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宣布将对中国进口产品每年征收大约600亿美元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盗窃。
川普总统在白宫外交室讲话时说，他把中国视为朋友，还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了尊重，但是他说，中国对美国有着史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并批评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川普说：“我想用的词是互惠(reciprocal)。如果他们收我们的费，我们就收他们同意的费。”
川普总统说，中国必须尽快把对美贸易顺差削减1千亿美元。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还批评了欧洲和韩国等盟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副总统彭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琳·修森也发表了讲话。
川普总统签署了总统备忘录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15天之内启动对中国某些商品的关税，而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后公布哪些中国资金将被限制投资美国。
来源时间：2018/3/23 发布时间：2018/3/23
旧文章ID：15566
作者：罗曦 来源：澎湃新闻
当下，美国已经吹响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号角，中美战略竞争格局显然已经从传统的安全、军事、政治等领域延伸到了中美关系曾经的“压舱石”——经济、贸易等领域。近年来，美国的对华疑虑有所上升，这一焦虑情绪显而易见地体现在了2017年底和2018年初的三份国家战略报告中，成为美国启动对华战略竞争的心理动因。
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战略竞争的现实？是退避三舍，重新退回到“韬光养晦”，还是迎难而上，主动塑造和设计对美竞争态势？毫无疑问显然是后者。军事关系作为中美战略关系中最为薄弱和脆弱的一个环节，如何重塑中美两国间的战略平衡，以在防止愈演愈烈的竞争态势出现失控局面的同时，实现控制竞争成本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双重目标，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本文认为，可尝试从观念、实力和制度三方面着手。双方不仅要在观念上接受对方在未来的地位和身份，还要在实力上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形成相互战略威慑状态，更要在制度上达成双方共识的协调机制，共同管控危机和风险。
观念的平衡：以“对冲”为原则的有限竞争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管理两国关系时，都采用了“两手”政策。美国一方面将“接触”作为吸引中国进入既有国际体系的基本策略，通过经贸、人文等方面的交流影响中国、改变中国；另一方面又处处对华施加制衡。中国也以“两手政策”作出回应，一方面以高度的热情推动与美合作，另一方面又怀有强烈的防范情绪。
以“两手”对“两手”，是国家间互动的必然模式，但却极易导致双方陷入更深层次的相互怀疑，最终实现“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领域作为两国关系中最具对抗性的因素，双方都基于“最坏情况”进行军事准备，对抗的风险将会愈演愈烈。近年来，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在西太、东亚地区的摩擦迅速上升并开始波及新的战略领域（如网络与太空），中美两国、特别是两军都已开始把对方作为主要潜在对手，都在为应对最坏前景加紧进行准备。
为防止这一状况的严重后果，中美两国、两军首先需要在观念层面做出调整，通过“自我设限”的方式，努力保持对冲政策的基本平衡，避免对冲政策中“制衡、防范”的一面成为双方关系的主导，有意识地控制相互竞争的广度和烈度，防止其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冲突与对抗。具体可以做到：一是对战略博弈与战略竞争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战略博弈与战略竞争是大国政治中本来就应该包含的内容，更何况是在中美这两个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如同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提出的“共同演进”的概念，只要管控得当，一定程度的博弈与竞争有可能还有利于两国各自的发展。要看到战略竞争关系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除了中美战略性竞争之外，中美依然维持和发展着强大的经贸、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伙伴关系。战略竞争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中美两国的强力部门(例如军队和情报系统)都会依据“最坏的可能性”来准备各自的军事任务，但这并不等于两国的政府和人民需要敌对。
二是为战略博弈与竞争划定边界，同时控制博弈与竞争烈度，特别是要避免其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也要避免战略竞争走向以削弱对方为主要目的的恶性竞争。中美双方可达成“几个接受”来控制两国恶性竞争的烈度：（1）将接受对方的存在与发展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前提，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标；（2）以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作为两国合作的出发点，致力于寻求积极合作而非消极合作；（3）接受对方在东亚地区的存在和适度扩展，将不触碰对方的核心利益作为底线。
实力的平衡:以“克制”为基线的有限权力
为避免陷入恶性军备竞赛循环中，中美需要就实力发展的“天花板”和“平衡线”达成共识，前者表现在中美双方应制定有限的军力发展规模，不谋求相对于对方的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后者则表现为双方在军力发展中遵循相互克制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自身角度看，始终有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并且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只要划清了底线，对方就不敢甘冒战争的风险而挑战，因此不会轻易误判对方的行动意图；二是从对方角度看，因己方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能够制约对方的攻击，并在遭受攻击后发起反击，因此对方不会主动寻求先发制人式打击。
从当前中美的军事力量构成和实力对比来看，这种相互克制原则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地缘层面，以第一岛链作为相互承认的地缘平衡线。冷战结束后，在中国具有强大陆权优势、美国具有强大海权优势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在西太地区沿中国边境线或领海线附近形成了某种战略平衡,中美之间的安全摩擦主要存在于西太第一岛链之内。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原有的战略平衡已被打破，在双方的磨合与对峙中，中美双方军事力量与战略的平衡线将可能移至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中美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形成新的战略平衡线，是较为现实的，也应该能够为双方所接受。
中美间的较量是两种平台、两种战略间的综合博弈。虽然两国军队的各类军兵种均非常齐全,发展也都较为全面,但比较而言,在西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海域,两国的力量建设和特点各有侧重。中国军队是一支主要依靠大陆的力量,在发展远洋海军的同时,更注重发展反海军技术；而美军则是一支以海上平台为核心的力量,正依托海洋,整合内部及盟友的资源,强化通过海空平台投送力量的能力。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第一岛链将是中美双方均势所能达到的极限。中美间的战略平衡线大致维持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这条线几乎是大陆技术向海洋延伸的终结和海洋技术向大陆推进的极限。在中美两军充分利用新兴军事技术并发挥各自地缘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在中国近海完全战胜中国,而中国也不太可能在远洋发生的与美国进行的对抗中获胜。
二是在核威慑层面，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态势。中美在核武器领域的战略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大不相同。美苏冷战时期的“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确保生存”是建立在相互脆弱性基础上的战略稳定。但是，美国对于是否应该承认与中国的相互脆弱性和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稳定关系是存在巨大争议的。尽管有一部分学者已经认为，与中国的相互确保摧毁已成事实，美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但多数学者均认为美国不应公开承认对华战略脆弱性，认为这一做法将导致中国更具进攻性并削弱美国的核保护伞。特朗普上台以来，强调“以实力维护和平”，加速核武器现代化进程，加快“萨德”系统在东北亚地区的部署，加紧在西太平洋上的海上军事巡逻，加强常规全球快速打击能力建设，对中美之间原本就不太稳定的战略稳定性造成了相当冲击。美国试图在战略威慑体系中的攻防领域均占据绝对优势，将导弹防御能力从导弹飞行末段提升至飞行轨迹的助推段，将全球快速打击目标从非对称性的恐怖分子和极权国家转变为对称性的传统大国如俄罗斯和中国，军控议程在美国外交任务列表中由优先任务降为非优先任务。2018年出台的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与奥巴马政府相比，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考虑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中美达成彼此接受的相互脆弱性的可能性降低了。
因此，在核武器方面，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稳定的均势环境需要双方做出一系列明确的共同保证，以增强双方核武库的威慑能力，从而显著降低常规危机或冲突升级为核对抗的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应放弃追求发展相对于中国核武库的绝对优势能力，并向中国做出可信的保证，即接受而且未来不会危及中国的核报复打击能力。换言之，美国必须明确承认基于相互威慑和相互脆弱性理念的中美核均衡是有效的。此外，为了提高可信度，美国还必须考虑放弃开发远程全球精确打击系统及任何其他可以摧毁中国核武库的新型核常武器系统，并进一步保证其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无法抵消中国的核反击。
制度的平衡：以“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协调
无论中美在安全领域上有多少的相互不信任，但双方对于维护和增强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有着明显的共识。在中美还拥有共同的战略敌人如苏联时，或是虽然没有共同的战略敌人但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这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都是中美所能够接受的。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条件都在失去，恢复东亚的和平稳定，可在制度层面经过双方不断摸索达成新的战略妥协。
鉴于东亚秩序及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及潜在动荡性，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共同构建一种能够将区域内主要大国及利益攸关方涵盖进来，并具有较高行动效率的多边安全秩序框架。这种多边安全秩序框架可以先从最为迫切的议题领域着手，不同议题领域的成员可以不同，并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这些议题领域及其多边机制包括：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安全多边机制(以六方会谈为基础)、领海争端多边协调机制(中国与争端当事方)、海上安全多边机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在这些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再继续推动在防扩散、反恐、公共卫生、灾害管理、海上搜救、海上安全（safety ）等领域的合作。应改变在网络、太空和核等全球战略领域中的对抗式互动，通过共同维护现行国际规则和建立新领域的国际规则，逐步增加关系中的积极成分。如果中美能在东亚及亚太地区多边对话合作机制中形成良性互动，将减缓西太均势变化带来的摩擦与动荡，对中美关系起到减震增稳的作用。
除了在亚洲构建各类安全框架，中美之间还需要建立多样化的危机管理机制与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chanisms, CBMs），双方必须大力加强分歧与危机管控，既要努力避免双方的直接危机与冲突，还要高度警惕因第三方因素引发两国间的危机与冲突。目前中美双方在西太、东亚日益突出的地缘政治分歧已对两国在海上通道、网络、太空以及核等战略领域的关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中美双方需要以“柔性”原则来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这一原则体现在始终保持“直接沟通渠道、发出清晰信号、避免反应升级”等达成共识。
中美两军已于2014年年底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谅解备忘录，并通过陆续增加新附件，不断扩大互信措施的范围。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联络机制，将危机管控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各层级的安全和军事对话，适时考虑建立两国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形成多层次紧急联络机制；可赋予国防部热线危机管控的明确功能，确定简化、快捷的使用程序。在两国外交或军事部门建立应对突发意外事件的联合工作小组，就签订中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定及互不进行外空、网络攻击进行探讨等。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3/22 发布时间：2018/3/22
旧文章ID：15571
作者：唐南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准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样一场贸易战是他一直想要的，却让美国商界忧心忡忡。
在华盛顿，有一个广泛的共识是美国需要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但也有人担心，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即将发动一场贸易战，那么它似乎缺乏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策略。
假如这场一触即发的冲突是军事冲突的话，华盛顿将会挤满了人，都来告诫总统要奉行所谓的“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即不要发动一场你不知道如何脱身的冲突，这是在越南吸取的教训。换句话说，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可能会像入侵阿富汗一样，变成一个长久无法挣脱的泥潭。
即便特朗普认为他这样做是要在11月中期选举前落实他对选民承诺的贸易保护措施，但一项着眼于短期政治利益的政策可能对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造成长期破坏。
在过去几天里，商界要人纷纷吁请特朗普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鞋及其他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些远远超出了已经被他当作目标的钢铁和铝。然而特朗普就是在考虑这样做。
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很快公布一项针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301调查”的结果。了解内情的人士称，特朗普政府将指责中国强迫想在其境内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每年转让价值300亿美元的技术。它还将指出，美国企业还因受政府支持的中国黑客窃取知识产权和损失授权费，每年蒙受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
华盛顿正考虑对每年总价值达6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新关税。与此同时，预计美国还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施加限制，并可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实施新的限制。
但特朗普政府是否已准备好要与北京展开艰难的谈判，以解决根本问题？如果它要发动战争，目标是什么？
特朗普讲过要减少美中之间高达3750亿美元的年度贸易逆差，并要求北京拿出一个将逆差缩减1000亿美元的计划。他和手下官员也都讲过要推动企业回美国建工厂。换句话说，他的关注点主要在国内。
但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只有中国修改知识产权制度、投资规则及其他影响在华经营的法规才真正对它们有利。他们的关注点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其利润丰厚的市场。
要获得这种让步将需要通过艰难的谈判。但特朗普的团队一再暗示他们厌倦了与中国协商。去年他们冻结了主要的美中双边经济对话。他们相信每一届与中国进行过谈判的美国政府都被糊弄了。一些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前美国官员承认，特朗普政府有充分理由对谈话抱着戒心。中国官员懂得如何将他们的谈判对手拖入无休止的讨论中。
许多商界人士也对这种挫败感深有体悟。当习近平的首席经济特使刘鹤本月访问华盛顿为贸易和平辩护时，企业高管们向他表示，他们已经对中国的改革承诺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习近平欠佳的改革成绩意味着北京需要通过行动而不是言辞来证明自己。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是在试图通过制造出确实的后果来促使中国拿出行动，而不是通过无休止的谈判和向世贸组织(WTO)提起诉讼。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特朗普有军事作风的贸易大话复制了他对朝鲜发表的“火与怒”言论。他认为，正是他的那番措辞，结合日趋严厉的制裁，导致了平壤的屈服。信心倍增的特朗普就要发动一场他相信自己能赢的贸易战。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3/22 发布时间：2018/3/22
旧文章ID：15570
作者：莉雅 来源：美国之音
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的计划在国内遇到一些反弹。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S. Roach)认为，美中贸易冲突的核心是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川普总统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之际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使美中关系出现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破裂的风险。在美国威胁对中国征收新关税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进一步向外国贸易与投资开放市场。
川普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做法在国内遇到一些反对
川普政府把关注焦点放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不公平贸易做法，认为中国的这些行为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各界很多人士认同川普政府的这些看法，但一些行业和国会议员反对川普总统对范围广泛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代表美国三百多万各类企业利益的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关税会导致为美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带来严重后果的、具有破坏性的贸易战。如果行政当局着手实施这项计划，美国消费者、商业、农场主和牧场主的生计都处于危险之中。”
在媒体报道了白宫这个星期会宣布对中国的产品每年征收高达600亿美元关税的消息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星期三匆忙安排举行美国贸易政策议程的听证会。在会上，议员对作证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出很多有关白宫准备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
一些国会议员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相当于给美国民众征税，并阻碍税改法可能带来的经济好处。
罗奇：美中贸易冲突的核心是领导人的问题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前亚洲区主席罗奇星期三在中国富商马云所拥有的香港《南华早报》上撰文说，美中贸易冲突的核心是领导人的问题。
他说，中国领导层交接的制度化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对于西方来说，任期限制是一个导致走上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意识形态上的桥梁。而这个任期限制的取消是否会成为已经相当不稳定的美中关系的临界点？
这位经济学家说，的确，从西方自由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次的修宪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管治上的挫折。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很可能是直面解决如何实施中国的转型这个必需完成的艰巨任务。
在他看来，美国领导人身上存在的欠缺正在推动美中两国走向贸易战的边缘。他说，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被弄成一个谴责的游戏，而中国及其被指称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被说成是罪魁祸首，但是证据却指向别的地方：国内储蓄的巨大不足使得美国依赖国外的剩余储蓄来填补这个空缺，结果就是美国与中国和另外101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这一逆差需要外国资本来平衡收支。
目前在耶鲁大学教课的罗奇说，2017年底通过的减税法会使美国的联邦赤字在今后10年增加1.5万亿美元，进一步压低美国的国内储蓄，这个结果会导致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
罗奇：保护主义可能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破裂
他在文章中说，“好像这还不够糟糕。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川普政府把针对中国的关税提升为其国际政策议程的核心。然而，在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护主义只会给充满泡沫的金融市场以及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带来麻烦。它也会给美中关系带来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破裂风险。”
罗奇：领导人的好坏最重要
罗奇说，没有人知道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多长时间。如果中国继续现有的道路，接班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至少眼下是这种情况。如果中国出了差错，最终的裁决将很不同。
他在文章的最后说，“美国有很不同的政治反馈周期，但问责也是重要的。到头来，对于美中两国来说，领导人的好坏是最重要的。”
李克强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
也许是出于稳定美中关系的考虑，在川普政府威胁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在北京承诺要向外国贸易与投资开放市场，改善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市场准入，降低对包括药品在内的一些产品的进口关税。
李克强还表示，中国会保护知识产权，而且不会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近年来，美国公司一直抱怨中国强迫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转让核心技术。
来源时间：2018/3/22 发布时间：2018/3/22
旧文章ID：15568
作者：闫子敏 来源：新华网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不想跟任何人打贸易战，“但如果有人非逼迫我们打，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躲。”
华春莹说，近期关于美国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与中国贸易摩擦问题，各方都很关注，也都纷纷表达了对维护正常国际贸易秩序和世界经济稳定的担忧。
她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近40年来，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提供了巨大市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非常可观地降低了美国家庭的平均开支负担。
“我看到过一个数字，2015年中美经贸合作帮助每个美国家庭节省了约850美元。如果美方没有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中美经贸合作不可能得到如此持续快速的增长。”她说。
华春莹说，中方从不刻意追求顺差。造成当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的正确思路是扩大对彼此市场的开放，做大合作蛋糕，而不是打什么贸易战，或者强买强卖。
据报道，代表美国零售、科技、农业和其他消费品行业利益的45个行业协会18日敦促特朗普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否则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另有报道称，芝加哥布斯商学院举办的“全球市场倡议”IGM论坛上，43名顶尖经济学家警告，征税无助于改善美国人生计，反而可能损害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
华春莹说，打贸易战没有赢家。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穿着传说中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猬甲”，乱舞大棒伤人，自己却毫发无损。多家美国贸易协会的请愿、多名经济学家的观点以及世界多国的反应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点。
她说，根据美国国内一份民调，半数美国人反对提高钢铝产品关税。还有观点认为征税行为将对美制造业等下游产业造成严重冲击，导致其他经济部门减少18万个就业机会。
“中方不想跟任何人打贸易战，但如果有人非逼迫我们打，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躲。”她说，如果美方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和必要的应对措施，维护好自身的正当权益。
来源时间：2018/3/21 发布时间：2018/3/21
旧文章ID：15569
作者：尹承德 来源：中美聚焦
不久前，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将其战略重心从反恐转为应对大国竞争，并将中国定为对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主要战略对手，随之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加大了对华施压力度。这意味着美国负向调整对华政策，升高了对华遏制的一面，引起中国的严重关切和警觉。
现在中国国内及海外有些舆论过分夸大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变化及其消极影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逆变，中美关系行将结束以协调合作为主的相对稳定期，进入以矛盾对抗为主的持续冲突期，两国最终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走向冷战对抗，在南海和台海还可能发生局部军事交锋，并即将甚至已经爆发贸易战，等等。这些论调或只看现象不察实质，或见风起意危言耸听，或主观臆断昧于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是新鲜事。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即反恐战争爆发之前，它一直将其国家战略重心定为与大国的地缘竞逐。即使在反恐时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让美国的战略重心重新回到同大国的争夺。但这并没有招致美国与其他大国发生对抗和冲突。至于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威胁和战略对手也不是从今年开始。中国在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即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视为可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主要对手。奥巴马政府随即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目标就是防范与遏制中国的崛起。但现实强于愿望，美国为了国家全局利益，迄今一直把对华接触合作放在第一位，把防范遏制放在第二位。那种把现在美国对华政策负向调整极端化和认为中美爆发“新冷战”的观点，有违历史和现实逻辑，是无稽之谈。
更重要的是，推动中美关系以正向发展为主的诸多因素没有改变，甚至还有所增添。其一，在国际领域，美国仍需同中国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动荡加剧。诸如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以及地区热点与战乱等全球性挑战和危机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各国均受其害，美国的力量存在和利益遍布全球，更是首当其冲。应对消解这些棘手难题，美国独力难支，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而同中国的合作是关键。现在美国在国际上日子不好过，如果离开中国的合作它的日子将更加难过。
其二，中国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和挑战。中国坚持并践行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外交政策及防御性国防政策，庄严承诺永不称霸也不谋求对世界和任何地区的主导权。这是中国的既定国策，也是中国不可改变的信念，它决定了中国不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和挑战。再者，中国虽然经过40年强劲发展，国力大为提升，但同美国仍有很大差距，GDP不到美国的2/3，军事科技及综合实力差距则更大。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挑战美国的地位和威胁美国。美国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是出于事实，也不是出于认知，而是出于对华偏见和本国军工集团的利益需要。对华政策总体上务实的美国政府不会为了圆“中国威胁”和“中国是主要战略对手”这样的虚幻概念而将“遏制中国”进行到底，去冒可能引发严重不测后果的风险同中国进行冲突对抗。
其三，经济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稳定器。中美经济关系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中国还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庞大外汇储备中大约70%即2万多亿美元是以美元形式储备，这对美国平衡财政预算、规避金融风险和危机、维系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至关重要。中美经济关系已成为双方整体关系的“压舱石”。双方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实际上已结成休戚相关荣损与俱的利益共同体。所谓中美爆发贸易战是个伪命题，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贸易战对双方整体关系和全局利益造成的严重危害。
其四，美国新政府履职第一年，两国元首为双方关系良性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一年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互访与会晤三次，通热线电话十次，就重大双边和国际问题达成诸多重要共识。其中，习特海湖庄园会晤和特朗普访华都取得历史性成果，两国元首还建立了个人友谊与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对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起着战略性基础作用。
总之，宜客观冷静地看待最近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调整。这种调整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一定冲击，但不会使之发生根本逆转和倒退。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并以接触为主的政策不会改变，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状况不会改变，两国既矛盾又合作并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格局不会改变。中美关系将在曲折起伏中继续向前向上发展。
来源时间：2018/3/20 发布时间：2018/3/19
旧文章ID：15565
作者：Emily Feng 来源：FT中文网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声称将对全球输美的铝和钢铁征收关税时，中国似乎不太以为然。
甚至在美国正式宣布消息之前，中国钢铁制造商就表示，他们并不担心关税问题。多年来中国对美国钢铁出口量较少以及新市场的开辟，使中国相对不受美国贸易行动的直接影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CISA)副会长李新创表示，中国会受影响的钢铁产品数量有限，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将遭受更大损失。中国钢铁制造商表示，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关税带来的潜在连锁效应，因为中国生产的钢铁正在流入全球市场其他地区，而在其他国家竞争在加剧。
“在贸易壁垒中构筑一道全球壕沟的二次影响才是更大的威胁，”行业刊物Kallanish Commodities的亚洲编辑托马斯•古铁雷斯(Tomas Gutierrez)表示，“美国抬高贸易成本，其他国家也会如法炮制。贸易成本越高，就有越多的贸易变得本地化，尤其是在大宗商品领域。”
美国官方贸易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仅占美国钢铁进口总量的约2%。
咨询机构英国商品研究所(CRU)的中国钢铁服务(China Steel Service)驻上海编辑Linda Lin表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出口商已经因为现有的贸易壁垒而放弃了美国市场。”
去年，由于国内生产放缓，中国钢铁出口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中国工信部表示，2016年以来关停了600座感应炉（这些老旧、有一些甚至未经许可的设施主要生产质量低劣的钢铁产品），占年产量的7%。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家用电器等使用钢材的产品。中国最担忧的是，使用钢材作为原材料的“白色家电”也可能被征收反倾销关税。
与此同时，国内需求放缓（世界钢铁协会(WSA)预计，今年中国实际钢铁需求将与去年持平）意味着，中国钢铁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出口市场，潜在市场包括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基建倡议的东南亚和中东。
中国贸易官员相信，日益全球化的中国可以避开美国关税的打击，这部分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出口”项目，包括在欧洲国家收购或建造钢厂以及共享技术工艺。
中国退休外交官、前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表示，在有望加入欧盟的塞尔维亚等一些市场，中国已经站住了脚，可以作为未来进入欧盟市场的一个平台。
中国钢铝出口总量非常大，即使只是小幅增长，都可能对规模较小的市场造成冲击。
孙永福说：“贸易会转移。如果中国向其他国家增加钢铁出口，那么那些国家也可能受到影响，并采取同样的措施。”
去年12月，美国商务部对来自越南的一些钢材征收200%-500%的关税，因为后者使用了中国的钢铁产品。这或将为未来的贸易谈判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古铁雷斯称美国对越南产品的征税是“将WTO规则运用到了极致”。
“美国正开始使用更多的非关税方法，其他经济体的明显反应是，‘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与此同时，美国征收钢铝关税让中国站在了可自称为自由市场倡导者的道德高地。
李新创表示：“让世界了解中国，认可中国，借鉴中国的经验，何况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和尊重法治的政策和措施。”
“关税只能带来短时的甜头，（美国）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译者/申凯
来源时间：2018/3/20 发布时间：2018/3/20
旧文章ID：15564
作者：徐常锌 编译 来源：
《中美印象》第163期
在这次长篇演讲的开始，陆克文指出，要理解中国的今日今时乃至阐释中国的未来，首先要理解中国的过去。他谈到西点军校迎来建校216周年，仅仅20年前大陆军在约克镇击败英军，赢得独立战争；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下，并拒绝同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国耻”。陆克文接着指出，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以“国家复兴”为使命，中国的历史成就为国家的凝聚力源泉。而他作为一名参与对华互动和研究四十年的学生、官员和智库首脑，感到理解中国是毕生的事业，他愿意通过分享自己的见解，鼓励在场的军校生参与到这一毕生的事业中来。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80320/20180320021923_6362.jpg")
在演讲中，陆克文强调，制定中国外交政策的领导层，也同时肩负着管理国家内政的责任，因此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也需要理解中国的内政需求。他谈到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世界观”，并将之凝练为七大核心内容，即党的领导、国家统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陆上安全、海洋安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基于国际规则的全球秩序。
首先，陆克文强调中国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时也会理解西方国家由于选举过程，其国家政治话语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强弱起伏。
其次，陆克文指出国家统一是中国领导层的核心利益，这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在北京看来，西藏、新疆、内蒙古及台湾问题，既是外交问题，也是内政大事。他分别解释道，西藏是中国对印度战略关系的核心要素；新疆是中国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大门；内蒙古可能引发中俄之间的领土纠纷；台湾作为美军航母的亚太基地，既是对中国海上安全的威胁，更是国家统一的巨大阻碍。这种内政上的考虑决定了中国的核心安全挑战。
其三，陆克文提到中国三十五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但这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如果同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不能有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么气候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安全威胁；但中国在其新型“世界观”指导下，将会为世界提供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和一个洁净绿色的环境，这同时也将成为执政党合法性的又一个关键因素。当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如何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提供工作机会和保护自然环境，将会是今天中国领导层的一大挑战。
其四，中国有十四个与之接壤的邻国。在历史上，这些邻国都曾经作为外国侵华的渠道，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是以防守为主，但同时中国的历史教训也强调柔不能守，比如长城就不能完全抵御游牧民族，故而也需要以攻为守。因此，中国希望同邻国建立起积极合作的友好关系；同时，中国也在致力形成其战略纵深，比如上海合作组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计划，都是在加强中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战略位置，确保陆上安全。
其五就是中国在东亚及西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第四点。中国看来，其海上邻国是充满敌意的，威胁到了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现在这一问题也被中国称为“核心国家利益”，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自韩国到日本，再到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的美国各个盟友，形成了一个岛链，将中国限制在一个有限的海域内。中国的策略非常明确，就是寻求分化这一岛链，并且口头不断宣称主权。
中国的这一顾虑是冷战时期的遗留问题。一个统一、对美亲善的朝鲜半岛，紧邻中国，将形成巨大威胁。中国为此加强自己的海上和空中力量，加以习近平的军制改革和军纪整顿，陆军将继续整编缩减，而海军和空军则会继续扩大规模。这一策略的核心精神就在于预防美国军事上援助台湾，或美国的南海盟友，并最终拒美国于东海之外；其整体政治军事战略则是，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乃至美国政府质疑能否在第一岛链内压制中国大陆，包括能否防御台湾。
陆克文总结的软性手段则是，中国通过商贸、投资、资金流动和发展援助等经济手段，将自身打造为不可或缺的经济大国。他同样强调，中国的经济体量庞大，发展速度快，很可能在下一个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此，中国对他国的经济影响力也只是其经济规模的投射，中国已经成为较美国更为重要的东亚经济合作伙伴。他点明，经济力量产生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产生外交政策权力，而外交政策权力产生战略力量，这正是中国的大战略。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80320/20180320022023_4466.png")
中国的第六点战略重心，则是其同发展中世界的特殊关系。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中国就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关系，这也被视为中国全球利益和价值经营的一大支柱。今天的中国同非洲、亚洲和拉美各国有着大规模的官方和民营经济互动。陆克文特别提到，中国表现出超凡的耐性和适应能力，而这为中国在全球多边体系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外交支持。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是中国对基于国际规则的世界秩序的考虑。美国及其盟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建立了战后的国际秩序；美国也因此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成为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即将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其军事力量也将形成对美的区域性威胁（并非全球性威胁）；中国也在联合国框架外建立新的多边组织，比如亚投行；中国在欧洲、亚洲扩大其战略和经济影响。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未来将不止于单纯重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也一向被中国认为是战后西方国家建立的殖民霸权体系。
尽管尚未明确将会建立怎样一个世界秩序，但中国显然是有意识建立一个基于国际规则而非混乱的世界秩序。“秩序”并不意味着必然是美式的秩序，更为可能的则是中美共同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期望这一未来秩序更符合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价值，但中国将对国际秩序做出多大的改变，则尚未可知。
陆克文提到近年来被多次讨论的“修昔底德陷阱”，及“金德尔伯格陷阱”，后者是指上世纪20至30年代，英国无力维持世界秩序，美国又未能接替英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产生的世界权力真空，其结果就是全球性的混乱，即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克文表示，规避这两大陷阱，这需要我们寻求第三条道路。
陆克文在演讲末尾，呼吁在场的军官生应当了解中国；不仅仅是由于崛起的中国将在亚太和世界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也不仅是中国文化本身就博大精深，令人流连，更是由于在学习了解中国的过程中，新一代的青年领袖将打开眼界，寻求具有创造力的新途径，以维护和平稳定、规避中美冲突。
（本文节选自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创始主席陆克文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原题目为“理解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崛起”。）
来源时间：2018/3/20 发布时间：2018/3/20
旧文章ID：15561
作者：米强 来源：FT中文网
中共最受信任的危机管理者回到了政治前线，恰好来得及面对其漫长政治生涯的最大挑战之一——管理可能是30年来中美关系最严重的一次倒退所造成的影响。
上周末，中国的“橡皮图章式”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王岐山为国家副主席，结束了他持续仅五个月的正式“退休”。
王岐山的任命获得2969票赞成，仅一票反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全票再度当选，开始第二个五年任期，此前他推动通过了一项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
李克强也再度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终结了有关他可能下台的猜测。王岐山将具有重大战略和经济影响力的新角色、以及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周一的新任命，预计将令李克强的角色遭到架空。
听取过中国领导层变动情况介绍的人士表示，曾是习近平反腐运动带头人的王岐山，将帮忙处理中美关系。上世纪90年代，作为前总理朱镕基的门生、国有的中国建设银行(CCB)行长，王岐山与华尔街一些头面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如高盛(Goldman Sachs)前掌门人、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
现年69岁的王岐山还曾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为深重时领导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段经历，加上他在美国的广泛人脉，使王岐山被誉为北京方面的首席“美国问题幕僚”。
“关于我国的事情，王岐山忘掉的比我们许多资深人士知道的都多。”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前政治顾问、去年9月曾在北京与王岐山会面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表示，“他对美国的了解程度令人震惊——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经济状况，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经济的运转方式。”
王岐山的最大挑战之一，将是如何应对权力天平已显著倒向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特朗普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对华鹰派”的特朗普政府。莱特希泽领导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准备就其指称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美国公司转让知识产权和技术，对中国进行广泛制裁。
在习近平去年于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Mar-a-Lago)与特朗普首次面对面会晤之前，中国官员曾希望，在美国资深金融和商界人士的游说帮助下，总统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等相对温和的政府要员能够劝阻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时那些最极端的保护主义言论。
但随着科恩和蒂勒森近期的离职，特朗普政府中主张对华克制的高官已经微乎其微。“特朗普将相当咄咄逼人，”班农说，“但中方一定会认为，美国建制派将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这是有先例的。”
“中方将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对话，”他补充说，“在海湖庄园，我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毫无疑问是这样。当时全球主义者占上风，同意（与中国）进行两项‘战略’对话，什么事都没有完成，不过是更多空话。”
拆除特朗普嘀嗒作响的贸易炸弹（或者帮助控制贸易炸弹爆炸后的冲击波）将成为中共交给王岐山的一系列艰巨任务中的最新一个。在35年的党员生涯中，王岐山是久经考验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年轻的经济改革者崭露头角，是一位懂金融的技术官僚，还是中国最受信赖的“救火队长”——上世纪90年代末，他对中国最大规模破产及其他金融危机的处理让他首次获得了这个绰号。
但对王岐山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一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起事件还有助于解释政治生涯晚期出现在他身上的一个矛盾之处。虽然身为朱镕基——朱主张党和政府要少干预经济和国企——等多名备受尊敬的改革者的门徒，王岐山却领导了一场习近平坚定推进的运动，以重新确立党对“政军民学”的领导。
2003年初，王岐山被任命为北京市市长，当时整座北京城因非典型肺炎(SARS)爆发而陷入瘫痪，非典是一种高传染性且常常致命的呼吸道病毒。前任市长因试图隐瞒疫情损害了公众信任。王岐山迅速控制了这场危机，不但实施了严格的检疫隔离制度，且公开了SARS疫情。
曾出版过一部关于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著作的朱利安•格维尔茨(Julian Gewirtz)表示：“非典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似乎真正地震撼了王岐山，他称之为‘严峻的斗争’……他亲身体验到了局部的领导失败是如何危及整个体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处理非典危机过程中的焦虑让本就清癯的王岐山两个月瘦了10斤。
五年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人物，王岐山目睹了美国同僚应接不暇地处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后的种种事件。在王岐山看来，美国政府随后对保险公司、银行甚至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纾困，让中国的一党制优势更显强大了，这种体制可以直接指示债权人不许割弃那些陷入困境、其破产会危及金融体系和社会稳定的借款者。
2015年4月，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向王岐山建议，中国应该支持“法治”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根据当时的交流记录，王岐山的回复是：“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这是中国的特色。”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3/19 发布时间：2018/3/19
旧文章ID：15563
作者：西蒙•库柏 来源：FT中文网
1884年，19岁的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收购了俄亥俄州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很可能花了450美元。到了1920年他竞选美国总统时，这份报纸让他变成了富豪。哈丁以企业家的形象参加竞选，承诺“让政府少管企业的事情，让政府更像企业”。他往往被形容为美国最没水平的总统，直到现在。
“商人谬论”——有关商界富翁（从来不是女性）能够比单纯的政治人物更好地管理政府的理念——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基本承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女婿、房地产同行继承人、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在白宫的生意往来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的陨落如此说明问题。库什纳是商人谬论的化身。以下是这之所以是谬论的原因。
• 管理企业比治理国家简单得多。两者甚至并不能用跳棋和国际象棋之间的区别来解释，而是跳棋和在无限大的棋盘上同时下几盘国际象棋的区别。
特别是在美国，企业只有一个目的：盈利，通常是在某个行业盈利。最简单的公司——像库什纳家族和特朗普家族这样的私有家族企业——不需要担心股东。老板决定一切。他不浪费时间在官僚的表格上列出自己的境外关系人。如果某个雇员碍事——比如一心追查“通俄案”的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你就炒掉他：嘭！纽约房地产界没有无聊的制衡机制。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政府要处理无法解决（甚至无法完全理解）、只能管控的“棘手问题”：社会不公、敌对大国或者气候变化。硅谷的“解决主义”在政坛很少管用。
管理政府有点像管理一家上市的大型综合企业或美国军队。但事实上，总统一职本身很特殊，因此候选人的性格和智力比经验更重要。
• 商人出身的政治人物往往盲目自大。这通常源自于“金钱至上的错觉”：有关人生是一场发财致富的竞赛，因此富人（“赢家”）拥有独到智慧的观念。
很多商人想象自己在自由市场中白手起家；只有“让政府少管企业的事情”，才能让更多人走上这条路。这种自我形象往往忽视了大环境：此人的父亲打造了这家企业（最终因某个荒谬的技术细节而入狱）或者政府确保他的合同得到履行，并为他的员工提供了教育。纠正商人谬论的方法是思考刚果商人的命运：他们会因感染霍乱而英年早逝。
曾在库什纳的报纸《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当主编的凯尔•波普(Kyle Pope)回忆了他的老板对新闻从业人员的“鄙视”：“感觉几乎像是，‘如果你的年薪只有3万、4万美元……你必然是个十足的输家’，”他在《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的一个播客上表示。库什纳似乎同样鄙视在简陋的政府办公室（记得特朗普曾称白宫是“垃圾场”）工作的没出息官僚。在你对付中国时，为什么要聆听那些从未解决过中国问题的所谓中国专家的意见？
美国富人倾向于蔑视政治人物，因为他们已经学会把后者当作卑微的服务提供者，只会直挺挺地坐着乞求捐款。库什纳的父亲是民主党的捐款者，曾经让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他位于新泽西的家里留宿。（当时这位以色列的未来领导人睡在贾里德的房间里；而贾里德搬到地下室睡了。）
• 商人臆想自己是多面手：他赚了钱（至少他父亲赚了钱），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技能运用于任何政治问题。真相是，他是个专家：他了解纽约的房地产行业，但不了解伊拉克问题。
• 任何经营创办已久的家族企业的人，在进入政府时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带着利益冲突。从5岁时起，他就开始在餐桌上听到有关企业福祉的谈话。所有的家庭关系都围绕企业福祉构建。英国成功企业家、如今帮其他企业家出售公司的麦克•德赖弗(Mike Driver)称，家族企业就是他们自己。“你怎么能指望那个人不以家族企业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行事呢？”
这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之前。当哈丁担任美国总统时，他那份俄亥俄报纸的执行主编在遇到问题时会联系他，问，“你有什么人脉能帮助我们？”
• 家族企业在家族以外也精心设计人际关系。德赖弗称，“对于过着那种生活的人来说，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为你做点什么。他们甚至很可能不认为这是错的。这只是他们的人际关系的性质。”如果你在处理政府事务时见到的一位富有的商人，可以帮你解决第五大道(Fifth Avenue) 666号明年到期的12亿美元抵押贷款的烂摊子，那是缘分。
• 很多商人认为政客们可以搞砸事情而不受惩罚，而商界（往往被称为“现实生活”）是最强者才能生存的环境。即使在特朗普6次破产（就连他的赌场也破产了）、以及库什纳在2007年市场高点以创纪录的价格买下第五大道666号后，这种信念仍然存在。
库什纳看来会出局，特朗普很可能不会成为终身总统。但美国的下一批商人救世主们正在硅谷排起长队。
译者/马柯斯
来源时间：2018/3/19 发布时间：2018/3/19
旧文章ID：15562
作者：安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0期
处理美中关系，既有的四个对话机制非常重要。只要对话机制存在， 就可以防止走入极端、走入歧途。此外，还要有新的思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防止冷战思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有些人已经把中国当成假想敌， 而中国也有人有零和博弈的思维，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 美中两国之间多层次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回答各自关切的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李成
在就中美关系的现状接受采访时，李成笑谈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海的一所街道医院里做医生的经历，又“八卦”了有关邓文迪的新闻。和美国的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不同，李成对中美两国的理解，不只停留在学问上，他对两个大国的熟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浸透着种种鲜活的认知。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之后，李成总是带着极大的善意解读中美关系遇到的波澜，在整体上保持乐观的判断。尽管如此，中美关系近期在某些方面出现的新动向，仍令他感到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现在参与美国政策制定的人中， 缺乏大师和战略家。”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上台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如今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是不是变得明朗一些，或者说，能不能看到有什么规律可循?
李成：我觉得既不明朗，更不能说有规律。应该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迄今还是变化不断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在美国国内，通俄门调查还在继续深入，并不时对特朗普本人和他周围的一些亲信和幕僚带来压力，这一事件最终走向何处目前还无法下定论，将来不能排除特朗普遇到大麻烦的可能。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人事安排总是不到位，这样，其对外政策就很难保持一致——不仅各部门不一致，甚至是同一个人，面对相同的问题，说法也不一致。
以特朗普本人为例，他在推特上说，他和习近平的两次会谈都很了不起，两人是好朋友。但在他的另一些说法里，又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或敌人。怎么可能把一个国家的元首作为朋友，而把这个国家作为敌人呢？另一个例子是国务卿蒂勒森（于3月13日被特朗普解职——编者注）。 一年前，他曾经表示，要确定未来50 年美中友好关系的发展方向；而到了今年年初，他到拉丁美洲访问时却把中国定义为“新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看作是对手，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美国的敌人，因而要遏制中俄两国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美国主流媒体与总统是对立的， 主流媒体的一边倒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特朗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总统，中期选举结果还有待观察，各种民调结果也都不准确，因而并不能推测特朗普的名声将来就一定是下降的。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是由事件驱动的，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它就会发生变化，比较缺乏长远的考虑。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向来都是如此。举例来说，前《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ord）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里，小布什刚当选总统就说，美国有三个敌人，第一个是伊拉克，第二个是俄罗斯，第三个就是中国。但是2001 年的911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其后，小布什政府把反恐调整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因而很快就改变了对华政策，后来又出现了他亲自赴中国参加2008 年奥运会等行为的转变。
目前，美国在外交领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家。在我看来，已故的凯南、鲍大可、布热津斯基和仍健在的基辛格、佐利克、哈斯等是大师级的国际政治专家，而现在参与美国政策制定的人中，缺乏这样的大师和战略家。
中国新闻周刊：和奥巴马时期重返亚洲的政策相比，亚洲在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未来有何值得观察的重点？
李成：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实际上都没有确定的财政支持、预算保障，都只停留在战略阶段并没有到具体实施的地步。亚太地区的国家也有各自的并非与美国一致的利益需求。在这些方面，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有相同之处。
然而，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的软实力急剧下降；特朗普提出的战略，在国际上成为笑话，这是他和奥巴马时期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另一个不同是，特朗普周围很多都是军人，而奥巴马的执政团队基本上都是职业行政官员。虽然不能说军人就一定好战，甚至有时候军人因为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和严重后果反而更倾向于和平，但是，他们在思考方式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和职业行政官员还是有所不同的。
外界不难看出，特朗普的官僚体系与外交政策体系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而特朗普本人又非常地我行我素，这样就会造成真真假假，人人自危，带来很多混乱。所以，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些是虚幻的，有些是实质性的，这种情况让外界非常难以判断。因而，辨别哪些是虚幻的，哪些是真正的战略和决策，包括究竟有无战略，就显得非常重要。
任何好的战略都要有弹性，而特朗普的外交战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四面树敌，没有战略重心。他去年年底在宣布战略安全报告时，把恐怖分子、流氓国家（伊朗、朝鲜、中东地区与以色列为敌的国家）、 俄罗斯和中国都列为对手或敌人。然而，这个战略报告并没有对不同情况发生变化后相应战略变化的思考。此外，如前面所言，他的战略并没有财政方面的支撑。特朗普热衷于加强军备，可是钱从哪里来？所以，很多政策的提出只是相关领域及官僚部门争取加大预算、进行游说的结果。
与此类似，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很多提法都和美国国内政治有关。作为美国总统， 有时候必须要保持对中国的批评性，有时候也和他本人的危机有关，他需要利用对外政策来转移视线，这也解释了特朗普为什么表现得真真假假，出尔反尔。
“美国对华政策与态度有显著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三股潮流上”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后短期之内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什么特点，其发生的背后有哪些原因？
李成：过去三四个月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与态度有显著的变化，根据我的观察，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三股潮流上：第一，是贸易战的提法在升温；第二，是在美国官方的战略安全报告、国防报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里，都有一段描述把中国作为对手之一，而且排在俄罗斯前面，在安全领域要对中国加强遏制；第三，最新的、我认为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国乃至于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在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也就是对所谓中国的“锐实力”表现出的担心。这些论调以前一直都有，但只是一股暗流，最近它已经演变成了“明流”。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今年2月在公开场合对所谓中国留学生、教授、科学家等群体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指责。他的这一表态已经引起美籍华人和学界的反弹， 这完全是和美国价值观相违背的，大多数美国人不会赞同的。人们开始担心，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带来历史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
以上三股潮流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 往往不是单一原因所致。其中有的是出于对中国的误解，或者片面的理解。但是，如果要说引起美国对华政策在短期内发生显著变化的指标性原因的话，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强大和美国软实力的衰落，这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指标。美国民间、政界、学界都从以前对所谓中国崩溃的担忧，转而变成现在对中国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的担忧。第二，美国政治目前在经过一个非常奇特的、非常规的阶段，特朗普的政治权力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官僚体系与总统在很多议题上有明显的分歧。官僚体系担心总统会做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当商人出身的总统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时候，官僚体系和决策界要平衡总统的偏差。第三，在以上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政治版图近期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维护西方的价值观的呼声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
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与态度的三股潮流汇合在一起，一时间被夸大了，但是它不一定是长期的，有可能只是短时间的。你很难想象美中之间的交流会中断，那样做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从真正意义上讲，毕竟美国民众对中国是友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特朗普在指责中国，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新年发表贺词，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他的外孙女还在学中文。不仅是总统，美国各界的很多精英也是如此。
所以，尽管美中关系目前处于急剧变化和令人困惑的阶段，但中国也不必只看到眼下的三股潮流，而忘掉了美中两国合作的很多其他领域。两国有识之士应该对这些暂时的变化保持淡定，这也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否则的话，就会夸大对美国的抵触情绪，其后果就是两国越来越走向极端，越来越产生敌视，这不仅是美中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不是福音。
中国新闻周刊：贸易问题是近期的一个热点，中美贸易争端将如何发展？长远来看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李成：眼下，特朗普已经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在此之前，今年2月中国商务部就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高粱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两国的这些举措还不能算是贸易战，但是意味着贸易战的可能性在提高，大家都处在试探阶段。美国一旦启动“301 条款”，应该说就意味着贸易战的开始，因为这一举措将牵涉到非常广泛的贸易领域。
贸易问题是特朗普国内外政策的一个重点，他在竞选的时候就反复提到这个问题。201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500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3340亿美元，占总赤字的三分之二；然而，根据美国的数字，到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又增长了7%。所以，美国贸易战的主攻对象是中国。
在服务业方面，中国的市场准入要比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墨西哥、印度、巴西等都更加严格，造成一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不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可能与中国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有关系，还可能涉及中国的政策，包括环保政策，劳动力价格增长等因素。但是不管怎样，国外公司像上世纪90 年代那样在中国市场能够获益巨大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是刘鹤在今年达沃斯年会上所讲的中国继续开放为何受到巨大关注，并给很多外国企业带来希望的原因。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大企业往往极力游说政府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法律保障、服务性行业开放等方面。然而，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中的很多并不希望与中国打贸易战。所以，面对贸易战升温的风险，很多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有可能会缓过劲来，在对政策的诉求上出现反弹。大多数美国企业即使在中国没有获益，也不希望美中之间发生全面的贸易冲突，这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实际上，美中经济关系在三个层次上看都有积极的因素，即在企业、州政府和国家层面上。首先，在企业层面上看，对中国是施加压力还是展开合作，企业的心态是两难的，但是总体上他们是主张与中国合作的，美国企业很清楚地看到，和中国的贸易战是不可收拾的、两败俱伤的。从早期来看，也许中国的企业更受伤，但是长远来看美国企业绝对要受伤。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市场，企业与政府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第二，州政府层面是想跟中国合作的。你可以看到，加州州长布朗说，要抛弃联邦政府跟中国合作。密歇根、阿肯色等州，包括比较保守的爱荷华州也是持这样的态度。而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在过去几年中服务业的上升、环境保护的加强，尤其是中国创新企业、医疗保险等领域的发展，都给美国带来很多机会，这些方面美国是有优势的，或者两国是互补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特朗普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最终可能要和中国合作，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资金等方面对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这种互补性目前不被重视，反而更多地强调了竞争性。 所以我还是强调，上面提到的三股潮流如果能够重新回到它的正面而不是反面，才是有希望的。
贸易战本身是个悖论，正是因为有了贸易，所以我们才没有战争。因而，我觉得马云说得好，“一旦贸易停止了，战争就会开始了。”所以，贸易往来还是美中关系的关键。
“中国在对朝鲜的政策方面，从把区域的稳定作为第一位的考量因素， 改变为把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首要目标，这是很本质的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朝鲜半岛局势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复杂多变的问题。韩国和朝鲜在平昌冬奥会上展现了合作的氛围， 特朗普和金正恩已定于在今年5月前会面，这些都是戏剧性的变化。中美两国在对朝核问题的策略上有哪些差异？寻求更大合作空间的机会在哪里？
李成：近年来，中国在对朝鲜的政策方面，从把区域的稳定作为第一位的考量因素，改变为把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首要目标，这是很本质的改变。但这并不是为了取悦美国或者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是对中国整体利益的重新考量。中国这样做，既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当然也是符合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当然，美中两国都有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主导权、话语权和未来影响力的竞争和角逐。
在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过程中，中国做了很多努力，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定地与联合国站在一起，包括与美国展开合作。然而，如果与此同时美国非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的策略就可能会发生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特朗普认为中国在对朝鲜的制裁方面做得不彻底。而中国的做法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从来不相信经济制裁能够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认为，朝鲜的忍耐力有多大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第二，要中国全面制裁朝鲜，就必须要让俄罗斯也对朝鲜实行彻底制裁，但是美国做不到这一点；第三，如果中国全面、彻底地制裁朝鲜，朝鲜可能会把中国视为比美国更糟糕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这样做吗？
实际上，美国与韩国、日本构成了反对中国的阵营，对于美国这样“两面出手”的策略，中国是难以接受的。这就解释了美中两国处理朝鲜问题的时候在很多方面还有分歧和不同。再则，中国向来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都是不对的，因为率先使用核武器会造成巨大的平民伤害，这一点美国的有识之士也是同意的。美中在以上各方面不同的出发点，使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成为难题。包括在平昌冬奥会期间，中国实际上希望朝韩双方实现接触与和谈，而当时美国方面的态度比中国保守。
目前，尽管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降温，但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很少有人认为金正恩会放弃核武器的发展。也许特朗普目前的做法让他在个人政治资源上得了分，但对美国国家是否有利？美国拥有多少主动权？对大多数分析人士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有争议的。未来半岛无核化的前景仍然很不明朗。
我们并不能排除美国对朝鲜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然而，各方面因素都处于发展变化并且相互作用当中。对有关各方来说都有风险。如果说，几个月以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与美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的话，随着美中关系的快速变化，以后就很难说了。所以，近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希望两国能够继续有更多的合作，最终使朝鲜半岛无核化成为可能。
“中国并没有试图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只是想获得更多的发言权，这个想法是合理的。”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一个开放的、包容性的世界格局，这和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不冲突。如今，后者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中美两国如何促进相互了解与合作，避免发展成为类似于冷战的关系？
李成：中国并没有试图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获益于这一秩序。中国只是想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合理的。而且，世界在发生变化，不仅是中国，众多的新兴国家都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希望在某些领域与美国有更多的合作，有些人往往看不到两国这种合作的广大空间。举例来说，在网络安全方面，美中两国确实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很大的破坏，与此同时，大国也可能是潜在的最大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网络攻击从哪里来，而且很多攻击都不是来自国家性质的实体。只有大国才有能力在财政、人才、资源、政治意愿等方面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提供支持，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建立合作、签订条约，以保护基础设施，保护金融安全。
而且，现在人类又面临着人工智能的挑战，从大的视野来讲这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竞争，这是更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些方面只看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对抗就会显得太狭隘，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合作并没有得到强调。
我觉得，促进美中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原则。第一，两个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美国要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中国也一样。社会要更加开放、包容、多元。国内的事情做好了，才能很好地处理国际事务，其他国家对你也会更尊重，这个原则今天对两个国家都适用。
第二，要更多地了解对方，很多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不了解，我觉得两国人民之间是非常友好的，有一些批评也是出于善意。所以要更深、更广地去了解对方，换位思考。 第三，既有的四个对话机制非常重要。在今年2月杨洁篪国务委员访美以后，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马上就要恢复，这很重要，只要对话机制存在，就有希望，就可以防止走入极端、走入歧途。第四，要有新的思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防止冷战思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有些人已经把中国当成假想敌，而中国也有人有零和博弈的思维，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美中两国之间多层次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回答各自关切的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有哪些危害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潜在的危机领域，需要两国决策者予以更多的关注？
李成：美中关系在未来要防止四种情况的出现。第一，国内政治的影响。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上升，两个国家都有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时候会绑架外交政策，这方面是值得关注的。 第二，对双边关系的理解。从最近的形势来看，把两国关系变成零和游戏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双赢的局面越来越难形成，以前希拉里提出要从对方的成功中获益，而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看对方的好戏，这是很可怕的想法。第三，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会被第三国绑架， 此类现象值得警惕。最后，新的冷战思维。 两个大国对其他国家不应该有“非友即敌” 的想法，不要有让其他国家站队的倾向。可以说，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例如，蒂勒森在拉美访问时提出要抵制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也有很多报告提出担忧，认为中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非洲、拉美、东欧，甚至美国的家门口。如果任凭以上几种情况不断蔓延的话，必将给美中两国关系造成重大危机。
来源时间：2018/3/17 发布时间：2018/3/16
旧文章ID：15560
作者：朱永嘉 来源：《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近日，美朝双方就直接对话释放积极信息，引发全球关注。朱永嘉先生有感于此，撰文重温了建国前夜和1972年至1975年毛泽东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并提笔抒写：“忆往日，半岛上，云海茫茫，狂风暴雨雷电闪，海上风急浪翻天，风激起岸边千堆雪，忽然间，峰转路回天开脸，也无风雨也无晴。叹人间，忧愁风雨再起否。也许是，正剧才开场。君不见，百年来，此情此景多少遍，此中三昧又谁知。费思量，究竟是谁胜又谁败，谁强又谁弱。个中断语如何下，又如何说短又说长。”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最近中美关系的新动向
春节期间，在美国众参两院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一件是美国当地时间2月13日，六家美国情报机构的头头同时被召到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参与听证，详细汇报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当国家面临迫切的重大威胁时，国会才能持续开会讨论美国对外战略问题。这六家情报机关的头头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所讲的中国对美国战略威胁的具体内容，媒体公布的仅仅是联邦调查局头头称：
在我们的通信网络中，我非常担心，由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或实体与我们秉持不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权力被外部掌握。
具体是指责中国中兴和华为的产品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推荐美国公民使用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事实上中国中兴与华为的产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不高，如华为只有0.5%，而美国产品，如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很高，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战略威胁的感觉。当然，这些情报机构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汇报的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胁不仅仅只有这一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相比起来要复杂庞大得多。
美国当地时间14日，拟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被召到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他毫不掩饰地直指中国现在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还挑战中国在对台关系上的一中原则，攻击中国的南海战略，声称中国近年来的军事技术发展已经对美国安全构成全面威胁。哈里斯在发言中，渲染了中国发展高科技战略武器方面令人担忧的进展，特别对中国推进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表示强烈担忧，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已超过美国的研发进度”。他还提到中国过去两年和未来三年内建成的现代化军舰，超过全世界的总和。
这位美军高官，还曾挑衅地说，美军太平洋武装力量面对中国的威胁，“做好了今夜就战”的准备，他在这次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协调所有部会，视中国为美国的敌手制订全面一致的政策，因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威胁达到了应当如此重视的程度。他说，中国是有步骤地运用其军事与经济力量来侵蚀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国必须立即拿出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这是美国两院在中国春节前夕的两个委员会听证会的内容，实际上这些言论，特别是哈里斯的言论并非首次提出，在奥巴马时代，希拉里鼓吹的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也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威胁，哈里斯只不过说得更为露骨一些，这反映了华尔街的政治倾向。索罗斯不是把阿里巴巴的股票都抛光了嘛，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很难进入美国的市场，对中兴与华为的限制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而且是战略上敌视中国的组成部分。
能不能说这是美国一部分上层人士对中国的误判呢？这确实是误判，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不称霸”，中国没有与美国争夺霸权主义的地位，但是美国统治者本着其霸权主义立场，从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和军火商的需要来思考，必然将中国的发展视作对美国的威胁，这样在观念上的分歧，很难靠言辞来说服他们，因为这一切完全出于他们的本质属性，美国统治者在二战结束以来，几乎是一以贯之的。问题是他们不仅是如此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就在最近，美国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闯入了南海，以此宣扬美军在这里行动，其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发出明确信号。卡尔文森号横穿南海以后，将于3月份访问越南的岘港。英国也宣布要派出一艘军舰巡航南海，以示对美国的支持。美国水兵发现中国有一艘驱逐舰在目视范围内跟随监视美国航母舰队的活动。
另一件事是印度总理莫迪到印军非法占领下的中国领土藏南地区活动，接着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加强贸易战。美国时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向特朗普政府建议，对自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实施关税和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在此之前特朗普亲自下令，动用201条款，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加征保障性关税，这些都是最近一个时期，包括春节期间，来自美国执政当局对中国的言和行。从美国传来的这些信息表明，这不是认识上误判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对我们进行一种试探，也是一种斗争的方式，他们能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是要看看我们如何回应的态度再作打算的。那么，究竟怎样认识美国执政者的这些言和行？这其实是美国霸权主义者色厉内荏的表现，我们不妨看看毛主席当年如何回应他们种种挑衅的，还是可以作为今天有益的借鉴。
▍建国前夜毛泽东如何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
我们先重新温习一下，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在7月30日致杜鲁门的信，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就美国的这两个文件，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这两篇文章，如今认真读一下这两篇文章，对我们今后如何认识和处理好中美关系的问题是有益的。
先说艾奇逊叙述的美国当时对华政策可能有的三种选择，艾奇逊说：
“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毛泽东分析：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那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成了：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放弃艾奇逊所说的第三种政策，那就是后来他们对台湾的政策，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他们就封锁中国，让第七舰队来保护台湾，把国民党政权保留在台湾，以抗衡大陆中国的存在，直到现在，他们这个政策还没有变，而且扶植台独势力，妄图分裂中国。
除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外，在那一年的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泽东还一口气写了四篇文章，分别是《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以清算艾奇逊这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有关中美关系历史的白皮书，从思想和政治上清算了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在国内清算了长期以来盛行的亲美、恐美的思潮，真正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国对中国大陆封锁，以及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有某种意义上的松动，那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1972年到1975年毛泽东主导下的中美谈判
五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美苏冷战时期，中苏之间分歧愈演愈烈，到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而美国在越南战争陷于泥坑，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尼克松执政时，希望利用中苏矛盾，同时从越南战场脱身，在这二个因素的影响下，美国不得不有求于中国。于是在1972年才有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尼克松访华，才有那一年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那个协议的最后谈判是在上海锦江饭店南楼完成的，协议的签署是在锦江小礼堂。公报中有这么几段话：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个公报就是中美关系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那么有了这份中美两国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美关系就万事大吉了吗？事物总是不断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有矛盾，有斗争，也有妥协，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一些变化而已，不说长远，七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就是如此走过来的。这份公报是1972年2月29日签署的，我们不妨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看一看那个时期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及世界形势和矛盾发展的论述，这可以启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1972年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一行又一次来华访问，周恩来同基辛格就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中间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并召集了一次与周恩来等一起讨论，24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一致认为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议论了一次国际形势，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
西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想德国向东，不使它向西，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都想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西方无战事就好。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按：现在中国统一了，他们找不到代理人，所以都只能以文的一手，也就是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艾奇逊所讲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可以让美国牵着中国鼻子走，这个政策美国始终没有变化）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真要打就不搞演习。”
“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口里是讲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有个英文刊物叫《新闻周刊》，有篇文章算了一笔账，说苏联是整欧洲的，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一个师，国内靠西边的有八十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
所以从毛泽东这个估计，美国所以要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利用中苏矛盾，借以牵制苏联罢了。我们改善中美关系的目的，在那时条件下，是为了尽量避免两面作战。说到底，大家还不是都想坐山观虎斗，看谁的技巧更高明一些。这是毛泽东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在这个判断下处理国际关系，毛主席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和所作战略选择，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当然美国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语说：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按：这一点非常重要，往往在胜利的时候，就会出现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情绪，这往往是我们容易犯错误的时候）
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我记得这个中央批示是周总理自己写的。12月下旬，毛泽东就要我们注释《明史·朱升传》上送给他，1973年的《新年献词》便发表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1973年的2月1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越南的黎德寿和阮维桢，《毛泽东年谱》记载毛主席对他们说：
你们过去总是讲美国人顽固得很。我看美国人不那么顽固，没有料到居然谈出这样一个协定，听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实上承认自己失败了嘛。它顽固不下去，早已是这样。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按：这句话出自《红楼梦》第二回：“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的讲话中，惯于使用《红楼梦》中具有生动哲学意味的语言）
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现在基辛格要到河内，听说是要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化，是要承认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嘛。他这次先到你们那里，再到我们这里，也是要讲正常化。我们这个正常化，我也想了一想，也不那么容易啊。他这里这位老朋友就叫蒋介石，他要保他。
谈到《巴黎协定》签订后的越南形势时，毛泽东说：
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他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
阮维桢说：
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卷入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
毛泽东说：
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茨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看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毛主席的预料。
2月15-19日，基辛格访问中国，15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开会，16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住处听周恩来汇报会谈情况。
2月17日，晚11点35分至次日晨1时15分，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在座。（按：年谱几乎全文照录了这次二个人的对话，仔细分析，可以知道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讲话，几乎是句句针锋相对，毛泽东已经看透了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背景及其意图）
基辛格说：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毛泽东说：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说明毛当时不相信基辛格这次来华要说的话，接着表示我们的态度）你们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按：换一句话说，你们别在我们面前搞什么阴谋诡计，无论是明里暗里都不起作用，我们是光明正大的）你们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按：燕子是战争的象征，中国有一句老话，燕子低飞，天要下雨。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可见毛泽东对于基辛格这次来华究竟为美国担负什么样的使命，是打一个问号的）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说：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是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按：这是说中美之间的握手是有界线的，二个国家二种制度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没有必要去掩饰它）
谈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啊。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按：这实际上是说美苏的矛盾和斗争，便在这一条横线上展开）
基辛格说：我们的观念十分相似！
毛泽东说：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说：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说：我正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按：这里毛泽东把话点穿了，后来毛泽东讲过美国是踏着我们的肩膀到苏联去，然后把矛盾引向东方。可见毛泽东与美国人打交道留了一份心思，历来不相信他们嘴上说什么，而是看他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谈话要把问题点穿，在国与国关系上打不得一点马虎眼，嘴巴上的漂亮话没有用）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欧洲和你们以为这一下子可好了，总希望这股祸水到中国那里去哩。世界上的事难说啊，我们宁可这么想比较好，从坏处想。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肯定也会反对他们的。
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总统现在又好像要把中国的长城搬到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编者注。按：现在特朗普正在这样做呢。这次美国计划开征钢铁和铝制品贸易的关税，实际上受损的主要还是加拿大和西欧那些盟国，当然，对中国也有影响，但有限。世界贸易上的矛盾还在西方，不在东方，这一点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的方针仍应是“坐山观虎斗”。中国有一句老话“损人者必害己”，所以耐心地看吧，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怜悯的基础上，说到底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
谈到民族包容性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
基辛格说：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泽东说：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是日本人侵略中国十四年，占领大部分领土。现在我们对日本人，不要它赔偿，他们赔不起。（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也只有这样，人民之间才能由敌对变成和缓。（按：日本在安倍统治下，变得敌视中国了，日本如果沿着这条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这次基辛格访华产生的一个结果，双方互设联络处，美国在北京、中国在华盛顿分别设立，这也是美国当时处理国际斗争的需要。
4月20日，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谈话中，
“埃切维里亚说：现在世界有条件可以开始过和平的日子了，你不这样认为吗？毛泽东说：我认为不是这样，要打，天下大乱。你说，我们跟美国没有建交，吵了二十几年，尼克松为什么到这里来啊？就是他那个事不大好办了，要找我们啊，然后跑到莫斯科去，压苏联一下。他自己不承认。今年二月，基辛格来，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不是。我说，你们踩了中国人的肩膀跑莫斯科，你看，那么一个大国，打朝鲜没有打胜，打越南也没有打胜。现在算是和了，又是吵得一塌糊涂，还是要靠美国人民。（按：这一段话，反映了当时毛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估计，什么事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是利用当时中苏矛盾，以强化自己对苏联谈判的地位和力量，台面上的那些好话并不可信，一切都建立在实际的利害关系上，基辛格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政治掮客而已）
1973年6月24日，《毛泽东年谱》记载：
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建议周恩来就苏美签订该协议会见布鲁斯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二十日紧急约见我外交部负责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正本已于六月十九日由基辛格交给黄镇），并提出希望周恩来接见的请求。尼克松来信，主要向我国解释美国拟同苏联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理由，表示希望我国表达反对该协定的意见的方式，不要使美国政策“复杂化”。毛泽东阅后，让王海容转告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与资联合常忌斗争”（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讲联合时，不能忘了必要的斗争。毛主席这句话非常重要，从那时以来，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要与美国讲友好、讲团结，而他非要把战略方向东移，搞印太战略。感谢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有他们的不断挑衅，才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现在有一些公知，一股劲儿想当美国的奴才，结果美国那儿对这些软骨头根本还看不上眼呢）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二十五日会见布鲁斯，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协定是靠不住的。（按：最近美俄在核军备上的兢争，不正是证明这些协定靠不住吗？问题还是出在美国人身上，特朗普带头重搞核军备竞赛，难怪普京要回击了）
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看过周恩来同布鲁斯谈话要点后，当晚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这才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按：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这件事，看毛泽东对2月间基辛格来访的谈话，还是把问题看得很准确，与墨西哥总统的谈话，把问题说得更透彻了。国际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利害关系，那个防止核战争的协定，靠不住的。现在美国不是仍在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吗？川普这一年起劲发展美国的核军备，这也是美国军火商的需要。美国的“通俄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美国一个国家要主宰世界，这怎么可能呢？目前特朗普的政策四面树敌，以后美国霸权主义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美国优先不是说明美国的强大，而是显示出美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毛泽东年谱》记载：
1973年7月1日晚上，毛泽东阅外交部六月二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基本看法》一文，该文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2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向外交部的核心小组转达他对该文的批评意见。
7月4日的晚上，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俩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二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还说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了一个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7月5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核心小组7月4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3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希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没有认真讨论，决心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一定要抓紧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1月10日到14日，基辛格又一次访问中国。11月10日，晚九点半，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会谈。十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等汇报会谈情况。在11日晚上，毛泽东在住处听取周恩来本日下午同基辛格会谈情况汇报。
11月12日，下午五点至八点，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基辛格在座。
当基辛格说目前中东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时，毛泽东说：“统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够。我们现在跟你们有一点不同，我们什么问题都挡回去。你们是打中国式的太极拳，我们是打少林拳。你们总是说，我们自己也这么说，你们跟我们的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们认为现在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
毛泽东说：“我们的核能力只不过只有苍蝇那么一点，一个国家要兴起来，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说：“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总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欧洲、中东让给它，它才放心。比如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二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说到台湾问题，和中美建交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问题，同我们跟台湾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至于我们跟台湾关系问题，那就复杂了，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指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编者注），我想不要一百年。你们如果有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但是我已告诉总理，我们希望在1976年期间完成这个过程。”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
最后，毛泽东说：“有一个问题想说一下，我相当怀疑你们那个民主党，如果登台会搞孤立主义。”
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人中，有孤立主义倾向，一是要从欧洲撤军，二是在挑衅面前不愿采取迅速而残暴的行动。”
毛泽东说：“所谓残暴就是指打仗吧？”
基辛格说：“如果受到苏联的进攻，我们将进行战争。”
毛泽东说：“打仗也不是打原子弹，打原子战争我们也不赞成。你们两家打原子战争，我也觉得不太好，要打，你们去打常规武器好了，原子弹，核武器，那个东西放到核武器库，不要动，吓人的呢。”
（按：这次谈话基辛格是讲苏联攻击中国，美国不会支持，说到底是把祸水向东推。毛泽东是把祸水向西推，中国不用你们来帮什么忙，还是当心自己与苏联的矛盾，要打你们去打常规战争好了。这些年来，美国确实在中东打了好几场常规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来的莫丽华革命，打利比亚，打反恐战争，现在还在叙利亚打混战。看来美国人拿不出多少军队，即使战争打赢了，也很难收场。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都成了烂摊子。在阿富汗，他们要撤军也困难，成了消耗美国国力的无底洞。美国打常规战争的能耐大体就是如此，它的规律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但现在还没有灭亡，它还要捣乱下去，只要它不能从中东脱身，美国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特朗普当选以后，出国访问首先到沙特，沙特与卡塔尔的矛盾是特朗普挑起的。接着访问以色列，挑起以色列与伊朗的斗争，挑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矛盾。捣乱的结果可以帮助美国的军火商扩大市场。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其本质就是如此。在叙利亚，美国人没有干过一件好事，支持反对派挑起内战，打代理人战争，在叙利亚产生的难民危机，根子是在美国霸权主义身上。世界矛盾的焦点仍在中东，在欧洲。苏联的解体，斗争并没有中止，美国的进攻反而加剧了，不停地捣乱，就是美国霸权主义这个角色最本质的特征）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基辛格访问中国的公报。（按：公报当然是谈判的结果，但是仅看公报是不够的，更多的内容是在双方唇枪舌剑交锋的过程，不看这次谈话的记录，是无法了解这次公报背后的本质和矛盾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斗争也有妥协）
▍在思想观念上要认清霸权主义的本质
说到底，霸权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这个基本观念，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变，变了要吃大亏的，必须坚持这个立足点，不仅现在，而且若干年之内，都不能变，苏联吃亏就是在这一点。这对我们今天分析认识形势是非常有益的。
美苏争霸，苏联失败了，美国对俄罗斯还是不依不饶地步步紧逼，结果逼出一个普京来，变成美俄之间对抗。中俄关系与过去的中苏关系不同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是我们共同的对立面，这一点美国头脑很清醒，他们是把中俄作为他们的战略对手了，在霸权主义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什么合作共赢的问题，还是满脑子的零和游戏，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反面教员在教育我们，这还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这里还是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
当然场面上讲的是另一番话，在实际生活中矛盾的焦点还是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反恐问题的焦点在那儿，难民问题的焦点在那儿，美俄不仅在中东，而且在黑海较量，阿拉伯世界两大派的斗争，背后有美国的影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问题，根子也在美国身上，嘴上的世界和平，实际上这些年来这些地区战乱不断，世界矛盾的焦点还是在那儿。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往那儿跑得最起劲，还有土耳其插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事，总之那儿是一片乱局，把美国的精力耗在那儿了。
美国霸权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往往顾了西边，顾不了西边。这两天看到新闻报道朝鲜金正恩将与特朗普见面，事实上这还会有很多变数。从奥巴马、希拉里讲战略重心东移，特朗普讲亚太战略，想把中国作为敌对势力，不断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实际上既反映了他们的敌对情绪，又显示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只能在贸易上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的周边打几下边鼓，他们已没有多少力量直接来跟中国做大规模的较量了。
总的来看，对中国他们目前还起不了大的风浪，他们不是不想，而是由于战线太长而力量不足罢了。在目前情况下，相互之间的贸易，台面上的合作共事，诸如二十国会议之类，还是应该像模像样作一点的，保持一点绅士风度吧，其实他们也是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毫不一致，背后的小动作也很多。要懂得狗急跳墙，也会有疯狂的举动，对这个局面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想一下我们这几年中美交往中还有哪些软肋捏在他们手上，反之他们有多少软肋在我们这儿，免得他们一旦翻脸，突然摊牌时会使我们在国内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要有所准备，而我们也要有回击的打算。总之要有忧患意识，有备才能无患，要有回击的准备，也能让对方知道，他们也有致命的地方。和平共处实际上是相持的结果，不是靠对方的好心肠维持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那么大的疆域，有那么多人口，有这么大一个政党，有这么一支有革命传统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群众作基础，那是谁也奈何我们不得，这是我们坚如磐石的基础。只要我们不分裂，不迷信西方那套政治制度、所谓普世价值之类的迷魂药，说实在的，谁也别想战胜我们。只要我们头脑清醒，能分析世界形势的变化，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稳扎稳打，那就有胜券在握的信心。在国内要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目前知识分子的思想很混乱。在思想观念上对于霸权主义的本质，还得要有一点王熙凤讲的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胆识和才能才行，千万不能让他们用“文”的一手把自己冲昏了头而不再设防。所以，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前夜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几篇文章，和1972年毛泽东与基辛格几次针锋相对的谈话还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原题为“重温建国前夜和1972年到1975年毛泽东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感谢作者授权刊发。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
来源时间：2018/3/17 发布时间：2018/3/12
旧文章ID：15559
作者：袁鹏 来源：参考消息网
当前，一场冷战结束之后规模空前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大反思、大调整正在美国上演。其参与者之众，政界、学界、商界、军界无不介入其中；议题之广，从经贸、安全到人文、科技几乎无所不包；程度之深，辩论直逼一个主题，那就是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需要来个根本性的大调整。
美视中国为主要挑战
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辩论是朝野共舞、府会同台，政府亲自上阵引领、定调。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然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宣告既往对华战略彻底失败；五角大楼《国防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中俄首当其冲；《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将中国同俄罗斯等并列，视为美国核安全的主要威胁。官方权威报告如此高密度、赤裸裸地将中国列为主要挑战，甚至威胁，对塑造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环境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而美国商务部时隔20多年首次发起“自上而下”的对华“双反”调查，无疑是给本已十分严重的美中贸易摩擦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一方面，政府参与甚至引领这场大辩论，表明特朗普团队中对华不满的人物试图主导对华决策。另一方面，这场对华战略大辩论似乎不分左右一边倒地指责中国，呼吁重置对华政策的基调，这表明美国战略界对政府的对华基调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心照不宣并乐见其成。美国两党各派在国内政治议题上虽争议颇多，甚至泾渭分明，但在对华问题上则异口同声，出发点虽有不同，但指向却高度一致，这一点是同以往几次对华大辩论最大的不同。此外，以往的辩论基本是在“接触+遏制”“竞争+合作”的大框架内，辩论的焦点往往是对华接触多一点，还是遏制多一点，中美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这次则似乎摆明要跳出这个三十多年的对华战略大框架，另起炉灶，构建一套对华战略的新框架或新范式。
这场大辩论仍在进行中，但似乎几个初步的共识正在形成：其一，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必须全力应对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已超越经贸领域和亚太区域，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其二，美国既有对华战略虽难说完全失败，但可以说基本失效，亟须改弦更张进行调整重置；其三，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如不有效应对，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中美关系呈现四大变化
本轮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之所以呈现出新特点并得出以上初步结论，有结构性原因，也有政策性原因，同时跟特朗普执政风格不无关系。
从结构性原因看，根本还是中美关系过去十年来的巨变，主要是力量之变、战略之变、基础之变、环境之变，四大变化同时来袭，令美国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从力量对比看，两国从以往的“（一）超（多）强”关系变为“老大老二”关系，形成战略竞争格局也就在所难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也是难以回避的历史基本规律。“修昔底德陷阱”命题之热炒就源于此。
从战略态势看，两国由以往的相对隔离、间接过招演变成现在的直接对立、正面博弈，其源头始于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突然全面转向亚太，来到中国的家门口。而几乎同时，中国对外战略转向倡议“一带一路”，开始全方位“走出去”。由此，两国近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双方既无历史经验可循，也无现成路径可走，只能艰难地摸索共处之道。在这一过程中，彼此往往从最坏处、对号入座式看对方的一举一动，自然加深了战略猜忌，加大了战略风险。
从战略基础来看，长期构成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现在反而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而类似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9·11”事件后联合反恐这样的安全基础目前也基本不存在。特朗普执意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令支撑双边关系的气变合作也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出现颠簸摇晃也就不令人意外。
从战略环境看，中美关系对内受各利益群体的掣肘，对外受“第三方”因素的滋扰，双边关系的主轴或主航道往往由不得自己，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美对华认知狭隘片面
面对这些根本性变化，中美双方其实都不适应，关键在于如何与时俱进调适心态、调整思路加以因应。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正是基于此的一种主观努力。遗憾的是，美国不是去呼应其中的积极意义，而是刻意放大其“谋略”色彩，虚与委蛇，最终将其束之高阁。结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错失了构建合作共赢新框架的历史机遇。一心想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则干脆另起炉灶，走上封闭保守的旧路。在战术层面，紧盯经贸关系这一点而不计其余，不切实际地追求立竿见影的奇效，一旦未得逞便蛮横无理不择手段；在战略层面，则草率地自我否定、武断地自认吃亏，最终仓促地选择从“战略对手”的视角规划新的对华战略。
美国朝野此番对华辩论几乎众口一词指责中国，另一重要诱因是对近年来中国对美认知的误读或“过分解读”。美国认为中国目前有意轻忽美国实力，巧妙松动美国秩序，并开始逆向影响美国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施行所谓“锐实力”，所以美国必须施以颜色、晓以利害，让中国知所进退。
上述特点同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国观及其团队构成也多有关联。作为崇尚实力、善于交易、不循常理的房地产商，特朗普身上兼具里根式强硬和尼克松式变通，他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自我定义似很贴切。其中国观多源于此前做生意的经历，以及一些对华极端派人士的思想灌输，因此带有片面性、随意性和狭隘性。政府内缺乏对中美关系有深刻理解的重要人物，加之频繁的人事变动，客观上给中下层官员尤其是少壮派官员提供了空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种直抒胸臆式、针对性极强的对华政策表达，显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化色彩。
美对华战略“五位一体”
目前的情形是，美国在对华认知上形成了若干新共识，但下一步采取何种战略因应则尚没有答案。国会近期频频举办各种主题的涉华听证会，旨在汇聚共识形成对策。遍览美国各大智库的报告和学者们的著述，似乎也没有谁提供什么有效的药方。何以至此呢？
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全新的战略对手。这个对手类似苏联那样幅员辽阔，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而不是相脱离，与现有国际体系相磨合而不是相冲突，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它拥有当年日本那样的经济金融规模，却更加独立自主，更有潜力，更具韧性和战略回旋空间。它拥有欧洲那样独特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却更具凝聚力和包容力，也就更有生命力。它还拥有像印度那样的巨大的人口规模，且在2020年将宣告全面脱贫，走上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成功应对了几乎所有战略对手（或者说“老二”），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战略经验和战略手法，那么今天面对的中国，则是一个“三合一”或“四合一”式的全新复合型对手，任何单一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应对。
何况在众多领域和众多议题上，这个对手还是美国必须依赖的合作伙伴，这个对手同美国在经济金融上已经深度相互依赖，这个对手始终坚持发展中美关系，倡导“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美国当政者今日所纠结的，恰恰在于对这样的中国不知如何是好。全面遏制恐损人也损己，全面接纳又放不下身段，放任自流则担忧生变、心有不甘。如此看来，未来美国对华战略恐怕还是绕不开竞合两面和软硬两手，任何简单化、单一化的战略最终恐都行不通。
但毋庸置疑，“全面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对等互利”、“基于规则”、“结果导向”成为对华战略的总原则。在这一基本框架下，美国战略界人士在对华战略设计上主张“不回避竞争，不放弃合作，不惧怕对抗”。主要策略是塑造对美有利的“软制衡”环境和约束中国的各种规则，以及加大针对性强的军事准备、外交围堵和经济高压，大体是接触、遏制、规制、竞争、合作等五方面策略的有机结合，当前阶段其遏制、规制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在经贸领域更加咄咄逼人。但从长远看，美国对华战略无法跳出上述“五位一体”的总框架，只是依据不同事态、根据互动情况排列组合而已。这一框架较过去“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政策多几个维度，体现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或多面性。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变化，中国的战略核心应该是预防、塑造、准备，即千方百计预防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挑战、风险；利用我们已然具备的实力和影响力，去尽可能地塑造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准备一旦塑造不力，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应对最坏的结局。
着眼未来，首先要夯实根基、做好自己，尤其是对美国施压最甚、风险最大的金融、保险、服务领域，做好家庭作业，迎接更深层次的开放。其次要坚定信心、保持耐心。从长远看，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再次要谦虚谨慎、稳扎稳打。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越多，遇到的阻力和矛盾越大，行为处事就更要如履薄冰，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其他如合纵连横、统一战线，利用矛盾、两面下注，利益交汇、危机管控，必要时敢于斗争并善于以斗争求和平等等，都是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期必须坚持的政策和策略。
来源时间：2018/3/17 发布时间：2018/3/15
旧文章ID：1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