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这个周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紧密盟友王岐山预计将出任国家副主席，专门负责处理与华盛顿的关系。与此同时，川普内阁也在发生人事变动，国务卿蒂勒森月底将离职，接替他的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那么？王岐山或是蓬佩奥是真正管控美中关系的人吗？
　　美国没有专人主管美中关系
　　究竟是谁在主管美中关系？ 这个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个问题。 不过，中国可能很快有答案了。有报道说，中国先前负责反腐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可能出任国家副主席，主管问题重重的美中关系，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即便是王岐山来到华盛顿，他似乎很难找到相应的人来讨论美中关系。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说，其实，美国从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起，就没有人负责美中关系了。他说，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商务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似乎在管理着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但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基本上没有特定的人或是团队来处理美中关系了。
　　他说，到川普政府时期，美中关系完全由两国最高领导人主导。
　　“我们真的回到了由总统和国家主席来管控关系的时代。这是唯一能够真正做出决定的两个人。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好像是，只有他们两人会晤时，才能真正把事情做成。以前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现在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以及四个对话，现在不存在了。”
　　中国今年以来已经派出两位特使访美，第一位是国务委员杨洁篪，第二位则是习近平经济智囊、中财办主任刘鹤，但是，两人几乎都是无功而返。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刘鹤访美意在缓和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关系，但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其中一个原因是，刘鹤甚至不清楚他的美国对手会是谁。
　　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报导说，刘鹤访美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时建议双方分别指定一名关键人士来处理日益不平静的两国关系。中方看来将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担纲，但是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回应。
　　战略与国际中心的张克斯说，中国可能希望的模式是美国政府能够指定一个人来负责美中关系。但是，即便是这样，中国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美国要设定什么样的职位才能让这个人与王岐山在职位上匹配？
　　即便有专人负责，美中关系也不会愉快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说，即便中国在美国找到了他们希望的框架(对应的人)，中国可能会对内容不满意（会谈的内容）。
　　他说：“中国是希望找到一个专门处理中国关系的人，而且这个人与中国有稳定的关系。但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即便他们找到他们希望要的框架，但是，他们可能最后会发现他们对内容不满意。”
　　甘思德没有具体谈到为什么中国会对会谈内容不愉快，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向“鹰派”已是不争的事实。战略与国际中心的张克斯承认，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看法甚至都带点“妖魔化”的味道，包括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蓬佩奥。 蓬佩奥在多个场合把中国列为美国真正的对手和威胁。
　　川普政府在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从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各个角度威胁着美国的全球地位。
　　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手段也越来越强硬。川普政府先前要求中国制定一项计划，将美中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最新的消息说，川普还将扩大对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总额估达600亿美元，锁定科技及电信产业。
　　在此之前，川普打算对世界各国的钢铝产品一视同仁收取高关税，但是，最新的消息说，已经被确认将出任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暨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最后只有中国是唯一被征税的国家。

来源时间：2018/3/16   发布时间：2018/3/16

旧文章ID：15545

作者：贾元熙  来源：参考消息网

　　全球知名的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近日发布调查称，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53%，近30年来首次超过50%。该公司称，这一高度具有标志性，如今已有占多数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据盖洛普观察，尽管近年来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有所上升，但直到2016年，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数量还是在半数以下（44%）。2017年形势明显变化，当年美国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者升至50%。而在今年的最新调查中，这个比例进一步升至53%。
　　从44%向上爬升至53%，短短几年好感度骤升近10%，盖洛普提到一种可能，或许是因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经济实力所感到的恐惧有所减少。
　　无独有偶，2017年4月，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同样发布美国人对华好感度调查，调查显示，超半数美国人把因中国而损失工作岗位视为严重问题，但比例较2015年和2012年的调查都有降低。皮尤认为，这种趋势与美国公众对美国经济越来越乐观是一致的。
　　精英和大众视角不同
　　事实上，好感度是一个颇为主观的指标，影响好感度的因素范围也很广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同样会影响到好感度。甚至一个偶然事件也会影响到好感度。盖洛普此次公布数据提到一个转折，“2017年形势明显变化”。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7年1月，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由于其众所周知的“美国优先”，这一年的中美关系也经历了若干波折，包括贸易上的分歧增加，“萨德”、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都轮番上阵干扰中美关系前行。
　　今年1月，特朗普又在其上任后的首份国情咨文中把中国、俄罗斯称作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首份《国防战略》报告也公开表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俄罗斯与中国。当美国的一些执政者还在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发展之际，缘何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发生了转折？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对此分析说，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由于不喜欢特朗普。他说，此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民众，民众评价好感度大多基于当下和过去的观感做判断，不会受到太多意识形态左右。这与精英阶层形成反差，精英更多考虑意识形态，强调美国的未来战略，因此在西方也主要是精英在讲“中国威胁”。这次调查更多反映了民众情绪，精英和普通大众的视角还是不一样的。
　　在王义桅看来，对比过去一年多的美国国内情况，民众在见证枪击案件频发、国家政策走向孤立等事实后，看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感受到了自身与中国形成的对照。
　　西方焦虑保守，中国自信开放
　　特朗普政府2017年主打经济、移民、军事安全三张“美国优先”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提出质疑，拒绝伊朗核协议，结果是疏远了盟友，损耗了自身的国际形象。
　　而在地球另一端，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在气候保护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开花结果，在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公路、发电厂、桥梁、网络和其他项目上投入1万多亿美元以扩大市场。这些都在国际上树立起了中国开放包容与改革者的形象。
　　王义桅说，西方呈现出保守、意识形态导向等面貌，包括民粹泛起、英国脱欧、意大利右翼政党占优等等状况的出现，也都在美国民众心中投下阴影。西方整体信心在下降，但民众与精英看待内外部变化的态度存在不同。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在上升，精英却越来越焦虑，这也显示出美国社会的一种分裂。
　　王义桅认为，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的适应性相较过去肯定已经有所上升，西方能够接受一定程度上的中国话语权增加，毕竟去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英国、印度、法国等六国的总和，但全面适应中国崛起的过程仍将很漫长。
　　“西方民众较其精英由于没有意识形态、战略考量等框架限制，适应中国变化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精英们对中国表现出不适应、不甘心等反弹也是必然，不过身处不同阶段、居于不同行业的精英也有所不同，比如经济领域往往更快适应变化，战略领域可能就要稍慢一些。”王义桅说。

来源时间：2018/3/15   发布时间：2018/3/12

旧文章ID：15541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白宫发言人14日澄清说，特朗普总统日前在推特上要求中国减少10亿美元贸易顺差是笔误，美国要求的是中国将两国贸易失衡减少1000亿美元。这大概是人类贸易史上从未有过的狮子大开口。
　　同在14日，特朗普任命对华强硬的财经电视评论员库德洛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几天前还表示，他相信美国加征钢铝关税会赦免所有盟友，只有中国除外。他在接受特朗普任命后的第一次对外谈话中，表示希望看到美国“带领大型贸易伙伴和盟国与中国对抗”。
　　美国经济这些年不如意，是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飞速发展面前显得慢了，实际上它和其他西方国家比起来算好的。特朗普政府向国内做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承诺，喊出煽情口号，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选票，这大概也是美国国情的产物。
　　但是把美国经济仍然“不达标”的那些原因都归咎于中美贸易失衡，指责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是要把中国当成抹布，擦美国乱七八糟的桌子。拍脑袋说出要中国减少1000亿美元顺差，这是华盛顿想象出来的超级抹布。
　　至于库德洛想构建一个美国领导的贸易同盟对抗中国，大概是他习惯性为博取收视率的狂想。美国连TPP都退出了，几乎对所有贸易协定翻了脸，白宫里的要员们天天在自私自利地扒拉着小算盘，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遭全球诟病，它何德何能绑架其他国家与中国贸易搞对抗？
　　华盛顿很清楚让中国迅速减少1000亿美元对美顺差完全不现实，中国人不可能为了取悦美国而做无原则的妥协。美国休想拿荒唐的关税吓唬中国，强迫一直遵守WTO规则的中国接受美国自己任性制定的各种霸王条款。
　　中国不是美国手里的抹布，如果美国拿不出可行的促进贸易平衡方案，采取对中国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的粗暴行动，那么中国势必报复。一旦美方试图从中国割一块肉走，它就必须被打掉一排门牙。
　　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很明显的欺软怕硬倾向，这与该政府在美国国内政治基础薄弱，急于做出成绩，又害怕惹出大麻烦有关。一旦美国集中对中国产品开刀，中国就应针对性地以牙还牙。特朗普不是最在意选票吗？中国就应把贸易报复的火力对准支持特朗普及其所属党派的农业州、铁锈州等，让那些选民判断特朗普对华贸易举措的愚蠢和短视。
　　中国媒体可以加大对美国农产品安全隐患的报道，那样无论美国大豆、玉米，还是牛肉，都将面临对中国出口的困难，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
　　如果中美贸易战最终注定要来的话，那么中国就该放开手脚，让华盛顿彻底懂得什么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中国社会都清楚政府不想打贸易战，我们的反击是被迫的，因此贸易战至少一段时间内不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团结。但美国人都知道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的，它的后果会在美国社会迅速政治化，令特朗普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吃不了兜着走。
　　因此不切实际地拿中国当抹布擦美国脏桌子，最后所有脏东西都要擦到华盛顿自己的脸上去。中国这块布不吃油，拿它做抹布是一个错误。
　　中国不必担心我们出招太“狠”，会进一步刺激美方的“斗志”。中美关系把规矩定好，比维系友好氛围更重要。中国比美国任何盟国的贸易实力都强大得多，华盛顿理应对中国更讲理，而不是更蛮横。我们要用行动建立美方的这种认识，为此我们应不惧付出代价。

来源时间：2018/3/15   发布时间：2018/3/15

旧文章ID：15540

作者：沈逸  来源：观察者网

　　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蒂勒森凉了。
　　2018年3月13日，任职刚刚超过1年3个月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了职务，根据特朗普的推特，将由号称“比特朗普还特朗普”的现任中情局局长彭佩奥接任其职务。
　　所谓意料之外，是因为眼瞅着朝鲜半岛核问题刚刚出现一点可能有新迹象的松动，正是忙着要用一个善于谈判的国务卿的时候，蒂勒森被要求卷铺盖走人了；所谓情理之中，是因为蒂勒森要离职的消息已经在华盛顿决策圈以及媒体圈飘荡了很长时间，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媒体有鼻子有眼地报道了“蒂勒森痛斥特朗普为白痴”的八卦之后，不同版本的谣言都指出了这样一点，即蒂勒森的最终离职只是时间问题，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如何凑满一个任期，确保蒂勒森至少能够在个人所得税上拿到一些好处。
　　当然，对关注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人来说，蒂勒森凉了之后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尤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当口：朝鲜据说刚刚准备和美国进行首脑峰会，然后特朗普总统任命了主要职责包括颠覆政权和其他隐秘行动的中情局现任局长去接任国务卿，这个人事变动，稍微夸张一点地说，大致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折点：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
　　蒂勒森是其他人看中之后推荐给特朗普的，而现在提名的彭佩奥似乎更多地折射出特朗普本人对美式外交的某种预期或者说是认识。对美国整体性的对外战略来说，虽然因为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表现出了某种显著的变化，但其实也确实有先例的，那就是特朗普奉为偶像的里根政府。
　　根据已经解密的材料，里根政府第一任期的前两年，也经历一系列复杂人事斗争的负面影响，把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团队和决策机制搞得乱七八糟，后来因为里根夫人发挥的特殊作用，慢慢地转向了正轨。特朗普有可能复制偶像的这个过程么？显然是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蒂勒森的去职，标志着此前被寄予厚望的调和策略，包括在决策过程中对冲特朗普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和风格，还是在战略调整中通过美俄关系的重大调整来推动美国对外战略的大规模调整，实质性的趋于失败。如果最终彭佩奥的提名获得通过，加之最近有消息说通俄门的调查可能/已经做出了有利于特朗普的决定，那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团队的人员构成将出现某种真正的特朗普化，而且是一种带着群体极化和自我激励特征的特朗普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蒂勒森的离职，很可能是抽掉了最重要的一块刹车片，后面就看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军人们如何去预防美国战车的失控了。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在前两周，刚刚提前980天任命了自己的竞选团队，提前近三年时间进入了争取连任状态，创下了某种罕见的美国国内政治的纪录。
　　如果特朗普是认真的，这意味着其团队的战略决策，将围绕选举政治的得失展开；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各类重大问题上的持续颠簸，以及此前很罕见的美国最高领导人以难以想象的不靠谱的方式，以突破底限的轻率态度，去处置关系世界安全、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大战略问题。
　　从国际体系的演进来看，当前处于体系力量分布变得更加均衡的阶段，微妙而重要的是，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成为了美国的总统。从其上任至今的实践来看，在重大战略决策上，特朗普真实的表现出了具有显著个人自我中心主义且随意的任性决策风格，这当然对常态化的认知和决策应对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但如果能够透过不确定性的泡沫看清本质，并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识破那些依据私营企业经营者的狡猾、实际为零的外交经验以及看似勇猛，本质上则源自于无知的大嘴言论等共同构建的泡沫，那么，真正受到损失的，就只能是以不负责任方式采取行动的美国，错误估计形势的美国盟友，以及继续用记忆中超级大国自我麻醉的精神美国人，而中国，将在这个意外到来的战略机遇期中，为自身的崛起，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出坚定的步伐。

来源时间：2018/3/15   发布时间：2018/3/14

旧文章ID：15538

作者：左希迎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相继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摘要》等一系列战略文件，其主题皆非常明确：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竞争的时代。今年2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列举了大国竞争时代18种可能的突发状况。一时间“大国竞争”成为世界媒体和学术圈热议的话题。3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与战略工作坊举办了“大国竞争与战略研究”圆桌论坛，与会学者从国际安全理论、大战略与大国关系、历史经验教训、科学技术与军备竞赛、区域竞争等多个视角和层次对“大国竞争”进行了研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获主办方授权刊发本次讨论的成果。
　　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相继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摘要》等一系列战略文件，其主题皆非常明确：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竞争的时代，美国将与中国、俄罗斯展开战略竞争。随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动作，积极强化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试图推动对华贸易战，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案”，向中国强力施压。一时间风雨欲来，美国似乎正在向中国战略摊牌。有媒体和学者惊呼中美要重回冷战，虽然这些言论言过其实，但是中美关系的下行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未来可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原则和战略，应对中美竞争
　　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进行战略竞争，这背后是美国对外部威胁评估的重大变化。事实上，美国国内一直有一些决策圈的人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深感忧虑，并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以防挑战美国的主导权。然而，由于长期受反恐战争牵绊，特朗普上台前美国未能完成大战略调整。当前美国试图跟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是对它过去十余年的大战略进行调整。某种意义上，美国提出战略竞争，反映了其对战略优势和主导权逐渐被侵蚀的深度忧虑。由此观之，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求胜，旨在维持主导地位和战略优势。
　　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对此，中国应该拥有战略定力，不必过分惊慌，即便美国真刀真枪摆开架势与中国战略竞争，中国仍可以沉着应对。如果竞争已经无法避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有三个原则是重要的：首先，处理好战略上的轻重缓急。如果美国持续与中国展开竞争，那么这个竞争是长期的，长期的战略竞争需要搞好自己的事情，维持国内经济繁荣。因此，应该明确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优先次序，始终将经济发展置于高度地位。其次，正视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差异，利用好两国的优势和劣势。中美分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种政治体制各有所长，利用好自身所长是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根本。再次，中国相对于美国是一个弱国，可预期内的指导原则是以弱竞强，因此控制战略竞争的成本是至关重要的。
　　在战略设计上，在中美关系以外有三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第一，通过自我建设和自我克制，为其他国家树立良好的榜样。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树立榜样而非输出模式可能是当前中国的最优选择。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就指出，中国不输出模式，但是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经验，可谓意在其中。对中国而言，借用美国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中的句式可以说：唯有通过展示国家建设上的优越性，来展示自身的优势。第二，最大程度上团结外部力量，致力于国家声誉建设。对中国来说，有四组外交关系需要处理好：强化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坚定保护可信赖的朋友和重要战略伙伴；改善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关系；团结其他国家。提升这四组关系，既有利于增加中国的外部支持，提升国家声誉，又可以减少来自外部的阻力。第三，支持世界落后地区的发展，但是中国需要减少在一些持续动乱地区的接触，避免承担过重的成本。
　　塑造和规劝，改变美国行为偏好
　　美国大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实力增长和行为变化的必然结果。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控制边界就成为重要而艰难的选择。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应该是一种有限的战略竞争，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应该是主要领域。为此，中国应该避免两国滑向全面战略竞争，尤其是要避免进入意识形态之争的轨道。当前，美国国内热衷于讨论中国的所谓“锐实力”，这可能反映了中国的一些对外宣传的行为引起了美国的过度反应，这值得引起警惕，并需要适度调整。对中国而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还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避免扩展到区域层面，乃至全球层面。
　　以上诸多原则和措施的根本在于自我建设，同时取决于自我规范，唯有如此才能在竞争的态势中改变美国。中国改变美国的行为偏好，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塑造，更多是通过施加成本和给予奖励来改变美国的行为方式，其内在逻辑是改变美国对成本和收益的算计。二是规劝，主要是基于中美两国的互动规则，尤其是中国要注意对自我行为克制，通过自我规范来规劝美国行为的转变。
　　当前，从政府层面到社会层面，美国国内对华的负面情绪越来越严重，阻碍着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充满了负面情绪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未来世界将将会如何？预测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应该勇敢地应对，尽最大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更坏的世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8/3/15   发布时间：2018/3/15

旧文章ID：15537

作者：安刚  来源：盘古智库

　　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解除一直以来支持美朝接触的蒂勒森的国务卿职务，转由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该怎么判断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最新人事变动，会对美国的对华、对外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下是本公号采写的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安刚的看法。”
　　蒂勒森与特朗普在工作上“不合拍”在华盛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去职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有必要客观评价蒂勒森在国务卿任上只用很短时间为自己确立的专业姿态和敬业精神。他尊重外交基本规律，能够以一个国务卿应有的视野和学习精神要求自己，判断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推动中美接触，为中美关系顺利过渡发挥了积极作用。
　　也有必要赞赏蒂勒森在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理性态度。他支持外交和平解决和美朝接触，发展提出总体符合美国利益和美中合作的“两弃”“四不”原则，即，在朝放弃核试验与导弹开发的前提下，美国不要求改变朝国家体制、不要求搞垮金正恩政权、不急于南北统一、美军不跨过北纬38度线进攻朝。
　　蒂勒森的观点和主张为今天特朗普决定与朝鲜领导人会晤的转身做了铺垫，牵制了美国国内的对朝强硬势力。
　　但是，蒂勒森在拉美、非洲散布的中国搞“新帝国主义”“掠夺当地资源”等论调有损中美互信，也反映了当下美国国内各界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疑忌。
　　从各方面信息看，特朗普决定解除蒂勒森的职位，主要还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
　　第一，蒂勒森以公司管理模式管理美国国务院，在国务院的人事调整工作非常不力，直接导致其身边缺乏人手，势单力薄，底下人怨声载道，因此国务院系统落实白宫指令力有不逮。
　　第二，蒂勒森的个人风格与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产生冲突，在朝核、中东巴以关系等关键议题上经常“跟不上总统的思路”，还多有情绪表达，与特朗普家人的关系也不太好，令特朗普日益难以容忍。
　　第三，一年多前任用蒂勒森是共和党建制派推荐的结果，非特朗普本人亲自挑选。现在特朗普自觉已经“学习”得差不多了，掌控内外大局日益“得心应手”，也就下了决心。
　　导致特朗普解除蒂勒森职位的直接导火索应与朝核问题有关。本来，蒂勒森一直主张美朝接触，但对特朗普在其外访期间未与其沟通便直接宣布接受美朝会置自己在与非洲领导人的会谈中于尴尬非常不满，或有情绪表达。因此，朝核问题成了“压倒蒂勒森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其继任者，不做具体评价，只说一句，国务卿是国务卿，中情局长是中情局长，蓬佩奥可以带着特朗普的信任和在中情局长任上积累的知识走上国务卿岗位，但不能当坐在国务卿椅子上的中情局长。
　　对于今后的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不大可能“因人而异”。中美沟通协调框架已经确立，特朗普政府既竞争限制摩擦又沟通协调合作的对华政策模式已经定盘，不以国务卿人选变化为转移。
　　眼前更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对朝政策会否因蓬佩奥转任国务卿而增添复杂甚至变化因素。
　　特朗普实现美朝高峰会似乎已下决心，但美方为峰会设置了“除非北朝鲜朝无核化方向采取实质和可信行动，特朗普不会和金正恩会面”的门槛，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共和党建制派和军情界对特朗普过快转身加以牵制的结果，因此还不能百分之百确信峰会就一定能举行。
　　即使会晤得以举行，美国国内强硬势力在对朝政策方面占据主导，会晤后局势会否发生反复和倒退，也是需要我们密切观察、及时介入的。

来源时间：2018/3/15   发布时间：2018/3/15

旧文章ID：15536

作者：谭青山  来源：界面新闻

　　特朗普政府最近对美国钢铁进口关税提高25%，以此为契机，开启了美国式的贸易保护战。实际上单从钢铁保护层面上来说，这一政策只能给十几万钢铁工人带来好处，而高达五六百万、把钢铁作为原料的下游用户却要受到价格上涨、原料供应短缺的影响。从经济学上来看这似乎是个不划算的政策，而从政治角度上来讲，这难道不是一个丢失选票的蠢策吗？难道特朗普会如此愚蠢？
　　其实不然。不要忘了，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尽管其商涯路途坎坷几经沉浮，却也算得上是个成功者。而其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一开始就有如一艘颠簸的破船，孤寡出港，更有自己的政党大佬们在关键时刻弃船而去，但他独撑船帆，顶风逆势，最终还是摇摇晃晃地抵达了胜利的彼岸。可以说特朗普不是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政客。
　　那么如何解释特朗普这似乎是悖论的贸易政策呢？
　　商人重利润，政客计选票。从经济上来说，有选择性的高关税可以为一小部分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对大部分消费者而言，所导致的成本花费分摊下来，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学家帕累托早有所言：贸易保护的结果是，利益集中、成本分摊。
　　以衣架关税为证，2008年阿拉巴马州的M&B Metal Products公司成功说服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两个出口商分别征以15.44%和94.06%的反倾销关税。这似乎是很高的关税，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每个衣架增加一两个美分，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清洗一套西装，以前价格是12.95美元，现在是12.96美元或12.97美元，一个消费者对衣架价格的变化不会太在意。但在2004年，保住全国共564个衣架生产工作的任何一个工作，其代价是212756美元，而该产业的平均工资是一年28000美元。这是因为美国有3万家干洗店，每家因为增加的关税，一年要多付出4000美元，而众多消费者每年因此要多付出1.2亿美元。但因为关税成本被分摊了，作为个体的消费者会无动于衷；而少数衣架生产者得益丰厚，便会去合力游说。如此以少胜多的买卖，就是美国总统动不动就打关税牌的国内经济原因。
　　从政治上来说，“搭便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增加关税能帮助特朗普获取、而不是失去选票。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近来几个州的补选情况都表明反特朗普情绪上涨，虽然一般来说，中期选举对任何当值总统都不看好，但今年的选情对特朗普尤为不利：颇有争议的移民政策、毫无建树的医疗改革、朝三暮四的对外政策以及白宫层出不穷的内斗和政府高官车水马龙的流失等；除此之外，特朗普也尚未让2016年大选中支持他的蓝领选民尝到真正的甜头。虽然减税政策具有一定的普惠性，但因此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得很多中下阶层的选民不断流失。特朗普为赢回蓝领选民的支持而采取钢铁贸易保护措施、有针对性地拉拢钢铁工人，不失为选举的一个高招。而对“搭便车”的钢铁消费者来说，关税所带来的分摊成本还不足以高到让他们组织起来（组织动员是有成本的），共同游说政府取消关税。消费者们都希望搭便车，让别人去游说，自己受益。其结果是得过且过，谁也没有行动。
　　那么美国此次的钢铁贸易保护政策会有什么效果呢？
　　首先，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免除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关税，甚至可能还有对欧洲和日本的关税，这实际上将美国最大的几个钢铁进口国豁免于新加关税之外。这一政策因此成了名不副实、有例外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其次，增加关税并不能减少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美国国民存款率历来低下，这导致第一，美国消费者已对价廉物美的进口消费品形成了依赖；第二，美国必须依靠进口外国的存款来弥补其经常账户赤字，这也是美国国家债台高筑不下的原因。长期的贸易战势必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利率上涨和债务恶化。
　　再次，很多初级钢铁制品，美国是不生产的，需要进口来作为其深加工的原料。比如，美国并不生产商业性钢板，尤其是西部钢铁企业，需要进口初级钢板用作其钢铁制品的原料。而东部的钢铁企业则生产自己用的钢板，并不出售。提高钢铁进口关税，也势必影响到美国国内的钢铁企业。
　　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告诫中国，减少产能；并聚集其盟国一起来对付中国的产能过剩及贸易顺差。此时，如果要避免贸易战，软弱或不作为，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以理性的强硬来应付。特朗普的商人气质决定了，他要的是实惠，赔本买卖是不会干的。这就意味着他会把任何有利于美国的贸易问题搬上谈判桌，作为其筹码，讨价还价。比如，美国很有可能利用技术知识产权侵权问题逼迫中国在减少贸易赤字上让步。在双边贸易谈判上，纠缠于具体问题，对双方都不利，很容易造成你一拳、我一掌的报复行为，从而上升到贸易战争的爆发。双方都应在贸易互补、贸易逐渐平衡、技术出口放宽、市场准入、减少补贴、市场改革深化、资本互补、资金合作、环保贸易等领域，进行综合性、一揽子贸易谈判。这一谈判战略可以避免陷入具体贸易困境，利用关联问题，找出双赢突破口，力求找到综合性解决方案。
　　（作者谭青山，系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政治系终身正教授，亚洲学主任。他还是国际政治学会亚洲分会中国会议的组织者，并在国内多所大学担任兼职或客座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8/3/15   发布时间：201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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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涛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2018年伊始，美国宣布将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在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调查报告后，特朗普又宣布将对这两种产品进口实施严厉关税。这些措施表面上看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但实际上明显针对中国。这可能只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第一步。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都可能难以避免。中美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近一半。自竞选开始，特朗普就表现出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称将致力于削减贸易逆差、重谈贸易协定。去年美国虽然没有启动针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但考虑到双方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基本面一时难以改变、美国当局对贸易逆差的态度，以及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难以避免，并且长期存在。虽然今年美国经济将强劲增长，但由于中期选举和特朗普政府其他内政外交的困扰，贸易摩擦升级可能性大为增加。
　　不过，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已经显著降低。货物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32%降至2017年的18%，出口相关行业就业占比也明显下降。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也从2007年的10%以上降至去年的1.3%。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需求减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格局的调整。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甚于美国，中国应尽量避其锋芒、积极应对。美国对中国出口占比仅为8.4%，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超过20%。虽然美国征收进口关税会推高国内价格，但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其消费品篮子构成中占比非常低，对经济影响有限。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相对更难以取代，中方反击的措施局限于农产品之类。
　　因此，在确保核心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尽力拖延和避免贸易战，并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拓展市场、分散风险。过去一年多，中国继续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大开放，允许汇率升值，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并积极与美国各界沟通。中国在促进经济转型的同时，积极推进区域性贸易协议，开拓其他市场，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新兴市场的贸易。中国企业也逐步在海外布局，以绕过一些针对中国出口的制裁措施。
　　近期，中国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特别是农产品、生物科技产品、交通运输设备、IT产品和知识产权产品，以降低双边贸易失衡。同时，可以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清算、医疗、知识产权服务和旅游市场。针对美国301知识产权调查，中国可以从促进国内创新发展的角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当然，如果美国继续对部分行业提高关税或进行制裁，比如家电、汽车零部件、家具等，中国可能也会作出相应、合适的反应，既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又相对克制、遵守世贸组织协定、避免摩擦升级。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排除对美国农产品进口或在华企业出台报复性措施，同时继续协商谈判争取最大的利益。
　　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宜也不会被用作贸易战的工具。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贬值会带来一定风险，可能会导致贬值预期升温，资本外流进一步扩大，并加大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波动。在弱美元的环境里，中国可能会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引导市场对人民币更加灵活的预期，降低单边压力。但为了防止升值过快导致中国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为将来美元可能的走强保留一定缓冲区间，升值步伐可能会低于美元贬值幅度。
　　中美贸易战可能会影响整个亚洲地区的贸易活动，但是少数经济体或将从中获益。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经济体深度融入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如果美国针对电子产品（其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采取措施，这些经济体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可能受益，增加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越南就是典型的例子。

　　汪涛为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来源时间：2018/3/15   发布时间：201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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