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浩  来源：FT中文网

　　对刘鹤来说，2018年的两会必将是忙碌的。两会开幕前两天，他才匆匆结束为期五天的访美行程。为了这次至关重要的美国之行，作为政治局委员的他甚至错过了十九届三中全会。访美归来之后，他多了一个头衔――按照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刘鹤担任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这样的表述似乎意味着去年被传中断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仍将继续。而此前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负责协调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刘鹤的新头衔也似乎表明他将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经济要职。
　　毋庸置疑，刘鹤已经成为了财经界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他的一系列思路也已经在中国过去数年的经济和金融改革中觅得踪迹。对于市场来说，一个经过良好训练且思维有框架的经济学者，是一个更受欢迎的选择，而刘鹤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承担更大的职责，也颇有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味。
　　翻阅他的论著《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他良好的理论功底跃然纸上。他的语言极为平实，没有让人感受到任何的官样形态。娓娓道来的文字背后是宏观逻辑，却也没有丝毫炫耀之姿。他指出“大萧条”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在重大的技术革命之后，技术革命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同时也让所有人信心爆棚，似乎再也不会有什么可以阻挡人类前进，而过度自信的结果往往带来痛苦的经济调整。接着，他告诉大家，经济繁荣如果是不均衡的，那么会埋下结构性不平衡的种子。面临社会中的“不平等”呼声，民选政府不得不满足于低收入群体的要求，而民粹主义在此时容易抬头，货币政策往往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被迫宽松，而结果这可能加深危机。与此同时，他也善于研究市场和政策决策者的心理，他指出，在经济表面繁荣时，大众投机心理日盛，这导致了经济的内在调整动力失效，而当危机到来时，决策者又不愿意快刀斩乱麻，往往等到系统将崩时才会被迫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向。
　　基于这一系列的研究，刘鹤总结出三点政策思考：第一，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第二，把握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第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这几点看似简单至极的政策建议，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过去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取向。首先，中国把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底线，第二，中国强调和而不同，但把互利互惠作为国际合作基础，第三，中国不轻易卷入任何一次国际争端，把重点放在自身的稳健发展上。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我们会有更加清晰的思路。作为负责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刘鹤，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坚持中国经济发展和防范金融危机的双底线思维。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推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尽快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同时中国要通过控制宏观杠杆率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并通过稳健有序的方式来协调金融体系的全盘“去杠杆”。而在对美经贸关系上，将以避免发生贸易战为底线，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争取足够的时间。
　　这必然是一次充满着冒险的奇幻旅程，对于学者出身并无太多地方主政经历的刘鹤来说，他创造了中国经济官员的新模板。正像刘鹤本人在达沃斯论坛所说：“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而这一次，历史将刘鹤带到了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他会展示怎样的慎重、理性，并作出正确的选择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8/3/7   发布时间：2018/3/7

旧文章ID：15474

作者：赵洪岩 盛柳刚  来源：FT中文网

　　2018年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硝烟四起的时代。美国政府接连放出大招，一月选择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进口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二月美国商务部终裁决定对进口中国铝箔征反倾销反补贴的高额“双反”税；三月初特朗普宣布将对美国的钢材和铝材进口分别征收高达25%和10%的关税，更是向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扔下一个重磅炸弹。对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担心导致全球股市大幅下挫和波动加剧。美国为什么要对钢铝进口征收高关税？对钢铝的高关税能够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吗？特朗普为什么高举贸易保护主义？谁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谁是受损者？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中国将会如何应对？我们列出了市场最为关心的关于特朗普钢铝贸易战的八个主要问题并作出简短答复。
　　一、特朗普钢铝贸易战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
　　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商务部于2017年4月分别对钢铁和铝产品进口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启动调查。2018年2月16日商务部向总统提交报告，判定钢铝进口伤害国家安全，并对钢铝进口分别提出三条建议：
　　（1）对所有美国进口钢材征收24%的关税；或者（2）对包含中国、巴西、韩国、俄罗斯等12国征收至少53%的进口关税，同时对其他国家的进口设置不高于2017年进口的配额；或者（3）对所有向美国出口钢材的国家设置等于2017年进口量63%的配额。
　　（1）对所有美国进口铝材征收7.7%的关税；或者（2）对来自中国、香港、俄罗斯、委内瑞拉和越南的进口铝材征收23.6%的关税；或者（3）对所有向美国出口钢材的国家设置等于2017年进口量86.7%的配额。
　　特朗普3月1日在白宫会见钢铁和铝业企业代表时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分别征收25% 和10% 的关税，并且关税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白宫表示细节将在3月5日这一周内公布。按照法律程序，特朗普原本将在今年4月中旬前做出是否采取或采取何种贸易保护措施的决定。他的突然提前公开表态，引起了美欧亚股市的普遍下跌；同时由于美国从110多个国家进口钢铝，许多钢铝出口国和国际组织纷纷表示反对美国单边的贸易保护措施。美国在贸易保护的单边主义道路上会不会越走越远，其他国家和中国该如何应对，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关注。
　　二、美国为什么要对钢铝进口征收高关税？
　　美国钢材产地主要集中在东部紧密相连的四个州：印第安纳州贡献了全美27%的粗钢产量，俄亥俄州紧随其后贡献了12%的产量，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则分别产出了6%的粗钢。这四个州的粗钢产量已经超过了全美产量的一半。其中，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这三个传统民主党的票仓在2016年反转并为帮助特朗普拿下总统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投票给特朗普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特朗普当选以后能够利用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他们当地的传统产业如钢铁业。特朗普为了连任和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保住共和党在众院的优势，为了满足选民需求必然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因此特朗普在本周正式决定和签署对钢铝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个大概率事件。
　　三、对钢铝进口征收高关税能改善美国的贸易顺差吗？
　　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但由于环保和成本因素，本国的钢材产量并不足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因而长期依赖国际钢材的进口。近几年其钢材表观消费量的三分之一都来自于进口。铝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则更高，2016和2017年表观消费量的53%和61%来自于进口。因此美国在钢材和铝材上都是贸易逆差。但由于钢材和铝材的进口总额并不高，比如钢材进口在2017年只占美国所有商品贸易进口额的1.6%，铝的进口额只有0.7%，所以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贡献非常有限，分别占比为2.7%和1.3%，因此通过提高钢材和铝材关税降低贸易逆差的愿望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四、为什么国际社会和金融市场对钢铝贸易战反应这么大？
　　首先，美国是世界上钢材进口量最大的国家，据全球钢材贸易监测统计，2016年美国总共进口了约三千万吨钢材，占世界钢材总贸易量的7%，远超排名第二第三的德国和韩国的进口量。所以虽然美国不是钢材市场上主要生产者，但它在国际钢材市场上却举足轻重。
　　其次，美国从110多个国家进口钢材，主要来源地包括加拿大、巴西、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日本、台湾、德国和印度，遍及世界各地，涉及面比之前的洗衣机和太阳能板贸易伙伴要广的多。
　　第三，美国商务部此次借“国家安全”之名对钢铝进口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面向所有或主要进口国，不像“反倾销反补贴”那样一般是针对某个特殊产品和特殊国家，也不需要寻找替代国来计算倾销和补贴额度，随意性比较大，比较容易引起贸易伙伴的报复。因此国际市场对美国点燃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产生担忧，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严重威胁2017年刚刚开始复苏的全球贸易。
　　五、谁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钢铝行业生产者和工人会是此番关税提高的受益者。美国主要的钢铁、铝制品生产商的生产、就业、利润将会因为关税提高而有所改善，股票价格抬升。美国前六大主要的钢铁制造商有Nucor Corporation, ArcelorMittal USA,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Gerdau North America ,Steel Dynamics Inc. ,AK Steel Corporation。美国主要的铝制品企业是Alcoa和Century Aluminum。不过钢铁行业和铝制品行业的就业规模不大，钢铁业大概有15万工人，铝业约为2.8万工人，因此对整体就业的改善有限。
　　六、谁是最大的利益受害者？
　　美国如果对钢材和铝材征收高额关税，那么美国主要的钢材和铝材进口国和美国钢材和铝材的下游行业及消费者将会受到损害。
　　美国钢材市场对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的主要钢材目的地就是美国。比如，2016年间美国分别占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钢材出口的88%、73%和34%。如果特朗普真的对钢材征收25%的进口关税，对这三个国家的钢材出口必然造成沉重打击。所以这些国家对美国的钢铁保护进口关税措施特别敏感、反应尤为强烈。
　　美国钢材和铝材的下游行业会受到成本提高的负面影响，就业和企业利润都会下降。相关的下游行业主要有交通运输、建筑、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特别是汽车和航空业。目前还很难对钢铁消费行业所受损失作出准确估计，但回顾2002年3月布什政府对钢铁业的保护有助于我们分析消费者承受的成本。当时布什政府对将近一半的钢材产品进口也实施了最高达30%的关税和配额，但对部分国家进行了豁免，主要受到影响的是欧盟、中国和日本。半年后美国钢价比欧洲的钢价高约30%，CITAC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表明，高企的钢价使得钢铁消费行业在2002年失去了将近20万就业，这一数字已经高于2002年钢铁行业的总就业人数，相当于40亿美元的工资收入损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钢铁关税保护下的消费者成本非常高，每保住一个钢铁业的工作，消费者要付出约每年36万美元。相比之下，特朗普对钢铝高关税很可能是对所有进口国一视同仁，而且是对所有钢铁和铝进口产品，覆盖面更大，因此此次消费者承担的成本会高于布什政府时期的钢铁进口关税。
　　进口钢材和铝产品的价格提高会推动钢材和下游产品的价格，不过鉴于钢铝制品在整体消费品篮子比重不大，对下游行业的价格传导也不会太强，因此对美国整体的通胀影响预计不高。
　　七、美国钢铝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对中国总体来说影响非常有限。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材生产国，产量占了世界钢材总产量的将近一半，但对美国的钢材直接出口却非常小，2017年钢材成品出口不到100万吨，约占美国钢材总进口的3.2%，半成品出口量也不多，而且美国市场在中国钢材出口的比重也日渐下降。但是，中国通过全球价值链最终向美国消费者提供的钢铁产品可能要比直接出口高的多。比如，韩国60%的钢铁进口来自于中国，而其12%的钢铁出口到美国，因此如果美国对来自韩国的钢铁进口征收高关税的话，必然影响韩国从中国的钢铁产品进口。为了维持全球生产链，中国应该积极反对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
　　八、中国该如何应对？
　　美国对钢铝行业征收高关税，虽然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微弱，但是通过全球价值链以及其他国家可能进行的贸易报复，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钢材生产国，此次事件对中国钢铁和铝业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与此同时，上周以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对两国贸易摩擦的谈判并没有带来积极乐观的信号，中美贸易纠纷加剧在2018年是大概率事件。针对钢铁和铝材行业，中国政府可能采取“对内对外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
　　面对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和日渐升温的贸易摩擦，中国政府“对内”会继续强调去产能，尤其是对低质量小企业生产的地条钢的产能。金属价格的回升会掩盖产能过剩的状态，并使得各种地条钢产能死灰复燃，政府必然会坚定立场去钢铁产能，不然在未来几年由于贸易战导致钢铁出口需求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因此，在刚刚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也强调要继续削减钢铁行业产能3000万吨。同时，减少出口退税和各级政府的各种隐性补贴，增加一带一路国家的基建和交通投资，带动钢铁和铝材的出口，分散出国目的地。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策略。特朗普此次计划对钢铝征收高关税，而且采取并不考虑豁免任何国家的“无差异”对待，已经引发了各国的不满，很可能引起欧盟和其他钢铝出口国的贸易报复。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商谈贸易报复时应该采取“有差异”针对性的反对美国这一贸易单边主义，避免贸易战扩大化伤及自身，并通过美国的钢铝消费行业对特朗普施加压力，迫使美国尽早放弃对钢铝的关税保护。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赵洪岩为广发证券（香港）高级经济学家，盛柳刚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来源时间：2018/3/7   发布时间：2018/3/7

旧文章ID：15473

作者：特德•盖伦•卡彭特  来源：中美聚焦

　　最近，韩国与朝鲜紧张关系的缓和是显而易见的。在气氛友好的冬奥会上这种和解尤其明显。平壤不仅派出人马参加比赛，在开幕式上与韩国队举着特制的统一队旗共同入场，而且，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胞妹金与正还作为贵宾坐进了政要们的包厢。冬奥会期间，朝鲜政府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平壤，目前双方有望举行会谈，重启开城的合资经济综合体。甚至在冬奥会前，由于文在寅试图化解半岛令人不安的紧张态势，朝韩关系已经明显升温。
　　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朝韩关系解冻表示欢迎，并希望它为逐渐减少战争危险打下基础。遗憾的是，改善朝韩关系对解决当前朝鲜危机的核心问题作用有限。这个核心问题就是美国和朝鲜因为后者的核与弹道导弹计划而僵持不下。此外，特朗普政府似乎并不完全乐见两个朝鲜之间萌生和解。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奥运开幕式上夸张地冷落金与正，虽然她只坐在离他三英尺远的地方。美国政府表示愿意考虑参加同朝鲜的初步对话，然而，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有这个兴趣。
　　的确，华盛顿似乎坚持对朝鲜的核导野心保持不妥协立场。美国特使尹汝尚在2月初重申，所有选项（暗指包括军事力量）依然有效，尽管他也的确表示，和平选项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更不祥的是，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声称，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可能只剩下八到十个月时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危机。
　　关键是，决定对朝鲜是战是和的，是华盛顿而不是首尔。韩国领导人要么是无视现实，要么是拒绝承认其潜在的可怕影响。文在寅总统坚称，他的政府对华盛顿打击朝鲜的决定有“绝对否决权”。如果他相信这一点，那他未免太过天真。
　　美国现政府明确表示，一个拥核且依赖威慑政策的朝鲜是不能被接受的。出于对美国发动政权更迭战争的历史前科的忌惮，朝鲜摆明无意放弃日益庞大的核武库，并认为它是确保政权生存的唯一可靠威慑力量。很难想像这种不可调和的立场怎样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平壤的核能力，以及导弹射程的增加，加剧了华盛顿的不安。眼下专家估计，美国西海岸城市已经处于朝鲜的打击范围内，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后，整个美国本土也会在打击范围内。特朗普政府官员和其他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样的前景是无法忍受的，美国领导人很可能在朝鲜威胁到这一点之前采取果断行动。
　　任何美国使用武力的决定，都是基于它认为有必要击退给美国人民安全带来的致命威胁。韩国人的福祉最多是次要的考虑。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说得非常明白。他表示支持打击朝鲜，以阻止朝鲜发展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导弹能力，哪怕由此发起的预防性攻击让韩国和其他地区国家付出巨大代价。格雷厄姆在接受NBC采访时表示：“这很可怕，但战争会（在韩国）结束，不会发生在这里。”
　　他的立场不是没有先例。美国在1994年的时候几乎就要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当时有证据表明平壤正在为核武器项目提取钚。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我决定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库，即使要冒战争风险。”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后来证实，当时政府考虑对朝鲜的初级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
　　幸运的是，前总统吉米·卡特说服克林顿，由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举行会谈，以和平解决危机。但那真是千钧一发，而且，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从来没有暗示过，韩国的愿望对华盛顿发起空袭的决定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首尔当然不会对美国的政策有否决权。
　　特朗普总统更加不可能优先考虑韩国的利益或愿望。如果华盛顿决定发动军事打击，解除金正恩给美国安全带来的核导威胁，没有迹象表明首尔能否决这一决定，虽说文在寅是这样假设的。《国家利益》主编哈里·卡扎尼斯说的没错，他认为，朝韩对话和冬奥会的友好氛围不过是小插曲和为了让人分神，这些事态的发展并未改变平壤的战略野心或它在核与弹道导弹问题上的举止。朝韩友善的大秀也不会缓解华盛顿对朝鲜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美国本土威胁的担忧。
　　美国依然可以让朝鲜半岛及附近地区免受灭顶之灾，但华盛顿必须接受北京多年来一直推动的建议：美朝不设先决条件进行内容广泛的谈判。这一谈判议程既要包括朝鲜的核与导弹计划，也要包括解除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就签署条约正式结束半岛战争状态进行谈判、美朝建交、结束美韩一年一度的联合军演、美国军队逐步撤出韩国。中国促成这种双边谈判的努力是建设性的，但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会遵循北京的建议。
　　人们希望避免战争，但形势不容乐观。韩国可能发现，依赖一个遥远的大国提供安全保护，本身就带有潜在的悲剧性缺陷。对韩国的未来作出重大决定的将是华盛顿，而不是首尔。

来源时间：2018/3/6   发布时间：2018/3/5

旧文章ID：15469

作者：郑羽  来源：中美聚焦

　　2017年12月25日，俄罗斯目前最具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官方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学会（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发表长篇研究报告《俄罗斯外交政策：展望2018》，其中一段论述特别值得关注：“在政治发展的新阶段（指普京的新任期—-引者注），国际伙伴和反对者都期待俄罗斯能提出新思想、新概念，外交政策中的新观点，并重新审视其所积累的经验。”该学会是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在2011年成立的，其主席是前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总干事是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安·科尔图诺夫。由于其雄厚的政府资金支持和囊括了百余名顶级学者，该学会近年来作品连连，影响力迅速超过了1992年成立的曾经名声显赫的半官方智库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学会（Russian 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上述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将进行重要调整的婉转暗示，绝不是空穴来风。
　　笔者认为，普京在赢得本次总统选举之后将寻找机会实施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被占克里米亚半岛所点燃的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抬高了普京的支持率，同样挤压了普京政府在这一棘手问题上的政策回旋空间。此次大选获胜后，将开始普京最后一个任期，普京及其团队已经不再担心其内外政策忤逆民族主义情绪而影响选举结果。其二，目前贫弱的俄罗斯已经没有继续与美国和西方强硬对抗的资本，在持续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面前，不仅国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而且社会稳定都难以维护。更明显的原因是，最后一个任期的普京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执政遗产和历史名声，留下一个内外焦困的局面，无法向国民和历史交卷。其三，尽管2017年经济增长指标回升到正数，但普京及其幕僚很清楚，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没有内生动力，更重要的是本国产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日益扩大，除了能源和原材料，本国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这不仅导致其国际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可遏止地不断衰落，也使欧亚经济联盟发展无望，独联体区域内去俄倾向加速推进，俄罗斯将日益孤立。从目前的情况看，最理想的国内改革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比如在普京新任期内）取代制裁前顺畅的先进技术引进和较为宽松的国际市场融资条件。
　　就当前形势来说，俄罗斯外交政策中最可能调整也最有效果的领域是其对乌克兰的政策，其中包括克里米亚问题。因为这是目前国际事务中俄罗斯与西方矛盾最深、直接造成不断深化的长期制裁的首要领域。在其他世界热点问题上，例如叙利亚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俄罗斯的妥协与合作立场都不足以换来欧美国家解除制裁。俄罗斯可能从三个方面开始着手与美国和欧盟进行以解除制裁为目的的谈判：
　　第一，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四方签订一个乌克兰中立化的国际条约。从2008年北约峰会上德法两国反对北约吸收乌克兰，以避免欧洲长期处于与俄罗斯军事对峙状态的考虑看，这一方案不难被各方接受。
　　第二，俄罗斯终止对乌克兰东部分裂武装的军事支持，撤出在东部的重武器和相关人员，说服东部武装领导人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和谈。乌克兰政府则在不修改现有宪法和不损害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给与东部俄罗斯族一定的自治权。显然，这是需要俄罗斯在现有立场上作出较大让步的领域。
　　第三，乌克兰危机中最难解决的是克里米亚半岛问题。由于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于此，俄罗斯在归还半岛的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归还后仍旧租用军港的模式与上述第一条不符。俄罗斯最有可能采取对半岛的赎买方式。鉴于目前的经济困难，可能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是，免除乌克兰欠俄的约30亿美元能源债务，以长期的对乌无偿能源供应合同或者其他原材料供应作为赎买款项。这需要俄乌双方同时作出妥协。
　　毫无疑问，一旦美国与欧盟解除对俄经济制裁，将会造成美俄关系的大幅度缓和，并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形成某种影响。
　　首先，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缓和，有助于减弱西方集团关于中俄联手挑战国际现存秩序的主观感觉。有助于美国朝野减弱对中国的对俄政策和中国国际行为的猜忌和疑虑。
　　其二，俄美关系的缓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相当微弱。一方面，美国对俄政策虽然强硬，但实际上在叙利亚特别是乌克兰问题上投入并不大，也就是说俄罗斯对美国国际行为的牵制和国力的消耗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客观上基本不存在俄美关系缓和后美国将用更多的力量针对中国，对华政策更趋强硬的因果关系。中美关系将继续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
　　最后，俄美关系可能出现缓和有助于减弱国际战略形势的紧张度，有助于中美俄等大国在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实施更多的合作。但这类合作基本上不会减轻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和双边经济关系中对华遏制实际上的紧张度，以及在中国南海围绕国际航道和中国声索的12海里领海权问题上中美军事对峙形式上的紧张度。

来源时间：2018/3/6   发布时间：2018/3/6

旧文章ID：15468

作者：刁大明  来源：《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

　　“这是我们的新美国时刻。再没有更好的时刻能开启如此的‘美国梦’……今晚，我要讲讲我们将拥有怎样的未来，我们将是怎样的国家。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成为同一个团队、同一群人、同一个美利坚大家庭”。经历了首年执政的“摸爬滚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8年1月30日发表的首篇国情咨文演讲仍然发出竞选般的豪言壮语。
　　在这篇耗时80分钟的国会演讲中，特朗普列举了过去一年的执政“功绩”。从剿灭“伊斯兰国”到通过减税法案，虽说看似都实际发生过，但从特朗普口中跳出的种种数字或“之最”却明显“高于事实”。已经进入执政第二年的特朗普也抛出一些今后的政策重点，即以移民、基建、福利改革为主线的国内议题，同时突出军力提升、持续反恐以及应对东北亚紧张局势等对外议程。
　　令外界颇为讶异的是，这位曾被《时代》周刊讥讽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的领导人还改弦更张地强调起“政党合作”。不过，当面对台下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冷热落差巨大的反应时，特朗普却刻意不将视线移向民主党一边。所谓“政党合作”成了他的“护身符”，言外之意是：诸多承诺落空的责任并不在高呼和解的特朗普和共和党，而在不愿与他合作的民主党人。
　　还是那把“火”，还是一样“怒”
　　2017年底，美国记者迈克尔·沃尔夫写的《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一书一夜爆红，爆出特朗普及其团队的不少“猛料”。先不管有关爆料是否真实，该书勾勒出的特朗普政府艰难的执政处境还是清晰的。2018年，影响特朗普内外政策走向的变量比比皆是。
　　首当其冲的变数来自白宫团队内部。自2017年8月18日史蒂夫·班农离任之后，特朗普团队的权力结构转走将其个人偏好“最大化”的路线，形成家人、商人、军人的三方联动。相对积极的一面是，“政策归位”倾向得以强化。换言之，在财政、税收、经贸等领域，商人或原本也是商人的家人发挥主导作用；在外交、防务领域，军人逐渐掌握话语权。这种以专业划分决策“势力范围”的趋向一方面提高了特朗普团队内部的稳定度和平衡感，另一方面使商人和军人都不擅长的社会领域议题——比如包括移民政策改革，陷入流散状态，反而要推给决断力低下的国会加以裁量。
　　特朗普家人及亲信始终保持强势存在，挑战着“政策归位”的初步秩序。大女儿伊万卡及其夫君库什纳在众多政策领域的“弥漫式存在”逐渐固化了特朗普政府在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到处发生的“一仆多主”式“多头管理”模式，也把特朗普的家人继续置于矛盾中心。
　　相较家庭成员的强势，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处境微妙：原本属于商人群体的他却不得不闯入军人群体独揽的政策领域，自然遭遇更多压力，引发辞职传闻。约翰·凯利就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之后，特朗普团队内部整体态势趋稳，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进入新年以来，随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蒂娜·鲍威尔离任，新一轮人员变动也将一触即发。而“政策专才”车维德的驻韩大使提名被撤回、董云裳的助理国务卿提名在参院批准程序中受阻，都足以说明特朗普政府在接纳专才、提升政策专业度方面的反复与艰难。
　　另一个变数来自于特朗普用一年时间仍未理顺的府院关系。在首年执政当中，面对同属本党多数的国会两院，特朗普要么采取单边行政令推进议程，要么难以有效引领旨在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改的重大国会立法落地，其对国会的不信任和缺乏经验与专业度的短板一览无余。更不同寻常的是，特朗普倾向于将某些难以决断的议题交还国会处理，比如“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行动”和伊朗核协议的存废。其结果是，由于国会难以决断或根本不愿解决，致使有关议题陷入两难境地。
　　减税立法的最终成案，当然是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人的共同胜利，却并不意味着双方就此“一笑泯恩仇”。该法案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特朗普本人基于从商经历，对税收实务相当熟悉，而这种个人经历导向的特有政策专业度并不太容易复制到2018年的移民改革或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议程当中。
　　更严峻的情况是，自2017年12月12日民主党在亚拉巴马州国会参议院席位补选中取胜以来，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中仅能维持最小多数（51比49）。即便如此，考虑到因故被迫放弃连任的鲍勃·科克、杰夫·弗雷克等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公开反对，以及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因病暂时缺席的情况，共和党在某些议题上或某些情况下极可能无法实现对国会参议院的控制，这就意味着特朗普目前已有提前“跛脚”。
　　再就是与特朗普执政如影随形的“通俄门”调查。这出“肥皂剧”在2018年大概不会落幕，没准儿还会有新的高潮迭起。不可否认，所谓“通俄门”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发酵已与俄罗斯或美俄关系本身不存在太大关联性了，而是更多转向针对特朗普及其团队妨碍司法、作伪证等指控的调查。2017年8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以制裁方式应对美国敌对势力法》之后，相关调查的功效已完全从阻止美俄关系转暖转到打压特朗普家人势力、塑造特朗普执政风格的轨道上去。换言之，“通俄门”调查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价值，已经转变为在政策和政治维度上塑造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既然特朗普的政敌在短期内无法完美实现该目标，也说不会允许“通俄门”调查偃旗息鼓，但另一方面，至今仍未出现类似于1973年“水门事件”中至关重要的第三方证据（比如谈话录音），“通俄门”调查也不会升级为“政治地震”。
　　2018年2月2日，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备忘录，指责奥巴马时期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官员在2016年大选期间对特朗普所谓“通俄”嫌疑进行了“过度”调查，甚至还披露了某些探员与希拉里·克林顿阵营存在交易的嫌疑。如果把这份备忘录的抛出与特朗普政府在发表国情咨文前按《以制裁方式应对美国敌对势力法》之要求公布所谓“克里姆林宫报告”（罗列政府落实相关制裁法案的措施的报告）相联系，就能看出特朗普政府很想在与俄罗斯保持充分距离的前提下，直接插手、叫停“通俄门”调查，甚至不排除逼退主要负责官员的可能性。果真如此，特朗普与整个华盛顿政治生态圈的“战争”将升级到“核战”级别，“通俄门”的警报将再次被拉响。
　　280天“自救计划”
　　对特朗普及共和党人而言，2018年最大的悬念当然是即将于11月6日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
　　站在开年的时间节点上静态预估选情，共和党的前景并不理想，但也未必特别糟糕。国会参议院将在本次中选中改选34个席位，其中只有8个席位现由共和党人占据，其余26席为民主党人。这就意味着，民主党人被改选掉的概率要明显大于共和党人。如果对这34个席位逐一进行审视，共和党最有可能丢掉亚利桑那州的席位，其次是内华达州，而民主党则更有可能丢掉印第安纳、北达科塔、密苏里、西弗吉尼亚四个州的席位。换言之，共和党不仅很有可能继续掌握国会参议院多数议席，说不定还可以摆脱目前的“最小多数”局面。
　　就国会众议院改选而言，由于在任者去留、某些席位新提名人选等信息要等8月国会休会期前后才能确认，目前只能凭借历史经验作出大致的推测。历史经验表明，总统所在党在中期选举年一般都不会有太好表现，民意的钟摆会垂青另一个党。即使总统本人在中期选举年中的满意度可以达到50%以上，其所在党也会在国会众院失去十几个席位，而如果总统满意度不到50%，其所在党会在众院丢掉30几个席位。目前特朗普的民众满意度还不到40%，不大可能不成为国会共和党人的“负资产”，特朗普要想在2018年推进其立法议程也会难上加难。美国过去三次国会众院“变天”分别发生在1994年、2010年、2006年，各导致54、32、64个议席从一党转向另一党。由此可见， 2018年中选的结果极可能是，民主党占据国会众院多数席位，共和党维持国会参院多数席位，从而重新形成“府院分立”的状态。
　　目前美国民意风向整体上也暂时有利于民主党。一方面，特朗普及共和党在过去一年并未卖力推进旨在凝聚民意的政策议程，唯一可标榜的减税立法至今仍无法博得美国多数民众的支持。民调显示，有六成以上的受访者坚称此法让富人获益，总体满意率仅为34%，不满意率在50%以上。另一方面，在2018年开年之际，几乎所有民调（包括保守的福克斯新闻网民调）都显示，民众希望民主党在2018年中选中重新占据国会多数，以实现对特朗普的制衡。
　　面对不算乐观的中选选情，特朗普在从元旦到中选投票日的280天里势必抓紧做事，尽可能推高内外政绩，但其各项政策所将产生的结果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移民政策改革方面，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阐释了“以一换三”的路径，即：同意民主党支持的“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行动”，换取其为共和党推动的美墨边境筑墙、废除“抽签绿卡”、废除“连锁式移民”放行。然而这种共和党只赚不赔的“高要价”不太可能被民主党轻易接受，因此也不大可能在国会出现双方轻易妥协达成的解决方案。
　　相对而言，特朗普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反而拥有更大实施空间，其面对的最大问题并非是能否得到国会两院批准，而是钱从哪儿来，以及拨付给哪些项目。有关基建计划完全可能变成为满足国会两党议员各自选区诉求而设计的“分肥”项目。如果与移民政策同步推进的话，亦有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当成为争取国会民主党人支持其移民政策而做出交换的筹码。
　　2017年12月12日，美国民主党人道格·琼斯击败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赢得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席位。
　　在对外事务上，中期选举的压力可能驱动特朗普政府作出一些明显可以回应选民诉求的对外举动，以弥补自身在内政方面的短板。目前，这种“选举导向”的应激举动更多反映为白宫和某些国会议员在经贸议题上同步摆出的“鹰派”姿态，同时也反映在特朗普政府对一些热点问题的超常关注上。比如，特朗普在2018年国情咨文演讲中大篇幅反复强调了朝鲜的“核威胁”，除了有为增加军费和加强在东北亚战略部署寻找借口的动机之外，也有满足美国民众“胃口”的考虑。最近的民调显示，只有30%的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应对朝鲜半岛事务的能力感到满意，60%的人表示不满意。面对这样一个被公共舆论持续关注且多数美国民众期待尽快解决的“外部威胁”，特朗普有可能力争在中选选战打响前尽可能实现所谓的“解决”，或至少展现某种程度的阶段性成果。
　　颇值玩味的是，白宫最近矢口否认了韩国媒体报道的有关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主张有限打击朝鲜以助力中期选举的消息。不过，无法否认的是，2018年中选的节奏势必会加速特朗普在对外决策过程中更多顾及国内民意诉求，更加专注于可以满足或至少暂时回应民意关切的议题，暂缓某些与国内民意关联度不大的议程。
　　需要指出的是，被认为对特朗普2016年胜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三个州都将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改选国会参议员。如果再加上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这五个被认为可预估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政治导向的所谓“锈蚀带”州都会改选国会参议员，且五州的参议员岗位均为民主党人谋求连任。这就意味着，如果特朗普与共和党阵营可以在这五个州中有所斩获，那么其“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关键口号仍未褪色，其支持者的基本盘没有发生动摇。反之，就意味着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对共和党的支持开始松懈，2020年大选的形势就可能向民主党回摆。
　　自发表2018年国情咨文算起，特朗普只有200多天的努力时间了。如果效果不彰，11月6日中选一结束，他将不得不立即投入一场艰难谋求连任的“自救之旅”。

来源时间：2018/3/6   发布时间：2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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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成至  来源：观察者网

　　距中国政府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过了5年，“一带一路”究竟落实得如何，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带来的影响如何，到了一个进行阶段性评估总结的时刻。在3月4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业遂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因此，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看到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相继推出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情况的研究报告。日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重新连接亚洲项目”向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的五年来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估证词，就是其中的一份。
　　之所以要关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目前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敏感期，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政府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搅局成了 “一带一路”可能面对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正因为此，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对 “一带一路”的各种观点，都应当引起中国方面的重视，从而对美国将要出台的政策给“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到心里有底。
　　二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一家对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影响力大的智库，在中国和亚太事务上颇有发言权。虽然该机构自命为“非党派”的政策研究机构，但是其对外政策主张比较偏向于单边主义和强硬路线，与美国共和党的外交主张颇为投缘。自共和党赢得大选以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成员接受政策咨询的频率表现较高。有鉴于此，该中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估，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美国现政府对相关问题的判断。
　　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份评估报告的内容来看，可以做如下几点归纳：
　　首先，与该中心一贯的作风相符，评估报告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来的成就与问题。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主观上是服务中国的经济利益，客观上也确实使中国受益匪浅，主要是增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的联系，收获了不少政治红利。对美国而言，真正值得担忧的地方在于这一由中国开启的“新型全球化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不同于西方制定的全球化规则，导致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体系进行重构，致使美国丧失现有的权势。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成真，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多管齐下加以因应，包括制定覆盖“欧亚超级大陆”的战略，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一起，针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提出对应的方案；利用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多边机构中的影响力捍卫西方的游戏规则；强化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工具作用，维护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不过，报告没有用纯粹的“零和”思维来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报告指出：中国虽然是很多“一带一路”项目的最大出资方，但并非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放眼欧亚大陆，欧洲的投资在东欧和中欧仍然占主导地位，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多边金融机构在中亚也有大量的投资项目，日本在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超过了中国，来自中国的投资与他们不存在“零和”竞争。
　　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际上为美国商品、服务供应商和投资商提供了商机，建议美国企业及时获得准确的“一带一路”项目信息，把握住机会。报告还指出，如果“一带一路”失败，不仅中国要付出代价，美国的经济利益也会受损。言外之意是，美国针对“一带一路”采取的对策，着力点不在于破坏这一倡议，而在于对其发展加以规制。
　　应当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篇报告所阐述的观点，在美国政策研究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相比于其他的相关研究，该报告把焦点更多放在经济领域，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安全领域、地缘政治、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影响着墨不多。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恐怖主义威胁和地区动荡加剧、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环境趋向恶化等挑战，所制定的应对方略，意在通过推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以及广大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利合作，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互联互通，拉动这一广大区域的需求，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缩小恐怖主义和地区动荡赖以存在土壤，为中国维护自身的经济繁荣、实现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该倡议的互利互惠性质，吸引了“一带一路”沿线70多个国家的参与，其中不乏发达经济体的成员，中国也因为在推动“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其国际地位和区域影响力呈上升之势。
　　今后 “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比较可能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导致新兴强国与现有强国之间爆发冲突的所谓 “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引起了现有国际秩序领导者的不安，担心“一带一路”的实施会导致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取代现有秩序，于是倾向于干扰“一带一路”的建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评估报告或多或少反映了现有强国的这种担心。
　　虽然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为在伊拉克、阿富汗重建和平而酝酿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有诸多相似的诉求，然而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对 “一带一路”仍然保持抵制的姿态，往往阻挠盟国参加“一带一路”项目。
　　另一个挑战来自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主要表现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倾向于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的区域扩张计划，担心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因此受到挤压，希望以结盟抱团的方式予以反制。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是把自身的挫折归咎于全球化和外国人，由于认识不到通过全球合作改善本国境遇的重要意义，民粹主义在内政外交上倾向于采取损人利己的做法，不惜通过塑造外部威胁来凝聚国内共识，以消除民粹主义议程在国内面对的阻力。“一带一路”面临他国转嫁危机的风险。
　　第四个挑战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发展程度、治理模式、民族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在“修昔底德陷阱”、地缘政治、民粹主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维护 “一带一路”伙伴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不可能只算经济帐，而必须评估特定的经济行为在政治、安全、甚至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产生的效应。
　　就这一点而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评估报告提到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短板，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例如报告认为中国的项目不太向当地人和其他国家开放、许多项目在初期缺乏透明度、中国国有企业从巨额补贴中受益，而有意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外国企业感受不到公平竞争。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界对“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产生怀疑，不利于调动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而光靠中国投入资金不仅满足不了“一带一路”的巨额需求，还会将中国自己置于风险之中。
　　我们不妨把评估报告提出的这些问题当作善意的提醒，思考如何在日益严峻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交上一份合格的中国答卷。

来源时间：2018/3/6   发布时间：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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