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家豪  来源：凤凰大参考No.401

　　《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中剖露了白宫很多秘密，从各个部门的沟通失误，到各种桃色纠纷，再到特朗普被批评“叛国”。其中，有一部分当然是因特朗普哗众取宠的风格所致，但也反映美国政坛在特朗普上台一年内的混乱不堪。
　　在多种政治丑闻中，“通俄门”杀伤力最强，特朗普在上任前已被这一政治炸弹困扰。在这个民主体制里，通俄门负面影响严重，调查甚至弹劾特朗普的呼声越来越大。一年过去，仍未完全破局。
　　美国普遍共识是，美国总统选举被干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伤害希拉里，并帮助特朗普。不仅美国人，很多人都想弄清楚，特朗普是否在竞选中与俄罗斯积极合作，特朗普团队有否收取克里姆林宫利益，以及白宫一号人物和克里姆林宫有没有关系，有的话又会是什么关系？
　　"通俄门"的人与事
　　2016年7月，特朗普上任前，美国发生大量邮件泄露事件，涉及当时准备竞选总统的希拉里。这些邮件披露了民主党在该次总统选举中偏向让希拉里出选，而导致党主席黛比 • 瓦塞曼 • 舒尔辞职。希拉里本来就被她当国务卿时的电邮风波问题困身，其时这些邮件又被爆了出来，对她的选举是个打击。
　　谁知，没多久就有消息指出，那些泄露电子邮件的官员原来跟俄罗斯政府有联系，希拉里邮件的爆料很可能是特朗普向俄罗斯黑客的呼吁。所以调查部门的结论是俄罗斯干预了这次选举，打击希拉里，帮助特朗普成为总统。
　　特朗普上任数月后，FBI局长詹姆斯 • 科米公开宣布，他们正在调查俄罗斯与特朗普竞选的关系。同年五月他被特朗普解雇，FBI的调查也暂停了。不过，“通俄门”已经蔓延开去，美国多个国会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该事件，司法部是其中之一。司法部的调查本来由司法部长杰夫负责，但民主党强烈要求司法部官员避嫌，司法部最后任命FBI前局长罗伯特 • 米勒为其特别顾问，监督其调查“通俄门”。
　　罗伯特 • 米勒的调查为特朗普带来不少麻烦，对他的团队提出了多项指控。例如，迈克尔 • 弗林和乔治 • 帕帕佐普洛斯两位顾问作假声明，隐瞒跟俄罗斯官员的关系，不过经调查后，他们均跟竞选中不当行为没有直接关系。
　　“通俄门”调查没有放过特朗普的家人，例如小特朗普、库什纳等人。
　　尤其是库什纳，他与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结婚，深受特朗普信任，担任总统资深顾问，与白宫资深官员共事，参与了不少政商和人事决策，包括中东外交问题，被认为可能拥有大量“通俄门”信息。调查关键是他们在竞选期间与一名俄罗斯律师（Natalia Veselnitskaya）会面，据称该律师有对克林顿不利的消息，但特朗普一家坚称该会面只是讨论了一些法案问题和制裁措施。
　　实际并不亚于911的危机
　　特朗普在“通俄门”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但至今还未有调查部门能提供有关特朗普联通普京反对希拉里的确凿证据。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高级官员威廉•宾尼曾经表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特朗普串通普京，操控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国家安全局肯定有能力拿到。而针对“通俄门”的调查过了一年多，几乎提供不了可以与公众分享的证据，这表示无论特朗普真的通俄需要被查办，或者只是被政敌陷害，公众都没办法确切说明当中理据。这是对美国民主社会的冲击。
　　“通俄门”爆出后，公众的反应跟911恐怖袭击之后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民情高涨，并且被带进某单一政治议程里。对美国来说，“通俄门”没有911恐怖袭击的画面感，但背后的问题与危机并不下于后者。
　　无论在911恐怖袭击，或者“通俄门”，信息可靠度都是整件事情的关键。在911恐怖袭击后，伊拉克是否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何关系，这些信息是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理据。而在“通俄门”里，普京有否下令窃听民主党电邮，并通过维基解密发布消息，以伤害希拉里的竞选，都是关键信息。
　　公众在两件事件上都只能相信政府，但分别在于，911事件出兵伊拉克是对外的，是由小布什政府推动的地缘政治议程，“通俄门”是对内的，并由民主党、共和党里反特朗普人士、主流媒体等煽风点火，目标主要是对特朗普政府施压，甚至扭转2016年选举结果里的“错误”。
　　无论“通俄门”真相如何，俄罗斯都是赢家
　　在“通俄门”里，普京成功地影响了一个超级大国的选举，这里不是说他成功帮助特朗普坐上总统宝座，而是他成功在舆论战上将美国选举制度的合法性模糊化，动摇了美国总统的认受性，并且挑明了美国民主跟其他地方也一样，政客之间都是有交易的。
　　美国政治也有腐败的部分，这其实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嘲弄。这并非新论调，亦是普京政权多年来所宣传的。其中心思想就是，虽然俄罗斯那一套可能不好，但替代方案或者美国那一套，也一样差，甚至更差 。
　　“通俄门”由开始至今，西方媒体大力渲染普京干涉美国选举，强调俄罗斯的威胁，但这论调对俄罗斯影响很小。俄罗斯公众对“通俄门”破坏了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报道，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因为他们本身也不相信美国的政治和媒体机构。
　　在这一层面，特朗普支持者的态度和俄罗斯大众是一致的，所以特朗普只要不倒台，他仍可留住支持者。
　　但特朗普的问题是，“通俄门”令美国大众意识到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等部门的运作是何等混乱，以后他只能学约翰肯尼迪总统那样，把这些机构碎片化然后重整，保持结构完全透明，但考虑到他已经逆行解雇这么多官员，重整的过程将为美国带来更多内耗。
　　普京擅长利用媒体达到理想政治效果，而俄罗斯媒体对普京政权如何对付国内对手一般都保持沉默。 不过，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却一反常态地报道“通俄门”，一方面批评这是毫无根据的西方宣传，另一方面暗示俄罗斯有影响美国大选实力。普京成为华盛顿政圈辩论的主题，这巩固了他的威名，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成了莫斯科最常被谈论的人物之一，但大家的看法是普京成功地将他自己送进白宫。
　　在“通俄门”的舆论战里，普京占了绝对上风。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国际安全研究主任乔纳森 • 艾尔表示，俄罗斯在“通俄门”里差不多赢尽了每一局。他认为，尽管有关美国大选的分析报告可能仍有不清楚的地方，但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受益人，也就是俄罗斯。

来源时间：2018/2/7   发布时间：2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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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环球时报

　　埃隆•马斯克创办的SpaceX公司北京时间7日凌晨成功发射了“猎鹰重型”大推力火箭，它是用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土星五号”火箭之后现役推力最大的火箭，有效载荷将近中国“长征五号”的3倍。
　　SpaceX虽是私营公司，但它显然站在了美国科工高水平的肩膀上。尽管“猎鹰重型”的研制也经历了曲折，但从大视角看，它又是美国航天业“信手拈来”的轻松之作。
　　中国航天业是“举国体制”，然而研制重型火箭的工作充满了挑战。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基础薄弱，中国的科工综合水平提供不了重型火箭需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充足条件，设计探索、工艺创新甚至材料升级都要同时进行，因此中国重型火箭的直径每扩大一米，就意味着中国整体科工水平必须跟进一步。
　　大推力火箭是提升宇宙探索能力的基础工具，火箭推力不够，一切免谈。“长五”发射迄今成功、失败各一次，总的来说，中国航天已经站到近地轨道20几吨载荷的高度上。但如果要实现载人登月，就必须把火箭载荷提高到比“猎鹰重型”载荷更高的水平上。
　　要知道，美国早在阿波罗登月时期，就有了近地轨道载荷超百吨的“土星五号”重型火箭，它比“猎鹰重型”的推力还大。也就是说，后者可以看成是“土星五号”的“反刍消化”。
　　航天是中国高科技走得比较靠前的领域。尽管火箭推力的差距不能看成中美航天水平差距的标准尺子，但这一差距可以大致看成两国航天实力格局的一个缩影，甚至它还折射了两国综合科技水平的某种对比。
　　不仅中国的航天技术和装备水平需要追美国，我们的心态也还需要更多锤炼。航天是需要巨额投资的，它是战略性十分突出的领域。但是中国社会不时冒出轻视航天作用的声音，不如把航天投入用于扶贫和发展教育的糊涂看法有时也能在互联网上招来一些点赞。
　　美国和前苏联都曾为发展航天事业付出过惨痛代价，人类第一名宇航员加加林就死于事故，美国有两架航天飞机爆炸，两组宇航员先后丧生。美俄辉煌的航天成就都是百折不回奋斗的结果，也是富有远见舍得“花闲钱”的结果。
　　近一段时间，有学者宣扬“中国在整体上已基本超越美国”，在舆论场上遭到广泛批评。那种被指“盲目自大”的看法能够堂而皇之地宣扬出来，值得我们深思。这样反常识说话的人大概认为中国社会上有喜欢他这么说的听众。我们非常希望说这种话的人误判了中国社会的态度。
　　美国仍然是很多重大高科技领域轻松的领先者，中国是艰难的追赶者。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中美这一巨大的现实差距，切不可以为中国市场规模的优势是能够逆转中美实力对比格局的压倒性因素。中国追赶美国的路还很长很长。
　　火箭推力代表了探索的高度，也是大国竞争时站位的高度。站得越高，就越有优势，越主动。中国虽有当前的差距，但无须气馁。至少在火箭推力上，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是稳健的，“猎鹰重型”的出现不代表这一趋势的改变。十年之后，中国的火箭推力远超“猎鹰重型”现在的水平将是大概率事件。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不会长期落后下去。

来源时间：2018/2/7   发布时间：2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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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经济显然没有特朗普总统宣扬的那么好，但也没有道琼斯指数2月5日暴跌1175点给一些人带来的联想那么糟糕。真正的问题出在，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以及多个场合把美国股市持续上涨作为自己的经济成就之一晒，这让一直反对他的美国主流媒体可以把股市暴跌当成攻击他的新理由，形成戏剧性效应。
　　美国股市前一阶段涨得太高了，即使不发生新的金融危机，短期回调也势在必行，但股市回调从来就不可能是投资者们唱着歌的公园散步，股市的大回调都伴随着血淋淋的踩踏。所以说把股市上升当做经济成就来谈，早晚要面临尴尬。
　　舆论现在对美国经济总体上挺乐观的，但对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不能吹过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确实现了很大程度的复苏，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增长机制重新启动，但今天的美国经济更多是吃老本的惯性增长和美国利用金融等综合优势刺激出来的增长，就像使劲晃香槟酒瓶，就会有更多的酒冒出来一样。
　　美国经济最近几年并无大的建树，比如这期间制造业没有形成引领世界的新的技术创新喷发，也没有足以改变格局的新商业模式的创建。自从上一拨互联网公司崛起后，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新涌现让全球眼前一亮的明星企业了，脸书、推特等都已是“老面孔”。
　　换句话说，美国远未恢复成带动全球经济的强劲火车头，更没有与时俱进成“动车组”。
　　美国当下振兴经济的思路存在严重问题，它希望重振本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愿望没有错，但具体做法却是在破坏全球经济的基本生态网络，试图以“掐尖”的方式增加本国增长的动力。小经济体可以“能捞一笔是一笔”，但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离开体系的支持不可能长期健康增长。
　　所以说不仅股市的波动来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能否一直“好下去”，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能够不断制造出新的英特尔、新的微软，乃至新的谷歌和苹果，那么美国经济的宏大和生猛就注定会一点点消蚀，“美国制造”的含义就会平庸化。
　　如今遑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很好”，犹如对一把利剑的称赞变成对它外观、甚至对剑鞘剑柄的称赞，赞美的标准退化了。美国经济原本是锋利的，而现在美国人可以为一些临时数字沾沾自喜了。
　　道琼斯指数从2014年到现在翻了一倍，这期间美国GDP只上涨了10%，它也不是美国的技术创新高峰期，因此“股市成就”的确没有准确反映美国的经济现实。这也没什么，全球股市都不同程度偏离了经济晴雨表的角色，美股的这次回调告诉人们，它的偏离程度大概不是各国股市中最小的。
　　美国经济需要继续啃美国的硬骨头，而非抢世界其他国家碗里的饭。维系住那一骄傲，美国才能长盛不衰。与其他国家抢普通饭，美国必然逐渐将自己带向发达经济里的一般水平。美国人对此需要建立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不怨天尤人，不惧怕竞争，搞清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着力点究竟在哪里。

来源时间：2018/2/7   发布时间：2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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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亚非  来源：观察者网

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在战略层面的定位日趋清晰，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把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列为“战略竞争者”，并把中俄对美国的威胁放在美国家安全威胁的首位。特朗普今年《国情咨文》提及中国的篇幅很短，但其措词明确，称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经济和价值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德州大学奥斯丁校区演讲谈到拉美与中国关系时，更把中国称为“中国帝国主义”。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报告也是亦步亦趋。

美国政府这些报告和领导人表态，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意味着什么？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有何变化，是否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走入对抗？中美应该如何行动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深入思考。

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最为要紧，因为大国关系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未来，决定国际秩序能否顺利调整，形成新的稳定架构，决定全球治理能否克服“失序”和“碎片化”，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而当今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关系。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武器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和安全利益都已经形成“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共生共存的利益格局。两国建交近40年，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然而，经过双方的努力，如今已是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又有着广泛、相互交错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同时，中美的确是意识形态不同、战略取向不同，双方在政治制度、国内治理、发展模式、保护人权等许多方面的分歧始终存在，美国想把中国变成又一个美国或者一个“听话的日本”的目标始终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近几十年的变化在于，中国在全球化大潮中学会了游泳，取得骄人的快速发展，中美力量的鸿沟开始逐步缩小，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体制的魅力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肯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有别于西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方案。这对于百年世界霸权美国来说，挑战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由此产生的战略焦虑也在所难免。

这些合作与竞争共存、合作占主导的两国关系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这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前提和背景。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力量不断上升的历史趋势，美国如何适应和调整，该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美国是否会像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样，如同斯巴达由于对希腊城邦崛起的“恐惧”而选择战争，美国也会因“恐惧”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取其而代之”而选择对抗和冲突呢？

这个问题目前美国还没有给出答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众，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随着每届新政府上台都会重新开始。从宏观看，美国并未在国家政策层面形成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格局，但是有迹象表明，至少美国有一些人和利益集团患上了这种没有根据的“恐惧症”，而且正在侵蚀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形式是在合作与遏制两手中，遏制一手在加强。

那么，中美应该如何进行良性互动，增加合作，减少猜忌，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对抗呢？

中国几十年来艰苦奋斗，和平发展，进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科技大国，开始扮演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占有重要一席。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新面貌、新特征。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很大长进和发展，无论从文明、意识形态，还是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中国都是独具特色的大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希望与各国包括美国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造福自己，也造福整个国际社会。

事实证明，中国选择的“美美与共”的强国之路和发展模式是正确的，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方向。中国需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国内成功治理基础上，结合国际形势和全球化的重大变化，这些年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方案，从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再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体现出中国以“和”为核心、倡导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天下观、新治理观和新型国际合作与发展模式。这些治国理政和全球治理的新思想得到各国的重视，为维护世界长期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

对于美国来说，长期霸权地位固化了其“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思维模式：即美国作为“山上灯塔”的西方文明优越感、称霸全球的绝对军事优势、占据世界金融统治地位的美元体系、独步天下的经济贸易强国地位，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挑战。简而言之，美国绝不容许在全球任何地区出现可能挑战美国上述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在美国历届国家战略报告中都有明确的表述，是明摆在那儿的。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历届政府和精英阶层，对此毫不掩饰。

当然，自美国建国以来，其思想界也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美国建国的核心理念“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美国这两百多年通过武力、掠夺和强权建立起来的“帝国”所包含的霸权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美国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因此，美国对于自己推动建立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体系，都采用“合则用之、不合弃之”的实用主义立场，双重标准一地鸡毛。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中国的发展壮大让美国颇为纠结：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是在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及其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系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员，中国并无挑战美国乃至“取而代之”的战略图谋。只要没有偏见和恶意，这是任何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美国过去曾用冷战、热战、政治孤立、经济打压等办法成功的对付了前苏联、日本、德国，现在正在四处围剿俄罗斯，继续挤压其战略空间。冷战的胜利曾使得美国变得不可一世，傲视天下，认为其主导的西方文明及其衍生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已经没有竞争对手，到了巅峰，“历史已经终结”，“山上的灯塔”将永放光芒。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时刻”（American Moment）。这也许是美国百年霸权最为辉煌的时刻，须不知这一时刻稍纵即逝，是那么短暂、昙花一现，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美国依然是世界霸权国家，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继续向前推进，世界力量格局变化也向着更加平衡、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首次东西方力量的“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美国面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变得神经“脆弱”起来，对中国等国家的战略焦虑加重，猜忌和怀疑加深，再次走到了需要美国做出历史选择的时刻。

其实就是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与中国建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维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并且做出适当调整，以维持世界的长治久安；二是延续过去对付其他大国崛起的“老套路”，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舆论等各种手段和优势进行打压、遏制、围剿，以维护美国的长期霸权地位。

目前看，美国尚未做出全面的选择，但是很多做法受固化思维模式影响，惯性、本能的按照“老套路”行事，搞离岸平衡，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保持高压和威慑，以压促变、以压获利。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度增大，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出尔反尔，就是受“老套路”的影响。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第一”的狭隘民族主义政策，这个特点更加明显。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面临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道路选择，后来因为“全球反恐”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威胁的顺序，大国威胁在美国的安全威胁单子上被“后置”了，而今天“大国威胁”又重新回到了美国战略威胁的首位。中国又出现在美国战略威胁的名单上，而且与俄罗斯一起“并列第一”。

其实，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反复强调的，中美“合作是唯一选项”。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选择，希望美国也在深入讨论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做出相向而行的选择。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中美有一万个理由加强合作，没有一个理由进行对抗，因为中美关系不仅影响两国自身，两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溢出效应”将对世界和平与繁荣产生直接影响。

事实是双方在两国合作中受益匪浅，这几十年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完全是双赢的。如果坚持说是谁占了谁的便宜，那是“零和思维”的延续。美国一些人所说的中国“正在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国的发展是占了美国的便宜”，那是痴人说梦，毫无根据。

中国的持续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挡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中国的发展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与国际社会的利益相一致，自然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力量的上升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力量的上升，而不是另一个霸权的出现。中国对外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都否定了“国强必霸”，永不称霸是中国的国策，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只要美国做出正确的选择，中美合作的前景无限，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无限。

来源时间：2018/2/7   发布时间：2018/2/7

旧文章ID：15245

作者：房宁  来源：观察者网

　　一位美国学者朋友多次对我讲起，美国这个在中国人看来很年轻的国家走过的是一条十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
　　他说，看似强大、老大的美国一路走来遇到了许多困难，吃过许多亏。美国真正有价值，值得人们学习借鉴的东西，也许在于它曾经历的那些困难，以及能够克服困难，从困境中走出的精神和能力。
　　想想他说的话，看看美国历史，的确是这样的。
　　美国诞生在独立战争的炮火中，自由平等的观念支撑着这块北美殖民地独立建国。但1787年的美国宪法隐含着保护奴隶制的条款，建国之初的北美13州中许多州保留着奴隶制。直到80多年后，终于因观念不合、利益冲突，美国爆发了惨烈的南北战争。
　　1864年带领北方获得胜利的林肯总统力促国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试图废除美国的奴隶制，然而就在第十三条修正案通过后没几天，林肯遇刺死于南方人的报复。
　　林肯遇刺后，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们继承林肯的遗志不屈不挠地推动种族平等，终于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修正案，至此自由平等的美国立国精神与原则终于转化为宪法的规定，而这时距《独立宣言》签署差不多已有百年。
　　即使如此，实行联邦制的美国的各州法律与美国宪法还有很大差距，此后美国又走过了近百年的宪政路程。
　　在一战二战中，美国黑人战士毅然走上战场，为美国而战流血牺牲。黑人战士用他们的鲜血洗刷了黑人在白人心目中的形象，提升了黑人在美国的地位。二战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逐渐兴起，在各地尤其是南方各州实现种族平等的斗争风起云涌，马丁·路德·金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经过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和“金牧师们”的奋斗和努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近200年前签署的美国宪法的平等权利才最终为美国各州法律所承认。但又一个“即使如此”，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在美国顽强地事实存在，以至于当年美国联邦政府曾一度出动美军精锐101空降师武装护送黑人孩子乘坐公交车上学。
　　1962年同情黑人民权运动和支持消除种族隔离的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在“孤星州”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
　　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平等精神化为宪法，再由宪法落实到各州法律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
　　美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让我们明白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并不是靠思想文化的传播和说教就能变为现实的。
　　不是吗？1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是也曾经天真地相信过“公理战胜强权”吗？美国的自由平等之花，是靠不懈斗争，是靠黑人战士和白人总统的鲜血来浇灌，是靠经济发展、产业进步和就业扩大才结出了果实。
　　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历史悠久而漫长，从文明史角度看，美国与中国比是十分年轻的国家。如果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算起，中国国家已有2239年的历史，而美国建国才242年。但从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历史更长，中国才是年轻的国家。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那时美国建国已快300年了。
　　记得那年在亚特兰大参观《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的故居，颇具独立和反叛精神的玛格丽特离开富有的家庭租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公寓里，这间公寓有一个很小的厨房，里面居然有一个很现代的两灶头煤气灶。
　　要知道，那正是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而2017年的中国为了减少华北冬季大气污染推行“煤改气”竟还闹出了一场风波。
　　第一，美国是一个“吵”出来的国家。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美国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国家。200多年前奠定美国国家之基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是今天被看作美国先贤的那些精英反复争论的结果。
　　1787年那个又潮又热的夏天，几十位来自北美大陆东海岸13个地方的绅士在费城一间殖民地风格的小楼里吵闹了几乎一夏天，最后草草签署了那份举世闻名的文件《美国宪法》。
　　此后几乎每一份影响美国社会、美国历史的文件、法律无一不伴随着激烈的争吵，直到最近特朗普总统力主、被国会惊险通过的减税法案。
　　泱泱大国的法律法规、重大政策乃至国家意志，总是在嘈杂甚至是不堪的吵闹声中诞生，让人有些不好意思。但现代社会科学告诉我们，这叫作“公共政策辩论”，这也许是现代社会条件下最可取的形成法律和政策的方式。
　　公共政策的公开辩论首先是利益综合的过程，而人类社会各个国家所有的法律、政策本质上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综合的结果。进一步讲，通过公共政策公开辩论的好处是，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立场和认知局限而导致的片面性，又由于公开辩论带来的舆论监督大大压缩了政治精英们私下交易的空间。
　　第二，美国是一个“告”出来的国家。
　　从法制史的角度看，美国可以说是一个通过法律诉讼而不断成长进步的国家。
　　1800年，也即华盛顿逝世的第二年，亚当斯和杰斐逊激烈竞选。落败的亚当斯在离任前大搞政党分肥，利用行政权任命了一大批“星夜受命人”。因为国务卿马歇尔的疏忽，马伯利等人的任命没有签发，而杰斐逊的国务卿麦迪逊取消了马伯利等人的任职资格，最终导致了美国历史最著名的司法诉讼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发生。
　　此案确立了美国普通法院拥有的违宪审查权力，并进一步确立最高法院的宪法审查制度，在美国政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国家进步的每一次重大改变，换个角度看，常常就是一部法律制定或是一场诉讼的结果。用精准的司法诉讼厘定是非，用法律固定政治结果，美国的进步始终伴随着法治进步，因此它的发展进步是扎实的、坚实的。
　　时任首席大法官在此案中写下的著名判语，现在被刻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墙壁上：“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
　　第三，美国是一个“扒”出来的国家。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企业壮大，企业家发达，政商勾结沆瀣一气，大获其利，渐成垄断之势。美国的记者、文化界人士对企业界、政界的各种丑闻劣迹十分痛恨，进行了无情揭露。大企业家和政客们十分不爽，总统罗斯福咒骂那些揭短的人是“扒粪男”！敢于揭露政商两界黑幕的知识分子不为所动，干脆以此自称，进而形成了专门针对精英名人的舆论监督的所谓“扒粪运动”。
　　扒粪运动在后来美国国家建设起到了一种当年不曾料想的作用，将名人精英放到舆论监督的风口浪尖，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众对精英阶层的神化，形成了对于公共权力强有力的舆论监督。
　　以史为监可以知兴替，这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我们把历史比作一面镜子，但问题是在这面镜子中看到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真实，是否如其所是，则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在历史之镜中看到的是一个个经过化妆的人物和被粉饰的事件，这样的史监就没有什麽意思了。
　　美国历史上有许多被尊为先贤或英雄的人物，但我在学习美国历史，看历史人物的传记时，甚至看好莱坞的历史片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不神化英雄，不为贤者讳。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是美国政治史与《独立宣言》、《宪法》等并列被称为五大立国之本的政治文献，但大家都知道他急流勇退的重要原因是受不了政坛的相互攻讦；富兰克林混乱的私生活被普通美国人津津乐道；林肯做起事来不择手段；肯尼迪龌龊的私生活不仅尽人皆知，甚至还成了好莱坞的重要题材；而接替肯尼迪与他一道完成了林肯未竟事业的约翰逊总统，其人语言粗俗、个性粗鄙简直就不配在华盛顿政治圈子里混；马丁·路德·金，按今天的说法是个“撩妹高手”，完全没有对女性的尊重……
　　一部部素面朝天的历史，一本本如其所是的传记，忠实地记述了美国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国家和人民走过的路。不为贤者讳，敢于直面历史，才使美国人能够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许多，记住许多。
　　美国的这些优点都是值得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人学习的，脚踏实地，不文过饰非，才能干出一番真事业、大事业。

来源时间：2018/2/7   发布时间：20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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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莱昂纳多·迪尼奇  来源：中美聚焦

　　美中两国都在竞相制定包括发展人工智能（AI）在内的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然而，它们在投资策略、与人工智能领先企业的合作、人才培养、预测可能的挑战等方面却行事各异。政策执行上的差别，也许将决定谁是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的领导者。
　　无论是视频游戏、财务应用、车辆、军事武器还是语音识别软件，人工智能的聚合都会产生“更智能”、更自动化的流程和服务。与无法通过学习而进化的“冻结式软件”不同，人工智能系统会随着接触新信息而不断改进。由于它具有使现有技术“智能化”的巨大潜力，未来社会将把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社会和经济目的。
　　竞争现状
　　美国和中国对待人工智能有文化、组织和范围上的差别。北京向研究计划提供大笔国家资金，而美国私人部门得到的政府投资要少得多。目前，美国公司尤其是谷歌、微软、脸书和亚马逊主导着人工智能开发，但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表示，美国缺少充实的“国家战略”进行人工智能开发与创新。特朗普政府最近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人工智能预算削减了10%，降至1.75亿美元。奥巴马执政期间参与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也正在减员。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拨出数十亿美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以应对美国和俄罗斯的竞争。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概述了北京到2030年人工智能实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战略。
　　就范围来说，在美国，人工智能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军事一体化。美国军方领导人主张在进攻和防御武器上技术性、小范围地使用人工智能，限制武器的无人自主，保留人的指挥和由人掌握的控制系统。而中国不那么关注法律和道德问题，并准备把人工智能开发应用于整个社会，在产业、经济和军事领域让技术有更大的权限。
　　美国企业面临着中国的激烈竞争。类似于谷歌的百度是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分支领域的领导者，腾讯在流行消费应用方面也使用了人工智能。虽然目前是美国企业主导着人工智能革命，但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数字鸿沟”是无法逾越的。中国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比美国或印度几乎多三倍，移动支付使用次数多50倍以上，外卖送餐服务多十倍以上。这些海量数据宝藏加上研究成果的增加，将推动中国未来几年在人工智能方面达到全球领先或者共同领先地位。
　　正如世界知名人工智能研究专家李开复和欧亚集团地理技术实践负责人保罗·特廖洛在他们撰写的报告中所称，这种数据优势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至关重要。业务涉及云服务、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公司收集到的信息，被用于面部识别、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分支领域的人工智能算法训练。尽管中国在芯片和处理器的硬件生产方面落后于其他人工智能领先国家，但它希望依靠数据优势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中国的集权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与奥巴马政府2016年制定的人工智能政策类似，包括长期投资战略、提倡私营部门与政府加强合作、计划培养高端工程专业人才，同时预测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潜在社会挑战。它描述了这样一种战略：联合私人部门与国家，通过学术、研究、产业、生产和商业领域骨干企业的合作，建立先发优势。中国政府认为，兼顾军民两用可以保护中共的利益，发展警务、审查和监视可以维持强大的国安与国防体系。
　　虽然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倾向于避免触及军事合同和国家安全应用，但中国政府已经与百度和国家高校合作，帮助建立中国首个深度学习实验室。来自高校或企业的获得国家巨额资助的中国团队，在机器学习和视觉目标软件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苏州，当地的人工智能企业可获得高达80万美元的补贴，深圳的企业可以得到100万美元。国家支持的中国投资公司还投资美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这有可能泄露知识产权，或者达成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合作伙伴关系或许可协议。随着全中国各地都在建立人工智能专业，增加硕士学位和博士课程，来自北京的巨额资金支持正打造出一条获得顶级人工智能人才的通道。
　　中国期待在未来对人工智能采取广泛的全国性政策，使研究、开发和应用成果最大化，把不受欢迎的法律法规和道德后果减到最少。不过北京的目标还有更大野心，它是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促进国内的繁荣与便利。中国政府希望借发展人工智能的机会，通过城市、政府以及诸如农业生产、交通、社会保障、养老金管理和共同安全等领域的“智能化”，实现更有效的治理。另外，《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则》还寻求把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用于国防，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与美国不同，北京所希望的是让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实现“智能化”。
　　美国缺乏战略吗？
　　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曾经预计，在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让1/3的25-54岁的男性不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任美国财长斯蒂文·姆努钦非但没有预见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挑战，反而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力问题“根本不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
　　正如贝尔弗中心2017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所述，美国的目标是人工智能的各种军事用途，但没有强调与社会相关的变革潜力。美国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试图通过发展军事威慑技术来与全球对手竞争。硅谷和国防部主要投资于虚拟现实，为的是提升训练及计算机视觉能力的有效性，以区分打击目标和非打击目标。目前，对更广泛的人工智能分析应用关键技术，或可以提高整体处理速度的云计算技术改进，美国还没有投入重金。
　　美国的方式方法，加上华盛顿与硅谷的紧张关系，威胁着美国为人工智能制定一个长期国家战略的能力。贝尔弗中心的研究认为，国防部应该增加涉及进攻和防御的一般性研发投入，应该促进国家安全部门与商用人工智能产业之间的合作。
　　如果军事系统无人自主的法律与伦理障碍以及政府拨款的削减导致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不断减少，美国将发现自己很难与中国的把人工智能应用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进取性规划竞争。华盛顿的领导层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革命将改变国家的战略、优先事项和利益，同时也将把全球的力量平衡转移到为此做了最充分准备的国家。

来源时间：2018/2/7   发布时间：2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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