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宁斯  来源：美国之音

　　分析家们预测说，目的在于避免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发生不测事件的行为准则可能会绕开一些让北京感到恼怒的问题。北京是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主要声索国。
　　中国和10个东南亚国家本月在马尼拉举行的峰会上同意开始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六个国家对这片海域提出主权声索。
　　北京声言对南中国海大约90%的海域拥有主权。北京提出主权声索的海域从其南部海岸一直延伸到文莱。北京从2010年开始在那里建造人工岛，并建设可以供喷气式战斗机起落和可以安装雷达系统的设施，更是令其他声索国感到震惊。这些声索国包括台湾和四个东南亚国家。
　　其他声索国也珍视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开发援助。中国经济拥有11.2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使这些国家更难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巴通巴卡尔说，“有关行为准则的讨论大概基本上就是围绕避免危机和危机管理展开。我不认为有关的讨论会非常具体。”
　　从善意到非暴力
　　来自北京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领导人11月13日同意开始谈判，把行为框架准则转变为可以适用于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一套规则。
　　分析家们认为，在此之前的一年，东盟和中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建立善意，其中包括中国承诺给菲律宾经济援助，加深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合作。中国由此期望其他国家不会再挑战中国的海洋主权。
　　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问题教师胡逸山说，行为准则谈判代表将确保有关的文件“不会包括涉及主权问题的含义”。
　　他说：“来自各个国家的所谓的专家将努力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以便不会弄出不利于自己国家的东西来。”
　　各个主权声索国希望行为准则可以避免在南中国海航行的造价上百万美元的渔船、海岸警卫队船只和军舰发生冲突。
　　但是，越南和中国至少发生了三次冲突。1974年和1988年，双方的海军一些水手在冲突中死亡。2014年，北京在南中国海安置钻井平台，导致船只碰撞。
　　重炒旧文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海上安全的研究员高瑞連说，行为准则可能只是重炒现有的没有约束力的一些协议的温和部分，“其中不会有任何执法的效力。”
　　高瑞連说，先前达成的协议中有些措辞，行为框架可能会借用。其中一个协议是2002年签署的中国和东南亚行为宣言。该宣言要求和平解决争端,相互通知军事演习,对遭遇困境的人给予人道对待。
　　高瑞連说，有关各方还从海上非计划相遇准则借用了措辞。那是2014年推出的自愿性协议，中国和美国都遵守那一协议。中国和东盟国家去年同意遵守那一准则，以改善中国官方新华社所说的“空中和海上船只和飞行器的运作安全”。
　　他们要参考的第三个文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涵盖商船的权利，航行通过的权利以及“无害”通过。
　　行为准则预计将进一步固化有关国家外交部在发生海上问题时使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热线的做法。
　　行为准则的回避处
　　行为准则可能回避提到具体的海域，尤其是回避提到被占领的岛礁，小岛。准则也可能回避提到航行自由或使用外界的解决纷争的途径。
　　北京对美国舰船通过南中国海以及一个世界仲裁法庭在2016年做出仲裁否决北京声索的法理基础感到愤怒。北京称，历史上的打渔记录显示了那里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将在南中国海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限制外国飞机飞行。
　　中国更喜欢通过双边的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正式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
　　在当今世界，海洋权声索国通常是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而不是通过武力解决领土争端。这些国家也不会夺取其他国家的有人占据的岛屿。
　　新加坡拉贾拉南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艾伦·钟（译音）说，行为准则或许会将南中国海的现状固定化。相对弱小的东南亚国家不可能去挑战这一现实，这样，义务就落在了中国就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艾伦·钟说：“我认为行为准则将实际上迫使中国承认现存的边界。因此，中国将不得不随大流，同时又保留对所有的海域的声索。”
　　2018签署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同意在明年年初开始谈判行为准则，并期望在2018年年底签署该准则。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教授黄介正说，中国可能希望更早一些达成行为准则协议，以便显得像是一个亚洲好邻国；假如没有行为准则的光彩，人们的注意力会集中于中国支持朝鲜这样的在国际间有争议的行为。
　　但是，高瑞連则说，中国在没有行为准则的情况下在南中国海可以有更大的自由。
　　他说，“首先，中国将一直玩拖延战术。拖延得时间越长，中国就可以有更多的挪腾空间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

来源时间：2017/11/25   发布时间：2017/11/25

旧文章ID：14710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一个致力于为收入最高的0.1%的人群争取物质利益的政党，如何能在普选民主制中赢得权力并持续掌权？这正是美国共和党面临的挑战。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富豪民粹主义”(pluto-populism)。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成功，但却危险的策略。它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了总统大选。他的失败可能会将某个更加危险、更加坚定的人推上台。
　　国会正在讨论的税收法案显示出该党的主要目标。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称，这项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显示，在2027年，约有45%的税收减免将会流向收入高于50万美元的家庭（不足申报人口的1%），约有38%将会流向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家庭（申报人口的约0.3%）。在更谨慎的参议院版本方案中，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家庭处境会不如从前。这不过是为富豪们进行的改革罢了。（见图表）
　　情况还远不止如此。该法案还有可能在未来10年增加1.5万亿美元的累计财政赤字。然而，独立权威机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称，美国的财政状况已经在恶化：2017年美国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预计到2028年至2037年，美国的财政支出将增至GDP的25%。计划中的减税将加剧削减开支的压力。共和党希望削减联邦政府几乎所有的非国防机动开支，以及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总之，此举是一心要把资源从美国收入分配的底层、中层甚至中上层转移到最顶层，同时大多数人在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程度将大幅提升。
　　人们肯定会问，一个有着这样目标的政党怎么会赢得权力？这个问题的答案总共有三点，这三点是相互辅佐的。
　　首先要找到一些持有如下主张的知识分子：表面上服务于极少数群体的政策实际上会让所有人获益。只关注减税而不管其他的供给经济学一直是共和党采用的主要理论，因为它直接证明了应该为富豪减税。但所谓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让美国经济增长上了一个台阶的说法，是不真实的。由于眼下美国经济已接近充分就业，财政刺激带来的好处更是微乎其微。
　　拟议减税措施的支持者们认为，削减企业税将促使企业投资大幅上升。在此有两个有力的反证：自2000年代初以来，美国GDP中税后利润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但对投资率却没什么帮助；自2008年以来，英国已逐步将企业税从30%下调至19%，对投资也没产生明显的助益。降低企业税不过是让股东们捡了个便宜。如果想增加投资，规定投资可全额税前扣除就行了。废除遗产税（只对全国最大的0.2%的那些遗产的继承人有利）的提议，实际上让供应经济学的把戏穿帮了。谁想说，如果对死亡这件事少课一点税，人们就会活得更长？

　　第二种策略是滥用法律。比如让财富在政治中占据像现在这样至高无上的地位。再比如压制可能投票反对富豪利益的人们的选票，甚至剥夺他们的选举权。
　　第三种策略是煽动文化和种族的分裂。这种策略有时被称为“南方策略”——历史上，在民主党通过民权法案之后，共和党运用这一策略让原本支持民主党的美国“老南方”地区倒向共和党。然而，只这样看这个策略就过于狭隘了。更有趣的是内战前的南方与今天的相似之处。内战前的南方极度不平等，不仅是对包含奴隶在内的所有人口而言，对自由的白人也是如此。在1774年到1860年之间，衡量白人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的标准指标飙升了70%。就如学者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和杰弗里•威廉森(Jeffrey Williamson)指出的：“任何在老南方寻找崛起的下层阶级贫穷白人的历史学家，都会从这条证据里找到答案。”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当时美国南方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中位值是美国北方最富有的1%人群的3倍多。然而，南方的活力也远低于北方。

　　当时的南方是一个富豪统治政体。内战名义上是为了捍卫奴隶制，有近30万邦联军士兵在内战中阵亡。其中大多数人并不是奴隶主。然而，种族和文化方面的恐惧让这种牺牲有了理由。最终，恐惧的召唤让他们全都遭遇了死亡或者失败的下场。没有比这更能揭示身份政治的威力的例子了。
　　今天的富豪统治带来的威胁并无二致。富豪民粹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在政党的基础选民中激起了文化、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精于此道的煽动家能够让这种愤怒为自己所用。至少特朗普还只是富豪政治的仆从。但他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找的是一个宣扬去掉明显富豪政治要素的右翼民粹主义的人。
　　富豪统治者们正骑在一头饿虎之上。共和党精英信奉的富豪民粹主义把特朗普推上了舞台。这一点人们不会忘却。如果当前的税改法案通过，美国内部的矛盾势必将要恶化。拉美的不平等导致了拉美的政治局面。人们曾经熟知的那个美国，正被不道德的无尽贪婪的浪潮所裹挟，气息将尽。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忍受由此带来的种种恶果。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11/24   发布时间：2017/11/23

旧文章ID：14708

作者：拉娜•福鲁哈尔  来源：FT中文网

　　有个统计数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美国贸易辩论的概况：只有1%的美国公司对外出口产品。我最近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一份有关美国制造业状况的报告中看到了这个数字，它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我在撰写美国贸易问题相关报道时得到的感想。
　　美国贸易问题发端于国内，而不是国外。近日有关谈判代表们在墨西哥出席最新一轮北美自贸协定(Nafta)谈判时，你绝不会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
　　特朗普(Trump)政府可能对别人横加指责，再次威胁要彻底退出北美自贸协定。但是，如果白宫想解决贸易问题，最好看看本国所犯的三个重大错误，再拿来和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中国所采取的相反战略对比一下。
　　第一个错误是让制造业得不到投资。美国制造业的私营部门投资正处于30年低点；工厂和机械平均已投入使用25年和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估计，要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十年每年将需要投资约1150亿美元。
　　然而，美国的贸易和税收政策几乎完全不能为此类投资提供激励。企业嘴上大谈将海外资金汇回国内，私底下却承认，大部分汇回资金将用于回购股票和派发股息。在近日一次会议上，当首席执行官们被问到假如税改通过有多少人会在国内投资，只有三个人举手，当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显得很惊讶（也许只是假装惊讶）。当汇回资金用于设备投资、培训人员和向基础设施银行注资却不能获得补偿时，谁会投资呢？
　　过去20年的情形已经证明，单纯靠供给侧经济学手段并不能促成资本的有效使用，尤其是涉及到全球性跨国企业的时候；有时候，你必须推动投资流入需要资金的领域。这正是中国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所做的事情。
　　第二，美国贸易辩论过多地关注国内大公司，这些公司在股价、利润率和销售增长方面都很出色。然而全美25万家制造业公司中，绝大多数公司的雇员在100人以下。
　　当前零和游戏式的全球贸易辩论对它们根本不适用。它们大多数并不出口产品，并非因为它们做不到，而是因为，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相对于财力雄厚的国内同行，它们获得资金的渠道收紧得更厉害（投资不足造成了小公司和大公司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达到40%）。把大型出口商和供应链之间的点重新连接起来，可能会解决这一问题。
　　地区化是新的全球化——美国政府应为国内大公司提供明确激励措施，推动它们与当地供应商合作，这对于解决总统一直纠结的贸易逆差问题大有裨益，因为一件制成品的价值有70%至80%来自供应链。
　　这同样是中国2025发展规划中列为重点的内容。该规划明确指出，中国要把对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降到最低程度。
　　最后，美国迫切需要把硅谷和“锈带”连接起来。高科技制造业——3D打印、物联网、应用于可在数据分析领域创造商业机遇的产品中的传感器，以及服务，而不仅仅是商品——很可能是未来发展方向。但令人震惊的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制造业公司没有制定任何数字战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官员们纷纷发表关于实体和数字世界相融合的演讲，这种讲话内容会让美国企业董事会的许多人摸不着头脑。
　　当然，要将经济中的点连接起来，在一个专制体制中会更容易做到。没人提倡这种体制，但它确实揭示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推动“美国优先”政策，却没有制定明确而连贯的计划来阐明这一政策的含义或者解释如何成功实施一项产业政策。
　　“看着当前的贸易辩论，你只会想，‘我们错失了一个怎样的机会啊’，”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所长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说。
　　美国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抛在身后的那些国家——高速增长的拥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正在参与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恰恰是对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比如高科技产品、药品和重型机械）需求最大的国家。
　　退出北美自贸协定——尤其是在缺乏任何一种形式的本土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将是同等严重的错误。没有经济计划的经济民族主义将不会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事实上，这也许比自由放任的政策还要糟糕得多。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11/24   发布时间：2017/11/23

旧文章ID：14707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60年前，俄罗斯发射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人造卫星，震惊了世界。当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才11岁。俄罗斯如此炫耀技术优势，刺激美国在科技上比苏联作出更大投入，最终给世人带来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相比之下，眼下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似乎绕开了这位71岁的美国总统。中国公开计划到2030年主导人工智能(AI)领域，而忙着在Twitter上发帖的特朗普似乎没有留意。
　　然而，中国在AI方面的雄心对美国安全构成的长期威胁，超过朝鲜核扩张带来的威胁。平壤方面知道，如果它乱来，它肯定会遭遇覆灭；这一点很可能使它有所收敛。中国超越美国的目标没有明显的障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最近表示：“无论是谁，成为（AI行业）领导人，就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此前，中国宣布有意到2020年赶上美国，到2025年超越美国，并在五年后主导全球AI行业。美国领先技术专家认为，中国的雄心是可信的。“停一下，”谷歌(Google)首席执行官艾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上周表示，“这是中国政府说的。”
　　与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号不同，中国没有哪项单一行动可能让美方感受到真切的威胁。但对于关心此事的人来说，趋势线触目惊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确立中国在AI行业的优势公开列为一个战略目标。特朗普对美国的雄心只字不提。但他的预算提案说明了很多问题。他希望把美国在“智能系统”上的公共支出削减11%，把联邦总研发支出削减近五分之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预算也会缩水。
　　同样，特朗普还想让合法移民数量减半，这将损害美国吸引最优秀研究员的能力。为他们提供一张绿卡会合乎逻辑得多。中国学生经常赢得谷歌的编程比赛。“如果你存在任何偏见……认为他们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我说的那类人，那你就错了，”施密特表示。
　　即便特朗普目光短浅，但美国仍可能占据上风吗？相当有可能。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仍是世界领军者。但差距正在缩小。中国拥有两个关键优势。第一，相比美国，中国有更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在网上进行。全球40%的电子商务在中国境内完成，主要通过中国三大科技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和百度(Baidu)。这些公司在利用海量数据方面几乎不受法律限制。同样，它们的规模令人生畏。上周，腾讯市值突破5000亿美元，超越了Facebook。在网上支付、视觉识别和语音软件等领域，中国企业已经领先于硅谷同行。中国在自动驾驶方面正迅速赶上。几乎所有这类技术都有军事用途。想象一下集群无人机战争吧。
　　其次，中国的私营部门与政府密切配合。这对自由意志主义者似乎是个障碍。但人们往往健忘。就像当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为硅谷崛起背书一样，北京方面也在为中国掌握深度学习机器技术提供补贴。此外，其数字行业日益自给自足。除了微处理器依然由美国主导以外，中国的大部分能力是在国内生产的。面对全球供应链断裂，中国的脆弱性越来越小。如果爆发全球贸易战，中国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地推进其人工智能发展。这是中国不让谷歌、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硅谷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因。
　　中国的空间技术同样如此。上周末，主管美国核武器的约翰•海滕(John Hyten)将军表示，将会抵制总统下达的“非法”命令，此言引发哗然。但他只是在重申规则。更不祥的是他对中国在21世纪战争技术方面飞跃进步的评论。当有人提出中国的空间威胁被大肆炒作了，就像当年有人炒作美国与苏联之间存在“导弹鸿沟”一样的时候，海滕表示：“我所看到的是（中国和俄罗斯）采取非常咄咄逼人的行动建立一个能够反制我方全部空间能力的部队结构。”
　　如果你想要读懂一个国家的优先事项，那么看看它的预算就会明白。特朗普的主要雄心是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率下调至20%。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期，边际所得税税率超过90%。那并没有阻止我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才智胜过苏联。今天美国是世界的技术领导者。有特朗普在掌舵，明天看起来可能截然不同。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11/24   发布时间：2017/11/24

旧文章ID：14706

作者：FRIDA YU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六个月前，我中了彩：在申请外籍技术型员工的H-1B签证时被抽中了。我打电话给兴奋的父母，还跟朋友们一起庆祝。我来自中国东北，拥有斯坦福大学的MBA学位，计划留在硅谷，参与创建一个新公司，它应用一种前景光明的新技术，改善对数据的使用。我非常高兴，因为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在抽签中被选中是一个保证，申请人至少可以在这个国家居留三年。
　　但在7月底，我从移民局收到了可怕的进一步补充材料的请求(Request for Further Evidence)。我提供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所要求的额外信息。9月，我再次收到请求，于是再次递交了材料。最后，10月11日，在举行庆祝半年之后，我得知自己被拒签了。
　　我曾在中国和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在香港一家顶级国际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三年前来到美国攻读MBA，毕业后加入一个创业公司；如今我被要求在60天内离开这个国家，到今天还剩17天。
　　过去，一旦在抽签中被抽中，你的H-1B签证申请就将被移民官员接受，这是十拿九稳的。在2016年，这种概率大约是87％；但从4月开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宣布，对H-1B计划的高技能申请人增强审查措施，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对这一签证计划提出改革建议。
　　根据移民统计数据，虽然目前尚不清楚2017年迄今批准的申请占总申请人数的百分之几，但收到的申请比去年增长了44％。这强烈暗示着特朗普上任后，遭拒签的人数增加了。
　　很多和我一样的国际学生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况。有些人从谷歌、苹果和普华永道等公司得到了工作职位，但他们的签证申请遭到拒绝，或者根本没有进入抽签程序。对那些雇主只在美国拥有办事处的人来说，失去抽签资格就意味着失业和回家。他们的技能本来即将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现在却无法在这里施展。
　　有些和我一样在今年春天被H-1B抽中的同学还在等待结果。特朗普政府于4月3日宣布，将暂停收取额外费用，保证申请人可以在15日内得到答复的“加急处理”(premium processing)服务。这对于需要快速决定的学生们来说是个问题，他们可能是工作许可在夏天过期了，或者需要做签证状态未明情况下不能做的海外旅行。我妈妈在7月因癌症接受手术治疗，但是我无法回中国陪伴她，因为在返回美国时，我可能会因为没有获得H-1B签证批准而被拒绝入境。
　　那两个补充证据请求要求我证明我的工作是一个“专业职务”——也就是说，只有具备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能做的工作。我的工作涉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我的推荐信来自业界权威人士和资深创投人，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服政府我的工作需要高级技能。
　　我放弃了自己的法律工作，动用自己和父母的积蓄来支付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学费，然而从大环境来说，我知道自己的情况要比许多被迫离开这个国家的移民好得多：就在本周，美国有数万名海地人获悉他们可能不得不返回海地，因为政府决定剥夺他们在海地抗灾时获得的临时保护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失去回国照顾母亲的机会确实令我心碎（她坚持让我留下来等待签证，这是她做梦都希望我得到的），但我并不是在寻求同情。尽管我非常不想离开，但我知道我会好起来。
　　我更多的是感到沮丧，因为我知道自己也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美国因为反移民情绪而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工作者，这不仅对于我和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打击，而且也打击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谷歌和特斯拉这样的科技巨头都是由移民创立的。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声称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政府会急于摆脱我们。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梦想，而美国失去了我们所带来的价值。
　　计划回到中国时，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资格留在美国，那么谁会有呢？

　　本文作者Frida Yu是一名律师和企业家。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7/11/24   发布时间：2017/11/24

旧文章ID：14705

作者：沈河西 编译  来源：澎湃新闻

　　眼下，好莱坞的性骚扰事件如火如荼，许多女性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个题为#ME TOO（我也是）的运动，鼓励大家说出自己被性骚扰、性侵的经历。但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哪类指控会被严肃对待？谁的指控又会被区别对待？
　　11月22日，《大西洋月刊》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也是”运动背后的闪光盲点》的文章，文章指出，在反性骚扰运动中，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是被区别对待的，白人女性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以下是该文的中译。

　　上周五，美剧《都市女孩》导演、主演莉娜·邓纳姆和珍妮·康娜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为穆雷·米勒站台，反对女演员欧若拉·佩里纽关于17岁时遭到米勒性侵的指控。“每一次此类事件发生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冤枉他人的文化，我们相信穆雷·米勒是被冤枉，”她俩在声明中写道。
　　“尽管我们的本能反应是去倾听每个女性的故事，但根据我们对于穆雷这个人的了解，我们相信这项指控属于每年报道失实的那1/3。”这项声明公然与女权主义理念相对，招致许多人的批评，邓纳姆随即发表了另一份声明，就她的言论道歉，说不论她与当事人关系有多近，都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试图扭转舆论。
　　不论是否有意，一开始邓纳姆号召大家去细究一个混血女演员佩里纽，而不是米勒，这就多多少少表明了所谓的相信也好，同情也好，又或是大众的义愤填膺都是保留给某些特定的女性的。而有色人种女性很少位列其中。邓纳姆的第一封声明发出后，女作家克利蒙斯宣布退出Lenny Letter——这是一份由邓纳姆创立的女权主义杂志。“是时候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与莉娜·邓纳姆分道扬镳了。”克利蒙斯说道。
　　这已经不是邓纳姆第一次在种族问题上被人批评了。《都市女孩》这部剧此前就因为在选角上的种族单一以及对有色人种角色的不当呈现而饱受批评。邓纳姆的行为和言论不过反映了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和现状：美国文化长期以来都偏爱某种类型的受害者，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类型的受害者才值得为其摇旗呐喊，而这样的受害者极少是黑人女性。同时邓纳姆的行为也让人对所谓的“#我也是”这样的运动是否真的能带来改变，造福所有女性产生质疑，因为一旦受害者的种族等背景浮现，就会有多重标准对待。对白人女性是一套，黑人女性又是另一套。
　　尽管不同种族的女性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侵，但很难说在对于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的罪行上，美国是一碗水端平的。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事件爆出后，他自己的回应就是一个例子。一开始，这个娱乐圈大佬驳斥了女演员艾什莉·贾德的性骚扰指控，然后很多女性也站出来批判他，他就保持沉默。但之后他又打破沉默，公开指责黑人女演员露皮塔·尼永奥对他的性骚扰指控不实。就像我一位同事说的，“在被这么多女星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韦恩斯坦唯独拎出一个黑人女性的说法做文章，说她不诚实。”
　　尽管“#我也是”这一运动很明确，性骚扰和性侵现象潜藏已久，广泛存在，但它主要集中在那些白人、有钱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经验上。你不用看得太远就能发现有色人种女性的声音和经验是被无视或遗忘的。10月，“#我也是”运动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大家将此归功于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她在推特上鼓励女性分享自己被性骚扰、性侵的经历，但被遗忘的是，这句口号其实是十多年前一个叫Tarana Burke的黑人女性提出的。
　　这一疏忽就反映了黑人女性的贡献往往很容易被无视或低估，只有当白人女性提出相同理念的时候，才会得到赞扬。
　　在“哈维效应”中，女性团结扮演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邓纳姆也说过：“（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倾听其他女性的故事，姐妹之间互相声援，对性骚扰、性侵者口诛笔伐，但对于有色人种女性来说，怎样一边和这一运动的缺陷角力，一边又要表达团结，这需要更复杂的考量。
　　每一次所谓的团结背后，都能看到这样的分裂。上个月，有一群女性呼吁大家抵制推特一天，起因是女演员罗丝·麦高恩因反对性骚扰被推特禁言。但有人就纳闷，当有色人种提出种族主义、厌女症、女性受到压迫的议题的时候，怎么没见大家这么同仇敌忾的广泛呼吁呢？有色人种女导演阿娃·杜威内就提出希望白人女性也关注一下黑人女性所感受到的矛盾，她们在遭遇这些议题的时候受到的关注是没法和白人女性在遭受同等议题时等量齐观的。
　　譬如，黑人喜剧女演员莱斯利·琼斯在推特上被无情攻击的时候，没有出现同等规模的声援。黑人女主持人因为声称特朗普是一个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从而被ESPN停职的时候，也没见大规模声援出现。白人姐们儿去哪儿了呢？就像作家罗克珊·盖伊说的，“现在你们想抵制推特了？一直以来很有趣的问题是，这个界限要怎么划（是所有人种都包括在内还是只是白人女性）？”同时，在姐妹大游行的时候，有色人种也很困惑，为什么在那些影响到诸如遭到警察暴力对待这类有色人种更容易碰到的问题上，怎么没有同等数量的白人姐妹站住来声援她们。而所谓的“没有女性的一天”这样的抗议活动也被批评说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富裕的（多数是白人）女性。
　　这些例子都说明，我们要承认，在美国，不同女性群体的经验间有着天壤之别。你只要看看2016年的美国大选就能知道，女性不是铁板一块的。超过半数的白人女性投给了特朗普。相比之下，超过90%的黑人女性、超过2/3的拉丁裔女性投给了希拉里。大部分亚裔女性也投给了希拉里。尽管不能以投票给谁为尺度来衡量不同群体的想法，但至少可以向我们透露，在他们心里，什么是第一位的。从去年的美国大选投票来看，尽管都是女性，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在最关心的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差距。
　　团结需要一定程度的互相信赖，对于共享目标的理解，但这不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如果你在要求所有女性团结起来，但却没有看到白人女性享有的某种特权，就等于无视历史上在与有色人种女性占成同盟的时候，白人女性是有黑历史的。美国的历史一再证明，这样的分裂有多危险。在这个力图对权力不平衡进行矫正的时代里，对下面这个事实的遗忘是不负责任的：白人女性在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往往是一场零和博弈，从争取女性选举权到今天，一直如此。
　　相比于男性VS女性的分别，那套决定谁的声音能被听到能被相信的社会阶序要来得复杂得多。有上百万女性不在直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相一致、白人、有钱等范畴之内，她们的例子就可以告诉你这一点。就像克利蒙斯在她的辞职信中说的，没有牺牲，真正的改变和问责机制是不可能实现的。

来源时间：2017/11/24   发布时间：2017/11/24

旧文章ID：14703

作者：齐思源  来源：中美聚焦

　　史蒂夫·班农，这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和另类右翼运动的首席吹鼓手，他再三警告说，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优势，将终结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霸主地位。不过也许反常的是，就在数周前访问香港和北京的时候，班农先生会见了热心的历史学家王岐山，为的是进一步了解形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思想理念。除了雷厉风行地铲除腐败，王岐山之所以出名，还在于他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镀金时代”的早期，出手抑制了金融资本的影响，以迎合党的需要。对他而言，是政治在推动经济，而不是相反。随着习近平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政治至上在中国更为明显，而市场力量则服从于党。
　　要更多了解中共精英的运作核心，“清华学派”之父、坚定的“政治决定论者”阎学通的知识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政治在塑造社会发展和增强国家实力过程中的作用，阎学通作了30多年研究，设计出了量化指标，来评估世界领先国家的相对实力。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几千年来浩瀚的政治哲学文献，他断定政治是实力的精髓所在。作为“物质决定论”的强烈批评者，阎学通宣称，思想理念以及政治领袖对它的体现，是了解帝国兴衰和文明生存的关键的可变要素。军事、经济和文化辐射固然重要，但政治领导力才是乘数，对国家实力有着最大的影响。
　　阎学通常常被错当成中国国内主张强而不义的“对外政策鹰派”，但这是错的。然而他的书、报告和学术文章里的一些核心内容，会被西方分析家用来研究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智识基础，以及潜在的战略甚至运作动向。他的两个文本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即2011年的著作《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中国实力》和2014年的中国外交政策改革学术文章《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阎学通是第一位指出习近平2013年中共外交工作座谈会讲话是中国外交史转折点的学者，认为这是继毛泽东呼吁世界革命、邓小平主张韬光养晦后的第三次“革命性”转折。而上周的中共十九大就是一个彻底的证明：习近平大胆宣称，中国现在已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阎学通有关全球事务论述的基本前提在于，政治是理性建筑术（Architectonic），具有塑造国内国外事务的结构性意义。虽然物质条件也关系着中国的国家实力，但只有政治信誉才能为中国打造“命运共同体”这一大外交目标创造积极的战略环境。中国只有争取盟友，摒弃过时的韬光养晦不结盟政策，“命运共同体”才能成为现实。阎学通断言，中国外交政策这一转变的总体原则，绝不能是对物质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或“金钱至上”，而应当是始于正义的政治追求。只有施仁政、讲道义的领导人，才能提供一种秩序，让人类努力的成果得以蓬勃发展，并争取到重要的盟友。武力和帝国主义即使有好处，也只是短期的，不能在各国之间形成持久的纽带。在阎学通看来，财富不会自动转化为实力。“我们的军事预算已经是俄罗斯的1.6倍，但我们建设不起同样的军力,”阎学通曾对某西方作家说。“我们的教育支出比印度多得多，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而他们已经有十个诺贝尔奖。我们的富人比日本多，我们有更多排名第一的公司，但我们造不出世界级产品。我们的外汇储备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多，但我们无法建成哪怕像香港那样的金融中心。”
　　阎学通的政治决定论，得到了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大权独揽的政治家习近平的认同。2012年出来掌权的时候，习近平敦促党的高级干部把苏联倒台作为一个政治而非经济现象来研究。按照习的观点，导致强大的苏联帝国解体的，是苏联的政治弱点，而不是经济失败。为此，在掌权的第一个五年里，习近平巩固了共产党的政治权威，他通过加强公司企业中党委会的作用限制商业精英们的影响力，出版了畅销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并把政治改革作为领导力的核心。同时，在对外政策上，他通过创建亚投行等新的多边机构，推动全球性发展倡议，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化领导者的政治合法性。他的2017年达沃斯讲话，连同对“一带一路”的巩固扶持，作为他守护全球的意愿的证明，如今被写入了党章。
　　美国政治支离破碎的影响：人力资本外流
　　太平洋对岸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对美国的影响，有力地证明了阎学通的“政治原教旨主义”。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它的军事预算超过位居其后的五个国家的总和，好莱坞继续为全球确立着文化标准。然而，经过奥巴马时期的急剧逆转，现在中国倒似乎成为全球化的核心所在。阎学通一再表示，2500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荀子认为，仁政是世上权力的最高端，而其基础，是君主拥有其他对手所不及的德行。不管在国内如何专制，习近平现在似乎是道德上优于唐纳德·特朗普的领袖。不过阎学通也多次表示，要始终“相对地”看待道德优势和政治领导力。从来不会有“品德高尚的领袖”让“走向正义的漫长历史”无可挽回地逆转。习近平在政治道义输出方面远非完美，但至少现在，他看上去是比美国总统更好的领导者。
　　反对者可能会说，“特朗普主义”只有暂时的政治影响，不会给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带来严重后果。而阎学通会反驳说，政治有一定程度的耐久性。在美国，特朗普的言论让国家两极分化，他外交政策经验的欠缺和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让美国与欧洲、亚洲的重要战略盟友疏远。与此同时，他的反移民政策是破坏性的，海外申请美国大学的人数已经减少。正如美国核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所说，H1B签证和美国吸引最顶尖人才的能力，才是“美国的秘密武器”，但美国坏的政治严重地破坏了这一切。在清华大学，史无前例的，最先进的计算机科学系的前十名毕业生都决定留在母校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报名去上美国的顶尖大学。
　　在阎学通的政治领导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吸引是国家实力的“试金石”。 受中国政治哲学家荀子的论述启发，阎学通认为，好的政治是吸引良才所必不可少的，而优秀人才是经济充满活力和国防强大的关键。如果这适用于中国古代农耕经济，那么它更适用于人力资本已是创新与技术颠覆稀缺资源的今天。
　　列奥·施特劳斯、唐纳德·卡根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
　　出人意外的是，阎学通的政治之道和注重诚信，在美国的总司令这里如此匮乏，但却在一位非凡西方学者的思想中找到回应。列奥•施特劳斯的知识继承人唐纳德•卡根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之父亚里士多德，把政治表达为理性建筑术。他的雄辩有必要完整加以引用。
　　亚里士多德，一个与任何人一样有着广泛兴趣的人，在他所有的追求中，政治至高无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他列举了最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让我们考察哪些因素保护和毁灭城邦，哪些因素保护或毁灭具体的政体。考察是什么导致有些城邦治理得好，有些治理得差。研究过这些之后，我们也许才更可以从全面角度，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以及如果想成为最好必须怎样定规则，必须采用何种法律和习俗。”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项工作至关重要。每个技策与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某些“好”，但其中一些必须从属于其他事物，就像制作缰绳是为了御马术。这是大师艺术，是理性建筑术。建筑术的目标比从属物的目标更可取，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至善”，这就是最权威的科学——政治学的目的。
　　正如西方政治遗产所称，政治学是实现至善、或者中国世界观定义的“仁政”的最权威科学。当郑和的大船被闭关锁国的明朝皇帝下令焚毁时，就是政治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政治也将驯服无节制的市场，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美国的投入以及中国持久的贡献。
　　班农先生前往中国，希望对形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思想理念作更多了解。而阎学通会强烈向他建议，政治道义，至少相对来说，是实现国内稳定和全球领导力的必要条件。要知道，班农先生并未丧失对历史的敏感，他对政治史也绝非无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时，他向下属夸口说，他对修昔底德的史书多有研究，并高度赞同此书。
　　班农先生自然不甘示弱，如果遵从正确的指导和道德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其本土主义思想，他也许能抑制掌控了国家立法过程的特殊利益，缓和极端的党派激情，引导他的总统走向道义政治。也许，会走向更包容、更公正的全球化，而不是美国撤退引发破坏性的全面封闭。倾听阎学通，重读亚里士多德，对班农先生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拯救他的国家有益。这可以提醒他“哪些因素保护和毁灭城邦，哪些因素保护或毁灭具体的政体”。

来源时间：2017/11/24   发布时间：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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