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至君，连卫民  来源：中评社

　　转眼之间，特朗普上任已经一年多，在这一年多里，美国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在执政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外交政策上体现明显，其他国家也为此感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美国在特朗普治下还会发生什么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否下降？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处理？今年两会前夕，中评社记者在北京大学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请他就美国外交、中美关系、朝核问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议题阐述其观点，并请他透露了今年上会所提提案的方向。专访全文整理如下：

　　中评社记者：特朗普执政已经满一周年了，在这一年里美国退出TPP，退出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一系列行动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一退再退”的深刻印象，想请问您，您觉得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不是已经随着特朗普的执政在越减越少？他上台之后，一直宣称的“美国第一”的口号到底能坚持多久？
　　贾庆国：特郎普上台以后，确实给人一种“一退再退”的感觉，美国退出了TPP，也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还威胁退出WTO。在美国战后的历届总统里头，他的做法是比较独特的。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特朗普正在改变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采取的国际战略。美国历届政府所采取的国际战略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国际秩序，以此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战结束时，美国政府意识到，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不能通过搭便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因为美国块头太大，无法搭便车，一搭车，车就垮了。
　　但是，维护国际秩序是一个成本极其高昂的事情。用美国著名教授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讲，历史上，超级大国都不是被崛起大国打败的，而是被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拖垮的。为了解决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问题，美国采取了三种做法，第一是延续、扩大和加强了二战期间形成的国际同盟关系；第二是组建了联合国为中心的一套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第三是和一些主要的国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通过这三种做法，美国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国家的资源，来帮助美国维护国际秩序，从而大大减少美国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这么多年历届美国政府一直在坚持这样一个政策。当然，若想让别的国家帮助美国来维持国际秩序，美国也要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包括同盟体系的义务和责任，也包括作为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成员的义务和责任，美国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特朗普上台以后，主张改变上述做法，他的看法和美国的政策精英不一样，后者认为美国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二战结束已经70多年，美国在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和平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但是特朗普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美国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还是太高，导致美国的地位和影响都下降。所以，特朗普想另辟蹊径，要采取别的方式，让美国再伟大。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直试图摆脱历史上承担的各种各样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包括要盟国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付出更多的代价，包括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等等。
　　特朗普还提出“美国第一”的口号，其实以前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美国第一”，只不过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不太一样。以前美国政府的“美国第一”是试图找到自己和其他国家利益的汇合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合作。现在特朗普提的“美国第一”是，不管其他国家怎么想、不管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只要把美国的利益照顾好就行。这是有区别的，第一种“美国第一”的做法强调的是互利合作，强调的是和别的国家一起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后一种则是美国追求自己的利益。我觉得特朗普也想和别的国家一样“搭便车”，觉得凭什么中国可以搭便车，美国就不可以？现在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特朗普也不想承担，至少不想像过去那样承担责任，他觉得那样不划算，所以他现在要换一种方式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特朗普到底能坚持多久？我觉得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看来可能还能坚持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特朗普还是挺幸运的？因为经济发展是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世界经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震荡，到了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特朗普恰恰这时候上台，时机对他很有利。美国的经济现在不错，特朗普可以说这是他的政策带来的，但是他的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现在的繁荣呢？我觉得他的政策影响本身没那么大，更多的还是经济周期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即使美国现在经济比较好，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率还是比较低迷，很多美国人还是不认同他的做法，这些美国人中间之很多是美国的主流精英，他们大都不认同特朗普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这种政策能够持续多久？有可能是一届，也可能是两届，但是我认为特朗普的影响最终可能还是有限的。当然，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可能也不会完全回到特朗普执政之前的那种状态，肯定会有变异。但不管怎样，只要美国还是超级大国，它就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它的利益。为了减少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它便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必然要采取一个多边的对外政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外交很可能还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
　　中评社：其实特朗普来亚洲巡访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印太”的概念，但是我们知道它是需要美、日、印、澳四个国家联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在您看来，现在美国提出了这个“印太”概念以后，其他三个国家的呼应怎么样，到了什么程度？“印太”概念会不会慢慢逐步变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的对亚洲的政策？
　　贾庆国：“印太”这个概念也不是空穴来风，之前就有过所谓“亚洲民主之弧”的说法，日本支持这个概念，日本这样做跟中日关系不好有关系，由于历史和领土争议问题，日本人害怕和担心中国崛起，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抱团取暖。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它对中国又有天然的警觉和不安，所以日本认为印度是一个很好的联合对象。日本提出“民主之弧”时还是奥巴马时期，那时美国对华实行的还是一个以接触为主的政策，所以没有积极响应，美国不响应其他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了太大的兴趣。在奥巴马的时候，在对华政策上他坚持“接触政策”，在亚太地区他搞了一个“转向亚洲”的政策（pivot to Asia），实际上就是重新加强美国在亚洲存在的意思。后来又提出了“再平衡”这样一个战略，无论是提pivot还是再平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国认为它在亚洲的利益越来越多，需要增加在这个地方的力量来保护、推动它的利益。当然，其中也有防范中国的考虑，毕竟中国在崛起，那么大一个国家，将来干什么美国不是很确定。但那个时候中美关系还是合作为主，美国接触（engage）中国而中国试图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特朗普上来以后，政策上出现相当大的调整。首先就是他不愿意用原来的概念，奥巴马的概念他都不喜欢。第二就是他越来越多的把中国看成一种对手，甚至于潜在的敌人，而不是把中国看成是有可能长期合作的伙伴。第三就是特朗普外交上不太爱讲价值观念。他的外交号称是“交易型外交”，交易型外交讲求的利益。印太战略的确包含了价值观念的内容，也许在特朗普看来，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他利益交换的一部分。打出民主的旗号，有助于各个国家跟他一起来遏制中国，所以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跟奥巴马时期搞的“转向亚洲”或“再平衡”政策有相当大的不同。问题是印太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战略，我觉得就目前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意向，一种概念，谈不上什么战略。我觉得美国还没有很深入、很全面地想好它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个所谓印太战略涉及的主要是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各有各的想法，统一协调，统一行动会很困难。首先，日本支持印太战略主要还是安全上的考虑，因为它跟中国的关系一直搞不好，而且可能认为也没什么希望搞好。历史问题无解，日本人觉得已经道过歉了，但中国不接受，再怎么道歉也没用。领土问题又出来了，领土问题更无解。所以日本人觉得安全上只能靠美国，最好把其他的国家也拉进来，像澳大利亚、印度、最近还有英国。当然，日本也很清楚，跟中国要是发生真正的冲突的话也很麻烦，肯定承受不起。最近安倍的一系列示好的做法表明了这一点。他并不指望这个关系能好到什么地方去，但认为这样做至少有助于稳定两国的关系。所以日本支持印太战略可能更多还是考虑到“我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它给我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但我也不指望印太联盟能成为一个真正对抗中国的一种军事同盟。”日本在支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同时，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主要还是想搞一个双保险来确保它的安全。有的日本人可能会认为，日本支持印太同盟会有助于刺激中国来跟它去搞好关系。
　　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一直很纠结，这些年它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一直在试图平衡这两个关系。一方面，澳大利亚支持印太战略主要是因为它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导致中国对外扩张，它需要通过印太战略加强和所谓民主国家的之间的合作，来防范中国的崛起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安全上的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愿意放弃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因为这个对它太重要了。所以，它也不希望把印太同盟搞成一个跟中国对抗的东西。
　　印度外交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印度谁都不信，更多的是靠自己。它希望加强跟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毕竟中印之间还有边界争议，中国给它的宿敌巴基斯坦很大的支持。因此，对于印度来讲，美国的印太战略可以给它一些安全保障。但是，印度也不愿意完全听命于美国，因为印度是一个非常自豪，有主见的国家，不想依附任何国家。
　　美国也不希望跟中国对抗，因为中美之间的利益太密切了，共同的利益太多、太重要了。对抗只能使双方都蒙受巨大的损失，没有赢家，美国明白这一点。但是，它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一些做法很担心，所以它希望借助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力量来影响中国，使中国的行为更符合它的期待。可以说，这四个国家在印太战略这个问题上各有想法，但是，它们也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它们都认为有必要防范中国，另一个就是它们都不希望跟中国真的发生冲突，而是希望搞一个一个抱团取暖的机制，给各自增加一些安全感。
　　中评社：美国不希望将中美关系搞僵，又将中国定义为对手，您能不能分析一下美国或者说是特朗普内心中对中国的定义以及是否美国不太适应中国和平发展良性崛起的发展模式？
　　贾庆国：美国政府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是一个事实，它反映了这些年美国国内对中国看法出现的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思路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占据上风。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声音，认为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崛起大国，崛起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利益。守成大国必然要防护，保卫自己的利益，最后，两者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和战争。持这种观点比较激进的代表性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书中写到，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是一个悲剧，他说的这个悲剧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悲剧，那就是主人公有预感自己可能会做一件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于是，他千防百计地去避免做这件事情，但最终还是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俄狄浦斯王，他预感到自己有可能杀他父亲，于是千方百计地去避免这样做，但最终还是把他的父亲给杀了。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两国都知道对抗是没有出路的，两个核武器大国对抗无异于自我毁灭。但它们还是会像古希腊神话的人物一样，最终还会走向对抗和战争。所以，米尔斯海默早就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来遏制中国。顺便说一句，米尔斯海默本人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了解中国，他本人对中国也谈不上不喜欢，他完全是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进行推演得出这个结论。现在中美不少人相信这个东西，乃至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前一段觉得有必要写一篇文章，后来又写一本书，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问题。虽然艾利森本人不认为中美对抗是必然，但认为中美必然对抗的这些人有不少，这些人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
　　另一些人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在好长时间内是积极推动中美互动，建构更加密切关系的，他们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中国政治越来越有可能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这么多年来，中美关系中出现过很多问题，但他们始终坚持主张跟中国接触，跟中国发展关系，就是基于这一信念。最近一些年这些人发现中国经济是发展了，中国也开放了，但中国并没有走他们预期的政治道路，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悲观，支持中美关系的兴趣在下降。现在这两种声音的力量在发生变化，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现实主义者的想法正在占上风，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变化。
　　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的商人不能算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态度与自由主义者比较接近。作为中美关系的收益者，他们曾是中美关系坚定的支持者，但这些年来，他们的态度在发生变化，越来越暧昧，一方面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在中国赚钱，他们还有很多利益需要保护，中国这个市场对于他们很重要，所以希望维护中美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他们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不满。这有很多原因，一个是过去中国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外资很多优惠，现在实行国民待遇，这些优惠没了。再一个就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在政府采购时要求买中国制造的东西，他们觉得在中国受到了歧视。再有他们抱怨有的政府部门要求他们转移技术作为开放市场的条件。他们认为这些加上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都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压。在此背景下，最近一些年他们对对维护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不像原来那么积极热心。
　　总之，美国内部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弱，而主张遏制中国，跟中国对抗这样的声音在不断加强。
　　中评社：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有学者总结2017年的中美关系是一个M型，有最低值也有最高值，反覆波动。您刚刚也分析了中美关系之前遇到的一些困难。那您觉得2018年中美关系会不会更加复杂？您觉得在新时代中美关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如何进一步去调和？
　　贾庆国：2018年的中美关系比2017年麻烦会更多些，2017年中美关系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上台，搞不清楚他要做什么，而且他的一些做法也让人感到很惊讶。好在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还不错，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中美关系。但是，现在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太多，难以解决。首先是经贸问题，中美将会有一番较量。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对中国实行一些惩罚性措施，并威胁要实行新的措施，给中国施加压力，他的目的是让中国把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降下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他执意这么做，所以中国肯定会反对、要回应。
　　再有就是南海问题，美国肯定会继续巡航，甚至频率还可能增加。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双方可能围绕南海也会有一番较量。还有就是朝核问题，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期待很高，美国希望中国能马上切断对朝鲜的能源供应，但中国暂时还没有这个意愿，美国可能要失望了。
　　还有一个日益突出的老问题，那就是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美国是市场主导，中国是政府主导，这两种发展方式是不同的，过去好像不是很大问题，因为从理论上来讲美国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只能损害经济效率。而且那时美国人觉得中国经济规模比较小，所以不管中国怎么做，对美国经济影响不大。但最近这些年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规模大了很多。美国人开始认为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了市场竞争，使美国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们要求中国改变这种发展方式。比如中国有个工业发展规划，叫《中国制造2025》，现在去美国，到智库，很多人都会和你说2025多么不好，美国政府无法容忍，所以要求中国放弃这个规划。但是，对于中国政府，对于大多中国人来讲，这么多年的实践说明中国的发展方式是行之有效的，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指望中国政府放弃这个发展方式是根本不现实的。所以，可以预期，美方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中国也必然会抵制，双方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番较量。
　　总之，朝核问题上中国达不到美国的期待，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双方分歧会越来越大，冲突会越来越多，双边贸易上会有很多摩擦，在南海问题上也会有一些较量，在此背景下，2018年中美关系可能会是一个多事之秋。
　　中评社：特朗普和金正恩从之前的“隔空互怼”到最近表示“可能会与金正恩有不错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转变？未来美朝关系会如何发展?
　　贾庆国：我觉得美朝关系不太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这种敌对的状态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究其根源，就是朝鲜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特朗普说，“我也可能会跟金正恩成为很好的朋友”，他的意思是说，假如金正恩放弃核武器，我愿意跟他做朋友。但是金正恩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为什么金正恩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呢？主要是因为在他眼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值得信任的，他不能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任何人。美国没法信，韩国没法信，中国也没法信，他谁都不相信。可是他的常规实力又很弱，他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只能靠核武器。所以，只要朝鲜不放弃核武器，美国就不会改变它对朝鲜的政策。美国之所以现在同意推迟军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美国知道冬奥会对于韩国很重要，不想让韩国太失望。冬奥会期间，美国可以不搞军演，也不会去刺激朝鲜，但是过了冬奥会，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冬奥会结束之后，美国对朝鲜施加的压力还会增加。美国1月底就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制裁措施，而且对朝制裁还会不断加码，直到金家认输服软为止。
　　刚才说朝鲜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会放弃。我觉得朝鲜在这个问题上最终的决定可能还是一个权衡利弊的结果，当外界压力大到危及金家政权程度时，也许金正恩会认为放弃核武器可能更好一点，虽然自己安全感少一点，但是至少还能活下来。所以，平昌冬奥会以后，我的预测是美国对朝鲜的压力会增加，而且如果制裁没有效果的话，还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考虑军事方案来解决朝核问题。至于朝鲜会不会服软，还有待观察。
　　中评社：按照朝鲜自己的说法，它现在的核武器已经能够威胁到美国本土，那么美国有充分的信心抵御朝鲜的核武器威胁吗？对此会做如何反应？
　　贾庆国：短期内美国不是那么担心朝鲜的核武器能够打到美国，因为即使朝鲜有能力将核弹头送到美国，美国也有能力在太平洋中间把导弹拦住。那么美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担心的是如果朝鲜有了这个能力，它会不断发展这个能力，有一天它的核武器数量足够大，就真的对美国构成实质上的威胁。另外，美国担心朝鲜拥有核武器后，它可能会用这个来对韩国进行讹诈，比如说它可能跟韩国说你得给我经济援助，如果不给我援助的话，我就送你个原子弹，它也可能会跟韩国说你要接受我主导的统一，如果不接受，那就对不起了。
　　美国还担心如果朝鲜有了核武器，它可能会对外出售核武器、核技术或核武器零部件，赚点钱花。对美国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恐怖主义组织得到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就大了。此外，美国还担心朝鲜拥有核武器以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盟国对美国的信心。它们可能会问，如果它们跟朝鲜有冲突，美国会冒着和朝鲜打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来帮助他们吗？对美国来讲，本来就不该让朝鲜拥有核武器，以前没有好好对待这个问题，造成今天的困境，现在则不能再让了，再让会很危险。
　　中评社记者：去年中国十九大报告里面有提到新的外交方针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个词在外媒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中国自己说我是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的这么一个国家，但很多国家还是会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问题。按照您的理解来看，新时代中国外交方针最核心的理念或者说关键词是什么？是不是能够通过方针清楚地向别的国家展示中国的良性崛起，减少他们的疑虑。
　　贾庆国：我觉得新时代中国外交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尽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但全球化和其他的原因使他们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你死我活，甚至于不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合作建构的互利共赢的关系。我记得习主席在担任总书记之前在清华有个讲话。他在讲话里说，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也让别的国家也发展；要想得到安全，必须也要让别的国家安全；要想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要让别的国家过得好。讲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理念。
　　按照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中美关系？中美新型关系还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现在大家都不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了，但不提这个概念并不等于说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目标就不存在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既然好那就需要把它落实到实处。另外，中日关系怎么处理？全球性问题怎么处理？方方面面的人都需要想这类问题。中国外交理念很好，但这些好的理念还有待落实。比如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方面我们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一些电视节目尤其是军事节目上总是在鼓吹较量和对抗。所以，今后中国外交很大的挑战就是把这个很好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去，从而把中国对外关系处理好，让世界对中国的崛起放心。
　　中评社：您之前说过，中国外交思路需要转变，您说不能再像弱国一样去思考中国的外交，要像一个大国甚至一个超级强国去思考这个问题。
　　贾庆国：是的，我是讲过。我认为这种转变是一个过程。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身份和利益都在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还在进行中，还没有完成。从身份的角度讲，现在的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发达国家，既是一个穷国也是一个富国，既是一个弱国也是一个强国，既是一个普通大国也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在很多方面两种身份都有，处于“两者都不是，两者兼有之”的状态。我把这样一个中国叫做“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决定利益。所以，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发达国家的利益，既有穷国的利益也有富国的利益，既有弱国的利益也有强国的利益。不言而喻，这两种利益经常是矛盾的。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感到很困惑。两种利益诉求都有，都很强烈，怎么做都对也都不对。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平衡，要平衡过去的利益和未来的利益，不能偏废。比如说在气候问题上，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但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越来越关注PM2.5问题，受够了空气污染带来的问题，不能在忍受了。所以要平衡，既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也要大力节能减排。
　　在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上，我们既有普通大国的利益又有超级大国的利益。什么是普通大国的利益？普通国家的最大利益就是有争议的领土能多得一点是一点。什么是超级大国的利益？超级大国的最大利益是维护国际秩序和主张进出世界各地的权利，不是急于解决领土纠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两种利益都有，这两种利益是矛盾的、甚至是冲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就是要平衡好这两种利益，既要着眼现在，也要面向未来。同时，要有效与外部世界沟通，说明我们的困境，让他们更能理解中国。
　　中评社：您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表现在哪？
　　贾庆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理想主义的外交。中国政府认为，外交需要相互尊重，不强加于人，通过协商和对话来处理相互关系，来处理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这种认识跟中国人鸦片战争以来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过去20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曾经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欺辱和压迫，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在外交上形成一种对平等和尊重的渴望和期待。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相互尊重的，应该是合作的，应该是互利共赢的。我们希望国际关系是这样的，当然，具体能不能做到，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想，既然能够提出来，我们就要想办法做到。
　　中评社：最后，祝贺您再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能不能方便透漏下您今年的提案？
　　贾庆国：刚刚知道自己会连任，具体提什么提案还没有考虑好。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国家可能需要在体制内部设置一个政策反思机制。我们的政治体制权力较集中，这个的体制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效率比较高，而且出台一个战略能够坚持很长时间。西方的政治体制权力分散，集中力量做事很难；此外，在西方体制下，想要提出一个大的改革，然后长期坚持做下去很难，因为一个大的改革必然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即使能够提出，也坚持不了多久，因为那些利益受到冲击的人会投票把他选下去了。而在中国的体制下，像改革开放这样影响很多既得利益的发展战略，就可以坚持下去，而且一下子就三十多年，我觉得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特色和优势。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中国制度的强项其实也是它的短板。也就是说提出的政策要是对了，集中力量把事情做了，或集中力量长期坚持做下去，就会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政策本身出现问题也可能导致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就八年，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如何确保我们的政策能够正确，这是在这个体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心的挑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能不能通过在体制内设立一个政策评估机制来解决？
　　西方体制中对政策评估和反思是靠反对党、媒体和权力制衡来实现的。政策出台前后总有人不断地找执政者的麻烦，找它的问题，去制衡它。这个体制的好处是执政党很难做成大的坏事，但它的问题也很突出，那就是执政党也很难做成大的好事，此外这个体制的效率低，反对党对执政党公开的挑战也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和谐。所以这种制度也许不是我们希望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解决体制中的短板问题？我在想如果我们在体制内部设立一个政策评估机制，定期对现有的政策进行评估和反思，客观评估政策实行的效果，看看它是否合适，及时的给中央领导或有关部门做一个反馈，这样会不会能缓解甚至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在体制内部设置政策反思和纠错机制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纠正，避免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其次，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西方体制中由于权力过于分散和相互制衡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使该做的事情能够做下去。最后，它可以帮助我们规避西方体制中由于公开批评造成的不和谐、不团结的问题。
　　贾庆国简历：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9月生，河南省武陟人。1979年本科毕业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府系硕士，198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府系博士。1975年3月至1978年2月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任导游、翻译。1979年5月至1981年7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助教。1987年1月至1988年1月在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任助教。1988年2月至1991年6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任讲师、副教授。1991年7月至1992年6月在美国加利佛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做访问学者，1992年7月至1994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府系任6级讲师。1994年10月至今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北京市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第九届副主委、民盟第九届中央常委。20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3月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2018年1月24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贾庆国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其研究领域涵盖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台海两岸关系、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的调整。曾发表的主要著作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外交》、《未实现的和解：冷战初期的中美关系》、《棘手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国大预测：百名学者精英访谈记实》等。

来源时间：2018/2/24   发布时间：201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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