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光斌  来源：环球时报

　　在特朗普政府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五角大楼在不久前又公布了《国防战略报告》，这两份报告有着一个相同的核心内容，即把俄罗斯和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把伊朗和朝鲜视为直接威胁。
　　紧接着，就发生了美国海军“霍珀”号导弹驱逐舰进入我南海岛礁12海里以及美国政府宣布对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保护性关税。很多国人疑惑，刚刚访问完中国而把中国称为“伟大国家”的特朗普总统，怎么一回去就来个川剧似的“变脸”？
　　特朗普的“三个身体”
　　其实，在政治理论上有“国王的两个身体”之说，是讲国王身体的自然属性和公共属性。特朗普总统甚至有“三个身体”，一个是受之父母的“自然身体”，一个是受困于社会结构的“社会身体”，还有一个是受困于国家结构的“国家身体”。正如感情上亲俄、对普京友好的特朗普总统不能施展其“自然身体”而受困于国内结构一样，在中国问题上，对中国有好感的“自然身体”也同样抗不过国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
　　首先，军事工业复合体需要强大对手。众所周知，美国的经济体系由二战期间形成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所绑架。军事工业不但直接支持着国会议员，很多研发机构、大学、乃至选民都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工业复合体要得到联邦政府巨量采购、研究机构要得到科研经费、普通选民要就业，其政治代表比如智库、议员和有关政府部门比如国防部，就要极力夸大美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制度上不同的大国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特朗普总统的“自然身体”只能甘拜下风，“自然身体”被“社会身体”所取代。其实，在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个问题上，就应该知道是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特朗普总统这样做只是迎合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偏好，但却是以美国国家安全为代价——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为敌，给“文明的冲突”火上浇油。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树立外部敌人有助于弥合国内分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见解依然有效，即当国内矛盾尖锐的时候，政府会把矛头对准国外以转移视线，缓解国内矛盾。历史上很多大国就是这样干的，而且现实中的美国显然也领悟到大国存亡的奥秘——适度的外部紧张关系有助于国内团结。
　　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因资本权力带来的天然的、难以克服的不平等性社会结构，这是其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因此在历史上才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剧烈的社会抗争运动。相较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比如危机所导致的法西斯主义，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危机有所缓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来自苏联的直接威胁，各种政治势力不得不约束自己。因此，冷战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西方国家国内出现的政治共识。
　　外部敌人是国内政治“凝合剂”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外部直接威胁消失了，共识政治逐渐演变为不妥协的“否决型政治”，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功不可没，因此才出现了代表蓝领工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旋风”。在阶级-阶层不平等加剧的同时，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所确立的“政治正确”，即在宗教、种族、性别问题上不问是非，又巨大地加剧了民族主义矛盾，形成了亨廷顿所说的美国的“国民性危机”——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受到外来民族的冲击。这样一来，阶级上的纵向冲突、民族-宗教上的横向冲突以及黑白冲突，都使得冷战之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呈现空前的分裂。特朗普上台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我们相信，处于国内分裂状态的美国人开始怀念、感恩冷战了，发现冷战时期外部敌人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凝合剂”，因此今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才赤裸裸地视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强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将伊朗和朝鲜视为直接威胁。
　　到底是伊朗威胁了美国，还是美国直接威胁着伊朗？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的重新团结。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特朗普的“自然身体”为什么必然向“国家身体”妥协。
　　综合美国-以色列关系、美国-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看起来夸夸其谈、气势汹汹的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弱势总统，“总统”不属于特朗普本人，而属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属于产生了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的美国历史。特朗普总统的“自然身体”不得不让位于“社会身体”和“国家身体”，而后者决定了，美国必然要寻找强大国家为其竞争对手。(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来源时间：2018/2/2   发布时间：2018/1/29

旧文章ID：15199

作者：艾略特 · 扎格曼  来源：虎嗅

　　虎嗅注：本文作者Elliott Zaagman（艾略特·扎格曼） 是一名培训师、组织变革管理咨询师， 专注于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他所采用的全方位四维讨论模型，可以从内到外改善企业的管理模式，帮助公司尽快迈出通往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您可以通过Linkedln或个人微信号：ezaagman 与他联络，或关注他的新浪微博和知乎账号：@Ell小查。
　　经作者授权，本文中文版首发虎嗅，由虎嗅编译，转载须经作者同意，并务必注明该条虎嗅注全文。

　　编译丨乌鸦骑警
　　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自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或入门标准。当某个外人企图加入某 “俱乐部”时，成员们会用这些标准来衡量，看看对方是否有资格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至于规则的具体内容，则都是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所以问题来了，同样是富人，“土豪”和“高净值人群”的区别在哪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相对卑微，原生家庭比较贫困吗？究竟是哪些细微的特质决定了土豪与精英人士的不同？
　　美国“新精英阶层”的“新奢侈”
　　生活在中国，我常常被同样的问题反复问及——尤其是有些年长、且社交圈中没有外国人的前辈们——经常会在问过我出生地、婚否、是否有孩子之后，抛来两个问题：“你有房子吗？”以及，“你有车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给出的是同一个答案：“No”。我有钱买吗？当然。我想买吗？一点都不想。
　　我为什么要买车呢？在我居住的亚洲城市，交通拥堵的烦恼已经把驾车的快乐消解得无影无踪；而与此同时，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和便捷的出租车服务又会带来更低的出行成本。在北京——我待的最久的城市——大街小巷里的共享单车不仅便宜、便捷，而且还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所以我实在是找不到买车的理由。
　　房子倒是个有吸引力的选项，但考虑到我几乎每三个星期就要换个城市工作，为一个居住时间少但每年却要投入巨额贷款的房子实在是缺乏吸引力。而从投资的角度看，当多种多样的安全性投资可以为我提供同样可观的回报和更好的资金流动性时，我也实在不觉得买房是最优投资项。
　　说实话，我其实不是太理解我的很多中国朋友的消费方式。他们赚得不少，却又常常焦虑；然而他们虽则焦虑，却又喜欢把大把的资金投在昂贵的包、顶级智能手机，以及那些在我看来有些过度奢华的私人轿车上。
　　当然了，朋友们的消费习惯与我无关，我也并不想去干涉他们的消费行为；我只能说，如果换做是我，我应该不会作出和他们同样的选择。
　　类似的文化现象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库里-哈克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的著作就是在细究美国精英人群的个中特质。而在我看来，她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阶层与地位之于社会运行的具体影响。
　　我所认同的消费理念，和伊丽莎白·库里-哈克特所定义的“新精英阶层”的价值观更为接近。这一阶层的人几乎都受过良好教育，阶层成员普遍选择用母乳哺育婴儿，习惯食用有机蔬菜，相当一部分人还会花昂贵的学费练习瑜伽。从消费观的角度说，他们希望自己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环保。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这一阶层的人也许没有炫目的轿车或是昂贵的手袋，但这个“俱乐部”也和一线明星组成的“A级清单”一样，具有浓重的排他性。
　　“我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是由物质财富来定义的，”库里-哈克特表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些曾经无比耀眼的财富象征，如今已不再像当年那样受人追捧了。”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首先，收入的普遍提升让买得起昂贵奢侈品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2000年前后，房贷泡沫的增长，也让更多收入不高的人获得了大笔贷款，他们可以买到心仪的房子，也能购置华丽的汽车和精致的电视——当然了，安稳享受这些东西的前提是规划好自己的债务。但不管怎样，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想让自己过得“让别人看上去很富有”，其实是很容易的：只消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花钱就是了。
　　与炫目的炫耀型消费方式相反，库里-哈克特认为美国新精英阶层在消费理念上的显著特点是“非炫耀性消费”，或者说“隐性消费”。
　　“我们发现，当代美国的精英人士更愿意在不太显眼的领域投资。”库里-哈克特说，“他们用文化资本来彰显其社会地位。他们不会谈论自己的新车是多么华丽，他们所关心的是这台车是否是电力驱动，是否有利于环保；每周三次普拉提课程，每节30美元，这个价格便宜吗？有机食物可是要比普通食品贵上50%。此外还有教育经费、保姆工资、退休储备金等等，所有这些款项加起来要比那些传统富人的日常开销还要高。”
　　库里-哈克特举了母乳的例子。她说孩子出生后，自己“很自然的”用母乳喂养——就和她圈子里的其他朋友一样。而在彼时的她看来，全天下的母亲在喂养新生儿时“应该都是一样的”。
　　但后来，随着她对这一问题的了解逐渐深入，他发现在全美范围内，用母乳喂养孩子的情形就如同茫茫大海中的数朵浪花：
　　“我后来终于意识到了我们这些‘浪花’的特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随时启动储蓄计划，为孩子的教育储蓄，也可以选择在孩子出生后的六个月到一年内都进行母乳喂养。”库里-哈克特如是说。
　　“作为美国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我所供职的机构会为我提供一份体面的薪水，还能给我休产假（要知道，美国可不像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享受这种假期）。而这些‘福利’其实就是我们社会地位的注解，也是我所在的社会圈的具象化标志。 在我的社交圈里，每个人都差不多，但在全美的范围里，差别可就相当大了。”
　　也许很多人认为母乳喂养不属于消费的范畴，但库里-哈克特并不这么看：“事实是，当你选择这种喂养方式时，你实际上花费了大笔金钱。因为在当今时代，时间就是金钱。”
　　她做了进一步解释：“在知识驱动的经济模式下，那些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人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薪人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薪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组等价关系。他们的消费逻辑是：‘我不想用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于是我只好花钱来请其他人（例如园丁、保姆、家政）来完成这些必需的工作。’反过来说，当新中产们自己决定花上大量时间、消耗大量精力的时候，他们损失的也是大笔金钱。母乳喂养就是如此。”
　　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类似母乳这种 “隐性消费”并没什么大不了，可事实上，一旦你将这些行为所对应的实际金额累加在一起，你一定会得出一个让你瞠目结舌的数字。
　　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在海量数字的浇灌下，新精英阶层夫妇们所培养出的孩子才更可能是新一代精英。正如哈克特所言：
　　“有机食品，音乐课，各种类型的教育投资，其实都是父母在给予其子女更多的特权，而这是那些肤浅的物质财富所无法替代的。金山银山无法让后代享福，但这些隐性投资却可以。”
　　为何好莱坞精英不去拉斯维加斯？
　　在《追星族》（Starstruck）一书中，库里-哈克特以好莱坞精英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名流和超级明星的细致剖析，她试图揭示出时尚潮流演变的内在逻辑。
　　哈克特认为，超级巨星和流行趋势之间存在着一个闭环。也就是说，一旦某位明星的某个举动引起了某些人的关注，那么他（她）马上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种网络效应会产生出一个海量的信息反馈回路，扩大了人群之间已然不平等的关注度差异。
　　“在品位驱动的世界里——例如时尚业和名流关系圈，人们都在寻找那些值得注意的讯息，而人们的注意力，又滋养了与品味相关的行业的蓬勃发展。”库里·哈克特直言，“在电影、音乐、以及其他艺术领域，那些获得尊贵地位的人，其作品真的比其他人的创作都更伟大吗？可能也不一定。这些人所获得的知名度很多时候来自于关注者。当我们发现身边的人都在关注某个明星或者某个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也会情不自禁的去关注他们所关注的东西；我们甚至会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人、这个作品会‘火’；而这些思考和观点分享、扩散的结果，就是那位明星或者某个艺术作品赢得海量声望的原因之一。”
　　库里-哈克特还对“名声”和“名流”两个词做了概念区分。“名声”的意思是有很多人知道你；但“名流”指的则是有多少人正为你着迷，他们有多想知道你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们想知道你多少细节。
　　以总统为例，林登·约翰逊、吉米·卡特、乔治·W.布什是有名的，但他们并不是名流，因为他们很无趣；相比之下，特朗普、奥巴马、肯尼迪才是真正的名流，民众想知道他们的饮食习惯、爱看的电视节目，甚至是他们钟情的洗发水牌子。一句话，前者之于民众只是“知晓”；而后者，却是完全意义上的“沉迷”。
　　在好莱坞，梅丽尔·斯特里普作为女演员是知名的，但人们并不关心她穿了什么袜子，用了哪种减肥药；相反，人们却把类似的热情投入到了詹妮弗·安妮斯顿和碧昂丝身上。近几年来，随着社交网络的蓬勃兴起，公众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到明星的生活，很多狂热粉丝甚至能对爱豆的生活细节倒背如流。
　　对明星个人信息获取的能力+我们和除我们之外的其他人对其的狂热程度=名流。
　　比如，我们可能知道泰勒·斯威夫特早餐喜欢吃什么；而另一些人在意的却是她是否喜欢吃早餐。那么在此时，有关“斯威夫特吃早餐”的细节就完整了。而在这种信息的互补中，人们对斯威夫特的痴迷也得到了最好的背书。
　　审美取向不仅来自于粉丝的投入，也来自社会的压力。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修·萨尔加尼克教授（Matthew Salganik）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邓肯·沃茨（Duncan Watts）教授曾做过一项研究，他们让每个参与者在听完一系列歌曲后给这些歌打分。研究结果显示，当参与者不知道其他人在听什么时，研究人员在“最好听的歌曲”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歌；然而，一旦听众知晓其他人喜欢什么歌，那就会产生一种复合效果，此时，人们在歌曲的审美方面就会形成一致意见。
　　基于这一发现，库里-哈克特得出结论，在判断某人是否有资格加入 “精英人群俱乐部”时，该“俱乐部”的现有成员往往会考虑两个方面：此人平时与谁交好？他（她）常出现在哪些地方？
　　哈克特将福布斯“明星魅力榜单”上的名人分成了三组：A级清单、B级清单和C级清单。在这些炫目的明星照片中，她发现只有一张清单里的人员流动性最弱，“群组”中各“群成员”的互动程度最高，那就是——A级清单，也就是一线明星。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一线明星们希望能通过和其他一线明星的互动来巩固自己的一线地位。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还会有意识的避免和其他清单中的人过从甚密。举个例子，2016年泰勒·斯威夫特曾和汤姆·希德勒斯顿（Tom Hiddleson）有过交往，他们两人都属于好莱坞顶级名流，二人的恋情不仅能巩固各自的地位，甚至还可以为彼此增加更多的话题度。
　　除了“你该和谁交往”，另一个判定名流资格的标准是“你应该出现在哪里”。在搜罗了媒体上成千上万张明星照片后，库里-哈克特发现，80%的明星都会在洛杉矶、纽约、伦敦露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让媒体曝光，让公众知晓，那么上述地区应该是你最该出现、也最常出现的地方。当然，波士顿或者芝加哥也不错。
　　与纽约、洛杉矶和伦敦对明星的巨大加持作用截然相对的是拉斯维加斯——常在那里活动只会降低明星的魅力指数。至于原因，哈克特的解释是，拉斯维加斯既不是商业中心也不是文化中心，那里最多只能算是个娱乐中心，因此其话题影响力也无法和纽约、洛杉矶等地同日而语。
　　想成为一线明星吗？千万别去维加斯。
　　自以为是的新精英 vs. 不屑一顾的其他人
　　“练瑜伽、母乳喂养、听NPR、读《纽约时报》，这些都是你“炫耀”文化资本的具体方式。他们彰显着你的受教育程度，表明你有空闲时间、同时还含蓄的暗示——你是有钱人。”库里-哈克特总结道。
　　“但从另一方面看，新精英阶层所信奉的理念也有其自身难以突破的桎梏。就比如，这类人群普遍相信，他们之所以选择上述消费方式，完全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但他们所不知道、或者说他们在潜意识中选择性遗忘的是：这种态度本身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判断，而这个判断的画外音则是：‘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实现社会赋予的使命，其他人办不到。’”
　　新中产们的傲慢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上所获得的优势实在是有些明显。按照库里-哈克特的说法，近年来在全美，收入最高的10%的美国家庭的教育开支增长了300%；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贫困人口并没有减少。
　　“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已经远高于通货膨胀率，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贵。”库里-哈克特说，“但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对其趋之若鹜，无他，只因教育不仅能保障你目前的地位，它还能巩固特权阶层，实现特权的代际传递。而这一动机的直接结果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当代学生：他们出过国、学过音乐、有着耀眼的SAT分数——当然，也消耗着家庭海量的财富。”
　　不过新精英们并不在乎： “一块劳力士不过是一块表，但教育投资、出国旅行、阅读《纽约时报》却能改变人的身份”——这些话几乎已成了新精英主义者们的口头禅了，然而不无讽刺的是，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明白，这套理念是多么的奢侈，而他们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绝大多数时候，这些人只在乎两件事：第一，为了提升自己，‘我’要做什么；第二，为了提升自己，‘我’要花多少钱。
　　因此不出意料， 这种文化优越感势必会激化美国国内业已存在的文化冲突。很多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2016年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赢得美国大选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何这个大腹便便的富商会赢得工薪阶层的支持？为什么中低收入人群会心甘情愿的把选票投给一个要给富人 、给大企业大幅减税的人？
　　这个问题看似费解，但若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答案就变得显而易见。特朗普代表的是老一代富人的价值观，这群人对新精英主义者们的理念嗤之以鼻。
　　特朗普用10岁孩子的词汇讲话，吃着肯德基和培根芝士汉堡，以炫富为荣；他住在曼哈顿一所华丽的有些滑稽的镀金公寓里，不厌其烦的吹嘘着刚买的某件奢侈品是多么的昂贵——没错，他一点都不像个当代美国富人，他更像是个从40年前的漫画里走出来的老式富豪。正如喜剧明星约翰·穆兰尼（John Mulaney）所言，“特朗普完全契合了无家可归之人心目中的富翁形象。”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傲慢无知，他常把自己的政策用类似公告的形式写在半页纸上（而不是严谨体面的政府公文里）；他对世界的了解都来自于福克斯新闻网而不是《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他对当代美国精英所坚持的环保观念和社会关切报以无情的嘲笑；他的经济策略就是重新找回“煤炭的力量”，把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谈判桌上拉下来；至于他对待政治对手的方式？简直就像是高中校园里的小混混。
　　那么这位总统的所作所为真的能给美国带来好处吗？不见得。但那又如何，只要能看到大城市的精英们愤懑不平，特朗普的狂热粉丝们就足够满意了；同样的，特朗普真的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恐怕也并不见得，但他所代表的文化符号，那个过气的上流人士价值观已经足够让他的支持者感到舒心了。
　　中国的“新精英主义”：90后的潇洒与70后的焦虑
　　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中国民众的主流消费理念还是与美国那套旧式消费观更为契合。当炫耀性消费逐渐在西方国家失去市场的时候，它在东方却仍旧火爆非常，而中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但改变已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悄然发生。
　　我在北京的许多中国朋友就对其父辈的那种“豪宅豪车”式的消费观产生了厌倦，他们更向往的是一段异域旅行，或是一段学习油画的静谧时光。同样也是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开始青睐有机食物，这和当代美国新中产们的饮食观念也不谋而合。
　　在最近出炉的“中国90后年轻人消费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对很多生于199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生活质量不仅意味着拥有某些物质资源；它的内涵至少包括两大概念：物质消费和日渐增长的文化消费。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年轻人所秉持的“生活质量至上”的消费观的文化基础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和个性化的生活态度，这与他们父辈们所坚持的传统消费理念大相径庭。
　　但对于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说，美式的精英主义价值观更像是在激烈竞争下的被迫选择。随着就业压力的逐渐增大，家长们普遍意识到，只有让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才能使其在就业市场上获得主动权。有的父母甚至已将视角放到了海外，他们悲观的相信，即使自家的孩子在国内一流大学就读，也未必能获得满意的职位。而送孩子赴海外留学不仅意味着数百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更意味着他们要提前十几年为孩子的留学计划布局。
　　“我把家里的大部分积蓄都花在孩子身上了。”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他的月薪足有35000元人民币。“除了音乐课、英语课、数学课，还有各种夏令营的费用，以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大学学费。不过这些还只是今年的开销，谁知道明年是否又会有新的‘投资项目’呢？”
　　这就是中国的“新精英阶层”。与美国的新中产比起来，他们的目的简单而明确：为孩子的未来做准备，为了给孩子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努力——一句话，紧跟快速的中国节奏，不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落于人后。

　　【译者注】aspirational class一般被译为“新精英阶层”、“理想主义阶层”以及“新中产阶级”。考虑到原文在使用这一短语时通常用elite（意为“精英”）来做修饰限定，故本文在翻译时，优先选用“新精英阶层”或“新精英主义阶层”。后文提到的“新中产阶级”“理想主义阶层”亦与本词同义。

来源时间：2018/2/2   发布时间：2018/1/21

旧文章ID：15196

作者：查尔斯•克洛弗  来源：FT中文网

　　在中国，外交政策辩论很少是活跃的，这正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想要的局面。辩论很少，文章和讲座充斥着催眠的口号和官方的正统观念。
　　但这种貌似一派平和的共识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例外：中国的专家们围绕该如何应对朝鲜这个日益恣意妄为的拥核邻国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过去几个月，政策类期刊登载了质疑官方立场的文章，顶尖大学的学者们也毫不忌惮地在西方期刊上发表之前被视为异端的观点。他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相互争鸣。
　　“有关中国该如何应对朝鲜危机的辩论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卡特中心(Carter centre)的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说，“一两年前还没有这样的辩论。”
　　这扇窗户似乎只为专家打开。中国最大社交网络微信(Wechat)的许多用户报告称，在成员人数较多的群里使用中文“朝鲜”一词经常会受到审查。主流媒体同样被禁止在这个问题上发声。
　　但学者、甚至官员被赋予了发表个人意见的更大空间。
　　“朝鲜问题很特别，在其他许多领域政府不允许进行如此公开的辩论，”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沈丁立教授说。
　　他说，这场辩论表明，自朝鲜2003年开始试验核武器以来，中国谋求朝鲜“无核化”——同时保护朝鲜政权不受到联合国更严厉制裁——的政策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自2003年以来，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对朝政策没有成功，”沈丁立说，“这些观点被允许发表出来，实际上等于承认我们现行的政策不管用了，所以现在他们正寻求新的思路。”
　　这已引发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公开辩论。
　　去年9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与浙江省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朱志华在社交媒体上展开唇枪舌战，至今中国的外交政策圈子仍对这场论战感到震惊不已。贾庆国主张与美国制定“应急方案”，以应对朝鲜爆发战争的情况，朱志华指责他这么说无异于要与美国共谋。
　　“战争或已成为一种现实可能，中国必须防患于未然；现在中国政府应更多地着眼于与相关国家磋商并制定应急方案，”贾庆国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朱志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指责贾庆国叛国，并说下一步“就是军事打击了。”贾庆国回应说，朱志华是“公安”出身，习惯于把别人看做嫌疑犯。朱志华随后回应道，在美国接受的教育给贾庆国“洗了脑”。贾庆国拥有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
　　“那场辩论变得恶意满满，”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说。
　　10年前就不会发生这种事。2013年，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北京方面彻底放弃朝鲜的文章，之后就被停职了。
　　如今专家界意见的多样化似乎反映出政府内部的情形，在紧闭的大门背后，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派等不同派系之间也存在类似分歧。这场似乎以主张对朝强硬的鹰派占上风的辩论追随着一个稳步发展的新动向：政府政策在逐渐转向支持对朝采取更严厉制裁，甚至像贾庆国建议的那样，与美国一起制定应急方案。
　　“两年前我无法想象中国会走出这么远，”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表示，他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上撰文，呼吁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他说，对他表示强烈反对意见的是他的同事们，而不是政府。他说：“我在外交部有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认同我的观点。”
　　在意识形态篱笆的另一边，是那些主张接纳朝鲜进入核俱乐部的人。
　　“我们应当接受现实。我们接受印度成为拥核国家，也接受了巴基斯坦，那为何不接受朝鲜呢？”沈丁立说。
　　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提到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鼓励言论自由的政策，表示在对朝政策上“政府允许百花齐放”。不过他指出，毛泽东最终还是拿那些过于率直敢言的人开刀了。
　　沈丁立表示，目前这种开放的局面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唯一清楚的是，没有人认同当前的政策。”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2/2   发布时间：2018/1/30

旧文章ID：15194

作者：封楚诚  来源：世界说

　　美东时间1月30日晚9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和全国民众面前进行了其就职总统以后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
　　特朗普在演说中指出“美国（在其任上）终于开始淘汰几十年来牺牲本国繁荣，带走本国企业、工作岗位和财富的不公平的贸易条约”。其更是宣称“经济投降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期待更加公平、互惠（reciprocal）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特朗普强调其将致力于修订坏的的贸易协议，谈判达成新的协议；其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将更加强硬地执行美国的贸易规则以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知识产权。
　　显而易见，上述关于贸易的种种言论都是针对特朗普眼中美国最大的贸易竞争对手——中国。
　　在演说的后半段，特朗普还将中国称为“对手（rival）”，称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与中国并列被认为对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构成挑战的还包括俄罗斯，也包括朝鲜等美国定义的“流氓政权（rogue regime）”和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就在同一段落，特朗普在将中国称为“危险（danger）”。
　　自竞选以来，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损害，并认为中国在中美商贸关系中长期“不当获利”，且这一状况必须改变。其任命的首任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是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鼓吹中美对抗、贸易战，著有《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其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海泽也是对华贸易强硬派，长期批评中国“操纵贸易”使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外流。
　　事实上，就在国情咨文发表当天，白宫新闻办公室还发表了一个关于特朗普推动自由、公平、互惠贸易的“事实清单①”。该事实清单在第一条就回顾了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8月针对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不公平审批制度、知识产权政策和实践”展开的301条款调查。该清单指出，“中国的贸易实践让美国每年都付出了数十亿元的代价”。
　　大体上，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论调基本延续了此前的论调。
　　互惠性（reciprocity）是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以来在贸易领域一直强调的关键词，在中美去年举行的全面经济对话（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后，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发表的联合声明②就在“互惠性”这一问题上重点着墨；该声明强调，在贸易相关问题上，“平衡、公平和互惠的原则将始终指导美国的定位”。
　　然而，特朗普本次对中国的定义由此前的“竞争者（competitor）”升级为“对手（rival）”——这是一个在英语用词选择上比较明显的转变。
　　竞争者和对手看上去是同义词，但competitor强调的是双方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rival的语意则更偏负面，强调的是一方要打倒另一方、一方怨恨另一方的“零和”逻辑。Competitor之间的竞争可能是无意的或是善意的，rival之间的竞争则是刻意的乃至恶意的。
　　这一用词的变化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在过去一年的变化。虽然中美双方一再强调不希望两国进入“贸易战”，但是在现在的时间点向前看，至少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已经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2018年1月初，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就否决了蚂蚁金服收购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国际（MoneyGram）的交易。CFIUS成立于1988年，由国会埃克松-弗洛里奥修正案建立。作为一个联邦层面的部际委员会，CFIUS审查的投资和收并购交易对象包括所有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隐患或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美国公司资产、产品、服务及技术。理论上，任何超过被投资/收购公司股权、投票权和表决权10%的投资和交易都有可能触发CFIUS审查，而由于国家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定义宽泛，具体审查过程和委员会结论则是因具体交易而异。CFIUS不强制交易方提交通告申请审查，但其自身有权主动发起交易审查。一旦交易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或关键基础设施安全，CFIUS有权否决交易。
　　一周前，特朗普还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和洗衣机分别征收30%和50%的惩罚性关税。世界前十大太阳能板制造商中，七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一家总部位于中国香港；晶科能源和天合光能更是高居前两名。毫无疑问，在最新的惩罚性关税决定面前，中国作为光伏产业的最大制造国首当其冲。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的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还包括美国商务部针对钢、铝产品进行的232条款调查和上述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301条款调查，这些调查结论将直接导向相应的反制措施。
　　具体而言，短期的反制措施可能包括三类。
　　其一，与光伏产业类似，一旦301条款调查认定中国在强制技术转移和其他贸易实践中存在“不当得利”，或形成知识产权侵权，白宫可能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相应产品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
　　其二，CFIUS可能进一步限制中资在美高科技领域的收并购业务。正如上文所述，这一趋势在近些年尤为明显：2016年底，前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个月根据CFIUS的建议，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终止了福建宏芯基金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的交易。2017年9月，特朗普在CFIUS的建议下，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终止了中资背景的Canyon Bridge Capital Partners收购美国芯片设备制造商莱提斯（Lattice Semiconductor）的交易。今年年初，CFIUS又否决了蚂蚁金服对速汇金国际的收购案。如果301条款调查认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战略重点行业的收并购行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CFIUS可能会系统性地而不是一案一审地限制中资在美高科技的收并购业务。
　　其三，白宫和国会可能会对美国企业施压，减少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合作。本月稍早些时候，国会议员们就对美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AT&T施压，迫使后者退出华为手机在美的销售协议。除此之外，国会亦有声音想阻止其他中国的移动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面对来自白宫和国会的压力，美国企业在未来考虑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及收并购业务时将不得不三思而行，或者“敬而远之”。
　　与此同时，美国将势必通过立法强化CFIUS职能，以系统应对未来收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目前，由共和党参议员科宁（John Cornyn）、波尔（Richard Burr）和民主党参议员费恩斯坦（Feinstein）提出的《外资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正在立法程序之中。这一法案旨在扩大CFIUS权限和审查范围、阻止技术转移。与此同时，白宫于2017年底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③将高技术和知识产权视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并提出“国家安全创新基础④（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这一概念，极大程度扩展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外延，使合法合规的知识产权转移也面临被叫停的风险——受到影响的行业包括芯片、人工智能等。CFIUS相关立法，相较于前三点，将对中美贸易的长期前景构成更大的、结构性的威胁。
　　①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promoting-free-fair-reciprocal-trade/
　　②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7/07/statement-secretary-ross-and-secretary-mnuchin-following-us-china
　　③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④ transpacifica.net/2017/12/china-policy-in-trump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excerpts-and-commentary/

来源时间：2018/2/1   发布时间：20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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