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文莉  来源：国际战略评论2017

　　首先，市场重视的是特朗普毫不掩饰的亲企业亲资本立场。自当选之后，特朗普就开始拿出大量时间会见美国各个行业主导企业的高管。入驻白宫以来，他们仍然是他最喜欢接待的客人。这与其前任奥巴马总统刻意与大企业特别是企业管理层保持距离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会见中，特朗普经常要求企业管理者倾诉他们对政府管制的不满，白宫还会发放表格给相关企业，请它们提名最不受欢迎的行业管制政策，作为未来改革的目标[25]。美国企业界对自己的政策影响力开始形成强烈的信心。[26]
　　其次，市场信任的是特朗普团队中具有金融界背景的人士、特别是所谓高盛帮。特朗普的组阁过程显示了他的政治本能，一言以蔽之即靠主街（mainstreet）获胜，靠华尔街（WallStreet）治国。不仅经济团队几乎被相同背景的亿万富翁把持，这些人还掌握了国务院和教育部。而且随着特朗普政府近日来的人事调整，高盛帮又开始入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办公厅。如果说传统的公共政策人士关注的是共识塑造和舆论形象，这些财经高层则更强调效率与实际利益，当然也更接近市场逻辑。
　　再次，市场注意到在财经背景团队的影响下，特朗普的极端政策立场往往能够趋于缓解。例如，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政府的能源环保政策，并宣布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他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像竞选中声称的直接“摆脱这个灾难”，而且就目前透露的谈判立场来看，对协定的修改目标也比较温和。他在选举中保证要认定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但在中美峰会后不久就公开放弃了这一立场。另外像撤换联储主席耶伦、废除进出口银行等主张也可能被撤回。[27]市场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得到有效的缓和。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是市场信心的基本支撑。2016年大选正值美国经济缓慢而艰难的复苏过程的完成阶段，市场的投资和消费信心恢复，而特朗普的增长与就业承诺恰好与这种上升势头合拍，他对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崇则为正在寻找目标的投资者选择了方向从而激发了市场的热情。
　　因此，资本市场一心强调特朗普政府解除管制措施可能对相关行业产生的刺激效果，并且对普遍减税、税制简化、扩充基建充满期待。[28]尽管移民改革和医保改革遇阻使投资者对特朗普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认识到：即便共和党控制政府各个分支，也未必保证特朗普的承诺能够兑现，但他们还是认为至少总统掌管的行政部门在取消管制方面可以说到做到。这样即便是特朗普宏观经济政策继续遭遇挫折、总体增长承诺化为泡影，投资者还是有希望从行业和企业收益中分一杯羹。借用艺术品市场做比，这就如同拍卖行甚至不去追究画作的真伪，只要客户竞相投标，作品高价成交，拍卖即告成功。正是这种市场情绪带来了“特朗普行情”，并促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主席威廉·达德利（WilliamDudley）和摩根大通集团董事长杰米·戴蒙（JamieDimon）不约而同地表示：特朗普唤醒了美国市场的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29]
　　三.美国经济要素的强项与弱点
　　特朗普浮夸好斗的政治风格往往导致对他政策主张的情绪化反应，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围绕各项政策缠斗不休，纠结于枝节性的胜败得失。这种见木不见林的倾向可能是特朗普上台给美国政治经济过程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超越对政策细节本身的争辩，探讨长期、基础性的结构问题。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状况的认知是否准确？他的经济主张是否对症下药？如果按照他的设想施政，美国经济的强项可否延续，弱项可否补强？
　　使用长期视角评判特朗普言论，立刻就会感到他的代表性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经不住推敲，至少在经济领域显得诡异且脱离现实。这个口号暗指美国经济落后于竞争对手，特朗普也多次渲染经济衰败的景象，这些描述放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可能成立，用来谈论2008—2009年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美国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宣称2016年的美国经济不够强大，无论在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上都缺乏说服力。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为本轮经济全球化的起点，那么可以说美国是迄今为止表现最好、获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全球繁荣阶段，美国经济的适应与扩张能力堪与新兴经济大国匹敌，其活力与创造力则远超日法意等传统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阶段，美国的复苏虽然缓慢但是稳固持续，成功实现了U型反弹。结果是美国兼具经济规模的庞大和增长质量的强势，在现阶段并没有哪个竞争对手可以同时在这两方面对其构成挑战。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经济结构不存在弱点。寻找这些弱点不能像特朗普那样使用选择性的片面描述，他的说法要么因为以偏概全而不能令人信服（比如只谈美国货物贸易的逆差而忽略服务贸易顺差），要么停留在表面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要么对造成问题的原因给出错误的解释（比如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完全是竞争对手欺诈的结果）。
　　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占有劳动力、资源、资本和技术四大要素的比较优势。|使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对美国经济进行要素分析，才是得出客观结论的可靠方法。对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四大增长要素进行全面评估，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结构的强项和弱点还是比较清晰的。
　　第一，就劳动力要素而言，美国因为大量移民不断到来而避免了众多发达国家因生育率下降而出现的人口陷阱，新增劳动力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都是其增长优势。[30]当然数量优势需要质量保证，教育体系是将原始劳动力要素转化为现代经济所需人力资源的关键。而美国教育体系面临明显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公立基础教育饱受批评，在各种国际评测和学科竞赛中表现不佳；另一边是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系统，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高校，无论在教学、研究还是社会参与方面都保持领先水平。结果美国一方面高端创造性人力资源丰富，而且产生聚集效应，吸引全球智力创新活动并享受其成果；另一方面基础劳动力素质无法令人满意，在全球竞争中不具备优势，收入待遇与工作态度陷入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
　　第二，就资源要素来看，美国传统上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全球化阶段又在新旧能源两方面连续获得突破。依靠3D成像、水平钻探和水力压裂法等新技术，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旧能源的页岩油气开采给美国乃至世界能源市场带来革命性变化。美国不仅即将实现能源独立，而且将在从煤炭到油气的各个能源领域变身为出口国家，[31]有效地压低了世界能源价格，也促使产业布局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调整。到2016年底，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占到总电量的12%，其中生物能源和风能作出了主要贡献。[32]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产能都居于前列，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33]但由于围绕能源与环境政策的党派分歧和激烈争议，美国新能源发展的速度和比重受到局限，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并没有明显优势。
　　第三，在资本要素方面，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吸引力在全球依然首屈一指，有效地起到了分配资源、引导产业发展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支柱之一。但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在2008年危机中也暴露无遗。各层主管报酬丰厚又不必因冒险失败受到惩罚，金融机构不断并购和混业经营导致规模庞大，结果泡沫风险在总体经济中迅速蔓延，使美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遭遇重挫。奥巴马政府曾尝试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但美国左右两翼对其政策效果都表示不满。进步主义者批评监管力度不足，法规漏洞太多，没有对任何高层管理人员追究引发金融危机的责任，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保守派则指责监管过度，加重融资负担，认为政府官僚将金融行业妖魔化，导致投资不振，延缓了经济复苏的步伐。
　　第四，在技术要素层次，美国现阶段的竞争优势仍然突出。虽然专利申请数量先后被日本和中国超越，但其专利质量更高，技术创新能力继续领先；以特斯拉、谷歌等企业为代表进行的商业科技开发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技术潜力和市场前景被投资者一致看好，有可能产生新的正反馈效应并建立行业霸主地位，显示美国在技术发明层次的巨大优势；成熟的大学—实验室—科研基金体系保证其基础理论研究的覆盖面和质量水准，也继续吸引各国人才加入团队或参与合作，使美国在基础研发层次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不过近年来，美国一贯引以为傲的技术要素领域也开始出现预警信号。若干科技界和经济界人士连续发出警告，对联邦政府对科学研发的资金支持不足表示忧虑。[34]他们指出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发明依赖于基础研发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当前在基础研发上的优势还是20世50至70年代公共资金大量投入形成的延时效果。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的投入力度下降，公众的热情不再，而美国的竞争对手却在增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特别是中国近年来的支持力度惊人，有可能导致科研人才和项目流失。此外，还有一些人担心美国本土生产和制造减少，会造成技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美国失去在生产过程中技能学习和提高带来的创新机会。[35]
　　总之，美国经济的要素结构强项在于：新移民带来的劳动力数量优势、优秀高教体系带来的人才质量优势、页岩油气开发带来的资源成本下降、新能源发展推动资源与环境平衡、资本市场的规模与金融深度、科学技术研发层次完整且充满创造力。而其结构弱点在于：公立中小学教育体系问题影响基础劳动力质量、传统能源结构与环保目标的紧张关系、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与争议、科技研发的公共资金支持不足。
　　四.特朗普政策的长期结构性影响
　　澄清上述基本事实之后，我们也就能够对特朗普经济主张的结构影响做出全面客观的判断。对于现有的要素强项，特朗普的政策后果可谓利弊互现。
　　在基本充分就业情况下“美国人”是否愿意填补移民的低端岗位很值得怀疑。一方面，特朗普的移民和能源政策将直接损害美国的竞争优势。首先，严格管制美墨边界、搜捕遣返已在美居留多年的非法移民，将导致实际入境移民数量的减少。如果其削减合法移民总额的设想成为实际政策，移民数量的下降会更加明显。这些新移民占据的本来是大量低薪、艰苦、无福利保障、临时性的工作岗位，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已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特朗普口中的“美国人”是否会去填补这些岗位很值得怀疑。新移民减少的后果很可能是美国从来不必担心的劳动力补充开始出现问题。根据美国皮尤中心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在2035年之前按照过去的移民速度，尽管美国本土人口出生率下降，但新移民到来可以保证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参见图2）如果停止接收新移民，美国适龄劳动人口到2035年将减少到1655万人，重回2005年的水平。这意味着生产和消费增长的动力受到严重削弱（参见图3）。

图2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预期变化（2015—2035）[36]

图3移民停止将导致2035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37]

　　其次，特朗普政府酝酿中的收紧学生与工作签证政策将对美国高校与高新技术企业造成冲击，美国引以为豪的高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活动都会受到不利影响。临时性旅行禁令和严格短期签证审查措施已经在美国大学、研究机构、科技公司中引起混乱，一些正在进行的合作与交流项目被迫调整。下一步可能改变的长期签证措施，特别是提高H-1B签证申请难度，引起了更广泛的担忧。因为担心政策突变和毕业后在美工作前景，国际学生赴美求学的热情已经开始降温，美国大学收到的海外学生申请出现明显下降。近日由美国多家教育机构发起的调查显示，39%的受访高校报告了海外申请减少的趋势，75%的调查对象对未来国际招生困难表示担心。[38]这无论对美国高端人才的补充和储备还是对其技术研发活动而言都是不利的消息，美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因而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调整持强烈批评态度。
　　再次，特朗普的能源环保政策调整不利于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除了前文所述对奥巴马政府“清洁发电计划”进行重新评估、放松对能源企业的环保管制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对美国环保署的资金和人员进行大幅调整。在其公布的预算要点中，环保署是资金削减幅度最大的联邦政府部门，2017年度降幅达到31%。它将被迫裁员3200人，占目前雇员总数的20%。它主持的关于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合作的研究项目将失去资金支持。[39]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表示要坚持清洁能源计划，但联邦层次碳排放标准的放松可能改变商业市场规则，电力企业转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步伐将放缓甚至逆转。
　　不过，特朗普的部分经济主张又可能增强美国的优势要素。例如允许租用联邦土地开采煤矿和页岩油气矿藏，可助推资源成本的下降。又如放宽对金融业的管制措施，也有望使投资交易更加活跃并鼓励金融创新。再如争取制造业企业回归，应该有助于美国企业获得生产经验和技能，增强其技术创新与发明能力。
　　对于美国要素结构的弱项而言，特朗普的经济主张则基本上是破坏性的：
　　第一，公立基础教育继续遭到削弱。他选择的教育部长贝西·德沃斯一向以推崇私立中小学教育知名，对公立教育系统既不了解也不重视。其就任后的言行多次引起美国教师协会的批评和反弹。而且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预算要点，教育部经费在2017年度将被削减14%，若干课内课外辅助教学项目将被迫取消，这对亟待加强的公立基础教育来说无异雪上加霜。
　　第二，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将延缓甚至阻碍旧能源产业的调整。特朗普一再宣称要增加煤矿开采、恢复煤炭就业，这与美国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趋势相互冲突，对传统能源地区和底层员工并无实际帮助，虚幻的希望只能延长他们的转型痛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煤炭业就业人数就在持续下降，其原因主要是煤炭业自身劳动生产率提升和来自油气开采的价格竞争，并非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近年来新能源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已经完全超越煤炭业，如太阳能产业在2011—2015年间就业人数翻番，雇员已经是煤矿业的三倍，而且工资待遇也很可观，2015年平均每小时工资已经达到21美元，增幅比当年全美平均增幅快一倍。[40]特朗普号召重振煤炭开采，反而将干扰市场自然调整的过程，使新旧能源开发的平衡、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都更不容易实现。
　　第三，放松管制有可能导致金融创新风险再次失控。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废除旨在防范大规模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已经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联邦法律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可能使金融风暴卷土重来。美联储委员丹尼尔·塔鲁洛（DanielTarullo）在离职前公开警告：对金融海啸的记忆开始淡漠了。他提醒特朗普政府，过去八年的政策、特别是对充足的资本准备金和充分监管的规定，是当年核心金融机构几乎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拖入深渊的背景下总结教训而诞生的，应该长期保持。[41]甚至很多金融界人士都对武断解除监管措施表示担忧，公开反对彻底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42]
　　第四，削减公共财政的科技投入可能削弱美国的基础研究。在支持科技研发的联邦资金已经多年不足的情况下，特朗普的预算计划将进一步大幅削减相关投入。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研究报告，拟议中的科研预算缩减将影响到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后者的年度预算预计减少58亿美元，危及全国范围内30万科研人员的研究项目。[43]与此同时，总统科技顾问的职位长时间空缺，白宫科技办公室人员纷纷离职，甚至有传言这个机构将被彻底取消。[44]当美国基础科研呼吁联邦政府的重视与支持的时候，特朗普却表现出漠视与放任的倾向。
　　结论
　　通过全面分析可以看出，特朗普各项经济主张如果顺利实施，对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明显弊大于利。其施政方向与美国要素结构优化的需要几乎总是背道而驰。其政策效果将伤害美国要素结构中的强项，同时恶化结构性弱点。当前美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高等教育产业、新能源行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文化产业将遭受冲击，而本已存在问题的公立基础教育、金融监管、公共研发投入则进一步被削弱。
　　限于篇幅，本文未能讨论特朗普政策对经济收益分配的影响，未及深入分析其社会与政治后果。一个总体性的判断是，其经济主张的推行将使美国已经非常突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恶化到更加难以接受的程度。无论是已经推出的医保改革、解除管制，还是即将进行的税收改革、预算调整，特朗普施政的受益者都集中在超高收入人群，而受损者则是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选获胜的关键支持者——乡镇地区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白人——也将承受明显损失。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医改计划一经推出，支持率就一路走低，首个版本在撤案之前获得的民众赞同比率已经降到17%。[45]尽管大量的右翼选民在过去七年时间里一直坚决要求废除奥巴马医改，但了解共和党提案的细节之后，他们才发现新的医保体系将使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特朗普政策的实际面貌与他们的期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民粹浪潮推动的亿万富豪施政在美国政治过程中能否最终成功尚难定论。由此看来，依靠主街获胜、依靠华尔街治理，或者说依靠民粹浪潮上台、依靠亿万富豪施政，在美国的政治过程中是否能够延续成功还远没有定论。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下，最终形成的政策往往与执政者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有趣的是，当代美国最成功的经济政策恰恰产生于成功的制衡过程，比如民主党国会牵制下的里根税改，再如共和党国会推动的克林顿福利改革。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无意识形态信仰或政治理念追求的总统，特朗普是否允许自己的经济主张被政治制衡敲打和淬炼，将最终决定它对美国社会经济到底是灾祸还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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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朱文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2]如特朗普在保守派行动委员会2017年年会上说：“相信我，我继承了一个乱摊子。”（RemarksbyPresidentTrumpattheConservativePoliticalActionConference,February24,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24/remarks-president-trump-conservative-political-action-conference）；在就职演说中称：“锈迹斑斑的旧产房如墓碑一样遍布美国大地。”（DonaldTrump，TheInauguralAddress,January20,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3]DonaldTrump，JointAddresstoCongress，February28,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28/remarks-president-trump-joint-address-congress.
　　[4]“华盛顿欣欣向荣，民众却不能分享财富；政客致富，但工厂关闭，就业岗位流失海外；既得利益者照护自己，却丢弃平民百姓。”DonaldTrump,TheInauguralAddress,January20,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5]DonaldTrump,TheInauguralAddress，January20,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6]WhiteHouse,“BringingBackJobsAndGrowth”,https://www.whitehouse.gov/bringing-back-jobs-and-growth.
　　[7]RemarksbyPresidentTrumpattheConservativePoliticalActionConference,February24,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24/remarks-president-trump-conservative-political-action-conference.
　　[8]2017年1月27日特朗普签署的首个旅行禁令《总统行政命令13769》涉及七个国家。被联邦法院终止执行后,3月6日出台的第二个禁令《总统行政命令13780》中去掉了伊拉克，目标国家减为六个。
　　[9]H.R.1628-AmericanHealthCareActof2017,http://files.kff.org/attachment/Proposals-to-Replace-the-Affordable-Care-Act-Summary-of-the-American-Health-Care-Act，访问时间:2017年5月5日。
　　[10]RemarksbyPresidentTrumponHealthcareVoteintheHouseofRepresentatives，May04,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5/04/remarks-president-trump-healthcare-vote-house-representatives访问时间：2017年5月5日。
　　[11]此为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预算增款合计，若包括退伍军人部预算增加部分在内，增拨总额为595亿美元。AliciaParlapiano&GregorAisch,“WhoWinsandLosesinTrump’sProposedBudget,”TheNewYorkTimes,March16,2017,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3/15/us/politics/trump-budget-proposal.html?_r=0.
　　[12]同上。
　　[13]GaryCohn,“PresidentTrumpProposedaMassiveTaxCut.Here’sWhatYouNeedtoKnow,”WhiteHouse,April26,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17/04/26/president-trump-proposed-massive-tax-cut-heres-what-you-need-know.访问时间：2017年4月29日。
　　[14]Brie?ngbySecretaryoftheTreasuryStevenMnuchinandDirectoroftheNationalEconomicCouncilGaryCohn，WhiteHouse,April26,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ce/2017/04/26/brie?ng-secretary-treasury-steven-mnuchin-and-director-national.访问时间：2017年4月29日。
　　[15]BobDavis&WilliamMauldin，“TrumpadministrationmayseekonlyminoradjustmentstoNafta，”TheWallStreetJournal，March29,2017,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trump-administration-may-seek-only-minor-adjustments-to-nafta-2017-03-29.
　　[16]“TheRegulatoryWreckingBall,”TheNewYorkTimes,April6,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4/06/opinion/the-regulatory-wrecking-ball.html.
　　[17]DavidBlackmon,“PresidentTrump’sLatestEnergyExecutiveOrderIsNotJustAboutCoal,”Forbes，March27,2017,https://www.forbes.com/sites/davidblackmon/2017/03/30/president-trumps-latest-energy-executive-order-is-not-just-about-coal/#47c4a31a198dJeremyCarl,“WhatPresidentTrump’sEnergyandClimateExecutiveOrderDoes-andDoesn’tDo,”NationalReview,March31,2017,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446309/trump-energy-climate-executive-order-coal-clean-power-plan.
　　[18]SyMukherjee,“WhyDrugCompaniesDon’tWantPresidentTrumptoDeregulatetheFDA,”Fortune,February15,2017.http://fortune.com/2017/02/15/trump-fda-deregulation-biopharma/,“WhatTrump’sderegulationagendamisses,”CNBC,February6,2017,http://www.cnbc.com/2017/02/06/what-trumps-deregulation-agenda-misses.html.
　　[19]Parlapiano&Aisch前引文。
　　[20]HirokoTabuchi,“TrumpCutsLeaveBridgeandRailProjectsHanging,”TheNewYorkTimes,April5,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4/05/business/dealbook/bridge-rail-infrastructure-trump.html.
　　[21]MichaelKruse,“He’saPerformanceArtistPretendingtobeaGreatManager,”Politico,February28,2017.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2/hes-a-performance-artist-pretending-to-be-a-great-manager-214836.
　　[22]PaulKrugman，“ConservativeFantasies,CollidingWithReality，”TheNewYorkTimes,March17,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3/17/opinion/conservative-fantasies-colliding-with-reality.html.
　　[23]HeatherLong，“Trump’seconomicboom”，CNN，March2,2017,http://money.cnn.com/2017/03/02/news/economy/donald-trump-economy/.
　　[24]转引自MattEgan，“Dowsoars300points,closesabove21,000forthe?rsttime，”CNN，March1,2017,http://money.cnn.com/2017/03/01/investing/dow-21000-trump-speech/.
　　[25]BobPisani,“WhyWallStreetIsExcitedaboutTrump’sFirstStepTowardDeregulation,”CNBC,March17,2017,http://www.cnbc.com/2017/03/17/wall-street-is-excited-about-trumps-?rst-step-toward-deregulation.html.
　　[26]JamesSurowiecki,“Trump’sMysteriousStockBoom,”NewYorker,March6,2017,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3/06/trumps-mysterious-stock-boom.
　　[27]AlanRappeport,“TrumpReversalsHintatWallStreetWing’sSwayinWhiteHouse,”TheNewYorkTimes,April12,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4/12/us/politics/export-import-bank-janet-yellen-china-currency.html.
　　[28]RobertBarro,“HowtoEngineeraTrumpBoom,”TheWallStreetJournal,March27,2017,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to-engineer-a-trump-boom-1490655757.
　　[29]“NYFedPresident:‘AnimalSpiritsHaveBeenUnleashed’”CNN，February28,2017,http://money.cnn.com/2017/02/28/news/economy/new-york-fed-dudley-animal-spirits/.
　　[30]前美联储达拉斯分行主席理查德·费舍称之为“完美平衡模式”（PanglossianBalance）.RichardFisher，“GlobalizationandGovernmentPolicy,”remarksatthe?fthAnnualFederalReserveBankofPhiladelphiaPolicyForum,December2005,https://www.philadelphiafed.org/-/media/research-and-data/events/2005/fed-policy-forum/papers/?sher_speech_policy_forum_12-2-2005.pdf?la=en.
　　[31]在各领域由进口国向出口国的转变预计于2017—2018年间完成。LindaQiu,“FactCheck:Trump’sMisleadingWordsonEnergyandJobs,”TheNewYorkTimes,March28,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3/28/us/politics/fact-check-trump-climate-executive-order.html.
　　[32]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计算，https://www.eia.gov/totalenergy/data/monthly/pdf/sec1_5.pdf.
　　[33]REN21,Renewables2016GlobalStatusReport,p.13,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6/10/REN21_GSR2016_KeyFindings_en_10.pdf.
　　[34]参见：﹝美﹞朱迪·埃斯特琳著，闾佳、翁翼飞译：《美国创新在衰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35]参见：﹝美﹞约翰·高著，戈悦、沈晓莉、郭丽花译：《美国还是创新国家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
　　[36]JeffreyS.Passel&D’VeraCohn,“ImmigrationProjectedtoDriveGrowthinU.S.Working-agePopulationThroughAtLeast2035,”PewResearchCenter,March8,2017,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3/08/immigration-projected-to-drive-growth-in-u-s-working-age-population-through-at-least-2035/ft_17-02-27_workforcegen_table/.
　　[37]同上文，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3/08/immigration-projected-to-drive-growth-in-u-s-working-age-population-through-at-least-2035/ft_17-02-27_workforcegen_without_immigrants/。
　　[38]ElizabethRedden，“WillInternationalStudentsStayAway?”InsideHigherEd，March13,2017,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7/03/13/nearly-4-10-universities-report-drops-international-student-applications.
　　[39]Parlapiano&Aisch前引文。
　　[40]PatrickGillespie,“SolarEnergyJobsDoublein5Years,”CNN,January12,2016,http://money.cnn.com/2016/01/12/news/economy/solar-energy-job-growth-us-economy/.
　　[41]“OutgoingFedOf?cialSeesRoomforBankingRuleChanges,ButFearsFinancialCrisisForgetfulness,”PBSNewsHour,April6,2017,http://www.pbs.org/newshour/bb/outgoing-fed-official-sees-room-banking-rule-changes-fears-?nancial-crisis-forgetfulness/.
　　[42]ChristinaRexrode&EmilyGlazer,“BankstoDonaldTrump:Don’tKillDodd-Frank,”TheWallStreetJournal,December8,2016,https://www.wsj.com/articles/banks-to-donald-trump-dont-kill-dodd-frank-1481194801.
　　[43]DanielleDouglas-Gabriel,“TrumpBudgetCutsCouldHitResearchUniversitiesHard,Moody’sWarns,”TheWashingtonPost,March28,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rade-point/wp/2017/03/28/trump-budget-cuts-could-hit-research-universities-hard-moodys-warns/.
　　[44]CeciliaKang&MichaelD.Shear,“InEmptyOf?ces,CriticsSeeEvidenceofTrumpDevaluingScience,”TheBostonGlobe,March30,2017,https://www.bostonglobe.com/news/nation/2017/03/30/empty-offices-critics-see-evidence-trump-devaluing-science/uTxmTe9QIns89ehagfvS5I/story.html.
　　[45]BobBryan,“Only17%ofAmericansSupport‘Trumpcare’inNewPoll,”BusinessInsider,March24,2017,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quinnipiac-poll-shows-17-percent-of-american-support-trumpcare-ahca-2017-3#6oOwUCqEA47bo1Vy.99’.

来源时间：2017/11/27   发布时间：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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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丽莎·科尔尼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584期7版

　　2014年，法国新锐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将社会不平等问题置入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地位进行研究，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不平等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时隔三年，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在《皮凯蒂之后:关于经济学和贫富差距的议程》一书中，进一步集中探讨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及其出路，再次掀起学界和媒体的热议。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7年11/12月刊发表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梅丽莎·科尔尼(Melissa S. Kearney)对该书的评论。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基于一种隐含的道德主张，即财富集中超出一定程度，就违背了公正社会所依赖的内在公平感。但仅仅是对财富不均的反感并不能推动政策议程，需要有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是有问题的。这种贫富不均是故意操纵的结果还是无意的政策扭曲造成的？贫富差距会阻碍整体的经济增长吗？它是否破坏了广泛的机会和向上的流动性？它是否对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构成了威胁？
　　在《皮凯蒂之后：关于经济学和贫富差距的议程》（After Piketty: The Agenda for Economics and Inequality）一书中，三位中左经济学家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和马歇尔·施泰因博（Marshall Steinbaum）策划了一组文章，对皮凯蒂的作品作了回应，并在回答皮凯蒂提出的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文章把皮凯蒂的论点放到了一个广泛的历史思想背景下，并强调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疏漏。
　　社会顶层为何收入激增
　　在过去40年里，对美国贫富不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底层。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技术、贸易、工会和最低工资的趋势如何影响这些底层美国人的命运。
　　我们不太了解的是高收入人群，主要是处于顶端1.0%、0.1%和0.01%的人收入激增的原因。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最重要的问题是：超级富豪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经济活动给整体经济带来的好处？反映的程度越高，对高收入者提高税收的潜在经济成本就越大。相反，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并不能为整体经济带来多大的好处，比如高频率的股票市场交易，那么更高的税收就会带来更少的经济成本。无论哪种结论，提高顶层群体所得税税率都有充足的理由，如作为一种为公共服务和投资基础设施筹集资金的方式。但如果政策制定者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所涉及的利弊，他们就能对如何“剪富人的羊毛”作出更好的决定。
　　皮凯蒂及其他人发现的一个最有趣的事实是，与20世纪初富人的大量财富往往来自于遗产继承不同，今天超级富豪收入的更大份额是来自于自己赚的钱。在《皮凯蒂之后》一书中，有许多文章提到“超级工资”和“超级经理人”的出现：大公司的高管，主要是金融行业的，享受着非常丰厚的薪酬福利。然而，关于这些高管的收入是否体现了他们的价值，或者巨额薪酬福利是否源于法规、制度和社会规范所定位的博弈过程，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存在分歧。
　　在该书中，经济学家劳拉·泰森(Laura Tyson)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强调了技术发展为那些高技能人才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回报，同时也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保障。但他们也注意到，市场是不完善的，薪酬组合不完全取决于市场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由品牌市场力量产生的收入主要流向了上层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
　　而在皮凯蒂看来，推动高管薪酬上升的主要因素不是技术或市场，而是日益败坏的社会规范、不当的公司治理和工会力量的下降。虽然泰森和斯宾塞更倾向于研究市场力量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为提高高收入者的边际所得税率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贫富不均冲击社会凝聚力
　　有关贫富不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财富集中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共享繁荣和民主制度产生负面影响？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在他为该书撰写的文章中概括了许多可能性，其中一个潜在负面影响是总消费支出的减少。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拥有更低的消费倾向，所以高收入家庭拥有的财富越多，经济上能看到的总支出就越少。另一个潜在问题是，富有的美国人倾向于投票支持降低税收，因此财富集中度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支出减少。不过，赞迪认为收入差距和美国经济总体增长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有证据表明，过大的差距，就像在世界某些地区普遍存在的那样，削弱了经济，”他写道，“但美国的贫富差距似乎还不够严重，不足以对经济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即使高收入者的收入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并且不会阻碍经济增长，今天过度的贫富差距也威胁到了社会的凝聚力。过去我们常常认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必担心贫富不均，相反应该把重点放在减少贫困和扩大经济机会上。但是经过多年研究，不得不开始相信决策者如果不直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就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在当今美国“赢家通吃”的经济中，顶部和底部的差距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破坏了机会平等的观念。随着不平等程度加剧，社区和体制的崩溃以及社会经济阵营的分裂出现了。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中等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向上的流动性大大降低。美国人称颂“白手起家”的故事，但数据表明，美国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低。虽然美国的社会流动还没有完全停滞，但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出现。
　　贫富不均也通过向人们传达对经济以及向上流动前景的消极认识，从而损害美国社会。如果美国人认为这个制度对他们不利，成功遥不可及，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放弃一直推崇的美国理念。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与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文(Phillip Levine)合作的研究表明，如果年轻人生活在收入差距较高的地方，即使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他们也更可能从高中辍学。这与心理学家的发现一致，证明关于贫富不均的认识会损害人们对社会流动性的期望。
　　政策制定者可用的杠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今美国的不平等可能会落入代际贫困陷阱。这样的影响肯定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皮凯蒂提出，更严重的财富不均将增强对平等主义政策反应的需求。但这也意味着更有钱的富人能更强力地阻止这种变化。除此之外，皮凯蒂对美国或其他地方的不平等政治并没有太多的评论。正如社会政策专家伊丽莎白·雅各布斯（Elisabeth Jacobs）在该书中所指出的，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政治是“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的”，皮凯蒂指出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的，但他又很少关注政治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幸的是，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皮凯蒂之后》。该书许多撰稿人都认为，对于极端贫富不均现象，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政策，富裕的精英们都会竭尽所能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探索这些潜在可能的政策，也没有思考来自于精英们的明确应对机制。
　　该书也应当从关于最近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讨论中获得反思。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显示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选民们拒绝了英国和美国的精英阶层。即使是在如此令人震惊的结果之后，《皮凯蒂之后》所描述的政治经济模型也往往将财富的集中与精英政治力量的增长，而不是与民粹主义的崛起联系在一起。2016年发生的分水岭性的政治事件对书中的政治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精英们都目睹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失败了。
　　当谈到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政策制定者还是有很多可用的杠杆。美国可以有一个更进步的联邦收入税法。税收改革应着眼于扩大税基、堵塞漏洞，消除那些只有私人股权融资者受益的漏洞等。联邦政府将从此类政策中得到额外收入，并把这些收入投入到增强国家经济潜能的项目上，包括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扩大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项目，以及在帮助经济弱势青年方面增加投入。政府对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承诺也必须得到实现。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帮助学生培养在竞争激烈、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如果美国想继续保持生机，那么这些投资就是至关重要的。（杨鹏飞 / 编译）

来源时间：2017/11/2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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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靖  来源：澎湃新闻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二十年后，诽谤诉讼居然成为美国的一宗朝阳产业，令人大跌眼镜。从政坛名流、商业大佬到娱乐明星，纷纷摩拳擦掌，竞相成为诽谤官司的原告。其中的佼佼者，如政坛名宿阿里尔·沙龙状告《时代》杂志；驻越美军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指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宾夕法尼亚州检察官理查德·斯普拉格更不惜耗费二十年光阴，与《费城询问者报》对簿公堂。然而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其影响力似乎都不及现任总统、当年的地产名人唐纳德·特朗普因一篇嘲弄其建筑规划的专栏文章，愤而起诉《芝加哥论坛报》，并索要5000万美元的天价赔偿。幸好，照《纽约时报》名记安东尼·刘易斯的说法，他最终输了官司——“否则，迟早会有人提出1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
　　报刊媒体是否有资格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批评？对他们的批评和报道是否允许存在偏差？美国政府及其情报部门是否有权以“爱国者法案”的名义对全体国民实施监控？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现代公众知情权意识的增长，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坚信，必须通过报刊媒体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以进一步促进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另一部分美国人则认为，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反恐时代的来临，势必要求政府加强言论控制，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如此一来，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确保护的言论及出版自由究竟何去何从? 要回答上述问题，恐怕首先需要回顾美国言论及出版自由简史。
　　一
　　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判决堪称是美国新闻出版史上里程碑式的判例，由此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事实上导致美国各新闻媒体在批评国家公职人员方面获得几乎不受限制的特权。按照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政府立法权属于国会，执法权属于行政，司法权属于法院，这三者相互独立。如果政府要管制新闻，执法部门必须有法可依，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明白白限制了国会对管制新闻进行立法，所以美国没有新闻法，美国政府管制新闻也就于法无据。在两百多年的美国历史上，美国联邦政府和新闻界的冲突持续不断，但始终处于下风——杜鲁门总统当年被媒体穷追猛打，弄得灰头土脸，亦只能自我解嘲，“耐不了热，就别进厨房”——其关键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存在。
　　沙利文案发生之前两年即1962年，纽约新闻从业人员大罢工，时任肯尼迪总统下令调停，并试图借机插手时报事务，遭到时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赖斯顿的强力反击：“美国总统不能审查纽约媒体。《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美国国会干涉媒体自由。”他在专栏中同时指出：国民需要知情权；随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日益增强，总统权力前所未有，因此需要一个“不驯服”的新闻界。像另一位《纽约时报》名记盖伊·特立斯2009年接受访谈时所说：“牧师、银行家、政府，以及布什、奥巴马都不讲真话，谁也不会像时报那样探求真相”——没有总统，美国可能照常运行；而“没有时报，我们很可能回到前苏联时代”。
　　事实上，自美国立国以来，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已成为美国人的常识。这一种自由，在托马斯·杰弗逊于1787年写给弗吉尼亚友人的信中，被赞誉为最根本的自由：“政府的存在是为表达人民的意志，这是确定不移的首要目标；要是由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同时我也会让每个人都有报纸可读，并且有能力阅读。”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杰弗逊深知专制政权会习惯性地掩饰其过恶——除了媒体，人民对此一无所知，又如何知晓是否应该维护这一政权，还是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暴力将其推翻？杰弗逊相信，只有保持选民的信息渠道通畅——哪怕有时信息会被一厢情愿地或别有用心地歪曲——才能造就美国民主的繁荣而不致沦为独裁或暴民统治的牺牲品。四年以后，他的信念广受认同，有关“权利宣言”的第一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全文如下：“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陈情请愿申冤之权利。”其中，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内容，又被称为“言论自由条款”或“出版自由条款”。这一条款中的言论或出版自由，即人民有没有权利公开地、无拘无束地谈论涉及他们自己的利益、涉及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的问题，有没有权利公开讨论一切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实真相，有没有权利对这些事实进行评论。此后，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的说法，布兰代斯大法官关于“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的名言，在美国朝野也成为共识。
　　至于上述讨论和批评中是否允许存在偏差，答案也毋庸置疑，恰如布伦南大法官曾说：“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c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之词……更令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噤若寒蝉。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心付不起讼诉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远离非法禁区’。这种法规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其后，美国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论出版自由》（1974）的演讲中宣称：“难以想象，没有一个自主的出版界，我们的共和国还能继续生存”——可谓上述论断的最佳注脚。
　　斯图尔特在《论出版自由》的演讲中首先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自由：言论自由侧重于保护个人，出版自由则明确保护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国父们之所以在宪法及修正案中强调区分这两类自由，斯图尔特认为，就是为了对政府机构加以制衡和监督。根据宪法，自由的出版界可以发表它所知晓的事实与真相，同时，也可以尽其所能去获悉各种信息。而只有政府信息的公开和诚实，加上人民和他们代表之间的足够交流，才能最大限度形成对专制和独裁的监察和威慑。个人的意见汇集到一起，通过媒体传播形成共识，便成为舆论。新闻媒体有权力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以及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具有精神和道德的力量，会对国家的公权力及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也正因为此，斯图尔特在演讲结束时再次宣称：“没有一个独立的出版界我们的自由也许还能存活，但国父们早就对此深表疑虑，而在今天，在1974年，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感谢他们对此的疑虑。”
　　时至今日，在制定成文宪法的157个国家里，有124个国家规定了人民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并且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在宪法中明目张胆地直接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就像空气一样属于人的基本需要，它无需赐予，也无需任何论证。甚至许多军事独裁和极权专制国家为掩人耳目也高喊言论自由，然而在这样的国度，言论自由只是写在宪法里，或悬挂在宣誓的墙上，而在日常生活里却连这四个字都可能成为禁忌：因为掌握权力的政府深知，要奴役人民就必须让人民保持愚昧——而控制言论和新闻出版则是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手段——因此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人民就必然成为双目失明的聋哑人。正如布莱克大法官所言（1971）：“新闻界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样他们才能曝光政府的秘密并告知人民。唯有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新闻才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管理中的黑幕。”与之类似，布伦南大法官在“沙利文案（1964）”判词中也写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这些讨论包括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激烈、苛刻，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尖锐抨击。”因为美国人民相信，一旦公众的言论及出版自由被加上禁锢的枷锁，那么民主必定不复存在。
　　奇怪的是，尽管如今美国人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并传布四方，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却仍有人以四个多世纪前英国星室法院发明的诽谤罪名而被起诉：一位土耳其公民参观国父凯末尔纪念馆后，因攻击现任首相被罚重金；1995-2005年间，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均有公民因诽谤言论被起诉；2006年，俄罗斯刑法典新增罪名：凡“公开诋毁对俄罗斯联邦负有国家责任的人”即构成犯罪，可以被处最长三年的有期徒刑——这也无怪乎沙利文案结束时，时年92岁的美国著名哲学家、宪法第一修正案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要振臂高呼：“这是一个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他当时的欣喜之情，与两个多世纪前曾格案的主人公何其相似！
　　二
　　德国移民约翰·彼得·曾格生活在18世纪中期的纽约殖民地。当时纽约只有官方的《纽约公报》，其言论往往代表总督一方。而纽约首席大法官莫里斯为首的反对派（乡村派）为抗衡总督科斯比及其党羽（宫廷派），乃不得不另立喉舌，即曾格的《纽约周报》。后者以“国王乔治，自由和法律”为旗号，以读者来信、评论等形式，对科斯比一派的贪婪腐败进行揭露和嘲讽。恼羞成怒的科斯比在英国王室大臣的支持下奋起反击，于1734年11月以诽谤煽动罪逮捕曾格，并下令将涉案出版物当众销毁。1735年8月，在曾格被监禁长达9个月之后，陪审团当庭听取汉密尔顿律师的辩护意见，并不顾科斯比和法官的强烈反对，一致同意行使陪审团废止权，裁决被告无罪。围观群众欢呼雀跃，科斯比遭遇沉重打击，不久便黯然下台。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表达的问题在殖民地跟在宗主国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671年，时任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便不无愤怒地慨叹：“感谢上帝，因为这里没有自由的学校和印刷，我希望在今后的几百年里都不要出现这些东西；因为知识给世界带来了忤逆、异端邪说和党派之争，正是印刷释放出了这些东西，而诽谤则处处跟政府作对，上帝保佑我们远离两者！”所幸的是，由于殖民者对英国习惯法、人身保护法、大宪章等维护公民权利的法典早已了然于胸，伯克利的愿望难免落空——到18世纪初，在美国考察的托克维尔发现在全美各地，“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
　　曾格（以及莫里斯派）坚信，在反对政府官员的腐败上，报刊尤其能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胜过机构和法令，因为后者只能对少数人实施监督，而自由的报刊却能动员全体民众。显然，反腐的中坚力量必然是腐败的直接受害者，即普通民众，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买通全体民众。《纽约周报》第四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可能会伤害他的臣民，如果他在统治的过程中不把这些臣民视做人的话。最高统治者的义务不但是要尊敬全体人民，而且还要尊敬人民的个体……”第五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由陪审团来审判”的文章更是直接影射科斯比滥用公权：“由陪审团来对审判做出裁决，此乃吾侪法律之根基是也，无论谁公开压制或蓄意破坏(此原则)，都将是对政府的一种攻击并导致专制，他将成为自己国家的公敌与叛徒。”——尽管文中所谓的人民，乃是指拥有相当财产的殖民地精英，但如此激烈的言论确乎也反映出宗主国影响的削弱和殖民地势力的坐大——由此出现的党争也不可避免。
　　从表面来看，作为王室代理人的总督一方似乎处于强势地位，然而时至18世纪，掌握殖民地立法权的议会下院而非之前的参事会（相当于上院）才是权力的中枢——连科斯比本人薪俸多少、补贴多少，皆由它而定。照历史学家西蒙斯的说法：“整个18世纪的趋势是，总督向下院力量提出挑战，而不是下院试图侵犯总督的权力。”或者用另一位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由两者权力消长现象总结出的术语，即“膨胀的要求与缩小的权力”(swollen claims and shrunken powers)。客观地来说，莫里斯派——他本人曾任纽约及新泽西省议会议长——所倡导的“出版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事实上并不包括对立法机构（议会）进行批评的权利。换言之，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批评英王政府与总督远比批评殖民地议会来得更为安全。
　　而《纽约周报》上比比皆是的“自由”、“专制”、“压迫”等口号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政治危机，相反更多是一种表明姿态的政治说辞——以“耶利米哀歌”的形式。科斯比一方援引的“诽谤法”源自1606年爱德华·柯克爵士向星室法院所做的汇报：对个人中伤将受到法律制裁，因它“有可能引发报复，久而久之会破坏治安”——至于对手握权柄的政府官员的诽谤则罪行要更为严重，因为“它不仅破坏了和平，而且有损政府声誉”。而曾格首席辩护律师汉密尔顿的结案陈词恰好令这一谎言不攻自破：“权力也许可以用一条大河来比喻，这样比较恰当。当它限制在河道之内的时候，它风光旎丽，还可以造福于人。但当它泛滥之时，变得狂暴而不可阻挡；它破坏一切挡在它面前的事物，所到之处，满目疮痍。如果这就是权力的本质，那么就让我们来实施我们的义务，像珍爱自由的智者那样，运用我们最大的关怀来支持自由，它是对抗无法无天的强权的唯一屏障。”——由此可见，曾格案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认清权力的本质，同时并确立出版自由的原则和限度：政府官员可以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并且基于事实的批评根本不是诽谤。
　　当然，《纽约周报》涉及的问题其实不仅在于言论和出版自由，此外，它还牵涉司法独立、陪审团权力以及人民主权的信念，等等。以曾格案审判过程中陪审团行使废止权为例：通常情况下，如果严格按照法官指示的法律条文操作，将导致不公正的结果，则陪审团有权拒绝使用这一法律，即废止其效力，转而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良心做出无罪裁决——很显然，假如不存在这一权利，则陪审团无异于橡皮图章——当17和18世纪，在宗主国有好几百名被告因诽谤定罪之时，北美大陆只有六人因诽谤而被起诉，而真正被定罪的则只有两人，其根本原因在于——正如在曾格案审判过程中见到的那样——科斯比为此先后三次组建大小陪审团：殖民地的大陪审团不肯依照诽谤法起诉，而小陪审团则不肯根据这类法律定罪。
　　三
　　曾格案过后两百余年，美国针对官员的诽谤案尽管形态各异，但结果大抵雷同——仍以“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为例：布伦南大法官改判阿拉巴马法院的判词——“不管报纸能否承受这样的判决，从而继续生存下去，本应充当公众批评喉舌的报纸，从此将蜷缩在畏惧和胆怯的阴影之下，而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无法在这样的气氛中有任何立足之地”——堪称是汉密尔顿辩护词掷地有声的回响。简而言之，用这位大法官的原话，即美国不存在“诽谤政府罪”之说，更遑论诽谤官员！这一判例，也为在美国打赢一场诽谤诉讼设立了较高的门槛。由此直至1980年代，诽谤案的数量一直处于下滑趋势——即使诉讼真的得以进入审讯阶段，多数的结果都是原告败诉。其他类似有关言论自由的诉讼，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之下，结果也大同小异。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被誉为捍卫言论自由的堡垒——直到沙利文案判决50年后斯诺登事件曝光，人们才发现事情起了变化。
　　首先是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纽约时报》从国防部获取的被贴上“绝密”标签的43卷卷宗，揭示出美国发动越战的理由令人怀疑。政府要求司法部门下令禁止出版上述文件，宣称这将威胁到仍在前线奋战的将士，并可能破坏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斡旋。但最高法院却以压倒性的优势裁决“政府无法证明这一信息披露会给美国或美国人民立刻带来直接的、明确的、不可挽回的损失”。雨果·布莱克大法官并且认为，“国家安全”一词词义“过于宽泛、笼统和含混”，“而唯有一个自由且不受拘束的媒体才能将政府的欺诈行为公之于众……为了军方利益或所谓外交秘密而牺牲公众的知情权，这不是真正的公共安全”。尽管如此，在这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管控力度却明显加大，经费也大幅增加——用安东尼·刘易斯在《禁止立法》（1991）一书中的话说：“在当今时代，总统以出于国家安全考量为理由，掩盖了政府越来越多的秘密勾当。情报机构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公众对其去向却一无所知。”
　　该书出版十年以后的9·11事件，是自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在美国本土发生的、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最为严重的事件，美国由此被拖入所谓全球化反恐的泥潭之中。一个易受摆布的总统，加上神经过敏的国会，使得军情机构借机四处伸手，声称要查找并消灭幽灵一般穷凶极恶的敌人。“爱国者法案”的出台以及“国家安全局”的创设，不可避免地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传统理念发生冲突：媒体在政府的压力之下对美国反恐方略进行调查报道时往往失之于盲从轻信，从而失却了以往批判的锋芒。
　　其实早在9·11事件之前的2010年，即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的第八个年头，23岁的美国军事情报官布拉德利·曼宁便从国务院和国防部数据库中窃取了75万份敏感文件，并将之传送给非盈利性的、自封为“信息门户”的维基解密。通过曼宁和维基解密提供的材料，媒体形象地向公众表明，美国在交战区发动的军事行动大量伤及无辜——若干从14到89周岁年龄不等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经多年审讯，仍被关押在关塔亚摩监狱，尽管毫无证据表明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同时，大量证词将反恐战争丑陋的一面暴露在公众眼前，并在举国范围内引发了美国人对大规模使用武力——以及美国人最深恶痛绝的肉刑——的恐惧和担心：以此来抚慰西半球自相残杀的穆斯林兄弟部族更非明智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增强美国国家安全，相反却会激发并繁衍出更多对手和敌人。
　　比曼宁和维基解密更严重的、也是跟美国人的切身利益更为接近的并且更能引发高度关注的，是《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在2013年6月披露的消息——从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文件存储空间提取的170万份材料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16家情报机构负责对全球范围实施监控。这一次的告密者斯诺登，是一名30岁的电脑黑客，曾先后受雇于中情局、国家安全局下属机构以及两家为间谍机构布置安全监控的私人公司。
　　斯诺登窃取的来路不明的文件披露出若干骇人听闻的信息，比如国家安全局根据“爱国者法案”，曾获得法院的秘密授权，对手机营运商巨头威瑞森的电话通讯记录进行监控：数百万美国人每天打出多少电话，每次通话时长多少，一切尽在掌握。更令人发指的是，国家安全局经过法院授权，对普通公民登陆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的记录进行监控，并从海底电缆传输的讯号中收集在上述引擎拥有账户的全球数千万民众的个人信息。据说国家安全局在一份任务报告书中曾夸下海口：到2016年“它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得任何人的情报”。之所以将如此耸人听闻的信息公诸于众，斯诺登认为此类行径公然违背宪法第四和第五修正案（反对非法和程序不当的公民搜查），也是对美国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公然践踏。
　　国家安全局对数百万公民隐私权的大肆侵犯——照斯诺登的说法，其中90%对国家安全根本不可能构成任何伤害——令公众十分震惊。其实，在过去一个世纪美国经历的热战和冷战进程中，国家安全政策的底线何在始终是引发公众争议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时期，人们——哪怕被指为绥靖主义者甚至叛国者——不禁要问：所谓随时可能遭遇的国家安全威胁到底实有其事还是夸大其词？政府的应对措施到底是有理有据，还是出于沙文主义的傲慢任性和全球军事冒险？毕竟，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谆谆告诫国民：由“军火商与工业巨头联手构成的巨无霸”才是自由最大的敌人。遗憾的是，在艾森豪威尔讲话之后，这一同盟又吸纳了野心勃勃且门户森严的情报组织，并进一步扩张为三巨头联盟，权势煊赫，连走马轮替的总统班底也徒唤奈何。
　　斯诺登事件将美国人置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固然可以接受政府的一套官方辞令：比如，恐怖组织史无前例的频繁活动极大地威胁到世界和平与稳定；为维护国家安全，美国政府被迫肩负起全球反恐的重任；为确保反恐战争的胜利，政府必须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手段；这一大规模的监控计划必须秘密实行——至于这一场全球性情报战的手段、范围以及花销多少，对不起，无可奉告——但请相信我们，我们政府，一向不会侵害你们——你们人民的自由——除非你们干了不该干的勾当。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人当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凭什么在所谓国家安全问题上要毫无保留地相信政府——它的官员可以不经审讯将平民关押多年，它在越战问题上一再撒谎，不惜歪曲真相，它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下让举国陷入难以控制的、无休无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它还寡廉鲜耻地对公民隐私实施大规模监控？
　　自沙利文案判决以来，没有哪个案例的重要性比得上斯诺登事件的影响——它反映出美国社会官民之间日益紧张的态势：政府坚信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必要情况下有权采取任何措施，而公众则坚持他们必须享有知情权，否则如何判定一个背离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极权政府到底是保护公民还是恶意加害于民？——其实这也是当年彼得·曾格案的要害所在。
　　如果深入观察的话，人们会发现捍卫言论与出版自由依然面临新的挑战——就某种程度而言，它今日遭遇的威胁跟英国星室法院时代并无二致：即为国家长治久安，政府完全有权压制一切异议与不满。在当下的美国，人们说起“国家安全”，也视之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言论和新闻出版审查的理由，似乎只要宣称为人民谋利益，宪法第一修正案便可以束之高阁。在21世纪之前的美国，言论和出版自由此前无论受到何等干预，也很少与颠覆罪（通过损害政府形象破坏现行秩序从而引发叛乱）相连。但在全球化反恐和核军备竞赛的背景下，媒体以及个人在信息披露方面一旦稍有出格，极易招致所谓“零容忍”的惩处——正如某些官员宣称的，为了神出鬼没的恐怖主义和“意图”颠覆政府的暴乱，他们有权对任何公民进行监听和跟踪。至此，美国这一昔日民主政权的标杆也日益滑向专制独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偷偷编织出监控国民的罗网，而民众的隐私和人格尊严则荡然无存。由此可见，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以来，在这个日益纷争、矛盾日益激化的星球上，一个有良知的自由媒体——而不是作为党派喉舌或娱乐工具——的存在，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据说，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芝加哥论坛报》一案在内，特朗普及其公司近年来以原告身份总共提起七宗诽谤案——其中只有一例胜诉，因为被告缺席。当然，这些都发生在他入主白宫之前。至于此后情形如何——这位新总统自称他比任何一位前任更善于利用媒体——并且想要“控制和驾驭”它，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Indelible Ink: The Trials of John Peter Zenger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s Free Press
　　Richard Kluger (Pulitzer Prize winner) W.W. Norton, 2016, 346 pages.

来源时间：2017/11/25   发布时间：2017/11/25

旧文章ID：14718

作者：王传兴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美国当地时间2016年11月8日，共和党人、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民主党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一年过去，特朗普的胜选在美国国内和西方世界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并未散去，其就任十个月之后甚至因内政、外交方面的诸多乖张、单边举措而在美国国内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弹劾声，同时令其传统盟友深为不满。
　　那么，美国到底怎么了？特朗普的执政对美国和世界以及中美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他就任以来的种种离经叛道之举？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有没有约束到特立独行的特朗普？美国政治到底有没有“衰败”？
　　2017年11月19日，在上海钟书阁书店芮欧百货分店举行的“美国怎么了?——《我所发现的美国》新书分享会”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与日本作家加藤嘉一一道，向读者贡献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市，2003年入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2010年硕士毕业。就读北大期间为中日平面和电子媒体撰写大量专栏文章，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日本人”。2012年8月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历时三年。2017年10月，新著《我所发现的美国》在中国出版。本书记录了加藤嘉一在美国访学三年期间广泛接触美国政治、经济、学术界重要人士以及普通公民后的所思所想。
　　王传兴教授2001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政治与美国对外战略、权力变化与国际体系变迁、北极政治与安全。王传兴教授是研究美国当代政治的力作《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中信出版社，2014[书名易为《右派美国：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一书的译者。
　　以下是王传兴教授在本次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实录，由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内容涵盖主题发言及与主讲人、主持人和读者交流环节，经本人审阅。

　　加藤嘉一先生的著作《我所发现的美国》，我拜读了，给我的印象大概有这么两点：
　　第一点，加藤先生是以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问题，不管是看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还是中美关系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讲，就带有一种打了引号的“超脱”。这种超脱类似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那本书的两个英国作者正好也带着一种第三方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国内政治。第二点，从这本书里面，我发现加藤先生是一位非常国际化的学者。从他刚才的发言，以及他的那本书中，大家也已经感觉到了，他是一位日本人，但是用中文写作，中文也讲得很好。
　　特朗普是美国体制的产物
　　讲到美国政治，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以来，或者涉及特朗普当政本身，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刚才加藤先生讲到，特朗普作为一位当选总统，他对美国社会和政治造成的影响受到了制约，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的一个观点是，特朗普本身，应该说正是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政治架构的一个具体产物，其实他没有超越大的框架结构。
　　什么意思？如果你长期观察美国政治，应该会注意到这样的现象：美国社会或者是美国政治，它有一个钟摆效应。就是说，每当右翼（或者左翼）的力量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自然回摆，这种回摆，归根结底是与美国政治或者美国社会中的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变化有密切联系。就以特朗普当选为例，我想大家从各种媒体，从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中都可以看到，也有很多文章进行分析。现在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有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在过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演变或者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自己被社会疏离了，成了落后者，或者用希拉里·克林顿的话说，他们成了losers，失败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最终当选总统，其实是美国社会基层声音的一种反映。我们观察美国政治的时候会发现，特朗普的出现其实不是个案。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特朗普的那种“特立独行”（这里要打一个引号）、与主流政治有距离的政治人物，虽然不是比比皆是，但还是可以找到的。比如，在196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过程中，被共和党主流所接受和认可的是洛克菲勒。但最终结果是什么？是来自南方的戈德华特最终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究其根源，这是当时美国南方政治版图发生变化的结果。（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于1959至1973担任纽约州州长，1974至1977年担任副总统。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于1953至1965、1969至1987年担任国会参议员。——编注）
　　当然因为那次的竞选，因对手是民主党候选人林登·约翰逊，所以戈德华特大败，大概是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拿到选举人团票最少的两大政党候选人之一，我记得只拿到了52票。美国选举人团的票总共有538张，他只拿到52张，所以说输得最惨。但是他却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是影响了美国几代政治家。他写过一本薄书，叫《一名保守派的良知》，因为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展开了。（《一名保守派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初版于1960年。——编注）
　　把话题拉回来就是说，特朗普是美国体制的一个产物。美国的宪政架构，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特立独行”的人物是可以冒出来的。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
　　特朗普不可能根本挑战美国的现有制度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特朗普这个现象产生，以及他当成总统以后，必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影响。
　　就对美国的国内政治而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他刚上台后做的几件事，一个是下令修墙，另一个是通过总统的行政命令来禁止穆斯林和移民，我们会发现，他这样的做法是违背美国传统立国精神的，因为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说实话，美国发展到今天，两百多年的历史里，一直是一代一代外来的移民补充到美国的人口中。这些漂洋过海到美国的人们，其实是在寻求一种更好的生活。这些人能够走出自己的藩篱，走出自己的乡土，本身不管是精英还是草根阶层，都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勇于闯世界的一群人。他们是带有开拓精神的。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为什么移民和修墙问题会这么突出呢？我觉得与1965年美国的一项移民法有密切关联。我们知道，1924年美国出了一部移民法，用配额限制非欧洲裔外来移民进入美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65年的时候，欧洲自身的人口已经在下降，再要有移民前往美国，基本上不可能，所以1965年移民法通过后，等于是移民的来源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1965年以后，大概有九成以上的外来移民是来自亚洲、拉美或者是非洲。这一次，为什么蓝领白人成为处在被遗弃边缘的群体，与这个人口形势的大背景有关。否则我们很难理解，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为什么有限制移民这种事情出现。
　　特朗普本身是属于精英阶层的，他打着反精英的旗帜，但他自身就是精英。我们说民粹主义，实际上不见得一位民粹主义者本身是属于草根阶层，而是说他能够抓住草根的力量。为自己上位，就是说当总统，他可以提出一些很激进的主张和观点，那其实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是对美国国内政治一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美国两百多年的制度本身来讲，我觉得特朗普要根本性地挑战美国的现有制度是很难的，因为美国建国时设定的分权制衡结构难以撼动。但同时我也认为（与加藤先生观点小有不同），美国的宪政架构设计在当代的运行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出现所谓的disfunction，功能障碍。我们讲的善治，除了要有所谓民主，有参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efficiency，就是有效性、效率。这实际上是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著作中强调的核心观点之一。
　　特朗普今后的对华政策会更注重美国的国家利益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特朗普新政府上台以后的对外战略。对外战略这个面太宽了，我只想聚焦一点，就是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对东亚，或者更具体一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传统美国的一些价值和理念并不是说不重视，而是说现在有个特点：特朗普是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号上台，而民粹主义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其实与美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主流价值是相背的。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们大概可以通过特朗普这次访问中国作出这样的判断：美国这一届政府以后的对华政策，在有关价值观的问题上，具体来讲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程度会降低。但是相应的，反过来讲就是，美国对华政策会更加重视national interest，就是国家利益，对实利的东西变得重视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特朗普当政的这几年，中美关系还是会基本维持稳定。
　　尽管有学者认为，未来的中美之争实际上是制度竞争，但是就特朗普当政这几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会想办法作交易，这是特朗普这一届政府更愿意与中国做的。至于说价值层面的争议和制度层面的竞争，不是他不重视，但是要排位的话，他还是首先会把国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订单能够拿到多少，是2300亿美元还是2500亿美元？这是这届政府最关心的。
　　美国最初的制度设计在现实政治运作中有脱节
　　说到美国有哪些方面的制度正在失效，我想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来谈。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类型的制度。从最宏观的层面上讲，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更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比较微观的层面，在比如资本主义内部，某一阶段会发生一些改革或者变化，在我看来这是正常的现象。就是说，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源于当时的人们应对现实的需求，而设计出来的。
　　问题在于什么？我们说生活是常新的，基于逻辑，过去的观念、过去的制度与现实总是存在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尤其是，在政治世界里，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当初制度的设计者，它的关注点可能在这个方面，但是未来的社会生活会有新的内容出来。这样，可能原先不重要的某方面，成为未来社会需要人们重点关注的方面。也就是说，最初针对当时的生活设计的制度有当时的关注和聚焦点，可能与当代有脱节的地方。
　　具体到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熟悉美国政治的人对美国政治进行大力赞扬的时候，会说美国实行了分权制衡的制度，这是它好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美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本来是要防止出现“多数的暴政”或者“少数的暴政”的机制，在现当代美国政治中存在失效的情形，因为在美国政治里还有利益集团。随着利益集团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有时候我们发现，美国原先的政治设计，恰恰成为利益集团绑架美国政治的切入口。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所谓“灰色地带”。更具体的内容我觉得不必展开，这里只讲一个大的框架。
　　生活常新，“历史终结论”殊难成立
　　关于亨廷顿与福山师徒，第一点，福山与亨廷顿作为一对师徒关系，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共性。第二点，当然他们也是有差异。
　　就共性而言，我们先说亨廷顿。关注政治学领域的读者应该知道，亨廷顿在西方政治学界可以说纵横三四十年，留下许多传世之作，不管是刚才提到的《我们是谁？》（这是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还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部书洛阳纸贵），更早有研究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还有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军人与国家》。他的著作中，几乎每一本都可以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传世之作，尤其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亨廷顿与福山相似的地方首先在于，他们本身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还有一点相同的地方是，不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在全世界范围引发了争议和批判，这比较有意思。中国也专门出版过讨论“文明冲突论”的论文集。
　　两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立论。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角度可以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立论本身是不成立的，但是到今天，又有人说这个理论符合今天的现实。
　　关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的，生活是常青的。因为生活是常青的，所以，如果从逻辑上去推论，历史就是永远不会终结的。所谓历史永远不会终结，意思是，政治的东西、价值的东西、文化的东西等等，随着时代都在变化。不能说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的价值、信念，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时代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内容，两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福山是一位思想家，一位研究国际政治的思想家，他所写的东西，所说的话，是对现当代生活的一个回应。这就注定了他立论的基础即“历史终结论”是不成立的。作为学者的福山其实隐隐约约承认了这种挑战，这体现在他后来写作的有关政治秩序的两部著作中。当然我上面也说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信念是没有变的，但是不是说，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阶段？恐怕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定论。
　　就像我刚才讲的，假如我生活在秦始皇时代（当时是战国乱世，七国纷争，民不聊生，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起码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当时说，这样的政治挺好的，帝国建立了，从此人们可以过上太平生活了，所以历史就在这里终结了。这样说似乎有道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如果我讲的是两千年前的福山，生活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这个论断是有问题的。因为生活是常新的，所以永远会有新的思想出来，永远会有新的理念和新的价值出来，还有新的制度出来。
　　福山提供的教训
　　亨廷顿与福山相同的地方，还有一点是，“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都是在冷战结束、西方的“自由主义”（这里要加一个引号）大获全胜这样一个相同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当时除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还有“民主和平论”等各种理论。
　　这对我们做研究的人提出了一个警示。什么样的警示呢？就是依据历史上的短时段来作出涉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判断，要慎之又慎。福山这个案例值得给大家提供。这是第一点。第二，福山，我也确实佩服这位学者，起码从勇于修正自己观点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修改幅度有限），他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刚才加藤先生也讲到，中国这个案例迫使福山要修正之前的提法。我还想把加藤先生的说法往前推一下，什么意思呢？假定没有中国的案例，也会有其他的案例让福山必须修改他的观点。为什么？刚才说了，我的观点是，他立论的起点就有问题。因为历史终结这个判断本身，从思想发展的源流来讲，就是有问题的。
　　中西方社会有不同的韧性
　　刚才加藤先生说到日本和美国社会的“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当中都有一种韧性在里面。像中国这种社会，持续几千年，它的韧性让人不由得思考，维系这种韧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加藤先生中文这么好，不知你有没有读过一位中国著名政治学者在1988年写的一篇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文章？
　　这位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有一种文化结构在维系中国的韧性，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可能更多是制度结构在起作用。就中国传统社会来讲，传统主要是一种文化结构，那么其中有没有一个制度结构的演进呢？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文化结构主导也好，制度结构作为支撑也罢，基本上不存在优劣好坏之分，但必须考虑你所在社会的适应性，才能判断出哪一种结构更加适合。
　　中国仍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别国学习
　　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实际上认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结构和制度结构的统一。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我觉得，向美国学习（我们不是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强调政治制度的完善吗？）不是说我们要对自身的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改变，而是说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具体操作层面更制度化，这可能会对我们未来中国的发展更有意义。
　　这其实可以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说，要按制度办事，而不是过于人情化。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当然不是说美国人不讲人情。关键是，在制度建立后，该依据制度处理的事情还得需要依据制度。不能以人情代替制度，否则一切都会乱套。在这一方面，美国值得我们学习。例如，在美国违规，是有诚信代价的；而诚信问题是一个人的终身污点。
　　（邢英莉女士对文字整理亦有贡献）

来源时间：2017/11/25   发布时间：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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