛具体的安全利益有三：无核化；结束朝鲜战争的临时停战状态，把半岛从临时停战机制转变为长久和平机制；第三是未来半岛机制的安排，特别是南北关系未来如何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同域外国家间的联系。
　　这三项利益中的任何一项，中国都难以忽视。其中第一条直接涉及中国自身安全，也是中国作为安理会成员和世界大国对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第二项是中国作为今天朝鲜半岛南北分治主要的直接参与者、作为负责任世界大国对国内外人民必须给予的交代，忽视它，将在国内外严重动摇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信誉和形象；第三条则事关未来中国在这一与中国唇齿相依地区的安全环境。而目前，中国正被排除在相关安排之外。
　　首先是美国不希望中国参与相关的安排，在美国的构想中，最多也只是把美国已经敲定了的方案交给中国来追认，其掌控朝鲜半岛局势的动机显而易见。
　　根据半岛外交圈的信息，特朗普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中国参与关于朝鲜弃核的相关安排，而要把朝核这个本来属于联合国安理会与朝鲜之间的议题，变成朝美之间的议题。在谈判地点的选择上也显示了这一点。据说，美方职能部门提供了两个朝美首脑会晤的地点：北京和板门店，而特朗普个人不喜欢北京，却喜欢板门店。这里有板门店这个地方具有的象征性意义的原因，但在北京正严厉执行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的背景下，特朗普仍然置此于不顾，也证明了他不让北京参与相关事宜。
　　当然，特朗普肯定还认为中国很害怕当前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制裁，所以他认为在半岛事务上不邀请中国也没关系。
　　而事实上，迄今为止特朗普除了致电中国主席，对中国已经和正在为迫使朝鲜弃核做出的贡献和建议表示感谢外，也无半点邀请中国参与相关事宜和安排的意思。
　　而韩国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3月21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接见朝韩首脑会晤筹备组工作人员时首次透露了举行朝韩美三方首脑会晤这一立场，以实现他的“韩半岛无核化、韩半岛永久和平、朝美关系正常化、韩朝关系发展、朝美与韩朝美经济合作等一系列目的”。
　　韩国某执政党人士还对此表示：“前期会谈如能就朝鲜无核化和朝美建交等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三边就可以通过三方首脑会谈宣布韩国战争彻底终结。”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还发现：“这次文总统提议举行三方首脑会谈，唯独落下了中国。”对此，青瓦台核心官员表示：“（让中国参与）中国还不是时候”。
　　这意味着：青瓦台也打算把一个自己和朝美谈定的既成方案交给中国追认，而前期则完全不希望中国参与。
　　韩国这一计划应该是基于如下考虑。首先是历史因素，即：对中国这个打了上千年交道的国家在骨子里的不信任，加上不少韩国民众认为，是中国当年的参战导致了今天朝鲜半岛的分裂和骨肉分离。其次，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也让韩国明白其上述计划会得到美国支持，可以实现文在寅政府的计划。
　　从这个角度说，把中国排除在结束朝鲜战争和未来半岛机制的安排之外，很难说不是美韩事先商定的。
　　半岛外交圈的消息说：文在寅本人本来是亲华反美的，但访华以后对中国不满，他的亲信们也对中国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在利益问题上斤斤计较，他不打算再去讨好中国了。
　　中国必须有独立、明确的对朝政策
　　面对上述态势，中国如何应付呢？如果美、韩上述计划实现，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在这一地区完全丧失话语权；还有，如果中国在朝鲜半岛牺牲了几十万志愿军官兵、并签署了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后，连结束这场战争的条约都不能参与签署，或者让别人搞出既成方案后再交给中国追认，那中国新一届政府将很难对国内人民做出交代，这个世界上也将不会有人再尊重中国。这事关中国的民族感情和国际尊严。
　　当前，中国国内在应对半岛事态的策略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前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不久前在接受“财新网”专访时，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表示：“随着半岛局势继续向前发展，恢复中朝之间的正常经贸交往，对中朝双方来说是互利共赢的。”这已经涉及到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实际操作。
　　他特别谈到：“当前，美朝相向而行的每一步，中方都应有相应的措施跟上，以显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话语权，显示我们的独特作用和影响。我们应借助半岛局势的转折，积极推动改善中朝关系；在朝美对话期间，也要积极寻求中朝对话。我们要寻找中朝之间新的利益、对话、合作的契合点，不能让中朝关系的发展恢复，长期滞后于东北亚的形势变化和美朝关系的发展。”
　　从于洪君过去的任职背景来看，上述观点和建议似乎有负责党际外交的中联部的色彩。
　　越是处于不利状况，越要冷静分析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
　　当前，中国首先应该确立一个独立的、坚定而明确的对朝政策目标，这就是：无核化、对华友好、把中朝关系变成正常的国家关系（淡化党际关系），并据此规范两国间的关系。
　　特别是，中国对朝政策必须以中国自己独立的国家利益为基点，而不能和中美关系、意识形态挂钩。这样就有了一定之规，进退也将有据，否则必被他国所拿捏，陷入在朝鲜和美国之间选边站，或者两头不讨好，导致进退失据的困境。
　　之所以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坚定而明确的对朝政策目标是因为：从邓小平之后，中国对朝鲜似乎就没有这样的政策目标，而这正是中国今天中国在半岛事务上陷入巨大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几十年来中朝双边关系一直不顺的根源。
　　邓小平时代进行了使中朝关系由党际关系变成正常国家关系的初步尝试，其中，最突出的外交举动就是中韩建交。但在之后，中国多年一贯制地在纠结、犹豫中被动地应付对朝关系及朝核问题。这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中美关系性质发生了由合作日益走向博弈的巨大变化；中朝两国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产生了不同的国家利益，而中国由于自己内部的问题，还在本能地把中朝关系同中美关系乃至意识形态挂钩，这使得中国自己束缚了自己的行动空间，无法建立独立的、坚定而明确的对朝政策，导致相关方面都以此拿捏中国。这已成为中国的软肋，以至于半岛一有事情，中国就要被迫在朝美之间选边站队，或者美、朝、韩三头不讨好、进退失据，而国家利益却一直在受到损害。
　　上述状况已经持续太久，而今已经愈演愈烈。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必须有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做法，这就是确立自己独立、坚定而明确的对朝政策，并以此规范以后中国的半岛外交实践。非如此，不能摆脱当前的巨大被动，乃至未来被拖入更大麻烦的前景。
　　为此，如有必要，可以考虑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任用新人团队来处理朝鲜半岛问题。
　　如何应对当前事态
　　针对当前半岛事态，中国应采取如下措施：
　　对朝鲜，应坚决坚持无核化目标，要求朝鲜弃核。中方应明确告诉朝方，朝鲜弃核是安理会的要求，中国一家无法让步。
　　在制裁朝鲜问题上，在朝鲜拿出切实的弃核行动及国际核查机构进驻朝鲜之前，不能有丝毫放松。但对非安理会决议规定的制裁产品以及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可视朝鲜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合理决定。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当前的利益目标。而且，上述立场必定将和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紧密相连，必须妥善处理。
　　如果朝鲜要在美朝会晤前实现金正恩访华，无核化应该是中国必需实现的目标。
　　中国还应明确告诉朝鲜以下几点，并作为中国的利益底线要求朝鲜遵守：
　　首先，朝鲜战争是中、朝和美国代表的联合国军三方之间的事情，板门店临时停战协议，也是在这三方之间签署的，朝鲜可就相关事宜同相关方面进行双边磋商，但任何结束朝鲜战争和缔结和平条约的正式谈判，都必须首先在这三方间完成。
　　第二，朝核问题是安理会和朝鲜之间的问题，朝鲜可与韩美就相关问题进行一般原则性讨论，但问题最终应在安理会框架下解决。
　　对韩国，中国当前必须施加压力。
　　鉴于当前韩国文在寅政府可能在故意配合美国损害中国利益，以及已经显露出来的未来对半岛的企图，中国应明确告知韩国政府：
　　韩朝会晤只能讨论缓和或者结束双方敌对状态，韩国没有权利和朝鲜讨论结束朝鲜战争。因为韩国不是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签字国，不是朝鲜战争交战的联合国军一方，韩国这样做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至于文在寅政府要通过朝韩美首脑会议结束朝鲜战争，更是不能容忍的损害中国尊严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其次，朝核是朝鲜和安理会之间的事，不是南北朝鲜之间的事，朝韩可以一般性讨论朝鲜弃核问题，但不能越过安理会。
　　第三，中国政府应该暗示韩国政府撤除“萨德”。
　　因为韩国政府当初一再向中方解释“萨德”是针对朝核的，既然现在朝鲜已经公开承诺不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对付韩国，而韩国政府也接受了朝鲜的这一观点并将进行南北首脑会谈，因此就中韩双边关系来说，“萨德”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应该予以撤除。如果朝鲜此次弃核，则韩国必须撤除“萨德”。否则就是蓄意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可能将被迫使用全部的政治和经济手段予以回击，包括启动对韩国的全面经济制裁、干扰“萨德”工作等一切手段。
　　如韩国在上述问题上不肯合作，中国则应立即公开要求韩国撤出“萨德”，同时立即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和各类反制措施。
　　中国采取上述行为，客观上是有利于朝鲜的，可以预计，朝鲜至少不会有强烈反弹。
　　同时鉴于中国市场对韩国的巨大的不可替代性，而特朗普又在经贸领域奉行美国优先策略，这必将让韩国经济难以承受。
　　当前，中国在外交上切入半岛和朝核局势的路径有两条：以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为抓手结束朝鲜战争并缔结和平条约；以安理会为平台解决朝核问题，依据都是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安理会决议，是完全合法合理的。
　　只有采取上述措施，中国才能扭转当前严重的被动局势。
　　而且，中国的做法是有理有据的，就连半岛官员私下讨论时也认为：“大国一定要讨公道（结束朝鲜战争和安理会决议），不然小国都要离开它。”如果中国置之不理，则国际影响将会极其恶劣。
　　特别是，如果中国不能参与结束朝鲜战争的安排，则意味着几十万阵亡在朝鲜的志愿军官兵都白白地牺牲了，中国当年和随后多年的一切承担都将付诸东流。这将产生以下几点严重后果：
　　在中国国内激起民愤，引起国内民心不稳，并可能围绕朝鲜问题再一次激起国内思想界的左右之争；
　　严重动摇新一届政府的威信和形象；
　　有关抗美援朝和中朝关系的一切决策以及后果都将受到舆论的高度质疑。
　　这一切，是不能拿中美贸易做交换的。
　　（注：作者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8/3/27   发布时间：201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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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善文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提要：中美经贸关系近来摩擦不断，矛盾加剧。在这背后，当然有特朗普以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为导向的理念和风格的影响，这些影响未必具有长期性。但我们应该看到，在经贸领域对华奉行强硬路线，正在成为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两国经贸关系的基础，正在经历重大和不利的变化。中美关系可能已经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更好地管理未来的摩擦和冲突，需要系统性的思考。

　　中美关系，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几乎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关系，需要具有足够的高度和深度，需要对情况的全面掌握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才能去研究。我不具有这样的专业背景，难以评论相关话题。但今年初的时候，随金融40人论坛的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有一些一手的观察和感受，与大家做一个相关的分享。
　　1945年，在谈判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很多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团，其中，英国代表团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当时提出了一条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基本原则，即面对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逆差国和顺差国应该承担同等和对称的调整责任。假设一个国家存在很大逆差，另外一个国家存在很大顺差。那么，不仅逆差国需要进行调整，也应强制要求顺差国承担调整的责任。但这一原则遭到美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美国要求应该主要由逆差国来承担调整责任。关键在于，在当时和随后比较长的时间里，美国维持了相当规模的经常账户顺差。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美国又开始要求顺差国承担主要的调整责任，中国也成为不断被指责的对象，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当下已经转变成为长期的逆差国。所以，没有永恒的理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美国政府认真学习。
　　我们生活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仅面临着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还面临着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及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这些过去几十年里持续发生的变化推动和加速了全球经济的成长。追溯供应链和生产链，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因此，基于双边贸易数据、顺差和逆差数据来评判调整责任，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从多边角度来看，中国的经常账户近年来基本保持平衡，实际的小幅顺差完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范围之内。这说明，如果中国对美国存在巨额顺差，对其他国家一定存在巨额的逆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中国单边地为中美双边逆差承担调整责任，缺乏有力的学理基础。我们应该在学理和道德上占据制高点，尽量把问题放在多边框架下解决。
　　中美经贸关系近两年变得更加不确定，摩擦更多，更加动荡。动荡的背后有两点因素需要进行分解。中美经贸关系不利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个人的想法和主张，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政治基础，正在经历不可逆的，系统性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变化。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是同时发生的。
　　特朗普奉行重商主义、单边主义，摒弃多边框架，把贸易视为零和游戏。尽管美国总统在贸易问题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我猜测他的这些信念和主张未必代表学界和朝野两党的普遍共识。也许几年后，美国更换一位为华盛顿主流学界政界所接受的总统，那时单边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将随之进行调整。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现在美国政府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张和做法背离了长期趋势。我们也无需在战略层面上过度重视，只需要见招拆招，假以时日情况就会回归长期趋势，并自动稳定下来。
　　但是撇开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看到，作为重要的政治基础的两国经贸关系正在经历不可逆的、系统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新兴崛起的大国，至少在美国看来，中国正在全方位地和美国争夺战略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主导权，并且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第二，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否产生了变化？我的猜测是，1972年至1991年的20年里，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是苏联的存在。尽管当时两国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增长，但是并不具备战略重要性。1991年苏联解体至2012年的20年里，两国战略关系最基础的压舱石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以及美国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并且美国希望中国可以在成长过程中变得更加市场化和民主化。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最为基础的压舱石是两国经贸联系，顶峰的标志是美国接纳中国进入WTO，以及后续的蜜月期。未来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下潜在的竞争甚至对抗的关系，中美之间更加需要一个共同的压舱石，而经贸关系无疑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在此层面上讨论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冲突的风险和对抗的处理，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我赞同隆国强主任的观点：中美经贸正在发生诸多不利的、微妙的变化。传统上，每当中美在政治、外交关系出现紧张时，就会有美国商会或企业界出面，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和迅速走向正常化进行很多工作。但是，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少，甚至美国商会代表的美国企业界开始对中国持有批评意见，立场也不如以往友好。客观原因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对美国企业构成越来越强有力的直接竞争。例如，中国C919还没有拿到适航证，但是已经拿到八百多架订单，对波音公司产生了很大竞争压力。以前，中美关系出现紧张态势时，中国会购买几架波音的飞机，所以波音一定会替中国说话。而现在，中国不会再持续购买波音飞机，未来还会把C919卖到欧洲、日本或者亚非拉国家，成为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些受到冲击的企业不会再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或奉行友好的对华政策立场。此外，中国营商环境的变化，国进民退的苗头以及政府对战略新兴行业的选择性扶持所形成的竞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外资企业的不适。
　　再以隆国强主任所讲的半导体为例，韩国半导体制造行业比美国更具竞争力，但是他们要向美国支付大量专利费，所以韩国获得了大量硬件制造利润，但是又通过服务贸易把一部分钱付给了美国。而中国目前正在投入数以千亿的政府补贴和投资，试图在短期内力推中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大幅度升级和跨越。如果这一策略获得成功，全球半导体制造链条将会被重新洗牌。那么，我们如何能希望美国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大企业替中国说话？中美贸易关系曾经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美国以前强调自由贸易和开发市场准入。但是，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直接竞争性越来越强，以及在全球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如果立足面向未来的战略考量，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就日益凸显，所以美国人的话题就从自由贸易转向了所谓的公平贸易。
　　站在波音公司角度，波音飞机公司应该不会相信C919是在没有政府支持、廉价信贷、国企补贴等背景下，完全由私人企业发起和运作的。对于它来说，这就是不公平竞争。中国制造2025列出了许多战略新兴行业，打算普遍扶持，这些行业，几乎都触及到了美国企业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因此引起许多反弹。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压舱石，在很多层面上正在发生扭曲和不利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顺差才被树立为讨论的靶子。
　　第三，WTO无法覆盖的潜在做法和冲突该如何解决？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中国的C919获得800多张单，美国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但无法在WTO对此进行起诉，因为WTO没有覆盖这一领域。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站在美国的角度，这些行为必须受到管理，否则美国企业将不具备竞争力，但是WTO又无法覆盖这些做法，所以美国就试图通过双边框架解决问题，或协调盟国共同对中国施压。
　　无论如何，这些争端和关切需要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这需要比较长的过程，伴随持续的摩擦和不断的讨价还价，还会牵扯和影响到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尽管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历史上曾经承担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一压舱石正在经历不可逆、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要管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继续把经贸关系视为长期最重要的压舱石。一方面要全力维护好WTO这一多边机制，同时对于WTO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应该就双方共同关切的核心利益、核心关系、核心做法建立准则，以此准则为基础，再进一步覆盖更多国家，从而完善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确立一个更加牢不可破的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这可能需要经过一段充满对抗性的过程，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
　　如何实现这一前景，无疑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需要超越目前贸易争端的、面向未来的系统性思考。

　　高善文为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来源时间：2018/3/26   发布时间：201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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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学术plus

来源时间：2018/3/26   发布时间：20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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