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  来源：《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一   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几点基本判断
　　全球治理改革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的热门话题，主要原因是目前全球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
　　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至今已运营了70多年，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上升、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日新月异等几大因素，世界经济原有发展模式潜能耗尽，全球性挑战接踵而来，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蔓延，治理格局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步履艰难，“逆全球化”思潮泛滥，戏剧性的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政治极端化、社会百姓与精英严重对立等“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成群出现。全球化进入历史十字路口，全球治理亟需新方向、新思想、新方案。
　　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转换有两大看点：一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表现在全球化的“变与不变”；二是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及各自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态度。这两个方面的进展与互动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世界的未来。
　　不少人认为全球化有太多变化，其走向有些看不明白。依我看，全球化的发展和变化是常态，要主动适应，不要焦虑和不安。现在从变化趋势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主要有这么一些特点：
　　一是全球化主导方美国不甘心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赢家，认为传统全球化模式过时了，偏离了“美国化”的方向，美国获利减少了，因此美国希望改变“游戏规则”，寻求建立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以重新分配全球化利益，防止被新兴大国超越。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废除了《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中国、欧洲、韩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彻底放弃。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曾被美国称为“全球化即美国化”。然而全球化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参与者多了，“普惠性”就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都超过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动力；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统治精英与社会底层脱节，在全球化竞争中有所落后，全球化偏离了美国设定的轨道。
　　欧洲与美国有类似的感觉，也把制度性危机归咎于全球化，而且因为欧盟一体化进展不顺，挑战增大，遭遇到更大困难。欧洲从金融和欧元危机，到中东涌来的难民潮，从反欧盟势力增大到极右、极左政党纷纷获得更多选票，欧盟前景堪忧。
　　二是全球治理指导思想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形成全球治理的混乱和滞后，大家期盼出现能“让全球化重新伟大、让世界重新美好”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实现路径。
　　这几十年指导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是美国倡导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改革模式的十条所谓“华盛顿共识”。然而，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历史证明，凡采纳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几乎都遭到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厄运，连美国也没能“独善其身”，从资本主义制度深处爆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当头棒喝”，已经引发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
　　三是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借全球化东风，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如今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发展壮大，正从全球性大国向全球性强国转变。中国的发展在世界范围伴以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呈现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首次东西方力量“大趋同”，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仅中国一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连续五年以上超过30%。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已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发展中国家将有机会和条件真正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共享全球化成果。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世界的面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对外关系基本理念，“水到渠成”地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精辟的描述：中国已经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从未如此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内成功治理的基础上，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汲取营养，提出了一系列创新全球治理、解决全球性难题的中国思想、中国方案，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的理念和思想。
　　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成功经验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其有效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政治制度保障，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接地气的，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不少国家想从中国成功治理的实践中获取发展新理念、新思路，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四是全球化不会开倒车，“历史不会终结”。冷战结束时，福山等美国学者曾大言不惭地向全世界宣布，西方民主自由政治制度（Liberal Democracy）大获全胜，国际政治制度博弈终结了，“山上的灯塔”将永远照耀世界。
　　然而，近几十年历史继续向前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顶风”，但前进的势头丝毫未减，各国已经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全球流动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世界市场互联互通，全球治理体系逐渐趋于平衡，以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特征的全球生产链延伸到世界各地。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是世界多极化，发展中国家总体力量上升，中国发展道路深入人心，发展模式吸引力大增，而西方政治制度内部危机一个接一个，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成为“自身掘墓人”。
　　这几十年以来，保障全球化发展的国际体制机制即全球治理体系在相当范围内发挥了制定规则、监督规则的作用，这一国际秩序和制度性安排不会贸然消失，而是根据国际格局和全球化发展正在进行一些调整，主要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相应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使治理架构趋于公正、公平、合理。
　　二   当前中美两国对全球治理的不同态度
　　在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有了全景式的观察之后，我们发现，当前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影响最大的国家无疑是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个规模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和美国。它们的关系以及互动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治理实际上不仅仅是指经济，还包括政治、安全等领域，是对全球事务的综合治理。
　　说到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推动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并开始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是全球化新时期和中国进入习近平新时代自身发展的必然路径。中国决心并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投身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就是基于对自身和世界发展规律的全面、客观、深刻的认识。
　　中国这些年参与全球治理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既积极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和现有国际秩序，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机制中发挥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对治理体系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思路和方案。
　　我们举几个例子：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还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6年中国成功主办G20杭州峰会，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解决全球性挑战提出中国思想和方案；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思想的重要讲话，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2017年5月中旬，中国主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月举办金砖国家峰会。这些主动作为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新思想和落实的路径。
　　中国站在历史新的起点上，深入思考、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是中国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全球治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继续深入参与、积极引领全球治理，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衡、包容、公正、公平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其中关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新思想和创新实践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美国，从奥巴马总统任内起，美国对外战略就开始收缩、调整，对全球治理有选择性地参与，并着手制定新的国际规则。特朗普总统执政后，“美国第一”、“买美国货和雇美国人”从竞选口号已变成美国内外政策，无论是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黎协定》，还是废弃TPP，从双边经贸关系中榨取更多短期利益，美国对外战略的摇摆和内顾，使得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大大增加。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的错位和缺位现象增多，“全球公共产品”延续性难以逆料，而在地缘政治方面却加强了对其他大国的防范和遏制，其结果是美国与其他大国的互动和博弈跌宕起伏，变得更加复杂敏感。这一切无疑将对全球治理以及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为什么美国政治生态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危机？对这些问题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认识：
　　首先，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分配有赢者，也有输者，美国赢得很多，但从国家层面并没有很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底层与统治精英的矛盾加剧，矛盾积累多了，总有一天要爆发，不过是时间问题。民粹主义也好，逆全球化也罢，都只是表现形式而已。生活在“象牙塔”里的资本精英无视百姓诉求，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反精英力量形成势头。福山曾经说过，问题不在于为什么爆发，而是为什么现在才爆发！
　　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即马克思说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2015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劳动收益作了详尽比较，发现这几十年来资本收益远超国家GDP增长，而劳动收入相对较少。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虽然经过福利社会得以缓解，但是这一矛盾资本主义自身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
　　特朗普总统竞选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者”而逆流而上，反全球化也因此成为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一面“旗帜”，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气候变化，美国现在都以损害美国利益为由而一概反对，或者迫使美国的贸易伙伴作出更大让步，给予美国更多利益。这就是“美国第一”政策的实质所在。当然，特朗普反全球化并不想放弃美国对世界的霸权，无非是企图借此制定新的国际规则，重新分配全球化利益，保持美国获利最多、最大的老大地位。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对中国战略取向的认知在发生变化。特朗普总统2017年底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把话讲得很透彻，地缘政治竞争再次回到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位置，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战略对手”。这种思维模式难免让人想到冷战时期美苏对立，是美国走向与其他大国对抗的重要信号，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马虎不得。
　　三   中美良性互动对于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有不少人说，既然美国“逆全球化”了，保护主义甚行，中国不妨取而代之，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我们不能上当，因为那是在忽悠中国、“捧杀”中国，企图让中美在全球治理上的不同成为不可逆转的对立和对抗。中国提出建立合作共赢、相互平等的新型国家关系，包括大国关系，就是希望世界各国特别是中美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开辟一条大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新路。
　　美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形势无论发生什么变化，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干扰，中国始终要保持头脑清醒和战略淡定，“合作是唯一选项”。这不是说中国怕事、胆小。中国不怕事，也不惹事，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国倡导合作是唯一选项，尤其希望大国之间加强协调与合作，完全是出于维护世界长期和平、促进全球繁荣的考虑，没有私利。
　　中国未来是否能够成为全球性强国，要靠我们战略的正确和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块头”已经不小，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新规则的制定，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治理的公平、公正，对重塑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可能还是关键影响。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近一年来多次正式会晤和通话，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1月首次正式访华，两国元首就两国和世界的未来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在“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为解决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取得了广泛的共识，给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开启了两国关系在全球化变数增大的新时期积极发展的新篇章。以后虽然还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相信中美合作推动世界和平、经济增长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发展的方向。我们这么讲，并不是漠视两国的重大矛盾和战略取向的不同，而是希望通过正面和积极的互动，引导两国关系走上新型国际关系的道路。
　　毋容置疑，中美实际上已经结成全球最重要的利益共同体，两国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所谓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历来就有通过领导人会晤和互访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传统。两国元首多次风云论道、漫步畅谈，面对面地深入交流，为两国关系定下基调，为处理重大挑战对表，无疑是国际关系的大事。两国领导人建立的四个重要对话机制也已经开始发挥重要的交流平台作用。当然，中美对建立对话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有基本共识，但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尤其要克服地缘政治的偏见和摩擦，建立相互信任。
　　中美关系和中美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有几点值得重视和坚持：
　　首先，中美作为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主导国重新达成“和平相处、和平竞争、合作共赢”的战略共识将为未来中美关系健康、平稳发展定下基调，奠定良好基础。所谓纲举目张，两国有了战略谅解和合作的大思路和大框架，其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发展。 无论是正确处理双边关系问题，还是合作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并对新世纪上半期国际秩序的形成施加积极影响，中美的相互定位和战略再确认毋容置疑是十分关键的。两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是相向而行还是相背而行，必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大家对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是有过担忧的，而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的成功，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确定性”，使之逐步回归良性互动的正确轨道。双方新建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沟通渠道畅通是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增进合作的重要一步。
　　其次，在世界经济连年遭遇困难、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美两大经济体在符合各自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就新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形成一些共识，并进行长远战略规划，不仅可以减少贸易摩擦，避免任何形式的贸易战，还可充分利用两国比较优势，使双边贸易更加丰富平衡。这对于中美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世界各国的期待。
　　2016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达5196亿美元，服务贸易超11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1700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的波音飞机的26%、大豆的56%、汽车的16%、集成电路的15%，都出口到了中国[4]。中美经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美人员往来也逐年增加，每天平均1.4万人往来中美之间，每17分钟起降一个航班；中国在美留学生超过30万，占全美外国留学生1/3强[5]。
　　特朗普总统经常挂在口上的“America First”（美国第一）其实与中美经贸合作并不矛盾，美国第一并不意味着就是“中国最后”。客观讲，美国第一的有效路径很可能是通过“北京”来实现的。同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实现也离不开一个友好、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而美国恰恰是国际体系和环境的重要主导国家。
　　特朗普政府常常提到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似乎这是两国经济关系“零和”的产物。事实与此完全相反，中美经济互补性强，要解决逆差也好，重振美国制造业也罢，或是美国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都离不开中美之间的合作，也惟有双方加强全面合作才是实现“美国第一”和中国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正道。
　　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建设能力在中国、在美国都大有用武之地，开展适当的互利合作乃是双赢之举。再则，美国向中国开放更多商品，输出其富裕的页岩油气，并逐步放松对华双用途产品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增长空间巨大，还可以大大减少中美贸易逆/顺差问题。核心是美方要坚定与中国合作共赢的决心，不要受极端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不管因为何种原因，不应该增加贸易摩擦，甚至不惜打贸易战，因为那样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者。
　　第三，就安全领域而言，两国元首经常就地区安全问题充分交换看法，包括朝鲜半岛核危机、南海、未来地区安全安排等重大、紧迫问题。地区安全涉及中美双方和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能不予以重视。只要中美能够达成和平解决的基本共识，问题就不会恶化、失控。
　　目前，东亚地区火药味颇浓，潜在冲突不少，而美国的亚太和东亚安全战略是关键因素。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各方采取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照顾各方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当然，要做到和平发展，不是一个国家就能办到的，需要其他国家也走和平的道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个别国家思维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看到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就忧心忡忡，试图制造各种障碍，捆住中国发展的手脚，那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制造出本不存在的“敌人”，真正是得不偿失，会犯战略性错误的。
　　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中美的共识和合作至关重要。这显然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要是美国继续推进新保守主义派鼓吹的所谓“离岸平衡”战略，一方面对中国加大军事威慑，另一方面利用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加深中国与部分邻国在主权争议方面的分歧与矛盾，那将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显然与两国长远利益不符。
　　当前，中美两国尤其需要在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处理上进行密切的协商与合作，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最近一段时期，朝鲜半岛呈剑拔弩张之势，不是进行大规模军演，拉开架势把航母开进临近海域，就是相互发射导弹，甚至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这种“负面对等”（Negative Reciprocity）的思路是极其不可取的，结果必定害人害己。任何单方军事行动的想法更是十分危险，很可能酿成大祸，引发战火。中方提出“双暂停”等脚踏实地的建议应该引起相关方重视，只有使危机逐步降温，同时创造一些有利于对话和谈判的条件，才有可能避免一触即发的冲突乃至战争。中国坚决反对朝鲜半岛有核化，坚决反对朝鲜半岛再起战火。相信这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大国合作静水流深，大国冲突浪大风急，何去何从需要细细思量。
　　至于“离岸平衡”战略，那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用来对付中国的，表现在“转向亚洲”也好，“亚太再平衡”也罢，过去十年没有成功，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成功。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变了、世界变了，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把亚太特别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格局。美国作为在东亚有重大利益的域外国家，在评估其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时，对此应该有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认识。
　　中美关系及全球化实际上是两个话题。把这两个话题放到一起讲，是希望我们进行讨论，看看中美关系如何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影响世界未来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的聚焦点，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尤甚，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裹附在中美关系之上。
　　现在正值全球治理出现危机时期，这意味着现在的全球治理结构以及全球治理指导方针远远落后于全球化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治理的“失序”和“碎片化”。
　　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件事情的变化：一是全球化本身在遭受“逆全球化”的强大阻力之下是前进或是倒退；二是中美关系的走向。
　　有四点值得关注：第一，现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充斥了各种力量的博弈，我们应如何看待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第二，中国如何定义自身在全球化及全球治理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在这方面一直在做的一些事情；第三，不可避免地要谈论到美国；最后，就中美关系及其在全球治理上的影响做一些可能的推论。这几点在前面已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在此再次加以补充和强调。
　　第一，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在当今世界，由于一些新变化和不安因素的涌现，很多人对全球化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和担忧。现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有很多方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这一轮全球化的领导者。现在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这一情况正在变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
　　如今美国是如何定位全球化的呢？在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印度、巴西等一大批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益匪浅。美国可能会就此得出一个结论：传统的全球化模式可能已经过时了。因为美国已经不能像过去70年那样从全球化模式中获益了。因此，美国希望能够改变这场游戏的规则，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美国的治理体系，以重新分配全球化利益。
　　从这轮全球化开始，美国人就说“全球化即美国化”，认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意味着美国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建立自由贸易制度使美国的货物更加容易出口到各个国家和地区，资本自由流动建立全球资本市场，美国在整个全球市场当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全球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甚至在未来的几十年，全球化更加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整个形势正在变动，这是一个历史性变动。以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为一方，另一方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力量开始趋于一致。曾经的鸿沟正大大缩小。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为表现形式的。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未能解决与社会公平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导致民主主义的兴起；去年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政治选举出现激进化现象；欧洲移民潮、难民危机甚至撼动了欧洲的根基等等。
　　过去几十年，但凡一些国家出现了财政危机，全球治理体系有明确的规则，譬如，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贷款申请，当然IMF会要求申请贷款的国家按照其确定的原则进行经济改革，那就是出自“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一共十条，也就是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第二，关于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问题。世界力量平衡的改变，即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或崛起改变了力量平衡，而全球治理架构和方式均未适应或者跟上这一变化。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加入全球化进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重要标志，2003年G7/8在法国倡议下建立与发展中大国协商经济事务的G8+5协商机制，延续到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无论是G7/8还是所谓的G8+5，都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撑起治理世界经济、应对危机的重任。于是，G20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中国在G20峰会机制的形成和运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一跃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坐上了“主桌”。
　　全球化把所有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利益不可分割的国际网络中，这意味国与国相互依存关系广泛而深刻，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我可以孤立发展”。曾有人说，理论上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可回归原始孤立主义发展模式。一是美国，因为拥有丰富的资源，众多人口和先进技术等。另外两国是俄罗斯和巴西，他们不是联邦国家，但同样地大物博，有能力。然而他们发展得不好。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多种文明共处的世界，这就出现一个更高层面的难题：究竟会出现像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还是不同文明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实现交流与融合？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其实都是不同文明/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各国的表现，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以文明对话和交流为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出现的难题提出的中国思想和解决方案。
　　第三，关于美国，尽管其国力相对衰退，但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替代，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第四，关于中美关系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两个大国。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大国”这个词，但我们必须承认，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和美国确实是今天世界的主导力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中美互动、中美两国的政策不仅仅对其国家本身起作用，对整个世界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蓝图已经绘就，路线已经确定。中美在全球治理框架内进行密切、深入合作既是大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也是当前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机遇和巨大潜力。我们需要不忘初心，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尽快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把中美关系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继续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以实现“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何亚非，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

来源时间：2018/2/9   发布时间：20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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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据外交部网站9日消息，当地时间2018年2月8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美国国务院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谈。
　　杨洁篪表示，过去一年，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共同引领下，中美关系取得重要积极进展。今年以来，两国元首通过通电话、通信等方式多次交换意见，为新的一年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国工作团队要继续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和成果，保持高层及各级密切交往，用好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拓展经贸、两军、执法、禁毒、人文、地方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就朝鲜半岛核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坚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确保中美关系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杨洁篪指出，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内大力推动全面改革，对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中美关系保持积极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蒂勒森表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共识和成果，巩固和扩大互利合作，本着相互尊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积极进展。
　　杨洁篪指出，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经贸领域成果，探讨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等领域展开更多务实合作，继续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事务加强政策协调。双方应通过对彼此开放市场、做大合作蛋糕的办法妥善处理经贸问题，维护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蒂勒森赞同美中双方应该共同研究，探讨有效解决两国经贸问题的办法。
　　杨洁篪并阐明了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方认真对待中方关切。蒂勒森表示，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就当前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意见。杨洁篪表示，中方始终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应当支持朝韩改善关系，延续当前半岛缓和势头。
　　双方商定将于今年上半年在中国举行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并于年内尽早举行第二轮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原题为《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谈》）

来源时间：2018/2/9   发布时间：20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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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常锌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158期  
编者按：跨入新的一年，中美两国频频在贸易、南海和朝核等问题上产生摩擦，双方关系进入紧张阶段。那么我们不禁发问，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里，中美关系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30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将中国、俄罗斯称为“挑战我们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rivals that challenge our interests, our economy, and our values）”。这立刻招来中方的回应， 3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2月5日，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凯达诺称，美军舰将会继续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表示，美方有关人士的“航行自由行动”意在推销自家武器。而在年初，蚂蚁金服对速汇金（MoneyGram）的收购由于没有得到外资收购委员会批准而失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退出华为Mate 10智能手机的协议，使华为不得不延缓全面进军美国市场；本月初，特朗普政府已批准向进口太阳能电池与电池板征收保护性关税。这些标志性事件带来人们对中美经贸合作前景的担忧，这令中美关系在年关将近之际蒙上了一层阴影。
        笔者认为，根据中美两国针对各自国家战略的表态和阐述来看，中美两国在三到五年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恰恰相反，两国都面临着类似的历史拐点和挑战，将投入深层次的改革当中；在这一历史阶段，两国的经贸合作、文化往来乃至治理经验都对双方具有深远意义和宝贵价值。
        就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不久前的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论坛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的演讲。作为中国领导层的经济智囊，刘鹤的这次演讲可以视为“后十九大”时代中国对自身发展规划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最新一次全面阐述。

        在演讲中，刘鹤将中国未来几年政策的顶层设计，归纳为“一个总要求”、“一个主任务”及“三大攻坚战”共五点主要内容。其中，“一个总要求” 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今后几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这个总要求展开。“一个主任务”是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三大攻坚战”，则是针对上述要求和任务，力图补齐中国发展的三个突出短板，一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尤其是金融风险，二是精准脱贫攻坚战，仅在2018年中国就计划减少10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三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解决雾霾问题。
        刘鹤的演讲有三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首先，防范金融风险，其本质就是中国政府在去产能、去库存之后，进一步去杠杆，赶在市场被动清算之前，积极出手引导企业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偿还债务，避免金融危机，同时呼应十九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均重点提及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原则。
        第二点，刘鹤多次谈到，201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四十周年这一历史性的时间点。刘鹤一方面肯定了四十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提高等各项成就；另一方面，刘鹤同时提到，中国“必须加快改革开放”，并且重点提到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将是优化环境、稳定市场参与主体的根本保证。因此，多方评论认为，刘鹤是在暗示中国政府将在今年内推出力度更大的新的改革开放举措，甚至“可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
        第三点，刘鹤在演讲末尾强调，中国尽管有了经济实力的变化，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将在“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积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共同发展。这一表态，明显与一些外媒所宣称中国将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说法相去甚远。
       与刘鹤强调国内问题的表态不同，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则延续了他一贯的“美国第一”立场。除了在税收改革、就业、基建和移民方面的成就和计划之外，特朗普也谈到了他在对外贸易问题的成绩和下一步规划。然而，他只是粗略地谈到“贸易协定不公平”，而他将会修正这些协定，签订新的公平互利的协定，完全没有提到中国或任何一个“牺牲美国的繁荣，夺走公司、就业岗位和财富”的国家。
    这其实是相当反常的。2017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了1.87万亿元，较2016年扩大了13%。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仅体量巨大，而且在持续扩大。尤其考虑到国情咨文发表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中美贸易纠纷，在这一话题下提到中国是应有之义。那么，特朗普这种模糊化处理，只能解释为有意回避，以便给之后的对华交涉留出更多空间，同时也不妨理解为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种克制。
        这种克制也同时体现在特朗普对中国定义的转变上。特朗普此次在国情咨文中将中国定义为“对手（rival）”——在同一段文字的后半部分甚至称中国为“危险（danger）”，但是——“对手”依然强调的是，双方均具备足以相互竞争的实力。当然，原先的“竞争者（competitor）”定义类似于田径比赛中“肩并肩”的竞争关系，而“对手”可以比作篮球或足球比赛中“面对面”的竞技状态，后者较前者具有更多的对抗意味，但这个用词本身并不必然带有敌意，而是既可以用来形容带有敌意的对手，也可以用来形容不带有情绪倾向或者带有善意的对手。这个词也不像一些评论文章所说，建立在零和博弈的逻辑之上。应该说，曾作为电视明星的特朗普，利用“对手”这个单词具体释义的模糊性，试图挑起美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和他全文无处不在的“美国第一”情绪相互照应。
        有评论认为，特朗普的国情咨文在涉外问题上基本“干货很少”，甚至显得外强中干。例如，他使用了很大篇幅谈到朝鲜问题，指责朝鲜是一个“残忍的独裁政权”，“品行卑鄙（depraved character）”，并且讲述了美国大学生和朝鲜脱北者两个故事，以支持他对朝鲜政权的评价。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些指责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高地上的批判，以衬托美国意识形态上对自由的追求。至于针对朝鲜的实际措施，他只是用“高压举措”一笔带过，而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国将继续维持其世界领导者的地位，特朗普政府也将不断强化“美国第一”的政治目标，但是特朗普依然给自己留出了足够的灵活空间，不会在贸易和亚太安全等议题上“死磕”中国。同时，中国将在之后几年内，致力于解决国内问题，完成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这与美国维持世界第一的战略目标并不产生直接冲突。因此，尽管中美贸易存在纠纷和摩擦，但中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两国关系也将会保持相对稳定。

        事实上，双方已经开始相互释放友善信号。2月5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使馆内春节联欢活动上表示，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总体上实现平稳过渡、稳中有进；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总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中向前发展，应能继续保持在相对稳定、积极发展的轨道上。
        国务委员杨洁篪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邀请，将于8日至9日访美，并将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与美方深入交换意见；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希望此次访问有助于双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来源时间：2018/2/9   发布时间：20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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