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

　　北京时间2018年3月9日上午，白宫传出重大突发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今年5月前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直接会面。尽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待定，但这次会面无疑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最让人震撼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
　　郑永年教授认为，尽管美朝峰会不会让朝鲜成为美国的属国，但一定会让朝鲜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新平台。届时朝鲜同美国谈判的筹码之一很可能就是牺牲中国，牺牲中国现在成为美国的最优先考虑。一切针对中国，其余的都是次要的了。朝鲜做什么，其实由不得自己，而是成为美国的一个尖兵。
　　对中国来说，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明确对自己的影响甚至冲击，以及自己所须承担的责任。如果中国对自己现有的朝鲜政策不能做深刻的检讨，而仅仅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最终受害的将是自己。因此，在自我认识上，也有三大问题需要回答。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的朝鲜政策
　　既然美国的最高利益诉求是制衡中国，那中国在朝核危机上的最高利益诉求又是什么？对中国来说，如果再不争取主动权，或者将主动权让予美国，半岛危机的解决与拖延解决，都是对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最大伤害。中国目前在朝核问题上的处境何以如此？在朝核问题上面临很多利益的困境，中国的态度也不难理解。这里有几个层面的因素。
　　其一，中国关切朝鲜半岛的稳定。一旦朝鲜出现乱局，整个半岛甚至整个东亚都会出现乱局。中东乱局已经让相关大国陷入困境，中国自然不想看到美国在东亚再制造一个中东乱局。一旦东北亚出现乱局，作为最大国家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很难估量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其二，一旦半岛发生乱局，中国也会受到波及，尤其是规模巨大的难民潮。
　　其三，中国对统一的朝鲜半岛所带来的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如果朝鲜解体而半岛统一，中国就要面临强大的韩国。前些年的“高句丽事件”已经反映，韩国对中国有极强的领土诉求，只是这个诉求被朝韩统一的矛盾压制，暂时没有体现出来而已。一旦韩国真的统一了半岛，它必然会与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爆发争端，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如果最终东北亚形成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三国鼎立，加上美国的因素，中国的安全局势会有一个全新但很不确定的外在环境。
　　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迄今为止的行为。
　　第一，中国不会自己去做一些不利于朝鲜半岛稳定的事情。因此，即使中国对朝鲜的核试验非常不满意，甚至下决心制裁朝鲜，但制裁总是有限的，以不会导致朝鲜变局为前提。中国更不会像美国那样去搞政权变更。第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会行使自己的权力，否决被视为不利于半岛稳定的决议。第三，中国对美国、韩国和日本可能攻击朝鲜的行为保持战略模糊性，既不明确反对，也不说支持。美国本来就抱有左右逢源的态度，这种模糊性使得美国很难对朝鲜采取断然的行动。
　　很显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于没有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区分开来。上面所说的包括难民潮在内都是眼前问题，而非长远问题。人们忘记了，难民潮是暂时的，而核危机则是永恒的。如果因为眼前的利益，回避现实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说则构成了永恒的危机。
　　中国要解决所面临的利益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对朝鲜问题的定位，即不再认为朝鲜问题是美国的问题，而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再光着眼于眼前利益，而应把目光投向长远利益。如果有此变化，这个困境尽管不会自然消失，但中国会有全然不同的政策和战略。
　　中国应如何调整政策
　　迄今为止，美国似乎很好地利用了中国的困境，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上将朝鲜能够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美国人这样认为并不惊讶，因为如果把中国换成美国，就会有全然不同的战略和政策。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62年美国人是如何冒着和苏联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来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对中国来说，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中，非理性的成分有哪些。
　　第一，为什么总是把朝鲜问题视为美国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问题？这里包括官方在内，人们往往追溯朝鲜问题的起源。不过，寻找朝鲜问题的历史起源已经毫无意义。的确，朝鲜要发展核武器针对的是美国，因为美国对朝鲜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甚至是对朝鲜领导人人身安全的威胁。也是美国经常作梗，使得局势很难真正缓解，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缺乏任何意义上的信任，而经常导致局势的恶化。因此，问题如果要在现有框架下得到和平的解决，取决于朝鲜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改善。
　　把责任推给美国，如果只是外交辞令，那还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这么想、这么做，势必犯下颠覆性的历史错误。这里的问题在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结果需要中国来承担，而不是美国。朝鲜现在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肆无忌惮地进行核试验，已经对中国居民的生产生活、经济等多方面构成破坏性影响。韩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已经引入了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大半个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威胁。不管中国如何抗议或采取反制措施，只要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美韩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它们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国际政治中，每一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来行动的。韩国无力独自应对朝鲜拥核后带来的安全危机，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损失多大，韩国都只能选择与美国在军事上深度合作，以保障自己的基本国家安全。如果说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已经成为全民“崇拜”的话，韩国部署萨德也已经成为韩国的“国家决定”，任何内部和外在的反对声音都难以改变这个“决定”。最近和韩国关系的改善已经被人解读成为中国事实上承认了萨德入韩的合法性。
　　第二，为什么中国如此漠视朝鲜发展核武器，对自己国家安全所能构成的最大威胁？长远来说，朝鲜一旦发展出核武器，中国就没有任何国家安全可言了。朝鲜一旦有了核武器，韩国必然会发展核武，日本也自然会成为核国家。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发展核武器只是时间而非技术问题。这么一来，中国成了唯一被核武器包围的国家。目前，周边的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等已经拥有核武，朝鲜一旦拥核，就会一下子加上三个，即朝鲜、韩国和日本。
　　尽管从眼前来看，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国家（包括朝鲜）发展核武器针对的并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国家，但是谁又能保证今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些国家的核武器不是针对中国呢？
　　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大国往往很难搞好和周边小国的关系。中国不是特例，俄罗斯、美国、印度等都是如此。除了中国，所有大国是绝对不会容许周边小国发展核武器的。这是美国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理由，也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抗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中国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安全或下一代的安全如此漠然呢？
　　第三，为什么中国还在矜持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尽管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显然已经度过国家崛起的初级阶段，目前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从国际体系的获益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变，不仅国际社会期望中国承担区域和国际的责任，中国本身也希望承担责任，客观上也的确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但在朝核问题上，做得远远不够。
　　中国为什么要接受大考
　　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过去美俄（苏）主导的局面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退化，任重道远的核不扩散制度建设正在留给中国更多的发挥空间。总之，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来说，更多地担当“核不扩散”的国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必将给中国带来更多可贵的国际威信。
　　朝核问题无疑是中国崛起的一次大考，其历史意义等同于当年苏美古巴导弹危机。那么如果中国要积极作为，可以有哪些具体的思路？
　　不管是中国单方面解决朝鲜问题，或者与俄罗斯一起联手解决朝鲜问题，甚至中美以G2模式合作解决朝鲜问题，都是可能的。相比之下，上上之策仍然是中国争取完全的主导权。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主动不是说中国仅靠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而是说中国不仅要在寻求协商解决朝核问题上起领导作用，在协商彻底破裂后武力吓阻朝鲜的行动上也要争取主导作用。朝核危机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掌握主动权绝不等于中国动武，但也绝不应该排除动武。所谓中国采取主动，其实也包括中美G2模式的可能。
　　换一种思维，与其说如今的朝核危机对中国是个难题，倒不如说它是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实力的机遇。首先，朝鲜核军备计划已经让朝鲜失去了国际主流舆论的尊重，金正男事件更是加速了朝鲜国际形象的恶化，中国若对朝鲜采取更有力的吓阻行动，会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一次武力警告都具有国际正义性，所以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并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其次，仅从中美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微妙互动就能看出，特朗普是一个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的专业生意人，他比二战以来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务实，此届美国政府值得中国去与其做地缘利益交易，这对中国重塑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而言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再次，现在的美国政府更想先尽快收拾有关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中东乱局，毕竟特朗普政府与伊斯兰国之间的恩怨是文明问题，而其与朝鲜之间的恩怨是战略问题，后者对现在的美国而言有更多的交易价值。
　　目前，中国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都处于冷战以来最好的时期，特别是对俄罗斯而言，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主动，比美国采取主动好得多。此前俄罗斯代表在安理会以拖延的方式默许了对朝鲜的制裁，虽然不大可能是中国说服俄罗斯的结果，但至少说明俄罗斯对朝政策的变化方向总体与中国一致。
　　毕竟中国之前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上都曾给予俄罗斯以重大支持，即使朝鲜半岛也与俄罗斯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攸关，但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力远不比中国，中国若向俄罗斯坦诚自己的新方案，在得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俄罗斯拒绝中国的理由并不多。
　　不得不说，在处理朝鲜问题的多边行动中，中国再也不能接受被朝鲜政权牵着鼻子走了，无论最终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中国都应该牢牢把握好主动权。如果中国不施加更大的压力，美俄不会进行大的战略调整，朝鲜的拥核路线也不会做任何的改变，如此恶性循环，直至灾难发生。一旦朝鲜成了核武国家，现在的人们很难向子孙后代交代。

来源时间：2018/3/9   发布时间：2018/3/9

旧文章ID：15496

作者：王鹏  来源：FT中文网

　　毛泽东：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早在三个月前，即2017年12月17日，笔者受邀在济州岛参加由Korea-China Think-Net与澳门大学组织的中韩学者半岛安全问题研讨会，提交英文报告《Ripe for Split? A Maoist Analogy before War》（《中朝反目在即？平壤“反水”前的一个毛主义的类比》），探讨朝鲜“反水”的可能性与实现“反水”的诸主客观条件。该观点受到中韩学者的一致质疑，包括韩国前任驻华大使等资深官员、学者在内，普遍认为笔者有关“中朝分裂”、“朝鲜改换门庭、带枪投敌”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此后，笔者在FT中文网发表《温哥华会议之于中国：主观不善但客观有利》 等文，建言北京“乐见（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去促成）朝鲜与美国、日本等其他相关国家关系的恶化，以此防止或至少增加朝鲜改换门庭的成本”。这些同样被一些人引为笑谈。
　　今天上午，中国国关圈已被《特朗普与金正恩将于五月会面》的消息刷屏。
　　事情正在起变化
　　风起于青萍之末。
　　就在中国方面欢庆朝韩借冬奥会之东风缓和局势、同时又为可能的美韩军演破坏这一“良好氛围”而忧心忡忡时，美朝韩三国已经不显山不露水、紧锣密鼓地推进着他们的地区新秩序之议程。这个过程显然是异常艰辛、充满变数且彼此间充斥着各种算计的。但无疑，在美朝韩版的新“三国演义”中，中国作为半岛问题的重要利害攸关方，“被缺席”了。在这一点上，似乎三国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高度默契。
　　如果我们放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就不难观察到，长期以来，朝鲜方面有动机、有预谋、有策略、有步骤、有实际行动地谋求撇开中国，实现与美单独媾和。无论是在人质问题上大做文章，还是叫嚣核武“包围射击”，这些在人们通常看来“无比危险的边缘政策”、“给半岛和世界和平造成重大威胁”的话语战，现在看来似乎不过是做成大单之前买卖双方虚张声势的“叫价”行为，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同时压低对方的获利预期。
　　当然，也不排除有故作声势以排除第三方“干扰交易”的可能。朝鲜对中国“逢会必炸（核武器），逢节必射（导弹）”的行为，显然是在向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反复发送强烈信号。联系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的事实，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之“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笔者实在不寒而栗。
　　然而，由于受到三个层面客观条件的制约，朝鲜与美单方面谈判、媾和的努力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正面回应。
　　首先，在单元和个人层面，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敌视朝鲜、视其为“邪恶国家”（小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对朝鲜的公开定性）的政策惯性，以及由此在七十年的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所培养出的亲韩（日）、敌朝的政策/学术/武装力量复合集团——即所谓半岛问题的“建制派”。敌对朝鲜的“政治正确”使得“常规型领导人”（与‘革命型领导人’相对）及其团队通常难以在对朝关系上迈开大步、打反常牌。
　　其次，在体系层面，一是过去朝鲜的实力太弱，以至于作为“敌人”并不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同时反过来，作为“朋友”甚至“盟友”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可利用价值”。相反，作为“敌人”的存在，还能为美国强化东北亚军事存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以及借朝核问题敲打中国等提供一系列高附加值。
　　第三，同样在体系层面，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大国关系上，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合作性大于竞争性”——除了个别时间节点，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冷战结束、风波事件造成的中美关系大幅下滑。
　　从结构现实主义角度看，维系中美关系“合作性大于竞争性”的根本因素与中美领导人的主观善意或恶意都无关，主要是由于中国总体国力长期远远逊于美国。因此，只要中美巨大实力差距仍在，那么中美关系之间“合作性大于竞争性”的性质就不会改变。只要中美关系性质不变，那么美国（总统）冒着被国内建制派批判甚至弹劾的危险，去拉拢一个被美国精英与大众历来一致视为“流氓国家”的政权，一同围堵（containment）“正在改革开放且随着中产阶级的增加必然走向民主化”的中国（当前美国朝野上下对此前的这一判断似乎后悔不迭），既缺乏强烈的动机，又在手段上缺乏足够的操作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朝鲜谋求与美单独媾和的企图未能得逞的原因。
　　然而，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
　　事情为什么起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变匿于无形之中。
　　如今，三个层面的核心变量都从量变转向了质变，并开始共同作用于半岛局势，有可能重塑地缘政治版图。
　　第一，特朗普的当选及其“非传统”团队与独特行事风格入主白宫，改变了此前美国方面对朝核问题的认知模式与处理方式。一个不受（至少是少受）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羁绊的强硬总统，带着其特有的商人思维与交易偏好，有可能抛却此前制约其同行无法在半岛问题上采取革命性行为的种种条条框框。尽管我们说，特朗普性格多疑多变，且国内仍然有重重阻力，但此刻苗头既然已经展现，就不可不防。
　　第二，朝鲜核武及导弹能力的提升，既抬高了美国武力对朝去核的成本和风险，又反过来提升了一个“带枪投敌”的朝鲜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威胁——而这对美国而言，恰恰就是“预期收益”。摆在美国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敌对朝鲜，但是成本、风险越来越大；要么收编朝鲜，却有可能获得一定战略收益。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变，正在从原来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向“竞争性大于合作性”转化。这个观点，著名国家关系学者、清华阎学通教授在若干年前就多次强调。导致该战略关系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就是中国的加速崛起所导致的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如果从经典的结构现实主义出发，中美正在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好在核时代的绝对武器（absolute weapon）有效防止了大国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所以中美在同时克制不发生“大战”（World War）的前提下，同时强化了在亚太/印太地区的战略争夺。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愈加“自信”（中国媒体用confident，但西方媒体一般用贬义词‘强势’assertive来负面描述），尤其是“十九大”以后所展现出的可能与“美国模式”相竞争的“中国模式”，不仅在国际层面让美国感到威胁，同时让此前美国国内指望“转化”中国的力量日渐失语——他们的反面，即主张在安全和经贸等领域同时对华强硬、防范甚至围堵的声音随之开始高涨。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美国国防战略报告》（NDS）为代表的官方核心文件，已经将美国朝野上下的最新共识展现无疑。而频频发生的杯葛各地孔子学院的事件，以及在美国、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被媒体热炒的“中国渗透”、“收买议员”之事，不过是山雨欲来的前兆。上述事实，如果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即，按照不是“实力差距导致制衡”而是“威胁增大导致制衡”的思路去理解，我们同样能够做出推论：美国拉拢前敌对国家共同制衡新的主要对手/敌人的动机，正在上升。
　　不要忘了丘吉尔在德国入侵苏联后发表的名言：“如果希特勒入地狱，我将在下议院发表支持魔鬼的演说。”毕竟，迪斯雷利有关“既无永恒朋友，又无永恒敌人，只有永恒之利益”的座右铭，是盎格鲁-萨克逊战略文化的根基。
　　此前，还有很多分析认为韩国与朝媾和是“背着美国”、“顶风作案”。美韩之间的内幕互动，笔者作为民间学者，仅从公开新闻报道上无法做出判断。但从若干基本事实出发，用逻辑正反推演，似乎仍可得到若干端倪：凭借美国政府及驻韩美军对韩国朝野的巨大影响力，同时考虑到过去完全违拗美国意志的韩国总统的下场，文政府既然能够在尽管受到美国口头“敲打”的情况下，数月来基本顺风顺水地推进一系列友朝动作而未遭到美方彻底强力阻止甚至“换马”，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排除“韩国背着美国媾和”的可能性。
　　既如此，那么就需要将“美韩”的行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即假定当前韩国“对朝示好缓和”与美国前日又推出“最新最强制裁”等两方面的行为是按照同一个既定逻辑与“默契”在进行。
　　此处用“默契”而非用“预谋”是因为笔者认为，特与文在最开始就在完全信息的模式下商讨对策并“唱双簧”一路自编自导自演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更可能的情况是，文自己有一盘棋，对盟友美国却并未和盘托出，只是有选择性地解释、沟通；同时加紧实操层面的推进，待“生米煮成熟饭”后，倒逼特朗普认清新形势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如此，文或得以实现韩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第一半岛不战不乱、首尔免遭涂炭，第二得到朝鲜的核不攻击保证，第三得到美国的安全“再保险”，第四在半岛事务中夺取主动权。
　　特朗普从商人的嗅觉出发，可能已经敏锐地闻到了其中有可能带来的新利润，所以半推半就。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美韩在战略默契下共同推动的对朝“对冲策略”（hedging strategy），即“双面下注”。通俗讲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韩国方面唱和，拉住朝鲜，许以利诱；美国方面喊打，推动朝鲜，重压威逼。而两个矢量所指向的总方向，也是朝鲜所可能接受的——当然，前提是达成怎样的交易，即（a）付出怎样的代价（b）获得怎样的收益（c）“产权”如何保障——如果能找到“第三方支付”可能的代价，而自己坐收渔利，同时又身怀利器以保障交易不可逆，“产权”不至于被没收、侵犯，那么这笔交易对平壤而言，也是和算的。试问：这个“第三方冤大头”会是谁呢？
　　此前也有中英文论文讨论中美间就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相关联以做成“大交易”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仅从中美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微妙互动就能看出，特朗普是一个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的专业生意人，他比二战以来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务实，此届美国政府值得中国去与其做地缘利益交易，这对中国重塑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而言是难得的历史机遇”（Zheng, 2017）。
　　而现在看来，大交易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而是交易品，或曰“纳一颗投名状”。历史性机遇，恐怕不是留给中国人的。
　　事情还将怎样变化？
　　目前公布出来的消息是，朝鲜同意就“去核/无核化”（denuclearization）与美国展开谈判。中文媒体对此多半持正面肯定态度，认为是“朝核问题向前推进一大步”、“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新进展”。然而，笔者却不甚乐观。
　　首先，朝鲜不可能真正弃核。笔者此前在多篇文章中已经反复强调，其两代领导人都将“拥核”作为保障其四层核心目标的根本手段——朝鲜国家安全与生存（national security）、劳动党政权生存（regime survival）、金氏家族统治延续（the House of Kim）、最高领导人本人的生命与权力。因此，国际社会加强外部制裁只能迫使其加速发展核武。“拥核”入宪法、入党章，就是明证。试问，美国或国际社会要做出怎样的保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让朝鲜领导人自食其言，为了签署一纸合约而自改党章、国家宪法呢？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美国、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无法保证其承诺的可信性。换言之，除了核，朝鲜谁都不相信。这一点，公平地讲，倒还真不能怨朝鲜，只能说是美国咎由自取。
　　从美朝做交易、给保证的角度看，鉴于美国此前无比糟糕的交易记录和不良国际战略信用（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redibility），譬如特朗普要公然撕毁五常外加德国与伊朗一并签署的受国际法保护的《伊核协议》；又如在奥巴马时期，民主党政府推广“民主价值观”，中东、北非等地发生革命大潮，社会动荡，被推翻的对象除了卡扎菲、萨达姆等老牌“反美斗士”外（卡扎菲灭亡前其实已经屈服，但仍难逃一死，可以想见其惨死照片给平壤造成的心灵触动），也有如穆巴拉克等长期追随美国的世俗化政治强人。换言之，战略信义的缺乏，让美国盟友也难以信任美国，那么长期被孤立、敌视的“邪恶国家”朝鲜又怎么可能真正被美国接纳呢？平壤应该心知肚明，就是能够与美国达成交易所倚靠的不是其他任何事物，就是核。而不管美国做出何种保障，只要平壤一旦真的开启去核进程，那么核尽之日，便是亡国之时。有实战能力的核武器是保障美国承诺有效性的唯一法宝，是保障“美朝和平”这一至关重要战略资产“产权”不被“强拆”的唯一依靠。
　　对朝鲜而言，拥核则生，失核则亡，此固不易之理。只要是理性的领导人，换做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绝不会真正弃核；但是可以谈论“去核”，不停地制造“无核化”的话语与媒体奇观，以在不同阶段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与战略需求。
　　在明确上述“朝鲜尽管已经松口愿意谈判‘无核化’但在行为上绝对不会真正弃核”之原理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追问，如果朝鲜不真正弃核，那么美国又为何愿意参与这样一笔交易呢？特朗普图什么？这时，要想临门一脚促成这笔交易，就必须找到一个“冤大头”，一个同时为美朝双方都忌惮、敌视的共同敌人来充当“第三方支付”。
　　因此，笔者的初步预判是，如果从今日（3月9日）到五月的50多天中，不发生重大意外，美朝首脑会晤得以举行，那么两国尽管对外宣称的都是“谈论无核化问题”，但真正实际探讨却很可能是如何在以中国利益为牺牲的前提下，单独媾和。具体会有哪些呢？
　　事情的新变化对中国国家利益影响几何？
　　第一，美国可能实行“核导分离”，即要求朝鲜决不允许进一步发展具备攻击美国本土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同时，允许朝鲜有条件地保留部分核武器。
　　现有的、被美国怀疑已经具备攻击本土能力的导弹，必须在美方技术人员的监督下公开销毁。这是因为保障美国本土不受敌对国家核威胁是包括特朗普在内任何美国总统安全战略的底线。公开销毁，算是给美国一个面子；否则总统无法向国会和人民交代为何对“朝核”网开一面。销毁后，接受联合国核查，以确保朝鲜不可逆地、永久性地不得拥有能够进攻美国本土的“核洲际导弹”。
　　作为对朝鲜的回报，美国可能会有条件地允许朝鲜保留一定数量的核武器。这也是朝鲜能够相信美国“承诺”的基础，是交易的前提。
　　有学者往往强调“朝鲜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而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有核武的朝鲜。这种观点恐怕忽略了一个致命的事实：朝鲜“核弹”与“导弹”对中、美的威胁，其性质是不同的。
　　对美国而言，一个单纯拥核却无远程投送工具的朝鲜，并不对其构成直接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此前美国可以实施“战略忍耐”的部分原因（当然，还有奥巴马时代的情报误判，认为第三代领导人掌权时间不会长）；而2017年待朝鲜多次成功试射后，美国才开始“动真格的”。所以，美国的真正红线只有一条，即朝鲜同时拥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以及可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
　　对中国而言，情况恰恰相反：朝鲜的洲际导弹对中国不构成威胁，但核武器却是大威胁。且不说对华直接使用核武，单是一次次核试验就已经对环渤海、东北地区的生态与社会环境构成现实威胁。在可能的冲突或战争中，多处沿中朝边境构筑的核武、核设施，一旦遭袭或自爆，也必将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造成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永久性毁伤。相反，朝鲜的导弹技术中国并不忌惮。我们往最坏的情况设想，即便对华动武，平壤也会把数量有限、极其珍贵的核弹头用中程导弹（这方面他们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技术）攻击中国东部核心城市，而不会愚蠢地装上远程导弹打到喀什、伊犁。因此，中美两国受核与导威胁不同的这一现状，可能为朝鲜以中国安全利益为代价单方面与美媾和提供某种方便。
　　第二，就是在上述有关核弹与导弹之安排的基础上，就美朝关系达成新的框架性协议。从美国角度讲，如果仅仅是以“确保朝鲜没有可攻击美国本土的（核）导弹”为收益就轻易地给出“默许朝鲜拥核”甚至实现平壤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关系正常化”，那么这笔交易就是朝鲜赚的太大了。但是，特朗普眼里的“朝鲜核心产品”——核武器，在朝鲜眼里却是“生产资料”，是“非卖品”。因此，按照特朗普贪婪而狡诈的商人性格，不可能不在其他方面向朝鲜开价，谋求回报，否则他也无法回国向国会交代。那么在朝鲜能够拿出手的“产品”中，又有哪些是能入大买家法眼的，同时还是朝鲜乐意交换的呢？细思极恐。
　　在此，请允许笔者以此前同样在FT中文网发表的几篇文章的段落作为结尾：
　　在2017年4月6日发表于FT中文网的《“习特会”上的朝鲜问题博弈——一个情景分析》中，笔者认为：
　　中国人不会忘记，当年中苏分裂、“两个拳头打人”——同时反对“苏修”和“美帝”，给中国所造成的巨大战略压力。而俄国人也不会忘记，当中国最终选择“反水”——与美建交并在事实上达成中美联手反苏后，在整个“冷战”后期给苏联所造成的巨大战略压力，这种压力甚至被认为加速了红色帝国的解体。
　　关于这些掌故的历史记忆，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一直对朝鲜有所忌惮。朝鲜可不是“鸡肋”——鸡肋充其量只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已。朝鲜作为中国的假盟友放在手里固然是烫手的山芋，可一旦抛出，到了对手手里，恐怕就会成为威胁中国的“烧火棍”。平壤显然对此洞若观火，否则不会如此有恃无恐，吃定中国。
　　在2017年9月4日发表与FT中文网的《软肋已暴露的金正恩为何肆行无忌？》一文中，笔者如是写道：
　　朝鲜也正是看中了大国彼此间的龃龉和矛盾，钻其间隙，才一步步使自己的核力量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或许朝核问题走到最后，各国真的不得不默认一个有核的朝鲜，然后在此基础上筹谋如何利用朝鲜使自身的相对损失最小，同时还能使其他地缘对手的相对损失更大。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战略场景：鸭绿江对岸是一个拥核、拥弹的朝鲜（此刻或许要改成‘带核投美的朝鲜’），且因最近多年的严厉制裁和历史上的龃龉而无比仇恨“某不惜背弃鲜血友谊的邻近大国”。越过“三八线”，在朝鲜的对面，是一个拥有全套“萨德”体系且同样因为多年的经济龃龉而愈加仇华而亲美的韩国。越过韩国，在海的对面，是一个加速修宪、扩军的“正常国家”日本——它要仇华，无需理由。越过日本，在大洋的彼岸，是一个部分有意、部分无意中造成上述地缘战略现实的霸主美国。哦，对了，在中国身后，还有一个笑而不语的俄罗斯。此刻，拿什么“大国外交”拯救你，我身陷重围的祖国？

来源时间：2018/3/9   发布时间：2018/3/9

旧文章ID：15494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大家好，我是吴华扬，我是美国人。”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的会长吴华扬7日参加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突然以一句中文的自我介绍开场，让全场听众一愣。随即他用纯正的英语说：“I’m not a spy.”（我不是间谍）全场听众笑了。
　　近期接连有旅美华裔学者因为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合作而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声称美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有华人学习工作，可能进行情报收集，需要进行“全社会应对”，这种贴标签的言论引发亚裔社区反弹。在此背景下，作为带头维权的百人会会长，吴华扬这种戏剧性的开场白自然是别具意味。更大的背景在于，以特朗普政府新的国安战略和国防战略直接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为转折点，美国会不会终结已经持续40年的对华接触加防范战略，转向直接竞争甚至对抗？这种辩论在美国外交学界持续有日，近期更有沸沸扬扬之势。
　　以奥巴马时代高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最新《外交事务》杂志撰写题为“中国清算”（The China Reckoning）的文章引发热议为标志，断定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手法失败，美国需要直接与中国竞争的声音，在美国学界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这篇文章直指“美国七十年如意算盘一再落空，从未能影响中国走向”，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都失败。文章指出，一直以为可以凭藉接触和威慑来影响中国进程的美国，无论是抡起“大棒”，还是拿出“胡萝卜”， 都无法影响中国的发展轨迹。两位作者得出结论：华盛顿正面临现代史上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迎接这种挑战，华盛顿首先要放弃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期待，接受以前对华战略失败的事实；其次美国要专注自己以及亚太盟友的发展。
　　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7日举行主题为“美国对华接触是否终结？”研讨会。第一个发表主旨演讲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国会美中工作小组主席拉森（Rick Larsen）明确说“不”。他承认，对中国的焦虑在美国普遍存在，国会有议员视中国为“近期的敌人”，更多议员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加“鹰派的”手法和态度，来准备“不可避免的”冲突。美国对待中国到底是要更鹰派，还是更现实？拉森主张：要更现实。如何做到更现实？拉森引用“美式橄榄球类比”–美国是要做防卫教练，还是做主教练，产生新的进攻与防卫策略？是使用新剧本还是重新启用更有针对性的老剧本？拉森主张重祭老剧本，即利用美国已有的管用的进攻性工具，未必是进攻中国，而是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拉森从教育、商业、贸易、投资、军事等方面阐述美国应当通过现有的途径，采取已有的工具，加强自己的优势。比如美国应当利用现有的金融机制，为新兴国家提供融资，而不是一味抵制“一带一路”；美国必须继续鼓励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百万强计划”；美国应当重启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而不是直接收紧对中国来美投资的审查；通过多边演习继续与解放军接触，避免误判等等。他指出，虽然国会倾向于与中国竞争，但双方仍有合作空间，应通过扩大合作，寻求尽可能强劲的双边关系。他指出，美中关系时高时低，像股市，像过山车，但总体是一点点向上。只有通过继续接触，这个关系才会成长，这需要双方继续投入，偶尔还需要“一两杯白酒”。
　　在分组讨论部分，中国的影响力和美中学术交往成为热议话题。近期西方机构和媒体热炒“锐实力”（sharp power），指称中国、俄罗斯利用各种方式对西方社会进行“渗透、操控”。中国政协发言人王国庆日前指西方的这种炒作是“炮制新词‘黑’中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会上一方面大谈中国正投入巨资，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想影响西方舆论界、学界和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布鲁金斯、卡内基、约翰·霍普金斯、彼得森——·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试图干预美国的机制和价值观，包括最近在美备受非议的孔子学院，总体而言是在遵循其中文教学、文化交流的使命，还是良性的（benign）。他一方面主张要将中国在美扩大影响力的项目“放在聚光灯下”进行密切监督；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媒体存在着不分青红皁白，将所有交流项目都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有负面影响的叙事方式，似有“麦卡锡的潜在含义”（MacCarthy undertone）。
　　现为加州大学法学教授的吴华扬表示，自己不是间谍，不是发言人，更愿意成为“建桥者”。他指出，现在的问题其实不在于美中是否接触，关键在于：按照谁的条件来接触？他认为，以前多是西方主动，想以接触来影响中国改变，但过去十年，中国的发展举世无双，这使得美国仍将主导美中接触不再是一个“好的假想”。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想为世界提供美国主张和领导性替代品的强大国家，谁来设定接触的规则和条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吴华扬指出，美国现在许多对中国的批评来源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他强调，越多接触，越多研究，总是越好。美国如果没能抓住机会研究中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对现在美国，华人回祖籍国探亲、经商、学术交流，都很容易招来怀疑，很容易成为争议性话题的现象表达担忧。他认为，美国作为自由多元的国家，既然想与中国交往，想进入中国市场，要做的是考虑如何增加自己的谈判力，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对中评社记者表示，举办此次研讨的初衷是，美国对华政策何去何从，应当进行讨论，应当有多种声音，而不是一面倒的声音，比如怀疑过去的接触政策，认为对华接触失败等，未来这种辩论还会继续下去。他说，也许美国会调整政策，但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应该有全面、公开、透明的辩论，不能只听到一种声音，比如那种“政治正确”的声音，或者麦卡锡的声音，以为美国对华接触完全不利于美国。

来源时间：2018/3/9   发布时间：2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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