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龙  来源：中美聚焦

　　当今世界出现了三组重要的互为因果关系的现象：中国在世界变革中崛起，世界因中国崛起而深度变革；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使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充满变数的世界秩序使美国不断丧失国际公信力；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有益于全球秩序演化的健康取向，全球秩序的顺势变革将为中美关系良性互动创造利好条件。
　　上述现象关系到中美关系能不能既有竞争、又能管控，同时更多着眼于让合作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这是世界的期盼，更是中美两国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和智库等各界人士无法回避的历史性问题。历史已经明明白白地提出问题，赋予责任，提供机会。让秩序更健康，让社会更稳定，让人民更富裕，让中美更伟大，中美责无旁贷。
　　中美关系是立足于创新发展的时候了，应当在思维、理念、内容和形式上推陈出新，重新了解、研究、认识和对待彼此。与历史上任何大国兴衰及权力变化的情况不同，中美可以创造新的历史。习近平主席讲，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美方高层也在思考今后50年的中美关系。
　　要把中美关系放在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大趋势下考量。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恐怕是两超多强的格局。两超基本确定，中美力量差距在缩小；多强是动态性的，但其本身的力量与中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两超多强的格局趋势加速了美国时代的消失，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多极化趋势，更与冷战时代两大阵营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对抗未必成为两超关系的主流，诸强也无需选边站队。大国关系的主打方向应当是合作多于其他。
　　这一判断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以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作为国际关系考量的主要依据，与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家炫耀武力形成鲜明对比。它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时代不同了，相互依存已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更在安全、人文、信息、金融等众多领域有充分反应，全球化的特征只会越来越强。全球治理需要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和共同体才能少走弯路。任何国家都很难例外。
　　把中美关系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考量，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景：中美不是地缘政治中的A角和B角，而是全球治理和秩序演化进程中的双中锋。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两国都认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世界担当和引领的较量，对秩序和规制演化的竞争。中美两国的对话已兼具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性质和意义。在A角和B角关系中，A为主，B为备，它们地位不平等，作用有区别。而在中美关系中，任何一方都不应成为另一方的配角或替代，作为双中锋的二者同属一个团队，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团队。双方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与其他成员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只不过由于国情和国力，中美两国发挥的是中枢作用。

来源时间：2017/10/6   发布时间：2017/10/6

旧文章ID：14302

作者：李雅洁编译  来源：中评社

　　美国控枪历史久远，但举步维艰。大规模杀伤性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且一次比一次更骇人听闻，民众愤怒之情也屡次被激起，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为什么长远以来控枪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卫报》记者Tom McCarthy发表社评做如下分析：
　　周日晚上在拉斯维加斯大开杀戒的枪手有个名号“超级持枪人”—美国约有七百七十万人拥有私人枪枝的数量在8到140支之间，他是其中之一。
　　大家还不是很了解斯特凡帕多克这个人和他的动机。但是他竟然那么容易持有那么多军火—据警察称有42支枪和几千发子弹—又让人们从新开始思考这个超然美国多年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没办法有效控枪呢？
　　看看澳大利亚，1996年发生过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政府强制性回购六十多万支长枪并颁布了一项禁令，有效规避了大规模枪击和死伤事件（虽然原本类似事件就很稀少）。为什么美国不能这样做呢？
　　从一种角度来说，答案极其复杂。这涉及到强大的枪枝游说团体，政治党派偏见，美国公民手中已经持有数以百万计的枪械，以及大规模杀伤性事件虽然骇人听闻，但也仅仅代表了枪击死亡事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美国国民对枪械的痴迷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答案又相当简单。如果民众认为非常需要控枪，那么政府实际上就可以采取控枪行动了。“如果民众认为国会毋须作出改变，那么国会就不用改。”奥巴马在2014年6月说过这番话。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美国枪枝拥有者—74%—认为拥有枪枝的权利对他们的自由“至关重要”，而只有44%的人认为，和法获取枪枝的容易程度对枪枝暴力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分歧只会越来越大。
　　在这次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枪击案之后，关于美国控枪的辩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为什么愤怒没有起作用
　　2012年12月，桑迪胡克小学20名六七岁的小孩子被枪杀，控枪反对者们非常害怕枪枝因此受到管控。国民愤怒之情甚嚣尘上，对枪枝从来不感兴趣的立法者们也瞬间开始关注起来。
　　两名参议员，民主党人乔·曼钦(Joe Manchin)和共和党人帕特·图米(Pat Toomey)发起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对商业枪支购买进行普遍背景调查，包括在枪支展览上购买以及网购。84%的美国人赞成这样的法律。
　　但在参与了有关该法案的初步谈判后，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并谎称该法案的最终目的是国家枪支注册。四名民主党人倒戈，没有足够多的共和党人出来支持，立法最终没能进行下去。“枪支游说团体和他们的盟友完全是撒谎，”奥巴马在一次玫瑰园演讲中愤怒说到。
　　枪枝管制的“成功”之处
　　美国国会通过的最后一项控枪法案是1994年的攻击性武器禁令，该法案有10年的日落条款，并允许于2004年到期。大众认为这一禁令没能撼动美国枪枝问题，在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支事件，其中包括2万多人饮弹自尽。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据，每年枪杀案里边，只有3.55%起案件使用了包括步枪在内的攻击性武器。
　　虽然国家对枪支管制的关注总是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升温，但大规模枪击事件每年只占美国枪击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相反，枪支暴力主要集中在该国最贫穷、种族隔离最严重的社区，非洲裔美国人只占总人口的13%，但却占了受害者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全是全国步枪协会的错吗？
　　2013年普查购枪背景法案的失败能看出美国步枪协会是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奥巴马说:“这是政治问题，他们担心在未来的选举中，只是少数的枪支拥有者来支持他们，”奥巴马谈到不敢支持这项法案的参议员们。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超过六名全职的联邦说客，并声称拥有500万的基层会员。更重要的是，美国步枪协会成员以政治活跃着称——在公开会议上露面，用电话轰炸国会办公室，以及参与投票等。
　　然而，在支出方面，全国步枪协会甚至还没有进入前50名，并且他们的影响力也可能被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政客和枪支管制运动者所侵蚀，他们的论点和组织本身正在受到质疑。
　　枪支管制是什么样的?
　　美国有效枪支管制措施的一个障碍源自于需要采取何种行动的分歧。专注于一种新的军事化武器禁令可能会削弱目前高发行量杂志的潜在禁令，后者可能更有效限制大规模枪击事件。研究人员还呼吁加大对威胁评估和干预项目的投资。社区倡导人士敦促为本土项目提供更多资金，以减少与帮派有关的谋杀。健康专家敦促公众认识到心理健康问题是枪支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有的枪枝是不是过多了？
　　据上一次统计，全国现有枪枝数量为2.65亿，平均每隔成年人都有一支以上的枪。这意味着，在美国，任何新的枪支管制措施都是在对抗一个可怕的现实，对抗一个已经充斥着枪支的国家。这一现实是枪支倡导者的核心主张，即新立法限制枪支拥有权不会提高公众安全度，反而会将枪支拥有权推向违法边缘。
　　美国枪支的神话
　　像《美国枪支：美国10支火器的历史》这样的书开篇就清晰地阐明了美国枪支辩论的一个不为外行人所知的特点。辩论的范围很广，比如宪法的制定者们是否将美国持枪的权利写入宪法第二修正案，作为对私人民兵的保护；作为对国家革命根源的肯定；作为对神圣个人权利的承认；或者上述的所有都包括。从革命战争到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到对西部荒野的驯服，到批准反政府的美国个人主义，美国历史上充斥着枪支。未来也会如此。

来源时间：2017/10/6   发布时间：2017/10/6

旧文章ID：14292

作者：刘鸣  来源：BBC

　　【作者按：文章是2012年写的，地缘政治思路仍然浓厚，金正恩的核导发展可能又改变了我某些想法。找机会再写一篇。认识需要稳定，不应该经常随风变。】
      朝鲜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60年，但有关战争爆发的原因，中国作出参战决策的各种因素、其正确性、战争对中国利益的得失等争论至今仍然余波未散，特别是随着一批又一批美俄中解密档案的面世，给学者有了进一步解答长期以来萦绕在脑海中的各种迷团的机会，也有了重新检验与反思过去研究成果的余地。
　　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才得以能够不再重复几十年来我们各种教科书和宣传资料所言之凿凿，因政治需要而制造的谎言：即战争发起方是美帝国主义，不是金日成代表的朝鲜。当然，这种否定仍然是羞羞答答的，但这是中朝关系的现状所决定的，中国领导人目前还无法完全超越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制约。
　　战争性质复杂
　　确认战争的发起方，并不由此就得出结论，当年朝鲜发动的就是侵略战争。从理论上讲，1948年朝鲜半岛成立的两个政府都有其合法性，特别韩国政府是由联合国组织的普选建立的。因此，任何外来力量颠覆这个政府，非法进入它所管辖的疆域都是侵略行为。但是，冷战初期的国际政治又是十分复杂的。当时，无论是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所提出的“重建朝鲜成独立国家”的方案，还是后来苏美联合委员会的活动和联合国成立的 “朝鲜临时委员会”，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然而，美苏在南北朝鲜都扶植了各自亲它们的政治力量，所以，在美苏加大在欧洲地盘竞争的大背景下，南北朝鲜已很难通过普选来调和当时两个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政治势力，使它们在一个政体中共存。从这个意义上讲，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和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是一个反映了部分朝鲜人意愿的战略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显然并不愿意金日成在中国刚刚建立政权之初就把中国拉入到一场战争中去。但在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发动战争的计划，并把中国的同意作为附加条件后，毛泽东在金日成的强烈要求下，出于履行国际共产主义义务的考虑，才勉强同意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可能也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统一指日可待的大好形势有密切关系。他也可能认为，中国没有理由拒绝朝鲜挟美国退出整个大陆之势，一举完成朝鲜革命任务的正当要求，而且，朝鲜革命的成功会彻底改变东亚地区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格局。但是，毛泽东肯定高估了当时的朝鲜的能力与斯大林的支持，忽视了美国的干预力度。
　　决策过程
　　如果讲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有两次重要的决策的话，那么第一次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决策，就必然孕育着第二次参战的决策。因为，毛泽东在1950年5月13日与金日成会谈时已经表明：如果美国人参战，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当时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去军队。当然，即使1950年毛泽东没有这个第一次的决策，那也仅仅是推迟了这个进程，到1951年，1952年，金日成仍然会通过斯大林要求中国支持朝鲜的军事统一的计划。1949年6月美军从南方的撤离和之后三八线附近频繁出现交火就已经为战争作好了铺垫，所以，战争的爆发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它是整个地区力量和革命形势互动的必然结果。而唯一可能避免这场战争的人是斯大林，他拥有战争的刹车阀。
　　从上述进程看，中国有关参战的决策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表面上看，在参战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高层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周恩来、林彪等都反对参战或对参战持保留立场，仅仅只有毛泽东力挽狂澜，力主参战。但实际上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个战略选择是逼上门来的结果。有人说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是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但更正确地说，毛泽东看到了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后对我们安全的威胁。中国从明清开始对朝鲜抗击外来侵略的支持，既是天朝对藩邦保护，也是唇亡齿寒的考虑，毛泽东熟读史书，自然明知就里。对于其他领导人来说，更理性地算了经济帐，或对中美的军事力量对比没有信心，更担心地是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革命成功的形势会彻底地毁于这场战争。
　　参战代价巨大
　　所以，对于参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为革命浪漫主义；也无必要对其决策进行过誉评价，这是现实性的安全应对。参战的代价是巨大的：中国在羽毛未丰，统一大业未竞的状况下，与美国卷入了一场大量消耗我国建设资源的地区战争，让正在从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撤走力量的美国回到了东亚，使其对中国实施了近20年的遏制战略，并使中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势头。
　　但从冷战时的战略对抗格局看，中国的战略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确保了朝鲜成为了中美两国的战略缓冲区，使中国的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无后顾之虞；朝韩的分治也避免了中国与一个统一的朝鲜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朝鲜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安全上对中国的依赖，提高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也成为了冷战后中美合作的主要领域；战争本身也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了解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领导人敢于与大国博弈的战略意志，划定了双方战略空间的红线。
　　中国的包袱
　　当然，朝鲜半岛的时空不是一直停留在历史的定格中。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和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后，朝鲜作为中国的战略资源的分量在下降，成为中国外交、政治与经济包袱的比重在增加。这很大的因素是来自于朝鲜战争遗产的停战机制和冷战结构。由于这种不对称的安全格局的持续，朝鲜借机发展了核武器，加剧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不稳定；朝鲜奉行的先军政治，使其与韩国时常发生军事摩擦；也使得其至今采取高度集权与孤立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政策，造成其人民处于极端贫苦和长期饥谨的状态。
　　但是，中俄仍然与朝鲜维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其中尤以中朝关系为主，强调传统友好关系，中俄在涉及朝鲜的外交问题上，仍然奉行着同情、照顾、不刺激的政策，中国在法理上也扮演着朝鲜的军事保护人的角色（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即使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很大的不满，朝鲜有时也想投靠美国来疏远中国；中韩都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和中韩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在对朝鲜的政策上，中国还不会完全站在美韩的阵营里。这是因为朝鲜半岛的特殊的政治地缘因素，它是大国战略利益的汇合之处，中国与美韩在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上仍然有着长期的竞争性。
　　确实，在看到朝鲜滥用中国给其的支持而使中国成为其外交人质的同时，也应该辨证地注意到，只要中国巧用其外交手段与影响，这些问题和负担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可以转化为中国的战略资产，主办六方会谈和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就是尝试这种影响的证明。当然，这种通过战争形式而赋予中国的特殊影响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朝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而逐步削弱。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安全困境而脱离一定的历史环境而全面否定或指责过去的决策。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17/10/6   发布时间：2012/6/25

旧文章ID：14290

作者：劳木  来源：环球时报

　　10月1日赌城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国内在震惊、声讨、哀悼和发出控枪呼吁的同时，也出现了让局外人匪夷所思的情景：与枪支有关的股价闻声上涨;在允许公开带枪的得克萨斯州，人们出门纷纷佩枪，在超市，在餐馆，在学校，在大街上，年轻人自不必说，连抱孩子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者，都把枪放在身体最显眼的位置，枪似乎被当成能降妖伏魔的护身法宝。
　　除了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得克萨斯州，其他一些可以公开带枪的州，像密西西比、威斯康星、犹他、俄勒冈等州也都有类似情况。
　　上述现象至少说明两点。一是美国民众真的被吓怕了。试想，欢乐之际，祸从天降，59死亡，500多人受伤，音乐会倾刻变成杀戮场，这对人心理的震撼无疑是巨大的。
　　媒体对美国枪击案严重性的集中报道，更加剧了民众的恐惧。过去8年，美国至少有10万人死在枪口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死于枪支(包括谋杀、自杀和意外)的人数超过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死于所有战争的人数;美国每10万人中就有2.91人死于枪杀，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这一比例是法国的55倍，日本的336倍。美国媒体悲观地预计，“如果说历史给我们什么指引的话，那就是很快将有更多人丧生”。
　　二是百姓对政府控枪禁枪不抱任何希望，因而对个人拥枪自卫看得更重。
　　枪击悲剧发生后，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称枪击案是“纯粹的邪恶行为”。但美国媒体形容他“只是空洞地打着官腔，呼吁民众保持团结，而完全回避控枪问题”。事实上，特朗普总统是不主张控枪的。半年前，他在出席全国步枪协会年会时就表示，过去8年民主党政府对枪支拥有者权利的侵犯已经结束，“现在你们在白宫拥有一位真正的朋友和支持者”。而拥有500万会员的步枪协会是控枪的坚定反对者，且具有呼风唤雨的影响力。在去年大选中，该协会给予特朗普大力支持。特朗普上任一个月后，就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控枪令，算是投桃报李。
　　美国控枪难，除了共和党的不支持、军火商的阻挠和步枪协会的强烈抵制，还有两大障碍。
　　其一，美国宪法1791年第二修正案规定保障公民享有持枪权。在宪法面前，任何控枪的政令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何况，美国目前共有枪支3亿多支，真要控枪禁枪谈何容易。
　　其二，主张个人拥枪自卫具有较广泛的民意基础。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美国民众有根深蒂固的拥枪自卫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允许人们持枪可以降低枪击发生的可能性，所持例证是，大多数枪击都是针对“无枪区”的人群，像学校，电影院，音乐厅，在那些地方，两手空空的受害者只能任暴徒逞凶，毫无还手之力。如果在场的人持枪，情况会大不相同。去年的一项民调显示，54%的人赞成让更多人合法持枪，用于自卫，不赞成的比例为42%。
　　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将武器而不是犯罪者妖魔化，而且试图利用悲剧来侵犯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当年里根总统遭枪击受伤后说，“不是枪杀人，是人杀人”。共和党的观点和里根的这番话，引起很多美国人的共鸣。
　　拉斯维加斯惨案扑朔迷离，案件正在调查中。最新报道称，枪击案真正的凶手不是此前认定的64岁的帕多克，而是IS。分析认为，帕多克没有犯罪前科，也找不出作案的充足理由，何况，凭他一己之力把那么多枪支弹药运进旅馆也不可想像。事实很可能是：IS早就选好了帕多克住进的那个房间作为作案地点，他们行凶后杀害帕多克，制造他自杀的假象，转移警方视线，然后逃之夭夭。
　　不论这种分析是对是错，但对美国美国人来说都是严重的警示：如果IS渗透进美国，搜罗不满现实者、仇恨社会者和同情IS者，并给他们洗脑，这对枪支泛滥的美国，祸患之大，将不堪设想。

来源时间：2017/10/5   发布时间：2017/10/5

旧文章ID：14301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近日，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震惊全球，“控枪议题”再度引发关注。参考消息援引美国《一周》杂志网站10月2日发表题为《美式野蛮主义》的反思文章。作者戴蒙·林克尔称，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个暴力国家；枪支的流行既是这种现实的表达，也是对这种现实的反应，因为人们选择武装自己来对抗可能会在任何时刻爆发在自己身边的野蛮主义。

真正令人惊愕的事情并不是美国的大窥模枪击事件正在迅速变得日益致命，而是与现实相比，美国竟然没有更加频繁地发生更加血腥的大屠杀。

想一想无处不在的人群：在城市街道；在体育赛事音乐会和电影院；在大学校园；在购物中心。成百上干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公共空间，他们手无寸铁，毫无保护，在先进的暴力技术面前不堪击而在我们身边，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的先进暴力技术可供购买。购买武器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扣动扳机，所需要的只是这样做的意愿。

不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任何时候经过这样的人群时，都不必经历周日夜晚在拉斯维加斯所爆发的那种恐惧——不管是作为受害者还是目击者。一些人也许会把这归因于人类本性善良，只有极其罕见的大规模暴力的肇事者才是异端。但是，鉴于几乎每一页的人类历史中都记载了那种血腥行为，笔者更倾向于把目光投向别处—投向那些绝对重要且几乎总是极其脆弱的文明准则。

在此类准则盛行并深深根植于文化之中的地方，凶杀暴力的爆发是极罕见的。但在文明薄弱或有相当众多的人拒绝其约束的地方，这样的爆发将更为常见、频繁。在我们的时代，在基本上和平、有秩序和富裕的西方世界野蛮主义的爆发一般呈两种式恐怖主义（即在拥有政治目标的情况下对平民实施暴力行为）或精神变态。

美国民众悼念拉斯维加斯枪击案遇难者 @视觉中国

从事大规横杀戮的恐怖分子这么做是因为相信野蛮主义的手段能够帮助推进自己的目标。精神变态者这么做是因为他的精神状态使其完全无法区分文明与野蛮。他生活在文明之中，却不是其中的一员。这种矛盾以致命的后果表现出来的一个途径是，精神变态者能够购买到只有高度先进的文明才能生产的武器。这种文明的产物使他能够以残酷无情的效率施以致命的暴力。

决定此类野蛮行为爆发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武器的可获得性。而另一个因素是动机：我们当中有多少忍怖分子和精神变态者？在9·11袭击之后的这些年里，欧洲遭遇到了数目更多和规模更大的恐怖袭击，而美国发生了更多由所谓“独狼”的精神变态者犯下的把国内屠杀。（不过事实上，如果我们——理所应当地——把国内右翼和左翼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恐怖主义道列入我们的袭击统计清单，那么美国和欧洲的差异就不那么显著了。）

事实上，美国是一个暴力国家，一直都是。从边远地区的无法纪和滥用私刑的“义务警员司法”，到种族隔离的南方不按司法程序杀人；从美国城市打破纪录的谋杀率，到对小学教室中的孩子和老师的冷血屠杀，再到把拉斯维加斯大道变成陈尸所，文明的外表在这里比其他地方要薄弱一些。枪支的流行既是这种现实的表达，也是对这种现实的反应，因为人们选择武装自己来对抗可能会在任何时刻爆发在自己身边的野蛮主义。

这是种可以理解的选择，但也正是这样一种选择，使文明更加徒有表，而且因为野蛮主义年复一年更具致命性、更加频繁地爆发，或将使文明的外表越来越危弱。

有了文明的准则和约束，没有什么是避免不了的。每次我们听到又一轮群体死亡的消息，便会重温这样的教训。然而，我们似乎无力打破这种轮回，无力作出向好的方向的改变，无力巩固文明生活的基础以抵御随时可能将其吞没的野蛮主义。相反，我们生产和购买越来越多的武器，把我们自己武装到牙齿。

是的，这可以理解，但也是极其愚蠢的。这是美国对于崩塌的文明做出的多少不那么文明的响应。我们所有人都将被迫接受其后果——我们中的一些人将不得不死去。

来源时间：2017/10/5   发布时间：2017/10/5

旧文章ID：14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