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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慧生:贸易保护主义迷雾背后的政治逻辑

作者:寿慧生  来源:FT中文网

  贸易保护主义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跨国企业转移就业,反对接受移民,是特朗普竞选期间的政策要点,也是他上台后努力推动实施的政策内容。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反对和批评,特朗普似乎执意要违逆美国长久以来奉行的自由贸易原则,不惜发动一场贸易战来改变现状。对很多中国人来讲,此事令人迷惑——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最近针对中国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启动所谓的“301条款”)来自于美国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敌意。但同时人们又很清楚地看到,特朗普对中国并无太多意识形态上的成见。
  那么,在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迷雾背后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在起作用?不深入理解这个逻辑,中国的应对会很容易迷失方向,滑入危险的境地。
  贸易保护主义的吸引力
  尽管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比大部分美国总统都要赤裸得多,但他绝非是唯一钟情于保护主义的政治家。相反,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对保护主义青睐有加。
  一个最近的先例几乎与特朗普政策如出一辙。在2009年上任伊始,奥巴马总统签署的第一项主要法案就是在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买美国货”条款,要求经济刺激计划所支持项目使用的钢铁和制成品应为美国生产。这项政策意在兑现奥巴马在竞选期间的一个重要竞选口号:“买美国货,选奥巴马!”众议院通过的方案把购买品限制在钢铁产品,但随后参议院走得更远,要求任何制造产品都必须来自国内制造商。
  该法案在2009年2月初刚一通过就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备受抨击。美国国内的反对人士也担心,此条款恐使美国公共建设支出增加四分之一,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贸易大战。在法案通过之前,欧盟和经合组织就已经表示强烈抗议,并扬言会共同抗击该条款甚至进行报复性行动。其它国家例如加拿大等也都表示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当时也表示,购买美国货相当于饮鸩止渴。
  在这种内外压力下,对此法案欢欣鼓舞的奥巴马最终屈服,为法案附加修改条款,将法案内容由原来的购买所有本土制造产品稀释为仅适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钢铁产品。
  为什么是钢铁业独享保护?前述的特朗普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以钢铁业为主。钢铁业长期以来被称为美国经济的“脊梁”,在美国政治家和民众当中享有独特的优越地位,但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钢铁业深受日本、德国、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冲击,日益难以维持。
  在奥巴马之前,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同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拯救美国钢铁业。当年3月,小布什签署行政命令,将进口钢铁产品的关税临时性增加30%。依照计划,该命令有效期持续到2005年。此行动明显违法WTO条款,因此遭致国际社会的反对。WTO立即开始进行调查。2003年底,小布什提前取消该命令,宣称政策获得成功。
  愚蠢且危险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学家如是说
  虽然以钢铁业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不断受到政治家的保护,但每一次的政策出台都受到多方抨击。而经济学家的抨击尤其尖锐,指出这些政策不仅无益,而且危险。
  以奥巴马的“买美国货”条款为例。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为该条款的潜在后果做了如下估算:
  如果该条款完全被落实(这本身是很困难的事情),美国钢铁制造业将成功保留1000个就业机会。如果该法案按照最初的设想,保护整个美国制造业,被保留的就业机会将会是9000个。这究竟是多大的一个成就?美国的制造业总体上有22万个岗位,而美国的总体劳动力数量是1.4亿。换句话说,从该法案获益的工人数量占比微乎其微。
  而该法案的负面影响则宽泛的多。首先,因保护而价格升高的钢铁产品会冲击钢铁消费产业,例如汽车、建筑业、铁路、工具制造业等大量行业,引发这些产业的成本攀升,导致削减劳动力。服务业也可能受到间接影响而削减雇员。美国的出口产业也会因成本上升受到打击。
  同时还有来自其它国家的报复政策。例如,2007年,以加拿大、英国、日本、中国为主的12个贸易国从美国购买的钢铁总额为10400亿美元。根据计算,这些数额直接和间接带来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为6192个。如果这些国家采取全面性报复政策,假设它们把从美国的总进口削减10%,就可以让美国丧失6万5千个就业机会。
  不止如此。以上只是短期内在就业方面的显著效果。长期来看,保护政策造成的价格上扬使公共部门需要负担额外财政支出,自然会相应削减他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例如道路和学校的维护建设。美国出口业由于成本提升而丧失海外市场竞争力,长此以往导致不断缩减;美国民间钢铁消费者也转向更廉价的国外产品。一旦这些市场结构形成,就会形成路径依赖,难以扭转。而这些市场结构的改变都会影响劳动力的转移,进一步造成制造业萎缩。
  以上讨论仅仅局限在产业结构上面,并未触及到更为重要的一个层面——美国消费者作为美国经济的基础。以小布什的2002年钢铁进口关税为例。根据一项计算,在2002年3月到2003年12月期间,美国钢铁业从该保护政策中获利23亿美元,挽救了7300个工作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因为上述各种原因带来的价格上升需要额外支出62亿美元。
  在钢铁业的23亿额外利润和消费者的62亿额外负担之间,保护主义伤害的是美国市场的健康。美国经济以消费经济为主导,美国人也以美国消费者的巨大购买力为荣。但是这额外的62亿美元的负担损害的是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为什么美国政治家不在乎这些统计数字和经济理性?为什么美国民众,以及那些受伤害的国内产业,无力阻挠这些看起来——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自杀性的保护政策?
  保护主义背后的政治逻辑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对于以上所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政治家真的不懂,即便他们配备最优秀的经济学顾问。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
  首先,以2002年钢铁关税为例,为什么小布什要在2002年3月签署进口钢铁关税命令,又在2003年底提前两年取消?答案是2002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小布什需要为共和党争取选票。
  其次,为什么是钢铁业而不是其它制造业?因为钢铁产业集中在几个对选情至关重要的摇摆州——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
  再次,为什么其它受到负面影响的州会允许这种政策出台?如上所述,受到钢铁价格上升,某些产业会受到打击,而这些产业也可能会集中在某些州,例如汽车业为主的密歇根州、以建筑业为主的田纳西州等等。为什么小布什不在乎这些州的损失?因为这些州并非“摇摆州”,他们的选票去向没有悬念,不会因为这项政策而发生根本变化——本就是传统“蓝州”的密歇根州只会更加倾向于民主党,而忠诚于共和党的田纳西州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伤害而倒戈。
  复次,为什么会提前取消关税?因为中期选举结束后,这些政策的意义就不同了。该政策持续近两年,足以让小布什标榜自己为美国钢铁业的维护者,而WTO的诉讼案从正式发起诉讼到出台惩罚性判决需要持续两年左右。因此在WTO于2003年11月11日宣布将对美国实施20亿美元的惩罚(WTO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惩罚)后,小布什于12月3日宣布取消该政策,宣称他已经让美国钢铁业和依赖钢铁的其它行业都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自我调整,因此圆满完成任务。既让美国避免了WTO的惩罚,又获得政治资本,此政策可谓一举两得。事实上WTO也宣称自己的压力导致美国提前退让,也是皆大欢喜。
  最后,为什么消费者不去反抗?美国消费者额外承受的62亿美元和美国的总体经济健康状况该谁来负责?这个答案其实更为简单。以美国3.1亿消费者计算,每个消费者平均承受的额外损失是20美元,并且是以近两年时间为期来计算,因此很难有人亲身感受到。
  同样,保护政策在让某一个行业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把损失铺开到若干个行业中去,从而使这些行业能够发起抗议的意愿减弱。这些行业越多,能够形成抗议力量的能力也越弱。相比之下,3.1亿消费者为20美元的损失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是接近于无。
  政治经济学家称这个现象为“看得见的受害者”与“看不见的获益者”之间的较量。在本文的讨论中,看得见的受害者是钢铁业,看不见的获益者是美国消费者和其它得益于廉价钢铁产品的行业。获益或受害的背景是自由市场。在政治逻辑的推动下,“看得见的受害者”往往获胜,因为他们的痛苦显而易见——谁看到一个破败关门的工厂和一群抗议的工人而不会感到同情?相比之下,很少有媒体会热烈追踪报导那些从自由市场中获得好处的企业和那些消费者,这些获益者也没有兴趣劝说别人到大街上为20美元的额外消费而抗议。
  除了这个被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详细解释的原因之外,在政治家的任务表上,最为迫切的日程选项从来不是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市场的健康,而是如何让那些正在被市场挤压的产业和企业脱困,让那些失业或面临失业的工人保住他们的饭碗。对于政治家,保护就业从来都是头等大事,并且需要在非常短时期内完成。经济学家可以奢谈市场调节,产业转移,但政治家很少有这样的时间窗口。这也就是为什么主张政府介入的凯恩斯会争辩:“长期来说,我们都将死去。”
  国内观众vs.国际敌人
  即使凯恩斯也会承认,政府介入有众多选项,保护主义是最蠢的一种,如上解释,也需要另文详述。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贸易保护主义符合直觉,道义上无可指责,执行起来简单干脆,立竿见影。用更为符合市场原则的政策,例如针对特定产业而实施的产业转型补贴、转岗培训等方式耗时耗力,收效缓慢,而且带来的政治宣称效果有效。
  换句话说,经济学上的不正确不等于政治上不正确。关键在于,这个政策的听众是谁。批评者总是从经济学的逻辑出发,自由贸易主义者甚至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逻辑出发来反驳贸易保护主义,显然误解了政治家的角色。
  政治家做决策类似于演员的表演。认清观众至关重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观众是国内大众,也就是民粹主义的受众。这些观众需要看到的是一个愿意挺身为普通大众利益出头的英雄。只要这种印象得到满足,其行为方式可以商榷甚至忽视。同时,这个表演还需要一个攻击对象,一个共同敌人。外国或外国人,或者和外国人有利益关联的本国人,往往是最好的选择,成为观众不满的发泄对象。
  在国内形势恶化之时,政治家对国际贸易伙伴的攻击也变得激烈。越是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越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和德国,却对俄罗斯情有独钟——因为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几乎可以被忽视,难以成为攻击目标。
  在这种情形下,针对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家进行理性的解释和劝说几乎无用。这并不意味着贸易对抗应该成为一个选项,让中国真的变成美国民众眼中的敌人。必须认识到,在攻击这些贸易伙伴时,特朗普们是在面对着他的国内观众表白宣誓。各国除了加强合作,巩固多边国际贸易体系的抗压能力外,真正需要对付的并非是特朗普们而是他的国内观众,需要懂得如何让他的国内观众消除敌意。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除了适当适时的利益让步,加上宣传技巧,让特朗普们用最小的国际成本来获得足够的炫耀机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市场改革。
  今年4月,美国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10年至2015年,中国对美FDI年均增长32%;2016年更同比飙升200%,达460亿美元,突破2015年创下的150亿美元的纪录。和2009年相比,2016年中资企业在美创造的就业数量增长超过9倍,目前已达14万个工作岗位。目前,中企赴美投资的足迹已遍布全美425个国会选区,仅剩十个选区未见中国投资者的身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Stephen Orlins)在报告的前言中写道:“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对美投资是对现任美国政府创造和保护就业政策的有益补充。”他还表示,若中美双方领导人能克服两国市场之间的监管和政治障碍,“这些投资将有足够空间实现进一步增长。”
  这些数据说明,中国本身的市场改革是改变中国在美国形象的根本前提,如德国和日本早期所经历过的。为中国企业进一步松绑,激发创新能力,充分挖掘美国的市场潜力,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鼓励中国企业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用更符合国际标准的方式赢得美国民众的认同,是对抗特朗普们最好的武器。
  (注: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7/9/29   发布时间:2017/9/29

旧文章ID:14224

世界正寄望于美国的高级将领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的民主已陷入多深的窘境,看如下这件事就知道了:全球多数国家都在指望美国的将军们来控制他们的三军统帅——通常情况下是反过来的。
  在被问及他们放心谁会“负责任地对付朝鲜”时,超过70%的美国人回答美国军队。只有37%的美国人选择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们的民选文官总统。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这种情景。当我们考虑让将军们保护这个全球最伟大的宪政共和国时,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然而现在多数人正是寄望于此。过去几天,特朗普撕碎了美国长期奉行(且直观)的核威慑信条。其重要原则是如果核敌国攻击美国或其盟友,那么美国将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报复,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这适用于假如朝鲜攻击美国或者其主要区域合作伙伴日本和韩国。冷战期间很多前苏联的独裁者明白这一同归于尽的信条。直到不久前,美国的公开立场一直是核威慑也会对朝鲜独裁者金正恩(Kim Jong Un)发挥作用。
  特朗普偏离了剧本。特朗普有好几次(最近的一次是上周日)暗示,美国将首先攻打朝鲜以摧毁其核武器。这可能会对金正恩的心态造成不良影响。
  如果特朗普认为“火箭男正自寻死路”,就像他上周在联合国(UN)大会上所说的那样,金正恩将修正其盘算。同样的,当特朗普宣布,金正恩“日子不会太长了”时(就像他在上周末发布的推文所说),金正恩可能会认为美国正制定计划除掉他。
  话语很重要。有时话语可能是致命的。特朗普的满嘴跑火车加大了这种几率:金正恩可能会铤而走险首先开炮,以示警告。这是否包括击沉一艘韩国轮船,向一架美国空中巡逻机开火,或者更糟糕的事情,都是不可知的。然而一旦开始,其后果将很难控制。核武器是金正恩唯一的王牌,因此所有涉及战争的可能场景都蕴含战事迅速升级的可怕风险。特朗普正在修改的就是这些规则。我们应该心存感激的是,他明智地任命了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担任国防部长。
  在特朗普让世界猜来猜去的时候,马蒂斯一直在悄悄安抚美国的盟友:美国的战略没有改变。但它们可以对他的话照单全收吗?没有人怀疑,马蒂斯以及另一位退役上将、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在利用一切机会让特朗普了解美国的基本核立场。至于第三位将军、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大家就不那么吃得准了。麦克马斯特曾考虑,美国是否应先发制人对朝鲜开战,因为金正恩可能疯了。但麦克马斯特只有一次公开发表过这种看法。
  马蒂斯和凯利都没有偏离美国的标准路线。他们都是纪律严明的军人。然而他们的总统却不总听他们的。有时候,如本周二,特朗普说了该说的话。但别的时候他就没这么办。
  金正恩会将哪个特朗普当真?我们对此都不清楚,又怎么能指望金正恩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军事计划要求我们做最坏的准备。由此可见,金正恩在赌那个好战的特朗普才是真的特朗普。毕竟,特朗普任何时候都可以辞退马蒂斯和凯利。他辞掉两人中的任何一位,或这两人中任何一位辞职,都会提升美朝冲突的风险。这几位将军待在他们现在的位置上,对全世界关系重大。
  接下来有两件事将指明局势发展方向。第一,金正恩是否会如平壤方面曾暗示的那样进行大气核测试。截至目前,朝鲜只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这将是一个不祥的转折。美国的公众舆论可能会转而支持特朗普好战的本能。第二,特朗普是否会不顾马蒂斯的劝告,退出伊朗核交易——他也曾暗示自己可能这样做。
  这两件事都将是局势亮起红灯的信号。它们都可能改变整个棋局。我们必须期望特朗普会听从他的两位将军的意见。他不断刺激金正恩来挑战自己已经够糟糕了。这些是校园霸凌的策略。如果特朗普再迫使伊朗效仿朝鲜,情况就更糟了。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9/29   发布时间:201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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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华盛顿大学寄语中美青年, 希望青年朋友树立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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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焕新 董乐铄  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9月29日电 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刘延东副总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同中美两国青年见面并发表演讲。
  她指出,青年一直是中美人文交流的先锋力量。刘延东对青年朋友提出三点希望:希望青年朋友树立全球视野,胸怀天下,面向未来;希望青年朋友秉持创新精神,相互启迪、携手逐梦;希望青年朋友系牢情感纽带、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刘延东在华盛顿大学寄语中美青年, 希望青年朋友树立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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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刘延东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同中美两国青年见面并发表演讲。(图片:赵焕新)

  中美两国青年代表对话由杨澜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迪克森共同主持,中方青年代表包括姚明、郎朗、耶鲁大学宣哲民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刘宸希,美方青年代表包括乔治·华盛顿大学霍维茨、乔治·华盛顿大学贝罗、中美强基金会福特和乔治城大学洛维。刘延东在与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和交通部长赵小兰共同出席对话后,与中美青年代表亲切互动,并欣然与中国留学生们自拍合影留念。

来源时间:2017/9/29   发布时间:201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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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会晤刘延东 中美人文对话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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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白宫会见正在华府出席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特朗普期待并相信他对中国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28日在华府举行,双方达成130多项成果。蒂勒森随即访华,而首轮中美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下周三也将登场。
  在白宫的会见中,刘延东转达了习近平对特朗普的问候。刘延东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与美方一道精心做好筹备工作,推动此访成为成功的历史性访问。
  刘延东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取得了积极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保、地方等领域合作,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不断夯实中美关系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的问候,并表示非常期待不久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习主席再度举行会晤。他相信此访将会非常成功,并肯定加强人文交流极其重要,希望双方进一步扩大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当天在华府举行的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结束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将通过“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落实130多项具体成果。
  在对话开幕式上,刘延东指出,中美人文交流要行稳致远,应该遵守几个原则,一是着眼中美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筑牢两国关系的根基。二是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的主权和发展利益,取长补短,聚同化异。三是高层引领,民众参与,双方政府要为人文交流提供政策,搭建平台,制造氛围,使广大民众成为人文交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四是发挥各自优势,扩大务实合作,造福两国民众,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刘延东希望双方扎实做好对话成果的落实工作,推动教育成果不断取得新成果,发挥好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和创新对话等机制的作用,加强艺术机构、博物馆等文化艺术领域合作,推动双方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把环保、地方和体育合作打造成中美合作新亮点,还要加强青年、妇女领域合作,在就业、创新、权益保护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
  美方在对话结束后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美中学生留学项目;中方承诺其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不会妨碍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美国期待今年年底前就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进行新的磋商;双方都承认通过美中科技合作协议,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双方致力于在检测、预防和控制流感爆发方面的合作;美方敦促中国允许美国公司和卫生专家参与中国医疗健康市场;美方强调将媒体作为2018社会和人文对话额外合作领域的重要性。
  主持完社会和人文对话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旋即前往中国访问,将会见习近平、杨洁篪、王毅等中方高官。蒂勒森表示,此访将为特朗普访华做准备,并重点讨论朝核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28日表示,蒂勒森寻求强化对华关系,美方希望与中国有很好的理解和很好的工作关系。蒂勒森访华重申了特朗普政府对于在亚太地区更广泛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承诺。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刚访问中国,讨论美中经贸关系。诺尔特透露,下周三美中首轮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将举行,将由美国司法部长塞辛斯、代理国土安全部长杜克、副国务卿苏利文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安部长郭声琨分别代表美中双方主持。

来源时间:2017/9/29   发布时间:201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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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1%富人占有近40%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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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琳琳  来源:中国日报网

  虽然美国大多数家庭在2013年-2016年间的收入有所增加,但由于那些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月27日公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显示,2016年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中数较2013年增长了16个百分点,达到9.73万美元(约合64.6万元人民币)。这是美国受到经济危机重创近十年来,中产阶级家庭首次出现收入增加的情况。
  自2015年以来,经济复苏所惠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所有收入阶层和种族都从中获益。然而,在经济开始向好的最初5年时间里,高收入家庭获得了其中大部分的利益。
  美联储公布的上述调查清晰地体现了美国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差距,这种差距在种族和地域等方面都普遍存在。
  报告指出,虽然非裔和拉丁裔美国家庭的财富大幅增加,但总体来说种族之间的财富差距却几乎没有缩小。2016年,一个非裔家庭的资产中值为1.76万美元(约合11.7万元人民币),较2013年上涨29%,而白人家庭的资产中值增幅仅有17%。然而,非裔家庭的涨幅虽高,但白人家庭去年的资产中值高达17.1万美元(约合113.7万元人民币),是非裔家庭的10倍,约为拉丁裔家庭的8倍。
  另一方面,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在过去3年里,资产中值增加163万美元(约合1083.6万元人民币),涨幅为40%;而其余90%的家庭目前只占有22.8%的财富,比1989年时还减少10.4个百分点。此外,处于财富金字塔最顶端1%的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到全国的39%,较2013年增加了2.7个百分点。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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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解读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暨中美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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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刘胜男  来源:大国策智库

  编者按:对于7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中美双方报导口径不同,但会谈结果不尽人意是不需掩饰的事实,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也应得到充分重视,以备决策预案。本文特选三篇来自美国智库专家最近撰写的评论,为中国的战略应对提供借鉴。

一、 中美经济对话陷入僵局的成因分析


 【本文作者Scott Kennedy(甘思德)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长期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中美关系。原文发布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8月3日,原文标题为“The Stalemate in U.S.-China Economic Talks: Turning a Corner or Going Around in Circles?”】


  于7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本应是中美在经济关系上的双边协商最终出现转机的时刻。华盛顿已经很难再接受先前对话——布什政府举办的“战略经济对话”(SED)和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令人失望的常规性结果,那就是北京在不重要的事项上做出象征性妥协。全新的美国战略意在迫使中国在核心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这些核心问题往往是中国工业政策的结果,例如钢铁生产过剩、对高科技产品不公正的压制等等。

  尽管有这些变化,中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意志。北京不愿在关键问题尤其是钢铁问题上做出足够让步。结果,美国取消了发布联合声明与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原定计划。正如一个美国官员所述,“我们不作无谓的妆点”。中国方面的评价更加积极,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知道事情到底进展如何。最大的问题在于,CED是否意味着着我们向再平衡双边关系的艰难过程中向更公正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还是说CED的结果和先前对话一样,甚至还不如先前对话。


经济利益


  中美经济往来规模巨大:2016年商品和服务贸易高达6500亿美元,1990年以来,累计双向直接投资将近3000亿美元,在证券市场和外汇持有上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联系。这些数据还不足以说明两国在全球供应链、企业合作、民间往来上的密切关系。据一项估计,中美经济往来为美国提供了260万工作。

  尽管双方都能从中获益,但中国利用一切公平的和不公平的手段提升增值链,抢占国外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导致双边经济关系不平衡。美国出口商与投资者不仅在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甚至在美国境内都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对于中国的不公正行为是否是双边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否导致了大量工作流失,各方看法不一。但比较清楚的是,中国的一些做法正在大量剥夺美国公司的机会,使得以竞争性创新和严格的预算限制为基础的商业模式面临风险。美国面临的问题并非独有,欧洲和中亚的工业发展也面临着相似的阻碍。让中国市场自由化不仅是美国所关心的事,更是全球共同的关心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的新“航图”


  特朗普政府将阻止这些不利发展态势、促使贸易关系公正化作为其贸易政策的关键目标。美国通过SED(即小布什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和S&ED(奥巴马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商业和贸易联合委员会(JCCT),耐心将中国融入到基于规则的可持续对话体系,或许已经解决了一些小麻烦,但同时也消除了北京方面因重商主义行为而可能受到巨大打击的恐惧。因此,从原则上讲,特朗普政府寻求在双边对话中做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改变:

  1. 只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并就近期内能产生商业效果的具体措施达成承诺。S&ED讨论上百话题,规模太大;通过常规官方渠道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几乎全部被提上了日程。特朗普政府决定应该把讨论的话题压缩到最大优选项。

  2. 逐步提高中国行为的可接受标准,从要求中国严格依照法律执行双边与多边承诺,到要求中国实行更广泛意义上的公正,包括要求中国对美国出口商、投资商进行与美国对中国出口商、投资商的同等对待,限制从狭义上讲合法但对他国经济造成负面外部效应的中国工业政策。

  3. 减少参与对话人数,使得协商过程更加集中。举办S&ED时,双方政府派出大多数内阁级别的机构参与对话,并制定了一长串附加对话清单。2016年,一千多名美方代表奔赴北京参加“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么多官员与其他行业专家的出席,表明 “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失战略性。

  4. 如果中方不能做出实质性妥协,就准备“撤离”。先前每轮“战略经济对话”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以制定获得进展、达成共识的领域的清单结束。而没有进展的领域被掩饰掉或被轻描淡写,这样双方都能做出“正在取得进展、对话应该继续耐心进行”的交代。

  5. 一旦不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增加对中国经济利益做出惩罚的可能性。美国的应对措施将不再局限于世界贸易组织标准或贸易补偿案例,而可能要采取单边措施,例如,关税、限额、完全禁止。利用多种能够很快实行的美国贸易法展示不达成更加公平交易的危险。


新战略的落实


  特朗普政府没有对这一战略进行连贯性地实施,但过去几个月的行为断断续续表明了这一努力方向。和这一战略相符合的是,在7月19日举行的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中,列入清单的话题与双方代表都大大减少,并明确了就关注的具体领域达成协议的对话目标。在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财政部长斯蒂芬·穆钦和中国副总理汪洋共同主持的会议概述阶段,介绍了大部分中心议题。在一系列分段讨论中,讨论到如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贸易与投资、农业等重要话题。在进行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协商时,讨论到了钢铁和铝生产过剩以及高科技贸易。

  会谈没有就任何重大问题取得进展而陷入僵局。主要的棘手问题是中国的钢铁问题。尽管中国承认过量生产部分是由中国相关政策导致的,但报道称,中国不愿承诺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足量较少过量生产。据知晓内情的人士透露,中国只答应极少量的减产,对此美方将不会接受。与新的美国战略相契合的是,特朗普政府不愿宣称此次对话取得成功。尽管穆钦面对《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试图做出正面回答,他表示中国已经“听到了美方代表收到的来自特朗普总统的‘战鼓声’”,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他和罗斯只宣称“中国承认减少贸易赤字作为共同目标,双方将通过合作来达成”。

  中方对此次对话做出了更加积极的评价,表示,“双方加深了相互理解,增进相互信任,全部完成了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任务,并为接下来的全面经济对话设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但中方没有说明任何具体共识。中国的确做出了开放大米市场承诺,这将大大促进美国大米出口,但很多实际操作上的细节问题仍需解决。

  随着对话的进行,我们初步看到美国战略的最后一部分:如果中国不在对话中做出政策改变,美国将可能采取单边行动。特朗普政府降低了对依照1962年制定的《贸易扩展法案》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在不远的将来限制钢铁进口的期望。但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依照1974年制定的《贸易法案》第301条,调查中国的贸易行为与外资处理,开展更多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项目,更加严格地审查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收购。

  这一最后举措是新战略的自然结果,从狭义上讲,也完全可以理解。美国提出了它认为重大但合理的要求,中国却没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与其承认此次对话失败,并继续没有结果的对话,美国现在想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为什么会出现僵局?


  尽管目前看来,对话氛围将可能更加紧张,但全面经济对话出现僵局的原因并不明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特朗普政府希望对话失败,这样就有理由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特朗普政府可能一开始就传递出信号——只接受更加有限的结果,但在进行中却将改弦更张,故意提出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因为斯蒂夫·班农和皮特·纳瓦罗等政府中不看好与中方对话的强硬派在白宫的影响,这一说法似乎有些说服力,但并无确凿证据。

  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中美双方对全面经济对话的目标预期不一致。北京方面也许认为全面经济对话将从结构性问题出发达成战略性对话,因此任何具体的承诺都只能循序渐进,并需要花时间来执行。他们得此印象,可能是由于海湖峰会的亲密氛围,百日工作计划中美国接受中国有限的实际承诺(其中有中国先前已经做出的承诺),并且全面经济对话被定义为S&ED 和SED的继承,而在这两项制度中,对话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意义,无论对话结果如何。相比之下,美国可能持有的印象是,百日计划中获得初步成果的势头应该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全面经济对话中做出更大程度的妥协。因此只是为了表达善意与诚意的含混表述本身是不够。

  尚不清楚的是,双方期望不一致究竟是从海湖峰会到全面经济对话的几周内不充分沟通的结果,还是说源于双方固有的差异——尽管意识到迟早会出现僵局,紧张氛围会增加,双方还是不愿放弃谈判。

  上述解释并不相互排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对全球经济的全面计划尚未确立,政府内部还有很多职位空缺,各部门内部沟通不畅,部门之间更是如此。很有可能,美国团队参加全面经济对话时并未达成内部共识。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导致了中美之间信号传递不充分,不利于任何一方充分认识到坚持己方立场的利弊。


出现转机还是原地徘徊?


  全面经济对话在工作层面上可能会继续进行,但中美关系似乎正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转变——华盛顿方面的单边制裁与北京方面的反制措施将会主导未来进程。这些措施有可能生成足够的压力,把双方拉回到谈判桌上,商讨出更符合特朗普政府新方案的标准更高的交易。然而,同样有可能的是,中国会采取强势报复,那我们将会被卷入到一场更广泛的贸易战。其可能性会因为双方在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上难以达成相同立场而增强。

  为避免损害双方经济与全面关系的无益冲突,美国需要加快战略实施进程。特朗普政府必须制定更全面的对华政策以及亚太区域政策,充分理解美国的经济议程如何更好地契合更广范围的双边关系。充实相关行政分支机构的职位,强化各部分内与部门之间的联系渠道,对更好的实施新战略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美国能把与中国的邻国和美国的欧洲盟友间在贸易上不太迫切的分歧搁置一边,至少暂且搁置,而是优先处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那么美国将更有可能解决与中国的问题。与其他国家一道发出相同声音会表明这些问题受到了全球关注,并意味着继续坚持不和谐的行为将会使中国而非美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


二、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不可能制造奇迹


 【本文作者Claire Reade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华盛顿特区的Arnold & Porter Kaye Scholer咨询公司高级顾问。原文发布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8月1日。原文标题为“No Rabbits Pulled Out of Hats at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Now What?”】


  201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弗罗里达进行会晤,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制定百日行动计划以解决中美贸易问题。此后百日计划得到了广泛宣传。7月16日是百日计划的最后期限,接下来的本应是对少量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以此来高效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事实却并非如此。

  7月19日,中美双方领导相聚庆祝百日计划的结束。传言称,他们可能宣布达成所有协议——控制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如汽车和科技产品的贸易壁垒,增加监管过程的透明度与公正性,取消其他倾向于中国国内企业的政策。对此事长期关注的人都知道,中国一般会调整对策以适应当前政治需要,所以这次重要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新协议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这确实令人迷惑。中国今年秋天面临着重要领导人换届选举,所以很自然应该想要通过一些让步以保证到2017年底维持一个稳定的氛围。有可能是美国领导人内部对需要中方做出多少让步有所分歧,也可能是中国在如何与美国白宫喜欢做交易的新总统打交道上打错了算盘。不管怎样,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美国应该做什么?中国应该做什么?他们实际上又将会做什么?

  搞清楚美国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许是有效的开始。全面经济对话中的沉默引发担忧——我们可能正面对着美国政治与经济现实相冲突的局面,或者美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对华战略决策。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取得进展。

  从美国的政治立场看,特朗普政府重点关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这一核心问题。尽管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逆差不是贸易关系问题的可靠症状,这一逆差数据成了承载美国不满的形象指标。然而贸易逆差又能减少多少呢?增加美国大米、牛肉、汽车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并不能消除逆差,那么出口多少才算获得胜利呢?

  况且,仅靠增加出口(或限制进口)并不能解决与中国有关的根本经济顾虑。例如:中国政府对中国市场的干预,对美国长期利益造成了潜在的巨大挑战。然而,中国的“市场扭曲”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而缓慢的调整过程。很多问题只有首先当中国愿意承认才能得以修正。(一个值得以后讨论的话题是,美国需要在国内以及与盟友一起制定不需要中国配合的战略性措施来强化我们的经济与贸易体系)

  假若如此,我们需要考虑一些有关中国的事实。似乎每届美国政府都需要重新学习一遍中国问题!一些值得回顾的基本要点如下:

  •中国不是一个附庸国,不会因为我们想要它改变政策它就改变。

  • 中国不是与我们有可靠的共同价值观的长期盟友(尽管中国也不是一个流氓国家,无论它的全球声誉如何)。

  • 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措施,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只增不减。

  • 鉴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对中美双边贸易进行大规模限制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效应。

  • 中国还会在相当长时期内牢记它的历史冤屈。

  • 中国会坚决维护它自认为的切身利益,但中国利益和美国利益在一些领域有重合。

  基于以上事实,美国不可能轻易威胁到中国。而且考虑到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切不可不理智地利用真正的惩罚性贸易限制给中国施压使其屈服于美国要求。美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中国并不认可的经济问题上撼动中国。我们当然也不能指望在今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完成领导换届之前获得重大政策改变。

  与此同时,鉴于习近平处在这一敏感时期,中国很可能想要与美国尽量保持平稳关系。所以,从实际出发,美国将会在能够促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就业与出口领域寻求共同利益,在这一动力驱使下尽快收获一些即使谈不上范式转换,至少是有意义的成果。(对此,需要谨记三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对2016年的20国峰会结果的一篇评论中指明的三条高级谈判规则。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财政部长斯蒂芬·穆钦好像已经掌握了第一条规则——减少最重要事项的数量。但在百日计划的早期成果中,一些是“新瓶装旧酒”,还有一些甚至有 “兑水”成分。)

  然而,由于我们的“交易”总统,问题的复杂程度升级了。一旦涉及到中国,特朗普总统就想要“发号施令”,他甚至不允许他的顶级团队做出关键决策。这为两国平衡添加了不可预料的因素——他会执行一个稳定的战略吗?如果特朗普不亲自参与,任何交易可能被取消吗?他是否能就何时宣布胜利作出英明决定?正如商务部长罗斯和财长穆钦所言,应对中国的关键是得到执行过程可以验证与核实的具体承诺,使得中国对所做承诺负有责任。这就需要相关细节和对背景的敏感。

  特朗普政府中不乏热衷于展现激进政治姿态的成员和认为中国有意在经济上打压美国的官员。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对因美国的经济问题而指责中国的言论反响很好。如果美国国内政治考量占上风,就可能会很难为了在一些有用的议题上取得重要进步而进行安静对话。相反,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大量中国产品及中国其他商业利益的高调限制,并伴随着激烈的负面评论。

  中国又将会如何应对?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对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持有战略目光,习近平一旦受到挑战,就会采取决绝措施。如果美国公然越过红线,中国实施大范围的战略性报复和具有危险性的潜在长期嫌隙将成为可能。如果美国就此止步,中国会做出调整。那么,中国是否还会悄然展示出合作意愿,考虑美国要求的政策改变,以此来助益美国商业,同时也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着眼于长期博弈。因此,他们很可能会这样。


三、 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经济措施


  【本文作者Ryan Hass和David Dollar(杜大伟)皆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关注外交政策和全球发展。Hass也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文发布于布鲁金斯学会网页2017年7月3日,原文标题为“Making sens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ssible economic actions against China.”】


  特朗普政府据称正在考虑对华施加一整套经济惩罚措施。此举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很显然的:特朗普政府此时考虑对华施加经济惩罚正是在寻求对华不满的有效表达,包括双边贸易不平衡逐步扩大;中国拒不改变不公平贸易行为;尽管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或私下督促习近平主席对朝鲜核弹项目做出进一步约束,但中国却不愿更进一步干涉。这些共同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与日俱增。


杠杆赤字


  通过惩罚性经济措施,特朗普政府想要向北京发出信号——美国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中国面临选择,要么与华盛顿在贸易与朝鲜问题上有建设性的合作,要么面临着双边摩擦升级的风险。这一战略是基于美国对华杠杆的两大假设。

第一条假设是:中国经济扩张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这一思路因此认为,美国还没有动用对华杠杆,是因为双边摩擦还可以容忍。但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GDP不到5%。单从附加值来看,甚至更少,约为3%。虽然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商来说仍然很重要,但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比20年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依赖出口和投资到更加依赖服务和消费的转型,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影响力将继续缩小。

  第二条假设是: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尤其在今年秋天五年一届的党代会开始之前。基于这一思路,美国应该为保持双方稳定关系设定价码,如果中国不买账,就以“惩罚措施”相威胁。这一推理看似合理,却并不符合实际。如果北京认为有必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它大概就会在百日计划中递交出有意义的成果,并在7月份在华盛顿举办的全面经济对话中做出必要让步。然而,北京却选择了维护其长期坚持的底线,甚至不惜与华盛顿产生明显摩擦。百日经济计划结果低于预期效果,而全面年经济对话并没有给出双边协议或下一步计划。这就意味着,北京愿意为中美关系稳定付出的代价是有限的,似乎低于美国的预期。


特朗普的经济“工具箱”


  然而,特朗普政府似乎决心要打击中国。那么,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讨论最多的是向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发起挑战。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打算发起一项调查,以查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在华开设的美国公司强制技术转让是否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导致为美国商业带来压力与限制。如果调查结果证明上述情况属实,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特朗普总统将有权单方面寻求修正,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撤销不公平政策。可能的修正措施包括对中国出口商的制裁和进一步加强敏感的军民两用产品的对华出口控制。

  此外也有很多关于钢铁问题的讨论。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了一项调查,以查明钢铁进口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在钢铁问题上采取迅速措施并不可取。首先,美国主要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和日本进口钢铁,只有少量钢铁是从中国进口。由于钢铁是广泛交易的商品,中国对任何第三方市场的倾销都会压低价格,这是美国关税不能解决的问题。其次,这一行业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过剩,尤其是中国的生产过剩。这就需要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事实上,特朗普在7月的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公报中已经对此做出强硬表态,“我们敦促取消扭曲市场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及相关实体的支持措施…我们呼吁,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成员根据在经合组织协助下…迅速制定减少钢铁产能过剩的具体政策措施。我们期待论坛于2017年11月前提交包含具体政策措施的实质性报告,作为采取具体和迅速的政策行动的基础。”由于20国集团已经达成共识,于11月前制定出相应计划,在看到多边途径能否取得任何实际性效果之前,美国强行施加单边关税政策将会适得其反。

  特朗普可能会在301调查结束后,考虑采取更大范围的保护主义措施。他曾在竞选时呼吁对中国产品施加45%的进口关税。即便是10%或20%的关税就会引发中国反弹。然而,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国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它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弥补出口需求上的缺失。

  保护主义政策在损害中国经济的同时,也会损害到美国经济。考虑到在当今复杂的价值链上,一件“中国制造” 产品会给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带来增值,一些美国公司将会遭受损失,美国的盟友会受到影响,消费品价格也会上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会实施报复反击,购入更少的美国出品产品,如飞机、农产品和旅游服务等。在更广泛的层次上,保护主义会把就业岗位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而不会真正增加就业。美国先前的保护主义尝试——例如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s)、里根与日本的自愿约束协议——都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大而非缩小。采取强硬的对华贸易措施会产生一个经典问题——小举动大部分只是象征性的,大举动则会损害美国以至世界的经济利益。

  特朗普政府也可宣布针对与被制裁的朝鲜企业有生意往来的中国企业实行新制裁。7月29日,财政部长宣布了对被指控帮助朝鲜逃避国际制裁的一家中国银行、一家中国运输公司、两个华人做出制裁。针对影响力日趋重要的中国人的新的选择性制裁措施可能会日益升级。特朗普政府可以强调这一措施为一石二鸟之计——对朝鲜的不妥协做出回应,同时强硬对待中国。


需谨慎行事

 最后,由于北京方面对一系列问题的轻重缓急的处理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特朗普政府面临着美国人所熟悉的挫折。往届政府都曾因北京在所谓的共同优选项上的有限合作而受挫。面对相似境遇,往届政府基本不会选择有损于更广泛的经济关系的粗线条的惩罚措施。这样的谨慎考虑是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行业的重要性,美国对华杠杆的有限性,全球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广泛警惕,经济关系对双边关系的传统稳定作用。虽然商界有很多人支持抵制不公平中国贸易行为,但并非所有的美国出口产业能够从中获益,一些甚至有可能因中国报复而遭殃。

  此外,美国正在考虑的单边措施是否会真正引导北京做出美国所乐见的经济政策改变,这本身还是个问题。北京更可能对多边压力做出积极响应。比如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会将中国排除在一个大型开放市场之外,迫使中国认可在外来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上的相关规定。采取单边措施或许会对美国利益带来广泛的直接影响,但考虑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为确保任何行动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利大于弊,特朗普政府应该谨慎而行。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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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朗事件后反思中印关系暨周边外交

作者:编译/常婉宜  来源:大国策智库

  编者按:洞朗事件虽然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但作为中国近年来罕见的军事对峙案例,该事件值得继续研究,帮助认识对中印关系和中国周边关系的影响。这里选的两篇文章,第一篇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视角分析周边国家今后对中国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和策略,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第二篇文章是对中印关系未来的一个展望,认为洞朗事件已经重创两国关系,若要重修旧好,前路漫漫。尽管这样的断言未必准确,中国有必要从此事件中重新审视对印度的政策和战略。


如何对抗中国的强势策略

 

【作者Oriana Skylar Mastro为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助理教授;Arzan Tarapore为美国兰德公司助理研究员和伦敦国王学院在读博士。原文发表于英文网站,War on the Rocks,2017年8月29日。原文标题为:Countering Chinese Coercion: The Case of Doklam.”原文链接: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08/countering-chinese-coercion-the-case-of-doklam/】

两大掌握核武器的国家退下了火线,但只是暂时。

印度和中国昨日同时宣布结束两个月的边境军事对峙,期间几百士兵在中国和不丹的争议地区洞朗僵持不下,更有几千部队在后方随时待命。眼下的危机虽已解除,但这次事件让人得以窥见中国的高压战略并思考如何反制。这不仅对存在边界争议的印度有重要意义,对许多同样受中国扩张战略影响的南亚国家以及美国都值得反思。

 

洞朗对峙事件背景

 

中国认为在喜马拉雅边界多修一小段公路能够巩固其在与不丹和印度交界地区的主权。6月中旬中国军方的修路队开始在中国和不丹的争议地区——洞朗加修公路。这条路早在2003年就修进了洞朗,而中国军队经常徒步巡逻至公路的拟延伸地段。但中国一直都知道该地区的争议性质,在1988和1998年和不丹签订的协议以及2012年和印度签订的协议中都认可了这一事实。延伸公路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扩大在争议地权益的相对简单的办法。(该争议地区划分的具体细节一直被刻意隐藏,即使是“War on the Rocks”论坛上也没有披露。)

中方修路队一开始动工就遭到印度的突袭干预。在不丹的默许下,印度军队进入洞朗,实地阻止了道路修建。历史上印度一直把不丹当做自己的安全缓冲带,虽然近十年两国有所疏远,但不丹仍是印度的一层安全保障。中国的修路行为让印度感到自身安全和区域影响力受到了威胁。随后,印度政府批评中国的修路行为是企图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违反了两国2012年的协定。

8月28日中印宣布达成协议,结束对峙,恢复争议区原状,这正是印度和不丹所要求的。虽然两国部队均已撤退,但中国声称将保持巡逻活动,坚决维护主权。为了照顾民众情绪,两国的官方声明中都回避了一些细节。最关键的是,中国的声明中仅暗示了而非直接说明中方将放弃引发危机的修路活动。中国政府这次似乎出师不利,但中国为什么会遭遇这次政策失利值得思考。

 

中国的强势套路

 

中国这次在洞朗的做法和其处理同越南和菲律宾等国领土争端的方式如出一辙,基本包含四个步骤。首先是在自己已实际控制的地区派驻大量人员和设施,例如在南海建岛和在喜马拉雅山区修路。中国出动部队在洞朗地区建基础设施主要就是为了巩固包括其经常巡查的争议地区在内的西南边界。

这种巩固措施往往伴随着强制性外交政策。在这一步,中国一边对目标国加以威胁或采取一定武力,一边通过外交劝告对方改变当前政策或行为。这样做是为了把造成对峙局面的责任强加给对方,一般是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其目的就是让对方不敢对抗中国在争议地区的行动,最好是愿意坐下来进行和谈,然后中国再利用自己的大国优势通过谈判达到满意的结果。

这种强制外交不仅被中国用于对付南海的争议国,连对付美国也是如此。2009年的美国海军“无暇”号事件中,中国就采用类似的强制外交手段回应美国的海上监视活动。鉴于中国和不丹一直没有正式建交,此次洞朗事件还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即和不丹拓展了外交联系,而这同时也可作为施加影响的渠道。

中国的第三步是援引法律条文强调自己的合理合法地位,在此基础上要求在解决领土争端中遵守更广义的合法化原则。此次洞朗事件,中国将印度的回应渲染为对自己主权的侵犯,称印度军队中印边境锡金段进入中国领土,“阻碍中国边境部队的活动”。中方宣称修筑公路是为了改善基础建设,方便当地人民生活和边界巡防,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中方的政策主张是,该地区的边界自1890年划定以来已多次得到正式确认,并通过常驻的中国部队和牧民得到巩固。这一论断正是基于上文提到的中方惯用思维:通过在洞朗修路长久驻守该地区。

最后,中国将利用政府官方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并对目标国施以威胁。具体说来就是警告对方不要因为中方暂时的克制而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主权完整的决心。例如,这次对峙期间中国媒体就充斥大量文章,警告印度不要“玩火自焚”,不要被民族主义和傲慢思想驱使而错估局势,重蹈1962年的覆辙。不过这些并不是单纯的“口水战”,研究表明中方媒体上不断升级的威胁可能正是其动用武力的先兆。

虽然也有一些国家也企图占据既成领土,如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侵占等,但中国一直都沿用这样的套路:通过含糊其辞、操控言论达到不战而胜。虽然之前的大多数争端中国都用非武力手段解决了,但任何时候采用高压政策,不论是施加威胁还是动用武力,都可能升级冲突。未来南海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这些区域的领土争端问题。

 

用拒止手段挫败强势政策

 

这次洞朗事件中,中国其实并未得偿所愿。中方未曾料想对于修路活动,印度会如此迅速坚决的回击,而不是像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对待南海争端那样,简单地口头表示不满或威胁中国停止侵占领土的行为。如果是那样,中国正好可以使用强势策略,迫使对方让步或借机提出更多要求。中国能够屡次受益于这一策略,证明对手国通常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尤其是政治决心,敢冒险升级危机。

但是这一次,印度通过拒止行动阻止了中国企图控制争议地区的行为,挫败了中国的强势策略。印度出兵阻止中方改变地区现状的行为,毫不退让,符合其对华战略方针。印度没有默许中国制造既成事实,也没有冒开战的风险坚决和中国一拼高下。它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印度军队在当地占据优势,而印度也正寻求和中国平起平坐。这样一来中国便无法继续其和平合法发展的说辞,因为要夺取洞朗就必须增派军队施加压力。虽然中国的强势策略没有奏效,但这次的僵局随时都可能恶化局势,引发冲突。

 

和解后的重重危机

 

虽然眼下的危机已经解除,但边界争端仍然存在,且中印关系前景仍令人堪忧。首先,虽然中方暂时撤离了洞朗,但已经声明“中国将继续行使主权权力,按照相关边境条约的规定维护领土主权”,说明中国并未改变对三国交界地区的边境政策。在对峙期间就曾有报道称中国企图利诱不丹疏远印度。

其次,中印关系仍然十分紧张,仍有可能出现军事冲突,尤其如果中国在洞朗失利后仍继续寻求扩张。中印实际控制线上的任何进犯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而已经有报道称中国有此类动作。此外,中国也可能进行“跨界”报复,如对印度进行网络攻击或在印度洋施加威胁等。

第三,长远看来,印度应避免曲解此次危机的经验。最近就有分析人士写道,印度一直担心中国(和巴基斯坦)会进犯陆路边界,而洞朗对峙可能让印度认为应将军事建设的重点从印度洋转向陆地,加大投入,巩固陆地边境更为重要。但这种导向反而将成全中国,过于受制于陆路边界的安全只会阻碍印度发展为强硬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

 

反思洞朗事件

 

此次危机刚刚平息,目前要总结具体的经验教训还为时尚早,但其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已初见端倪。

首先,相较于用威胁吓止,拒止行动更能有效阻止中国的边界扩张行为。只有直接制止中方的行动才能够打断其后续的强制外交、法律战、和舆论宣传等手段,这次印度正是这样做的。当然其它区域的拒止行动将涉及不同的军事手段,例如在印度洋就可能需要反潜战能力和海上区域态势感知能力。

第二,拒止策略尽管有效,但也有局限性,因为内在风险较大。对抗中国的一系列扩张手段意味着随时可能导致危机升级,这是很多弱小国家,甚至美国都不愿造成的。另外,拒止行动只能制止对手当前行动,并不能将局面恢复至原状。例如洞朗事件中,印度能够让中国停止修路,但中国并没有宣布放弃或退出该区域。拒止行动本身并不利于危机的政治解决。

第三,中印能够达成撤兵协议说明中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态度是灵活的,若遭到坚决反击很可能将顺势而为。国内民众一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时度势而不是蛮干到底。洞朗局势曾一度岌岌可危,一旦交火,若中国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将有损政府和军队颜面。但即便如此,中国国内媒体也可以通过减少报道淡化此事,政府可以将撤兵协议渲染为国力强大的证明。中国较印度强大,即使暂时接受共同撤兵,今后也可以再次伺机而行。

最后,洞朗事件能够达成和解,即使只是暂时的,也说明中国和不丹这样实力悬殊的弱国对峙时,必须由一个更强大的第三国出动才能制止。此次如果印度没有行动,中国很可能就成功占据了洞朗地区。但这一次若不是印度在不丹的特殊地位,第三方干预一般很难实现。且这一做法也可能造成严重的二阶效应,在短期内恶化局势。例如中国认为印度无权干涉中国和不丹的双边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随时采取措施升级危机。从宏观上看,如果其它国家,如美国和印度企图斡旋于中国和别国的冲突,这种第三方干预可能会加剧中国和斡旋国的地缘政治竞赛。对于美国来说,洞朗事件说明要抗衡中国在东亚的扩张,仅靠武装小国和投入边际成本还不够,还要做好冒一定风险实施直接干预的准备。

 

中印修好,道阻且长——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

 

【作者Jayadeva Ranade曾任印度政府内阁秘书处秘书,现为印度的中国分析和战略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a Analysis and Strategy)主席。本文发与印度时报2017年8月29日。原文标题为:“Doklam Defused: Why It Will Take a lot of Effort for India, China to Rebuild Ties.”】

今年8月28日,结束长达三个月的军事对峙后,中印两国政府宣布同时从洞朗地区撤兵,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此前三个月内,中国一直坚持有争议的89平方公里的洞朗高原实为中国领土,并对印度施加各种威胁,严厉程度为四十年来罕见。中国起初的声明暗示撤兵的仅为印度,后才说明两国均已撤兵。印度宣布中方已经撤走推土挖掘设备,显然将停止开挖经洞朗高原至吉姆马珍山的道路,这也是印方此次反对中国的主要原因。

中国和亲华派分析人士就此认为两国应摒弃前嫌,重修旧好。但中国持续三个月的政治宣传其实已经重创两国关系,中印的相互信任已消耗殆尽,若要重修旧好,恐怕前路漫漫。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应转变对印度的态度,这一点印度总理莫迪2015年四月在北大演讲时就强调过。

 中国一直未曾充分执行各项中印边界协定。例如,中国本已签订协议,认同锡金为印度联邦国成员,但不到三年又于2008年予以否认。而不干扰已定居的阿鲁纳恰尔邦人民的协定也遭中方违反。最近一次则是中国违反2012年定下的“维持洞朗高原现状,停止修筑经由该地区的道路”协议。不仅是对印度,中国也经常违反和其它国家订立的协议。

洞朗对峙事件影响深远,它明显不同于历次哪怕持续更久的对峙。这一次,中国政府政宣部门表达了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正反映出中共根本无意改善中印关系也毫不顾忌印方感受。中方的威胁将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引得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洞朗。此次对峙事件在印度国内也引起发了负面效应,本就为520亿的贸易赤字恼火的印度政府,现在正好借机审查中国在印度的商业活动。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印度邻国都密切关注着洞朗事件的动态,但都刻意保持沉默。两国都借机重估对印政策,而巴基斯坦更可以进一步考察中国朋友的可靠性。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关于阿富汗和恐怖主义的声明给巴基斯坦施加了压力,因此呼吁统一地区地缘政治政策。巴基斯坦一定也了解到中方的这一意向。

从更大印度太平洋地区来看,印度将被视为唯一能抗衡中国扩展的国家,日本和美国都先后支持印度的这一地位。而印度在洞朗挑战中国,阻碍了中国扩张战略空间和战略区域的势头,确实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

军事和政治考量也很重要。中国军队在洞朗的位置并不占优势,印度迅速有力的反击也让中方措手不及。决定公开洞朗事件前的十天里,解放军和共产党高层一定经过深思熟虑,希望以这种方式迫使印度投降,为此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推测印度可能拒绝让步或希望采用折中的办法处理,双方进而有机会缓解危机。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习近平正面临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一直是他巩固共产党政权和提高个人威信的两大法宝,而他也正着手对解放军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因此万一双方交战而中方却不能获得决定性胜利,后果不堪设想。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9/20

旧文章ID:14218

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建议——来自美国智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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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吴天昊  来源:大国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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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美国未来制裁措施特别行动小组(Future of U.S. Sanctions Task Force)组建于2017年6月,系新美国安全中心能源、经济与安全计划项目组下属部门。该特别行动小组由新美国安全中心能源、经济与安全计划项目组主管保拉·杜布然斯基(Paula Dobriansk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项目专家亚当·舒斌(Adam Szubin)、新美国安全中心能源、经济与安全计划项目组副高级研究员彼得·哈瑞尔(Peter Harrell)、经济与安全计划项目组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罗森博格(Elizabeth Rosenberg)、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卡兰·巴迪亚(Karan Bhatia)等30余名制裁与外交政策领域专家及商业领导人组成,旨在探讨美国在制定和实施制裁过程中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向美国政府及国会提供对策建议。

  2017年初以来,朝鲜罔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加速推进核导研发进程,致使朝核导问题进一步发酵。特别是7月以来,朝成功进行了2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1次地下核试验,已对美本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导致特朗普政府调整和制定美对朝政策、解决朝核导问题的现实紧迫感大幅增强。在此背景下,美国内多家权威智库近期纷纷向特朗普政府建言献策,相关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对我们研判特朗普政府未来对朝政策走向及处理朝核导问题的对策,了解掌握美国为确保有效实施对朝制裁而可能采取的后续措施,避免中国企业成为美国次级制裁的对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现将主要情况整理如下:

 

一、关于美对朝战略

 

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任后首访美国(6月28日)前夕,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向特朗普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由防务问题专家巴里·帕维尔(Barry Pavel)和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联合撰写,建议特朗普政府采取七步走的对朝“高压遏制”(High-Pressure Containment)政策。

备忘录认为,鉴于朝实战部署洲际弹道导弹后,将对美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应采取“高压遏制”政策,其首要目标是让朝鲜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不停止核武器计划并重新回归外交谈判来消除核武器,朝鲜经济既无法得到发展也不会拥有好的未来。“高压遏制”政策需要采取七项措施:

一是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合作,升级对朝制裁。包括:加强措施阻止朝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封锁其获取硬通货的所有来源;五方(指除朝鲜之外的六方会谈其他五方)应采取新的措施来落实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并开展广泛的政策协调。二是密切与韩日间的合作,强化三边军事合作,以集中应对朝鲜的威胁。具体包括大幅增加导弹防御领域的合作;增加特战力量部署;重新向半岛地区部署美军轰炸机等。这些强化措施将迫使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三是挑战中国的政策底线。检验中国对朝施加管控的意愿,并对中国施压,以便共同实施对朝制裁,使中国在对朝边境贸易上更加开放透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并逐渐将朝鲜视为负担而不是资产,美国可以利用这一点促使中国对朝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以帮助美国实现自身目标。四是大力强化美国的网络侦察与进攻活动,以便遏制、袭扰、瘫痪朝鲜的核武器研发、制造和列装等工作。五是对外宣布美国新的对朝政策,即“三不”原则:不得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则将招致打击及韩国主导的统一;不得出口核设备或核燃料,否则美将采取一种可能措施实施拦截,并选择适当的形式和方式进行报复;不得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实施针对美日韩的导弹发射活动,否则美国将保留击落导弹或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权利。六是发展业已存在的公开与秘密交流渠道。美国和韩国可分别与朝秘密开展情报接触,以便阐明和强调美国的立场,探究朝暂停核导试验和核燃料生产的可能。此外,美国还应主动与韩相关部门沟通,向韩方表明美国将通过纽约渠道或更高层级定期与朝开展对话,愿在2005年签署的“9·19共同声明”的基础上与朝展开对话。与此同时,韩文在寅政府应采取与美相类似的方式,但应避免采取为朝提供直接经济利益的“阳光政策”。相反,韩方应关注与朝在文化、体育、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扩大离散家属会面规模,增加南北间邮件、电信、铁路及航空往来。七是采取主动措施对朝施加影响。在朝国内散布消息,改善朝人权状况,大幅提升对“脱北者”的奖励力度。

 

二、关于如何应对朝鲜核导问题

 (一)短期措施


针对朝于7月28日第2次成功试射洲际导弹导弹,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室主任哈里·哈萨尼斯认为,来自朝鲜的核导威胁只会不断加剧。为此,特朗普政府应立即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以遏制朝鲜的核野心:一是特朗普政府必须尽一切所能阻断朝鲜获得发展核导项目所需的外部援助。美国必须对任何帮助朝鲜发展这种令人生畏的武器的国家、公司、银行及个人实施严厉的次级制裁。必须开创这样一个先例,即如果帮助最野蛮的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将为此付出最高昂的代价。二是美国及其盟国在增加朝鲜发展更先进的核导技术成本的同时,必须尽一切可能挫败朝鲜的核导开发计划。特朗普政府必须像布什政府及奥巴马政府处理伊朗核问题那样,利用网络技术,如恶意软件、病毒等,在各个方面挫败朝鲜的核导研发进程。为此,特朗普政府必须展开一次自上而下的评估,以确保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来干扰朝鲜的核导开发。三是特朗普政府必须构建地区和本土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不仅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还应该在日本部署“萨德”系统。同时,美国还应大幅扩建位于阿拉斯加州的反导系统。

 

(二)长期战略


当地时间9月12日,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第6次核试验通过第2375号制裁决议后,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接受美“大西洋理事会”专访时指出,在处理朝核导问题时,特朗普政府应吸取前任政府处理伊朗核危机的经验,即要有远期战略、要有耐心、要有盟国和朋友。

伯恩斯认为,目前,朝鲜已经足够强大,在核武器方面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朝核危机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因此,美国必须制定一份耐心的长远对朝战略。具体可采取以下步骤:一是美国必须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以便使朝方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将为韩国、日本、驻韩及驻日美军,以及美国领土提供保护。美国需要重拾冷战时期曾有效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威慑战略。二是美国应遵循罗斯福的格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美国不应释放那些自己无法兑现的威胁。白宫方面应少说话,少发推特,而应像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那样,表现出解决朝核危机的坚定决心。三是不要评判我们的盟国。在朝鲜进行第6次核试验、朝核危机再度升级之时,特朗普政府曾指责韩国政府采取绥靖政策,并威胁将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当前,美国需要团结韩国和日本,并向金正恩清楚地表明,美国将为韩国和日本提供保护,美国与韩、日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丝裂痕。这才是危机时刻美国所应该做的。四是美国应该制定更切合实际的目标。虽然短期内说服金正恩放弃核武器是不可能的,但是否可能通过施压和谈判使朝鲜冻结核计划呢?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看,冻结朝鲜核计划并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总比当前的局势要好。五是必须寻找一种谈判方式。如果要对朝实施战略威慑,并表明美国在军事上强于朝鲜,美国需要将该战略同朝方进行直接对话对接,了解朝鲜的终极目标,以便有机会达成妥协。美国应开辟一个能够使局势降温的进程,让朝鲜远离危机,并尝试通过谈判(这一过程或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使朝鲜处于更加安全的境地。六是美国应与中国共同努力,通过谈判解决这场危机。这需要美国接受中美两国在处理朝鲜危机时实现双赢的现实。七是美国需要制定全面的对朝战略,包括威慑、联合国制裁及单边金融制裁措施。如果中方不同意美国的全方位外交策略,美国应考虑对与朝鲜开展借贷和贸易的中国银行及国有企业等实施次级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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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如何有效实施对朝制裁

 

(一)针对国际社会此前对朝制裁未能达到阻止朝发展核导项目的预期效果,7月,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题为《对朝实施新制裁政策的行动计划》的研究报告。报告全文共18页,由大西洋理事会客座高级研究员爱德华·费舍曼及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彼得·哈瑞尔及伊丽莎白·罗森博格3人联合撰写,建议美国决策者对朝实施全方位的次级制裁,并就如何实施这种次级制裁提出对策建议。

报告认为,美国现有对朝制裁措施的共性是手段极端强硬,但收效甚微,并没有改变朝核导项目的研发进程。为此,报告建议,美国决策者们应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签署前美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措施中吸取经验,尽快对朝采取新的制裁战略–全方位的次级制裁。由于次级制裁措施的外交敏感性,容易殃及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或非敌对国家的公司,因此特朗普政府应与国会合作,以实现政府各部门间的联动,确保该制裁战略的有效实施。具体对策建议是:

1、对所有购买朝出口商品,包括煤炭、矿产、纺织品及其他产品的银行和公司实施制裁,但为在6个月内已明显大幅减少对朝贸易的公司提供司法免责。这种免责措施将使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国逐渐减少对朝贸易,以避免遭受美对朝次级制裁的冲击。

2、要求所有支付给朝方实体的资金都必须存放在朝境外的保证金账户内,从而限制朝使用这些资金。迫使国外银行将对朝付款存放在保证金账户内,将更有助于确保平壤不会使用硬通货来从事非法活动,如购买导弹或核武器零部件。更重要的是,此举将确保朝可以继续进口人道主义物品,如食物和药品。对于没有得到授权而私自为朝提取资金的银行,美国可威胁对其实施次级制裁。

3、对朝鲜的港口实施制裁,包括海运线及其他与这些港口有交易的实体。美国应立即将朝所有贸易港口(共8个主要港口)列入制裁名单,而后对所有直接或间接为这些港口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公司实施次级制裁。

4、针对为进出朝鲜的货物提供担保的保险公司,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鉴于大量贸易商品在进出朝鲜时,无论运输方式如何均需要担保,该举措将使朝在开展对外贸易时难度更大,迫使金融组织为避免向访问朝鲜港口的船只提供保险,在开展担保业务时更加谨小慎微。

5、针对与朝幌子公司开展业务往来的国外银行,制定并实施制裁。目前,仍有中资银行与朝鲜的幌子公司开展业务往来,美国完全有理由对其中的部分银行甚至全部实施制裁。如果第一轮次级制裁没有阻止其他中资银行与朝鲜的幌子公司开展业务,那么美国可对剩余的与朝开展业务往来的公司实施制裁。尽管有人对实施针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制裁存有疑虑,但我们应该记住,2012年美国政府确实对昆仑银行实施了制裁,而且该制裁并没有导致北京停止与美在伊核问题上的合作。

6、高调开展公共外交,败坏与朝开展贸易的名声。美对伊实施次级制裁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通过渲染伊朗寻求核武器、破坏地区稳定,以及伊朗国内的人权问题,降低了他国与伊朗开展贸易的积极性。美国可围绕购买朝鲜商品、使用朝鲜劳工将会如何帮助金氏政权应对美国次级制裁等问题开展公共外交活动。通过揭示与朝开展贸易往来所带来的负面及非人道主义后果,美国可为其对朝施加经济压力积累法律资本。

7、广泛推行外交拓展活动,以便为美实施对朝制裁争取支持,避免被错误解读。深入实施次级制裁将导致外交纠纷,使国际关系面临螺旋式下降的风险。为此,美国可加大外交努力,向外界解释具体的制裁措施,突出如何避免成为制裁目标。美国应主动与可能受到次级制裁影响的外国政府,特别是中国以及全球各行业进行接触,从而为制裁实施及美朝最终进行的外交谈判打造建设性基础。

8、保持畅通的对华沟通渠道,但必须明确阐明朝鲜问题是美国需要优先处理的事务。美国对朝采取的任何制裁措施都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中美之间的摩擦。美国的总体政策构想应该是与中国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以确保中方不会对美国所采取的制裁行动感到措手不及。与此同时,美国必须明确向中国阐明:朝鲜的核研发活动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了直接威胁,美国政府将毫不犹豫地保护本国利益。美国不能容许中国的威胁或含糊其辞的承诺干扰对朝制裁政策的实施。美国还应向中国暗示,如果朝鲜的核研发水平达到某一门槛,军事选项或将成为唯一选择,从而使中方明白破坏对朝制裁将无益于其自身利益,尽管美国更倾向于实施制裁,无意在半岛引发暴力冲突。

(二)针对美国及联合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对朝新制裁措施,“新美国安全中心”今年新成立的“美国未来制裁措施特别行动小组”(Future of U.S. Sanctions Task Force)(以下简称“特别行动小组”)于当地时间9月6日,就如何有效实施对朝制裁提出对策建议。

特别行动小组认为,朝鲜近期接连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实施第6次核试验、与美国互放狠话等举动将半岛局势推向新高,导致地区局势升级和发生误判的风险陡增,由此将给美国及其海外盟国带来严重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后果。尽管美对朝战略必须包括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但美国及其伙伴国当下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实施美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8月2日签署的新对朝制裁法案及联合国安理会于当地时间8月22日通过的2371号决议。通过领导伙伴国对朝开展新一轮施压,美国可打造一种有助于解决当前半岛紧张局势的多边框架结构。

特别行动小组指出,如果能够严格落实对朝新制裁决议,这些措施或将减少朝鲜的出口收益、封锁对朝鲜经济的投资、进一步限制朝鲜进入国际金融体系,进而将迟滞朝发展核导项目,影响其对“险恶”对手的态度。由于美国及联合国过去几轮对朝制裁经常无法严格落实,并使朝鲜领导人认为制裁通常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只有严格执行新的制裁措施才能确保其对朝鲜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为此,特别行动小组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应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外交运动,倡导各国遵守对朝制裁法案和决议。2006年至2014年间,当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时,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发动了一场攻势外交运动,倡导各国遵守美国及联合国的对伊制裁法案和决议,其中不仅包括举行政府间会谈,还包括美国政府官员直接与国外私人部门接触,向其解释新的制裁措施及违反该制裁措施可能遭受的惩罚。美国政府用多国语言印制了大量常见问题清单及其他指导性文件。即使今天很多对伊朗的制裁已经被取消,但财政部依然保留了200条涉及对伊制裁的常见问题,而涉及对朝制裁的常见问题却只有10条。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应发动一场攻势宣传运动,通过解释制裁内容,包括向私人部门发放详细的指导材料、直接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银行和公司会谈等,倡导各国遵守美国及联合国及公布的新一轮对朝制裁措施。

二是中国应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确保遵守国际社会对朝制裁措施。此前,中国在执行对朝制裁决议方面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原因在于中朝间特殊的关系使中国打击朝鲜贸易活动的政治意愿并不强;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中国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特别是边境地区的边防及其他公安力量的腐败。对于此轮对朝制裁,中国需要做出清晰的政治表态,表明其将全面履行新一轮对朝制裁决议,并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强化对制裁决议的遵守,包括调配更多中央资源赴中朝边境地区执行货物审查,以确保受禁贸易在边境地区被彻底阻止。由于朝鲜90%的对外贸易来自中朝贸易,让中国公司及海关遵守所有对朝相关制裁法案和决议是制裁措施能否成功的关键。

三是美国应持续对违反对朝制裁法案和决议的公司施压。通过对从事新对朝制裁措施所禁止的非法商业活动的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官员可以鼓励世界各国遵守对朝制裁法案和决议。例如,2017年6月,美国决定对中国丹东银行实施制裁。此举既是对丹东银行的惩罚,也是向其他公司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即从事非法对朝贸易将要承担金融和商业后果。1月份以来,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加快推进针对与朝开展非法贸易的制裁认定,未来还应进一步加快实施制裁认定工作,包括针对未遵守新制裁法案和决议的中国公司。

四是美国政府、盟国及非盈利性机构应公开明显违反制裁法案和决议的行为。除制裁认定外,美国、联合国、其他国家当局、调查媒体、非营利性专家应继续让公众关注明显违反对朝制裁法案和决议的行为。例如,今年4月媒体的报道使公众注意到朝鲜的船只准备向中国港口卸载煤炭。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并经过外交接触,中国最终要求这些船只返回朝鲜,并未允许其卸载货物。主动曝光那些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与朝鲜开展贸易的公司将有助于新制裁决议的强力实施。

五是美国国会可以促进和监管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朝制裁措施的有力实施。美国国会应就制裁实施情况举行听证会,并准备在适当时机批准新的追加制裁决议。国会中的外交政策领导人也应与伙伴国的同僚接触,鼓励其他国家的立法当局在国家层面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敦促这些国家与美国保持同步,加快出台各自的对朝施压措施。

 

吴天昊,自由撰稿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前外交官。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9/20

旧文章ID:14217

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美军方智库的分析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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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吴天昊  来源:大国策智库

  国家战略研究所是美国国防大学下属专业研究机构,主要为美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各联合司令部进行战略研究,支持国防大学的学术项目等。2017年6月,国家战略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亚洲和特朗普政府:挑战、机遇及未来之路》的研究报告,全文共48页,由该智库高级研究员詹姆斯·J·普里斯特(James J. Przystup)及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联合撰写。普利斯特曾在美多个政府机构任职,曾任里根政府总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在担任现职务前,曾任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桑德斯曾任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东亚不扩散项目主任。

  报告指出,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然而地区战略环境正快速变化、面临诸多安全挑战,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为此,报告建议,特朗普政府应建立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既要与地区盟国、伙伴国及多边组织加强合作,也要与中国“竞(争)合(作)并举”,还要坚决应对该地区当前最紧迫的朝核威胁。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

  美国在亚太地区既存在一系列重要的国家利益,也有一些国家利益将受到该地区形势发展的严重影响。具体包括:守护美本土、领土及美国公民;维持一种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确保美国能够进入该地区市场并鼓励通过和平方式而非胁迫或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拥有地区准入权及海上航行、空中飞行自由;维持一种稳定的力量平衡,以支持地区稳定及经济繁荣;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关系及对盟国的安全承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导弹投送系统的扩散;倡导全球准则与价值,如人权、民主和良政。

二、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

  在亚太地区,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呈现出以下三大发展趋势,值得美国高层密切关注。一是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提升了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增加了该地区对美国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包括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国)、韩国(第六大贸易伙伴国)。如果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东盟将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二是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地区战略格局,挑战现有地区秩序。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发展,正在重塑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模式,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同时,地区国家重视对华经贸关系,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战略选择。
  三是美国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该地区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接触不断加深。特别是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军事因素促使中国认为该战略意在遏制中国,将加剧地区的紧张程度。
  中国是大陆国家,陆军力量强大,虽然现在正大力发展海军,但陆军改革后形成的具有快速部署能力的装甲部队和空中机动部队数量也非常庞大。在这种情况下,以步兵为主的山地打击部队显然没有优势。首先,地理条件决定了这种军队只能单轴或双轴行动,很容易被打散;其次,中国陆军数量庞大,军费开支是我们的三倍,我们的陆军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称作战中的弱势;再次,在山区进行军事打击,意味着我方将没有时间和空间发起反攻。如果决策者事先没有考虑过这些重要因素,那说明我们并没有从1962年的灾难中长进多少,着实可悲。

三、美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

  一是东北亚问题。尽管二战已经结束70多年,但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历史依然制约着中日、韩日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日在东海领土主权宣示上的分歧使两国关系龌龊不断。未来,不排除中日就东海海上边界和钓鱼岛主权问题发生对抗与冲突。
  二是朝鲜问题。朝鲜依然是亚太安全环境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具体包括:朝鲜不断增加的核武器和导弹数量正挑战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直接挑战;朝鲜大约120万常规部队对美国的盟国——韩国构成直接威胁;朝鲜仍坚持其主导下的半岛统一;金正恩政权能否长久延续下去也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安全挑战。
  三是台海问题。中国将台湾视为其不可分割的领土,并希望通过统一台湾“解决中国的内战问题”,故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并着力强化经济手段,以“胁迫”台当局接受与大陆的政治关系。而美国则主张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然而,两岸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差距正不断加大,对美国实施台湾政策构成了挑战。
  四是南海问题。与东海问题不同的是,南海主权和划界争端涉及多个声索方且相互交织、盘根错节。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南海主权的声索力度,导致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并对美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不选边站”政策构成了挑战。

四、对策建议

  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应该是基于与盟国、伙伴国和多边组织合作,建立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发展美国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利益。这需要美国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强化与该地区其他行为体的合作,以便塑造中国的选择并使其为自己违反国际准则和规则付出代价。最佳途径包括:不否认中国也会因此挑起各种事端,但这一策略能够让我们获得不对称作战的优势,借以平衡中国在GDP上四倍于我们的巨大优势。有限的资金应该如何利用,所有政府部门都应参与讨论。受地理条件限制的单轴部队无法撼动中国陆军,但印度洋上的一小支核潜艇部队和三个舰载航空大队却能够切断中国的经济命脉。
  (一)强化同盟关系
  为应对任期内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特朗普政府首先应聚焦强化双边同盟结构。一是在对日关系上,落实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特别是美国承诺向日本提供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延伸威慑”及继续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对于保持日本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信心至关重要。
  二是在对韩关系上,作为一项重要的联盟管理机制,美国应升级美韩于2013年3月制定的“共同应对局部挑衅计划”,以应对朝鲜日益严峻的威胁。同时,双方应强化导弹防御能力,即使面对中国的施压,也要坚定在韩部署“萨德”系统。此外,特朗普政府要用长远的眼光对待朝鲜。由于美国的盟国极易受到朝远程火炮和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攻击,因此现有的军事选项并不具有吸引力。朝无意用核项目交换经济援助,而是要寻求“拥核国”身份得到承认。历史经验表明,缺少有效的验证机制,通过谈判冻结朝核导试验根本无法永久性地限制朝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反而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削弱美国的威慑力和保护盟国免遭朝攻击的能力。最有效的政策可能是加强对朝威慑力及对韩日的保护,维持对朝经济制裁的外部压力,保持旨在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对话和外交的大门敞开。为应对朝政权不稳或崩溃,特朗普政府应努力协调美韩两国的目标和政策响应,并尽力争取中国参与研讨应对各种紧急事态。
  三是在对菲律宾关系上。尽管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近期公开对美菲安全合作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但出于对中国的担忧,菲律宾更愿意扩大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应表现出足够耐心,继续着眼于两国的长期利益。
  (二)超越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联盟(Hub-and-Spokes Alliance)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联盟结构正逐渐从冷战时期的双边“轴辐模式”向更加开放的模式发展,包括增加盟国间的合作、主动与其他地区安全伙伴接触。美国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地区战略的立足点,同时鼓励地区盟国之间加强合作,并支持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的三边或四边合作机制,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与新加坡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与印度之间的安全合作。但目前,海上领土争端是最大的地区安全挑战,成为各声索国国内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此,美国应继续顶住在主权争端问题上“选边站”的压力,坚持“等距离”外交。但如果有国家(包括中国)违反国际法,美国应通过政府声明、外交努力、与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加强安全合作等方式让该国付出代价。美国必须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展示行使航行自由权的意愿,并例行性地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此外,美国还应提升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海上能力,并同亚太地区的盟国、伙伴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以构建地区秩序。
  (三)塑造亚太秩序
  有学者认为,亚太地区缺乏那种类似于促进欧洲实现一体化的多边组织网络,主要原因在于亚太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国家间的相互猜疑及冷战政治分裂的影响。但近几十年,随着东盟的建立,很多新的地区组织和会议机制也被建立起来,成为创建新的地区秩序的基石。奥巴马执政时期,高度重视参与地区多边组织和对话机制,经常亲自或派国务卿、国防部长等高官参加相关会议。亚太地区国家均欢迎美国高层长期以来对地区多边组织的关注,但却对特朗普政府能否继续延续这一做法有所担忧。而继续派遣高层官员参与地区多边会议并积极参与地区秩序构建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四)管理中美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混合”关系
  美国最大的政策挑战在于处理对华关系,因为中国有能力影响美国的全球、地区和国内利益。美对华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所面临的政策挑战是争取最大程度地与中国合作,并在美中利益相悖的领域展开有效竞争。中国并不渴望挑战美国、赢得全球领导地位,在大部分地区,中国关注的是维持稳定并确保对资源和市场的利用,这相对符合美国利益。但美中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太一致,中国寻求在该地区增加影响力,并越来越将美视为制约因素;美中战略竞争可能加剧,并存在发生军事事件或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必须与中国加强双边交流和危机管理机制。建议开展元首直接接触,使两国政府聚焦合作议程,处理双边关系中更具竞争性的问题。美国政府应谨慎抵制有关“美中共管”或“两国集团”(G2)之类的机制,因为这将要求美国以牺牲盟国、伙伴国为代价,接受中国的领土声索(包括台湾)。特朗普政府还应为美中关系制定新的“标签”,以取代中国推崇的“新型大国关系”。准确定位美中关系以充分反映美中关系重要性的至关重要,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对华是置于其他盟国关系之上。

吴天昊,自由撰稿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前外交官。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8/31

旧文章ID:14216

特朗普上任六个月,美国对华战略仍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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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刘胜男  来源:大国策智库

 【本文作者Jeffrey A. Bader, David Dollar(杜大伟)和 Ryan Hass 皆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关注外交政策和全球发展。Hass也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文发布于布鲁金斯学会网页2017年8月14日,原文标题为“U.S.-China relations, 6 months into the Trump presidency——Still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特朗普政府成立半年以来,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重点关注两件事:朝鲜和贸易。尽管它已经确保让中国接受新的外交对话框架,但特朗普政府似乎还没有确立一个主导性的对华战略。截至目前,除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关于区域军事问题的讲话之外,美国的高级外交官们没有发表针对中国或亚洲的的重要讲话或文章。

  在战略形成之前,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对华问题上将继续发出混乱、矛盾的信息,在对处理问题的先后顺序的意见上出现分歧与混乱的现状将继续持续下去,而诱导中国合作的能力将继续受限,正是由于美国缺乏一个稳定、统一的政策,北京难以对美国的方案全心投入。


对华战略的探索仍在进行中


  就如何看待中国、想要与其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对此有何计划,特朗普政府没有做出公开一致的解释。公平地说,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确实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基于成果的建设性中美关系,包括扩大合作、接受良性竞争、以及避免冲突。特别是国务卿蒂勒森曾提出提前考虑未来50年应该与中国形成的关系的重要性,显示他对过去5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轨道已有所了解。

  由于主导性战略的缺乏,北京只能从美国高级官员做出的声明中推测华盛顿的对华意图。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态度总是变化无常——先是建议把台湾作为对华杠杆,后又声称与台湾领导人接触前会询问习主席;先是盛赞与习主席的个人情感,后又谴责北京对朝鲜问题的“不作为”;先是痛斥中国窃取了美国工作,后又夸大中国在市场准入上做出的些微让步。最近,他对朝鲜的意图引起了北京的警觉,在中国的边境上引发了 “烈焰与怒火”的军事恐慌。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在对华政策上的明显分歧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摇摆不定带来的影响。马蒂斯、蒂勒森、麦克马斯特、凯利和邓福特采取了相对务实的方法,似乎是要在稳定的关系与对话中解决问题。负责经济事务的穆钦和科恩已经意识到了与中国爆发贸易战争的危险,在经济问题上起到了缓和作用。而另一方面,总统顾问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组人,包括罗斯、莱特西泽、纳瓦罗和班农,提倡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回应中国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

  由于特朗普总统频繁改变观点,再加上他的高级顾问团队内部存在分歧,华盛顿似乎并不清楚想要和中国建立怎样的关系。从长远来看,这种认知上的不统一会抑制华盛顿引发中国采取协同措施加强中美关系的能力。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特朗普有一项起到支柱作用的重要优势,即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在四月份的海湖庄园会晤上,双方着重于建立个人联系而非解决问题。这场会晤策划周密,进展顺利。后来特朗普表达了对习近平的高度敬意与尊重,习近平也同样重视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个人关系没有受到令特朗普与欧洲盟友们关系恶化的价值观分歧的影响。即使特朗普政府成员有时会主张采取严厉的对华惩罚措施,他们会考虑到习特之间个人关系,担心如果误解了总统的意图会招致严厉训斥而有所克制。同样由于习特关系的存在,中国官员在回应那些足以引发强硬回击的特朗普政府的言论与行动时保持克制。特朗普计划今年晚些时候来华访问,这为双方在朝鲜问题与贸易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提供了契机。


经营双边关系的过程着实有效


  从处事的过程上看,特朗普政府理应得到良好评价。特朗普政府让四大内阁级年度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社会与人文对话)分开进行并清楚定义各项对话范围的做法是明智的。这些高级对话在一年中不同时间举行,可以作为防止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一项检验。

  然而,这些对话的成果却令人失望。经验表明,要想取得进展,必须理清美国的优选项,并统一针对中国优选项的对策。同时,谈判结束后,谈判代表们需要被授权建立对话与后续行动。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未能及时提名与批准通常执行这些职能的关键部门副部长与秘书助理,进展多有不顺。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工作级别官员能力与见识都值得肯定,但他们仍然需要更多帮助。


聚焦优选项


  特朗普集中关注朝鲜与贸易的做法不同于往届政府,后者有意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更广范围的合作上,作为防止关系脱轨的“护栏”。

  既然目前确定的日程缩小到朝鲜与贸易上,在这两项最重要的事上交付成果就显得更加重要。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督促中国采取更多行动是正确的。通过密集接触与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的可靠威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交涉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对朝实施煤炭禁令,中国支持联合国对朝实施更严厉制裁,并加强了对中国与朝鲜跨境贸易的审查。特朗普政府应该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加强与北京的合作,否则在和平控制朝鲜的核弹项目上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在督促中国采取更多措施的同时,特朗普政府需要明白北京对平壤的杠杆是有限的,如果试图将朝鲜问题转交给北京,和平实现无核化难以取得进展,反而使得中美关系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北京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取决于中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任,相信特朗普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相信特朗普政府认识到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相信特朗普政府不会用煽动性言辞加重局势恶化;相信特朗普政府不会冒险撞进一场或许根本没有计划的战争。而特朗普最近的一些言论并没有给北京带来多少信心。

  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几经变化。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做出激烈言辞(包括承诺上任第一天就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征收45%的进口关税),而在与中国的最初接触中表现积极和睦。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会晤并仿照美国前两任总统的风格建立了全面经济对话机制。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早期收获,被政府官员称为与中国关系取得的重大突破。

  但是在7月举行的全面经济对话彻底是一个失败。特朗普否决了他的团队与中国协商达成的协议。本周,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研究是否应该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301条款调查,尤其是涉及到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与此同时,对钢铁进口威胁国家安全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所有这些让中国方面感到困惑: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协商中国目前(特别是在今年秋季的第19届党代会之前)所能接受的微小让步? 或者我们将要在世贸组织框架之外针对中国进口与投资实行强硬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种做法显然会引起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报复。采取强硬措施的风险在于,中国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不会轻易发生变动,但中国很可能被迫采取报复行动,而针锋相对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会损害到美国以及全球经济。

  同样无益的是继续把贸易平衡作为衡量贸易中谁赢谁输的标准。贸易平衡等同于储蓄和投资之差,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果美联储使利率正常化,国会颁布增加赤字的减税法案,不管中国采取什么措施,美国贸易逆差都很可能会升高。把贸易平衡而非市场准入作为关键问题是错误的经济观,注定导致政府措施失败。

  当特朗普政府计划下一步对话措施之时,它应当拓宽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美国已经说服中国在气候变化、维和和公共卫生等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使得美国无需付出更多。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在为获取商业利益而采取的网络间谍活动等方面也有所节制。

  此外,往届届政府将一些其他问题置于议程首位,尤其是南中国海和人权问题,而特朗普团队并不怎么关注这些问题。这两个问题不应放在议程首位有合理的理由。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选择主要涉及军事部署、演习和自由航行。由于菲律宾在杜特尔特总统的领导下不再坚持在政治和法律上与美国保持团结,外交手段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这些军事行为常规化。但美国在东南亚的威望与影响力取决于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明显的参与和领导地位。因此,用外交行动来补充太平洋司令部的工作就成为必需。至于人权问题,特朗普持有一个合理的观点,即美国应该在其他事务中平衡自己的关切,不仅关注中国问题,还应关注到全世界。但是,如果华盛顿在支持人权事业几十年后又表现得对人权问题漠不关心,将严重影响到世界对我们国家的看法,尤其会影响到中国普通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对华杠杆在减少


  长期以来,美国在利用其大国地位来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低于许多评论家的想象,而现在这项能力明显在减弱。现在特朗普出手不那么强势,部分是长期趋势的结果,但还有部分是自身原因导致的。

  在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时候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对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和商业影响力的一个打击。特朗普政府对国际体系、多边机构及规范的蔑视,令依靠这些规范防止中国欺凌的亚洲国家感到失望。事实上,目前仅存的多边经济体制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而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对每个项目都有参与。特朗普总统以利益与交易的方式处理防卫义务的言论,使得担心中国军事扩张的美国盟友发生动摇。“美国优先”的定位,加上美国国内对朝鲜核问题的公开辩论中过度关注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而忽视对紧邻朝鲜的美国盟友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重新引发了搁置已久的有关依靠美国制衡中国的可靠性的辩论。

  因此,在关注中美双边关系稳定或紧张的迹象时,需谨记这种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中美关系应该置于与美国政治、安全与经济等更大范围的的稳定联系中。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联系不能局限于不定期的双边访问与会见,尽管这些举已经表现出很大价值。相反,这将需要我们在这一地区付出比当前更多的投入,包括战略性思维、时间、资源和能源。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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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推出税改方案:税率大幅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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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共和党提出的税制改革方案建议降低美国富人、企业和中产阶层的税率,同时保留诸如房贷利息和慈善捐款的纳税优惠。
  这项一揽子方案定于星期三公布,改革美国税法的谈判进程将从此启动。白宫和国会共和党领袖要求取消的许多纳税减免项目的关键细节尚不清楚。减税将导致政府收入减少数万亿美元。取消这些纳税减免项目能够部分弥补收入的减少。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我们即将推出的税改方案的减税幅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 “这是很不寻常的。大家已经知道了部分数字,我们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数据。”
  外界的一些预算专家估计,这个减税计划将在十年内使政府税收减少五万多亿美元。要减少损失,共和党必须同意削减福利。
  减税方案要变成法律,国会的共和党领袖就必须尽力加强党内团结并尽可能地争取部分民主党籍议员的支持。
  这个方案主张把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这个目标得到了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们的长期支持。川普一直坚持实行15%的公司税率。减税方案还建议对美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实行一次性征税。
  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将予以简化,从七大类减少到三大类,让更多的人符合儿童纳税抵免的规定。该规定是为了帮助低收入的劳动家庭。目前抵免金额为,每个孩子一千美元。改革之后,收入更高的家庭也能够享受这项优惠。
  方案还包括:取消遗产税、替代最低税(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最低纳税标准)等。这些措施将惠及高收入者。
  该方案保留了慈善捐款和房贷利息的纳税减免项目,此外还提出修改有关教育和退休福利的税法。
  共和党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这给该党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改革税法的机会。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这是我们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的税法。我们能够释放经济潜能、推动增长、吸引就业机会、提高美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但是,许多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反对任何会增加债务或者给最富有的人优惠的改革。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参议院议事厅对他的同事们说,共和党的这个方案“将会给最富的美国人带来巨大的意外之喜,而给最需要帮助的中产阶层纳税人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帮助。”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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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福德上将:中国十年内将成为美国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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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国会表示,眼下朝鲜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2025年中国则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说,中国正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以及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
  2017年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
  美国军方最高级将领邓福德(Joseph Dunford)将军2015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经把俄罗斯、中国与朝鲜列为对美国构成最大军事威胁的前三个国家,但是星期二,他在该委员会就重新任命他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而举行的听证会上调整了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的先后次序。
  他说,由于平壤的核与导弹项目所引发的紧迫性,朝鲜眼下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则因为它在核武器和电子战领域的军事能力以及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等地方的军事活动而在整体上仍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但是他说,中国到2025年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他说:“如果展望2025年,看看人口结构与经济形势,我认为中国可能在2025年左右对我们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
  邓福德还表示,中国正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实力的能力与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
  美必须增加军费以保持优势
  美国国防部2017年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指出,从2007年到2016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5%。
  今年8月访问过北京的邓福德警告说,随着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美国要想到2020年代中期维持它对其竞争者的相对优势,就必须在今后五年将其年度国防预算增加3%到7%。
  邓福德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还表示,国会对培训和国防现代化上的开支施加的上限以及一系列的事故正在对美国军方向其潜在对手投放实力的能力构成挑战。与此同时,由于军方在训练和资源都更少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展更多行动的高节奏,非战斗死亡人数现在高于军事行动导致的死亡。
  今年以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在太平洋接连与商用船只发生相撞事件,导致17名水兵丧生。在加州彭德顿营发生的训练事故导致14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一名水兵受伤。
  朝鲜短时间内将拥有打击美国的核能力
  谈到朝鲜,邓福德表示,平壤拥有可以袭击美国的核武器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说:“我们今天应当假定,朝鲜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使用这个能力的意愿。”
  他还表示,不管是三个月、半年或是一年半,朝鲜反正会很快拥有这种核能力,因此我们应当以这只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来对待。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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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务部长再度就对华贸易释放强硬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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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莎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对中国做出强硬表示,指责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周三,特朗普的商业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重复了这种观点,呼吁对两国贸易关系进行巨大改变。
  罗斯的这番话是在访问北京之后说的,他来中国是为特朗普今年访华奠定外交基础,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在北京与李克强总理及其他财经官员见了面。
  “我们的确需要重大的改变,我希望、且相信,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阐明了这点,因为目前的关系太一边倒了,”罗斯在媒体吹风会上说。
  近几个月来,中美之间的紧张气氛不断增长。特朗普政府采取罕见做法,以担心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一个得到中国支持的投资者对一家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的收购。特朗普一直批评中国在控制朝鲜的核野心上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
  罗斯说,他在北京与官员会晤时,提到了对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平衡的担心,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和降低关税的必要性。
  “最重要的是更好的市场准入,不论是对于那些在中国经营的公司来说,还是对那里向中国出口的公司来说,”罗斯周三说。他补充说,特朗普政府希望看到更少的保护主义行为,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西方企业已对中国一个3000亿美元的计划表示担忧,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25年,在高技术行业(包括计算机芯片和电动汽车)实现自给自足,西方认为这个计划可能会伤害外国公司。该政策名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用政府的钱帮助一些行业成为全球领先者这个远大目标的一部分。
  “对他们想自给自足的愿望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他们通过一个自由、开放的公平竞争环境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对手公平,我们没有问题,”罗斯周三说。但他补充说,特朗普政府将反对强迫美国公司通过转让技术知识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
  在与美国官员的私下谈话中,中国人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做法的广泛调查表示担忧,调查的重点是违反知识产权政策的潜在行为。中国官员还对美国的出口管制表示不满。
  周三,罗斯把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之一归咎于中国,说美中贸易赤字是“远高于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赤字的最大的一笔”。他说,他打算通过增加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来帮助缩小两国之间的差距。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商务部将于今年11月带团对中国进行贸易访问。
  今年,美国已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让美国公司能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的几个领域,包括农业、银行和金融。罗斯称协议所涉及的是“比较容易摘的桃子”。
  “现在我们要做更难的事情、更大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希望习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之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对改变气氛将有所帮助,”罗斯周二晚在香港对出席一个福布斯会议的听众提到习近平时说。
  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气氛仍然紧张。上周,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对朝鲜加强制裁的行政命令,制裁措施点名提了中国实体。
  罗斯在周三表示,虽然行政命令“的确提到了一些中国个人的名字,但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他补充说,其他国家也与朝鲜有商贸往来。他还赞扬了中国央行的做法,央行向国内银行机构发通知,叫它们不要为对朝贸易提供便利,罗斯说,这是“重要的一步”。
  罗斯在周三的记者会结束时做出谨慎的表示。“我不想给人以一种印象,即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做了任何让步,”他说。“我们没有做,中方也没有做。”
  欢迎在Twitter关注艾莎@jotted。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7/9/28   发布时间:2017/9/28

旧文章ID:14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