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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做事不按常理出牌 美国开启“任性”施政

作者:沈敏  来源:新华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将满一年,就其施政,美国国内“正反”评价泾渭分明。研判美国对外政策,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发恩以“任性”来形容。
  “特朗普是个非典型政客,说话做事常常不按常理出牌。在美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即所谓‘建制派’眼里,特朗普像个‘另类’,”王发恩说。
  这种“另类”表现也许源自特朗普的商人特质。他逢事强调“以结果为导向”,尤其在外交领域,特朗普希望看到显而易见、立竿见影的“结果”。一旦“结果”满足不了预期,就会直接反作用于双边关系。而他想要的“结果”,就是最大化地实现美国利益,即他上台前高调表态、上台后反复强调的“美国优先”原则。
  王发恩说:“‘美国优先’是‘你输我赢’,是‘零和博弈’。只要不符合‘美国利益’,协议说撕就撕。美国以往所谓的‘国际规则’‘负责任大国’等等都成为过去。”
  特朗普上台不到一年,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以及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订进程,伊核协议面临困境,连北美自贸区协议及多个双边经贸协议也存亡不定。12月初,特朗普又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着手准备将美国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此举冲击了国际社会对巴以问题的基本共识,招致国际舆论强烈反弹。
  12月21日的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谴责美国耶路撒冷政策的决议。表决前,总统特朗普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莉明确警告会员国“反对美国会失去援助”,这对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来说十分罕见。有媒体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衰减”:并不是说美国的硬实力下降,而是它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从“道义”高地滑落。
  “特朗普这一连串单边举动引发全球关注,传统盟友也有很多怨言,”王发恩说,以上种种,凸显了一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任性”,使过去以美国价值观为“标杆”构建基本规则秩序的西方世界无所适从,让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走向有很大疑虑。
  不过,王发恩指出,纵观特朗普的行为轨迹,有一点是清晰和肯定的:那就是一切政策都服务于“美国优先”这一国家利益。这或许是判断特朗普治下美国对外政策走向时,各类“不可测”因素中“可测”的关键线索。

来源时间:2017/12/28   发布时间:2017/12/28

旧文章ID:14949

郑永年:特朗普与不确定的国际秩序

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内政方面,在废除了被视为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奥巴马医改之后,最近又推出了被视为是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大资本主导的减税方案。
  在外交上,特朗普迅速地从美国人多年来信奉的多边主义转型到了单边主义,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多个委员会,减少甚至结束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诸方面的承诺等等。
  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因为无论是美国的内政还是外交,任何重大的变化都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秩序的本质决定了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角色。经验地看,自从美国在一战期间结束了往日的孤立主义、卷入世界体系以来,这个世界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一直和美国分不开。这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国而产生,因为大国而发展和变化。
  没有大国就不会有强有力的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传统帝国时代是这样,现代主权国家时代也是这样。在后冷战时代,尽管各国在多极化作出巨大努力,但在现实层面,美国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尽管美国这一帝国早已经扩张过度,但特朗普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一直在苦苦支撑着这个体系。不过,现在人们预期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并且这种现实主义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值得肯定。至少特朗普本人是这么看,因为他的口号一直是“使美国再次伟大”。无论是内政和外交,特朗普着眼的是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国内问题。例如他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认为这个医改会促成美国发展成为欧洲类型的福利国家,“养懒人”,拖垮美国经济。又如最近推出的税改是为了吸引美国资本回流,并通过国际资本流入来复兴美国经济,“拯救”美国的中产阶层。
  美国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
  不过,正是因为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位置,美国的这些内部变化会释放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就经济来说,这典型地表现在税改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上。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开放经济体,已经和其他经济体形成互相关联的关系,其他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美国经济体。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这些其他经济体单方面地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事实是,尽管这些经济体也的确从美国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但美国从这些经济体所获得的好处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美国的问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美国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美国政府的确需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内部就会面临严峻的不稳定。
  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处理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有那么多经济体高度依赖美国,美国的方法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品(public goo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正面影响,也可以成为公共害(public ba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既然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性,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那么美国在寻找意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其外部性,即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美国在很多方面的确这样做了。例如在货币政策上,尽管美国主要的考量是美国利益,但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考量到国际影响。但这次特朗普的税改则显示出美国的极端自私性。
  不过,从一个侧面来说,这种极端自私性也象征着美国帝国的衰退,因为这表明美国已经不能为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公共品了。激进的税改完全是“单边主义”的举动。对商人特朗普来说,其中的合理性无可置疑。然而,国际秩序,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安全秩序,都具多边性。一旦多边性遭到破坏,那么秩序就无从谈起了。
  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而这也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盟所深刻担忧的。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撤退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因为内部力量已经不容许美国支撑其绝对的领导地位了。但美国的撤退必然影响到现存秩序,因为作为秩序主体的美国动摇了,这个秩序本身也必然动摇。
  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国际社会所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希望美国能够支撑下去(霸权理论),一些人希望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来接替美国的位置(权力转移理论),也有人把美国地位动摇的根源归诸于中国的崛起,因而主张遏制中国(争霸理论)。
  美国的国际撤退对其盟国的影响更甚。美国的同盟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安全上更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内在一部分。或者说,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这些同盟国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安全体系。
  一些国家也预见到了美国的国际撤退,已经开始构造自己独立的安全体系(例如日本),但是要构建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不仅要花费巨量的财力,更需要时间。更严峻的是,对一些较小国家来说,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小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大国的保护。很容易理解,很多美国盟国对特朗普的国际撤退已经大为不满。
  进一步而言,美国的国际撤退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消失。就其本质来说,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秩序,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历史上类似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经常出现,包括中国的战国时代、欧洲一战和二战时期等,这些时期都充满着血腥、暴力、战争和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中东地区的战争、伊斯兰国和全球性恐怖主义。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表明各国对国际秩序的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同样巨大,很多问题有待回答。例如,会出现另外一个与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吗?如果有,那个国家有意愿替代美国吗?尽管很多人相信“国大必霸”,但经验地看,并非这样。
  美国从国际撤退留下的空间
  一个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其各方面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意愿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品。区域和国际秩序本身就是公共品,而大国必须比小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历史地看,并非每一个大国愿意做这样的大国,即使有能力,也未必有意愿提供这种公共品。例如一战之前的美国并没有这种意愿,而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尽管强大,但根本没有发展出这种秩序概念。这也就是今天各国密切关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原因,因为中国被视为是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国家。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出现,那么是否会出现权力多极的现象?这些权力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是群雄争霸?历史地看,尽管也有很多时期存在各个帝国并存的情况,各帝国内部维持着秩序,但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争霸)也是不断的。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更是战争连绵不断,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直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美国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还不至于产生即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还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只要美国的军事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仍在。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撤退则可能是致命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利益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安全卷入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卷入、当“国际警察”,并非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道德,而是来自于其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还会继续当这个区域的警察吗?
  这个趋势是更多国家所担忧的。美国会不会再次走向国际孤立主义?美国是有这个传统的。1890年代,尽管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但其并无意愿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地大物博,有足够的条件再次实行孤立主义。用美国一些提倡孤立主义政策者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
  今天的美国一方面进行国际撤退,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吸引美国资本回国、再工业化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新型的孤立主义呢?
  除了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外,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不确定性。第一,美国的国际撤退是临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天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完全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决策,因此是暂时的,等特朗普时代结束了,美国会回归正常国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是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兴衰犹如潮起潮落。不过,一个比较符合经验的观察是,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但衰落既是美国所不愿的,更是长期的。
  这又引向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这就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讨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命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
  这个不确定性远远甚于其他所有的不确定性,因为历史上毕竟曾多次发生过。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计算,从1500年以来,一共有16次所谓的权力转移(从现存大国转移到另一个新兴大国),但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
  今天人们可以观察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愿去寻找自己衰落的原因,而是把衰落归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即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中国的确崛起了,看到了中国继续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自己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各种政策目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新型大国关系”,其内核就是和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领导层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
  但美国和西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在过去短短两百年间通过“暴发户”式崛起的西方,显然很难接受一个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再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崛起了。
  看来,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

来源时间:2017/12/28   发布时间: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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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克:从中美分歧走向新时代之路

作者:詹姆斯·佩克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588期7版

  中国有着非常好的独立性,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很好地保障主权发展。独立性的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是全球化包容性的体现。中国在其整个文明进程中,曾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试图变革。尽管其中很多方式是不成功的,但在这过程之中,中国一直希望寻求公平。中国希望找到一种方法,以合理的方式来做到国家的振兴。
  全球治理与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彼此促进的。联合国希望国际治理必须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实现,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我们需要接纳不同国家发展的路径。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多年以来,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美国都以一种不够平和的态度来对待,而这种态度并不是鼓励美国人民去接纳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也并没有在国际秩序中将彼此看成互相平等的国家。因为美国的目标是希望其他国家成为像美国一样的民族整体,除此之外,美国不会将任何国家看成是与其平等的。但实际上,美国需要寻找一种可能性,去尝试艰难但是有序的变革途径。
  事实上,在人类的价值观中,并没有哪个价值观高于其他的价值观,我们要在同一个世界中寻求多元化的存在。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文化价值观中的身份认同,以及团结和凝聚力,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相当重要。这对于美国以物质消费主义为驱动的模式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替代。中国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需要更明确自身的身份和地位,而不是去寻求在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美国过去曾经批判过中国的一些做法,包括审查制度、环保政策等,但这些指责更多的是一种标签性的指责,而不是将其看成一种社会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权和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日渐突出的问题。我们希望看到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希望有国家能以一种良好的国家自主性,以一种传统的身份来保持其独立性,更好地做出与公共友善的相关决策,做出最造福人类的选择。
  我们希望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不同的文明,能够更好地使整个世界的权力转换得以平衡,既能保证中国国内的平衡,又能确保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性。我们也希望在迎接整个世界新格局时,一个国家不需要靠打仗才能成为世界领袖,而是能够在自己的模范作用之下,引领他国追随和效仿。在中美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些曲折。美国把中国看成是令人恐惧的崛起大国,这是对中国的扭曲。实际上,在军事或者安保方面插手和涉足的行为,并不是中国所一贯遵循的路径。
  为什么现在美国拒绝接受,或者是拒绝公开地接受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华盛顿在数十年以前就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一个主权大国,因此他以一种防卫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945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现在很多东西都改变了,除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如果人类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打造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理解并平等地接受和接纳各种不同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文明对世界起到了杰出的贡献。(本内容根据速记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来源时间:2017/12/28   发布时间: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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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台关系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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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辰芳  来源:美国之音

  2017年步入尾声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发布上任后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NSS)报告,其中点明将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与台湾维持强健关系,并重申将美国在《台湾关系法》规范下持续对台军售,美台关系在一个令人期待的正面氛围中收尾。
  不过一年前,美台关系却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下揭开序幕。
  震荡与不确定性
  一月中,未曾担任公职的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不受传统官僚体制约束的非典型行事风格,让美国外交盟友、伙伴和对手都以谨慎小心的态度,面对并观察竞选主轴强调美国优先的新总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台关系从前一年底川普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史无前例的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轩然大波后,在川普总统回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揭开新的一页。
  美国绮色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2017年美台关系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游走之后回到中间平衡点。
  王维正说,川普上台后美台关系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川普打破传统接受蔡英文的祝贺电话,以及其商人个性,都给人许多想象空间,而共和党策士原本也希望对台政策能更为坚定,但中国警觉到这个情势后全力反扑,4月海湖庄园的川习会将美中关系稳定下来,美台关系也从一开始受到的震荡回到平衡点。
  不过,随着川普政府迟迟未任命主管亚洲事务官员,川普总统本人与他的国安团队在一些政策上的龃龉,美台关系此时仍然充满变数,一向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这段期间相继有议员提出挺台法案,例如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加强法、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款,希望能给台湾更多尊严,不过这也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
  王维正说:“包括川普一些共和党的策士,还有国防授权法在国会的一些立法倡议者,他们希望的都是给台湾更多的尊严,这就是里子和面子的问题。面子的东西如果能达到当然是很好,但如果达到的主要都是象征性但反而会引起中共反扑的话,那可能就要比较稍微谨慎一点。我想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驻美代表处比较低调的原因。”
  美台军事交流与解放军武统威胁
  6月,川普政府宣布一批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虽然这是奥巴马政府任内已经决定的项目,但新政府宣布对台军售让台湾安心不少。
  8月,中国驻美外交官公开、私下对美国政府和国会发出警告,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将招致美中关系倒退的后果。
  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向国会军事委员会领导层发出警告信之后,众议院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款在文字叙述上的强度即被冲淡不少。这名人士说,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领导层议员明显受到中国警告的“惊吓”(spooked)。
  不过,即便美国参众两院最后通过并送到白宫让川普总统签字的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已经被淡化也不具约束力,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李克新仍然发出更强烈的警告说,只要美国军舰抵达高雄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
  这个警告发出不久,川普总统即签署法案。《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59号条款列出7项涉台条文,包括北京最为在意的邀请台湾参加美国“红旗”军演、对台军售正常化,及考虑重启美台军舰相互停靠的可行性与可能性。
  美台高层交流与自贸协定
  川普总统上台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全力推动“美国优先”的政策,以双边取代多边贸易机制,6月中,台湾组成历来规模最大的公、民营企业投资考察团,到华盛顿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选择美国”(SelectUSA)投资峰会,预计2017年在美国投入340亿美元资金,希望透过产业链的结合建立彼此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不过绮色佳大学的王维正教授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都认为,美台经贸关系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领导力(leadership)与正面议题(positive agenda)不足的问题。
  韩儒伯近日在多次有关美台经济关系的讲话中都提到,美台经济关系乏善可陈,一方面是因为川普贸易团队成员还没完全到位,另一方面也因为台湾政府不愿触碰敏感的美猪、美牛等农业议题,美台之间最重要的经贸平台–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TIFA)谈判因此而停摆,让双方重要的贸易关系因此而失去往前推进的动力。
  除此以外,韩儒伯也指出,台湾的商业环境对有意投资的外国企业并不友善,台湾政府必须解决法规透明化、投资盈利汇出限制,以及税率等台北美国商会白皮书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改善台湾投资环境。
  韩儒伯说,他希望新的一年中,美台之间能恢复过去克林顿政府时期高层阁员的定期互访,这不仅只是美国部长级官员访台,蔡英文总统也应该派部长级官员到华盛顿访问,因为美台高层交流不仅有助于了解彼此的立场,更是强化双边关系的重要方式。
  韩儒伯也表示,美台经济关系其实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发挥,例如在台湾发展自主国防过程中,双方可以寻求让美国将台湾列为“非北约盟友”(non-NATO ally)的安全合作伙伴,将台湾业者纳入美国国防产业供应链内,成为美国国防工业可以信赖的供应商。他说,台湾的经济活力是美国利益所在,一个经济脆弱的台湾将成为中国环伺的目标。
  韩儒伯说:“《台湾关系法》本身已提到,美台经济关系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看着台湾经济飘摇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一个脆弱的台湾必定成为中国的猎物。我们绝不希望日后再回过头来说,我们当年要是做的更多就不会有今天的后果。中国早已这么做,正如胡锦涛的主要政策,现在习近平也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那就是在经济上拉拢台湾以达到统一的目标。”
  绮色佳大学的王维正也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能在2018年看到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TIFA)恢复谈判,美台双边经贸关系往前推进,他也希望美台双方能更积极寻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范,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王维正说,5年前美国给台湾免签证待遇(Visa Waiver Program, VAP)时,国务院在其官网上指明,这个举措的法律依据是《台湾关系法》,当时的做法巧妙地避免了中国的干扰,因此他认为美国现在完全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支持台湾,行政部门的官僚实在无须过于在乎中国的感受,事前就“替它先感冒”。
  王维正说:“我始终觉得美国政府如果有决心,是可以更光明正大、冠冕堂皇地支持台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中国、台湾全部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国,会员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本来就是世贸组织宪章所允许的,所以台湾要与WTO其他会员签自贸协定不需要中国的同意。现在中国把它升高成外交打压,因为它很在乎自贸协定是只有主权国家之间才能有的文件。”
  川普印太战略 美台往来更活跃
  12月18日,川普向国会提交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明指将继续遵照《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正当防卫,威慑外来胁迫。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告诉美国之音,川普的国安战略反映了美国对协防台湾的传统立场,他预期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会更加稳固强健,不过仍然会保持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
  对于新一年美台关系的发展,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说,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报告“充分体认台湾是美国在亚洲地区重要的安全及经济伙伴”,报告表达美国对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及经济自由开放的理念,这与台湾政府推动的政策一致,也符合台湾的战略利益,希望在这个战略下持续深化美台各项双边合作。
  此外,陈立国也表示,台湾对川普亚洲行所揭橥的亚太倡议“有高度兴趣”,会持续向华盛顿了解未来这个倡议如何实施。他说,台湾位于东亚战略要冲,一致都在区域稳定安全中扮演贡献者的角色,也是区域的利益相关者,在有大的区域战略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台湾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观察人士说,川普政府2017年底为美国对全球战略布局揭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仅以毫不模糊的文字宣示美国对台湾安全不变的保证,同时也对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今后华盛顿与台北的交往将会更为活跃。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7

旧文章ID:14956

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领导人会晤稳定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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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2017年的脚步正在离我们远去。回望这一年,国际舞台风云变幻,新闻大事件层出不穷。过去一年里哪一件事最具全球重要性?哪一种技术、观念或是趋势深刻影响着世界?又有哪个人物改变着世界格局?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推出年终盘点——“国际2017”系列,邀请国际“大人物”谈一谈他们心中的2017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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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伦斯 资料图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phen Orlins):
  长期以来,我一直呼吁美中两国领导人“越早、越频繁”见面越好,因此,我惊喜地看到,在特朗普总统上任第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访问美国,特朗普总统也访问了中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首次在美国总统上任第一年中进行互访。
  此外,两国领导人还在多边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平均每个月通一次电话。他们显然已经发展了一种可以直接就他们同意或反对的事务进行沟通的工作关系。
  特朗普刚当选时,人们曾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存在许多难点,比如特朗普当选后不久与蔡英文通电话,还承诺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要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但今年中美领导人的会晤和电话沟通对中美关系起到了稳定作用,尤其是在面临朝鲜和贸易等难题的情况下。
  尽管特朗普总统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视为“竞争者”,但两国领导人需要记住,中美两国的利益在许多方面是互益的,中美也需要合作应对许多全球性问题。因此,两国领导人继续进行直接接触非常重要,这将使我们两国强化合作、减少分歧。如果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访问美国,我当然希望我可以参与欢迎他的到来。
  【人物背景】
  欧伦斯自2005年起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此前曾任雷曼兄弟亚洲区总裁,创立私募基金凯雷亚洲基金,并任台湾宽频通讯的董事长。1976年至1979年,曾在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作为法律团队成员推动了中美两国建交。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7

旧文章ID:14955

权力与利益:默多克如何成为特朗普的亲密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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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MY CHOZICK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打给白宫的电话至少一周一次。“我默多克,”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突兀的、带口音的声音。
  几十年来,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利用自己的媒体产业建立起了与澳大利亚和英国领导人的直线联系。但在美国买下第一份报纸后的44年里,他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与美国总统建立密切的联系。现在不同了。
  自70年代以来,默多克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都经过了纽约小报文化的锻炼,一个是《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的老板,一个是它完美的报道对象——在相同的圈子里游走,但直到最近两人的利益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时,他们才变得亲密起来。
  自就职日起,默多克一直和特朗普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常常要绕过筛查来电的白宫幕僚长约翰·F·凯利(John F. Kelly)。默多克已经感觉良好到敢于提出其他人可能会有顾忌的建议,比如劝总统停止发推文,并建议他改善与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的关系。默多克还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保持着一周一次的交谈。
  默多克此前同意以524亿美元(约合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自己持有的21世纪福克斯公司(21st Century Fox)股份的很大一部分出售给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消息传出前,特朗普来电要求得到他的保证,有着高收视率、经常为特朗普的议程做宣传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在该交易中不会受到影响。
  在协议公布的12月14日,特朗普向全世界表示,他已致电默多克表示祝贺。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也传达了总统的看法,认为这项协议对就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这个说法遭到了华尔街分析师的质疑。
  经历了几十年的兴衰起伏后,特朗普现在视默多克为他最亲密的心腹之一。2016年6月,这两大巨头向外界展示了两人关系的改善。当着一群记者的面,默多克前往苏格兰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Trump International Golf Links)看望特朗普。今年5月,在一场纪念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美国和澳大利亚老兵的正式晚宴上,两人再度一起现身。默多克在介绍特朗普总统时称其是“我的朋友唐纳德·J·特朗普”,之后两人短暂拥抱。
  他们的个人风格截然相反。默多克粗暴而低调,更喜欢凌乱的新闻编辑室,而不是特朗普的镀金高楼大厦和浮华。但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两人天生富有,但离权力中心都有一段距离。特朗普在皇后区的牙买加长大,父亲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安于在曼哈顿以外的城区攫取财富,距离光鲜的中城——他的儿子日后扬名立万的地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默多克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父亲是一名记者,后来成了一家报纸连锁的老板。现年86岁的默多克和71岁的特朗普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曾被送进军校,后在家族企业中超越了自己的父亲。
  两人都是将世袭的财富增值成了全方位的实力,但他们仍固执地将自己视为与体制对抗的外来者。当默多克在1968年进入英国报业市场时,伦敦的上流社会对他以及他用来伤害敌人、提高自身政治利益的低俗小报《太阳报》(The Sun)和《世界新闻报》(The News of the World)冷眼相待。而特朗普在通过不择手段地做生意和营销成在曼哈顿占据一席之地后,精英阶层对他也有过类似的怀疑。
  为了在纽约爬得更高,两人都依靠过一个有权势的朋友,律师罗伊·M·科恩(Roy M. Cohn)。这位冷酷无情的操盘手在50年代以反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Sen. Joseph McCarthy)的首席法律顾问身份成名,随后又代表了纽约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物,包括黑帮大佬约翰·高提(John Gotti)以及纽约洋基队的老板乔治·史坦布瑞纳(George Steinbrenner)。
  科恩将特朗普与默多克以及他在1976年买下的小报《纽约邮报》撮合在了一起。作为一名刚刚发迹的开发商,特朗普看到这份低俗日报能给他带来的益处——尤其是它在被默多克买下一年后开创的“第六版”绯闻专栏。
  若不是因为他对近来另一起媒体并购尝试——AT&T提出要以854亿美元收购常常被特朗普控诉为“假新闻”的CNN的母公司时代华纳(Time Warner)——的强烈反对,特朗普对迪士尼-福克斯大交易的盛赞,或许早就被淹没在了华盛顿新闻的漩涡之中。司法部目前对迪士尼-福克斯计划还没有什么举措,但它以反垄断为由提起诉讼,以求阻止AT&T-时代华纳的交易。政府很少出面干预两家并无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的并购案。
  而在意识形态上,默多克并不像他的批评者以为的那样不思变通,实际上一直都在靠与权贵拉近关系谋取利益。在80年代,当他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首相关系亲近时,他的伦敦小报选择了亲托利党的立场。1997年时,他的报纸又支持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担任首相。
  在最近的和解之前,默多克私底下曾称特朗普为“假货”,并谴责他夸大了自己的资产净值。而在《纽约邮报》报道了纽约东汉普顿大名鼎鼎的梅德斯通俱乐部(Maidstone Club)拒绝给特朗普会员资格之后,特朗普也曾一度威胁要起诉默多克诽谤。
  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默多克——起初他一心支持杰布·布什(Jeb Bush)——大多数时候都在反对特朗普,在Twitter上宣称特朗普是在让“全国上下”和“他的朋友们丢脸”。默多克的王牌媒体《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称这位候选人是一个“大灾难”。《纽约邮报》则以“唐纳德一路走好”为标题宣告“特朗普完蛋了”。
  特朗普在Twitter上回击道:“哇,我一直都喜欢纽邮,但他们对我在艾奥瓦州的报道的确是在撒谎。”他也对《华尔街日报》穷追不舍:“看看这些版面变得多小@WSJ,”他写道。“看着就像个小报——是在省钱吧我猜!”
  《纽约邮报》在纽约州的初选中最后又有所保留地转为支持特朗普,但在大选中既没支持特朗普也没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前段时间默多克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表现出了愤怒。白宫发布禁令禁止来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后,默多克的公司——21世纪福克斯公司(21st Century Fox)——发布了一份备忘录作为回应,向所有受到该政令影响的员工提供帮助,并提醒他们,“21世纪福克斯公司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为总部设在美国而自豪,这个公司由移民建立,企业的各个层面都包含了移民。”八月,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默多克的小儿子——谴责了总统对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骚乱的反应。
  还有另一个渴望地位和尊重的富有局外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系的缓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
  2006年买下《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后,库什纳迅速与默多克取得了接触。“他想成为默多克,”一位当时与两人都很亲近的人表示。2016年初,特朗普在一场总统竞选辩论上遭到时任福克斯新闻主播梅根·凯利(Megyn Kelly)的激烈质疑,随后特朗普派库什纳去和默多克见面,展开了一场媒体外交。
  库什纳的妻子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是默多克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的密友。2009年,默多克和邓文迪曾前往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特朗普全国高尔夫俱乐部(Trump National Golf Club)参加贾里德·库什纳和伊万卡·特朗普的婚礼。默多克的女儿格雷丝(Grace)和克洛依(Chloe)担任花童。
  在2013年默多克和邓文迪离婚前,库什纳和伊万卡会去默多克的那艘184英尺长的游艇罗斯哈蒂号(Rosehearty)上度假。更加彰显两家关系之亲密的是,伊万卡·特朗普曾受托于默多克,负责监管两个女孩的3亿美元财富——她在父亲就任总统一个月前放弃了这一职位。
  默多克和三月结婚的第四任妻子、前模特杰里·霍尔(Jerry Hall)一同抵达球场。在多云的天空下,新婚夫妇乘坐一辆可容纳4人的高尔夫球车游览了这个场地。特朗普把着方向盘,他的身边坐着霍尔,戴着墨镜的默多克坐在面朝后的后座,一行前往由特朗普翻修过的15世纪大宅麦克劳府(MacLeod House)共进晚餐。
  时代华纳的高层也注意到了特朗普与默多克关系的改善。他们在想,为什么AT&T收购时代华纳的尝试会遇到监管问题,与此同时总统对迪士尼-福克斯交易却表示认可。
  “从我们这一案的事实来看,就算你还没有听闻政府对迪士尼-福克斯交易的支持,都很难理解司法部怎么会阻止我们的交易,”时代华纳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L·比克斯(Jeffrey L. Bewkes)说道。
  白宫发言人拉吉·沙阿(Raj Shah)表示,特朗普未与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谈及有关AT&T-时代华纳的交易,并且“没有哪位白宫官员曾获得与司法部讨论此事的授权。”
  Maggie Haberma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7

旧文章ID:14954

美国制裁的朝鲜武器开发项目“关键领导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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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据新华社12月26日消息,美国财政部26日宣布对两名朝鲜官员实施制裁。报道称,美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制裁针对朝鲜武器开发项目的“关键领导人”。受到制裁的个人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这两名受到制裁的朝鲜官员名字分别是KIM JONG SIK(金正植)和RI PYONG CHOL(李炳哲)。
  据环球网此前报道,李炳哲是朝鲜前空军高级将领,金正植是一名火箭科学家,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西方安全与情报机构的调研显示,两人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背后的“核智囊”团队的核心成员。其中,原先职位不高、后因才干出众而得到“火箭提拔”的金正植尤其受到关注。
  环球网上述报道还援引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消息称,从朝鲜流出的系列图像资料显示,一名50来岁、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频繁出现在金正恩身旁。据“朝鲜领导层观察网”负责人迈克·马登证实,这名男子就是金正植。2012年4月,朝鲜 “银河3号”火箭发射失败,正是金正植发现了其中的故障所在。同年年底,朝鲜将“银河3号”成功送入太空,金正植由此得到了金正恩的特别赏识。很快,他就从一个不起眼的空间技术部门中层人员一路升至朝鲜军需工业部的负责人之一,并成为金正恩的导弹技术顾问,如今已经成为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中流砥柱”。
  对于李炳哲,报道称,他追随金正恩时间最长、资历最深。1948年出生的李炳哲早年在苏联接受教育,曾访问中国和俄罗斯。路透社称,金正恩临近2010年时开始在朝鲜被委以重任,李炳哲大抵也在这个时间得到升迁。
  环球网报道称,朝鲜的导弹项目团队享受着厚禄与殊荣。以金正植为例,他原本是民航技术人员,如今却身着将军制服。虽然他的主要职责在技术攻关方面,但是在人事和政策制定方面却拥有极高的话语权,权力甚至盖过了该国诸多高级官员。从肢体语言上也不难看出,相较于其他官员的毕恭毕敬,金正植和李炳哲与金正恩的关系近得多。每逢试射成功,金正恩几乎都要和二人“亲密互动”,比如相互拥抱或一起抽烟庆贺等。
  环球网上述报道还称,金正植为普通家庭出身,其身份背景与朝鲜显要人物原本相去甚远。在西方舆论看来,金正恩能够做到知人善用也属难得。据一名未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称,金正恩为摆脱父亲器重的“老臣”,一直致力于培养自己的亲信,他对的金正植等人的重用也正是基于此。马登表示,金正恩麾下这些“智囊”将朝鲜导弹项目“带入了21世纪”,对该国涉核项目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7

旧文章ID:14953

邓聿文:美朝爆发战争可能性多大

作者:邓聿文  来源:联合早报

  有关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动武,美国政府内部——国务卿蒂勒森和白宫——出现了分歧。前者表示美国可不设条件同朝鲜对话,后者则否认目前是对话良机。
  尽管如此,对外界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决朝核问题。而在中国,有关战争的说法近期更是一度传得沸沸扬扬。有舆论言之凿凿地定下了两个日子,一是12月18日,一是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但前一日期已经过去,战争并未发生。
  外界固然不应怀疑特朗普武力打击朝鲜的决心,但第二次朝鲜战争是否真会发生,特别是在上述日期里发生,是存疑的。在朝鲜2017年9月试爆第六次核武后,我说过,美朝军事摊牌的时刻在下一次,我所指的下一次是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或者美国评估朝鲜具有实际打击美本土能力的洲际导弹试射。
  我还是维持这个判断。朝鲜12月初又发射了洲际导弹,射程比上次更远,朝鲜自己说能够打到美国本土,但美国专家评估认为,距实战打击美全境的能力还是有差距。所以,在这个前提满足前,我倾向于认为战争不会很快爆发。
  此外,要分析战争是否会发生,还应看相关各方的态度和为战争所做的准备。朝核问题涉及的相关方有美朝韩中俄日,前四者又是主要相关方。
  先说美国。特朗普的个人决心自然重要,但不能把其决心等同于美国政府的决心。我说的美国政府指的是美国的行政和立法部门,行政部门主要是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上面讲了,白宫、国务院对战争的态度可能有差异,但如果总统决定打,它们主要还是贯彻总统的意志。
  问题在于美国国会。虽然自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总统可以先打后(向国会)奏,但鉴于伊战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事后证明并不存在的教训,且朝核问题并不具有事情突发的急迫性,国会不大可能在没有授权前,让特朗普发动朝战。换言之,国会就是否需要对朝作战会有一个辩论过程。但至今外界没有看到国会有关这方面的辩论。
  至于美国社会,虽然赞成武力打击的人比之前要多,但总体来说,美国社会包括舆论在内,对用武力解决朝核的问题并没有形成多数共识,美国政府也没有向国民进行战争动员。
  朝鲜不是伊拉克,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朝鲜军力不堪一击,但它毕竟有庞大的常备军,又有核武在手,而且多山,如果美国真要武力攻打朝鲜,就不能建立在朝鲜军力不经打的假设基础上,当年克林顿也曾想用武力解决朝核,但评估结果是美军至少要死几万人。因此,万一战争陷入胶着,美国政府就很难向国民交代。所以,在发动战争前,必须向国民进行动员,让他们对战争有心理准备,而国民的态度反过来也影响国会对战争的态度。
  要进行国民动员和包括军事在内的其他相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但目前尚未看到美国在进行这些准备。所以,短期内很难发动战争。
  再看朝鲜。别看朝鲜天天把战争挂在嘴边,用战争来威胁美韩,针对美韩的最新军演,朝鲜说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实际上,它比谁都“精”,其“战争”只是嘴上的,原因很简单,以朝鲜的国力,它是最经不起战争的。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只要美韩军演,朝鲜嘴上就很强硬,但它不敢在军演期间发射导弹或其他武力挑衅行为,因为它很清楚,一旦这样做了,真有可能“惹火烧身”,遭受美韩联军的武力打击。
  所以,面对越来越高的战争风险,朝鲜的“纸老虎”本色一下子就露出来了,委托俄罗斯向美国传话,要直接跟美对话。可以说,朝鲜的战争口水仗是表演给国内看的,让民众有危机意识。但民众对此也已麻木。它会小心翼翼地避免撞向美国的“枪口”,不给美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韩国的态度也是制约美国武力攻打朝鲜的一个因素。总体来看,韩国政府和民众是反对在半岛出现第二次战争的。总统文在寅多次表示,不经韩国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在半岛发动战争。
  就在12月上旬,中国民间盛传美国即将对朝动武,乃至中国外交部都不得不对此回应时,笔者正在韩国开会,感觉韩国一片平静,没有大战降临的氛围。我问一些韩国朋友,是否同意武力打击朝鲜,他们都说不同意。
  韩国政府和民众反对战争的最主要理由,是首尔距朝鲜的火炮射程太近,战争一旦打响,首尔将变成一片火海。首都圈的人口占到韩国总人口的近一半,主要的工业、商业、教育和文化都在首尔。首尔要是毁于战火,韩国也就毁了。对于韩国政府来说,不能不考虑这个情况和民众的担忧。
  战争虽然能够帮助韩国永绝核患,但也要承受战争代价,毕竟仗是要在韩国土地上打的。因此,韩国民众和政府对战争的担忧和反对态度,无疑对美国会产生影响,使美国难以下战争决心。
  其他三国,日本的态度很暧昧,但它不是一个影响美国动武的核心因素,中俄的态度则一向明朗,反对在朝鲜发动战争。中国已多次表达了这一点。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重申,动武绝不可接受。习近平在和文在寅的会谈中也表示,决不允许在半岛生战生乱。
  中国的态度虽然不是美国考虑的首要因素,但也并非无关紧要。既然中国多次表达反对动武,美国在决定武力打击朝鲜时,肯定要考虑,中国会不会介入?一旦介入,如何对待?故可见,美国在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前,是不会贸然对朝动武的,以免美中两国兵戎相见。
  综上分析,美国在韩国平昌冬奥会后开打的可能性不高。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不会对朝发动战争。只能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穷尽前,美国不大可能对朝动武,现在非战争手段还有空间。
  从联合国在2016年9月史无前例的制裁来看,效果正在体现。朝鲜12月初的导弹发射已引来美国等的进一步制裁,朝鲜的日子无疑会更难过。但这些制裁尚不足以让朝鲜放弃发展核武。朝鲜如要完善核武和导弹技术,特别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提高投入实战的能力,至少还要进行一次核试验和二至三次导弹发射。
  根据朝鲜以往的核试和导弹发射频率,估计在2018年年中左右会进行一次核试,或者上下半年各进行一次导弹发射。有中国朝鲜研究专家预判,如果美国一定要打朝鲜,时间点在2018年5月为佳,因为那个时候制裁导致的粮荒和气荒会很严重。
  我的看法是,美国对朝动武的前提,还要看朝鲜在2018年5月前,是否会进行核武或导弹试验。这个时间有可能提前或拖后。但不管如何,只要朝鲜进行核试或导弹发射,美国武力打击朝鲜就基本可以肯定。
  别看朝鲜天天把战争挂在嘴边,用战争来威胁美韩,针对美韩的最新军演,朝鲜说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实际上,它比谁都“精”,其“战争”只是嘴上的,原因很简单,以朝鲜的国力,它是最经不起战争的。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7

旧文章ID:14952

2018年:美中关系步入动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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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瑞·布朗  来源:中美聚焦

  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是一条久经试炼的外交原则,而中国传统思想与其完美契合。毕竟,早在两千多年前,从孙子到韩非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就阐述了战略模糊的重要性:隐藏真实意图,保持中立姿态,永远追求自身战略空间最大化。
  然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战略分裂(Strategic Schizophrenia)。这一刻,他还在盛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好人”;而下一刻,他就开始威胁展开贸易战,并就中国对美国投资设置重重壁垒。这一刻,他还在热烈欢迎阿里巴巴和华为等中国公司在美国推广更多项目;而下一刻,他就发推特称中国要么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决断,要么就将被视为跛脚鸭政府。
  无论世人认为特朗普有多少缺点,到目前为止,这位美国总统在应对中国上至少取得了一些成绩。他那反复无常的立场似乎迫使北京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一些行动,如12月初中国暂停了与朝鲜的贸易往来,同时增设了石油出口禁令。对于习近平来说,平壤这位任性的年轻统治者已经让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允许区区一介小国利用与中国的感情和历史纽带、通过树敌美国来破坏中国2021年实现强国梦的雄心伟业简直是匪夷所思。或许特朗普仅仅是时机不错,但他在朝鲜问题上的敦促与对等的外交冒险政策的确已经迫使北京有所行动。2018年,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趋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虽然特朗普一直口出狂言,而眼下针对中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贸易关系都太过不对等的抱怨也合情合理,但我们的底线依然未变:美中关系实在太过重要,以至于无法让人等闲视之。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并不相同,彼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完全迥异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区间。而现今的中国与美国处处拥有共同利益,两国之间的官方战略对话就多达90个,同时中国手握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此外,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加不露声色,它并不像苏联那样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而仅仅是传递一套更为利己的讯息,以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
  在10月份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的权力交接相对平稳,步入2018年,习近平将集中全力推动中国重返大国地位的事业,并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此,中国的外交立场将是风险厌恶型。中国不会在原本不存在矛盾的领域主动寻找麻烦,它将继续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并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但它不会进行不必要的冒险。
  但现在的问题是,即便中国不想招惹麻烦,但麻烦就不会招惹中国么?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充满不可预见性的领导风格或许就是一个大麻烦,而华盛顿已经开始盛传美中之间迟早要开打一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11月出访中国期间两国签署的2500亿美元协议已经开始出现诸多波折,同时美国开始对中国投资实施严密审查,有关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操作的指责也开始浮出水面。与其他诸多领域一样,特朗普或许会搞出一些令人不快的突然袭击。毕竟,他在去年竞选期间作出的最大承诺之一就是采取措施减少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而他必须做出应对这一问题的样子,否则人们就会认为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交手腕,加上美国政府内部呼吁在中美关系上采取更加务实态度的声音防止了莽撞行为的出现。出访期间坐在习近平身边的特朗普,大体上听起来既乐观又顺从。他在访问北京的几天里,从未提及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与前几任总统的做法大相径庭,而他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赞美之词则溢于言表。
  但正如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的仆人、而中共的使命是帮助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实现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梦一样,特朗普是美国选民的仆人,这些蓝领工人认为自己已经被时代所抛弃,而中国拉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这两方的听众截然不同,一方想要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拥有更多机会,另一方想要重新夺回记忆中的美好生活。要找到这两者间的共同利益实在是强人所难。
  2018年后期,特朗普将面对中期选举。而在竞选期间,眼下他口中的友好中国极有可能演变成魔鬼中国,一个过剩产能的输出者,一个不对等贸易合约的推动者,一个全球贸易和安全体系的搭便车者。作为全球贸易和安全体系的资助人,美国必须应对这样一个中国。这种立场将极大地考验中国的外交耐心。可能出现的更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总统觉得是时候对朝鲜采取单边行动了,而朝鲜是中国在世界上唯一拥有共同防务责任的国家。如果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全球地缘政治将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
  中国在过去40年中一直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自邓小平时代起,中国的外交任务一直是确保美国不会感觉受到威胁,确保中国不陷入任何围绕霸权的最终争夺。然而,当美国选出了一位不走寻常路、视外交礼仪如无物的总统后,这种范式很可能被摧毁殆尽。2018年的美中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关键节点。
  各方应竭尽全力确保维持现状。无论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中美陷入正面对抗都将不啻为一场灾难。对于2018年的美中关系前景,任何事情都不应让我们沾沾自喜。

  作者是英国国王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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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7:恐袭和枪击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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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德林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7年,两起惨痛事件将留在许多美国人的记忆中:一起是美国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案,一起是“9·11”事件以来发生在纽约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10月1日晚,白人枪手帕多克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向一场露天音乐会开枪扫射11分钟,当场夺走59条人命,另有500多人受伤。10月31日下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籍男子赛富洛·赛波夫驾车在纽约曼哈顿繁忙的西侧快速路上撞击行人和骑车人,8人命丧车轮之下。
  赛波夫行凶一个多月后,与时报广场仅一街之隔的曼哈顿港务局公交站又发生爆炸案。27岁的阿卡耶德·乌拉在这座每日客流量达22万人次的交通枢纽里引爆了绑在身上的土制炸弹。万幸的是,由于炸弹威力不足,最终仅造成包括嫌犯在内4人受伤。
  人们注意到,“9·11”过去16年,有组织、大规模的恐袭在美国大为减少,但由个人策划实施的“独狼式”恐袭威胁则日渐上升。恐怖组织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受蛊惑的个人利用生活中的常见器材发动袭击,令政府部门防不胜防。乌拉用买来的常见材料自行制作简易炸弹,赛波夫只靠一辆租来的汽车夺走8条人命。纽约市警察局负责情报和反恐的副局长约翰·米勒坦陈,防范独狼式袭击“很难,且以后会更难”。他指出,过去恐怖分子策划袭击的过程中会同组织联络,反恐实际是情报战。但现在威胁来自个人,除非能“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否则几乎不可能预先掌握恐袭的情报。
  纽约上述两起恐袭事件的嫌犯都是看到“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后萌生作案念头。当恐怖袭击从境外输入、大规模、有组织转向内生、零散、独狼式,美国既有的情报和安全系统如何有效应对,成为美国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港务局爆炸案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反应是再次强调收紧移民政策。他宣称,这起案件再次证明有必要实行更严格的移民政策,防止恐怖分子利用移民政策漏洞潜入美国本土。但纽约两起恐袭的嫌犯均已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一份报告指出,“9·11”之后美国本土的恐袭事件中超八成是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实施的。《华盛顿邮报》则指出,现在真正的挑战是如何防止已进入美国的移民极端化,特朗普的移民禁令和对穆斯林的各种指责让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与此同时,枪支暴力几乎贯穿了美国的2017年。1月6日,佛罗里达州东南沿海的劳德代尔堡机场枪击案致5死8伤;6月14日,距美国首都华盛顿仅约7英里的一处棒球场发生枪击,包括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在内4人受伤;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仅1个月后,德克萨斯一座教堂内又有26人命丧枪口之下。
  每起恶性枪击案总会激起美国社会围绕“控枪”的争论。但现实是,全国步枪协会代表的巨大商业利益,深入人心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以及美国部分地区浓厚的拥枪传统,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注定了“禁枪”这一选项短期内几无实现可能。
  另一方面,美国现行的枪支管理体系也存在漏洞。得州教堂枪击案的嫌犯戴文在空军服役期间曾偷窃枪支并试图对他人进行人身威胁,而被军方开除。由于空军未将这一情况告知司法部门,戴文得以通过背景审查,顺利购得枪支。此案发生后,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部分参议员罕见地共同推动一项旨在强化全国范围内购枪背景审查系统的立法,以防止类似戴文的情况再次发生。可见,撇开“禁枪”这一目前难有结论的话题,在封堵现行枪支管理制度的漏洞方面,美国政府仍然有作为空间。
  面对难以驱散的恐袭威胁和层出不穷的枪支暴力,有分析指出,无论是反恐还是控枪,无论应对顽疾还是新患,归根结底都在考验着美国的国内安全治理能力。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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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 附录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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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这里,可看本书稿(一至附录六)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一)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二)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三)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四)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五)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六)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七)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八)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九)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十)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十一)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十二)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十三)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结论一)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结论二)
附录一:关于人类不同族群智力/综合素质差异之缘由的一种假设
附录二:华夏文明为何总是欠缺那么一点阳刚之气?
附录三:平等相对论发凡
附录四、五:简论强势领袖和强势政党,迟竹强论国民素质)
附录六:”西方的制度无法移植,但要保住“
附录七:
东方大同盟,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关于族群差异的证据和若干附录补充


· 这一篇文章是《关于人类不同族群智力/综合素质差异之缘由的一种假设》的后续,接着补充证据。这些证据几乎全部是抄来。本人也有提供少量补充证据。这时都会特别注明(本人……),并用【】括起来。论证也基本上都是抄来。也有少量发挥是自行做出。这个倒是没有处处标明。请大家着重看证据。论证大家自己都可以做。只要证据站得住脚,论证应当也能站得住脚。

本文也有近一万两千字,份六节。前面三节是证据。后面三节是一个方法论、四本参考书和现实意义举例。现实意义没有大量发挥,那是另外文章的任务。

一:人类种族之间存在明显智力差异的宏观证据


这一节主要摘自林恩的著作《智力上的种族差异》
Race Differences in Interlligence)的总结论。关于人类种族间的智力差异,作者 Richart·林恩总结了10个整体性的论据。这里把顺序调整一下,归并一条,俭省一条(讲的是脑容量),剩八条,复述如下:

第一、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关于生物学演变的基本原则是,当一个物种的下属种群占据不同的环境并在地理上被分割以后,它们的基因就会分别各自发展(分道扬镳),先成为不同的变种(亚种),然后变成不同的物种。变种(亚种)与物种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生殖隔离。具体到人,各个种族当然是智人这个物种下面的亚种。

人种的分化也只可能循同样的途径。各方面的基因都会根据各自的具体环境分头演化。(热带居民肤色变深而温/寒带居民肤色变浅。)比如包括身高体重、体型、肤色、头发和眼睛、基因疾病的流行程度和血型在各个种族/族群之间,都有差异,这些差异也都在演变。认为唯有智力不会因为他们各自长期所处的复杂程度不同的环境分头演化是不合逻辑的。当然现代人类社会环境复杂程度开始趋同,智力的发展也会趋同,但离真正同化还相当遥远。因为这个趋同的时段还远不及以前大不相同的时段长,并且迄今为止,趋同的程度还有限 。

第二、特定种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国家中的IQ分数的稳定性只能用基因因素来解释。低智商的种族如此,高智商的种族亦如此。

首先是欧洲人无论在欧洲本土,还是在以他们为主体的殖民地,还是在他们仅占少数,甚至极少数的其它种族的地盘,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表现出优良的素质,取得优秀的发展成就。

其次、犹太民族和中日韩三个东亚民族也是这样,无论他们在自己的故土上,还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是在发达富裕的国家中,还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中,是居于多数,还是居于绝对的少数,除了华人在新加坡,他们一般也从未在海外拥有全面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依然毫无例外地可以取得极好的发展成就。

而祖居撒南非洲的尼格罗人,则无论是在他们的祖国,还是在他们占绝对多数的移民地(加勒比海岛国),还是在拉美的发展中或半发达的国家,还是在西欧北美的发达国家,无论是他们自己握有政治主权,还是处于被支配的少数地位,他们的发展水平都是一贯的最低。

那些混血种族占主导多数的国家/地区(主要是拉丁美洲),其发展水平,总是居于前述两类种族自行主导的国家/地区之间,完全没有例外。

第三、在多种族混居的环境中,无论这个特定环境的整体发展水平(国家是穷还是富)如何,处于哪个洲份,他们也各自稳定地保持各自的智力和发展特征。高的恒高,低的恒低。那些混血的种族的发展成就也毫无例外地处于前述两类种族的中间。

如果说各种族的智力发展,由环境决定,当如何解释,上述三类种族,在无论何种发展水平的多种族混居的国度中,总是按照一样的固定的顺序排列发展水平?

第四、不同种族的素质解释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先祖由采集-狩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转变程度。高素质的种族成功、完整地完成了这个转变。素质较低的种族依次只部分、局部或完全没有完成这种转化。素质最低者直到现代依然停留在采集-狩猎时代。

第五、种族的素质差异在以后建立城市和文明的过程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明的特征是文字、数字系统、律法和政府机构等。在旧大陆,除了撒南非洲,各个主要种族都建立起了文明。在新大陆,印第安人建立起了一些半截文明(有城市、农业,但没有金属工具、牲畜动力和文字与数字的不发达等)。在撒南非洲,则没有建立起过早期文明。而且这些文明持续的长度和历代、直到当代的成就都表达了建立这些不同文明的不同种族的素质水平。

举个例子,一些今天依然健在的原始部落的数学里面,只有四个数字,分别是:一、二、少(few)、多(many)。如果有七件东西需要计数,他们会说:二、二、二、一。至于文字,那就没有一个撒南非洲或类似的原始部族,拥有过自行创立的文字。连那么辉煌庞大的印加帝国文明还是结绳记事呢。【本人还亲自询问过一些非洲朋友,他们的当地语言有没有办法表达巨大的数字。他说没有。如果有必要时,他们就使用英语、法语或阿拉伯语的相应词汇。】

文明的持续长度和发展水平决定了该文明的持有者的素质水平。这个素质水平与文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就和鸡与蛋的关系一样。好蛋孵好鸡,好鸡生好蛋。两者互为因果。中间当然还是有一些神秘而解释不清的东西。但承认事实比解释清楚缘由更重要。

第六、收养研究表明,不同种族的孩子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长大以后,他们还是顽固地表现出自己种族本身的智力特征,并不因相同的成长环境而表现出同等或近似的智力水平。(不要把IQ指数和他们达到的学业和事业成就混淆。前者是潜力,后者是这个潜力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表现。这是可以依据努力和外人的帮助等发生更大改变的。)

其实、种族混居就相当于群体上的收养研究。不同的种族进到同样的环境中。(这个同样的环境可以是在富国、也可以是在穷国、或中等发展的国家。)然而,这些不同的种族还是顽固地表现出他们在母国所具有的一切。同化/融入从来都不完全。只有同样或相近的种族,同化/融入才能良好进行。

有心理学家提供实验证据说明,被良好家庭收养的智商较低的儿童其实在十数年中就可以取得十几个点的智商改善。那么进入发达国家居住的非裔的各项生活条件,比在非洲可是好了太多。如果智商仅依靠环境就可以改善得那么快和多,300年的时间,在美国的非裔实在应当取得更大的智力进步。

第七、双胞胎研究都表明,个体智商具有高度的遗传性。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两个双胞胎,分别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会表现出与环境完全无关的高度智商同质性。大体上是80%的遗传,20%的变异和外界影响。(不要把这个同质性的纯智力g与学业成绩混淆。不要把液态智力和晶化智力混淆。)

一个种族的智商,就是这个种族所有成员的个体智商的匀值。不能设想,种族的智商没有遗传性。其实,研究每一个特定种族到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就是这种放大了的双胞胎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抛弃母国的遗传基因和遗传文化。改变慢而有限。

美国的大批黑人离开故国已有三百来年,十来代。他们的智商其实已经比一直在故土的同胞高出一个标准差。也就是平均一代1.5百分点的增长。那么3000年是100代。不同的种族/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中生长,他们的智力差距可以演化得相差多少呢?

第八、种族差异在如此众多的不同的地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在早期和随后的文明的以数千年为跨度的发展中的高度稳固性,和无论在哪里的调查都可以发现的智力的遗传性,需要一个符合逻辑的科学的解释。

就智力的种族差异问题而言,只有基因基础+加环境影响的理论能够解释上列所有的事实而没有重大的漏洞。那些不承认基因对智力种族差异有重大影响的其它理论都无法自圆其说。

在这个理论里,有长期的以千年计的环境对智商的绝对影响力和短期的,以数十年计的环境变化的相当有限的影响力两个部分,不可混淆。

其实在人类的未来,不同种族的生活环境肯定也会趋同,那么智力水平在环境的影响下自然也会趋同,至少不会变得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过程要真的呈现出巨大效果,(比如差距不再是一到两个标准差,而是仅有几个百分点。)恐怕还需要超过一百年,好几代人的努力。

不过,如果世界的未来不是逐步走向大同,而是一直保持巨大的发展差异,甚或进一步两级分化,富国愈富而穷国愈穷,那上段的美好设想也就会落空了。

二:“种族歧视导致全部种族差异”的理论可靠吗?


一个被左派、自由派一直坚持的观点是:
少数群体的劣势地位完全是多数的强势群体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通过系统的歧视强加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这个观点尤其在美国非常流行,因为那里的黑人在当初的确是作为奴隶被强行掳来,以后一直至今受到很多公开的和暗中的歧视。

但是这个理论放到许多其它多民族多种族共居的地方,则会出现很多的说不通的情形。

比如在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国(比如海地)上,黑人占绝大多数,政治权利一直都由黑人执掌。但那里并未掌权的白人,亚洲人、乃至混血种人,都能取得比黑人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个优势的地位并不是通过政治压迫经济剥夺得来的。

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地区也毫无例外地出现。在那里的除了新加坡的九个国家中,华人都是少数,都没有执掌政治权利,一直受歧视甚至一度受迫害直到被大规模屠杀(印尼1960年代大规模排华)。但是只要屠杀停止,在无论多么严苛和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他们都能取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优势。

在欧洲历史上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一直都是受歧视和迫害的对象,也一直可以取得比欧洲人更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们被歧视的原因与黑人正好相反。那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太过优秀。

其实,只要你把政治正确的教条暂时悄悄放到一边,只要你不是白痴,你都可以看到,那些优秀的民族/种族,无论他们在居住地的国家中是处于多数还是少数,是掌权还是不掌权,这个国家是富裕、中庸或是贫穷,甚至还受到种种歧视,他们都能取得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那些不那么优秀的民族/种族,无论他们是居于多数还是少数,是掌权还是不掌权,在穷国中还是富国中,甚至还受到种种照顾(比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落后。显而易见,这种种族/族群差距,绝不仅仅是由于歧视造成的。

简单地说,歧视是建立在差距的基础上的。还是先有差距,然后歧视才可能加剧差距。但认为差距完全由歧视造成,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比如,在美国中小学里对亚洲学生的学力仰视也是先建立在已经/早已客观存在的差距之上,然后这个差距又被这个仰视所强化。作为一个亚洲人,你得不到全A,那都无脸面对其他种族的同学。人家会说:“你是亚洲孩子吗?怎么那么差?”其实你只是得了两个B+甚至A-而已。所以你只好加倍努力。

再看国际上,大家都知道,富裕和贫穷的国家在地图上呈块状分布。也就是说,一些挨在一起,或相隔万里的国家,只要人种文明的渊源相同,无论是在他们的发源地,还是在移居地,都可以富裕,也都可以贫穷,也都可以中庸。出了几个坏总统或好总统之类的临时性现象,也不能解释这种差别。因为你必须回答:那些地方为什么总是出不了好总统?反之亦然。其实富裕的原因相似,中庸或贫穷的原因也相似。那就是固有智商和固有文化加在一起的综合素质的不同。

在古代和中世纪,总之,在西方殖民主义大发扬之前,各个文明,各个种族,都在自己的地盘上独立发展。取得成就不大的,或中途灭亡了的,不能说都是受到西方先进种族/民族/国家的剥削压迫的结果。无数的古老文明是自行崩溃的,或者是先有内乱,然后外敌乘虚而入给灭掉的。

中部非洲、东南亚亚热带、巴西亚马孙雨林里的气候太宜人,采集/狩猎的方式可以一直维持部落的生存,真的可能是那里的原始的部落生存方式一直不能进化的直接外部环境原因。这些外部环境原因积累太久,自然会影响到那里的人民的智商发展。智商难道能不是在人类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复杂的合作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吗?采集-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电子文明,对人的智力的要求和促进能是一样的吗?亚马孙丛林里不穿衣服的部落里的孩子,能和硅谷的小学里的孩子一样聪明吗?

现代的左派有一个典型的悖论,就是同时坚持短期(十几年到几十年尺度)的环境决定论和长期(千年/万年尺度)的基因/非环境决定论。他们一边说:现实中发现的族群差异完全是环境造成。只要改变(教育)环境,十几年至多几十年就可以消除全部差异。同时他们又坚持:人类不同族群中不同的环境中生存哪怕是几千年几万年,也不会形成任何实质性的族群差异,除了无关紧要的肤色等。因为把智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基因变异早在(数)十万年前就已经完成。

他们认为,在热带和温带各自发展的数万年太短,不足以造成不同族群之间的任何实质智力差异。他们同时认为,在同样的童年和求学期间的十几到二十几年的无差别环境,足以抹除任何可能存在族群之间的的历史差异。因为文化的传习,完全是后天的,与遗传毫不相干。(这里指的是族群之间而不是个体之间的比较。)

我当然明白,他们认为差异完全是表现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是晶态的而不是液态的。那个纯粹的智力g,不可能有区别。但是现象难道不会表达本质?如果坚持现象都是假的,那你又从何去认识本质?难道本质(这里就是g。)只能由上帝赋予?你只能像信仰上帝一样去心领神会,无需去参考经验事实?(比如下节开始的举例。)

三:多种族混居国家的种族阶梯举例


这一节的内容基本都摘要自理查德·林恩的《全球钟形曲线》(Global Bell Curve)和《智力的全球差异》
IQ and Global Inequality)两本书。本文第五节对之有更详细介绍。

撒南非洲:白种人-印度人/混血种人-黑人,三个阶梯。只有南非有相当数量的白人。其它撒南非洲国家的白种人乃至印度人的数量都非常之少(1-2%)。在殖民时代,白人拥有政权。现在包括在南非,白人统统都没有执政权。但他们的经济社会优势地位依然稳固。除非是被没收财产然后被扫地出门(例:肯尼亚1970年代)。

印度人在非洲从未拥有政权。他们远比黑人富裕应当用智商解释。

澳大利亚:那里的土著比撒南非洲的土著还要落后。与后来移入的白人各方面的发展是天壤之别。那些土著的生活水平在欧洲人没有去之前也是极度地底下。那并不是西方殖民主义所导致。

巴西人口分四类:处于顶端的是白种人和少量的日本人。中间是混血种人,底下是黑人和印第安人。有精巧的不公开的但遍布各处的种族歧视存在,它们加剧了IQ造成的社会差距。但无法说差距都是种族歧视压迫造成。

比如日本人,当年也是作为契约劳工来到巴西。现在它们仅占1%人口,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竟明显居白种人之上。他们从未拥有政治特权,其成功只能用聪明加努力来解释。

英国的人种分四类:欧洲人、东亚人、南亚人和撒南非洲人。种族阶梯是欧洲人/亚洲人居顶。南亚人居中,撒南非洲人处于底部。南亚人的中庸地位也是只能用智力中庸来解释。

加拿大人口分六个种族/民族:英裔、法裔、亚裔、撒南非裔和印第安人/纽因特人。前三与后三的发展水平相隔悬远。至少亚裔加入高阶只能用智力来解释。

加勒比海岛国有四个族裔:欧洲人、华人、混血儿和黑人。殖民时代以后,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黑人或混血儿。他们一定执掌政权。欧裔和华裔都是绝对少数(1-2%)。但他们社会经济地位一定最高。然后混血儿,然后非裔。这种现象绝对无法用种族歧视/压迫之类的理论来解释。

东南亚: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东南亚有10个国家,这个排序无一例外。华人只有在新加坡是多数,握有政权,其发展之好,举世称羡。在其它国家中,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华裔的比例依次递减,这些国家的富裕程度也依次递减。最后三个国家曾经全盘公有制,经济水平还受第二种因素削减。到东南亚的华人,一开始也都是穷人,(并不像现在去美国的多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他们也都是从底层干起,用了数十年,两三代人的光阴,才爬到顶层

【当我无数次问到东南亚的华裔他们为什么会比当地人更成功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华人更努力,更节俭,更能计划长远。一般不会首先提到更聪明。但是难道努力、节俭、计长远不是聪明的一部分吗?不够努力,不够节俭,不计长远难道不是不够聪明的表现吗?】

亚裔无论在何处都是模范少数民族。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勤劳而又不惹事。但是亚裔只有智力的优势,在学业和经济上表现优异。但是亚裔(华裔)政治上野心不足,从未想过统治别的民族/种族,或自己独占一块地盘。新加坡是唯一的偶然的例外,那可是成就非凡。不过也得承认亚裔/华裔比起西方人的综合素质还是有差距。比如在东南亚的殖民时代,都是西方人在当统治者,中国人只能当“帮凶”,去帮着统治当地的土著。

林恩认为,中国人在东南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比当地人高出16点的智商。正如在美国白人相对黑人的成功来自于他们多出15点的智商。然后才是那些软实力,文化优势。

印度人的智商与马来人相近,他们更成功应当来自于文化因素。

夏威夷:四个种族。欧裔/亚裔、混血、土著。拉美:欧裔/亚裔、混血、非裔。

美国:华裔/欧裔、拉丁裔和非裔。【法国:欧裔、亚裔、阿裔、非裔】

这些排序,万国不变,万古不变。除了智商,还能有什么符合逻辑的解释?

四:多元回归分析


一个难题是,如何把这个成功或失败文化的因素与智商高低这个更加
phisique的素质区分开来。因为文化显然是后天习得,是有较大机会改变的。比如通过收养儿童,更大规模的是通过移民然后融入更先进的社会的更先进的文化。

多元回归分析。用于有多个变量在影响同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一个一个地去掉自变量,看因变量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之相应。比如某一个自变量变化时,因变量不变,那就是这两者无关,可以去掉。如果因变量也变,但变得不够,那就很可能还有其它的自变量。把可能的自变量一个一个地试,最后就很可能找到最关键的一个或几个自变量,并且还可能把它们各自的权重也算出来。

多元回归分析可以剥离自变量的一个最精彩的例子就是寻找东北亚中日韩三个民族的学业成就靠的是什么。在PISA的测试中,东北亚永远是最高分。但是他们的人均收入比发达西方还差很远,尤其是中国仅及西方平均的五分之一。但是中国人的智商分数则是顶尖。学习成绩与智商有极好相关性,而与收入水平相关性至少在东北亚低得多。这就证明了,智商是决定学习成绩的最重要自变量,而收入水平不是。同时它还说明,学习成绩也不是收入水平的唯一自变量,还有其它因素在影响收入水平。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智商和成绩和收入三高并行,你就无法辨析谁跟谁真的有因果关系了。

就美国国内的黑人白人的种族成就差异,《钟形曲线》一书做了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就是把智力和文化的影响分别大体地计算了出来。他的论证过程过于复杂,这里无法甚至概述,只能直接概述他的结论。

如果把非裔和欧裔的智商差异考虑进去(就是说同等IQ的非裔和欧裔相比),在学业成就、收入水平,甚至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结果,非裔和欧裔都没有差距,非裔甚至还有一些超前。但是在失业率、离婚率、吸毒率、犯罪率、单亲率等社会地位方面,差距缩小,但依然有差距。

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那就是,学业成绩、经济收入等硬指标,受IQ这项自变量硬指标强大控制。但其它社会地位指标则在IQ之外,还受其它一些自变量因素(一般而言就是失败文化)的影响了。

美国的黑人的失败文化来源已经长久了。

内战以前,美国北部的自由黑人本来其实没有失败文化,他们非常自足于与相比南部黑人的奴隶身份的自由身份,非常努力地在融入白人社会,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内战结束以后,南部的原本是奴隶的缺乏文化和技能的黑人大批涌入北方,让原来北部自由黑人的长期努力毁于一旦。因为那里的白人无法区别这两种黑人,只好一概而论,加以歧视。

现在从加勒比海来的黑人又在努力改善黑人的形象。他们肤色较浅,头发直,从外形上可以略加区别。他们在祖上是那里的主体民族,无从受到歧视,来的又都是比较成功的人士。

1960年代的黑人平权运动以来,在美国社会广泛实施positives actions,种族歧视大为好转。数十年下来,也有相当一批非裔成为中产。但这还是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乃至消除非裔的落后地位。

有些悲观主义者比如林恩估计,美国黑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落后的现象,恐怕跟非洲的整体落后的现象一样,会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失败的文化并非天生,是在一再的失败之后产生的。这种文化在1840年到1949年间,也在中国人中产生和流行过。抗日战争中,大家都知道,中国出现过数以百万计的伪军和汉奸。“良民”那就更多。他们自然都是失败主义的俘虏。只是在中国真正独立以后,尤其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新世纪以来,才在中国人中间慢慢地失去市场,但是还有强大的余绪。很多的人至今不肯相信中国、东方民族真的就可以全面地赶上西方。说句实话,笔者自己对此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一切都还是要看事实的。在崛起没有完成之前,任何重大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崛起中止甚至失败。

五:主要参考书目介绍


—《钟形曲线》、《全球钟形曲线》、《智力的种族差异》和《开启智慧》四本书的简介

Herrnstein和Murray在1994年写了《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这本长达845页的震惊一时的书,深入地讨论了极为敏感的美国的种族差异问题。中心思想是:智力的差异是美国多个种族之间的各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本书中,作者只认真地考察了欧裔、西裔和非裔这三个种族的长期数据。考察的内容除智商外,还有受教育成就、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用专业人士的比例来表达)、失业率、贫穷率、犯罪率、女性的未婚生育率等等。他们的总结论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如下四点:

一、无论在何种族裔中,或不分族裔混合统计,个体的智商都与其在青少年时的学业成就、成年后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有相当高的正相关性。

二、他们把这种智商和收入等的相关性从个体之间扩展到族群之间。他们测试、计算出来的欧裔、西裔、非裔三个族群的整体平均智商分别是103、89和85。三个种族成功接受高等教育、从事高尚职业的人口的比率和收入都有相应的差别。

三、三个族群之间的这三种差别,如果用同等智商的人数加权,则会完全消失。就是说,在IQ面前,其实种族已经平等。

具体点说,非裔由于平均智商低,高智商的人(比如智商100或110)的人的比例,就会比同样智商的欧裔少得多。但如果把智商指数相同的非裔和欧裔比成就,非裔就一点也不逊色。

四、智力不仅是这三项社会差别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也是长期失业率、福利依赖率、犯罪率、非婚生子率和贫穷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但不是全部决定因素。因为按IQ加权以后。这些方面的种族差距大为缩小,但并不像前三项那样完全消失。

考察以上所有四点,作者结论:基因和环境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了这些种族间的大量差异。这里说的环境因素,是与IQ并不直接相关,不可能来自遗传的文化环境。

这本书算得上是最严谨那一类的学术著作。正文前的插图目录就有5页。表格的目录有两页。书的正文有665页。其后的注解竟有112页之多,参考书目有58页之多,连索引都有12页。书中的数据表格既多且长,到让笔者觉得难以卒读的地步。这大概是为了让讨论如此敏感题目的该书有足够的说服力。

林恩在2008年出了一本名叫《全球钟形曲线》(The Global Bell Curve)的书,来扩展《钟形曲线》一书的结论到全世界的范围。他考察了全球存在种族混居的12个国家或地区,得出的结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钟形曲线》所论之种族差异一样广泛稳固存在。那些单一民族居住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他就没有考察。欧洲大陆和中国也没有,可能是因为受政策限制而得不到数据。(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完全禁止类似的研究,也因此找不到相关的数据。但在欧洲,并不因为不研究就不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比如,2015年,法国就发生了很多起与种族有关的恐袭案,以后只怕会更多。)

他的考察非常详尽,每一个地区都有数十张表,数百项数据。书末的references有43页之多。和《钟形曲线》一样,也考察了十几项指标,而且是历史性的有时间跨度的考察。

他还有另一本2006年出的书叫做《智力的全球差异》(IQ and Global Inequality),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做类似考察。但这回是按种族分章,共分10章分别考察了欧洲人、非洲人、南亚和北非人、东南亚人、澳洲土著、太平洋岛民、东亚人、极地住民、印第安人、非洲的两个最落后的土著Boushmen和Pygmies。然后他还考察了环境和基因对智力的共同影响、智力的历史发展、气候的影响、不同种族的智力发展。书末的references也有42页之多。

关于智商和种族差异的关系,林恩和万哈林在10年间一共写了六本书。主题观点都一样,内容则各有侧重。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还有一本名由Richard Nisbett于2009年出版的名叫《开启智慧,其实你我都可以更聪明》(Intelligence and How to Get It)的书,有中文版,是通俗读物。但是对《钟形曲线》一书和基因智商派有很多批驳。兼听则明,自然也值得参考。不过我觉得他的那些批驳,又基本上被林恩用国际上的大量实例驳倒。

非常可惜,上面介绍的四部书,除了最后一部,都没有中译本。不过前三部可以在网上找到PDF的版本。如果谁想看,又懒得自己去网上找,可与本人联络,我传给你。

六:这些研究有何现实意义?


这一节,那都是自己写的。但只是一个极简单的提纲。

人们化很大功夫研究问题,一般而言,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总还是希望研究出来的结论有一些现实意义。

这个现实意义,也有两个等级。第一个是解释世界。就是说,你以前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自己或别人已经提供的解释总是有重大漏洞,不能自圆其说。如果新的解释没有重大漏洞,或者能让你有茅塞顿开,豁然贯通的感觉,那就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

第二个是指导实践。就是说你可以用新理解到的规律去更好地指导实践,可以少走弯路,做事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不是总是事与愿违。

先说第一个等级。如果我们承认不同的种族的智力水平真的有重大差别,那么这个世界哪些地方可以解释得更好呢?

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部分,我想至少还可以多解释如下这些重要的情况。

第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在非西方世界,只有东北亚的三个民族可以移植西方的工业和现代化成功。

第二、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非西方世界,除了东北亚,其它的地方要搞工业和现代化都是那么地困难。

第三、是不是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拉美国家的发展总是与欧洲北美澳洲有很大的距离,但比起除东亚以外的其它非西方世界,又能好出很多?

第四、也许,穆斯林世界那么急于向欧洲输出人口,是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可想。

第五、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的全球化,首先看上的是中国,然后是东南亚/南亚。以及为什么他们迄今看不上撒南非洲。是不是对撒南非洲的发展困难,应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更多的请大家自己去发挥。

再说第二个等级。可以如何指导实践。

比如说,那个一带一路,可以据此思考,应当重点放在哪些方向,才可能事半功倍。而放在哪些方向,则可能事倍功半。

比如说,欧洲在接纳移民时,是否可以考虑有所侧重。像美国那样,只选择性地接受高科技移民,力图造就一个欧洲的加利福尼亚。如果真的实施,移民就会大多来自地球上一个特定的区域,这样是否对这两个地区都更合算?

比如说在美国,是否应当更加厉行选择性移民,高智商移民以外的移民,都尽可能地压缩。这样,是否可以延缓美国拉美化的宿命前程

比如说,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国民的匀质性很高。这是祖先留给中国的最大财富,甚至比孔夫子的教导都还要重要。中国必须竭尽全力维护这个国民人口种族文化的匀质性,千万不可被任何鼓吹多元文化多元文明优越性的论调所忽悠。除了少量的高科技移民,引进移民的大门就是要死死关住。即使是将来哪一天,如果中国因老龄化的确需要引进一部分移民,也一定要考虑种族因素,可以批量引进可以同化的其他黄种人,最多马来人,尽全力避免引进一些与华夏人种/文化相隔遥远的人民。

在这些时候,一半要考虑智商,一半要考虑文化。

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套价值观,必须由建立、信奉它的人来承载。文明真的是永远跟它的人民在一起。人民就是文明。人民繁衍了,其文明也会繁衍。人民搬家,文明会跟着一起搬家。人民换了,文明就会换。人民换一半,文明的精气神也会换一半。人民没了,其文明也就没了。一个有长久传承的人民,要彻底改换精气神,全盘融入或接纳另一个文明,那是极度的困难。地理、地域,乃至周边人文环境,都次要得多。在一个给定的地域,如果原文明的承载者因为任何原因被外来的另一个文明的承载者大批取代,幻想原文明的精气神可以(依靠比如一部宪法、或一套价值观)永久存续,那真是图样图森破,上台拿衣服(音译 too young too simple, sametimes naive)。西方的价值体系,的确很是高大上。但我真的深度怀疑,它们并没有普世性,最终会把自己和别人一起带到沟里去。

这个世界很大,难题很多。西方人已经很聪明,可他们还是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把那么多的事情办砸。我们东方人就算比西方人还聪明一点,也免不了会犯很多的错误。要想摆布其它的文明、其它的种族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充分再充分地估计其中的困难。比如那个人家从固有的从极其漫长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智力和文化都是极端地难以改变的。本人诚恳建议,真的是要尽可能地少介入那些地方过深。至少是现在不要。否则你可能到时都不知道是怎样死的。你觉得是双赢的事情,他们现在也可以以为是,但过些日子就可以不是的。介入过深,会拔不出来。看看西方人的前车之鉴吧。我们的实力和经验还远远比不过西方。看看我们三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海外华侨史,中国人是不是天生的就缺乏统治远方的能力?建议扬长避短呀!

最后再补充声明一下:本人绝不赞成种族歧视。我觉得,人类各种族,就是人类大家庭中的几位兄弟姊妹。大家的人格当然平等。但这并不意味者不能承认几位兄弟伙姊妹的智力或文化的水平有区别。其实大家都清楚,兄弟姐妹虽然人格尊严平等,但并不能指望他们都取得同样的人生成就。能力强的哥哥姐姐(这是比喻哈,其实弟弟妹妹也可能能力更强的。)其实还真有责任帮助能力差一些的弟弟妹妹。不承认这个差别的真实存在其实是很不实事求是的,也是极不方便的。因为那些哥哥姐姐可以说:根据唯一真理政治正确,你不可能比我笨,我也不可能比你聪明。你混得不如我好,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你不及我努力。你去努力呀!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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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称朝鲜将继续进行武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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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OE SANG-HU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韩国首尔——韩国政府及民间分析人士周二说,朝鲜明年将继续改进其核能力和远程弹道导弹能力,以获得迫使华盛顿做出让步(比如放松制裁)的筹码。
  受世界孤立的朝鲜今年在其核武器项目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也面临着联合国日益严厉的制裁。朝鲜在9月3日引爆了一枚它称之为氢弹的武器,这是该国进行的第六次、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朝鲜还在今年发射了三枚洲际弹道导弹,展示了其火箭有足以将弹头运载到美国大陆的能力。
  朝鲜在11月29日进行了最近一次洲际弹道导弹测试后声称,已经完成了本国核武装力量的建设。不过,据西方官员和分析人士说,朝鲜尚未越过一个关键技术障碍:证明其弹头能够在太空飞行之后重新进入大气层而不被烧毁。
  韩国统一部周二对朝鲜核武器项目在新一年的进展做预测时说,虽然朝鲜声称已完成了其核武装力量的建设,但朝鲜“将继续推进其核能力和导弹能力”。
  分析人士说,朝鲜将至少再进行一次导弹试验,以掌握弹头再入技术。但他们说,朝鲜也在争分夺秒,力求在其经济感受到联合国新一轮制裁的压力之前,确保本国全面拥有洲际弹道导弹能力。
  “弹头再入是朝鲜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是为了为谈判增加筹码,也是为了其自身的军事和技术目的,”首尔的官办国家安全研究机构外交与国家安全研究所(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的安全分析师申範澈(Shin Beom-chul)在周末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对朝鲜来说,在全面拥有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后与美国进行谈判,与在没有这种能力的情况下开始谈判,是截然不同的。”
  朝鲜希望华盛顿承认它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分析人士说,有了那个身份,朝鲜会在寻求削减军备的谈判上指望获得华盛顿方面的让步,比如放松制裁,减少美国在朝鲜半岛及周边的军事存在等。分析人士说,作为对美国让步的回报,平壤可以提出冻结或放弃其洲际弹道导弹,但保留其核能力的其余部分。
  到目前为止,朝鲜的三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都是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海域进行的。虽然这些导弹飞到了极高的高度,展示了其能力,但它们从未飞到距离日本更远的地方。
  分析人士警告说,朝鲜在下一次远程导弹试验中,可能会发射一枚具有完整的洲际弹道导弹轨道、甚至携带实核弹头的导弹,以证明其掌握了弹头再入技术。
  “朝鲜的第七次核试验可能不是在地下进行,而是在太平洋上空,”资深分析师郑相昌在韩国独立研究机构世宗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今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话,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誓,将采取“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应对措施”。朝鲜外交部长李英浩后来表示,金正恩也许在考虑在太平洋上空进行大气层氢弹试验。
  联合国安理会仅在今年一年就对朝鲜采取了四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禁止朝鲜出口煤炭、铁矿石和海鲜产品,以及逐步停止在海外使用朝鲜工人,来切断朝鲜的主要硬通货来源。安理会还试图通过要求成员国大幅度减少向朝鲜出口成品油,来严格限制朝鲜的燃料供应。
  朝鲜与中国今年1月到11月的贸易总额已减少了10%以上,降至47亿美元,韩国统一部周二说。中国是朝鲜仅有的唯一主要贸易伙伴。朝鲜对中国的同期出口下降了近32%,统一部说。
  美国官员说,他们仍支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的选择。但包括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上将(Gen. H. R. McMaster)在内的特朗普高级助手表示,华盛顿也在考虑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由于对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担心越来越多,韩国总统文在寅本月提议,推迟韩国与美国原定在明年2月下旬开始的联合军事演习。
  朝鲜曾谴责联合军演是为入侵朝鲜进行的演习。文在寅说,军演可能会推迟到韩国在2月份举办了冬奥会、在3月份举办了冬季残奥会之后进行。这两个盟国是否最终推迟军演取决于朝鲜在冬奥会前的几周里是否进行武器测试,韩国官员说。
  文在寅希望在冬奥会期间给核僵局制造一个间歇,并将其作为与朝鲜开始谈判的契机。朝鲜在今年11月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宣布完成了核武装力量的建设。当时,一些分析人士曾表示,朝鲜现在也许会对停止其核项目、开始谈判持开放态度。
  朝鲜外交部周日对联合国最近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议作出回应表示,朝鲜“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自卫核威慑力量”,但没有具体表示要进行任何导弹或核试验。
  取而代之的是,朝鲜可能在准备发射卫星,韩国报纸《中央日报》周二援引匿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
  韩国“此时此刻没有(看到)任何异常情况”,同时,韩国和美国正在严密监视来自朝鲜的可能挑衅,韩国军方发言人卢在容(Noh Jae-chon,音)周二说。
  朝鲜曾在2012年发射了一枚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并在去年2月再次发射了一颗卫星。联合国禁止朝鲜发射卫星,担心朝鲜以卫星项目为幌子研发远程弹道导弹。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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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真的在中美竞争中走向衰落吗?

作者:RUCHIR SHARMA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特朗普总统正在破坏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把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这些持衰退论的人说,特朗普坚持美国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而把美国降格到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地位,并使其战后联盟陷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全球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远不如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受信任,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也远不如奥巴马的美国那样受人喜爱。
  像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会激发强烈的观点,但是这样的观点都是反复无常的。在任总统的性格确实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软实力,也就是其文化和外交影响力。然而,特朗普在任期间对美国软实力的削弱,是否构成对美国硬实力的永久性威胁,包括可衡量的经济与金融实力,目前尚不清晰。
  持衰退论的人引用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中国就通过损害美国的利益在全球经济中获得了更大份额,这种趋势很容易被夸大。美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占据24%的份额,看起来比2000年的30%有所下降,但与1980年的26%的份额大致相同。精心选择一个起始日期,让美国的衰退看上去的确很严重,这种做法做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中国增长的全球经济份额主要是从欧洲和日本那里获得。
  美国是经受过考验的经济超级大国,自1900年以来,它经历了21次经济衰退和一次大萧条。中国仍然没有经受过考验,它的现代化复兴自1980年左右开始,自那以来,它并没有遭受过彻底的衰退。这样的考验对于任何大型经济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届时中国将如何度过危机,仍需拭目以待。
  中国的崛起已经大幅放缓。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且人民币升值强劲,当时许多预测人士认为,到今天,它的经济规模就足以同美国并驾齐驱了。然而,在经济出现大幅放缓之后,中国要到2030年才能赶上美国——而且是在经济发展没有大幅中断或进一步放缓的情况下,而这两种情况都很有可能发生。
  在金融日益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美国作为金融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一如既往地强大。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总在寻找安全的地方储备资金,他们通常购买美国的资产,往往是美国国债,这在他们的外汇储备中显示为美元。自1980年以来,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大致保持在66%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整个世界不仅相信美国有能力偿还债务,而且比起欧洲、日本,尤其是中国来说,世界更信任美国。
  大量资金令美国不等同于特朗普,而那些沉迷于美国衰落论的人忽视了竞争对手的状况。欧元是19年前推出的,它雄心勃勃地成为储备货币,但它的年轻,以及对欧元区解体的持续恐惧限制了世界对它的信任。老龄化的日本长期停滞不前,为日元通行带来了永久性的上限。由于中国的债务问题,以及共产主义统治者对资本自由流动所构成的威胁,外界对人民币则更为谨慎。
  另一方面,对美元的信心反映了对美国金融和政治体制的长久信心,实质上是完全无视特朗普的上台(他竞选期间曾威胁减少美国的债务支付),以及在他治下运转不良的白宫。
  当两个国家的企业——比如说印度和阿根廷——想要达成协议时,他们几乎总是以美元来付款,而不是卢比或比索。所有人都想拥有世界上最值得信赖、流动性最好的货币。近90%的银行融资国际交易是以美元进行的,这个比例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世界以美元为标准,在某些方面美元的影响范围还在扩大。当个人和企业从另一个国家的借贷者那里借款时,他们越来越多地借入美元,而这些美元现在占全球资本流量的75%,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0%还高。尽管当年那场危机始于美国,然而现在,比起在危机之前,美国银行对全球金融的主宰程度更高——部分原因是债务问题更加顽固地困扰着欧洲、日本和中国的银行。
  “锚货币”是指一个国家用于衡量并稳定本国货币价值的货币,以美元为主要锚货币的国家所占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30%和1980年的50%上升到了如今的60%。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0%左右。换言之,世界上大多数人选择生活在一个美元阵营。
  至关重要的是,没有迹象表明,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元在这些措施中的地位在下降,不管是作为一种储备货币,一个稳定工具,还是在跨境交易和贷款中受青睐的货币。
  在美元主导的世界里,主导货币处于便宜而充足的状态,是多数国家最乐意见到的情况。美元升值会提高借贷成本,减缓全球经济增长,而且往往会引发新兴国家的债务危机。而美元贬值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美元不断贬值,我们却看到了它占主导地位的更多证据:一个结果是,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广泛复苏。
  全球对美元的接纳不仅是信任的标志。拥有世界上最受青睐的储备货币是一个实用的优势,它能降低借贷成本,促进美国的GDP增长,同时也体现了美国的大国地位。因此,中国尤其渴望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这毫不奇怪。
  在储备货币方面,人民币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只要中国的金融市场总体上依然封闭、发育不成熟、受到政府干预,那么人民币就很可能依然不会成为受青睐的储备货币。外国人喜欢持有美元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由于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庞大、开放和高流动性,美元永远不会砸在他们手里。
  尽管如此,很多观察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它的金融影响力也将随之增强。或许如此,然而虽然美国在19世末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直到令英国金融受严重冲击的二战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并不意味着,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元的统治地位才会结束,但这会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发生,而且它带来的冲击要比一个不可预测的总统更大。
  历史也表明,单凭经济规模不足以推动中国成为金融超级大国。从1450年到1700年代末,主要储备货币都来自一些较小的国家——先是葡萄牙,而后是西班牙、荷兰和法国。这些国家都是拥有可靠金融体系的主要贸易和军事强国,但没有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那几个世纪里,最主要的经济体是中国。它一直没有获得过拥有主要储备货币的优势,因为和现在一样,当时它的金融体系也缺乏可信度。
  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日益严峻。但特朗普的批评者可能夸大了美国衰退的广度和必然性,以及一位总统在推动这个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
  要想从长远角度搞清世界真正信任哪个国家,那就要关注货币。资金依然流向美元——可以说,这张投给美国的信任票才是最要紧的。
  Ruchir Sharma是《下一波经济狂潮:从人口、债务、物价指数剖析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赢家与输家》(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Forces of Change in the Post-Crisis World)的作者、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首席全球策略师和时报观点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12/27   发布时间: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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