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世琨  来源：中美聚焦

　　特朗普总统日前批准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包含许多不实的内容。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报告竟说中俄是侵蚀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
　　实际上特朗普执政近一年来，对世界现状和国际规则随心所欲地“加以修改和重新审查”，要说他是“修正主义者”，一点也不冤枉。
　　特朗普对全球事务方方面面进行“修正”。什么国际协议、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凡是不合他胃口的一概施以斧钺：毙了TPP，认为它对美国是个拖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理由是地球并没有变暖，美国不想被骗钱；以UNESCO对美国和以色列不公平为口实，退出该组织；重新谈判已运作数十年的北美自贸区；撤回美国同欧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谈判；不断敲打联合国，最近又发出削减联合国2018-2019年度核心预算2.5亿美元的提议；认为好几个国家经过多年努力才搞出的伊朗核协定对美国不利，准备不予承认；扬言要修改国际贸易准则，将其核心“自由贸易”更改为“ 公平贸易”。如此等等。
　　特朗普总统做这一切，都是以“美国优先”为出发点，以“让美国重新强大”为目标，对别国的利益全然不顾，被批评为目空一切、任性和自私。在美国国内，特朗普逢奥巴马必反，似是要将前任的政治遗产清除干净。他不仅把奥巴马称中国的“伙伴关系”改为“竞争对手”，还一反历届总统的外交战略，同时与中俄两个大国搞对抗，不惜犯国际战略大忌。
　　对中国，特朗普似在采取变脸术。他上任不到一年，已九次跟习近平主席通电话，称通话十分“良好”，十分“热切”。在访华期间，更是说了中国很多好话，表现出想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他甚至告诉日本首相安倍，美中双方正处于友好相处的过程中，同中国相处好了，对亚太地区国家都有利。
　　然而，在战略报告中，中国转眼成了“战略竞争者”，还数落中国许多不是。对华前恭后倨，甚是怪异。报告说，“中国寻求将美国赶出亚太地区”，这完全违背事实。中国领导人一再说，太平洋很大，足够容纳下中美两国。中方主导下的亚投行一直对美国敞开大门，中国也一直欢迎美国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对加强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共赢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报告指责“中国以其他国家的主权为代价，扩充自己的权力”。这话当然有所指，首先是在影射南海问题。不过，这已经是脱离实际的臆想，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煽动。现实是，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有很大改善，《南海行为准则》已达成框架。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致同意，要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自然，钓鱼岛问题也在影射之列。钓鱼岛自古就属于中国，后来被日本侵占，1945年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的规定，战败国日本要把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其中就包括钓鱼岛。中国海警船对钓鱼岛海域加强巡航，是行使保卫领土和领海主权的权力，具体说，是为了确保中国渔民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的合法权益。这已经成为常态，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以看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认定，不太客观，缺乏理智，与先前的说法有矛盾。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媒体作出挺有意思的解释。
　　美国《野兽日报》12月18日刊登题为《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忽视了特朗普》一文称，“报告被认定是特朗普总统应对世界事务的战略，但它其实是一个粉丝小说，由其助手撰写”，传出的是特朗普助手的声音，而不是总统本人的声音，“好像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巧妙地取代了特朗普”。美国《外交政策》断言，“现实中，被提交国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是很快被忘记就是从未真正实施”。
　　上述说法或许并非空穴来风。若果真如此，特朗普总统应跳出这个报告，不被脑子迷糊或故意给他下套使坏的手下所蒙蔽所左右，而要保持清醒头脑，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对待中国。

来源时间：2018/1/10   发布时间：2018/1/10

旧文章ID：15021

作者：理查德•魏茨  来源：中美聚焦

　　2017年12月18日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所做的更明确的负面描述，超过了美国1979年1月1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任何重要的外交政策文件。尽管报告提到中国的30多个地方大多都只是谈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其他有关中国的评论则非常尖刻。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贬斥令人想起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同样的言论，由于特朗普把在朝鲜问题上加强与习近平的合作放在优先位置，这些言论自他就职后就基本从他的讲话中消声匿迹了。
　　不过，尽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主要制定者的真实关切，可中美关系仍然是变化不定的。过去一年，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尤其是总统最近出访亚洲期间，已经远不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说的那么剑拔弩张。因此，观察家们应该关注美国的实际政策而不是声明。而且，北京和华盛顿都可以采取行动，将两国关系重新导向更积极的轨道。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经济上对中国行为的批评是炒冷饭，在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的言论中司空见惯。相比之下，对中国在亚洲及北美以外地区的掠夺性经济行为的直率批评却相当新奇。报告警告说，在欧洲，“中国正通过扩大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对重点行业、敏感技术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获取战略立足点”。报告还认为，在非洲，“中国的某些做法，通过贿赂精英、主导采掘业和把非洲国家钳制于不可持续且不透明的债务与承诺，正破坏着（非洲大陆的）长期发展”。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关安全问题的批评，虽然最近没有在国家元首一级表达过，但过去十年已在美国的亚洲安全问题专家中广为流传。对中国扩充军备、扩大领土主张、挑战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向敏感的西方网络发起网络攻击以及近来将南海岛礁军事化的担心，都成为了奥巴马政府所谓“重返亚洲”的理由。
　　在亚太地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坚称，中国在其“双赢”外交言论的背后，一直以别国的国家主权为代价寻求地区主导权。与前几届政府一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班子认为中国正通过反介入战略和其他手段，力求限制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出于这个原因，其他亚洲国家一直“呼吁在集体应对中保持美国的领导，以维护一个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承接美国以往的政策，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美国准备帮助维持地区力量均衡，维护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报告最原创的部分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极其负面的看法，那便是明确放弃了中国崛起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模式。这一模式“认为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会使中国开放”，并促使北京支持至少是容忍美国缔造的自由民主秩序。
　　相反，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北京利用美国的轻信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并牺牲美国人的利益扩大了经济影响。不是全球化让中国开放，而是外国与中国的互动使其“威权制度的负面特征”扩散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腐败和监视”。
　　除了加大对中国各方面行为的攻击，与从前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同的另一个地方是，特朗普的文本鲜有提及中美合作的领域。特别是，这份文件完全没有提到奥巴马政府时期那些维系双边合作的基本支柱，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总体判断，是它“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推广其由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重新塑造于其有利的地区秩序”。这确实是新兴大国所欲为的。报告断言，“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集和利用数据……正在建设继美国之后世界上最有能力且资金雄厚的军队……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部分说来）是得益于使用了美国的创新经济，包括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基本都算无可厚非的事实陈述。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没有勾画出能突破近几任美国总统对华政策主要框架的政策处方。报告声称，特朗普政府将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强势地位展开谈判，反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行为，限制中国收购敏感技术”，同时协助其他国家维护国家主权。文本还放弃了美国所有直接改变中国国内政策的政策，称美国将专注于自我革新，如重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并将主要依靠榜样的力量鼓励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不再试图抑制或逆转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而是会继续努力引导它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以便让各方受益。
　　重要的是，报告认为中国的“意图……并不必然是一成不变的”，华盛顿“准备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与北京合作”。显然，最重要的互利合作议题是朝鲜。为换取中国努力控制平壤的核导计划，特朗普总统已经弱化了经济压力。在这方面加倍努力，应当是2018年中美关系的焦点。

来源时间：2018/1/9   发布时间：2018/1/8

旧文章ID：15019

作者：科林•摩西德  来源：中美聚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2017年经历了一个多事之秋。9月，中国空军和巴基斯坦空军在中国境内举行了第六次“雄鹰（Shaheen VI）”联合训练。而台湾防务当局称，截至10月份，中国空军在2017年共进行了16次环岛演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在2017年扩大了军事演习的幅度和范围，吸引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2017年中国举行的空军演习与2016年相比有所降低，包括与日本航空自卫队近距离接触的频度，但最后几个月依然见证了一些转变。
　　朝鲜和美国之间爆发的朝鲜核试验僵局无疑是2017年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安全议题。继朝鲜进行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导弹试验后，一些专家重新评估了平壤政权发展核武器的时间表，同时美国与韩国和日本沿韩国海岸线首次举行了联合军演。目睹其东海防空识别区附近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加上“鹞鹰（Foal Eagle）”和“乙支自由卫士（Ulchi-Freedom Guardian）”等美韩年度联合军演，中国军队如坐针毡。
　　有鉴于此，中国空军将军事演习扩展至包括在朝鲜半岛搜集情报的侦查任务。12月初中国宣布举行的军演就有侦察机的参与，这些侦察机或许已经飞越了中韩两国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域。作为对首尔和华盛顿的直接回应，这些军事演习的威慑作用很有限。在当前情况下，美韩日联合军演与中国空军演习间的对比只是更加凸显了这种地区军事力量不平衡的差距。中国空军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劣势：作战性能的技术局限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地区盟友。
　　在技术层面，中国空军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空军在演习中使用的轰炸机基本上由“轰6K”组成，而“轰6K”是以早已过时的上世纪50年代苏联机体为基础研制而成。美国则拥有三个由B-52H轰炸机组成的空军联队，虽然该机型的服役期也较长，但都部署在美国本土，远距离的太平洋作战任务由更加先进的B-1B轰炸机执行。中国的“轰6K”已经升级改造为可搭载六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但该机型的有效负荷和制导设计限制了其从中国本土发动攻击和威胁太平洋远洋目标的能力。“轰6K”3500公里的预计航程令其在执行大部分轰炸任务时只能搭载舰载型CJ-20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轰6K”可选择的攻击目标有限，且精确制导功能会受到影响。轰炸机的示警作用——以攻击性的空中行动对新情况作出反应——会随着重复使用而逐渐失去其威力。例如，出动B-1B轰炸机对每次朝鲜导弹试验作出回应，会令美军无法相应地增强应对朝鲜新威胁的能力。如果说美韩战机飞越朝鲜半岛起到的威慑作用有限，那么中国空军出动“轰6K”对海上军演作出回应也仅仅显示了中国的抗议无非就是不在乎多浪费一些航空燃油。
　　如果说有一个领域是中国空军必须改进的，那就是发动机技术。中国当前服役的战机几乎全部使用俄罗斯发动机或从俄罗斯原型衍生而来的中国发动机，这些发动机都表现欠佳。对于“轰6K”以后的机型，它们的速度与范围都令人失望。中国新生产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在研发过程中配载了几款发动机，现在使用的则是涡扇-15发动机。虽然涡扇-15的功能接近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生产的发动机，但其机动性上没有推力矢量，同时可靠性也欠佳。虽然中国空军在短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美军相比无疑仍存在巨大的差距。
　　而中国空军的作战孤立又加剧了其技术短板。连续六年的中巴“雄鹰”联合军演深化了中国空军和巴基斯坦空军的合作，但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主要覆盖内陆领土。让我们对比一下中巴空军合作与美韩日在该地区的军事合作。进入21世纪20年代，美韩日将启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闪电II战斗机和韩国生产的KF-X战斗机，这两种机型将令三国空军脱胎换骨。而“歼-20”的一项优势——远程击落行动缓慢的支援机——将被多用途的F-35战机所抵销。融合了指挥、控制、通讯、电脑、作战系统、情报、监控和侦查等多功能的F-35战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取代那些易受攻击支援目标的联网平台。因此，美韩日三国F-35战机的联合作战能够发挥聚合效应，而这正是中国空军所欠缺的。
　　鉴于中国空军在东亚安全领域面临着诸多不足，习近平将发展中国空军列为一项优先议题。在10月份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在演讲中点名提到了空军和火箭军，称这两者的发展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至关重要。而新一代“轰-20”隐形轰炸机是朝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轰-20”将成为中国版的美国B-2轰炸机，弥补“轰6K”能力上的不足。“轰-20”将令中国事实上完成自己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而中国火箭军在常规打击能力上的进步本身就值得注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强调，短程和中程常规武器的发展和扩散对中国的威慑战略来说至关重要。中国火箭军于1966年作为第二炮兵部队的分支机构设立，旨在发展中国的核武器威慑能力。火箭军承担的任务现已演变为双重威慑——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而这一演变过程凸显了中国在应对地区安全问题上更加多元化的思路。
　　习近平的强军理念并非体现在硬件发展上，而是人员配备。新一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许其亮担任，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位列第三。虽然中国陆军依然在中央军委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航空部队已经开始崛起，而这一趋势很可能会随着航空实力的增强而得以强化。回顾2017年，当下的军事演习暴露出中国空军的局限性，凸显了中国亟需一个地区盟友的必要性。但同时，中国空军在过去一年中也取得了进步，而且这种趋势将在未来几年内得到延续。

来源时间：2018/1/9   发布时间：2018/1/8

旧文章ID：15018

作者：沈大伟  来源：中美聚焦

　　在10月份第十九次党代会的里程碑式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和领导人习近平大胆说出了中国要成为全球外交大国的主张。通过26次声称中国是一个“大国”或“强国”，习揭开了中国外交的新篇章。不再自诩邓小平曾建议的“韬光养晦”，相反，习为中国制定的愿景是“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的“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
　　习在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已经发出这一信号。他占领了早间开幕式的舞台，自信满满，控制着他的听众。通过CNN，他的演讲向全世界直播。习告诉代表们，中国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并准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表态受到极大欢迎，特别是在世界迎来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时候，他的言论表达出对全球化力量和全球治理多边机构的公开敌意。就在美国似乎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和领导时，中国却加紧拥抱新的全球领导者角色。这种鲜明的对照，世界经济论坛的代表们没有忽视，全世界的观察家们也没有忽视。
　　随着2017年的结束，全世界也恰恰见证了这一点。一方面，美国放弃了一个又一个全球性承诺，它的总统自我陶醉、虚张声势、予人不靠谱的安全感，使盟友被疏远，敌人被纵容。另一方面，世界看到了一个稳重的中国领导人，他在十九大上巩固了权力，并在世界舞台上施展自信的姿态。他的国家不是后退，而是进取，并憧憬未来。中国正在填补美国在亚洲、拉美和其他地区留下的真空。
　　对中国2017年外交的回顾昭示出了它的极度活跃。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这一年当中都访问了十个国家。习的行程让他去到各式各样的国家：美国、俄罗斯、德国、芬兰、瑞士、越南、哈萨克斯坦、厄瓜多尔、智利和秘鲁。在北京，习接待了最少24位到访的总统、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国家级来访者的名单中两个来自北美，五个来自拉美，两个来自非洲，两个来自中东，五个来自欧洲，还有七个来自亚洲。
　　这一年当中，中国还参加了与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和16个中东欧国家举行的高层对话。所有这些双边和多边外交都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对中国外交来说，这一年中另外两个重要的亮点是在厦门举办第九次金砖峰会和在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论坛。在开幕式讲话中，习近平试图为金砖国家带来新的活力。作为一个组织，金砖国家近十年里一直在磕磕绊绊地寻找它的实质性使命。一些成员与其他成员的双边关系步履维艰，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和印度，而巴西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吃紧。尽管如此，习的讲话仍呼应了他在达沃斯触及的主题：
　　“我们应该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要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要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论坛，也许是中国外交的年度亮点。“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组极具野心的项目，目的是通过一个庞大的交通运输及其他基础设施网络（中国的说法是“连通”），将亚洲与欧洲连接到一起，从而促进商业和一系列民间活动。它包括两个主要路线，一个通过陆路，一个通过海上，即从中国穿过欧亚地区直达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连接中国、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东非并通过红海抵达南欧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这两个主要路线，又分叉出六个干线，通往不同的国家。虽然尚处在早期阶段，但这一宏大计划涉及到60个国家，预计将耗资12万亿到14万亿美元。2017年5月，习近平召集60个国家的领导人及其他代表，在北京正式启动了“一带一路”，而他的会议发言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承诺和投资。
　　总而言之，2017年应被视为中国全球外交标志性的一年。回望这一年，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巩固了其大国地位，并向世界承诺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依笔者看来，习近平承诺为全球治理做贡献，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搭便车”，说明北京终于成为其他国家所呼吁的“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习近平个人值得被称道。要知道，中国与某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仍然困难重重，它在世界事务中的不断崛起仍让其他国家感到焦虑，北京将不得不设法缓和这种焦虑。但总体来说，我们应该关注中国外交进程的大趋势，这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

来源时间：2018/1/9   发布时间：2018/1/8

旧文章ID：15017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为增强自身软实力，中国已经投资了数以亿计的美元，但这一进程最近遭到了一些民主国家的强烈抵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一份新发布的报告中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软实力，因为“这一自冷战结束后一直使用的概念性词汇似乎已经不足以解释现状”。
　　这份报告将全世界感受到的这种新专制影响力形容为“锐实力”。《经济学人》在近期的一篇封面文章中将“锐实力”定义为依赖“颠覆、恃强凌弱与施压，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推行自我审查”。如果说软实力是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来增进一国实力，那么锐实力则是帮助专制政权在国内统一行为，在国外操控舆论。
　　“软实力”这一词汇——通过吸引力与说服、而非威吓与报酬等硬实力来影响他人的能力——有时被用来形容任何不涉及动用武力而行使的实力。但这是错误的。实力有时取决于哪个国家的军队或经济更强大，但它也取决于哪个国家的话语体系更具说服力。
　　强大的叙事是一种实力之源。中国的经济成功赋予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但都在一定限度之内。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行的经济援助项目或许看起来无害又诱人，但若情况恶化，则未必如此，正如近期中国租借斯里兰卡港口事件所显示的那样。
　　同理，其他经济硬实力的行使也削弱了中国叙事的软实力。例如，中国因挪威向刘晓波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对该国施加了惩罚。它还威胁一家出版了一本批评中国图书的澳大利亚出版商，称将限制其进入中国市场。
　　如果我们将“锐实力”作为信息战的略称，那么它与软实力的区别将变得显而易见。锐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它操控的是无形的信息，而这种无形性并非软实力的特征。例如，口头威胁就同时具备无形性与胁迫性。
　　当我在1990年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时曾写道，软实力的特点是自愿性和间接性，而硬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和劝诱。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要你交出钱财，拿走你的钱包，这时你的想法和愿望都已无关紧要。这就是硬实力。如果他通过说服要求你把钱财交给他，他就改变了你的想法和愿望。这就是软实力。
　　在公共外交领域，真相与开放在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当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在其他国家进行公开报道时，它行使的是软实力，而我们对此应当欣然接受。但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秘密地在14个国家支持33家电台时，它已经跨越了锐实力的边界，而我们应当揭露这种有悖自愿性的行为。
　　当然，广告和说服永远都包含一定程度的框架预设，而这种预设限制了自愿性，正如社会环境的结构性特点会限制自愿性一样。但是，在预设框架过程中的极度欺瞒行为可被视为胁迫，虽然并非暴力性胁迫，但它依然阻碍对方进行有效选择。
　　普遍被视为政治宣传的公共外交技巧无法增进软实力。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与信誉。这就是为什么旨在增进学生和青年领袖间双向交流和人际关系的交换项目通常远比官方宣传等软实力制造机更为有效。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推行邀请外国青年领袖到访美国的交流项目，而现在中国正在成功效仿这一模式。这是行使软实力的明智做法。但若为了限制批评、鼓励自我审查而吊销签证或限制入境，那么即便是这种交流项目也可能逐渐蜕变为锐实力工具。
　　民主国家在对中国的锐实力和信息战作出回应时，必须注意不要反应过度。民主国家拥有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公民社会，这意味着开放是一项关键资产。如果中共能够部分放松对公民社会的严格控制，中国能够增进软实力。同理，对媒体的操控以及对秘密交流渠道的依赖通常会削弱软实力。民主国家应当远离效仿专制国家使用锐实力工具的诱惑。
　　此外，迫使中国放弃使用正当的软实力工具可能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一国通常会为达成竞争性、零和目的而使用软实力；但软实力也会带来正和效应。
　　例如，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想避免冲突，增进两国彼此间吸引力的交流项目将令双方获益。此外，在如抗击气候变化等跨国议题上，中美两国能从合作中获益良多，而软实力可以帮助建立信赖感，并创建有助于推动合作的网络。
　　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中国的软实力有时会演变为锐实力而阻止中国行使软实力，这将是一个错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密切监控软实力与锐实力的分界线。例如，负责管理中国资助的、在全球大学和学校开办的教授中国语言文化的500个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的中国汉办，必须抵制住限制学术自由的诱惑。跨越这条界限已经导致一些孔子学院被迫解散。
　　正如这些事例所显示的，对于中国利用软实力项目作为行使锐实力工具的最佳防范就是公开曝光这些行为。而这正是民主国家的优势所在。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China’s Soft and Sharp Power》（2018）

来源时间：2018/1/9   发布时间：2018/1/8

旧文章ID：15016

作者：沈建光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税改作为特朗普上任总统以来最大的成就，将在今年1月付诸实施。针对这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改，国内普遍认为，税改对美国经济存在利好，能够刺激企业资金回流美国，并增加劳动者的现金收入，利好消费，刺激股市和分红，并对通胀有好处，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是灵丹妙药。
　　然而，笔者近日与美国投资者交流后发现，上述观点未免太乐观了。相反，他们认为，特朗普税改收益最多的是富人以及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中产阶级并未得到多少实际好处，反而不少人群赋税增加，这使得从长期来看，贫富差距并沒有改善；同时，美国经济的症结在于偏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制约企业投资，税改无益于二者的解决，反而从长期来看加重赤字以及拖累经济增长，并非良方。更进一步，今年美国议会中期选举，而一旦共和党丧失两院中一院的主导权，特朗普政策将面临更大的变数，实为饮鸩止渴。
　　美国税改药不对症
　　去年底笔者访问了美国波士顿，旧金山，纽约，费城等地，与美国同事以及海外基金经理交流较多，发现在这些美国中高产阶层对特朗普税改的看法是出奇的一致，即没有太多乐观的期待，反而是多加了一些抱怨，对税改前景也充满担忧。之所以如此，在于笔者交流中普遍得到的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特朗普税改收益最多的是富人以及最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中产阶级并未得到多少实际好处。例如，提高遗产税起征点，将惠及美国最富有的排名前0.2%的家庭；商业房产等资产抵扣税赋，也有利于拥有商业地产的富有经营者；而原本只有大学教育可以享受的税收减免529计划，改革后也适用于K-12私立学校教育，其受益者仍然是能去私立学校就学的富有家庭。相反，原有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的州税、地方税则将改为不能抵扣，税改案中针对新购置房产的贷款利息扣除额限额从目前的100万降低至50万，将地方财产税抵扣额从目前无限制，改成最高只能抵扣1万元。这使得笔者接触到的大部分中高产阶级而言负担不降反升。
　　第二，税改虽能短期刺激资金回流，增加企业现金发放，甚至能够回购股票，提振股市，但未必能够刺激美国企业投资加速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海外投资者提及，当前美国企业投资不足并非受制于企业利润低迷。相反，2000年以来，美国企业盈利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影响企业投资热情并非税收，而是受制于如下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劳动力方面，美国劳动生产率从2005年以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技术进步与服务业发展使得传统劳动力技能并不匹配；二是美国配套基础设施陈旧落后，不少道路、桥梁老化，亟待修缮，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和运输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说，减税并非良方，甚至增加赤字的同时，教育与基建方面的开支难言增加，无益于增加企业投资，与提升企业竞争力。
　　第三，资金从长远来看，有多大程度会回流美国，也取决于多重外在因素，并非减税单一因素决定。此次税改，纵然是降低了海外资金回流美国的成本，短期内对资金回流美国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生产成本的比较、配套设施是否完善、劳动力技术的匹配以及市场需求的支撑，才是决定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而结合当前美国劳动力成本较高，基建设施落后以及海外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而言，海外投资者认为，减税从长期来看引导资本回流的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第四，税改不可避免的推高赤字，或从长期来讲，不利于经济。有不少观点将特朗普减税比作里根减税，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二者背景大不相同，里根主政之前，美国处于经济滞涨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率较高，而当下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复苏，通胀有所提升，但压力尚未形成，此次减税效果未必能够得到里根时代一样出奇制胜的效果。此外，里根时代，大规模减税并增加军费支出，从而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创新高，1983年联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5.9%，为战后最高值。与之类似，特朗普税改也将不可避免的增加财政赤字，考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负债率不断提高，超过100%，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债务空间已然有限。
　　第五，政治分裂风险已然上升。可以看到，特朗普税改对蓝州负面影响最大，而这也使得税改前所未有的遭到了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如此影响之大的税收改革，民主党竟无一人投票支持，显示政治分裂之严重。在此背景下，预计今年美国议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大概率会丧失两院中一院的主导权，而一旦如此，必将加大日后特朗普法案通过的不确定性，增加政治变数。
　　中国是否狼来了？
　　如此说来，短期利好的特朗普税改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利，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有意思的是，笔者回到国内，得到的反馈却与美国主流观点不同，不少观点认为，美国税改将增强美国竞争力，也将吸引全球企业增加美国投资，这对于中国威胁较大，会大幅缩减中国的竞争力。果真如此吗？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从全球情况来看，我们尚不能得到整体税负、企业税负与经济发展的直接关系。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17-2018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与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8》，德国、瑞典和日本税负并不低，总体税率分别高达48.9%，49.1%和47.4%，均远高于所处区域平均值，但凭借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技术优势，其综合竞争力在全球排名均位于前十。而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德国企业所得税为29.72%，亦远超欧盟22.5%的平均水平；日本企业所得税亦高达30.86%，但这不影响这两国家在制造业的全球領先地位。
　　由此可见，税率的高低并非判断一国全球竞争力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测算国家竞争力的标准，法律和行政架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卫生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市场规模、商业环境完备性和创新能力均影响一国竞争力。
　　反观当下中国，笔者并不认为美国税改之于中国是狼来了的表现，毕竟二者在税收结构上就不可直接做比，如美国是以直接税为主，而中国则以间接税为主，减税方向并不相同。
　　但也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税制设计有不合理的内容，同样需要改进。例如，与美国不同，中国企业和流通环节税太高，个税占比较低，但其中，工资收入群体是个税的主要来源，富豪如果不靠工资收入缴纳的个税就十分有限，此外，中国个税费用抵扣也不合理，就不同抚养人口与房贷支出并未做出考虑。不利于改进收入分配差距。与此同时，中国的财产性收入征税非常少，没有遗产税与房产税。特别是房产税即使财税改革的重点也涉及房地产长效机的建立，需要加快推进。
　　总之，特朗普政府虽然通过了美国税改，是其上任以来的巨大成就，短期内有积极效应，但并未直击美国竞争力下滑的本质，长期来看，或增加债务负担并削弱经济增长。而对美国税改的影响，过度担忧大可不必，毕竟中国仍具备产业配套、成本较低以及庞大消费市场的优势，美国企业的资本回流是有限的。而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在内外部经济环境平稳的背景下，加快推进自身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在财税改革这一硬骨头上有所突破，改善增长的质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8/1/9   发布时间：2018/1/9

旧文章ID：15015

作者：拉娜•福鲁哈尔  来源：FT中文网

　　一月份的专栏充斥着各种预测文章。然而，任何一个好记者（或者市场参与者）都知道，预测是有风险的。所以，在新年的第一篇专栏里，我不打算告诉你市场会在什么时候崩盘，或者中期选举会有什么结果，而是谈一谈2018年经济和商业领域有哪些最重要的问题值得关注。无论走势如何，以下3个问题将左右市场动向。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薪资。薪资是否终于要实现普遍而强劲的增长了？过去10年，美国先是经历了就业不增长的复苏，随后则是薪资不增长的复苏。现在有充裕的工作岗位——美国的失业率仅为4%——而且过去12个月，薪资也开始增长。
　　但薪资增长幅度太小，来得太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薪资水平的两端。较底层的从业人员（家庭护理业、招待性行业和零售业）以及高薪行业（如金融服务业）中顶层人员的薪资已经上涨，但我们大多数人的薪资没有增长。
　　为何如此呢？人们可以给出大量有数据支撑的理由，但我坚持认为，薪资增长缓慢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心理。在美国，“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是职场上最大的两个群体。50多岁的人会担心年龄大了受到歧视，担心自己的工作被不了解的技术所替代，我想象不出他们会挺身而出要求加薪，即使在就业形势好的时候。绝大多数50多岁的人只想保住目前的岗位干到退休。
　　与此同时，千禧一代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与之前的几代人大不相同。他们不仅看重高薪，还同样看重自由与弹性。等到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将来开始买房生子，我们就能知道这种趋势能否持续下去。但是，上周美联储(Fed)的备忘录指出，即使在3%的经济增长率和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即将实施的利好背景下，很多雇主提供的是额外福利或者非常规工作安排，而非加薪。这似乎可以印证一种看法——就像对待当下经济中的许多其它事物一样——对劳务市场的传统观念需要重新审视。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自然是企业支出。金融危机以来产生的新增债务大部分来自因党派政治而濒临瘫痪的公共部门，加上薪资增长幅度不大限制了更旺盛的消费者需求，因此拉动经济增长的任务落到了企业的肩上。
　　共和党认为，这便是减税的意义所在——即鼓励企业把海外现金储备带回美国，用于生产性资本支出。虽然我们看到AT&T、CVS和FedEx等部分企业在税改法案通过后公布了一些关于奖金和增加招聘的计划，但绝大多数企业很可能会把减税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并购和收购、股票回购以及派发股息，就像他们去年所做的那样（美联储会议纪要也暗示了这一点）。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税收法案中又没有列出交换条件来强迫他们怎样做，而且企业薪酬有一半以上与股价挂钩，而股价会被此类金融工程所推高。
　　向市场投入更多资金（市场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规模的3.5倍，就像在2007年时一样）可能会使“动物精神”继续高涨几个季度。但是这要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去杠杆（2018年中期将真正感受到其影响）以及可能加息的效应放在一起考虑。这两个因素可能开始刺破创纪录的企业债务泡沫、淘汰较弱的参与者并引发市场调整。
　　“我相当担心企业债务，”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高级美国经济学家布里克林•德怀尔(Bricklin Dwyer)表示，“当借贷成本上升时，比如上升至5%-7%，而不是3%-5%的水平，我认为你会看到企业和市场行为变得截然不同。”
　　最后一点，如果今年内出现调整，会首先发生在哪个领域？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我会关注科技行业。过去一年，科技板块是全球股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力，但这个行业的业务模式是基于“轻监管”——这一点可能会改变。
　　未来几个季度可能触发改变的事情包括：欧盟对谷歌(Google)履行其裁决情况的反应（欧盟针对谷歌反竞争行为做出的裁决被竞争对手认为还远远不够），对比特币交易的限制，各州涉及Facebook、苹果(Apple)、Netflix和谷歌四大科技企业的反垄断案件，或者社交媒体关于俄罗斯干涉大选的新爆料。
　　过去一周，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更加严厉的监管立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否决了中国的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收购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MoneyGram)的交易，理由是该交易会危及美国公民的数据安全。
　　毕竟数据就好比是当今的石油，是数字时代最具价值的商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谁将掌控数据——他们将成为今年、乃至未来很多年的赢家。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9   发布时间：2018/1/9

旧文章ID：15014

作者：社评  来源：环球时报

　　传记作家沃尔夫的新书《火与怒》将特朗普描述为一个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该书援引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等人的话，对特朗普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质疑特朗普的精神状态“不适合当总统”。此书引起轩然大波，成为时下美国的最大新闻，特朗普的批评者非常兴奋，指责白宫就像是为总统办的“幼儿园”。
　　特朗普总统十分愤怒，连发推特，表示自己是“(精神状况)非常稳定的天才”。特朗普经常对攻击他的声音这样直率地回应。
　　自二战以来，美国每一任总统都饱尝攻击，但被骂成“精神不正常”的，特朗普是头一例。不能不说，这显示了美国民主政治质量的下降。
　　特朗普的做事风格非常独特，这在他竞选期间就得到充分表现，他最终当选总统，首先就赢在了与美国其他政客不同的这种风格。他入主白宫之后，个性有所克制，但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延续。换句话说，今天的特朗普与竞选时的特朗普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突然指控帮特朗普走进白宫的那些精神特质是他“心理不健全”的表现，恐怕根本辩论不出什么结果，只能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反对他的人竞选时就骂他是“小丑”，支持者则认为他“与众不同”，是同迂腐政治传统决裂的“新型政治家”。现在搬出他“心理不健全”这个难以证实的指控，只会让双方的对立进一步固化。
　　特朗普上任一年，但是美国建制派与他的隔阂仍未弥合，任何对他不利的说法很容易成为舆论引爆点。特朗普不愿意接受建制派的管束，在发推特方面我行我素，尤其是他把之前被认为是“竞选语言”的一些承诺真给兑现了，包括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干了之前历任总统都不敢干的事。
　　特朗普执政一年，他所带来的变化的确超过了其他任职仅一年的总统。他的很多表现可以视为“力排众议的改革”，也可以被指“精神病”，关键在于从哪个立场和角度看。
　　历史会从结果来评价特朗普在总统任上所做的事，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刚开个头，指他“精神病”的骂声就潮水般淹过来。而《火与怒》这本书就像一个洪峰。
　　不知道美国国内是否很享受这样折腾他们的总统，从外部世界看，美国给全球上演这样大的一个热闹，大家没理由不欢迎。美国人选了一个总统，舆论紧接着说，这个被选出的人“心理有问题”，选错了，这既是对总统的嘲弄，恐怕更是对美国选举制度的讥讽。
　　美国舆论把总统“往死里整”，这不关中国人的事，我们的确可以把这一切“当热闹看”。但看热闹也要看出门道，这个门道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确出了不小的问题，我们不能干涉美国的内政，但对这样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最好“躲远点”。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从特朗普大选节节胜利，到今天这位总统被极力想碾压他的力量包围，美国让我们看到“民主政治”一些难以置信、似乎在“走火入魔”的东西。美国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越来越不共戴天了，作为西方第一大国，它像在失去超越分歧、把国家团结起来的那种能力。
　　美国精英大概坚持认为“这届人民不行”，而把特朗普抬进白宫的那些人也不会善罢甘休，这或许就是今天美国的状态。

来源时间：2018/1/8   发布时间：2018/1/8

旧文章ID：1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