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使得枪枝管理再次成为焦点，BBC一组图表带您了解美国枪枝控管现状。
　　美国和其他国家比起来怎么样？
　　根据2017年的统计，大约4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拥有枪，或家中有枪枝。美国涉及枪枝的谋杀与误杀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2016年，美国有超过1.1万宗谋杀与误杀死亡事件与枪枝有关。

　　杀人罪包括谋杀和误杀。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统计数据有将正当杀人排除，正当杀人包含罪犯被警察所杀，或平民在特定的情况下所杀的人。
　　世界上的枪枝如何分布？
　　很难得知世界上有多少平民拥有枪枝，但根据各式统计，美国的2.7亿拥枪人数都名列前茅。
　　瑞士和芬兰是人均拥枪数最高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年满18岁的男性都必须强制服兵役。塞浦路斯、也门、奥地利也需要服兵役。
　　美国枪枝致死率如何降低？
　　根据美国调查杂志《琼斯夫人》（Mother Jones），自1982年开始，美国发生超过90起大规模枪击案。
　　2012年之前的数据，大规模枪击案的定义是在无差别滥射的情况下造成超过四人死亡或多人受伤。自2013年开始，定义改为超过三人死亡或多人受伤。枪击案的数据不包含与枪枝相关的犯罪，例如持枪抢劫或帮派暴力。
　　每年死于大规模枪击案的总人数仅占总数的很小部分。
　　在2015年，以枪枝自杀的人数几乎是被枪谋杀人数的两倍，以枪枝自杀的人数近年来仍在上升。以枪枝自杀的数字几乎占全美国自杀原因的一半。
　　根据2016年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刊登的研究，拥枪率高的州份与以枪枝自杀率高之间有强烈相关性。
　　枪手年纪多大？
　　在91起纪录在案的大规模枪击案中，枪手平均年龄是34岁。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枪手帕多克（Paddock）是当中第三名超过60岁的人。其他还有66岁的贝克（William D Baker），他2001年在伊利诺州枪杀5人。64岁的梅尔斯（Kurt Myers）2013年在纽约州枪杀5人。
　　最年轻的枪手是11岁的戈登（Andrew Douglas Golden），他在同学和老师离开位于阿肯色州的西区中学（Westside Middle School）时发动袭击。他的同伙是13岁的强森（Mitchell Scott Johnson）。事件造成5人死亡、10人受伤。
　　越来越致命的袭击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是近年来最严重的案件，死伤人数前3名的枪击案都发生在近10年内。
　　涉案的是哪一种枪？
　　军事型攻击枪械是最常在大规模枪击案中被使用的武器，例如奥兰多夜总会枪击案、康涅狄格州的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案。警方表示，在拉斯维加斯案发现场发现数十支步枪。
　　一些美国的州禁止攻击性武器，在2004年之前，这类型武器完全被禁长达10年。但根据FBI统计，大部分涉及枪枝的谋杀案与手枪有关。
　　买枪要花多少钱？
　　对来自拥枪不普遍的国家的人们来说，美国枪枝的售价可能相对便宜到令人惊奇。

　　在帕多克的酒店房内军火库发现的手枪约价值200美元，相当于一个Chromebook笔记本电脑的售价。而且这种手枪可以在枪枝店买到。
　　在帕多克军火库发现的突击步枪价值大约1500美元。
　　根据现场发现帕多克所持有的23件武器，及在他家中发现的19件，帕多克可能花费超过70000美元在武器和配件上。配件包括脚架、弹匣、弹药。
　　谁支持枪枝管制？
　　美国民众对枪枝管制的态度在过去60年内有戏剧化的转变。这份资料不够完备，但能看出支持度的转变。现在大多数人反对禁止手枪。

　　一些管制获得跨党派的民众支持，例如限制将枪枝卖给有精神疾病的人，或在“观察”名单上的人。
　　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在其他政策上就显出分歧，例如是否放宽平民携带隐藏式武器的权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最新言论表示，他会“随着时间过去，会谈论枪枝法。”白宫表示现在不是辩论枪枝管制的时候。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行的新枪枝管制法因为共和党的反对而困难重重。
　　谁反对枪枝管制？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RA）请愿反对美国所有形式的枪枝管控，并声称越多的枪枝让美国更安全。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是全美国最有势力的游说团体之一，它有足够影响国会枪枝政策的财力。
　　美国拥有枪枝的人当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成员。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更是受到亲共和党的拥枪者的广泛支持。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每年花费约3百万美元在关于枪枝政策的游说上。
　　这份表格只记录了美国参议院公共记录办公室（Senate Office of Public Records）公布的贡献给议员的数据。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在其他地方花费数百万美元，例如花钱支持反对枪枝管制的候选人的竞选活动。

来源时间：2017/10/5   发布时间：2017/10/5

旧文章ID：14293

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2017年12月5日，亚特兰大第六十任市长选举特别投票已经结束，6日凌晨，波顿宣布当选市长，但是另一位候选人诺伍德拒绝认输，要求重新计票。据初步统计，亚特兰大市共有92169选民投票，波顿得票46464，诺伍德得票45705，两位候选人得票相差759票。

 诺伍德要求重新计票。根据相关法律，如果两位候选人得票相差在百分之一就可以要求重新计票。伯顿对记者说，诺伍德可以要求重新计票，对她来讲，选举已经结束，她是下一任市长，马上就会组织过渡团队。她说，这是一次漫长的竞选；我期待那些没有支持我的人跟我同舟共济。这个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
 2009年，诺伍德以714票之差说给现任市长里德。自1974年期，亚特兰大的市长就一直是黑人。亚特兰大的人口构成一直在变化之中，黑人人口呈下降趋势。以往只要能拿到90%的黑人选票就能当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诺伍德在竞选期间民调一直领先，但伯顿把她描述成特朗普总的“粉丝”的竞选策略显然奏效了。

  2017年12月5日亚特兰大市长选举决胜轮投票结果：

 44年以来，亚特兰大不曾有过一位白人市长。近140年来，亚特兰大也不曾出现过一位非民主党人市长。2017年12月5日，亚城居民是否会见证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诞生？


  【编者按：亚特兰大是美国第九大城市，是美国东南的重镇，也是美国跨国公司和高等院校云集的城市。今年11月7日亚特兰大将举行市长选举。在正式竞选之前，一共有13个亚特兰大的政客和普通人宣布竞选下任市长，目前还有9人在苦战。如果在11月7日的投票中没有哪位候选人得票超过50%，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将在12月5日的另行选举中决一雌雄。美国的基层民主是怎么回事？市长是如何产生的？读者知道在美国竞选总统募捐不到数亿美元就不能跳入大选“火坑”，那竞选类似亚特兰大这样的大都市市长要花多少钱？这个市长有多大权力，能管多少事？《中美印象》编辑部在今后一个月将发表连续报道，记述亚特兰大2017年的市长选举，并试图通过对这次选举的跟踪报道让读者对美国民主的现状做出自己的判断。】

连载一：从铁路终点到山巅之城–亚特兰大历史简介
  亚特兰大坐落于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州，是州首府所在地，亦是美国第九大都市区。该城汇集了诸多高新科技产业与世界500强公司，凭借其所拥有的诸多朝阳产业与来自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的智力支持，亚特兰大是成为美国南部的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城市。2013年，美国《时代杂志》将亚特兰大评选为美国投资富人最想创业的大城市。亚特兰大不仅是一座年轻的工商业城市，亦拥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从奥克兰公墓中一座座墓碑上镌刻的静默碑文到集聚万人动用创新科技建设的百年奥运体育场馆，这座城市以其特有的方式向世人述说她的历史。（点击阅读更多）

(图片说明：《亚特兰大杂志》预测2017年市长候选人获胜机会，从左至右，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1/2；吉莎·波特姆(Keisha Bottoms)，1/4；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1/2；麦克·斯特林(Michael Sterling)，1/16；凯西·伍拉德(Cathy Woolard)，1/8；匡扎·霍尔(Kwanza Hall)，1/4；彼得·阿曼(Peter Aman)，1/6；温森特·佛特(Vincent Fort)，1/12。）
          
连载二：从平民之子到非裔巾帼–亚特兰大历史上的8位著名市长
  这八名市长分别是只当了一年的首位市长、任职时间最长的市长、冲破宗族隔离制度的市长、在亚特兰大修地铁、搞公交的市长、成功申办1996年奥运会的市长、还在为亚特兰大做贡献的市长、后来进了监狱的市长和要跟中国“拉关系”的市长。（点击阅读更多）

(图片说明：以历史上两位著名市长命名的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

连载三：黑人白人候选人都有—亚特兰大2017年市长候选人简介　
  今年9月初，美国亚特兰大市市长正式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结果最终尘埃落定。共有13位竞选者报名参加此次竞选，初步审查过后，有9名"达标"成为正式候选人。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历史上正式候选人人数之最。前亚特兰大市劳动局行政处主任，也是此次正式候选人之一的迈克尔·斯特灵（Michael Sterling）向媒体表示自己将尽全力准备这次竞选。"我将会尽我所能挨家挨户地敲门，给我所认识的每个人打电话，短信通知所有人，并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我还会建一个草根的拉票团队走遍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团队将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希望，竭尽所能，让所有人了解我这个人，让所有人都知道参加这次竞选的意义"。所有竞选者都在为今年十一月能正式"接棒"现亚特兰大市长凯西姆o里德（Kasim Reed而摩拳擦掌，希望做亚城今后八年年之内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道路上的领头人。（点击阅读更多）

(图片说明：这是亚特兰大地方电视台WSB2017年8月29日公布的民调数字）

连载四：亚特兰大市市长选举面面观　
   美国艾默里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欧文斯认为亚特兰大选举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该市的历史上的市长以及议会委员都以黑人居多。而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正式候选者席位中仍然不乏白人的身影。而曾在09年选举仅以714票之差惜败的白人候选人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也再次成为了本届竞选中的焦点人物。（点击阅读更多）

（图片说明：亚特兰大市区人口为44万，其中黑人占53%，白人占40%）

连载五：从9月政见之争到10月巾帼之争
  从筹款额来看，三位候选人均呈现较大幅度增加，但同时差距明显。截至目前（10月6日），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依旧是筹款数额最大的候选人，其筹款额从6月30日的近170万美元增加到超过200万美元。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则以超过134万美元的筹款额紧随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之后，其筹款额从6月30日以来增加了近34%，而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的筹款额则在短短三个月间增长了近66%，从66万美元跃升至超过118万美元。（点击阅读更多）

（图片说明：在2017年亚特兰大市长选举中民调领先的两位候选人，伯顿和诺伍德。）

连载六：多面巾帼候选人玛丽·诺伍德
  当巾帼之争面对绅士之争，当市长候选人玛丽面对总统特朗普，当她为多元性别群体发声，当她倾听华裔心声，玛丽究竟是"深柜"中的共和党人的"卧底"，还是身披民主党外衣的务实派，亦或是少数族裔之友，相信选民心中自有定数。可以预测的是，伴随选战进入到最后一周的倒计时，针对玛丽的批判和她将要面对的不利因素不会减少只会增加，而其他候选人则在一些议题上通过保持相当的一致性，在事实上形成了针对玛丽的反对派联盟。多面巾帼女将会如何因应？后续相关议题又将如何发酵？答案将在接下来的报道中揭晓。（点击阅读更多）

（图片说明：玛丽·诺伍德与亚特兰大部分亚裔选民代表见面后留影。）

连载七：亚特兰大2017年市长选举（七）：44年后的白人市长？
   民调数据作为一种量化参考，并不能完全真实准确反映全体选民的投票意向，除去未表态选民，各位候选人在选前的最后造势活动，也会继续对选情产生影响。最终的投票结果会怎样？时隔44年后，亚特兰大将再次迎来一位白人市长？明日市长大选投票，我们将与亚城全体市民共同见证。（点击查看更多）


连载八：2017年亚特兰大市长选举（八）：非裔美国人的保卫战与民主党人的复仇

   2017年亚特兰大市长选举的结果于11月8日凌晨出炉，选举结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具体表现在两位巾帼候选人，顺利进入到12月5日的最终决选。然而，先前民调数据一直不太引人关注的另一位白人女性候选人凯茜·伍拉德（Cathy Woolard）却出人意料的超越彼得·阿曼（Peter Aman），跻身最终排名的第三位，由此也造就了此次亚城市长选举最终三位女性候选人位列前三甲的局面，不仅彻底颠覆了历史上过往市长选举中男性候选人占据主导位置的传统，亦彻底改变了此次市长选举中的绅士之争的局面。亚城是否将迎来历史上的首位白人女性市长？本辑报道将目光聚焦此次市长选举结果。此外，本次亚城市长选举恰逢美国一些县市地方选举，本辑报道也将关注7日当天美国其他城市的市长选举。（点击这里查看更多）

连载九：捍卫亚城的“蓝天”：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对决？历史上，亚特兰大的市长一职长期为民主党人担任，百余年间，仅出现两位共和党人市长。此次亚城市长选举再现8年前的历史——自称为“独立人士”的白人 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与一位民主党党籍的非裔美国人候选人进入到12月5日的最终决选。不同的是，此次最终决选，玛丽要面临的是同为女性的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科莎不仅在此次市长竞选中得到了现任市长卡西姆·里德（Kasim Reed）的大力支持，在11月7日的选举结束后，她亦收获曾经的竞争对手的支持，突出的表现就是参选此次市长大选的亚特兰大市议员科瓦·霍尔（Kwanza Hall）公开表态支持科莎，彰显民主党人在面对最终决选即将到来时的团结一致。（点击这里查看更多）

连载十：白人再当家？
  与玛丽的庞大政治朋友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科莎政治朋友圈人数的寥寥无几。截至目前，除了先前公开表态选择站在科莎一边的科瓦·霍尔（Kwanza Hall）以及现任市长卡西姆·里德（Kasim Reed），以及一些州议会议员的支持外，科莎在近期只收获前任市长安德鲁·杨（Andrew Jackson Young）的公开支持。先前存在的均势选情的天平，在经历政界朋友圈的选边站队后，已然向玛丽倾斜。科莎尽管获得现任市长的大力支持，然而，这一支持对于科莎而言，究竟是提振选情的帮助，还是不利于选情的帮倒忙。从图表中不难看出，与现任市长关系破裂的三位政治人物：前任市长雪莉·克拉克·富兰克林 (Shirley Clarke Franklin)、现任市议员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与凯茜·伍拉德（Cathy Woolard）均选择站在玛丽一边。而其中凯茜的选择对于科莎的选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东部地区的选民在11月7日的投票日大多将选票投给了凯茜，而争夺这一地区选票成为11月7日大选日结束后，玛丽与科莎争夺的主要战场。就此战场而言，玛丽完胜科莎无疑。（点击这里查看更多）

连载十一：选举已结束，新市长却迟迟无法诞生
作为女性，科莎既是政界精英，又是拥有4个孩子的母亲。核心家庭的模式，让科莎展现出更多家庭与亲情的一面。在竞选过程里，科莎时常提到其与父母在一起的童年回忆以及自己哺育儿女的经历。在历次市长论坛中，家庭温情牌也是她最得心应手的王牌，为其拉近与选民之间的距离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科莎虽然得到现任市长卡西姆的支持，但不忘在贪腐问题上与其划清界限。面对玛丽阵营对其不透明与不明来源政治献金的指责，科莎并未自乱阵脚，而是选择以退为攻，选择不公开回应的同时，积蓄媒体力量与党内共识，着力塑造玛丽“共和党人”的形象，借此转移大众焦点。尽管科莎得到的政界公开支持者没有玛丽阵容庞大，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科莎及其团队在利用媒体方面，胜过玛丽一筹。

来源时间：2017/10/5   发布时间：2017/10/5

旧文章ID：14276

作者：  来源：中新网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1日晚间发生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再度引起美国国会新一波有关枪支管控的争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呼吁尽快展开枪支暴力的改革。与此同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表示，现在讨论枪支管控的立法还为时过早。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乡村音乐会的枪击事件，导致至少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为美国史上死伤规模最大的枪击暴力。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 资料图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3日在参议院院会上发言，响应其他民主党人的呼声，向共和党喊话要求在控枪问题上进行合作。
　　舒默在院会致词时说：“我们无法从地球上消除邪恶和疯狂，但我们可以尽能力所及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需要合理的改革，而这些改革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舒默还要求总统特朗普承诺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止一项能让民众较为轻易购买枪支消音器的立法。
　　“今天我在此呼吁总统站出来反对那项有关消音器的荒谬法案，并威胁如果必要的话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终止那项法案，”舒默说，“我还呼吁特朗普召集所有国会领导人，让两党清楚知道他已准备好，也愿意解决枪支安全问题。他应该要告诉他同党的同仁，现在该处理这个每年导致3万多名美国人丧生的问题了。”
　　这项有关民众购买消音器的立法由众议院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邓肯提出，即使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获得通过，还需要参议院至少8名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顺利将法案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众议院议长瑞安3日在记者会上说，这项(消音器)立法目前没有被安排在表决议程上。瑞安说：“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排进议程。”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要求展开枪支管控改革的呼声，瑞安在回答问题时没有谈到枪支暴力，不过他强调了精神方面的问题是这些悲剧背后的原因。
　　瑞安说：“我们从这些枪击事件学到的一件事，许多枪击事件底下透露了精神疾病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几年的时间来推动有关精神疾病的改革法案，这就是为什么众议院在一年前通过了心理健康的改革法案，而那项法案已经成为了立法。我们能看到问题和看到隐藏在这些悲剧背后的问题很重要，心理健康改革是确保我们避免这些事情的重要部分。这就是我们国会能做的，确保我们能防患于未然。”
　　尽管民主党人一再高声呼吁共和党采取合作态度，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两党在有关议题上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麦康奈尔也避开正面谈论枪支暴力的议题，“有关调查尚未完成，我认为如果要讨论立法解决方案的话，时机还不成熟”。
　　麦康奈尔说：“我认为将事件政治化很不妥当。调查还在进行中，我们应该看看最后结果是什么。与此同时，我们共和党现在的首要目标是税制改革。”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2日则呼吁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就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进行独立调查。佩洛西的计划提到，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将针对枪支暴力进行调查研究，并为国会提供立法建议。（原题为《枪击事件引发美国国会控枪争论 两党陷严重分歧》）

来源时间：2017/10/4   发布时间：2017/10/4

旧文章ID：14283

作者：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日宣布：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将于10月3日至6日赴美国主持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来源时间：2017/10/4   发布时间：2017/10/4

旧文章ID：14281

作者：何方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按：本文作者为《炎黄春秋》三老之一，10月3日凌晨去世。此文原发《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转发者时任责任编辑。当下朝核危机日益严重，官媒也已开始转变过去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看法，但仍远不及将近4年前刊发的此文的认知深度。现作者去世，转发以示悼念。照片摄于2014.9.24。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84号决议案内容，见联合国官方网站。

　　一、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
　　60年前的朝鲜战争，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朝鲜发动的南下“统一祖国”的战争。第二阶段才是中国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现在先从朝鲜战争的发动谈起。
　　按理说，发动朝鲜战争应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决定的事，但按当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则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在二战后所极力避免的一件事，正是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引发苏美大战。在朝鲜问题上，他也担心美国直接干涉，所以对金日成多次提出武装统一的要求，都一直没有同意。然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他误以为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决定拉上中国，万一美国插手，可以把中国推到第一线。
　　金日成按斯大林的意见来找毛泽东，得到了支持。毛泽东除了和斯大林一样，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误判外，还由于他始终坚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并且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延安当作指挥东方革命的“总部”。因处于秘密状态而不能回国的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就有不少滞留延安。如时任日共领导人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就以公开的身份出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由被俘的侵华日军人员组成）校长，并代表日共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致词。单是我所在的延安俄文学校，教员中就有越南、朝鲜、印尼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都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从苏联撤到延安的，日本投降后均已回国出任重要职务。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金日成是从中国东北起家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有大量朝鲜人居住，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人民的抗日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蔓延到了中国东北。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东北更出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组成了遍布东北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统一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朝鲜人的抗日复国力量多汇入各地的抗联。金日成就是从他的生长地吉林参加抗联的周保中部，最后升任为营长的。1938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关内占领区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清剿，致使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无法立足，不得不分批退入苏联境内。后来，抗联经过整编，苏联把其中的朝鲜人独立出来，编成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部队。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根据同美国的协议占领了北朝鲜。金日成也就率部回到北朝鲜，此后又在苏联策划下，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成“内阁”，金日成出任“内阁首相”。同时也组建了朝鲜人民军。人民军虽然得到迅速扩充，但训练不足，更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所以他的骨干和主力就主要靠中国拨给的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三个师外加两个团。后来，中国还在辽宁为朝鲜设有训练基地，战争期间曾成十万人地帮他们训练新兵和俘虏兵。至于物资方面的援助，更是不可胜数，而且都是白送，事后分文不收。
　　还应指出的是，斯大林把批准金日成南下武力统一朝鲜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而苏、朝酝酿和决定发动战争，却有意对中国保密。什么原因，至今学界还是看法不一，只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表现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还缺乏充分信任（怀疑他是东方的铁托），金日成则是看不起中国和对中国怀有疑虑。
　　朝鲜战争的对打双方，一方是南韩和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及其追随者16国，参战军力120多万（包括韩59万余，美48万，其余为英、加、法、澳等），一方是毛泽东所说的“三驾马车”苏、中、朝，参战兵力朝鲜26万、中国78万（一说135万）、苏联2.6万（主要为空军）。在苏、中、朝这边，首先是金日成急于以武力统一南朝鲜，一再要求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先是犹豫，后来才同意，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国参战和苏联不参战为条件。中国的态度则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后来更直接参战。所以，对朝鲜战争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中国。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或者坚持先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而不进行积极援朝的部署（如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准备进朝参战），也许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但是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给毛泽东提供了大力整肃国内被他认定的敌对势力和扫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大好机会。他认为，这是巩固革命政权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朝鲜战争又成为内政外交相互为用的毛泽东外交指导思想的一次大实践。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虽然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仍只能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南北间的界线还得按停战生效时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划分。结果，南方（韩国）在东边北进最远达50公里，北方（朝鲜）在西边只南进最多10公里，朝鲜反而丧失近3000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在联合国内则和中国一起，成为专指的被谴责对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愿军的近百万伤亡的代价保留下了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个国家政权大概只能消失了，与我国隔江相望的近邻则可能是大韩民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过去一直有个“唇亡齿寒”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来，当时（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与韩国相邻，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发生什么“齿寒”的问题。事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一）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9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斯大林去世后在发泄一下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时，朝鲜战争也成为问题之一。但赫鲁晓夫认为，该负责的应是毛泽东。1960年彭真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就此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打朝鲜战争的积极，还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消极，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先谈朝鲜战争带给中朝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并从中国谈起。
　　中国遭到惨重伤亡。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97.8万。另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再加上负伤的38万多和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阵亡人数（名字被镌刻在华盛顿一面纪念墙上）为54246人。
　　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抗美援朝战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来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冷战，一下子扩大到了亚洲，且激化为相当规模的地区性热战。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离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斗的大国，先后站到了反对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的第一线，这就是反对“美帝”和“苏修”，后来还加上反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所谓“反动派”（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毛泽东也就担任了全世界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领袖。但这却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对于我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我们傲慢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建议。美国得以煽动并联合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我国为敌。为防止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同我国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军事条约。这些又迫使我国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连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抗美援朝带来的一个后果，但人们心里都是明白的，将来的历史书也会讲清楚，决策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当然，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给那里的民众带去的是福还是祸，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军事建设上使我国收获巨大，人民解放军基本改装了。中国有上百个师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改装的。按彭德怀的说法就是，原来我们是非正规的，现在正规化，变成正规军了。因抗美援朝，苏联在军事工业上对我国的帮助也很大。原来人民解放军用的多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旧式武器，特别是缴获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能够自己制造的武器，最高标准也就是迫击炮。斯大林虽然只秘密派出空军参战，但却拿出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廉价（按半价计算）卖给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我们连个子弹都生产不了，后来全军首次实现了枪械型号的统一，还开始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导弹了。
　　（二）停战60年朝鲜还没有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谈得失，还应看抗美援朝战争给朝鲜究竟带来了什么。抗美援朝本来为的是解放全朝鲜，让全朝鲜人民都过上光明、进步和富强的好日子。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早已得到解放的北朝鲜基本上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被它始终当作对头的韩国，日子反而越过越好。
　　停战后两个朝鲜的发展大不相同，就和二战后两个德国从底子差不多的水平上开始发展，不久就一个飞速前进一个长期停滞的情形一样。韩国从比朝鲜相差很多的起点上很快就上升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现在更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比较均衡的发达国家行列。朝鲜则从一度突飞猛进竟然落到大批民众多年来食不果腹的境地。
　　其实，朝鲜在战后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上世纪60和70年代，它的工业化水平，可与当时被称为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媲美，把韩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原因主要是得到苏联和中国的大量援助，另一方面也由于金日成在国内执行了着重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的正确政策。停战后头十年，经济年均增长25%，创世界纪录。1984年，朝鲜粮食总产量突破4000万吨，自给有余；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和中国一起成为苏联东欧经互会的观察员。
　　斯大林死后，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导致中苏矛盾急剧上升，双方都想把朝鲜拉到自己一边，这就使朝鲜占了大便宜。1960年中国由于“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危机，但还是不惜国内大量饿死人也要继续慷慨援助朝鲜。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推迟访朝引起金日成不满。金日成1960年5月访华时表示要亲华远苏。过了半个月，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苏，决定取消给朝鲜的全部军事债务，还给他看了毛泽东1956年11月30日和尤金的谈话记录。里面谈到金日成不赞成毛泽东拖延停战谈判的主张和做法，想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但联合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一时反感和怀疑，顺口说道，金可能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读后大怒，当即说中国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表示将支持苏共一切方针，不再去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赶快弥补，1960年9月拨给朝鲜大量援助。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但要保证对朝的援助项目。这一年中国正在大量饿死人，仍给朝提供了23万吨粮食。同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同意分四年贷款4.2亿卢布，还说：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否则可以无限延期，等后代再还也行。
　　苏联和中国战后给朝鲜的援助规模巨大。据苏联统计，到1960年4月，苏对朝的无偿援助已达13亿卢布，还有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并帮助建设了大批成套项目。
　　中国自然不甘落后。根据中朝1953年11月的政府间协定，中方把从战争开始到1953年援助的全部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方，还在三年内向朝方无偿提供时值近8亿人民币的生产建设物资和生活用品。在战争期间，不仅两国部队并肩战斗，就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近乎不分彼此。停战之后援助仍在继续。战争的破坏，不光使许多城乡变成废墟，而且青壮年劳力也极为缺少，几十万志愿军在战后当即转身成为遍布北朝鲜城乡的施工队，直到1958年回国。平壤、元山等70座大中城市，百余个工厂和水利设施，主要靠志愿军的义务劳动。从1958年到1963年，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仍以无息贷款的方式为朝鲜援建了纺织厂等29个成套项目。那个时期，只要朝鲜提出要求而我们又有，就首先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他们看到北京建地铁，就要求先帮他们在平壤建地铁，因为平壤是反美“前线”，所以工程既紧迫而且还要求修得更深更结实。于是北京地铁缓建，连器材带施工人员移师平壤。又如，一次朝鲜急着要建造两座纺织厂，中国就将自己已建成尚未开工的邯郸两个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掉，运往朝鲜。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到上世纪90年代，情况急转直下，朝鲜经济已从衰退变得严重恶化。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国际援助大为减少，但更重要的还是朝鲜领导层改变了政策，推行所谓“先军政治”和闭关锁国方针，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特别是搞花钱最多的导弹、核武器，要成为“军事强国”；政治上则不断加强家族统治。为此，搞了不少新花样，如抛弃马克思主义，以“主体思想”统领一切；立新年号，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等等。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对外一再破坏国际关系准则，如搞核试验核扩散、发射导弹等，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和联合国的一再制裁，成为影响东北亚安全和稳定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
　　（三）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两国的不和与矛盾
　　就中朝关系而言，抗美援朝也是失败的。
　　在抗美援朝过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发生矛盾和冲突，有时弄得关系相当紧张，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面干预。因为金日成虽然不大看得起中国，但对斯大林和苏联还是百依百顺的。例如，抗美援朝一开始就产生了两国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虽然朝鲜人民军已基本被打垮，但战争仍在朝鲜境内进行。因此金日成认为，作为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中国志愿军也应由他统一指挥。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因为这时战争的主力已经是志愿军，同意金日成统一指挥，无异于把志愿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他，这当然既不妥当也不现实。在第二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金日成急于求成，屡次同主张进行必要休整后再战的彭德怀意见相左。停战谈判开始后，金日成想早点把战事停下来，好让国土不再遭受破坏、朝鲜人少受点伤亡，毛泽东却坚决主张继续打。还有，在铁路运输中究竟由中方还是朝方负责管理，运送军用和民用物资常因抢车皮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是由斯大林裁决，按中方意见办。（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中的中朝同盟》，《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恼火。
　　金日成政权的保全和战后的巩固自然与中国的战时牺牲和战后援助分不开。但停战后，朝鲜当局在平壤建了个战功博物馆，12个展厅中只有一个是关于中国抗美援朝和志愿军的，还主要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参观。其他11个展厅都是说，仗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胜利，一概不提中国的抗美援朝和志愿军参战。
　　对于中国为朝鲜做出的牺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鲜官方舆论还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他们为中国做了牺牲，而且牺牲很大，是他们为中国把美帝国主义挡在了中国的家门口外，因此中国帮助朝鲜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朝鲜人，毛泽东和其他某些中央领导人也就是经常这么讲的，特别是对朝鲜客人和其他某些外宾。
　　中朝关系搞不好，还有个历史和民族感情问题。朝鲜历史上是长期向中国进贡的国家。它认为过去一直受到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以，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态度一直非常谨慎，在国内事务上更是严防中国插手。不到迫不得已，绝对不愿中国军队跨过国境帮他们打仗，怕的是战胜了一个外国敌人，又来了一支新的外国占领军。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类似。
　　中朝关系搞不好，更有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金日成领导着朝鲜，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朝鲜战争时，他第一得听斯大林，第二得听毛泽东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要让金日成完全听他的了。金日成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1955年底提出了“主体思想”，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在国内，他在战后特别是1956年大肆清洗党内所谓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为此开了一次劳动党中央全会，把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两派的中央委员一下子都给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的甚至被开除掉了党籍。这碰巧就发生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金日成这一做法，当即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怀和米高扬前往朝鲜，批评金在干部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党内充满恐怖情绪”，要他开中央全会改正，还要登报。金日成当时只能接受批评，一时做了一些改正，如重开中央全会，恢复了此前开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员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给以歧视和挤压。这些人中大多为了防止进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后就自动逃到了中国或苏联。但金日成对这次中共、苏共干涉他们党内事务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满，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反对“事大主义”，矛头直指中国和苏联。不过在实际上，金日成很难有什么大作为，因为朝鲜不但在防卫和外交上还离不开苏、中的维护，而且经济上还依赖苏、中的援助，特别是国内还驻扎着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1958年2月我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时，除看到朝鲜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鲜其他领导人毕恭毕敬的态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周恩来，周正在午睡，我说我马上去叫醒，他却坚决不让，硬是一直在客厅里转悠着，等了半个小时。
　　中国并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变对朝态度。我们不但承认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始终称其为“兄弟国家”，更曾经号召全国向朝鲜（还有古巴）学习。
　　毛泽东也一直以国际主义（按：这一口号在上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态度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边界问题。他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只要由共产党执政，两国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就好解决。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50年代被印度占去，后来建成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被我方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全线后退20公里。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似乎还同时继承了中国天朝大国皇帝的传统，在领土问题上仍有点视周边国家为“进贡国家”，对它们的馈赠依然大方。他按这种思路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划分中朝边界线上满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来完全在我国境内的长白山白头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划给了朝鲜；中朝间的界河也不按国际惯例根据主航道划线，而是把边界线一直划到我国岸边，鸭绿江里好几十个沙洲、岛屿就连居民带土地都划给了朝鲜。（当时我还在外交部工作，了解这件事是由姬鹏飞奉命具体经办的。）但是朝方不但毫无感谢之意，还认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它的，迫使当地的原汉族居民离开。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说得更远，连东北地区一直到长城这一大片地区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现在，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还在说，不进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则金日成政权垮了，敌人就开到鸭绿江边了，因此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这个逻辑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实仔细想来，这恐怕不一定对头。韩国怎么就是敌人？和韩国交界就受到威胁？现在实际上我们和韩国的关系似乎还比和朝鲜好一些，起码是比较好相处一些。韩国经济比我们强，起码不要我们的援助。
　　实际上，在中朝关系上，一直都是我们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这个大包袱之后，还接着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除。毛泽东在世时，未因战争结束而放下包袱，还为加强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争相拉拢金日成。例如，毛泽东曾罕见地在金日成面前认过错。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向金日成承认1956年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后来毛泽东还在金日成面前多次表示，中朝关系中发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主义，并指名彭德怀和历任中国驻朝鲜的大使。
　　金正恩一上台，我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
　　（四）抗美援朝阻碍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关系的轨道
　　还在解放战争发生转折时，美国就积极同我们拉关系，并认真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中美间的正常关系，虽然一再碰钉子，但仍未放弃努力。直到抗美援朝，美国才最后放弃幻想，决定与我为敌，进行遏制与包围，开启了中美的全面对抗。鉴于美国在二战后急剧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这就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挤到边缘地位。
　　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我国对美国的意图有两次误判。支持金日成发动南下进攻，虽然斯大林和金日成做决定时是误以为美国不会干涉，中国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不能不给予正面回应，但我国也对美国不会干涉心存侥幸。美国军事介入后，我们又过高估计它的战略意图。1950年6月28日和8月26日，周恩来两次表示，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对东亚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的借口，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如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加以压服。毛泽东8月4日也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朝鲜。
　　事实是，美国并不想和中国打仗，更无意打世界大战。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失利后，杜鲁门政府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曾两度考虑过让美军撤出朝鲜，1951年4月又撤了想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职。1951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政策辩论中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毛泽东对战争对美国做出误判，主要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时代的交替。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领导人还认定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继续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认识美国。
　　抗美援朝后，美国开始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它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一系列军事条约组织，为的是防范我国继续在这片地区推进红色革命，所以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御。凯南提出并由几届美国政府推行的遏制政策，含义就是以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为敌国，企图把它们关在国门以内，挡住它们向外扩张，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冷战一结束，老布什总统就宣布今后要变遏制为“超越遏制”，也就是不再以这些国家为敌人，打交道的办法也一改而为欢迎它们对外开放，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共同体。因此，把遏制政策说成是一种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军事侵略政策，并不符合美国原意。但对此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以美国为我国主要敌人的舆论，仍倾向于以往对美国的理解，即它“亡我之心不死”，始终是我国防御和斗争的主要对头。
　　借抗美援朝在国内掀起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浪潮，大有助于我国政府在国内肃清被视为亲美以至整个西方的势力和影响，自封为国际上坚决反美的旗手。所以在苏美拉关系，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经过长期的国内群众教育和积极的对外行动，再加上其他措施如炮打金门等，都为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以美为敌的决策夯实了基础。朝鲜战争停战20年后，我国采取了“一条线”（实为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美国也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积极拉拢中国，以改变苏攻美守的态势。直到这时，中美关系才出现松动和取得突破，使中国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地位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国进入联合国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同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这才改变了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大家庭边缘的孤立地位。
　　事实证明，建国后头20多年那种尽量推迟和西方国家建交，尽量拖延参加重要国际组织的政策，是一种继承落后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国家遭到很大损失和危害。例如，后来为了改变那种吃亏多年还丧失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资格、长期被置于观察员地位的状态，我国进行了争取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谈判。可一谈十多年还是没有争取到创始国的资格。而长期没能加入这个组织，使我们在外贸上遭到巨大损失。
　　三、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思
　　在谈了朝鲜战争和相关情况后，现在根据停战后60年来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反思，主要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二战结束后，上世纪50年代实现了新旧时代的交替，即从上半期的战争与革命时代，逐渐转变为下半期以及此后长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动战争，因为违背潮流，所以只能是以失败告终，或是造成局部混乱，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一方。中国同意并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之所以根本错误，就正是因为朝鲜战争违背时代潮流。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泽东支持下发动进攻韩国的战争，除给参战国特别是南、北朝鲜人民带来惨重伤亡和物资的极大损失，以及朝鲜南北方国土的严重破坏外，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战争的性质也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三年多的战争经过互相妥协而停下来后，几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状，被分裂的两个朝鲜依然对峙着。因此，不仅金日成的武力统一计划是彻底失败了，就是我国的抗美援朝也不能说取得了胜利，充其量只能说是在战场上和美国打成了个平手。如果用实现毛泽东原先设想的把美帝赶出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战略目标来衡量，那就不得不承认，结局也只能说是完全失败的。
　　第二，应当承认，杜润生老人把“抗美援朝”批评为“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超过文革）这一见解是深刻和正确的。他认为，抗美援朝最大的“失”，倒还不是人员伤亡和物资受损，而是影响甚或改变了我国的建国方略。这场战争使我国没能适应人类发展和世界演变的潮流，即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还使我国只能照搬苏联模式，还大搞各种运动，社会、经济、文化出现长期全面倒退。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造成中朝两国的不正常关系长期延续下来，无论对两国人民还是对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明显地不见得有利。抗美援朝似乎让我们对朝鲜承担下一些义务：对它在国内事务上的错误政策如“先军政治”和搞导弹、核武器等所造成的困难进行补偿，援助粮食和能源；在国际事务上对它进行保护和偏袒。在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崩溃的情况下，还要单方面地保留朝鲜为“兄弟国家”（宣传上和实际上）的名义和地位。这不但使我们半似自愿地长期背上这个包袱，而且在国际上还要落一个是不守规矩的朝鲜的黑后台的骂名。因此，我国在外交上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使中朝关系逐步走上正常国际关系的轨道。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中参阅了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书，并用了其中不少材料，专此致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来源时间：2017/10/4   发布时间：201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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