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朝鲜说，美韩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使得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成为“既定事实”。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星期四（12月7日）在国营的朝中社发表的声明中自问自答：“剩下的问题就是战争何时爆发？ 我们不希望战争，但也不会逃避战争。”
朝鲜政权发出上述警告的同时，美韩本星期举行联合空中演习，这是代号“警戒王牌”演习的内容之一。数百架军机参加了空中演习，美国多架最新隐形战机也罕见现身此次联合空中演习。
一个星期之前，朝鲜试射了威力强大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有专家说，这种新型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制裁，已经进行了多次导弹试验，其中包括这次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外加一系列核试爆。
鉴于朝鲜半岛紧张加剧，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本星期罕见访问朝鲜，跟朝鲜外相李容浩和副外相朴明国举行会谈。
来源时间：2017/12/8 发布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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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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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披露它开始针对可能的性骚扰行为进行调查之后，亚利桑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斯宣布辞职。
弗兰克斯在星期四晚上公布的声明中和承认他让他的工作人员感觉“不舒服”，并且与两位女性工作人员谈论了不育以及代孕的问题。但是他否认对任何国会工作人员有肢体亲密和胁迫的行为，也不曾有或试图与她们有任何性接触。
弗兰克斯和他的妻子有一对通过代孕得到的3岁双胞胎。他在声明中说他和妻子有意再要一个孩子。
弗兰克斯说：“与其让媒体进行道德审判，损害我最珍视的一切，我今天上午通知了国会领导层，我将与2018年1月31号离开国会。”
弗兰克斯宣布辞职数小时前，身陷不当性行为指称的弗兰肯参议员宣布辞职。弗兰肯参议员是一个星期内第二位民主党人由于被指道德行为不当而离开国会山。
来源时间：2017/12/8 发布时间：20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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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
亨廷顿如是说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21年前的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当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片轰动并哗然。三年以后，亨氏意犹未尽，又发表了一本厚达四百余页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来尽情地发挥了他的相关见解，并再次引起学界热议。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世人不得不承认，亨氏的确洞烛先机，但依然于实事无补。就是说，亨氏的那些警告，并未让西方提高足够的警惕，以预防这种恐怖事态的发生；也未能阻止事后反恐战争的扩大化，徒然消耗了西方已经衰落了的大量实力。结果就是，让中国乘机坐大，直至西方已经无法遏制的规模。
亨氏该书的主题与本文的主题并不同一，但又到处关联。为了少打架，这里还是用最简洁的语句把亨氏该书的中心思想先叙述一遍。【整段引文皆涂为暗红色。】
苏联崩溃以后，地球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就告一段落。主导下一阶段国际争端的核心分类将是文明。争端通常会在不同文明板块相接之处即断层线发生（比如科索沃、巴以、乌克兰）。但最危险而必须避免的是各个文明的核心部分的直接对抗。由控制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和GDP份额……各方面观之，西方文明的整体实力都在明显收缩。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化）并没有使它们在文化上更西方化，反而加强了它们复兴传统文化的力量。加上它们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方面的崛起，非西方世界明确处于攻势。现在西方世界的要务不是还要妄想把世界西方化，而是确保自己文明的独特性不要在将来被非西方的文明淹没。
本文的目的不是详细地介绍亨氏在该书中这些关于文明冲突的见解，而是介绍他在该书中关于西方制度向非西方世界移植时为何会水土不服的见解。同时也克制不住要转述一些他关于文明实力之间此消彼长的论述。当然本人也要随处发表一些自己的相关评论。
这本书让笔者最受触动的就是它的厚重的历史感、沧桑感。亨氏是一个政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书读来居然有汤因比那样最博学的正牌历史学家的韵味，真让人叹服。
我们先来看一些他在这本书中关于文明的一般论述。
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它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
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
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 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极端上，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恰好重合。卢西思·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然而，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伟大的负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其包含了来自各种种族的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下一个问题是，地球上一共存在过多少个文明？
英国堪称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一共划分出26个文明。但这些文明又有不同的等次。
【楷书是汤氏原意，但不是原文照抄】
第一部分的文明是独立的文明，就是说，该文明在世的时代，在空间上并不附属于别的文明。但这并不是说，在时间上，它的前面就一定没有渊源，或称父辈甚至祖父辈的文明。
在旧大陆，独自发源，没有父辈的文明一共只有五个：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文明。
大家都知道，前四个文明都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中华文明至今鲜活。
然后是有渊源的文明：
叙利亚文明，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和赫梯文明等四个父辈文明
希腊文明，从属于爱琴文明。
然后有非洲文明，先后从属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
最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共同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
再然后，是一些更小的卫星（附属、子、次级）文明。
比如朝鲜文明、日本文明和越南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
东南亚文明，先是印度文明的卫星文明，后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变成伊斯兰文明的卫星文明。
在笔者看来，东南亚的至少是与中国接界越南、老挝，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圈的一部分。而半岛上的另几个国家如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在近几百年来大量移居的华夏人的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强大影响下，也已经慢慢地加入了华夏文明圈。华夏文明在那里的影响，早已远远强过印度。只是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国家里与伊斯兰文明分庭抗礼。而在菲律宾，则在与基督教文明争夺主导权。
俄罗斯文明，先是基督教一个支派的文明。在彼得大帝以后，变为西欧文明的卫星文明。
笔者以前一直以为，从古希腊开始直至今天的西欧，就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西方文明。现在明白，古希腊-罗马文明，在476年罗马城陷落以后，至少是在西欧，曾经几近烟断火绝。以后花了一千年的时光，才重新燃烧起来。这已经是凤凰涅槃后的又一世的文明，不过保留了前一世的很多记忆。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叙利亚文明（基督教来自巴勒斯坦）文明的混血子代文明；是爱琴文明和前述西亚四个更古老的文明的孙代文明。这是一个第三代文明。
中国是第一代文明。如果它能始终坚持住自己的独立性，能以我为主的去吸收其它文明的长处，它就可以始终是一个第一代的独立文明。如果它终究被全盘西化掉了。它就会变成一个西方文明的子文明，第四代文明。
比如日本和韩国，已经慢慢地变成了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混血的子代文明。华夏文明能不能夺回主导权，还要观察。
西方文明有很多的前辈，这并不丢人。我想说的只是，那个文明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容易地承袭了大量的前辈文明的遗产。
亨廷顿引用奎格利的观点，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
这七个阶段的第一段本人看得不明白，去掉。余下6个阶段换一套中国化的名称：1.萌芽、2.成长、3.战国、4.统一、5.衰败、6.灭亡。
当下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西方学者也认可的发展阶段论上看过去，实在是十分地迟熟。因为这个文明结束战国阶段至今不过数十年，而那个统一的普遍帝国时代还未完成，而且很可能永远也完成不了。相应地，华夏文明的战国时代已经在两千年以前结束，而普遍帝国也是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形成。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中国的说法：大一统】的阶段。本世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亨氏这本书给笔者的第一个教益就是明白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
我用标准的学术语言来描述一下现代化和西方化：
现代化很好理解，就是器物层面的一切进步，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那个“用”。它包括一切物质方面的进步，包括火车飞机轮船电灯电视电话，但却不包括精神，也不包括电视里讲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西方化呢？当然是在精神层面被西方人同化了。一旦彻底完成这个西化，那些非西方文明的人种（比如被自小收养的其他种族的儿童）就除了肤色体型之外，不剩任何自己的东西。这些人经常恨不得自己的肤色体型也经过通婚再通婚，以最快的速度融化在西方种族中。不是还有大名人去历经痛苦漂白自己的皮肤吗？
那么除了器物方面的不同以外，西方文明都有一些什么精神方面的特质呢？对这些特质，笔者当然已经有许多的感悟，但从未把它们与亨氏告诉我们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清晰地分开。自己也从未注意到，其实这些特征，早在西方进入现代以前，就都已具备。下面是本文最长的一段引文，详述这八大特征：
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1、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5、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6、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8、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清晰地让笔者领会到西方文明/文化拥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八大特征是本人读这本书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笔者相当深刻地领会到，没有这融入全体人民血液的八大传承，是非西方文明要想成功移植西方制度时面临的比经济发展不足更深刻的困难。因为经济发展是可能用几十年至多上百年的努力补起来的，但这八大文化传承之由来已有上千年甚至超过两千年（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历史，其它文明要如何去补课？又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补这些课？相反地，华夏文明也有自己超过两千年的政治传承，现实的发展也正在说明，这个政治传承，可以和前面已经说明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相恰相容。就是说，现代性也可以建立在东方性之上。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1.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2.接受两者；3.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第一种方式的错误不言而喻，这里忽略讨论。下面来看主张全盘西化即第二种方式的土耳其基马尔主义的标准论述：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在他们的国父基马尔指明的这条路上已经不屈不挠地努力了近百年。不能说他们没有成绩。因为土耳其已经有了一个历经波折的宪政体制，其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穆斯林世界除产油国以外的最高水平。但是他们脱亚入欧的历史任务始终无法完成。欧洲人始终认为他们是异类，不是“我们”。土耳其人加入欧盟的夙愿恐怕是永无达成之日。另一面，历经了多少次的军事政变，土耳其的世俗化也无法完成。大家也知道，土耳其的伊斯兰特征正在加强，军队已经无力阻止这个重新穆斯林化的潮流。现任的大得人望的埃尔多安总理就是一个伊斯兰主义者。土耳其在他的领导下，自然会与欧洲渐行渐远。他们已经开始在突厥主义或大伊斯兰主义的方向换向努力。这是一个在两种文明之间无所适从的国家。它最终似乎还是只有回到原来的文明，也就是说，土耳其的全盘西化无法成功。
亨氏的书中有这样一个图来描述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不同反应。
A是原点。从A到B是基马尔主义，同时现代化和西方化。从A到C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A到D是没有现代化的西方化。那就是无数非西方国家失败的画虎类犬式的西方化。第四条从A到E的路的意思是，两化同时出发，但在现代化有一定成效以后，回头搞文化上的本土化。这是新加坡和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主张和行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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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这个表述也是笔者以前的分析中没有注意到的。即可以现代化却并不西方化。现代化可以加强非西方世界抵御西方化的力量。当然笔者以前对东方模式的推崇也有同样的意思，但并未明确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辩证的关系。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多数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虎紧跟其后。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将于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记住亨氏写上面这些话的时候是1996年。而今年是2014年。后来这18年，才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当年的10倍！而西方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整体份额，比亨氏当初估计的下降得更快。他预见到了2001年9.11，可是没有预见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
下面接着讲东亚的经济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多文明的大杂烩。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拙。李光耀于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O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IO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我不能不佩服李光耀和亨氏在那个年代就能如此地见微知著，凭借还十分有限的发展现实就准确地掂量出中国的发展对21世纪的世界意义。
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做好有效地发动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要做出这个决策的时机看来还没有到达美国当权者的面前。美国人即无力全面压制中国，又不甘心放弃现有的太平洋霸权。他们只是在做一些有限的反击来拖延做最后决断的时日。不过与中国全面开战，我看是没人敢做。对此亨氏也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
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
亨氏这本书中，关于伊斯兰文明的论述，比关于东亚的还多。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当然不可能与对东亚和中国的关注相比。因此，摘要和评论都会更简略。
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这段话是本书中亨氏对类似2001年9.11事件可能发生的最明确推测。他能猜到这个地步，已经近乎神功。
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故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敌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文明与文明和平相遇，还是有一个谁包容谁，谁融化谁，或者说到底，谁主导的问题。一般而言，总是更先进的文明居于主导地位，包容它者，最终融化它者。哪怕侵入的文明有更强大的武力都不用怕。这就是华夏文明有容乃大，同化无数小文明的历史轨迹。西方文明也有数百年所向无敌的史绩。但是面对伊斯兰文明，他们的优势失效了。从大多数角度看，西方文明都应当比伊斯兰文明更强势。但是一个无法讳言的事实是：在欧洲的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
他们族内结婚，子女个个信教，绝大多数人都能严守教规，包括每日五次朝拜和过斋月。（整整一个月，日出之后和日落之前禁食。）再加上他们尽享欧洲的生育鼓励政策，（欧洲人不肯生怎么办？）可劲生孩子。依现状外推，从30年后开始，穆斯林就会从比利时开始，陆续在欧洲各国占据人口多数。
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
那么灿烂的欧洲文明，如果失去了欧洲血统、基督教徒人口的支撑，会演变成什么模样，笔者不敢太多想象，欧洲人现在是蒙着眼睛不去想象。说句实话，我也不是欧洲人，我也活不到那一天。但怎么就没有人未雨绸缪？不过就是我设身处地，为他们未雨绸缪，我也想不出任何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已经完全不是移民政策的问题。因为就是从此以后移民为零，就凭现有的人口和生育率，就可以在数十年内铁定完成那个夺占这片丰美土地的千年未竟的事业。欧洲人碍于他们的人权和民主，对此真是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
而亨廷顿已经是一位最敢说的西方人士。在2005年他还写了另一本书名叫《我们是谁？》来专门探讨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要说的话，和说不出口的话，大家都可以想象。
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笔者担心的伊斯兰问题还有第二个，亨廷顿完全没有提到，就是这个文明完全没有东亚文明那种经济上的生产能力。人口越来越多，经济始终上不去，石油采完以后，最后得到哪里去找出路？哇哈！我也把眼睛蒙上算了。
在这本书里，他激烈地批评在美国国内流行，把持了大部分政治正确（political connectness—简称PC）的多元文化主义。似乎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他可能就犯了PC错误。在欧洲，问题更严重。因为在国家的统计中，在任何学术书籍中，都不能提及种族一词（ethnic,ethnique）。你试试用英文输入这个词，还能看到无数的资料。用法文输入这个词，只能看到关于马或狗的种族问题的讨论。关于人，一个答复也不会有。但是，你用手蒙住眼睛，洪水就可以不淹过来吗？好在还有30年可等。让儿孙们再去发愁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这些话都说得振聋发聩。可是就和他当初关于文明冲突的警告一样，无人听得进去。西方仍在继续地以比亨氏18年前预计更快的速度多元化。失去主导民族或主导民族换了别个之后会怎样，大家去翻历史书。所以我说，当下西方遇到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还是小焉者。30年后的种族危机才是滔天大难。我们现在正卖劲讨论的民主人权，与之相比，都会不值一提。
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
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一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洽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的确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有不同的结论。作为主体民族，如果他占绝对的优势地位（比如中国的汉族），的确不妨宽大为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适当放任。但中国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主流文化的地位必须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必须能够逐步地融合支流文化，至少要能够永久地确保主流地位，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如果一视同仁，笔者必须原则赞同亨廷顿的意见，支持西方人维护他们的文化的主流地位的努力。
作为旅居法国的华裔，本人也清楚地领会到他们对移民带来的外族文明不压制也不扶植，基本上任其自然的态度。
但欧洲的伊斯兰文化在西方多元文化的宽纵下，和其人口一起日益发展，眼看要威胁到他们的基督教文明的主流地位。他们也开始纠结。
比如现在的伊斯兰世界的IS阵营中，已经有数千名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血统的人在那里参加圣战，与欧洲文明殊死作对。欧洲人已经开始对此种新局面不寒而栗。
笔者已经预估，二三十年内，当穆斯林人口真的占到欧洲某国总人口的30%以上时，会出现紧张事态。最后结局如何，现在不想逆料。
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迈克尔爵士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的世界里。
冷战后，美国就正确的对外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辨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亨氏有西方一些大学者常有的一种冷静和睿智，不狂妄自大，能够居安思危。他能在西方当下的许多盛世荣景中，看到大量盛极而衰的警讯。他告诉我们：
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多，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他陈述得很清楚，当一个文明不能维持收支平衡，无力为未来投资，而只能积累债务，坐吃老本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开始走向衰败了。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观察。笔者的总判断是，有几个回缓是完全可能的，但老去的大趋势是无可挽回的。只能想办法尽可能地退却得更有秩序了。这其实和亨氏的战略判断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干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那么怎样才能最好地准备战略撤退呢？亨氏是方案如下：
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销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一、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二、把中欧的西方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三、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四、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五、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六、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七、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八、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笔者其实早已发现，西方的学者，甚至是著名的学者，其实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影响力也有限。比如亨廷顿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谆谆告诫，几乎都没有被西方/美国的当权者听进去。比如亨氏提醒的（尤其）不要（用武力）去推广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比如不要把俄国逼得太紧。比如不要干涉其它文明的内政（比如叙利亚内战、比如现在中国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纠纷），西方国家的政府有听吗？
关于第五条，笔者有点特别的感慨。似乎西方已经承认，日本早晚会落入中国的囊中。但中国的当局有这个意识吗？如果前景真的必是如此，那现在是不是不妨对它再宽厚一些呢？
不过，这八条至少第一条到第四条，再加第七条，已经是西方政府的共识，只是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个问题。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旧文章ID：14797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在华企业正看到其销售业绩得到提升，但也感到政策和监管壁垒限制了各家企业更好地进入中国利润丰厚的市场。
这份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USCBC）周三发布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享有更好的盈利能力，并且都期待随着经济复苏，它们在中国的经营能够得到更高收入。
然而市场准入受限与北京对外企政策的不确定性使这些企业对商业环境感到没有近年来乐观。
USCBC代表了200家在华经商的美国企业。这项调查的结果是根据来自超过半数的会员所提供的反馈得出。
该团体表示，美国企业在华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技术转让请求和严格的网络监管。
据美联社报道，USCBC主席约翰•弗里斯比表示，美国企业在华所面临的绝大多数的监管挑战今年并没有得到改善。他补充说，施行必要的经济改革陷入停滞正在削弱美国企业他们的关切会得到处理的信心。
此外，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五分之四都表示他们有些或者非常担忧网络和数据监管对商业运营的影响。这些监管中包括对互联网和虚拟私人网络（VPN）的限制。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旧文章ID：14796
作者：刘远举 来源：FT中文网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6年过去，当硅谷的左派精英代表扎克伯格，一边“怒怼”特朗普，一边学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中美精英结合，“中美国”共同治理中美工人的局面，已经成为现实。于是，美国蓝领与没落的中产们，用他们手中的选票，选出了他们的救世主——特朗普。
特朗普的动作很大，继欧盟、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11月30日，美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3天之后，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这是三十多年以来，美国对税法的最大一次调整。
全球减税竞争
参议院此次通过的税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企业，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公司税将从35%大幅降低至20%；同时，家庭和个人的税率也会降低，持续至2025年。此外，跨国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对此，积极观点认为，减税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资本回流、投资提升，增加就业，刺激生产，简而言之，拉弗曲线发挥作用。
不过，拉弗曲线，取决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如，更低税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大投资，而是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这未必有助于实体经济增长，反而制造泡沫。而且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虽然改善了“滞胀”，但却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如果拉弗曲线未能出现，减税很可能达不到目的，中长期财政收入波动可能令政府停摆风险概率增大，减税政策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显然，对于特朗普维护其基本盘——美国蓝领阶层、失落的白人中产阶层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不管减税是否能够成功，各国为了应对美国减税，保持自身经济竞争力，已经采取或正在酝酿应对方案。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5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参考美国等国的减税动作，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幅度。德国2017年1月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英国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在降低。法国今年7月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同月，印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可以说，全球减税竞争已经开始，虽然，中国宣称不会参与减税竞争，但类似局面恐怕难以避免。
中国舆论场的税负争议
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多次掀起税负争议，去年底中国还闹出“曹德旺跑了”风波。中国税负很高，这个共识基本没有问题。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的逐渐减小，税负更加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中国工人的价格相对美国来说，仍然很低，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美国。按照IMF经过购买力折算后的数据（ppp），中国用4倍于美国的劳动力，创造了略多于美国的产品和服务，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勉强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成本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这就使得资金对新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中国很难避免进入减税竞争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减税更难。中国有基建狂魔的称号，基建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中国还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让中国资金走出去，中国的基建能力走出去，获得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强大的财政实力，也即源于税。如果中国跟进减税竞争，那么，中国高投资、大规模的基建模式，就会被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
更重要的是，如果减税政策成功了，拉弗曲线出现了，那么，减税不但会变为经济竞争，也会在更多层次上带来深远的影响。
减税背后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毋庸讳言，是利出一孔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只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开；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是四六开，但是这个时候是地方出大头，中央出小头，所谓“事权下放”。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引入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用于对地方的支出提供资金。分税制的核心规则可以归为一句话：税收分两块，中央拿大头，地方没钱，再还给你。这就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握。所以，从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也需要国家掌握更多的财力，以实现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也需要更高的税收水平。但美国并不需要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权力相对分散的国家，各州有立法权。地方事务有各种政治层面的协商去完成。税收对于国家权力架构，国家政治稳定，作用显然比中国小。即便中央政府真的停摆，也不会亡党亡国。由此可见，民主国家可以在更低的税收水平下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美国的减税，不光意味着经济的挑战，也是华盛顿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又一次竞争。
某种程度上，二战之后，面对全球共产主义实验，西方世界有两个战略级的手段。首先是冷战，其次是全球贸易。第一个已经成功了，第二个，是失败与成功的综合体。成功在于，它打造了一个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体系，带来了全球的和平与经济发展，不过，其失败之处在于，全球贸易并未完全实现当年克林顿的政治愿景。但无论如何，这个体系已经美国精英欲罢不能。这个时候，美国蓝领与没落中产的救世主出现了。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很可能无意于意识形态，但是，他的基本盘却是蓝领工人、没落中产。所以我们看到了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减税等称得上剧烈的变化，当贸易对抗、经济回缩时，都意味着“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这时，价值观议题会以多种形式重新出现。有人说，特朗普减税是对里根时代的原教旨主义模仿，的确，无论如何，这让人联想到里根时代。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旧文章ID：14795
作者：丁刚 来源：环球时报
苹果CEO库克最近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高调亮相，引发美国参议员批评。一名议员担忧，这家科技巨头未能履行其“推动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义务”。美国一些参议员似乎见不得谁跟中国走近，尤其是特朗普。特朗普访华签署大单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那是美国的失败，而且是败给了自己的“主要敌人”。
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甚至说，“你几乎可以在美国听到中国领导人的笑声。或者从地面感觉到，毕竟你从美国挖个洞，对面就是中国。这回响是想不听也不行了。”
这些都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毛泽东主席的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但这句话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时所说，表达的是要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意思。
美中之间现在是战争状态吗？显然不是。那么佩洛西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做敌人呢？这大概是美国政治使然吧。
佩洛西讽刺特朗普总统已经预设了前提，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让中国高兴的事必定是让美国不高兴的事。但中国并非真的就已经成了美国的敌人，而是因为把中国假设为“敌人”，在美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中，很容易被接受。
这样说来，今天的美国政治倒也不难理解。它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台上的要反对台下的，台下的一定要和台上的拧着来，不能拧的也要拧。
中美如此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被置于美国两党和党内博弈的“角斗场”中心，成为攻击对方要利用的一种“武器”。中国因此经常会“躺着中枪”。这真是美国政治的悲哀。
从特朗普总统的中国行看，虽然华盛顿的对华战略还没有一个完整展示(也许这就是一个已经确定的战略)，但他的言行，以及他与中方最高领导人的多次接触和会谈，均表明双方可以并且愿意找到避免发生贸易战或别的什么冲突的方式，找到共同点，解决一些难题。这种务实态度，使得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稳定发展的基础。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态度正在因华盛顿激烈的政治内斗而受到牵制。美国一些媒体已经在“通俄”的大帽子上，给特朗普头上再加一顶“通华”的大帽子。至少，这样的内部斗争使得特朗普总统很难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制定重要的对外关系政策上来。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内政不断出现的戏剧性变化，两党的尖锐对立，以及共和党内部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间的斗争高潮迭起，已经严重影响到一系列美国对外政策的整体安排。
民主党或共和党建制派人士虽然也有从美国利益出发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敌对气氛中，协调空间非常狭小，这些意见也成了“攻击”对方的一部分。华盛顿的政治界限正变得泾渭分明：你反对的，我就拥护;你拥护的，我就反对。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现出的领导力，就会很快地转换成为两党和党内博弈借用的重点话题，对华政策成为一方攻击另一方的发力点。那些不喜欢特朗普的美国主流媒体也会继续借中国问题来攻击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美两国的舆论氛围将持续承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旧文章ID：14794
作者：储殷 来源：澎湃新闻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准备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如果特朗普真这么干，将是掀翻美国近70年中东政策的一大禁忌，巴以和平也更加遥遥无期。
首先，耶路撒冷已是一笔理不清的乱账。
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教圣城，耶路撒冷的归属，不仅是巴以数十年恩怨的核心，甚至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乃至基督教文明和阿拉伯矛盾冲突的一大焦点。
1948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巴勒斯坦地区应分治成立犹太国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置于国际管辖，既不属于犹太国也不属于阿拉伯国家，但这一计划从未实现。
以当时埃及和叙利亚为首的阿拉伯多国联军，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便越界发动挑起第一次中东战争，派兵进占耶路撒冷，但最终却被以色列军队“反杀”。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本应划归巴勒斯坦约23.5%领土后，双方划定停战线“绿线”。此后近70年间，以色列和中东阿拉伯国家战火不断，阿拉伯国家全数战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西岸基本处在以色列实际控制之下。
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不过以色列也同意依据1949年停战绿线让巴勒斯坦暂时获得自治权。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宣布耶路撒冷将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具体要求以“绿线”为基础划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国界，成立巴勒斯坦国，东耶路撒冷应属巴勒斯坦国。
但是，巴以冲突以战争肇事，期间历次矛盾激化又再以战争手段解决之，再加上域外大国的介入和干涉，可以说，除了“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双方共识寥寥无几，更不要说互信。而耶路撒冷的归属，实际上演变成“谁抢到算谁的，谁拳头硬算谁的”，在这个问题上讲理，已是一笔理不清的“乱账”。
不过，通过军事占领取得领土已被当今国际社会认定为非法，而且无论如何选边站队都会得罪不少人，得不偿失，此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还是认为耶路撒冷归属应由巴以双方谈判解决，各国驻以色列使馆多设在特拉维夫。
其次，这次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为何选边站队？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承认耶路撒冷首都后，美国使馆将迁往耶路撒冷。然而特朗普捅这个马蜂窝其实并不意外，其动机解释起来并不复杂，并透露出更加清晰的中东政策倾向。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已经证明，在社会撕裂严重的美国社会，能赢下白宫的策略，不是弥合分歧、妥协，提出一个大多数人可以接受方案，而是巩固基本盘、争取最大多数，剩下的少数甚至可以被视为应该被打倒的“敌人”。
根据美国媒体不断公布的民调，特朗普从上任伊始对他的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为了稳固执政基础，特朗普必须更加向基本盘靠拢，团结手段在外交上的表现便是更加支持以色列。
另一方面，美国的中东战略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失误颇多，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打下来，虽然推翻了反美政权，但却没能复制二战后德日模式，有效重建秩序，在中东建成世俗、“民主”且亲美伊拉克和阿富汗，反而打出来更多恐怖分子，虚耗美国国力。过去，美国亲自上阵，通过大规模军事介入，掌控中东政策不能再搞了。
现阶段，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接近尾声，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处在深度调整中，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动作频频，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予以反制。支持库尔德独立，再造一个以色列难度太大，让“原版”以色列冲锋陷阵更靠谱一些。
第三，以色列堪当美国在中东的马前卒。
极端组织虽被剿灭，战火却不会就此平息。随着“伊斯兰国”的地盘被瓜分，伊拉克和叙利亚，尤其是叙利亚已成各方武装割据之势，各怀异志。重新陷入内战其实是大概率时间，这个时候，美国需要以色列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同为什叶派兄弟政权，伊朗在叙利亚投入兵力数万，力保巴沙尔政权不倒，并试图重新掌控叙利亚。俄罗斯空军精锐尽出，首在保障俄在叙利益和中东地区存在。库尔德武装趁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做大却遭土耳其猛烈打压，其他亲美府武装现在还是一盘散沙。
这种局面下，以色列是美国最理想的代理人。首先，以色列和美国关系特殊，超越一般盟国关系，双方拥有高度互信。再者，以色列强悍的实力毋庸置疑，纵横中东数十年、敌国林立，却未尝败绩。第三，叙利亚的地缘位置、巴以冲突以及以色列和伊斯兰国家间尖锐的矛盾，关乎以色列的生死存亡。
在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中甚至地区局部战乱中，美国需要以色列以各种方式顶上去，叙利亚不能落到伊朗手里，即便不能推翻巴沙尔政权，建立亲美、亲以政权，也要让叙利亚长期动荡、战乱，让俄罗斯、伊朗身陷其中，不能抽身。
考虑到耶路撒冷的归属牵动各方敏感神经，特朗普为以色列站台，支持以对耶路撒冷的主张，一来更加巩固美以特殊的同盟关系，实现更紧密的利益捆绑，二来等于将以色列推到中东地区矛盾冲突更加前沿的位置。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旧文章ID：14792
作者：赵衍龙 来源：环球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6日)打破美国数十年来的谨慎政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要求美国务院启动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搬迁计划。以色列对此表示赞扬，但巴勒斯坦感到强烈不满，中东国家也警告此举将引发广泛动乱。
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宣布：“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7日报道称，特朗普认为，这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情，此举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特朗普称，虽然各方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持不同看法，但这座圣城事实上已经成为以色列首都。他说：“现实就是如此。”
特朗普强调，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支持以巴进行和平谈判，美国将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以巴问题。他说，美国对于耶路撒冷边界问题不持立场，这将由以巴双方通过谈判解决。
对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特朗普表示，美国期待以巴能够达成一个持久的和平协定，美国将为此做出努力。他还表示，副总统彭斯将于近期前往中东地区。特朗普称，他已要求美国务院启动使馆搬迁计划，着手规划、建造以及施工等事项。他说，新的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完工后将为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美国务卿蒂勒森过后表示，美国务院将依照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耶路撒冷使馆法案”将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根据“耶路撒冷使馆法案”，美国应于1999年5月31日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但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推迟迁馆。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此番表态兑现了他在竞选时的承诺，并就此成为首位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美国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赞扬特朗普的宣布造就了“历史性的一天”，“朝和平迈出重要一步”。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则指出，美国政府“选择违反所有国际与双边协议与决议，选择违反国际共识”。他说，此举将让“试图把本区域的冲突变为宗教战争的极端组织获益，这将让本区域……陷入国际斗争和无止境的战争”。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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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鸣 来源：澎湃新闻
伍德罗·威尔逊是第一位在任期间迈出美国国门的总统。大约刚好一个世纪以前，当法国人在一战尾声叫嚣着要为色当战役以来的一切复仇的时候，威尔逊拖着残弱的病体出现在巴黎，抑制住了欧陆再次萌发这种缺乏道德善意的冲动。美国将军队、清教精神与普世理想越过大洋，第一次担负起一种国际意义上的权势责任。1945年以后的历史进程深刻的表明，威尔逊主义是过往这个世纪真正的胜利者。
此后漫长的对峙岁月里，一种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使得美国的担负从道义转化为必需，杜鲁门总统站在冷战的门槛上向其所庇佑的民主世界呼吁，“如果有任何国家认为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请务必把你的安全分享给所有人，这是我们为这个世界的和平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一战结束即将迎来百年的最后时刻，特朗普将这一切颠倒过来。刚刚结束的亚洲之行，美国总统留给印太诸邦的一句嘱托不甚显眼，却又看似深邃——“我将会永远坚持美国第一，同样我也希望在这里的人们坚持你们的国家第一”。这与其两个月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陈辞完全一致——“我会永远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你们也永远应该把自己的人民放在第一位。”
在此之前，人们几乎从未发现，“美国第一”在国际层面还会包含一个如此结构相称、情感真挚的推论。在冷战结束后近30年的时间里，大家已经普遍习惯于一种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然而伴随着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各个层面的“退群”，隐隐可以感觉，威尔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的国际主义与联盟理念正在被遗弃。霸权国在离场时对所有人作出规劝——“人人为己、天下太平”——请大家熟悉新世界，自洽于国际政治在“霸权之后”所形成的自然均衡。
粗糙地将之界定为特朗普式的孤立主义或许不甚准确。在本文,我们尝试引入一种经济学视域下的市场视角,这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特朗普是如何看待国际政治的应有结构。由此，我们需要走进那个建立了总统几乎所有智识判断和价值理念的曼哈顿霍布斯世界。
特朗普的市场信仰
“I believe in America, America has made my fortune.（我信仰美国，美国造就了我的财富）。”在一抹昏黄的安静里，《教父》缓缓叙出了第一句台词。在这部被唐纳德·卡根等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奉为权力政治圭臬的电影里，意大利商人的开场致谢深刻表达了三种复杂的情感：一是对于美国市场孕育的自由经济基础的赞赏；二是对于美国法治提供的对于私人产权保护的感恩；三是对于地方政府施政能力的失望：当企业利益和公民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隔岸观火、无所作为。最终，他决定转而寻求黑手党领袖克里昂的公正。
在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的名作《权力与繁荣》一书里，政府被喻为一种公民权利被迫让渡基础上形成的固定匪帮，本质上与克里昂式的流动匪帮没有什么不同。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的影响是双面性的，“强取豪夺”还是“合作共赢”不过一条淡淡的分界线。正如罗纳德·里根那句著名的论断，“政府不是我们所面临问题的答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作为里根主义的忠实拥趸，特朗普早在刚刚踏入曼哈顿时就对政府怀有极大不满。在他看来，纽约市政府应该对1973年以来的经济紊乱负有全部责任，建筑费用猛涨、房产价格虚高，市经济开发委员会在经济下行亟需资金的时候拖欠1亿多美元的债券和贷款，甚至暂停了所有新住宅的施工。几年之间，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的陷入令人紧张不安的债务压力，市场投资在政府的释义下成为整个曼哈顿区的原罪。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特朗普只身一人从纽约郊区来到哈得逊河西岸，当《纽约时报》撰文讽刺“那真是个粗俗不堪的地方”时，特朗普说“I Believe in Mahattan（我信仰曼哈顿）”——与《教父》里面意大利商人的开场致谢一模一样。他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商业抱负，更为重要的是，他决心要用市场的力量“让曼哈顿重新伟大起来”。
特朗普很快就意识到，是政府过重的行政干预阻遏了曼哈顿商人的投资激情。他利用父亲的政治献金争取到了市议员的支持，使自己的第一个工程——康拉德酒店改造项目得到了 40年的税收减免，酒店从第一天起就人气爆棚。这一方法在其后屡试不爽，特朗普曼哈顿地产帝国核心的15幢建筑先后渔利。尽管这使得纽约市仅在康拉德酒店项目上就累计损失超过3.6亿美元的税入，然而没过多久，房地产业的确在商人的投资热情下快速复苏，取得近四十年来令人震惊的税收突破，当地立法员激动地将特朗普的首笔交易称为“世纪之税”。在本次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对于自己信奉市场、抵触政府的做法毫不避讳，“作为一名商人，我想尽可能少地缴税，我感到非常自豪”。
在特朗普看来，市场是自由的，正是这份自由使得曼哈顿成为曼哈顿，这份自由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此后的商业竞逐里，他始终坚信于这一信仰，创造性地以500万美元买下蒂凡尼珠宝店上空的空间所有权，成功状告全美橄榄球联盟搞行业垄断。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特朗普与纽约市长科什成为素有不睦的死仇，他公开嘲笑“科什治下的纽约是一场灾难”，纽约市政府是一个“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的粪坑”。他给纽约市留下的最为重要的风景是中央公园溜冰场，这个政府耗时六年仍未竣工的项目，特朗普仅花了1200万美元用时六个月便予以完成。在溜冰场的剪彩典礼上，他无奈的叹气到，“又是我一个商人来处理政府留下的烂摊子。”
特朗普拒斥行政官僚机构、鄙视科研文职人员拥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他绝非理论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是曼哈顿霍布斯丛林的人生历经塑造了他对于市场的深刻信仰。在竞选最为激烈的时候，他面向狂热的听众大声宣布：“我是安·兰德的粉丝！”他自诩为现实版的霍华德·洛克，并深切认同那种对于传统道德观的颠覆，“真正的有德者正是那些真诚为自我利益创造财富的人，人们所欲求的每一件东西都必须通过学习、发现和生产来获取。”正如《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那句著名的结论，“人作为一种英雄式的存在，以自身的快乐为生命的道德目的，以生产性的贡献为最高贵的活动，并以理性作为唯一的标准”。在特朗普看来，他参与了纽约1970、80年代纽约市的重建，他连同与他身份相同的曼哈顿商人们是创造财富的人，是美国清教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干倒建制派、诅咒碌碌无为的政府寄生虫带给他极大的快乐，参加总统竞选使他真正成为一种英雄式的存在。在特朗普看来，他的一生始终都在践行着一种高贵的德行。
美国的离场
市场至上的信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特朗普的窗口。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他的很多认知和判断是如何在理念深处酝酿生成的。比如，特朗普为何对减税如此笃定，是安·兰德的放任资本主义信条为华尔街的合法性进行了背书，它使得特朗普对这一方案充满信心，税入减少造成的缺口将一定能够被带动起来的消费热情所填补。再比如，奥巴马医保为何仿佛一种原罪般的存在，“安·兰德的忠实门生伦纳德·佩柯夫早就论证过，穷人医保只能作为一项慈善事业，不能由政府通过法律强制推行；社会化的医疗保险不仅不切实际、无法运作，而且从理论上说根本是不道德的！”再再比如，墨西哥长城为何非筑不可，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试图成为寄生虫者会越过边境，寻求政府的施舍，强制美国纳税人去养活那些揩油的移民将意味着邪恶的不公平！”
在安·兰德那里，所有目的性皆指向一种“自私的德行”。“人就是其自身的目的，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致力于使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致力于繁荣我们的生命”。所以从美国艾奥瓦州到越南岘港，特朗普在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舞台宣扬“美国第一”。又因为“人们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没有任何利他主义存在的必要，从来就不应为任何人做出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所以美国退出或拟退出TPP、巴黎气候公约、伊朗核协定，拒绝在任何集体主义的虚假温乡里担负不必要的利他责任。那些非政府组织在特朗普看来与政府没有什么不同，唯一更糟的是，他们往往松散得有如一个不稳定的多边形，如果美国无法成为其中百分之百的主导者，下一秒很可能被随意扭曲成任意形状。面对这污淖于周遭的多边制度和国际组织陷阱，美国甘愿离场。
世界的自洽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粗糙的特朗普孤立主义。我们发现，正如上文所述，特朗普政府在理念上、情绪上、行动上不愿为国际社会的利他主义所累，怀有孤立自身的原始冲动， “美国第一”及其推论最终带来了“人人自洽”的远景；我们同时也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对于权力的运用有些许退却，甚至叙利亚轰炸、阿富汗增兵、朝鲜半岛的威慑升级、国防预算的大幅增加等很多现象都表明，本届政府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单边干涉是怀有强烈的意愿和能动性的。
囿于这两方面的矛盾，我们只能寻求市场主义的解释逻辑。我们最终发现，特朗普的市场信仰融贯于理念认知的方方面面，其所建立的“人人为我、天下太平”式的国际政治均衡模型不过是这种信仰在国际社会的自然映射。在特朗普看来，国际政治恰如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成为自我意义上最为优秀的一个单元，所有人都将在充分自由竞争的结构环境里获得最优的市场效率。特朗普在理念深处始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曼哈顿就是这个世界，他在第五大道的鳞次栉比中穿行与在中东、欧盟、亚太波诡云谲的政治事务中穿行没有什么不同。当年市场的力量是如何拯救了曼哈顿，现在他就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拯救这个世界。如果曼哈顿的商人们能够自洽于充分自由的霍布斯竞争，那么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也可以，并且理应如此。
在这样的意义下，权力的运用有其特殊重要性，可以为国际政治常态秩序的运行提供保障。那些违背市场规则的人是真正的恶者，他们扰乱了美国在这样的结构体系里获取国家利益的常态秩序，卡塔尔、朝鲜、伊朗因此都曾被贴上“破坏者”的标签。当然，也包含非公平贸易，特朗普在亚太行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在最后，它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然而他没有沿着这样的逻辑批评中国，用特朗普自己的话来说，“谁能责怪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国民谋福祉而占去另外一个国家的便宜呢？我承认，中国干得很漂亮。”
在认知方式上，这种结构与权力的二元划分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某种程度上偏近于结构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肯尼思·沃尔兹。在经验意义上，政治决策者能够在市场和政治之间、曼哈顿和世界之间、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之间如此自由地切换，也体现了总统先生极好的理论通透性。然而在现实层面，它导致了美国国内的担忧、联盟体系的恐慌和部分地域的权势真空，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这一判断需要基于一种必需确定的前提，即国际政治的市场均衡结构对于美国是好的，美国已经占据了这一结构的最优位置，哪怕只能以一个普通单元身份运行于其中，也将有助于美国不断竞逐和累积国家利益。目前来看，这或许远非事实，那些在某些领域占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进一步拉大差距，那些曾经被“誉为”正在“强奸”美国的国家将沿着安·兰德的自私信条将一切更加自如地进行下去。
第二，它非常糟糕地忽视了盟友国家的心灵感受。当特朗普每一次打量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时，他的主体导向是经济事务，并习惯于将这一领域的不满向政治、安全甚至道德层面蔓延。尽管他本人很可能根本无心，然而国际政治中很多信号的复杂性使得盟友国家在惊惧之余往往无法作出准确而细致的区分。这次亚太之行已经在次序上位于中东、欧盟之后，人们依稀记得奥巴马早在就任首年就明确宣布自己将成为美国的“第一名亚太总统”，而“印太”战略无论从战略框架、具体内容还是提出方式来讲都更像是一个总统度假时顺手带上的面包圈，完全无法如当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一般带给盟友国家起码的心灵慰藉。当蒂勒森在归来后的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觉得本次亚洲之行取得成功时, 国务卿甚至直接略过了这一问题，简单回复道：“谢谢”。
最后，它至少在短时间内深刻改变了美国对于国际情势的基本理解和战略判断，这一由威尔逊、杜鲁门总统确立下来的国际结构和主导权势使得美国在过往的一个世纪里深深受益。任何情形下，美国不可能将之随意遗弃，然而本届政府出人意外的体现出了一种无所适之的淡漠感。《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评论将这次旅程作为美国权势的告别，文章在最后向所有的霸权记忆挥手致敬——“再见，美国权力！再见，美国价值！再见，美国可信性！再见，亚洲！”《华盛顿邮报》评论到，“如果特朗普政府还存有一息战略思维的话，那将是一种现实主义与被迫默许的结合，这次亚洲之行让我们见证了美国在光鲜的管弦乐中衰退下去”。
这一荣光一旦被拱手奉上，历史将永远不会允许他们将这一切再次赎回。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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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E PALAZZOLO / KRISTINA PETERSON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允许一州的合法隐蔽携枪者也可在其他49个州合法携枪。该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大大拓宽枪支权，但将在参议院遭到民主党的强烈反对。
众议院周三以231票赞成、19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根据该法案，在对隐蔽携枪限制很少的州居住的居民也可在携枪规定更严格的其他州隐蔽携枪。美国有12个州允许居民无需获得许可证即可合法隐蔽携枪，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这些居民将可携枪进入纽约州等其他州，这些州的居民必须证明自己有自我保护的特殊需要才能获得隐蔽携枪的权力。
共和党议员将这项由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Richard Hudson提出的《隐蔽携枪互惠法案》(Concealed Carry Reciprocity Act)与另一项法案进行了合并，后一项法案将促使各州和联邦机构向联邦犯罪背景调查系统提交更多记录，美国大多数枪支购买交易都涉及查询该系统。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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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CHARD RUBIN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参议院周三投票决定就税改议案启动与众议院的正式谈判，目前国会议员们开始努力实现必须达成的微妙平衡，以便使最终法案在圣诞节前获两院和总统通过。
共和党人正在考虑一系列调整，包括扩大减税以及强制调整税收抵扣政策。
需要谈判的问题包括允许医疗费用和州所得税抵税，这两项在众议院税改议案中均被废除。此外，议员们还倾向于废除个人和企业替代性最低税，参议院版本的税改议案在最后关头保留了这两项。
目前尚不清楚议员们会从哪里弥补减税的资金。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周六暗示的那样，相关选择包括将企业税率设在22%，而不是20%，但周三特朗普提到了20%的企业税率。
根据共和党人编写的预算，税改议案10年内减税的规模不能超过1.5万亿美元。这一限制加上两院的议案中余地都很小，会对即将举行会议的两院协商委员会造成影响。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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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ZA LIN / YOKO KUBOTA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中国严厉的新网络安全法施行已有六个月，美国科技公司高管对此仍感不安，担心该法将令其知识产权和所收集数据面临风险。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新法是本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间歇召开的两小时闭门会议的讨论焦点。此次大会由中国政府主办。
在这场高级别会议召开之际，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公布一项新调查，凸显了美国科技公司对该法的广泛担忧。该行业组织称，82%的受访者对中国互联网和数据监管的影响存在担忧。
该知情人士称，在周二乌镇的这场会议上，大约60位外国科技公司、商界行业组织代表和其他人士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局局长赵泽良举行了会谈。
几位参会者表达了他们的困扰，因为虽然新网络安全法已于6月1日施行，但中国政府仍在制定具体实施规则。这些规则将决定哪些公司、哪些行业必须遵守有关在华数据存储、网络设备安全评估等方面的规定。
这位知情人士称，公司和行业协会代表还担心，网络设备安全检查可能导致专有源代码泄漏，从而危及公司的商业机密。
这位知情人士还称，赵泽良在会议结束时承诺，他负责的部门会采取更透明的方式制定实施细则，他还表示，网络安全法的初衷是确保数据的隐私和安全，并非窃取外国知识产权的手段。
他还称，政府部门会进一步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定义，按照新法规，被归入这一项下的业务要经受最为严格的安全审查。
政策风险咨询公司Eurasia Group的专家Paul Triolo称，外国科技公司最大的抱怨之一，就是上述法规的监管对象不明确。
Triolo称，业界担心的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在真正成为问题之前能持续多久？
中国所称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公司包括在通信、能源、交通、信息服务和金融领域运行计算机网络的公司。外国商业组织表示，这个定义模糊不清而且过于宽泛。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彭捷宁(Jake Parker)称，围绕该法的困惑已造成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彭捷宁称，许多公司不得不进行成本高昂的内部审计，以遵守当前的规定草案，并且对公司的全球采购政策进行调整。
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但部分公司已经在推进执行相关规定。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称，为遵守新规，该公司将把中国客户的所有云数据都存储到一家政府所有的公司。苹果和其他公司还停止提供能让用户绕开中国互联网限制措施的虚拟专用网络(VPN)应用。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周三发布的最新调查凸显出企业对中国收紧网络空间规定的深切担忧。该行业组织代表着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约200家企业，包括苹果、亚马逊公司(Amazon.com Inc., AMZN)和微软(Microsoft Co., MSFT)。在这项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约半数会员企业完成的调查中，51%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担心知识产权失窃，53%的受访公司担心消费者或公司数据被窃。
该调查还表示﹐65%的受访公司关心对跨境数据流施加的限制措施﹐随着网络安全法的采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除网络空间的种种问题之外﹐该调查还发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面对三大挑战：与中国公司的竞争、获得业务许可和政府批准，以及投资壁垒。
该调查还发现对商业环境的悲观情绪在上升。调查显示48%的受访公司对商业环境的乐观程度较三年前降低﹐11%的受访公司更为乐观。调查指出﹐主要原因是四年前宣布的鼓励经济发展的各项改革没有带来切实的变化。
积极的方面是﹐该调查发现68%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的增长前景好于其它市场﹐48%的公司正在中国扩张﹐只有8%的公司表示在收缩业务。
根据该调查﹐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预计受消费者稳健支出和政府刺激政策推动﹐今年收入将增长﹐去年预计收入增长的受访公司比例为62%。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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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 STRUMPF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首席执行长库克(Tim Cook)为该公司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将数百种应用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下线的举动辩护。
库克周三在广州发表讲话时称，中国市场是苹果公司除美国外的第二大最重要的市场，避免在中国成为局外人很重要。一些参议员和人权组织批评库克参加中国政府本周早些时候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他对此进行了反驳。
他周三在广州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Fortune Global Forum)上表示，当你到一个国家、进入一个市场，就要遵守该国的法律法规。
库克表示，你的选择是，你是参与其中，还是作为旁观者大喊大叫应该如何如何。他还称，他自己强烈认为，你来到这里并加入其中、参与竞争，因为旁观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包括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 BABA)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云(Jack Ma)在内的很多中国和西方企业高管在这次由《财富》举办的为期三天的活动上发表讲话，库克是其中之一。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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