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洋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10月3日消息，1日晚发生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美国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案已确认致59人死亡、至少527人受伤。当地警方2日表示，已从64岁枪手斯蒂芬·帕多克的酒店房间中搜出至少17件武器，其中大部分是步枪。更多武器被帕多克藏在家中，但警方未公布具体数字。
　　按《今日美国报》说法，惨案发生地、美国内华达州允许人们不出示枪支持有许可证便可购买并持有步枪、手枪或猎枪等枪支；民众在公共场合可公开携带武器；甚至连美国其他州禁止售卖的消声器或机关枪等，只要经合法注册、不违犯联邦法律，人们在内华达州也能买到。
　　屡发不止的枪击案是美国社会难以磨灭的痛楚。在美国，控枪为什么这么难？
　　一句话引发的争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指出，美国控枪难，首先是因为美国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意味着对枪支等武器的持有或携带有所谓的宪法保护。
　　然而，这句话却留有很多余地，针对这些余地才出现了拥枪和控枪纷争。“换句话说，有了这句话，在美国彻底禁枪没有可能，除非修改宪法修正案。”刁大明说。
　　比如，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民”如何界定？是否应设置年龄限制？有精神病史、吸毒史，以及犯有重罪，或在背景调查中被发现与极端思想、极端组织有联系的人，是否依然拥有不可侵犯的持枪权？
　　再比如，宪法修正案中的“武器”究竟是不是枪械、是何等规模的枪械，以及什么才是拥有枪支的正常渠道，甚至于是否能公开携带枪支等……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不同党派、不同阵营的人们给出的说法都不一样，美国各州的相关规定也不尽相同。
　　除对宪法修正案的不同解读外，美国在管控枪支泛滥问题上存在不少明显漏洞。例如，美国联邦法律严格管控被视为自动化武器的机关枪，但如果枪支于1986年5月前制造、且在联邦政府注册过，那么具备大杀伤力的机关枪也能被合法持有。
　　另一大漏洞在于购买枪支渠道。美国“防止枪支暴力布雷迪运动”联合主席埃弗里·加德纳指出，在美国，每5把枪中，就有1把枪在购买时未经背景核查，而这些购买大多通过网购完成。
　　刁大明指出，枪支购买渠道的另一漏洞在于，人们可通过枪展购买枪支当作收藏品，这些枪实际上可正常使用，甚至能被改装成大杀伤力枪械。
　　问题在枪，还是人
　　刁大明认为，虽然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到目前为止对控枪问题具有一定共识，但在控枪细节上、程度上和侧重点等问题上有极大分歧。共和党认为，“问题在于枪而不在于人”，控枪问题的关键点是更加严格地执法，打击枪支犯罪，而民主党则更多强调管控枪支、加强枪支购买背景核查等。
　　此外，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组织具有不容小觑的政治影响力，这些群体出于利益驱动，也不可能在控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刁大明指出，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围绕控枪曾有过多次立法，均未有效管控枪支泛滥。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曾在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后推动有关“彻底禁止半自动攻击性武器”的立法，但因在国会陷入僵局而无奈作罢。
　　会否推动控枪进程
　　就像此前多次美国枪击案一样，赌城惨案后，2日美国枪支股大涨3％。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预计美国民众有可能赶在收紧管控措施前大量购买枪支，据此转投枪支股。
　　那么，这次的赌城惨案，是否已惨烈到推动美国控枪进程向前一步呢？
　　刁大明认为，从本质上而言，即便此次枪击案出现独狼袭击、并导致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死伤，但他个人觉得共和党不会因此改弦更张，彻底在控枪问题上站到民主党一边。
　　然而，不排除美国政界人士再次就此推动某些立法的可能，但这立法极有可能依然会出现博弈。共和党人意图通过立法表示对控枪问题的重视，但大幅让步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只针对重型枪械新加限制，并不会本质性解决枪支泛滥问题。
　　刁大明同时指出，共和党人更大的可能性是仍强调“杀人的是人不是枪”，据此更加强调治安及相关国内管控的重要性。未来一段时间内，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整肃强化国土安全政策的趋势不会改变，甚至会趋强。
　　（原题为《美国控枪，痛点何在？》）

来源时间：2017/10/3   发布时间：2017/10/3

旧文章ID：14284

作者：胡泽曦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里森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将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我却要否定这种观点。从历史到未来，美国和中国能够携手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将给我们两国和整个世界带来更多好处。”罗·康纳在采访的一开始就如是对记者说。
　　罗·康纳是美国联邦众议员，在国会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日前，罗·康纳在众议院专门发言，细数中国抗日名将孙立人在二战中的功绩，并呼吁美国国会铭记这段历史。
　　二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付出了巨大牺牲。1942年4月，日军进攻缅西仁安羌，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以一团之力，英勇作战，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救出了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在内的7000余名英军，以及500多名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这一被誉为“亚洲的敦刻尔克奇迹”的战役为英军在东南亚保留了有生力量，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当记者问罗·康纳为何会想到在国会做上述发言，罗·康纳回答说：“二战期间，中国是美国的关键盟友，为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今天在美国，我们知道的更多是英国、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对于中国的作用却所知不够。”罗·康纳希望通过自己的举动，能够让更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年轻人，重新审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罗·康纳对记者表示，“恰如我的发言所显示，我们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铭记共同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共同开创未来。今后，我也将更多地与美国国会同事交流二战历史，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
　　加利福尼亚州州议员朱感生在众议院现场听了罗·康纳的发言。对于罗·康纳呼吁美国各界重视中国二战贡献的举动，他深表认同。朱感生告诉记者，他本人也在推动二战期间中缅印战场相关历史进入加州的高中历史教科书。
　　罗·康纳现年41岁，毕业于耶鲁法学院，出任联邦众议员之前，还曾担任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帮办，也在白宫商业委员会任过职。如今，他在美国国会代表的选区，也包括硅谷的部分区域。采访中，罗·康纳一再对加强硅谷与中国的联系表达了期望。“我们热切希望习近平主席能有机会来硅谷访问，这将大大促进硅谷与中国的联系。硅谷是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集中地，这些科技企业在美国社会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在公共辩论中有很大影响力。中国同硅谷、同美国锻造更强有力的文化联系，有助于美中两国更好地合作。”

来源时间：2017/10/3   发布时间：2017/10/3

旧文章ID：14282

作者：范勇鹏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当地时间10月1日晚，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突然枪声大作。造成至少50人死亡、200人受伤。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枪手开了数百枪，枪声时间长达5分钟。

凶手是一位64岁的白人男子史蒂芬·帕多克，来自内华达州，此前并未在警方的监视名单上。尽管事后IS宣称对此次袭击案负责，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否认。

袭击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有待后续调查，但对于持枪合法的美国来说，这样的惨案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禁枪在美国如此之难？当枪支被不法之人利用，持枪合法化到底是保障了普通公民的权利，还是将更多人置于危险之中？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范勇鹏教授的一篇旧文，从美国社会对持枪权的争议谈起，梳理美国枪支合法化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困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刚刚发生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惨案。原标题为《枪患——一个美国的悲剧》，略有编辑。】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现场，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美国是枪的王国。全球6.5亿支私有枪支，近一半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社会饱受“枪害”之苦，特别是21世纪以来，枪击事件频发，已经损害到普通市民的安全感。

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曾说，自然状态下的人时刻面临“横死”的危险，所以才要组成国家。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国民提供安全的生存环境。在枪患横行之下，美国显然未能充分履行其国家使命。

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一些人喜欢强调枪支是公民抵抗政府暴政的工具，并以2014年美国内华州的牛仔武装抗法事件为例。实际上，作为个人权利的持枪权背后，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观念的虚构。美国宪法原义并未明确保障个人本位的持枪权，这种观念的兴起，其实是利益集团推动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

民兵：从义务到权利

现在，人们通常在“权利”的意义上谈论持枪权。殊不知持枪权源自古老的英国民兵（citizen army）传统，而这意味着持有武器在开始必然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

民兵是英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据Abels Richard考证，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871-901年在位）确立了“子民皆兵”的原则。民兵要自带武器装备，是名符其实的“自干五”。此后，历代国王都颁布法令要求民众拥有武器参加民兵，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有《武器法》，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则颁法禁止游戏，要求父亲必须为7至14岁的男孩购买弓箭，每位男性公民在14至40岁期间，都被要求拥有长弓。

到了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时期，现代民兵（militia）概念产生，用来描述“全民皆兵，保护国家”的概念。这种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帮助英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对王权形成了制约，由此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对英国宪政影响深远。

进入16、17世纪，英国议会与王权斗争激化。贵族与国王之间不断内战，各种势力都企图控制民兵，并不时解除对方的武装。在这个过程中，武器管制日趋严格，持有和携带武器越来越变成一种权利意识。

1642-1645年的第一次英国内战，就直接与民兵有关。1642年，议会提出《权利法令》以任命军官控制民兵，遭到查理一世的反对，国王认为民兵应该归他管。内战爆发后，查理一世为打击议会及其控制的民兵，曾试图没收公共弹药库并解除民兵武装。内战虽然以国王的失败而告终，但这段经历使民众意识到使用手中武器的重要性。

此后，英国又经过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体制。“外人”威廉与玛丽受邀登陆英国，即位国王并接受《权利法案》的约束。该法案第二部分第6条——“凡臣民系新教徒者，为防卫起见，得酌量情形，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置备武器”——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影响很大。

至此，起源于日耳曼部落的持有武器的风俗，在英国演变成比较成熟的民兵权，从一种“义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权利”。

持枪：集体权还是个人权？

英国人到北美殖民后，武器成了生存所需。他们需要用枪来狩猎、自卫、攻击印第安人，与其他国家的殖民者争夺资源。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殖民地政府都明确要求公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组建民兵。民兵体制在北美殖民地得到了长足发展，各地区相继建立起民兵组织。枪和早期美国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就是因为英军试图收缴民兵的军火库而打响的。战争中，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长期持枪，不少殖民者都是百步穿杨的“老枪”，让英国正规军十分头疼。他们亦兵亦民，集结迅速，被称为“分钟人”（Minuteman）（美国多部关于独立战争的史学名著都以《分钟人》为标题）。“独立战争”强化了携带和持有武器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间的联系，持枪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一项自然权利。

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民兵可以制衡常备军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最后通过的《宪法》文本规定，在需要镇压叛乱、击退入侵时，国会有权征召和调动民兵，国会掌握民兵的组织训练权，但各州拥有民兵的人事任免权。民兵的权利被一分为二，充分体现了在联邦制下，联邦权与州权的妥协和制衡。

但还是有人不放心。于是，在《宪法》通过之后又加入了第二条修正案，明确保障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由于当时在该修正案的内容和措辞上发生了激烈辩论，最后只好用了一种十分模糊的语言：“一支纪律优良的民兵对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这种语言模糊性为日后的分歧争议留下了巨大空间，而最大的争议就是，它是否保障个人的持枪权？

首先，围绕修正案两句话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如果两者是并列的，那么第二句就可以独立解释，自然有可能被解释为包含个人权利。如果前者限制后者，那么，后者只应在“自由州的安全”这一前提下解释。（美国《宪法》的不少中文译本在两句话之间加了“所以”或“故”等连接词，显然没有严格尊重宪法文本的原貌。）

其次，后一句中的“人民”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民，还是特指前款中所提到的“民兵”。如果是前者，个人基于自卫需要而存在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如果是后者，“民兵”这个集体所享有的权利与个人无关。

再次，“人民”这个词本身指的是什么？是自由州人民的整体，还是也包括个人？如果严格作字面解释，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不应该包括个人。

在这些分歧上，形成了“个人权利说”与“集体权利说”两种解释学说，后来成为持枪派与控枪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个人权利说”与“集体权利说”折射出古典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思想渊源。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认为持有和携带武器是一项个人权利。而共和主义则认为国家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民兵有责任与义务抵抗暴政，抵御外来侵略，因而持枪不是一项个人权利。

利益和制度：枪支政治的死结

虽然有上述争论，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持枪权归属于个人还是集体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直到现代，持枪权才成为热点。持枪派与控枪派围绕第二修正案两种权利学说展开激烈争论，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两派都无法说服对方。直到2008年的赫勒案，联邦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宣布持枪权是一项个人权利；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持枪权适用于全美。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18世纪末通过的一项宪法权利，近几年才成为争论的焦点？为何持续200多年的权利争议，到了2010年才被裁定为个人权利呢？一方面，当然是由于美国社会枪支泛滥带来的挑战空前突出，另一方面，显然是有巨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

中国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英语中也有谚语叫“按钱索骥”（follow the money）。枪支产业背后的利益链条包括枪支生产企业、销售商、枪支爱好者、部分保守主义者以及政客等多元群体，而“全美步枪协会”恰巧处于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交汇点上，成了“枪支政治”的主要代言人。

1871年成立的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原本只是为了提高成员射击水平的俱乐部，二战后大量退伍士兵加入，使其会员人数剧增。随着控枪的呼声在1960年代高涨，步枪协会也开始变得政治化。1968年《枪支管制法》出台后，越来越多的会员对协会缺乏政治参与感到不满。于是，该协会在1975年成立了立法行动研究所，之后为了应付1976年的大选，又成立了政治行动研究所。从这时候开始，全美步枪协会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政治事务当中。目前，该协会会员超过400万，潜在会员估计超过千万，成为美国最大单一议题利益集团。

前美国总统里根参加全美步枪协会活动

凭借强大的游说能力，全美步枪协会左右选举，影响立法。它为会员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励会员给反控枪的候选人投票。在美国的反枪控活动中，该协会提供了近90%的经费。西奥多•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共和党总统都曾受惠于全美步枪协会。协会还通过金钱捐赠，拉拢国会议员，从而影响立法。例如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法案》，就由于全美步枪协会的压力而未被排入国会议程，导致2004年未能延期，自动废止。

当然，全美步枪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虽然能量巨大，毕竟只是众多因素之一。让全美步枪协会能够如鱼得水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美国的国父们明确表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足够复杂以避免频繁变化的制度。他们成功了——复杂的分权和制衡设计，使制度和政策的重大变革十分困难。美国民主理论宗师罗伯特•达尔曾批评美国制度中有太多的“否决点”，可以使少数意见阻碍多数意见，美国学者福山则干脆称这种现象为“否决政体”（vetocracy）。

美国的两党制度也常常阻碍好政策的实施——两党的首要任务是赢得选举，于是逐渐形成了“为反而反”的传统，特别是在历次“政党极化”时期。今年的大选中，两党表现出的不仅是极化，而且是分裂，这意味着短期内美国政治观念更加碎片化，对于下一届政府推行政策改革不是福音。

此外，美国的政治文化也难辞其咎，代议制所带来的游说活动使商业利益集团大量介入、俘获政府，损害了政策的公共性。

不幸的是，人们看不到美国有解决枪支问题的任何希望。中国人爱谈论“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几成老生常谈。可是枪患困局显示，在日常政治状态下，美国制度恰恰缺乏改革和纠错的能力。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致力于让国内人民免于“横死”的危险、真正享受到政客们夸夸其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来源时间：2017/10/3   发布时间：2017/10/3

旧文章ID：14278

作者：吴谦立  来源：财新网

　　上个星期，特朗普宣布了税收改革计划——他本人和共和党都把它称之为计划，媒体大都也使用计划这个词，其实把它宣传为蓝图更加切合实际一些。虽说提出的方案比几个月前第一次宣布时多了八页，但一共也只有九页纸——还包括作为封面的一页，里面只有一些原则和大致想法。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也算不上税收改革，因为一般意义下的税收改革，必须包括两方面，税率的设定和税基范畴（tax base）的改变。而这份方案，主要集中在降低税率上面，虽然也涉及一些取消某些税收减免等有关税基范畴的内容，但从准备工作上看不够专业，从内容上看并不清晰，从过程上看有明显的政治动机。难怪一般人得到的印象就是共和党要减税。
　　它宣称的原则，从抽象的意义上说，都正确无比。但是，魔鬼藏在细节中。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 Mnuchin)和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Gary Cohn)上台以来，就在为这次税改做努力，按照他们两个人的话说，他们加入特朗普政府并且历经多次风波依然留守岗位的主要原因就是奔着税改而来。虽然他们已经努力和国会两党议员多次沟通，几个月的时间并不足以完成为这么一项繁杂改革打基础的专业分析，而对于政治中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远不如他们那么乐观的预测，他们则以对方不懂减税对于经济运行的动态影响（dynamic scoring）为由，丝毫不以为意。这点和我们以前介绍美联储货币政策决定过程中对专业的充分尊重大相径庭。这也和以前里根推动税法改革时的做法形成对照，当时里根经过财政部的详细论证，在1984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State of the Union)里面提出了设想，之后经过反复协商，动用政治智慧寻求民主党人的支持，才于1985年年中正式提出方案。
　　税改方案中许多条款的具体内容还有待于国会各个委员会商榷斗争的结果。虽说把目前七个税收等级减少为三个，并且提高免税收入的水平，但是具体将如何划分这三个等级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很可能部分中下、甚至部分中上收入阶层的最终结果是必须缴纳更多的联邦所得税，这一点即使是方案主要推手之一的科恩也不讳言。
　　特朗普上台和共和党全面掌握本届国会的几个月以来，还没能成功地推动任何一个主要法案的通过。在国会共和党人宣布暂时放弃取代奥巴马全民健保计划的第二天，就立即宣布税改，并且表示要努力年底前通过。考虑到国会制定通过法案的流程，设定年底通过其实是一个相当激进的目标，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这是出于需要政治上迅速得分的压力。
　　由于细节的缺乏，而且尚待两党谈判，具体条款的前景尚不明朗，很难对于其实际影响得到具体而客观的结论。已有的分析其实都是隐含了许多假设条件。不过大致上把这个方案理解为向富人和工商阶层倾斜利益，应该相差不远。
　　金融市场的第一反应是为之振奋，尤其是方案里面对于采用转嫁税收制度（pass through）的绝大部分小型企业，把企业合伙人的个人收入视为等同于运营收入，从而实际上降低他们的税率。市场如此兴奋的一个原因，是方案指明的方向超出了原先市场的预估，工商阶层期盼的所有利益都在里面有所体现，用姆努钦的话说就是这是一次“一辈子难遇的机会（lifetime opportunity）”，因为上一次如此广泛的全面降低税率，乃是上面提到的31年前里根的1986年税收法案。之后几十年，虽然各届行政部门以及议会一再提出不同方案，都无法获得朝野一致意见，最终都只能局部地小修小补。
　　政治人物提出政策方案的一个特点，就是其理论根据大都是自以为正确而完全忽视不利证据的观点。对于共和党来说，降税是少有的各个派别都能支持的主张。从经济学原理上看，似乎也有理论基础。但是，在那将现实简单化之后的经济模型里面，每个人都被假设成为只有工作和休闲两个选择，也只在意这两个选择。于是，逻辑就很明显，当税率降低，实际收入上升时，人们会发现休闲的边际成本上升，从而选择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
　　可惜，经济政策的设计往往就有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理论信条是可以被视作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将简单化处理过的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必须首先考虑是否适用于当前的情形。就拿税率政策来说，首先当一个人的收入足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对于工作休闲的选择往往带有比如自我实现等其他因素，因此简单的改变税率未必就会改变人们对于工作投入的选择，所谓的婓里希劳动力供应弹性（Frisch elasticity of labor supply）会非常低。从消费选择的角度来看，当收入财富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日常生活需要的经常开支早就不在话下，对于超富阶层而言要进一步增加出于追求生活质量的奢侈开支往往空间有限，因此减税对于他们消费支出的影响要远低于中、下阶层。在目前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进一步偏向上层收入的税收政策能否真正拉动经济是大可质疑的，很可能这个阶层不会将因为减税而增加的大部分收入投入消费，而是更多地投放到金融市场里面去。
　　同时，税收降低的效应还取决于现有税率的水平。可以想象，在目前美国经济的成熟度下，如果税率已经低于某个水平的时候，即使降税能够促进人们多工作、多消费、多投资，其影响也极其有限。过去的历史似乎也确实给予强烈的佐证。上世纪50年代，美国超富阶层（当时的定义是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税收累进制最上层的税率为99%，因此那个时候肯尼迪政府全面降低税率能够发挥明显的作用。及至80年代，里根再度全面减税的时候，超富阶层的最高税率为50%，实践显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很有限，而且即使80年代的经济有所增长，人们也首先把它归功给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降低通货膨胀后开始降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本世纪初小布什一上台就大规模减税，之后几年的经济增长虽然有美联储的不断降息，也没有显得格外强劲。
　　共和党支持降税的一个说词是“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意思是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可以让它们进一步投资扩大再生产，从而让全社会获益。和上面的个人消费模型类似，在一个简单化的经济模型里面，如果企业对于利润面临的选择和运用的手段只有投资和分红两条路，这样的说辞似乎天经地义。但是，现实生活中，企业或者企业经营层面临的选择要复杂得多，能够操纵的手段也比模型丰富得多，同时还受到投资机会、股东短视心态、技术发展等其他外生变量带来的约束。首先，虽然这次企业所得税将35%降低到20%，但是其真实的降低幅度并没有那么大。共和党常常拿来作为降税佐证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企业的联邦所得税目前为35%，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2.5%。但是，由于跨国企业的各种商业运作、会计手段以及目前税收制度上的各种减免规定，企业的实际税率远低于35%。按照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安德森博士（Sarah Anderson）的研究，在她92家2008年到2015年每年都收获利润的上市公司样本中，这些企业上缴联邦政府的实际税率早就低于20%。其中，AT&T从2008年到2015年实际上缴的税率只有8%。过去几年里，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利率出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机会，不仅没有进行资本投资扩大再生产，而是大量举债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通过降低流通股数量提升每股的盈利率。按照雅迪尼博士（Ed Yardeni）的说法，上市公司自己是这些年牛市的重要推手。
　　其次，存在大量的实证证据显示企业获得额外的收入后，未必会真地扩大再生产。2011年，肯萨斯州通过议案，以将来全面取消州级所得税为目标大幅降税，而紧挨着的北方邻居内布拉斯加州却没有。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肯萨斯不仅没有取得原来预想的就业机会大幅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也都落后于内布拉斯加州。当时，州长布朗班克(Sam Brownback)也是以该州税率远高于周边各州为理由推动降税法案，而按照南加州大学德贝克（DeBecker)教授的研究，这样过快过激的减税后经济没有增长恰恰是因为工商阶层没有利用多得的收入进行投资，而是把精力用在如何更好地利用新税制上面，最终的结果是州政府财力匮乏，不得不大幅削减福利，乃至关闭一些公立学校，反而让更多的民众失去工作。另外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威斯康辛州和它西面的邻居明尼苏达州，两者其他方面的相似度更加接近，都以制造业、医疗健康行业、以及农业为主，都处在寒冷多雪的气候下，即使人口特征也都同样以德国以及北欧裔移民为主。前者过去几年也大幅减税，结果同样没有取得后者那么大的经济成就。
　　从目前的政治局势看，未来某个时间点要通过某个版本的这次税改计划可能性相当大。毕竟共和党内乃至两党之间存在原则上的共识，都认为目前的美国税制过于复杂，报税过程需要简化，并且不同收入水平税率的设置需要合理化。而且，共和党领袖麦肯奈尔（Mitch McConnell)表示会采用快速通过（fast track)手段，因此在共和党优势不明显的参议院只需要50票简单多数就能通过。因此，这项议案应该比取代奥巴马全民健保更容易成功。
　　批评者质疑这次税改方案没有提出足够的可以弥补降税给财政收入带来负面影响的措施，其实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明确表示过他不在乎是否带来更大的赤字。过去三十年里，里根以及两位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虽然提出方案时似乎都有能够完全弥补降税影响的措施，但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改善过财政收支，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从里根时代的25%上升到了现在的75%。前面提到的肯萨斯州和威斯康辛州在提出降低所得税的同时也表示要通过消费税弥补，但同样造成州政府的财政赤字大幅增加。
　　因此，这个内容模糊过程仓促的非典型税改，短期内对金融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长期下则可能进一步加剧联邦政府的债务问题。

来源时间：2017/10/2   发布时间：20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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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皇金  来源：多维新闻

　　究竟谁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系的负责人？特朗普11月上旬访华前将一直受到舆论的关注。从目前来看，白宫对华关系的掌舵基本上呈现“集体负责”，各大内阁大员或幕僚都想凸显自己的角色。这是白宫常见的“权力斗争”，不同幕僚或顾问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前行。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结束北京访问的第2天，也就是10月1日，特朗普发布推特说：“我已告诉我们出色的国务卿蒂勒森，和朝鲜‘火箭人’对话等于在浪费时间，省省吧，美国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
　　特朗普这条推文针对的是蒂勒森9月30日在北京的一则爆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结束半个多小时后，蒂勒森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向媒体表示，美国正与朝鲜政府就导弹与核试验问题进行直接沟通。美国这种外交上步调不统一，并不奇怪，毕竟特朗普的“推特执政”此前就揶揄过其他白宫顾问或阁僚，其中几位已经辞职。但是，这种公开的“裂痕”再次凸显了美国对朝战略的胡乱。
　　这也再次证明，作为首席外交官，蒂勒森想要主导中美关系绝非易事。
　　美国对华关系负责人，历届政府各有不同。它不是一个正式职位，而是一个功能职位，一般由总统亲信担当。比如，尼克松时期的国安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的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的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和国安顾问多尼伦（Tom Donilon）都曾先后负责掌舵对华关系。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内政为先，外交一般都会委派专门阁员或顾问打点。但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并不像指定对华关系的负责人，反而总体上把控着各个幕僚或顾问间的权力斗争。
　　蒂勒森：朝鲜局势多变导致其话语权时有时无
　　蒂勒森曾在矫正特朗普一中政策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在朝鲜核问题上主张求助中国的同时，强调对朝外交对话。但是，朝核频繁试导试核，导致蒂勒森难有话语权。
　　9月30日蒂勒森访华之际，有声音认为，借助朝鲜核问题由军事威胁向外交对话的方向转变，蒂勒森也会顺势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系的掌舵者。但是，从特朗普的“捣乱”可以看出，蒂勒森也无法真正主导中美关系。
　　当然，蒂勒森也在尝试将自己的话语同特朗普性格联系起来，并平衡传统政客该有的那种外交风格。此前他不喜欢接触媒体，担任国务卿后也在慢慢尝试和媒体打交道。几场争议和危机过后，蒂勒森深深体会到，在擅长公关的特朗普政府内效力，不对媒体公关也是不明智的。
　　库什纳夫妇：经济利益和裙带关系备受争议
　　9月末访华的原本是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伊万卡（Ivanka Trump），但因各种争议而作罢。不过，他们依然在努力尝试参与和引导中美关系。就在蒂勒森代替夫妇俩访华前一天，库什纳夫妇陪同当时正在访美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以此彰显他们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
　　此前，库什纳曾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筹备了海湖庄园习特会。伊万卡甚至受邀于今年2月1日访问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夫妇俩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在台湾问题、中美经贸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库什纳夫妇在中国也有很多粉丝，也有一些商业联系。白宫为了避嫌也不会完全将对华事务交由库什纳夫妇主导。全国经济顾问科恩（Gary Cohn）曾被白宫前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视为死对头，原因是他和库什纳一直主张对华温和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商界的主流声音。科恩和库什纳夫妇属于一派，被班农视为白宫内部的“左派”。
　　罗斯：处于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摇摆不定
　　历史上商务部长难以主导双边关系，但会给总统提供政策建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9月末也曾访华，筹备特朗普访华事宜，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以及习近平经济智囊刘鹤。他透露，在同中共高层会晤过程中，双方均未做出让步。
　　就中国钢铁倾销，罗斯曾提交给特朗普一份短期目标方案，建议迫使中方减少钢铁过度产能。特朗普拒绝了这份方案，转而要求商务部出台举措，对华施行惩罚性的关税。他以前的一些对华政策主张和班农以及全国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Peter Navarro）相似。班农离开后，罗斯和纳瓦罗划清界限，转而靠向财政部长姆钦（Steven Mnuchin）。
　　班农：辞职半隐 从外围影响特朗普政策
　　在移民、贸易和税改方面，班农对特朗普的影响很大，但收效甚微。雷声大雨点小。当然， 班农离开前也“小有成就”，那就是发起对中国知识产权窃取和钢铁倾销调查。班农和纳瓦罗均主张对华制裁，甚至不惜贸易战。《纽约时报》说，班农曾在上海经营一家在线游戏企业，要想理解中国动机，就要看中国历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历史和文化大革命，“整个事情都是关于如何掌控”。
　　班农离开白宫后一直寄望纳瓦罗这样的强硬派继续向特朗普施压。当然，他自己也在和特朗普保持定期沟通，几乎每周都会通话。特朗普11月访华的消息就是由他首先爆料。他访问香港之后甚至前往北京，会晤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由此可见，中国方面也非常重视班农在白宫的影响力。
　　除了以上幕僚外，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统筹全局，配合特朗普。在联大期间，彭斯曾会晤王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军事紧张时期才有话语权。比如，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特朗普特意让马蒂斯代表白宫发声。蒂勒森暂时沉默了一段时间；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专注于南亚及中东事务，在对华关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奥巴马时期白宫顾问那般突出，目前暂时承担传统角色，即疏通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
　　综合来看，特朗普这位特立独行的总统，不喜欢委任专人负责某一领域，因为这在他眼中是“官僚化”的安排。而且。特朗普一条推文就可以改变话语导向。所以，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华关系主导呈现“集体领导”的现象，短期内不会有人主导中美关系，只是各个幕僚对华话语权大小、孰轻孰重的问题。

来源时间：2017/10/2   发布时间：20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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