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CHELLE GOLDBERG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就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周二晚发表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演讲的几小时前，传出了白宫放弃其韩国大使人选的消息。特朗普政府上任一年以来，这个职位仍然空缺。
　　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报道，车维德(Victor D. Cha)的提名原本不久后就要递交给参议院。他曾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中工作，对朝鲜态度强硬；但在他私下表示对美国对朝发动预防性打击持保留态度后，白宫放弃了他的提名。《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报道称，车维德被问及他是否“有设法帮助美国公民撤离韩国的准备”，如果美国进行轰炸，将有必要撤离公民。这很可怕，因为这表明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的事情。
　　的确，这似乎让车维德本人害怕；就在国情咨文演讲开始之前，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预防性打击的评论文章。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许多美国人也会在军事冲突中死亡，显然他觉得一些读者并不在乎数百万韩国人死亡的可能性。“需要明确的是：总统将会让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比如匹兹堡或辛辛那提——的美国人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假设一个疯狂的、不可遏制的独裁者会理性地被美国所展示的火力能力吓倒的话。”
　　车维德的警告让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对朝鲜表示的好战尤其令人恐惧。在没完没了的演讲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特朗普说，“朝鲜不计后果地追求核导弹技术，这可能很快就会威胁到我们的国土。”他补充说：“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满足现状和让步只会招来侵略和挑衅。我不会重复往届政府犯下的错误，那些错误让我们陷入了这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特朗普的听众席中有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这名美国大学生曾被朝鲜判处15年劳动教养，后因受伤严重被送回美国，不久便去世了。特朗普似乎在用瓦姆比尔的死来宣传战争：“今晚我们宣誓，用美国的全部决心来寄托对奥托的怀念。”
　　听众席中还有金成浩（Ji Seong-ho，音），这名勇敢的脱北者在1990年代中期的饥荒中失去了左手和左脚，他举起拐杖的时候，人们向他报以欢呼声。金成浩已皈依了基督教，他认为，基督徒有责任摧毁朝鲜政权。基督教福音派出版物《基督教邮报》(The Christian Post)在2010发表的一篇介绍金成浩的文章中写道，“他强调说，虽然朝鲜对在该国倡导宗教的所有人进行残酷监禁和屠杀，但是，基督徒有责任来拆毁朝鲜抵御基督教和宗教的大墙，只有这样，朝鲜人才能崇拜上帝、找到快乐。”金成浩出现在国情咨文演讲的现场可能意味着，特朗普正在试图为打一场宗教战争，赢得他的福音派大本营的支持。
　　美国基本上完好无损地度过了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周二是我们的运气可能快要耗尽的标示。如果美国与朝鲜开战，未来的历史学家将难以理解我们是如何跟随着这个就连其内阁成员都鄙视的人梦游般地走向世界末日的。
　　这次国情咨文演讲的长度在过去的50年里排名第三。如此令人昏昏欲睡的东西竟如此地令人惊慌，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8/2/1   发布时间：2018/2/1

旧文章ID：15187

作者：白明  来源：环球时报

　　今为止，谈论中美是否会爆发贸易战者众多，而对什么是贸易战却少有思考。既然贸易战也是“战”，那么单纯从军事学角度看,阻击战、伏击战等局部战斗是“战”，而影响战略全局的战役更是“战”。但就贸易战而言，显然大家不认为一般的贸易摩擦也是贸易战，而会更加认可贸易战是贸易摩擦的升级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贸易战的理解可以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为何打贸易战来看，发起贸易战并不在于追求短期内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将竞争对手击垮，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二是从怎样打贸易战来看，与普通贸易摩擦相对独立特征不同，贸易战不是若干贸易摩擦案件的简单合成，而是由一系列贸易摩擦形成至少有两个以上回合的因果关系。
　　三是从谁来打贸易战来看，基本上发生在贸易大国之间，至少是所涉及商品种类的主要贸易国。
　　四是从打什么贸易战来看，所涉及的商品种类不仅在相关各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相互间“抢饭碗”的替代动机很强。
　　近些年来，全球贸易发展中出现的摩擦为数不少，但能够升级为贸易战层面的贸易摩擦却较为有限。例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日本成为贸易大国之时，也曾经遭遇到美国强有力的贸易保护，导致当时日美两国在半导体、汽车、大米、牛肉等方面的贸易摩擦一个接一个，最终发展成为贸易战。
　　未雨绸缪，面对贸易战的压力，我们应当从“双防”入手立足于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想方设法防止爆发贸易战，另一方面也要想方设法防止在贸易战中吃亏。
　　毋庸置疑，防止爆发贸易战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但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让中国入世是一个错误”，并且说，“中国离市场经济越走越远”。这种做法显然不是合作博弈的态度，而是热衷于对抗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朗普要中国做什么我们就照单全收，自然发生不了贸易战，但这种“无战事”不仅意味着对我不公平，也会使对方得寸进尺。至少，在处理中美贸易关系问题上，“美国优先”的这个毛病我们不能“惯”。
　　我们不愿意贸易战，但也不怕贸易战。“美国优先”政策对于防止中美两国贸易战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一旦防不住贸易战爆发，我们也要及早做好准备。一方面，面对着美国方面的指责，我们要讲清楚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并不是吃亏的一方，不让美国在搞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还占据着道德制高点，也使我们采取应对美方贸易保护的措施出师有名。例如，我们要多讲中美贸易中美方的单位贸易附加值要高于我们，也要多讲中国对美出口中包括许多美资企业的产品，更要多讲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要在应诉庭上时讲，也要对美国企业讲，还要对美国民众讲，更要在世贸组织讲。另一方面，面对着不能轻易排除的爆发贸易战可能性，必要时我们也可考虑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准备好各种反制措施。事实上，没有“弹药”，什么“战”也没有把握赢。(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来源时间：2018/2/1   发布时间：2018/2/1

旧文章ID：15185

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发表国情咨文，这看上去像是一次美国式的表扬和自我表扬大会。特朗普将自己执政的一年称为“新美国时刻”，并定义它是“有史以来的最好一刻”。一年前他描述的美国已经因为前任们错误的执政烂透了，今天他领导的美国则重新成为了经济蓬勃发展的强盛国家。
　　美国政治似乎喜欢这样的“自我表扬”。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赢来现场的很多掌声，尽管这些掌声与美国社会这一年更加严重的撕裂不太对得上号。
　　特朗普演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其中约十分钟给了朝鲜问题，而且现场还请来了死亡美国留学生的父母以及一名脱北者，他显然对朝鲜的事非常用心。联想到中情局局长蓬佩奥近日表示担心朝鲜获得用核导弹袭击美国的能力也就是“几个月时间的事”，特朗普这样做是否在对美国社会进行不寻常的动员呢？
　　整个国情咨文报告中，提了三次中国，有两次是顺带提的，剩下的那句话是明确讲中俄是美国“对手”。奥巴马时代将中国说成是伙伴或“竞争者”，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定义的负面升级经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到国情咨文的几次阐述，看来大体定型了。
　　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了“强大的核力量”“强大的军力”对美国的重要性。作为世界第一大超级军事力量，美国仍然鼓吹要让自己的军力更强大，国防预算更多，这会给世界秩序带来什么消极影响，特朗普总统和为他鼓掌的美国精英们看来并不愿意考虑。
　　在华盛顿精英们的眼中，美国和世界大致是这样的：美国很伟大，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处心积虑地占美国便宜，凡是与美国有摩擦或者冲突的国家，都百分百是它们的错;有一些恶势力、包括朝鲜需要美国清除，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挑战其利益、经济、价值观的对手。
　　然而华盛顿必须承认，它当下的政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担忧。华盛顿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被广泛视为美国的自私，而宣扬“美国优先”可以转化成国际社会的福祉则被看成是虚伪的。人们看不到过去一年里，美国为维护世界稳定做了什么额外努力。
　　世界都不好，就美国走运，这在全球化时代可能吗？华盛顿以“公平贸易”为借口，要求各国市场在WTO规则之外单独给美国开小灶，还逼迫美国公司把钱撤回来，外国公司把钱投到美国去，华盛顿用“多挣来的钱”进一步掀起建造美国核导弹和无敌海军的高潮，然后美国总统每年的国情咨文都可以附上一份世界给美国经济“纳贡”的清单，这就是美国要的世界秩序吗？
　　“美国再次伟大”决不可能是威逼出来的。美国最近一年的成就到底多大存在争议，但这些成就显然付出了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损失和谐的代价。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在逐渐积累，这对美国繁荣的可持续性是一种潜在的侵蚀和威胁。
　　美国以总统国情咨文报告为契机的表扬和自我表扬是在国际社会的不安中进行的，对外界的这种不安美国执政者可以不为所动，但它肯定不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得分。国际社会如果不断出现对“美国再次伟大”的不配合，将会消耗掉美国新取得的很多成就，如果它们的确能够取得的话。

来源时间：2018/2/1   发布时间：2018/1/30

旧文章ID：15184

作者：  来源：正角评论

　　正角评论：郑老师，我们今天先从美国社会状况的恶化聊起。我们这里有一份美国哈佛大学对于美国现阶段财富分配的研究，结果非常触目惊心，这个研究结果在网上也引起了热议。
　　在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美国1%的富人掌握了整个美国社会40%的财富。在2017年，40%的美国民众属于几乎无产状态（不拥有任何股票和房地产）。70%的美国民众（包括了整个中产阶级），只占了社会7%的财富，这与1970年的情况几乎对调了。
　　1970年，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高达31%，但美国前1%的富人只占全美国财富的9%。1970年美国的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比例为61%左右，而冷战结束后的经济黄金时期曾一度高达70%；2007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中产阶级人数为58%，到了奥巴执政结束时，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只占49%，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还多。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这次调查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美国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个纺锤状的社会，就是中产阶级多，而爆富和贫困的人口少，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仿佛已经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变成了一个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度。另一方面，美国力挺奥巴马的左派也辩驳说，中产阶级资产的减少是受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之故，他们虽然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减少了，但是他们的人数下降并没有那么严重（从58%降到49%），美国纺锤状的稳定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恶化。郑老师您如何看这两种观点呢？您认为美国是否还是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呢？
　　郑永年：我们在讨论中产阶级是否还是社会主要构成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应该怎么界定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对社会为什么重要。中产阶级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们大致都有几个共识：1）他们是勤劳的店主或小资产商贩，大企业的技术工人 ，或者是大企业的知识型雇员；他们有稳定的，远超过温饱底线的收入；2） 他们有一定储蓄，持有股票或债券，在自己的主体职业外存在资产性收入；3）他们在城市购买住房，拥有不动产；4）他们往往都受过中高等教育，具备相对理性的判断能力。
　　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中产阶级拥有远超温饱线的稳定收入，决定了他们生活富足，能过有品质的生活的人往往都没有暴力倾向。同时，生活富足使得中产阶级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存款，在财务上有足够的缓冲带，在发生社会变故或者暂时性失业时，生活依然拥有稳定的保障，不至于因为社会经济上的冲击轻易失去生存能力从而倒向堕落甚至犯罪。这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社会才是稳定，安全和低犯罪率的社会。这也是中国古代所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表达的道理。
　　中产阶级拥有股票和债券等投资意味着中产阶级虽然往往是雇员而非雇主，但是他们也能够站在企业和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欧美国家现阶段运行的大众民众往往沦为福利的拍卖会，政党为了争取选民（尤其是收入处于贫困线的底层选民），通过承诺过高的福利来争取选票。中产阶级由于本身涉及投资，能从公司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过度福利的危害，同时由于自身的收入相对较高，很难被福利政策“购买”选票。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雇员身份也使他们可以通过选票让政府也不能完全站在资本一方制定政策。大众民主并不是促进社会整合的力量，但如果中产阶级占社会的主导地位，那么不管谁要当选，都必须考虑到中产阶级的诉求，这样不管哪个政党当选社会都既不会太左，也不会太右，整个国家的政策和发展都会呈现出健康和稳定的态势。
　　羸弱的中产
　　我个人认为美国正处在中产阶级社会塌陷的临界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刚才你提到的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中，占社会人口比例70%的中产阶级只占据了7%的社会财富。这是从财富的数据角度在解读社会，但是中产阶级实际遭遇的经济窘境比这个数据显示的状况更严重。因为美国的特殊制度规定，美国收入一部分会被强制存入类似于我国养老公积金的账户，这部分钱在很多国家如新加坡是属于政府统一管理，在美国白领则是用来投资股票或基金然后在退休后才能逐步领取这部分积累。所以大量美国中产阶级之所还拥有股票和流动资产并不是他们现金有剩余还在投资，而是他们在缴纳的公积金中强制投资的部分。根据美国银行理财网2016年的一个统计，三分之二美国人银行账户里连500美金都拿不出来。超过80%的美国中产阶级，处于财务平衡的边缘（可支配资金少于500美金），他们稍不注意就会跌落到贫困甚至破产的境地。《Broke，USA》的作者Gery在书中探访了大量因为现金贷而破产的美国家庭。美国CFPB（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定义发薪日贷款是一个针对个人的短期小额贷款，借款人必须在下次发薪日偿还，贷款时长一般为二周至一月，贷款额度洽在500美金左右。借款人无需提供任何经济能力的证明，只要提供能收到薪水的工作证明。这就是中国现在流行的现金贷的前身。由于这类贷款利息极高，但几乎无需放贷审核，它常被遇到应急事件的中产所使用，但是由于现今大量中产阶级本身处于现金流极为紧张的状态，所以一旦开始每年化300%的利滚利循环，一般中产家庭很容易直接破产。2016年，现金贷已经让数十万中产阶级在最初仅借贷500美金左右的情况下跌入破产境地，引起了社会对高利贷的极大愤慨与关注。以谷歌为首的公司已经从社会利益出发，禁止了美国所有现金贷的宣传和广告。
　　区区500美元的现金贷款可以引发这样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美国媒体宣扬的依然占美国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有多羸弱。一旦再有任何形式的大规模经济危机，美国社会极容易发生现有中产阶级塌方式的沦为贫困阶级的状况。我们现在说，美国民粹主义崛起，但如果把民粹主义放到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下，则很容易理解。
　　2
　　正角评论：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会在近30年来沦落到如此境地？郑老师能剖析下深层次的原因么？
　　郑永年：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简略地说，造成美国这一现状的有三个主要原因。这三股力量分别是全球化、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和精英阶层的堕落。
　　资本的全球化
　　目前的全球化，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正处于资本的去“主权国家化”成为超主权资本的阶段。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
　　当下的资本全球化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躲避主权国家的税收。
　　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对当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直接影响就是，他们成了美国纳税的唯一主要税基。
　　美国2016财年的政府收入来源中，个人所得税占47%，工资税占34%，企业所得税仅占9%。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大部分是由只占社会财富7%的中产阶级缴纳的，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由工资和简单的美国本土不动产构成；而最富有的那批美国精英却通过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手段，让自己的财富躲过了税收。
　　全球化的另一个深刻影响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工作也被转移到了别的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导致了他们会把任何可以转移到综合成本更低国家的工作尽可能的转移出美国。今天印度孟买的人力公司做着美国客服公司的接线业务，中国郑州的富士康生产着美国的苹果手机。所谓的美国经济复苏让华尔街那些大公司的股价回到了从前，但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平均周薪却从2000年的2800美金降到了2017年的2000美金。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大量的高薪工作被转移出了美国。
　　一方面是工作的减少与薪酬的降低，另一方面是税受的重压，美国中产阶级是最近这一轮全球化在经济上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
　　如果说全球化对中产阶级的打击主要是经济的，那么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中产阶级的打击则不仅是经济的，还是种族的。
　　美国在冷战过后流行一种理论，叫“种族大熔炉论”。这种理论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观念，一种自由与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的载体就是美国的大众民主制度，这是普世的，也是人类最终最好的文明形态。这种思想对内认为，任何一个种族的人进入到美国后，都可以而且一定会变成一个持这种观念的美国人，并且会以一个清教徒的奋斗方式去实现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对外方面则表现在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认为美国的文化和制度最终会成为全球统一的文化与制度。种族大熔炉理论曾今一度在全球知识界被广泛认同和接受，欺骗了不少人，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美国人的性格》中也持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在实际执政过程中的现象就是，冷战后美国的移民政策极为宽松，并在奥巴马时代达到了顶峰，例如奥巴马通过“追梦人计划”让美国非法移民人数飙升至2000万人。直接后果就是传统美国白人的比例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里急速下降。
　　根据2015年美国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截止2015年7月，在美国总共的3142个郡中，已经有370个郡的白人数量不到当地人数的一半，比2010年的数据多了31个郡。这些由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郡，容纳了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它们分布于美国的37个州（包括华盛顿特区），一些重要城市就被这样的郡环绕，如德克萨斯的奥斯汀、沃斯堡，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佐治亚州的萨凡纳；而亚特兰大和加州萨克拉门托的部分周边地区也是这样的郡。拉丁裔、亚裔和黑人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白人，这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现象。2015年7月的统计显示，拉丁裔增长率为2.2%，黑人增长率为1.3%。而美国白人增长率仅为0.1%。布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弗雷说，新的数据还显示出在不同代际之间，不同种族人口增速的差异还在扩大。目前，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四分之三是白人。在18-34岁的区间，只有56%为白人。而在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白人比例则刚刚过半。
　　持续三十年的移民现状证明“种族熔炉”理论破产了。来自欧洲的跟美国主流白人同属基督教文明的人能融入美国社会，但是来自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甚至非洲文明的种族却并没有大量变成“美国人”。大部分少数裔移民在美国保持了其原有的文化与思维，他们并没有美国传统清教徒那样的奋斗并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国梦。
　　一个政治上不正确但却被公认的事实是，大部分以非洲裔和拉丁裔为代表的少数裔人群，奋斗精神远逊于传统美国白人与华裔。他们缺乏在经济上奋发向上的动力，甚至根本不认同美国以及美国那套“普世”文化，但是对美国的福利却有着巨大的诉求。1994年10月16日，7万墨西哥非法移民抗议美国政府不给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费教育，但是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当是就有观察者提出，“他们为什么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但是却要求美国给予他们的子女免费教育，他们至少应该举美国的国旗”。两个星期后，更多的墨西哥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的国旗上街了，不过他们是倒着举的。
　　虽然少数裔对美国原有的价值观并不认同，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对他们的选票却是认同的。少数裔在人口上的崛起实实在在地左右了大选。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是利用这一改变的代表人物。在2007年的美国大选中，奥巴马组织了一个由非洲裔、穆斯林、拉丁裔、同性恋者等传统边缘人群构成的奥巴马彩虹大联盟（美国媒体因为其支持者是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种族和不同政治主张的传统边缘人群而创造的名词），通过倡导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支持同性恋者，支持少数裔平权法案等倡议，一举夺得了大选。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政客采用的方式让人再熟悉不过了，就是通过为少数裔提供福利廉价的购买其“选票”。例如奥巴马医保，在政客们对中产阶级选民叙述的故事里，这是一个帮助美国底层那些可怜和无助的百姓获得医疗帮助的温情故事。
　　但在其获得通过后的执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简单地讲就是它让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医疗保险成本平均上升了25%，再用这些提高的费用作为对以非洲裔和拉丁裔为主的无医保人群提供医保。由于要争取足够多的选票，奥巴马医保在实际条款的设置上过分宽泛，甚至违背保险的基本原则，对已经患病或者明显不在正常保险范畴内的情况也强制保险公司执行并用税收补贴。大量自媒体都报道，在政策执行后，很多医院都出现了重症监护室被吸毒的瘾君子占据并由纳税人买单的现象。
　　这也是特朗普在竞选时用奥巴马医改攻击民主党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随着美国这类少数裔的增多，美国政客以福利为手段获得选票变得越来越严重，而这些福利所需要的费用自然地落在了美国社会的主要税源——中产阶级身上，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中产阶级的经济负担。
　　同时，美国的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在种族上打击着白人中产阶级。种族大融合理论的直接推论是，任何种族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种族是落后的，因为所有的种族都终将接受美国的文明；所以任何一个针对种族或文化的批判都将被视为政治上的不正确，是落后的种族主义，任何少数种族在社会上的弱势表征都是这种种族主义的残余。
　　左派将这种理念转化成实际社会运动目标，那就是将可以理解为种族之间不平等的任何社会表征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拉平，让美国跑步进入最后的各种族平等和谐的状态。由此便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所谓“平权运动”。
　　例如左派要求大学在招生时必须招一定比例的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裔学生，无论他们成绩离华裔或美国传统白人学生差多远；又如，奥巴马倡导在硅谷公司必须招收非洲裔和拉美裔等少数裔的程序员，因为硅谷高薪的程序员中华裔和美国传统白人的比例过高。
　　在平权运动的过程里，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男子，这个美国传统社会的中流砥柱群体，没有任何立足地，除了对1968年之前的美国历史悔罪。在“平权行动”之下，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唯一需要做出牺牲的群体，而且随着移民持续涌入，这种牺牲变得愈发沉重。此外，在种族玩笑上，只能拿白人（男子）开涮。
　　在学术课程上，在几乎都由左派占主导的传统媒体上，在圣母左派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好莱坞产品里，美国传统白人都时不时被要求为他们曾经的“白人特权”忏悔。实际的情况是，自从政治正确流行起来后，美国传统白人男子是美国社会唯一没有任何一项政策优势的族群。所以，现在美国社会中兴起的白人至上主义实际是美国极左派少数裔至上主义的孪生兄弟。
　　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以奥巴马和希拉里为代表的西方精英由于改变了选票票源（从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票源变成了奥巴马彩虹大联盟），他们不再是引导整个社会前进的动力，也不在追求真正的公平和正义，而是开始加速堕落。
　　奥巴马彩虹联盟的票源的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选民的诉求明确且单一，并且这些选民对政治人物的很多行为不敏感。一个没有正经工作的非洲裔的选民只要得到了承诺，就可以几乎不用缴纳保险费用而得到奥巴马医保，那么他不会考虑奥巴马挥霍了纳税人7000万美元用来度假，创下了美国总统度假花费的最高记录。
　　一个墨西哥裔只要得到了保证，奥巴马的追梦人计划（让未成年的非法移民一次性直接获得合法移民身份）可以使他们家刚刚迈过边境线的亲戚一次性获得美国的所有福利，他就不会在意希拉里操作牛奶期货盈利是否连税都没交或者她的邮件门事件是否触犯了法律。
　　有了稳定的票源，这些政治精英和与他们合谋的资本精英便显得肆无忌惮。
　　最让传统白人中产阶级难以接受的就是这些精英对自己明火执仗的掠夺。众所周知，2007年金融海啸过后，应该对这一危机负主要责任的华尔街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反而获得了美国政治精英的一再救助。2008年，奥巴马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国会通过了新一批高达8190亿美元的对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救助。结果这批华尔街精英立马将其中184亿美金直接用于他们自己的分红。这一分红比例相当于金融危机前2004年鼎盛时期的比例。
　　事后奥巴马仅仅表示“这是值得羞耻的”就不了了之，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中产阶级纳税人的支持。一位观察家指出，在美国中产阶级心目中，奥巴马等美国政治精英体现出来的荒谬执政逻辑是，中产阶级是金融海啸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救助，反而是制造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得到了来自受害的中产阶级口袋中更多的钱。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财富先是被华尔街精英用金融诈骗剥夺了第一次，然后再被奥巴马这样的政治精英用强制税收剥夺了第二次。
　　其次，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些精英是脱离民众的、不称职的，他们制定的政策极为失败。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学位和头衔并没有反映出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教育程度，而仅仅是用以区分“他们”与其余人的标志。这些统治阶层不像曾修建胡佛大坝、赢得中途岛战役、建造州际高速公路的那批人。相反，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伊朗协议谈判、加利福尼亚高铁项目停滞、《平价医疗法案》崩溃，以及8年间国家债务飙升两倍反映出这些人平庸或者麻木无情。
　　移民法案推迟直接缘起于奥巴马的“追梦人计划”（让那些通过合法移民流程申请移民的少数裔继续等待，先让18岁以下的非法移民者直接获得移民资格）——这是蠢人和空想家的杰作，而非真正技术专家的。
　　第三，除了财税上对中产阶级的不公，社会上左派精英倡导的社会运动往往都对传统中产阶级不公。进步主义精英屏蔽掉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后果。“边境开放”的倡导者，马克·扎克伯格，公开表示墙和栅栏是倒退和非人道的，而不顾社会治安的恶化；然而他们自己住宅却得到院墙的牢牢保护，以有效阻挡那些非法移民带来的困扰。
　　左派学者们批评企业对底层劳工的工资不平等，然而却对校园内巨大的薪酬不平等保持沉默。学校里，虽然这些学者教授传授相同的课程，但研究生和兼职教师的工资却不到他们的一半。不过，在左派学者的推动下奥巴马的统筹法案却让大量的中小企业主深陷诉讼。在奥巴马的政策推行前，一个人起诉企业同工不同酬，时限只有180天，也就是说企业主在面对同工不同酬的诉讼时风险的上线是180天。
　　但是奥巴马推行的法案取消了这一上限，这就意味着，那些精英律师们只要能找到企业管理的疏忽，无论时限，哪怕这个疏忽已经被企业解决了，都可以追诉，这对于底层劳工和律师团队是天大的利好，但是对于中小企业主则是噩梦。因为大企业有常备的律师团队应对，但是中小企业却承受不起经常请律师为自己处理劳工诉讼。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所谓的“法治”的实际状况，rule of law不再是依法治国，而是rule of lawyers(律师治国)。
　　旧金山的环保主义者，要求河水直接流向大海——而非灌溉农田——以滋养三角洲里的小鱼，以这种环保大爱在互联网上骗得全世界的点击流量让他们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他们无视这样做白人农场主如何保持生计。
　　综上所述，全球化让资本逃离了政府的税收的控制，让中产阶级成为了唯一的税源；政治生态的改变在美国催生了一个少数裔组成的庞大福利底层，由此产生的高昂成本也由税收转嫁到了中产阶级身上；美国精英在更换了选票来源后，变得极度自私与堕落，他们由于不再依赖中产阶级的支持，对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明火执仗的掠夺，在社会规则上运用政治正确的极左原则多重打压，最终造成了传统美国中产阶级变成了一个不断缩小的羸弱的阶级。
　　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努力想改变这种情况。尽管特朗普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并且，特朗普在国内遇到的阻力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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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角评论：很多读者都有一个疑问，不管美国的少数裔人口增长如何快，他们毕竟在总人数上至少还不是多数。中产阶级，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依然在总人数方面是最多的。但是早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前，依靠联合少数裔和边缘人群组成类似奥巴马联盟的竞选策略就已经盛行并且获得了大量成功。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郑永年：在美国式的代议民主制下，中产阶级参与选举的实际成本相对于大量少数裔人群是处于劣势的。这就造成越是相对不重要的边缘选举，彩虹大联盟式的竞选手段就越奏效。这也是为什么依靠彩虹大联盟当选的政客是自下而上逐步增多，极左派与政治正确在奥巴马成为总统前就盛行已久。
　　美国式的代议制民主体系里，除了最为重要的总统选举，其余能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选举按对普通公民的重要程度依次大概为，参议员选举、州长选举、众议员选举、州议会议员选举、市长选举、市议会议员选举。一个被很多人误解的概念就是，支持一个候选人，选民只需要在投票时投下神圣一票就足够了，民众实施大众民主的成本很低。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一个候选人要想成功当选，必须要在初期各种预热的场合聚集足够的支持者，才能展示自己良好的民众支持度给相应的财团与企业家，以便募集更多的竞选经费支持更多昂贵的竞选活动和执政理念的宣传。比起那些工作量很轻甚至无业的少数裔选民，中产阶级要在自己工作的空余时间参与大
　　量的支持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时间成本很高。其次，美国中产阶级除美国大选外，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关注太多的选举，加上不同选举的投票是分散在不同的时间，美国相对边缘的选举投票率一直很低。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一直维持在60%左右，但是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投票率就已经降到不到20%。这两个因素叠加就造成越是边缘或基层的选举，代表政治参与度高的人群的候选人就越容易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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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角评论：根据正角评论的数据团队做的舆情收集，现在美国国内的白人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受到了去年特朗普当选的巨大鼓舞，认为他们会重新“夺回”美国。这个有些另类的精英特朗普目前代表美国白人从希拉里这样的精英政客手中暂时夺得了政权，但是他真的能帮助美国的中产阶级重新崛起么？另一种观点则非常悲观，就是随着少数裔人口的进一步飙升，美国的政治生态将彻底改变，最终成为奥巴马这样的政治家主宰的国度。
　　郑永年：这两种观点可能都太过极端。虽然少数裔在人口上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就能超过美国传统白人，但是单单这一点人口优势短期内不足以彻底改变美国。奥巴马彩虹联盟本身有致命的弱点。
　　第一，由于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传统边缘群体除了共同要求高福利以外，极度缺乏共识，他们自身就矛盾不断。例如，穆斯林群体和同性恋群体的矛盾非常深刻，前者因为信仰完全不能接受同性恋者，后者也因为前者的信仰极度仇视前者；大多信奉天主教的拉丁裔与越来越极端化的穆斯林团体也摩擦不断。
　　这些群体对政客的堕落和龌龊可以不敏感，但是他们对意识形态的问题却极度敏感，并且不会妥协。在他们初期的斗争目标达成后，政客们很难同时满足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相互矛盾的进一步诉求。
　　第二，正是由于第一个原因，就导致凭借这种选票基础的政客只能依靠不断加码的福利来弥合不同群体的矛盾，但是高福利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意味着这样的联盟极易瓦解。所以，虽然少数裔在人口上的比例会以进一步提高，但是难以保证奥巴马彩虹联盟式的选票策略能稳定的执政。
　　特朗普的当选就目前来讲并没有改变美国中产阶级的境遇。因为美国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全球化让资本脱离主权束缚的状况已经发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可以被特朗普扭转。美国从来就是“场内政府”(state in market)，即政府为经济所操纵。
　　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利益集团依然绑架着美国的经济，大量美国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某种跨越国界的超主权机构，他们在世界上低工资的地方分配就业，美国的实业空心化还没有缓解。正是由于这种经济模式，美国社会所谓的复苏，实际上是美国富人财富的高歌猛进，美国顶级富豪们的财务总额在金融危机后增长了71%，但是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却下降了28%。
　　美国社会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至少要能改变目前这样的经济结构，才能真正回到健康的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政治生态上去。

来源时间：2018/2/1   发布时间：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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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姆•弗莱明 肖恩•唐南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或许躲过了上周早些时候全球商界精英在达沃斯遭遇的大雪，但他不能无视欧洲其他地方正在积聚的风暴云。
　　就在美国总统上周四抵达这片瑞士山区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EF)时，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对美国发出了一番非同寻常的斥责。这位欧洲央行(ECB)行长表示，特朗普的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此前一天发表的欢迎美元走软的言论，违反了旨在防止爆发汇率战的国际共识。
　　特朗普竭力平息这场争议，坚称美国仍致力于保持强势美元。但由此带来的困惑加剧了其他主要经济体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好斗性和未来方向无法预测的担忧。
　　经过多年的惨淡增长，全球经济反弹如今看上去比金融危机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调了2017、2018和2019年的全球预测，全球贸易增长加速，企业领袖们享受着更加繁荣的营商环境。
　　然而，如果随着美国退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先锋的角色，主要经济大国开始在汇率或贸易关系上发生冲突，那么上述反弹势头或许会受到遏制。盖洛普(Gallup)在134个国家进行的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之下，美国传统的领导角色受到了严重侵蚀，其在世界各地的认可率跌至了前所未有的低点。
　　“已经出现大量电闪雷鸣，风暴即将来临，”前白宫和财政部官员、如今任职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世界经济或许能够吸纳这一切，但这些围绕贸易和汇率的行动会在世界各地产生涟漪效应，不应掉以轻心。”
　　白宫更为激进的经济政策路线——以上周宣布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为先兆——很可能在特朗普本周发表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之后得到强化。
　　美国政府已明确表示，计划就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对中国采取行动。此外，美国还可能即将对钢材和铝征收关税。特朗普仍在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尽管美国总统目前似乎更倾向于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仍是股市繁荣所面临的重大风险。
　　特朗普上周五在达沃斯论坛传达的信息，试图将“美国优先”作为对全世界有益的议程兜售。“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只对美国有利，”他说，“当美国增长的时候，世界也一样增长。”
　　虽然上周五公布的美国增长数据不及分析师预期——2017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季环比增长2.6%，但大型企业有很多事情值得感激：股价处于历史高位，特朗普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税率，一些监管法规被废除。
　　但特朗普竞选时期的经济顾问、现任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访问研究员的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表示，一些白宫顾问仍对遏制美国贸易赤字抱有“痴迷”，这会让他们在汇率和贸易方面进一步滑向经济上适得其反的政策。
　　“当你审视那些可能破坏这轮井喷式增长的种种因素时，反国际贸易运动便是其中之一，”他说，“我认为这种对弱势美元的迷恋会误入歧途。我更希望美元强势而稳定。认为美元走软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经济状况的想法是愚蠢的。”
　　类似的担忧上周也出现在了欧洲。在上周四代表其他高层政策制定者讲话时，德拉吉含蓄地批评了姆努钦的大胆声明，即“美元走软显然对我们有利，因为这与贸易和机会有关”。
　　德拉吉没有点名美国，但他两次提及去年10月主要经济体之间达成的一项共识，即不以言论支持本国货币贬值——美国也是共识一方。随后，姆努钦和特朗普坚称，他的话被曲解了，美元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在以言论支持美元贬值方面，特朗普本人也有过先例：就在他去年1月就职前几天，他对《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表示，美元高币值正在“扼杀”美国。
　　美元兑一篮子全球主要货币汇率去年下跌约13%，部分是因为外国经济前景的改善。今年又下跌了3.5%。尽管特朗普表示姆努钦的话被曲解了，但问题在于，其他国家是否会得出如下结论：美国正在谋求美元走弱，扭转自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以来理论上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强势美元政策。这或将为新一轮破坏稳定的汇率战铺平道路，同时也会伤及海外对美国资产的需求。
　　美国代表团在达沃斯给外界留下了对全球经济关系姿态咄咄逼人的印象，这与众多欧洲及其他地区领导人以多边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挑战的呼声格格不入。美国的好斗论调并不仅限于汇率：在谈到贸易战的可能性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警告称，“美军正严阵以待”。
　　特朗普政府官员坚称他们不是要破坏多边体系，他们是在谋求改革而不是摧毁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但他们也明确表示全球应预期更多像上周的关税这样的行动，而中国将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大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需要应对的主要威胁。”
　　一些财长和分析师认为，美元疲软如果能缓解华盛顿在对抗性贸易政策方面的一些压力，则可能起到有益作用。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对彭博电视(Bloomberg Television)表示，如果美元疲软有助于让美国人感觉全球贸易体系对他们更公平，“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件好事”。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C•福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长期主张美国采取更激进的汇率政策，他表示在经历几十年的持续赤字之后，缩小贸易差距是一个合理的目标，而且美元疲软相较彻底的保护主义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他说：“我会认为强劲的经济前景表明全球可以接受美元汇率进一步适度下滑。”
　　近期的美元抛售仅部分逆转了2014年开始的美元飙升。虽然保护主义的幽灵赫然笼罩在白宫的贸易政策之上，但太阳能电池和洗衣机的新关税仍处于美国乃至全球过往做法的范围之内。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曾针对中国轮胎实行类似的“保护措施”，小布什(George W Bush)曾在2002年对美国进口钢材征收关税。

　　自由意志派研究机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研究主任丹•伊肯森(Dan Ikenson)在谈到关税时表示：“这不是发起贸易战，因为我们还在规则内行事。”特朗普选择征收的关税是暂时的，而且它们也不如那些寻求保护的公司所要求的那么严重。
　　尽管如此，伊肯森等华盛顿支持贸易的人士仍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等行为的调查令贸易专家感到紧张。
　　美国提高了新的单边行动的可能性，包括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打击投资。欧盟和日本一直在努力说服特朗普政府作为世贸组织内联盟的一部分来进行打击活动。但任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行为都可能招致中国的报复，并引发更加不确定的贸易战。
　　特朗普上周表示，他可能考虑重新加入他的前任谈判的、他上任后作为第一批行动之一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美国官员也强调他们愿意重启与欧盟以及其他双边协议的谈判。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讨论正在进行中。
　　在国内，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面对共和党的压力，近一年来其贸易政策受到的主要制约即来自该党。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威尔•赫德(Will Hurd)是TPP的支持者，他警告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大危机可能会结束股市上涨，而股市上涨恰恰是特朗普引以为傲的地方。他还坚称一个消极的美国将为中国推进其议程敞开大门。
　　他说：“我宁愿由美国参与制定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贸易的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无论有没有我们，全世界肯定会继续向前。”
　　如果特朗普政府拒绝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做出新的努力，那么它将放弃这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的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尽管上周五达沃斯与会者排队等待了几个小时才看到特朗普的演讲，并从其稳定美元的努力中得到了一些安慰，但这也意味着美国正退出其在全球贸易和汇率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30   发布时间：201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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