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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俄门”调查愈演愈烈 特朗普女心腹也被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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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界面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忠心的一名手下已经被“通俄”调查特别检查官穆勒盯上。
  9月12日正式出任白宫通讯主任的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或已被通知最早在本周接受当面讯问。至少两名知情人士向《新闻周刊》确认了这一消息。
  今年28岁的希克斯可能涉及到的调查内容是其主导草拟有关特朗普团队与俄接触的公开回应上。在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几天,希克斯发表声明,否认有竞选团队成员与俄政府代表人士见面。
  希克斯当时说,“此事从未发生过。竞选团队和任何外国实体没有接触过。”
  不过话音刚落,同一个月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承认与特朗普的人有过接触。
  随着调查的深入,希克斯的声明至少与两件事实不符。
  去年6月9日,特朗普的大儿子小特朗普被揭露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会见俄罗斯女律师维塞尼茨卡娅。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时任竞选主席马纳福特也在场。
  维塞尼茨卡娅声称她的客户中有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官员。这也是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方最早的一次会晤。
  而小特朗普对会谈内容的说法前后不一致,起初说会谈的内容主要是“允许美国家庭领养俄罗斯儿童法案的恢复”。但他后来又改口说,他事先知道女律师手里可能掌握“有助于特朗普竞选的信息”,后者在会谈中也的确告诉自己她有一些希拉里的材料。
  据当年参与尼克松水门调查的检察官班克斯(Jill Wine-Banks)说:“领养”其实就是“制裁”的代称。近几年俄罗斯因为干涉乌克兰内战而受到美欧的经济制裁。
  希克斯也多次在其负责的声明中说,当时特朗普团队对此事的回应是纯粹的关于领养的议题。
  而在那次会面后一个多月的7月27日,特朗普在佛州造势时非常高调地向俄罗斯方面喊话,希望对方获取并公开对民主党及希拉里阵营选情不利的“黑料”。
  另据CNN报道,上周,在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经过6个小时的盘问后,特朗普的前竞政策问佩奇(Carter Page)承认,他在去年7月竞选期间受邀前往莫斯科与俄官员会面之前,就已经向希克斯以及后来被选为司法部长的塞申斯等管理层汇报过。佩奇称那次莫斯科之行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一次演讲。
  由此可见,希克斯的公开说法至少在这两件事上有矛盾。
  一旦受到调查,她对特朗普长期以来的忠心也将面临考验。
  和过去半年以来被赶出特朗普小圈子的其他人不同,希克斯似乎一直在默默、忠心耿耿地为特朗普服务。
  今年5月,她发表声明为特朗普辩护。当时《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称特朗普私下不尊重下属。希克斯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有性格魅力,能感染他周围的人……他很有幽默感,特别能让人感觉自己的与众不同、激发出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的能力。
  另外,希克斯目前年薪是17.97万美元,是年薪最高的白宫工作人员之一。
  事实上,希克斯并没有太多的政坛经验,她此前曾是拉夫·劳伦的时装模特,并在特朗普大女儿伊万卡的时装品牌部门担任公关,也曾是其品牌的模特。
  正是为伊万卡工作,希克斯才让特朗普注意到了自己。2014年10月,特朗普亲自挑选希尔斯到其地产公司承担公共关系工作。
  2015年特朗普决定竞选后,希克斯顺利加入到竞选班底,并由此开始涉足政坛。当时她甚至帮助特朗普管理推特账号,记下他要说的话,并命令下面的人去发布。
  从始至终,希克斯都非常低调,她很少接受采访,自从开始在竞选团队工作后,她就删除了自己的推特账号,并将Instagram设置为私人状态。
  她的最近一次露脸是上周一陪同特朗普出席由日本安倍政府举办的招待国宴,穿着燕尾服和打领结。
  另一名参与水门调查的检察官Nick Akerman称,穆勒团队最有可能调查的就是她和佩奇等人当时沟通的时候都谈了些什么,以及最终她是否把这些信息传达给了特朗普本人。
  但Akerman也承认,不期望希克斯会说出事实,因为她的老板什么假话都说得出来,而他本身也希望手下也照着做,因此如果希克斯为了护主捏造事实或有所隐瞒,也不要感到意外。
  近半个月,穆勒团队的调查范围正在向着特朗普的核心圈子收缩。10月30日,团队针对特朗普前竞选主席马纳福特及一名长期商业伙伴提起了首批指控,并令特朗普竞选团队前外交政策顾问帕帕多普洛斯认罪。另外,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称也已经被盯上了。
  特朗普团队负责应对“通俄”调查的律师Ty Cobb在上周称,白宫希望在感恩节前后结束相关人员的讯问程序。

来源时间:2017/11/13   发布时间:2017/11/13

旧文章ID:14591

福耀美国工厂员工投票通过不设立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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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凤  来源:北京商报

  赴美设厂的路并不好走,如何与美国工会相处便是难题之一。中国玻璃制造商福耀在员工投票中获胜,成功阻击了在美俄亥俄州工厂建立工会的动议。此役被视为权重日渐增高的中国资本的胜利,它们正适应美国劳资关系规则。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传统工会组织“异化”,福耀样本展示了资方与劳方博弈的新阶段。
  福耀玻璃“说不”
  历经两天,福耀俄亥俄州工厂的工人投票结束。结果显示,福耀美国工厂无须建立工会组织。上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在自己的官网上表示,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莫瑞恩市工厂的员工以444票赞成、868票反对的结果成功阻击联合会在福耀玻璃工厂建立工会的动议。
  “很高兴福耀美国工厂的员工们选择了与公司保持直接沟通”,福耀玻璃北美区总裁刘道川表示:“我们尊重员工在成立工会问题上的选择。我们更钦佩他们阻止了工会不顾一切为自己谋利的企图。”
  对于这一结果,自2015年以来一直组织工人的美国汽车产业工人联合会则表示,正在考虑就福耀公司的行为向联邦劳工委员会提出异议。
  按照美国汽车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说法,工人们表示,福耀管理人员要求苛刻且非常随意。有些同事因轻微的违规而被解雇,然而受到领导青睐的员工在违规时却不会被追究。
  福耀公司否认这样的指控。福耀在美国投资超过5亿美元,恢复了前通用汽车工厂。福耀玻璃厂美国分公司首席法务官雅典娜·侯表示,美国汽车产业工人联合会试图“妖魔化”公司。
  福耀打的并不是没有准备的仗。据报道,福耀发动攻势,把反对工会动议、捍卫个人发声权利的材料在厂里撒得铺天盖地。在这些材料中,菲亚特克莱斯勒和联合汽车工会之间的腐败丑闻被不断提及。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称:“随着近些年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工会势力整体也成弱化趋势。美国工会组织本身抗议资方的能力也远不及欧洲国家,目前在美国工会主要集中在一些制造业大户,中小企业中工会的进驻率甚至可能不足10%。”
  压倒底特律的“稻草”
  今年6月,央视新闻曾报道,2016年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因安全违规向福耀开出22.6万美元的罚单,福耀随后与管理局达成了和解,罚单金额减至10万美元。这份罚单始于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收到一封11名福耀玻璃厂工人联名投诉信。
  投诉信正是来自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在莫瑞恩市福耀工厂外不到100米处开设了一处办公室,专门寻找愿意加入工会的福耀工人。
  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曾饱受质疑。当时美国三大汽车厂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深陷困境,但工会不愿降低工人工资,这让本就麻烦缠身的三大汽车厂一度难以为继。甚至有分析认为,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也有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功劳”。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是代表美国和加拿大工人的一家美国工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作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部分成立于1935年,并在1936-1950年代迅速发展。从成立至今,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旨在不断代表会员与雇主进行劳资谈判,为加入该联合会的工人谋求更高的薪资待遇,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进而保证经济社会分配的公平性。
  美国传统基金会在2008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08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申请破产重组,当时就有分析人士称,这三大汽车公司的工人都加入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他们的薪资和各项福利高达70美元/小时,这一数字让汽车企业不堪重负。
  在汽车城底特律,日积月累的退休金,造成该市庞大的财政负担,再加上人口的减少,使得市政府负债迅速膨胀。2013年7月18日,不堪重负的底特律政府宣布破产。
  不仅是汽车行业,美国其他工会也有类似的问题。美国联邦统计局2001-2011年数据显示,加入工会的工人比非工会会员的收入更高、工资增长更快、享受的相关福利更多。以2011年为例,工会工人的平均薪资是23.03美元/小时,非工会工人的平均薪资是19.51美元/小时。
  “机器替代人生产意味着过去劳方强势地位减弱,资方地位上升。这在美国一些‘锈蚀’地带尤为明显。” 魏南枝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深入,工会提高工人薪资的筹码越来越少。传统的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整体与雇主进行谈判,谈判不成,可能就会以罢工“要挟”雇主。
  《福布斯》杂志分析称,在全球化还不够成熟时,行业工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增加的部分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但是,在全球化、竞争更加激烈的时期,增加的成本难以转嫁,这也就是底特律破产的本质。
  传统工会“异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让制造业重新“回国”,这个愿景奥巴马早已提出,不过效果并不显著。特朗普此意愿似乎更为强烈,借减税“招数”估计能吸引部分制造业回归。美国依然是制造业大国,不过现在制造业仅占美国经济的12%左右。
  福耀与美国工会的斗争凸显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话题:在最受全球竞争影响的行业中,如何兼顾美国就业的质量和就业可能性。据荣鼎咨询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向美国直接投资超过1360亿美元,其中近一半完成于去年。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控制越来越小。1999年,有85%的汽车都是该工会的工人生产的,到了2013年,这一比率下降到了54%,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和外国汽车品牌在美国建厂,但这些企业一般不会买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账。
  魏南枝分析称,在选择工作机会与保障工作机会之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倾向于前者。而工会在新的阶段也出现了新的异化。一方面一些工会组织者变成了工人贵族,脱离了工作最初为工人谋利的设计初衷;另一方面,一些工会开始沦为政治上的棋子,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表。
  和福耀一样,自带话题赴美设厂的还有富士康。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立液晶面板生产工厂。今年夏天,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斯考特·沃克就和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威斯康星州将给予富士康为期15年,高达3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并为此出售至少1000英亩的土地。
  然而,美国媒体却认为,沃克此举的政治意图过于明显。他希望通过成功吸引富士康建厂来在2018年寻求州长的第三个任期,而他现在的支持率并不高。有议员就表示,并不相信可以用这种“购买”的方式来让企业进入美国。该州无党派立法财政局发布的分析报告还指出,在2042年之前,威斯康星州政府不会从该项目中获得投资回报。

来源时间:2017/11/13   发布时间: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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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姆努钦称税改议案有望下个月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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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ICK TIMIRAOS / RICHARD RUBIN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财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上周五称,他预计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就折衷后的税改议案达成一致,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或在今年年底前将议案签署成法律。
  姆努钦在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Fox Business Network)采访时淡化了两院税改提案的差异。
  他表示,大家目标一致,并且将消除分歧。他表示,他确信折衷的议案有望在圣诞节前签署成法律。
  姆努钦称,两个议案差异非常小,事实将证明这些差异最终会被消除。
  众议院的议案预计本周举行投票;参议院的议案预计在感恩节后投票表决。

来源时间:2017/11/13   发布时间: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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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一带一路”与中国对东南亚外交

作者:薛力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东南亚方略?这是近两年思考的一个重点。基本结论是: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2016年已经超过了大国外交。而东南亚地区是中国陆丝六条经济带之一,两条海丝路线都经过南海,东盟本身也是海丝建设枢纽。且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潜力是其他周边次区域不可比拟的。因此,东南亚又是周边外交的重点之一,经济方面更是重中之重。其中马来西亚与泰国是支轴国家候选国,老挝、柬埔寨、印尼、菲律宾与新加坡是重要合作对象。信乎?此文发表于《世界知识》2017年第21期(11月1日出版),这里是原文版。

“一带一路”与对东南亚外交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但周边国家众多,就东南亚这个次区域而言,中国应推行什么样的外交方略?这取决于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一带一路”战略的角度,东南亚本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建设的首选区域,海丝拟建设的两条线路都要穿过这一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陆丝”)拟建设的的六大走廊中,就包括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从经济合作角度看,目前东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实施,未来有可能超过欧盟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人文交流角度看,2016年双边人员往来已经超过3000万,且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中国政府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名额中,东盟所占份额最大。这些都是周边其他次区域不能比拟的。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整体上稳定友好,不存在战略性的矛盾;东盟是中国参加多边外交的首要舞台,从参与柬埔寨战后重建,到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东盟是中国实践新安全观的重要平台,中国许多新的安全政策通过东盟及其所搭建的平台宣布;南海争端存在于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但总体可控,不大可能因此爆发大规模战争。

总之,虽然东盟人口不如南亚多,与中国的安全合作不如俄罗斯,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不如巴基斯坦,对“一带一路”的热心程度未必比哈萨克斯坦强,但就整体而言,东盟依然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某些方面(如海丝建设)还是首要地区。

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发展程度差异甚大、在东盟内所处的地位不同,有必要把东南亚划分为“海岛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东帝汶、菲律宾与新加坡,)与“半岛国家”(包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与越南)两部分。海岛国家中,马来西亚是头号合作对象,新加坡、菲律宾、印尼为重要合作对象,东帝汶与文莱为一般合作对象。半岛国家中,泰国为头号合作对象,老挝、柬埔寨为重点合作对象,缅甸与越南为一般合作对象。马来西亚与泰国有望成为中国的支轴国家,从而成为周边战略依托带的组成部分。原因如下。

海岛国家方面,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水平在东盟中仅次于新加坡,为了与印尼竞争在东盟内的影响力,希望获得某种区域外的战略支持;属于温和穆斯林国家,相对世俗化;人口达3100万,21%的人口为华人,华人政治地位高于印尼华人;1975年建交以来马来西亚政府整体上对华比较友好,纳吉布政府这一点上尤其明显;在南海争端中长期倾向于采取低调、务实、双边途径进行应对。

相形之下,文莱与东帝汶缺乏系统重要性,且对“一带一路”的热情一般,与中国的合作将比较有限。菲律宾与印尼属于东盟中的人口大国、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对“一带一路”有热情,属于比较有潜力的合作对象,但一些原因使得他们都难以成为头号合作对象国。菲律宾与中国存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其对华政策受总统偏好影响太大,但总统只有为期六年的一届任期,因此政策连贯性与稳定性不足。印尼是东盟最大的成员国,致力于成为东盟的领导国,倾向于限制其他国家对东盟的影响力。基于内部与历史原因,印尼尤其敏感于中国在东盟内影响力的提升。

 新加坡以商业立国,快速发展为东盟成员国中唯一的发达国家。作为商人国家,其内政外交都表现为特别强烈的利益导向。安全利益上,外靠美国,内靠“毒虾战略”以实现安全最大化;政治利益上,通过扮演“东盟军师”放大国际政治影响力;经济利益上,推进东盟一体化以便在一个较大的市场内发挥自己在投资、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文化利益上,尝试成为“亚洲价值观”代言人以凸显自身的文化自主性。就对华关系而言,新加坡乐于从中国获得商业利益,并充当中国的“诤友”与“国家治理教练员”,但避免与中国形成特殊关系,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加上城市国家的地位,新加坡很难成为中国的首要合作对象,但可以成为重要合作对象,特别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

中南半岛方面,泰国有望成为支轴国家与头号合作对象,原因在于:体量较大;与中国没有领土接壤;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长期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面临越南快速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泰国有意愿通过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来巩固自己在中南半岛与东盟中的地位。柬埔寨对华友好且面临来自越南的战略压力,但体量太小;老挝与中国接壤,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体量太小且在政治与安全上更多依靠越南。

历史记忆加上领土争端,使得越南对“一带一路”热情不足,防范中国的心态明显。缅甸对“一带一路”有一定热情,但政局不够稳定,对中国也有一定的防范心理。但这两个国家体量较大,发展较快,在合作共赢上有较大的空间。因此,中国虽然不能将之列为重点合作对象,但依然有必要与他们确定若干重点合作项目。

来源时间:2017/11/13   发布时间: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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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如何把中美关系“新起点”的黏合剂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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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潇清 朱郑勇  来源:澎湃新闻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前往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特朗普此次访华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访华,也是十九大后中方接待的首次国事访问,此次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各方的积极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在与特朗普总统会谈时说:“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新时代”与中美关系的“新起点”,如何理解这两个“新”的联系?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动力和关键何在?各位专家有话说。
  专家简介(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名):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达巍: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
  宋伟: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起点上的中美关系开了个好头
  达巍:这次访问,从中国角度来说,有两个东西对我们来是特别重要,一是时机非常重要,十九大刚刚闭幕,而且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在与特朗普的会谈中说,“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今天我们讲进入到新时代的中美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站在中国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希望中美关系在这个起点上能够开好局起好步,这点我们已经达到目的。
  第二个,中国想要平稳的中美关系。特朗普当选以后的一系列言行我们都比较担心,过去十个月的时间,中美关系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我们还是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一点逆转。从这次访问的成果来看,足以延续平稳的势头。
  崔立如:这次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突出强调的“战略引领”很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与美国总统是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战略共识很重要。这次特朗普访华起了一个比较好的引领。
  新时代中美关系新在哪里?
  崔立如:中美两国关系相互互利才会发展起来,互利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逐渐形成了国际格局中越来越具有基层性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大国国际关系就是开始形成机制化、体制化的东西,跟以往历史上是大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中美之间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应该认识到这么一个发展趋势。中美关系之所以这几年有巨大发展,就是求同的结果,在新的形势下,这个原则也会有新的挑战,我们也应该有新的思维。
  宋伟:十九大以后,中国迈入了一个新时代。无论是从国内发展,还是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它都有新时代的含义。我个人理解,主要是中国要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建立一个和平的、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比之前(2012年以前),我国外交更多还是服务于经济建设,一切以国内发展为中心,而外交是用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这是以前的总体思路。
  现在来看,我国已经开始有更高的外交政策目标,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中国外交有了新的目标,这是“新”的体现之一。
  具体到中美关系层面,新在哪里?我认为,在新的时代下,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合作。从全球化的角度讲,在互联网时代下,我觉得“新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而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新目标的应有之意,这是第一个“新”。
  第二个“新”,中美的双边合作可能进入一个新时代。目前特朗普在国内施政也受到一定阻碍,在很多方面,他也迫切地需要通过中美合作,来提升在国内的支持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在也有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成果。所以中美的双边合作应向一个更平等、互利的方向发展。它改变了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原有认识:中国只出口落后的初级产品,美国则卖给我们先进的波音飞机。现在来看,无论是从中美两国的出口结构,还是从双边合作的领域来看,都不应限于这一种局限认识了。与此同时,经贸结构也将更趋于平衡。
  总体来讲,我认为中美双边应该是一种更平衡的关系。两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精心维护两强关系,做强“黏合剂”
  金灿荣:中美关系是需要精心维护的,近年来中美之间竞争面上升,但双方都在努力维护,目前为止还是成功的。我认为中美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中美应该在现实可能性中争取有限伙伴关系,这个是可以争取到的,我觉得我们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崔立如:中美之间的竞争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如何避免把这种竞争变成零和竞争就很重要。如何使中美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需求大于分歧,双方要进一步挖掘。
  达巍:中美关系实际上是“too big to fail”(太大以至于不能失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动力,中美两国真的太大了,两国关系经不起失败。这些年中美之间的竞争面的确有所扩大,但现在还没到临界点。要保持合作成为主流。说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我们确实找不到一个外力来拉动中美战略合作。过去这几年,中美关系确实成为了一个两强的关系,我们怎么去管理这种关系是现在要考虑的。
  楚树龙:今天的中美关系和过去的中美关系比有天壤之别。中美能合作的方面都已开展了合作,再扩大合作面确实有难度,那么现在重要就是管控分歧了。四十多年来,中国领导人管控中美关系分歧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这次特朗普访华我们的接待,包括精心安排的故宫之行,最主要的是能够使美国领导人更好更多的了解中国,减少对中国的误判和一些错误的认识,使双方领导人有更充分的力量和能力在今后相互沟通,防止一些误判,防止一些消极面。当然,管控分歧随着中国的崛起也越来越难,这个确实我们要认识到。
  宋伟: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中美两国还是会继续维持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但总体来讲,合作是主流,这是基本的发展趋势。这是我们研究中美关系应该有的一个起码认识。之所以这么说,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现在的外交战略有一个基本思路,即走一条新型国际关系的路子:我们就算是强大了,也不争霸、不扩张,重心还是把国内发展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与全球治理,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合作共赢的路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国际政治竞争已经被消解了。
  第二,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中美两国已经有了巨大的共同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而且经过40多年的相互交流,很大程度上,两国人民都对对方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目前还有一些基本的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比如中美两国都是核武器大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这个代价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两国在热点问题上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如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等。我们在安全问题上也有很多共同利益。
  达巍:未来中美之间确实有一些合作机遇,比如反恐、网络安全、联合探索太空和经贸,中美经贸虽然不是那么稳定,但这么大体量的中美贸易始终是双方关系的压舱石。我们说too big to fail其实更多地是说贸易。
  宋伟:中国最近刚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来在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方面,中美肯定还会展开更多的合作。还有些合作还可以进一步地去考虑,比如怎样更有效地打击跨国犯罪、管制恐怖分子的资金流动等。
  楚树龙: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新的动力,主要还是在中国,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也将给美国企业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随着我们今后改革的深入,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成为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增长点。
  达巍:中美关系里面有很多美俄关系没有的东西,比如民间的密切的人文交流,比如在很多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中美之间是有黏合剂在里面的。我们要把黏合剂做强。我同意金老师说的,中美只能做到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美一定有竞争,但是要限制,可以合作的程度上一定要有效合作。
  (澎湃新闻记者参加了11月9日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第二期海外安全圆桌会及新浪国际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顶尖学者把脉特朗普亚太行”两场活动,本文据澎湃新闻记者对与会专家的采访及专家在活动现场的发言整理而成。)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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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亚太行②|美国是否会推出“重返东南亚战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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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雷  来源:澎湃新闻

  特朗普在结束了对日、韩和中国的访问后,已于今日启程出席在越南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赴菲律宾参加东盟相关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任奥巴马相比,特朗普对于东盟国家的总体态度是比较冷淡的。此次东亚之行,外界将根据特朗普的言行来验证先前的判断是否准确。
  特朗普对“压轴大戏”意兴阑珊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总统时间最长的亚洲之行已进入尾声,特朗普最后访问菲律宾,并参加美国-东盟峰会,从行程安排来看似乎是此次亚太行的压轴大戏,但细究其参会考虑,以及与前任奥巴马总统的参会重视度相较,就能看出对他参加东盟峰会意兴阑珊,明显将此视为鸡肋之旅。
  特朗普一直没有对东盟峰会表达积极的参会意愿。其在总统竞选期间体现出的对东南亚地区的漠视,甚至在经贸议题方面的不友好态度,就引发东南亚国家对其能否参加东盟系列峰会的担忧,并将其是否参会视为其东南亚政策的风向标。直至今年4月20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访问印尼时才宣布,特朗普将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此显示美国对该地区的重视和坚定承诺。直至9月14日,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首次表示将于11月赴亚洲访问中日韩三国,也可能参加越南APEC会议,但是对于是否赴菲参加东盟峰会仍未置可否,引发各界猜测。
  特朗普参会,从有意绕行到临时决定延长行程参加“东亚峰会”,一波三折。众所周知,东盟系列峰会分为三个层面,最核心的是东盟国家领导人参会的东盟峰会;其次是东盟国家领导人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即“10+3会议”;最广泛的是东亚峰会(EAS),即东盟国家与中日韩领导人,外加美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5国领导人。
  在最新确认的特朗普亚太行的行程安排中,特朗普将在12-13日在菲参加美国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40周年庆祝活动并参加美国-东盟峰会,并延长原定行程,临时决定参加14日举行的东亚峰会,但不等峰会闭幕,在当天就将离开菲律宾回国。
  对于特朗普原本打算缺席东亚峰会的原因,美媒《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解释:特朗普政府曾为是否参加东亚峰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一些接近特朗普的官员担心总统不愿在亚洲待太久,怕他会变得暴躁,做出出人意料的外交举动。虽然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交部长卡亚塔诺为特朗普缺席进行辩解,称特朗普不是有意缺席东亚峰会,而且美国总统无法在菲多停留一天很正常,但是美媒引述美国官员的解释引发东南亚国家媒体热议,普遍认为特朗普有意“怠慢”东亚峰会。
  特朗普在亚洲之行即将启程时,临时宣布延长在菲访问1天并决定与会,虽然截至目前尚未看到美国官方解释,想必是东盟及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积极争取,以及美方外交机构的大力劝谏的结果。无论如何,特朗普参会态度的变化总给外界留下重视不够、勉强赏光的印象。
  如果将特朗普对东盟峰会的态度与前任奥巴马比较,更能看出两浙对东盟有关峰会态度的差别。笔者此前曾在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撰文指出,奥巴马在其8年任期内,先后八次出访东南亚国家,七次与东盟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越战结束以来,最重视东南亚并在推动双边关系方面取得最积极成效的美国总统。正是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于2010年成为东亚峰会的观察员国,次年又成为东亚峰会正式成员国,奥巴马也成为参加东亚峰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还先后举行年度性美国-东盟峰会,2016年在离任之年还打破先例,首次将东盟十国领导人热情邀请至美国加州举行峰会,足见其对此的重视程度。特朗普上任后虽然有意修正奥巴马对东盟价值的高估,但是从高估到“怠慢”,最后又临时决定“赏面”参会而又不等峰会闭幕就回国,难免令人感觉其在对东南亚的外交活动上欠缺严肃性。
  安全和经贸将是东南亚之行核心议题
  特朗普在竞选中一贯鼓吹的“美国第一”的口号,以及提出要让日本、韩国、德国等承担自己的安全成本,加之声称就任总统后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一定的不适应感,甚至是焦虑和恐慌。他此行会不会抛出一个“重返东南亚战略2.0版本”?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讨论哪些议题?形成哪些共识?又会在哪些议题方面激烈交锋?简言之,其行囊中装的是胡萝卜还是大棒,是安抚东南亚有关国家的焦虑之心,还是会加剧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隔阂?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先后在参加东盟相关会议时表达在南海、朝核等问题方面的强硬立场,但应该说,这些观点只是部门之见。特朗普也曾提出让盟国承担安全成本,以及对东南亚国家经贸问题的不点名批评,东南亚国家反应不一。但是特朗普的这些言论,只是针对一定议题的碎片化的观点,缺乏深思熟虑,既不成熟,也不连贯,缺乏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互动交锋,也欠缺美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协调磋商,尚未构成得到两党普遍支持的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战略。
  笔者认为,特朗普东南亚政策尚在酝酿之中,对其政策观察还须待时日,目前只能根据议题进行剖析。特朗普此行的核心议题将是安全和经贸,如笔者之前刊文所论述,其施政后对亚洲的外交关注有北移之势(参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5019),特别是对东北亚的安全关注度远超东南亚地区。而在东南亚地区,鉴于特朗普政府已终结TPP,加之特朗普强调公平贸易,借施压打击有关国家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来寻求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现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冲突恐将激化。
  根据最新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2016年美国对东南亚多个国家的贸易逆差都出现扩大趋势,其中对泰国贸易逆差为189亿美元,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排行榜中名列第11位;对印尼贸易逆差132亿美元,排第16位;对越南贸易逆差更是高达320亿美元,排名第6位。目前仅见的东南亚贸易顺差国只有新加坡,但顺差91亿美元,比重不大。在曾经的TPP谈判中,马来西亚和越南曾被迫接受美国施压,进行国企改革和放宽资本限制。但时移势易,特朗普借APEC和东盟峰会之机势必高擎贸易保护主义,借贴“不公平贸易”标签来施压调整与东南亚有关国家贸易关系,寻求缩小与东盟有关国家的贸易逆差局面,那么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将作何反应?笔者预计,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很可能激化。
  美菲关系如何“再平衡”?
  同样极具性格的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美菲关系发生很大转变,杜特尔特一改前任阿基诺三世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方针,改而实施“亲中俄、远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当众爆粗辱骂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今年年初,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后,两位总统进行过电话沟通,美菲关系发生一定改善。截至目前,泰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三国领导人均先后访美,而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坚定盟国,杜特尔特尚未踏上美国领土,各界观察认为美菲关系还没有解锁。
  此次特朗普访菲参加东盟相关会议,并将与杜特尔特进行会晤。杜特尔特在7日的演讲中声称:“我们依然是美国最好的朋友。” 不过,杜特尔特也指出应当注意地缘政治的变化情况,“(菲律宾的)处境正在发生变化,甚至连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美菲关系暂时难以深度回调。
  从形式上来看,特朗普出访亚洲五国,但菲律宾是其此行中唯一不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而且还差点“绕行”这个亚洲盟友主办的东亚峰会。
  从双边领导人会晤的初定议题来看,美菲较难形成广泛共识。美国政府官员声称特朗普将和杜特尔特会谈朝核问题、南海争端、以及菲政府扫毒运动及相关人权问题,这些议题都难以激起菲政府的兴趣。在朝核问题上,杜特尔特只表示愿意和特朗普讨论,但无力承担什么。在南海议题方面,杜特尔特在本月初结束访日后再次表态只有“对话”才是解决南海问题的重要策略。至于扫毒问题,曾因“铁腕”手段而饱受欧美抨击的杜特尔特更没法和特朗普相谈甚欢。
  特朗普和杜特尔特唯一能够达到公约数的话题可能就是“反恐”了,但杜特尔特在实施军管法下的马拉维反恐,与美国的中东反恐及本土受威胁的情况,又各有筹谋。
  特朗普上台后表现出的与传统的政治家出身的总统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重双边、轻多变;重分担、轻分享;重大国、轻小国”的外交风格较为显著。如果特朗普此行的表态能够坐实“美国没有明确的东南亚政策”这一判断,对东盟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战略转向的契机。东盟在谋求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进程中,美国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美国的地缘政治政策同样需要东盟的支持。站在中国的立场,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的起伏也是中国的机遇,对于东盟国家解决“选边站”的矛盾心理有所促进。到底结果如何,特朗普就将为我们揭晓。
  (作者系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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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首访中国,主动权已不在美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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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  来源:观察者网

  特朗普总统将于11月8至10日访问中国。这是自其上任以来首次以总统身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本人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此前有传闻,特朗普多年前曾来过中国香港,但据一位香港朋友透露,当年在极其精细的生意谈判中,特朗普未占到便宜,初尝中国企业家的商业智慧;今年4月份,他与习近平主席在佛罗里达长达7小时的会面,也领略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这些经历对中国人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特朗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历次美国总统访华,都是中国主场外交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由于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中方对美国总统来访一直给予特别重视。但相比于以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访华,此次特朗普访华背景的重大差异就在于,中美相对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的交错变化。
  新时代下的中国外交,在看待美国总统访华的问题上,无疑多了一些自信和底气。尽管美国仍是综合实力第一的全球强国,在近年来在诸多双边、多边问题上,中国对两国关系走向的塑造力、主导力并不亚于美国,甚至在个别议题上优于美国。对美国主动发难议题的承受力,如人权、台海议题等,也远远高于过往。
  类似中国的底气,首先来源于中国人对中美关系大局趋稳的基本战略判断。目前,中美已在各领域建立起成熟的双边合作格局,100多个渠道的对话机制,近6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600万人的人员往来,构筑了夯实两国关系“大厦”的经贸与人文基座。近一二十年来的中美博弈已深刻地教育中国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的铁律。尽管两国仍有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隐喻与假设,但各种体系性、结构性因素决定了中美关系竞合并存、总体稳定、曲折前行的基本方向,不会因某一次总统来访而发生本质性的提升、或颠覆性下降。
  其次,国际社会对两国的好感度发生了微妙的位移,在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国际改革、扶贫援助、支持联合国事务等领域,中国变得更加“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军事国,近年来在G20、一带一路、金砖等多边场合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国际影响力,为全球治理贡献了许多中国智慧和方案。
  相比之下,特朗普上任以来,先后退出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谈“美国第一”,一改过往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惯性。笔者近年来访问与调研数十个国家,与数百位政要学者社会人士深谈,大家谈起特朗普与美国近年来软实力的下降,无不摇头,或叹息,或批判,或责备。尤其是今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多美国学者、媒体都会加入“吐嘈”美国的阵营中。两相比较,高下自见。
  对此,中国仍需以平和的心态与任何一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但对美国,应有更多底气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
  第三,近年来日益坚定的“道路自信”使得中国人更有底气地认识美国现状。笔者近年来常与海外朋友分享一个简明的观点,即“中国在路上,世界在路口”,即中国已经越来越明晰地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内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且越来越焕发出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提供了新的选项。
  相比之下,包括西方传统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多数国家,仍陷于国内治理困境,社会撕裂严重,政治共识难聚的窘境。美国同样如此。
  世界对中国治理能力、方式及理念的看法正在发生了不同以往的转变,西方在自我反思中也逐渐认识并重新发现中国优势,甚至有的心向往之。即使特朗普本人,近一年来频频“怼”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领导人,但对中国和习近平主席却多次表达钦佩与尊敬之情。
  基于更强大的自信和底气,中国应以平常心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不必搞特殊性。或可借此机会,真诚平等地与美国交流分享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对特朗普访华后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既要避免非理性的过高期待,也不应对可能出现的摩擦曲折过分担忧。
  “知己知彼”策略,在此次特朗普访会前,显得很有必要。自2016年11月胜选以来,特朗普不断陷入美国国内政治乱局中,两党政治斗争并未因选举结束而平息,其重要政策的推行遇到不小阻力;内阁人选如走马灯般更换,不时流出诸如国务卿此类内阁核心成员辞职的传闻。诚如拙著《美国的焦虑》中所言,在执政根基不稳的情况下,特朗普内心渴求得到中国在各方面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此次特朗普访华,美方对中国的期待和诉求远远大于中方。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可供美国借鉴。去除特朗普抓人眼球的“推特政令”,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强调美国应关注自身发展,把更多精力用于强大自身经济。与民主党多数政客价值观先行、教条坚持所谓“政治正确”不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更务实,也更注重实践和结果。他的理念从哲学层面来看,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立足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特朗普任内美国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从而使中美两国从理论层面实现相互尊重的可能性有所提升。
  半年多来,不少中国学者对特朗普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即以务实为先的中国人更适应特朗普的套路,中国可以在能源、基建、太空、互联网、产能、工业化等各个领域给予美国更多实质的帮助,并在帮助美国的同时塑造新时代下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而实现中美关系新时期的双赢。
  总之,中美之间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更接近的状态,与往昔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新时代的中美关系,或许更有必要坚定地重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原则来指导,中国要积极主动地学会塑造美国对华政策,努力掌握更多主动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姚乐对此文有贡献)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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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各界评点特朗普中国之行:期待美中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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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显阳  来源:光明日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上午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多方面重要共识,会晤取得重要丰硕成果,受到美国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特朗普积极展望未来

  9日晚和10日清晨,特朗普分别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送推文,除盛赞美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外,还积极展望两国未来关系。
  特朗普在9日下午发出的、搭配了短视频和表情符号的推文中说,“在接下来的数月到数年时间,我期待美国和中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别将表示“强有力、牢固”意思的英文单词全部大写进行强调。10日清晨7点45分左右,特朗普再次发推文,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非常富有成效。他说:“今天与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和朝鲜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见。他非常令人尊敬,是中国人民强有力的代表。非常高兴与他和彭丽媛女士在一起。”
  此外,特朗普也再次更换了他的推特账号背景,将中美两国元首夫妇8日同京剧表演演员们的合影,更换成了在中美两国国旗的背景下两国元首夫妇的合影。
  《纽约时报》称,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谈期间,他将注意力焦点集中于个人关系。特朗普说习近平是朋友,并且跟习近平“很合得来”,并惊叹习近平对他的隆重款待,包括在天安门广场的仪仗队检阅,在傍晚时分参观故宫。
  白宫国安会前特别助理兼东亚事务高级主任丹尼斯·维尔德表示,此次访问体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对彼此的尊重和赞赏,两国元首之间的互动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基调,这比其他任何成果都更为重要。

  美媒聚焦中美经贸合作

  此间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突出显示此次中国之行期间签署的一些商业协议,包括与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达成的购买价值12亿美元的美国牛肉和猪肉的协议。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有着更加广阔、繁荣的未来,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不仅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而且“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正在迅速上升”。《纽约时报》说,特朗普重点介绍美中一些公司达成的投资协议,以及两国签署的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协议。
  《华尔街日报》在题为《特朗普2500亿美元中美商业大单含金量几成?》的文章中,逐一盘点了美国高通公司与中国小米、Oppo和Vivo签署的协议,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向西弗吉尼亚州投资页岩气和化学品生产,中石化投资43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天然气项目,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斥资约370亿美元购买300架波音飞机,以及福特、通用汽车未来三年从北美向中国出口价值近100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等。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另一篇文章则指出,一系列商业交易的达成帮助提振了气氛,其中一些交易已酝酿多时。两国政府都对双方达成超过2500亿美元的交易表示欢迎。文章称,增加对华牛肉和石油出口可能有助于收窄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快速增长,2017年1至9月对华出口原油480万吨,相比之下,2015年全年不到10万吨。

  中美致力于国际和地区合作

  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时,此间不少媒体引述了习近平主席关于“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论断。习主席认为,中美在亚太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要在亚太地区开展积极合作,让越来越多地区国家加入中美两国的共同朋友圈,一道为促进亚太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谈到朝鲜问题时说,得益于两国元首间良好关系,双方就此进行了长时间坦诚交流。此间媒体报道称,双方将继续全面和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
  《华尔街日报》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将把各自有关如何处理国际与地区事务的主张带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中去讨论。届时,特朗普将向亚太工商界领袖发表演讲,而习近平预计将利用这个场合强调中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新领军者的形象,并鼓励其他国家参与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光明日报驻华盛顿记者 韩显阳)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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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美中有太多理由成为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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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晨 胡友松  来源:新华社

  “美中两国有太多理由成为好朋友,而此次美中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无疑将进一步促进两国最高层关系,为美中今后发展带来福音。”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如是说。
  李成近日在华盛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今年4月,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的会谈很成功,两国领导人建立起良好关系。而特朗普在就任总统一年之内就访问中国,充分显示了美方对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美方非常清楚“在国际事务中离不开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尤其和中国的合作”。
  作为美中关系资深研究者,李成认为,美中经贸关系无疑是美方主要关切,但是大国间有经济摩擦很正常,“需要看到,合作与双赢依然是美中关系主流,双方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发展空间,对此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尽管美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存在竞争,但是两国在更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而两国在这些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对全球发展至关重要。
  加强美中人文交流是李成关心的话题。他说,两国民众依然需要开展更多交流,唯此才能避免将对方想法简单化,让彼此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美国和中国。美国人民对中国普遍持友善态度,批评之声大多出于不了解而非敌视。他认为,今年9月底在美国举行的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就为两国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在采访中,李成始终强调秉持“开放”理念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重要性。“美中两国的发展都受开放理念鼓舞,‘中国奇迹’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而美国也需要重新定位自己,不能走上保守主义之路。”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发展,各国实际面临更高层面的全球挑战,包括人与机器的关系等关乎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以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来应对挑战。”
  在李成看来,此次中国之行将给特朗普一个更加直观、也更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美中关系太重要,我们不能错过任何一个交流的机会。”李成说。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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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再盛赞中国 3天9条推文说明了真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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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为此发了9条推文,甚至激动地连换了两次封面图片,这是他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关于中国发推最多的一次。 “推特论战”是特朗普最爱的一张牌,外交方面也不例外。六年来特朗普总共发布了493条关于中国的推文,使中国成为了美国总统最常挂在“嘴”边的外国国家,伊朗、俄罗斯、墨西哥、伊拉克排在其后。
  大选前后最爱谈论中国话题
  2011年,中国GDP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2012美国大选年即将到来,在这个关键节点,特朗普心态微妙。当年1月27日,特朗普发出了开通推特账号两年以来第一条关于中国的推文:“shouldtrumprun网站上的人说得太对了。我们的工厂还怎么跟中国和其他的国家竞争?” ,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作为共和党的“刺儿头”,这一年他总共发了770条推文,提到中国相当频繁,几乎每发9条推文就有一条在谈论中国,其中绝大部分都直接指向中美贸易逆差、劳动力市场、汇率和债务问题。
  随着2012年美国大选序幕拉开,特朗普狂发了198条关于中国的推文,是发文最多的一年。特朗普频繁把国内问题转移到国际视野,将美国爆发债务上限危机和就业率低迷归因于中美贸易,利用对中国的讽刺来打击政治对手,这和他在2016年大选中的做法如出一撤。2016年美国大选首场辩论,开场15分钟,特朗普提了5次中国,而在所有对华推文中,有近四分之一同时提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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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中国时都在谈“经济”,美国网友最关心朝鲜问题
  在469条推文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前十位分别是:美国(我们), 奥巴马,石油,工作,贸易,货币,总统,朝鲜,嘲笑,军队。基本涵盖了中美关系,经济贸易,国防军事,国际政治四大话题,其中经济话题是谈论的核心。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最关心的是就业、贸易、赤字、汇率、债务。
  除了经济,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两岸关系等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问题也在特朗普的视线内。特朗普多次发推喊话中美共同解决朝鲜问题。这种态度也受到了美国网友的认可,被点赞数量最多同时也是评论数量最多的十条推文中有七条都涉及到中国、美国、朝鲜三边关系。其中最为广泛传播的一条写道:“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助我们是最好,如果不是那我们自己也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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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特朗普提到了28次“嘲笑”,这次并不是他嘲笑别人,而是“中国正在嘲笑我们……”。八年来中国在这些事情上都“嘲笑”过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人民币汇率、美国债务、出口贸易、碳排放、污染等。细看这些推文,特朗普在借中国来“嘲笑”讽刺奥巴马政府,表达对美国现状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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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对中国态度积极转变
  入主白宫以后的特朗普变得更加务实。当选美国总统后的这一年,三天两头爱发推“开炮”的特朗普,只发了2193条推文,还不及去年的一半。但提到中国的次数却是去年的两倍,中国更加重要了。
  曾有美国数据科学家将特朗普推特中不同手机端发出的推文进行对比,分析出使用iphone手机发布的更有可能来自于助理团队,而使用安卓手机发布的则来自于他自己。尽管在当选总统后特朗普被迫换了一个苹果手机,这493次推文可以认为大多都由本人发布,反映出他对中国的态度。那么作为总统和作为候选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否会有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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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对比了特朗普当选总统前后的推文态度发现,即使身份发生变化,特朗普对华“消极”态度依旧强烈,但也有明显的积极倾向。“积极”态度提高24%,“信任”态度提高40%,“期待”态度转变最大,提高了83%。特朗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更加积极、快乐了,怀着满满的信任和期待。所以这次特地带着贸易代表团来访华,与中国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打破中美经贸合作记录。
  2012年商人特朗普曾说:“中国正在疯狂的用贸易逆差抢劫我们的钱,偷走我们的工作”,而刚刚离开北京的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条新的推文:“我不责怪中国,我责怪的是前任领导层的不作为。”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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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革命影响与意义的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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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承吉访谈,林煜堃、陈志宏翻译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是位别具一格的学者。他曾说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美国人”,却又频繁往来中美之间,前几年来过北京,不久以前又去了上海、西安和成都,退休以后,还慷慨地将大批藏书捐赠给中国高校,以推动美国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他的第一本著作《宁静的王国》(Peaceable Kingdoms, 1970)采用社会政治史的路径探讨十八世纪的新英格兰村镇;此后,他继续沿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写过关于美国身份、宪法、宗教、儿童心理等方面的著作,前两年还来纽约介绍他关于重新解读美国革命的新作。
  在哈佛攻读博士时,朱克曼是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弟子,然而他始终不喜欢哈佛,对那段经历似乎也耿耿于怀,毕业后又成了师出同门的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对头”,两人数次在公开场合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与贝林、伍德截然不同。朱克曼如何看待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时隔多年,他如何评价贝林和伍德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他又将给中国的美国历史学人提出怎样的建议?2015年秋天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与时在宾大访学的陈志宏一起,从费城出发搭乘小火车,抵达新泽西首府特伦顿,造访他的府邸,完成了下面这篇访谈(英文原文参见https://psally007.wordpress.com/2017/09/26/272/,中译本略有删减)。
  访谈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或许要数朱克曼教授对伍德的批判,这显示了两人研究旨趣上的根本区别。朱克曼在哈佛的经历一点也不愉快,对贝林也颇有微词,而与之相反,伍德则在前两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对贝林学术生涯的深度和广度给出了最高的评价。伍德认为,今天的学者总是怀揣当下的道德标准对建国之父们妄加指责,实际上是丢失了GPS以至迷途不返,而没能效仿贝林的榜样,设身处地地深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伍德这一批评的矛头直指引领美国早期史学术风向的《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对此,该刊一位主要编辑不得不硬着头皮撰文回应,指出今天人们对早期史的兴趣早已从建国之父的神坛,转移到了黑人、印第安人和女性等这些长期以来被革命叙事遗忘的群体,如今这类题材才是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正途。朱克曼显然站在《威廉玛丽季刊》这一边。这次访谈之后,我曾再赴费城,与朱克曼教授见面。我至今记得,在咖啡馆里闲聊时,谈及伍德的经典之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刚刚问世的中译本,朱克曼教授对伍德语带讥讽的“赞美”:“这本书写得如此精妙,如此权威,如此完备自洽,以至于我对此实在没什么可评论的,只等着高呼万岁了!”美国早期史学界近些年来的这些论战,或许也能从当时我与志宏在朱克曼教授府上所闻之中窥得一斑。
  外国人研究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托克维尔当年在巴黎发表《论美国的民主》,目的是为法兰西的民主发展勾画一个政治蓝图,从而影响欧洲的民主发展进程,因此他在写作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在有意识地比对欧洲和美国不同的社会民情。他成为外国人研究美国制度之典范。当然,想要成为另一个托克维尔,绝非易事。您如何看中国学者的美国历史研究?
  朱克曼:大约七八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那时拥有语言天赋、有能力抛开翻译直接以英文文献做第一手研究的年轻历史学家,数量正在递增。在天津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许多中国学者竭力向外国学者表达工作的艰难:图书馆只有一些最基本的二手资料,馆藏的原始文献更是少得可怜;很多文献都已经电子化了,但只有少数经费非常充足的大学才有能力购买;而将中国历史学家送到美国档案馆做研究本身,也难以解决中国美国史发展的实际问题,毕竟出国深造机会难得,花费又高,是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这些问题带来的结果是,在天津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因为无法获取第一手的基本文献而为此吃尽苦头,即便论文有精彩的洞见,少得可怜的材料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论文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
  而如今,我却开始为中国的美国史学者引述文献的深度和广度深深折服。尽管我读不懂中文论文,但从你们所运用的脚注和参考文献都是大篇幅的英文论著,我就可以做出判断。相比数十年前,今天学者的著述旁征博引,引述也更为系统、恰当。除此之外,互联网的发展和便利已经改变了一切,大部分的美国学生和历史学家也都利用网络开展工作。就这方面而言,你们所运用的基本工具与他们并无分别。
  至于托克维尔,只要论及美国以外美国史研究的传统,他就是一个无从绕开的精彩案例。作为一个外国人,托克维尔对美国制度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剖析。这位法国贵族是想法别具一格的天才,他从美国民主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贵族生活,又从贵族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民主,举凡这些特殊的眼光都造就了他的成功。托克维尔既试图将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来理解,又站在法国贵族的立场看待美国,因而他得以捕捉到普通美国人所难以把握的要点。中国人、阿拉伯人、巴西人或俄罗斯人学习美国历史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机会看到我们美国人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令人兴奋的机会。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对本国情形的关注,并不少于他对美国社会状况的关注。同样地,我想中国的学生可以用中国的视野来理解美国社会,并用美国的情形反观中国的现象。
  接下来我想主要把目光聚焦到美国革命。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美国独立之初就曾指出, “虽然美国的独立战争已经结束,但美国的革命却才刚刚开始”。您怎样理解美国革命的起因(cause)、行动(conduct)和结果 (consequence)?
  朱克曼:贝林当然不会同意本杰明·拉什的看法,相反,他会把拉什挑剔而充满怀疑的立场视为一种志得意满的态度。不过贝林也不如他的学生戈登·伍德那样自鸣得意,后者将奴隶解放、女性解放、以及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件进步的发展都归功于美国革命时代的话语。对我而言,苦读拉什对美国革命主流叙事的挑战看似愚蠢,但却是反驳贝林关于“自由的蔓延”(contagion of liberty)以及伍德持续的、也是充满争议的维护美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关键。不仅如此,伍德是嫉恨法国革命的一个糟糕案例。他极端地试图相信,倘若法国革命(或者从冷战的意义上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那么美国革命就更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革命是要震惊世界,并且急剧地、戏剧化地改变国内和整个世界的面貌。
  对像伍德这样的美国辩护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美国革命给国内外带来的变革甚微。美国革命所缔造的新的共和国,大多数掌权者仍旧是革命以前的当权者。在美国革命以前,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已经是殖民地中最为富有的种植园主,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是波士顿的最富有的商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坐拥百余奴隶,占有良田万亩。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约翰·杰伊(John Jay),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以及从新英格兰到卡罗来纳的众多坚定的反英派,这些起义者在革命前都是杰出的律师、种植园主和商人。中央权力机构软弱无能,而各个殖民地的州自治政府与1776年以前政府的执政方式也毫无差别。虽然美利坚人也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但另一方面,并没有人被送上断头台,世界也没有闹个天翻地覆。
  基于上述几点原因,欧洲旧世界对英国殖民地的瞎闹腾根本不屑一顾。但是正如之前所说,像伍德这样的美国人,既想要分得蛋糕,又要好好地享用蛋糕。他们想要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最富裕、最反对革命的国家中得到安全与特权,他们也知道在这样的国度里,底层人民永远无法与上层社会在同一轨道。与此同时,他们追求与革命紧密相联的、令人振奋与满足的男性气质,他们因而幻想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一样激进。
  戈登·伍德指出,美国革命是一场社会剧变,不只在法律意义上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也真正地改变并塑造了美国;其摧毁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同时,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社会。您是否认为他的论断过于自信?
  朱克曼:唯有那种混淆观念与行为、满脑子只塞着精英式的诡辩观念,并蜗居于象牙塔之中的学者,才会想出和伍德一样牵强附会的革命概念;也唯有那种混淆精英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现实,在上流社会流连忘返的历史学家,才会认为革命中存在这种夸大其词的转型。甚至在这种混乱的语境中,伍德也只有通过一种对殖民地社会荒诞不经的误读,来维系他的白日梦。根据伍德的说法,革命之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是一个典型的君主制社会,人人安于本分,顺从上级、威严视下,等级制弥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正是在这种对美国革命前的社会生活的想象中,伍德才能使用1776年后才出现的政治上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经济上的机会主义与进取心来定义革命。
  然而伍德的幻想毫无意义。须知从殖民地建立之初到独立战争,大部分的殖民地允许绝大多数的男性参与选举,而这种普选的权利在欧洲既不存在,也难以想象。几乎整个殖民地时代,绝大多数人拥有土地,而这种财产分配在旧世界闻所未闻。纵观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在每一个殖民地,出身贫寒之人都试图通过努力和才智,获取权力和财富,而其中有许多人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贵族会去打击这些普通人的雄心壮志。除了新英格兰地区之外,没有任何官方教会强制规定他们的信仰。他们早就已经确立了自治,能自由地崇拜上帝,进取心从未得到束缚,美利坚人根本无需苦等美国革命来解放他们。1776年以前,英属北美殖民地早已是当时西方世界中最自由也最民主的地方;若以人均所拥有的财富来看,殖民地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富饶之地。因而,伍德不得不歪曲美国革命以前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代的生活,以便凸显美国革命的激进性。《独立宣言》的话语并未给奴隶带来自由,也没有使妇女赢得选举权。毫无疑问,它的话语没有直接给殖民地社会的各个阶层带来任何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而只是被留存下来,为后世争取权利和自由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文本。直到今天,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妇女仍旧没能获得《独立宣言》开篇所许诺的平等。你委婉而善良地询问伍德是否过于自信。依我看,他其实是深陷一厢情愿的幻梦中无法自拔。
  对这个问题,其他研究美国革命的历史学者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朱克曼:美国历史学家对这种所谓的变革投入了过多的精力与热情,也对当时的政治做了大量研究。他们通常在自己研究时段找到决定性转折点,并把它们与当时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在伍德发现美国革命的转变之前,研究美国革命的历史学家早已认同革命具有剧变的效应,他们不断地坚持、确认并说服自己接受这一观点。但是从大量案例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从日常生活到严肃的政治生活等诸多方面,革命以后的美利坚人并没有脱离原先的生活轨迹。他们吃着同样的食物,穿着同样的衣服,建造同样的房子;要说真有些许变化的话,也仅仅只是像1750年或1770年那样生活中紧跟英国的时尚潮流罢了。那些关注家庭关系、婚姻与儿童教育的研究者发现,美国革命后的此类社会关系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摆脱英国影响的变化。有些研究者甚至发现,许多妇女的生活变得更糟,奴隶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
  独立前夕的美利坚人曾预言,一旦摆脱英国的殖民控制,美国的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出来。但是,这个新生国家宣告独立之后,至少经过了半个世纪,美国的文学,艺术,建筑、音乐、医药以及科学才有所发展,而这些变化也与美国革命没有直接关联。轧棉机(cotton gin)开启了全新甚至更为残酷的种植园奴隶制,但它的发明与1776年的美国革命关系不大。定期的邮轮(packet ship)和伊利运河(Erie Canal)的挖掘,使纽约取代费城成为新世界最重要的城市,这与美国革命也没有直接关联。在内战之前,铺设铁轨,建成更为宏伟、超越欧洲的铁路网络,这更是与美国革命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十九世纪美国发生的种种变革与美国革命的关系均是如此。重大变革发生在1776年之后,而不是之前。只有少数虔诚的革命信徒才能在内战前的美国历史进程中找到美国革命精神的缩影。
  在您看来,美国历史较之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朱克曼:美国历史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的延续性。除了内战,我们的历史几乎没有过任何断裂。尽管自知历史短暂,或者说至少比那些作为参照的国家的历史要短得多,然而我们却有把握说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国家。我们在2016年看到的世界与1607年詹姆斯敦(Jamestown)的冒险者和1620年普利茅斯(Plymouth)的信徒所看到的世界并没有太大分别;我们感到自己与生于1706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血脉相连,并认为自己与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托马斯·杰斐逊一样同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我们的政府一以贯之,从未被推翻。尽管在内战时期,我们险些推翻了自己的政府,但最后携手共进,转危为安,不仅恢复了试图脱离北部联邦(Union)的南部各州的权利,而且也将当时的反叛者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视为最了不起的美国人之一。我们确实废除了历史上的奴隶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把种族等级制度完整地留存下来。
  与我们国家相比,许多国家吹嘘自身的历史悠久,而它们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却充斥着分裂与断层,毫不例外地缺乏连续性。英国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却充满了外族征服、王朝更替以及君主复辟。法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有十分光荣的传统,却也饱受分裂之苦:近代以来,法国大革命引发社会剧变、拿破仑几度沉浮,帝国、共和国与维希政府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时至今日,没有法国人能够或者愿意认同所有这些政权。同样地,今天没有一个德国人会同时认同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也没有人会同时承认冷战时期分裂的东德和西德,除此之外,还把自己看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换言之,没有一个欧亚国家能够拥有如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延续性。中国的历史远远要比美国悠久得多,然而在过去的千百年间,王朝几经更替,历史也不断被重塑,共产主义革命更是彻底改变了这个古老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所看到和认识到的中国,与五十年前的中国,已然有了天壤之别。
  美国公民与其历史的直接关联远远超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心甘情愿地将亨利·福特(Henry Ford)、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视作我们同时代的美国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建国之父和移民祖先们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我们聆听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警句,也阅读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至理箴言,麦片盒子上也印着他们的画像。我们创作以他们为主题的电影和百老汇音乐剧,但并不把这些大众娱乐作品单纯地视为古装戏和历史剧。我们相信,这些伟大的人物始终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眼中,他们与我们共度时光,伴随我们左右。时至今日,我们仍旧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相信,在他们的时代里也曾处理过一样棘手的问题。而且,倘若真的像伍德所说,美国革命改变并塑造了一切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对他们有这种亲近感。
  伍德认为,美国革命将美利坚人一夜之间得以成为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现代人,您怎么看?
  朱克曼:在早年史学生涯中,伍德钟情于分析“美国悖论”,探索美利坚人的受害妄想症。可是顺着这种思路走下去,伍德却摇身一变成了拉拉队长,为一个从不曾存在的美国大声欢呼。事实上,他所赞美的美国革命好像并没有经历太多抗争,他的历史叙事里显然只有富裕的白人男性,此外再无其他。他对美国例外论话语做出了了不得的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贡献。伍德的作品赋予了美国以一种最为民主的、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精神,仿佛带有这种奇妙个性的美利坚人从一开始就对种族、性别歧视和帝国主义茫然无知。
  然而很奇怪的是,伍德的论证也有反例外论一面。他反对处理美国革命的传统方式。他不愿意继续把美国革命看作一场保守革命,一场保持了令人惊叹的社会秩序而没有陷入血腥残酷内战的革命,一场从未希求用政治清洗、公开的政治审判或是文化革命来巩固自身的革命。伍德坚持认为,美国革命与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革命十分相似。原因不在于它具有例外性,没有下定决心去完全彻底地推翻政府或是诱导公民屠杀公民,而是它共享了其他革命的激进主义。对此我有点困惑不解,不知道伍德想要通过这个古怪而极富争议的举动获得什么。
  杰伊·菲利格曼(Jay Fliegelman)曾生动论证杰斐逊的自然权利言论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他当时必须向汇集各州代表的大陆会议大声宣读这份文本,而为了达到出色的演说效果,杰斐逊重申了“人人平等”的道德说辞。就杰斐逊与他的黑人女仆萨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的情人关系以及他在《弗吉尼亚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里对黑人的评论看,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即《独立宣言》里的“人人平等”只是政治表演的话语?
  朱克曼:《独立宣言》当然是一场表演,这一点无可厚非。它用人人平等的话语论证了抵抗和反叛的合法性,鼓舞人心。自1776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独立宣言》如绕梁之音,不仅始终伴随着美国的历史进程,而且更是响彻了世界各地。然而《独立宣言》的话语对奴隶制而言,不过只是空谈。杰斐逊根本不想释放自己手中的奴隶,也对未来更大范围地解放奴隶畏缩不前、心存恐惧。他并不相信奴隶与我们是平等的,只是喜欢用艰深晦涩的政治理论掩饰自己的看法罢了。另外,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杰斐逊直截了当地说奴隶低人一等。他曾经公开表示,如果奴隶获得自由,黑人和白人将无法在合众国和平相处;只有黑人维持奴隶的身份,才有可能与白人和谐共存,否则势必诱发一场种族战争。不论生前身后,没有一个杰斐逊的奴隶得到释放。相反地,许多切萨皮克地区的种植园主却主动地释放了他们的奴隶,甚至有些人成千成百地释放奴隶。仅乔治·华盛顿一人就释放了数百名奴隶;不仅如此,华盛顿还劝说自己的妻子玛莎(尽管她心不甘情不愿)也这么做。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给杰斐逊贴上伪善政客的标签。这样的处理太过简单轻巧。无法否认的是,杰斐逊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历史人物。倘若将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虚伪”,我们就很难看清在他身上谜团般的复杂与矛盾。其复杂性是如此引人关注,以至于难逃伪君子之恶名。杰斐逊打从心底里觉得黑人恶心:他们浑身散发恶臭,没有想象力,缺少才情,无法条理清晰地理性思考。那么,与其简单地断言他是一个虐待可怜奴隶女孩的伪君子,还不如想想他为何要和赫明斯这样一个黑人女孩保持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情人关系,显然讨论后面一个问题更为有趣。他怎么做到既一次又一次地和她在夏洛特维尔的宅邸中共度良宵,又不厌其烦地声称她的族人令人生厌?杰斐逊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只是想和一个黑奴女孩发生性关系,他没有必要如此专一地和同一个人保持长达数十年甚至更久的关系。显然,他在赫明斯身上发现了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把她当作泄欲工具,但他又发现了什么呢?当他在《弗吉尼亚笔记》中论及她的族人时,他如何做到对他的所见所感无动于衷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对杰斐逊而言,仅仅口头承诺废奴更是轻而易举。这也是绝大多数建国之父的做法。富兰克林,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潘恩,他们与杰斐逊出生入死,他也确确实实地尊敬和仰慕他们。奴隶制被他们视为共和国的污点和对启蒙精神的背弃。杰斐逊作为美国驻法大使前往巴黎时,具有启蒙精神的朋友们纷纷敦促他加入“黑人之友”协会(Les Amis de Noir)。作为他们眼中的同道中人,杰斐逊加入该组织理所当然,然而他多次拒绝。而且在此之后,他并没有改变这一态度。杰斐逊曾收到了成打的信件,多是请求他协助废止奴隶制、允许奴隶主释放作为个人私产权利的奴隶。回信中,他在总是借故时机未到而予以推托。任职弗吉尼亚州总督期间,他拒绝将自由释放奴隶(manumission)合法化,理由是公众舆论尚不成熟。直至离职那年,其合法化进程再也无法遭到他的阻拦,一项有关授权奴隶解放的法律得以在议会顺利通过。
  那么,在您看来,“公众舆论尚不成熟”这一理由站得住脚吗?
  朱克曼:问题不在于公共舆论尚不成熟,而在于托马斯·杰斐逊本人。他对公共舆论的审时度势并不是出于个人政治生涯的考虑,而只是反映出其根深蒂固的观念。他拒绝支持自由释放奴隶,拒绝加入“黑人之友”协会,并非为了粉饰自己的履历、为总统选举铺路,因为那个时候尚无公开的总统选举。他坚持称废奴的时机未到,并非是为了推进其政治前途的策略,而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他的道德信念和价值判断。一提到释放奴隶,他就惶恐不安。“公共舆论尚未成熟”,实际上只是他用来掩饰自己不作为的借口:因为自由释放奴隶明明是可行的,而且此后不久,奴隶解放就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因此,给杰斐逊扣上“虚伪政客”的帽子,批判他的自然权利言论为一场令人尴尬且索然无味的表演,这都没问题。但是那些轻蔑的指责,并不能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美国历史。因为这些指责既妨害我们提出问题去更好地理解他,也阻碍我们追问他的矛盾行为:为何在明知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他宁可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言行不一。尽管他固若顽石,对废奴的事业也不愿意动一根手指头,但他还是认为奴隶制是对人和上帝严重的冒犯。他说:“当我意识到上帝是公正无私的、他的正义之心不会永远沉睡,我就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颤抖不安。”他很清楚,“在这场竞赛中,全能的上帝不会站在我们一边”。
  相比于恐惧上帝之怒,杰斐逊更害怕的是历史的审判。他坚信历史会严厉地审判奴隶主。在他心中,历史的地位举足轻重。为了留名青史,他不惜与他的国王、教会和总统决裂。当自认为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时,他会毫不畏惧地反抗强权,站到公共舆论的对立面。然而当意识到他在败坏历史清誉时,他却并没有停止为奴隶制辩护。到了晚年,他甚至已经放弃了早年的托词和借口,连那些反对奴隶制的抽象原则也不怎么谈了。在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中,他甚至没有运用自然权利话语,也完全没有要发誓忠于美国最初设计的理念,即便这个国家的“出生证”也是他草拟的。保存奴隶制成为了杰斐逊唯一真正的首要目标。由此出发,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一个立场鲜明、热衷于支持州权的人。
  说到杰斐逊,我想顺带提及美国革命时期中与杰斐逊命运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汤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早在1775年,潘恩就曾公开指责奴隶制——对此,理查德·金贝尔(Richard Gimbel)曾经开玩笑般地指出,倘若潘恩当初没有被边缘化,就不会有后来的美国内战了。您如何回应这一观点?
  朱克曼:金贝尔的说法令我难以置信。我无法想象一个国家会因为某个公然反对奴隶制的雄辩作家而改变它的集体思维。即便是在1775年,潘恩也并非特立独行之人;其他的作者,例如本内泽(Benezet)和伍尔曼(Woolman),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将奴隶制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时名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则继承了他们的工作。在美洲,没有人能够比富兰克林更受尊崇,然而在梅森-狄克森线(Mason-Dixon line)以南,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即便潘恩被人认可,甚至成为主流声音,他也很难突破富兰克林当年面对的困境。毕竟任何纯粹的作家都很难成功地说服南卡罗来纳人或者弗吉尼亚人,为了某种看似冠冕堂皇的道德说辞,而罔顾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些人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与奴隶制挂钩,即便是潘恩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当然,潘恩有可能比富兰克林更为强势,更能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如果他是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或许绝不会像富兰克林那样向奴隶制妥协。潘恩毕竟不是那种会妥协的人。他比富兰克林鲁莽得多,也激进得多。但是,一旦拒绝妥协,他的反对意见可能毫无用武之地。因为代表由州投票选出,他的声音可能被宾夕法尼亚代表团的其他人所淹没。他的投票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除此之外,不愿妥协的性格会促使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会因此既被排除在任何严肃讨论之外,也不会对他们的审议产生任何影响,就像坚持成立一个超乎他人想象的强势中央政府的汉密尔顿一样,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他很可能退出制宪会议,就像发现自己无法动摇这些人的想法的汉密尔顿一样,而后选择退出。1787年之夏,独立大厅中的每一个人已经就以下事实达成共识,即倘若要形成联邦政府,就要在新宪法中对奴隶制问题达成妥协。
  也就是说,这一反事实假设值得玩味。在新政府的成立一年之内,富兰克林去世,他是建国之父中唯一坚定地反对奴隶制的人。正如你所问的,倘若潘恩没有被边缘化,事情将会如何发展?
  潘恩可能再活数十年,激烈地谴责奴隶制。即使只是一个人,但是他的尖锐反对意见,也许会瓦解建国之父们意欲让奴隶制地位永固,并令其成为美国宪法重要部分的长期阴谋。也许潘恩并不是孤军奋战。假如他仍然受人尊敬,别人仍然认可他在美国独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那么其他人很有可能受到潘恩的鼓舞。大多数北方的联邦主义者领袖,比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翰·杰伊(John Jay),还有其他一群人,都以一种谨小慎微、保持距离的方式,与奴隶制进行抗争。如果潘恩替他们打了掩护,这些人也许就会鼓起勇气,站出来公开反对奴隶制。甚至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南部联邦主义者领袖,也会在个人层面乃至公共政治层面上反对奴隶制。也就是说,潘恩在个人意见和政治取向上均反对奴隶制,这可能会带来有趣的结果。我并不认为这种反对意见会影响美国内战的爆发,但是我确实相信这会使得奴隶制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备受争议。实际上,在获得广泛影响之前,废奴运动已持续了几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奴隶制并没有遭遇过任何大规模的挑战。废奴被视为一种危险的新事物,而废奴主义者似乎只是一群臭名昭著的麻烦制造者。如果潘恩这个麻烦制造者在美国革命以后备受尊敬的话 ,我们的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2

旧文章ID:14579

中美智库联合发布报告:逾六成美国民众反对本国退出巴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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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新网

  中新社波恩11月11日电 联合国波恩气候大会正在举行。中美智库在此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逾九成中国民众支持政府继续落实《巴黎协定》,64%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这份由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和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美两国多数民众支持本国签署《巴黎协定》,向低碳及新能源路径转型。两国民众对本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开展的行动均表现出支持态度。
  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主任莱斯维茨表示,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已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民众仍然支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报告显示,中美两国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都有较好认知和理解,但中国民众的表现好于美国。根据报告,在中国94%的民众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占比高于美国23个百分点;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忧的中国民众占比达80%,在美国这一数字为64%。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联合发起人王彬彬称,这表明随着极端气候事件增加,中国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有了更现实的理解,也表明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传播工作收到实效。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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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中美命运并非“跷跷板”关系

作者:赵明昊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总统刚刚结束首次访华。此次行程恰逢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此同时,特朗普也为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而努力。中美关系需要被重新界定,进而确保“让两国共同伟大”。
  显然,世界正在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美国。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纲,希望大幅调整移民、税收等政策,并且展现出从全球事务中不断“退缩”的态势。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退出致力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朗普还威胁撕毁2015年多个大国共同达成的伊朗核协议。
  无论是特朗普的总统就职演说,还是今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都展现出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以强调“主权”的双边方式取代多边主义的倾向。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Philip Stephens用“好战的孤立主义”来描述特朗普的作为。
  相较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中国也在经历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在建立创新型经济、推动金融改革、应对老龄社会等方面存在重大挑战。在政治上,“党的领导”正得到全面加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出现西方所期待的“自由化”。中国大力推动军事改革,旨在建立一支“能打胜仗”的世界一流军队。
  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出越发积极主动的姿态,一方面更加坚定地维护领土和主权权益,强调绝不会拿核心利益做交易;另一方面,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大力参与和引导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这些政策方针。
  中美两国自身发展走向的变化,势必带来中美关系的新一轮转型。2012年,习近平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其目标就是防止华盛顿和北京陷入某种“战略对抗”。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挑战是巨大的。2017年9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毫不掩饰地表示,2025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
  的确,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共存”关系正变得越发困难。但是,有理由判定,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比大多数人预料的要更加稳定。习近平与特朗普之间保持着有效的沟通,他们今年4月共同决定设立的中美“全面对话机制”运转良好。双方实际上都希望能避免一场贸易战,以及防止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失控。
  然而,仅仅靠“不做什么”并没能确保中美的持久和平,双方需要大力地拓展合作。中国越来越富裕的中产阶层对购买美国商品、技术和服务充满兴趣。而美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更新也可以借助中国企业。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大有前景,包括液化天然气、清洁煤与核电技术等。
  尤其是,“一带一路”可以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遇。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带来更多的贸易空间。未来15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高达26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美国柏克德工程公司、哈里伯顿公司、卡特彼勒公司等企业完全可以参与其中。
  实际上,通用电气公司已与中国的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在巴基斯坦、沙特等国承建电站项目。通用电气公司还与中国的丝路基金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展开联合融资项目,涉及电网、新能源、油气开发等多个领域。这必将为美国产业工人带来更多就业岗位。
  此外,中美还可以加强在阿富汗事务等方面的合作。8月,特朗普公布了应对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阿富汗需要建立自主的、可持续的经济,以避免那些年轻的阿富汗人靠打仗谋生。中国为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并帮助培训农业、水利、医疗等人才。
  总之,即便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中美仍然存在很多合作的空间。两国关系并不能被朝鲜核问题所定义。美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之间并不是“跷跷板”的关系,双方应该思考如何共享权力、共担责任。(作者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11/12   发布时间:201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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