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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新医保法案大概无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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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又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出面反对共和党的新医保法案,所以共和党整顿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这一最新努力似乎已经失败。
  代表缅因州的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成为第三个反对这一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她在周一晚上说:“在这个所有美国人都要深思熟虑地处理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如此简单行事。”
  在柯林斯公布声明之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终止所谓“负担得起的医保法案”(也称为奥巴马医保),将会减少数百万人的健康保险。
  在参议院100名议席中,共和党有52个席位,而民主党参议员全都反对这个提案,所以要想通过该法案,投票反对的共和党参议员不能超过两个。
  此前,两名共和党人,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和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已经宣布反对这一立法。
  共和党领导人现在唯一剩下的希望就是让对手回心转意。

来源时间:2017/9/26   发布时间:2017/9/26

旧文章ID:14196

中资不如挺进美国心脏

作者:弈图远望  来源:凤凰大参考No.353

  从纯经济和回报角度,很多人对富士康在威斯康星投资100亿美元,并以1000英亩用地建厂的选择大加批评。但是,富士康得到了宝贵的东西。
  中国的多数企业在考虑或实施对美投资时,仍将目光聚焦在一些相对敏感的产业领域,仍将重点放在东西两海岸的大都市区。但是,在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下,更好的策略并非如此。
  7月中美经济对话后 现新一轮权斗
  习特会后,许多人曾希望,七月份的的经济对话能够带来具体而有效的双边贸易方案。但是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特别是特朗普的基本选民,这次对话是不成功的。“不成功”主要体现在: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更大开放度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美国工薪阶层,特别在“心脏各州”,没有在“如何找回工作”这一问题上得到满意答案;这些美国民众没有看到未来的中美经贸安排可以为他们的社区、产业、基建等领域带来投资。
  在这种普遍的认为中美经济对话失败了的氛围下,华盛顿的“美国第一”主义政客与官员,便开始在美国政府内部开始了新一轮权力斗争,并在中美关系上重新掌控了主导权。他们传达给美国民众的讯息很明确,即中国的长期发展将以牺牲美国的经济增长为代价。
  中美两国应当在贸易问题上找到一条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一种更加具有创造性的“经贸接触”,而非仅仅纠结于贸易和市场的准入条件这类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便是这种“创造性经贸接触”的好例子,特别是在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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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地理位置。

  富士康挺进美国心脏得到什么
  从纯经济和回报角度,很多人对富士康在威斯康星投资100亿美元,并以1000英亩用地建厂的选择大加批评。但若从更加宏观和战略的角度考虑,类似富士康这种向美国“心脏地带”的挺进,对于华盛顿来说是绝好的“政治经济”一揽子交易。
  无论是在特朗普的眼中,还是从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莱恩,甚至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泰米.鲍德温的角度来说,富士康的投资对美国政经菁英以及基层民众,意味着东西海岸大都市区以外的美国得到了重视,意味着工作机会和经济发展被重新带回美国的“心脏”。而对于富士康来说,即便这项投资本身从经济回报角度不是最佳选择,它却可以为富士康更加宏观的在美投资战略和布局,带来宝贵的美国政治话语优势,以及实实在在的支持。
  心脏地带的“势”:中资新大陆
  本专栏弈图远望团队成员,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接触到美国政商两界,民主、共和两党菁英,以及基层社群的代表。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中美两国若要达到更好的双赢,或至少避免潜在的摩擦,需要更有创造性地营造一种“势”,一种基于政治大环境的中美经贸关系向上能量。中国的政策界与企业家如何才能战胜,或至少抵消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立法机构以及相关州政府的猜忌心理?特别是在心脏地带各州?
  中国的多数企业在考虑或实施对美投资时,仍将目光聚焦在一些相对敏感的产业领域,仍将重点放在东西两海岸的大都市区。但是,这些地区的招商引资不仅在经济上已呈相对饱和状态,也在政治上呈过饱和状态。此外,这些地区恰恰是对中国资本和中美经贸关系疑虑最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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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商直接投
资在美分布图。

  在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下,更好的策略恰恰应该是深入那些对中国不够了解甚至抱有疑虑的地区。基于我们在美国心脏地带投资环境以及当地对中资、中企预期所做的调研,这种“深入虎穴”的策略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回报的,在经济上也同样如此。
  中美经贸关系对于两国来说都是不可走错的棋局。敌视与牙眼相还的局面,301条款与随后而来的报复手段,只会使两国陷入互相伤害的漩涡,同时也不利于全球经济与政治局势的稳定。从中国对美投资角度来说,调整投资产业和地理方向,既是微观创新,也是宏观布局。与其在牛肉和金融这类领域缓步推进合作,不如大刀阔斧地迈进美国的心脏。

来源时间:2017/9/26   发布时间:2017/9/26

旧文章ID:14195

李克强会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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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涛  来源:中新网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美关系与各领域合作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成功会晤、通话,两国各层级对话交流持续推进。中美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国,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李克强指出,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主流是合作,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们愿同美方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扩大货物、服务贸易规模,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摩擦与分歧。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同时希望美方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给予公平待遇,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使中美经贸合作在动态平衡中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罗斯表示,美中关系日益密切,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美方欢迎中方稳步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愿以务实态度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不断拓展贸易投资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力争尽快促成更多合作成果,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来源时间:2017/9/26   发布时间:2017/9/26

旧文章ID:14194

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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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这里,可看本书稿(一至十

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一

第三编  东方人东方国家东方世界的并行崛起

第七章  亚裔在海外的崛起

第三节 华裔亚裔在法国

先给下两个定义: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何为中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1980年)第3条和第4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或外国者具有中国国籍,但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者不具有中国国籍。因此,国外任何持中国护照者,只要具有定居性质,即是华侨。其子女如无外国国籍,也是华侨。

华人泛指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华侨华人,指定居在国外一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和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华人)。

本人居住法国。按理实在应当多多谈论一下欧洲至少是法国华侨华人的类似状态。但由于法国严格禁止有关种族的统计,也非常忌讳在媒体上讨论负面性质的种族问题。笔者无法找到有关的任何官方甚至半官方的数据。比如在法国究竟有多少华人、亚洲人或者非洲人、阿拉伯人,没有人知道,政府也不知道,因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官方统计,这类的统计干脆就是被禁止的。更别提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甚或犯罪比例之类更深入的细节了。

你可以试着在google搜寻工具中键入种族(ethenicity,ethnicité一词的英文和法文然后点击图片选项。你立刻就会发现巨大的区别。用英文,你可以看见很多的统计图表。而用法文,则一个也找不着。

用中国的成语形容这种情形,叫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用西谚来形容则更准确,那就是: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堆以躲避正在来临的危险。

笔者定居法国超过30年,在这里也观察到与上两节所述类似的情况。这里的亚裔妈妈也多是虎妈,这里的亚裔孩子也是在比欧洲人更比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孩子更努力地学习。因此在各地的重点初中高中里,都群聚着远比正常人口比重为多的亚裔孩子。就以笔者的儿子上过的法国第一高中名校大路易高中(Lycé Louis Le Grand)为例。儿子曾在的班级40人中,亚裔竟然占到10人,25%。然而在法国的亚洲人,只有大体1%的比重。不过真的到了法国的高等教育的顶尖的五大名校,亚裔的比重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显然也远比1%多。这似乎说明,人的努力也是有时而尽。真正的高素质水平天才,还是随机分布。可惜我没有进一步的统计数字。

可以说的就是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在这里照样表现出极强的竞争优势。在学业方面,在顶尖的中学和大学里,亚裔和在美国一样扎堆,所占份额远超在人口中的比重。

更突出的是在商业上,华商已经垄断了礼品、皮包、假首饰和高科技的电脑行业,正在全速向已被犹太人垄断千年的服装行业进军。不出10年,除了高档定制服装,高档皮包,华人铁定夺下这些行业的垄断权。

每年在巴黎华埠举行的春节巡游都吸引着以十万计的观众。法国总统府、巴黎市府、国民议会都会分别举行招待会与亚裔华裔聚会,祝贺农历春节。2004年春节,中国人甚至受邀到法国的天安门—香榭丽舍大街巡游。

看到法国所有大小商场中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看到所有观光景点和奢侈品购物中心蜂拥的中国人潮,华人不由自豪,西方人不由钦羡。中国世纪,真的已经不再是梦想。

估计,亚裔在法国总人口中的份额不过1%。而黑人阿拉伯人的份额应当各占10%以上。但是法国人对他们根本没有这种礼遇。
不过,笔者又不得不承认,在政治方面,亚洲人还实在成就有限。阿拉伯裔和非裔,在法国都有一些人在政府任到内阁一级的官员。当然笔者也常有感觉,他们,尤其是她们,是被照顾进去的。可是亚洲人怎么没有得到类似照顾呢?事实上,亚洲人,连一个小城镇的正职的镇长职务都没有人得到过。因为那是要通过选举的。这方面,亚洲人可真不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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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数据,就只好用一些照片来作证了

2014年四月刚刚举行的法国地方选举中,已经是巴黎十三区副区长的亚裔陈文雄首次当选巴黎市议员。同时巴黎有6位亚裔候选人进入第二轮,可除了陈文雄都惜败。

2017年,还是陈文雄,借马克隆的前进党东风,成功当选国会议员。但他还是孤军一人。看来,在法国,亚裔的从政之路,比起美国还要漫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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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本人应邀参加法国总统奥朗德对亚裔的春节招待会留影。右面是总统府请帖复印件。

  东南亚华人的业绩

数百年来,东南亚都是华侨移出的第一方向。根据最新的估计,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3348.6万.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约占全球4543万华侨华人的73.5%。[1]

华侨华裔在东南亚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强势是众所周知,无需证明的。但华人在不同的国家中的数量、比重和境遇是不太相同的。在我看,这个比重最重要。华人的境遇基本上来说,是由其在当地人口中的比重决定的。

比如新加坡人口77%是华人,华人是主导者,自然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其次,在1970年代马来西亚独立时,华人多达38%。现在依然有将近四分之一之多。那里的华人一直执该国经济之牛耳,但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排挤。

再次是泰国,那里的华人占比11%,似乎境遇很好,融入也最成功。比如大名鼎鼎的他信家族在泰国政商两界都声威赫赫。那是一个纯粹的华裔家族,不过已经改用当地的姓氏。华人在那里成功隐形,没有成为众矢之的。比如那里的红衫军、黄衫军这些年闹腾得那么凶,却并未听闻种族/华人话题。而那里的华人多居城市,多营工商,多数支持黄衫军当无疑义。

情形相当困难的是印尼。那里的华人绝对数量最大,但相对数量只有4.1%。一直以来,印尼华人受到许多的挤压,数次发生排华暴乱。他们在那里的经济势力,虽不停地受到打击,依然强大。

好几个国家的华人比例都在4-5%上下。他们在那些国家,经济上都有优势,政治上则不一定。

在菲律宾和越南的华人比例最小,但依然有相当影响力。比如那个与中国相当不友好的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也有相当多的华人血统。

下面我们用华人在该国人口中的占比做自变量,来观察一下,这个变数对该国基本国情的影响。

表5:  东南亚华人数量比重与居住国家的基本国情之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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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资料来源: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三期,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

[2] 东南亚共10个国家,略去太小的文莱。加上中国,以资比较。 


      东南亚地方不大,论收入也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只有新加坡一家,已是亚洲首富,超过日本。

中产阶级有马来西亚、泰国两家。中国参加比较,也属中产。

剩下的国家都还属第三世界。柬埔寨和缅甸人均不足1000$,当属第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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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8:东南亚国家华人比例与人均收入之关系

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华人的比重,与该国的人均收入,有极为清晰的正相关。除去中国不算,皮尔森相关系数高达空前未有的0.991!加上中国,再用人口一加权,这个系数则降至0.639。中国自然华人(汉族人)最多,由于收入太低,被丢在阴山背后,真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己情何以堪。

这里引一句从别处抄来的评语:新加坡是个人间天堂,一个事事如意的地方,一个在华人手中该如此并且会如此的地方。

看图7.19,其实更直接的关系,应当在该国的素质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如果没有中、越、柬、甚至老挝,素质与收入的相关系数必是极好。那么这四个国家是跌到一个什么样的坑里了呢?毋庸讳言,那就是消灭私有制的坑。但即使有这个坑,两个数据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也有0.686。如果除去中国,这个系数也高达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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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9:东南亚各国素质水平与人均收入之关系

请大家把素质水平(或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分别比较。比如中国与新加坡比:越南与马来西亚、泰国比老挝与菲律宾比;柬埔寨与缅甸比。

概括起来,东南亚国家的收入水平,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是该国华人的比重。第二是该国是否施行过全盘公有制。

现在看图7.20。这回至少暂时摆脱了现实表现,而只比较华人比例和单纯的素质。这回的相关系数高达0.922。这是因为这回中国没有跌倒坑里。因为几十年的全盘公有制仅仅伤害了中国的现实表现(这里是收入水平),并没有伤害到中国人的深层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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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东南亚国家华人比例素质水平之关系

这里我们看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素质指数比其它华侨少的国家都高。这应当有另一个原因了。就是这些国家离中国近,他们的人种本身,就与中国人种更接近。

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没有哪一个比越南与中国交往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简单地说,秦朝以前,中国的五岭以南,都还未开化,没有国家,只有部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才派赵佗等人帅50万大军,取得岭南,在今天越南北部地区设南海郡。秦末乱时,赵佗在越南称帝独立,号南越武帝。汉朝稳定后,在恒帝使臣陆贾的说服下,赵佗归汉。以后1000年间,越南的北部都是中原王朝的郡县,南部则大体上还是蛮荒之地。直到公元938年,越南才取得独立地位。以后一直到19世纪中晚期,法国人入主之前,越南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使用汉人姓名,汉字。一切风俗,都与中国极为相似。人口血液嘛,可以想见,与汉人交流很多。老挝、柬埔寨的情形与越南类似而稍逊。

概括起来,东南亚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是该国华人的比重。第二是该国离中国的距离(和由其决定的该国在历史上与中国的文化与血液的交流)。总之都是华夏因素在主导。

越南以南的东南亚的土著,接近太平洋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肤色比华夏人深,身量也比华夏人矮。他们的开化程度,以前与华夏人比,可是差很远。当然这个距离,随着近几十年或一二百年来的发展,已经明显地缩小了。

必须提到,华人在东亚地区取得的发展成就其实与制度(只要放弃全盘公有制就行)无关。中国人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大陆取得惊人发展成就,也在实行私有制和一党权威政治的新加坡取得亚洲首富、最廉洁、最清洁城市等一系列桂冠,也在行政主导的香港取得富裕的世界最自由市场经济的名号,也在台湾的西式民主制下取得均富发展的成就。这些政体的规模大中小俱有,成就同样斐然。华人在东南亚大规模客居它国,一样取得当地人不可比拟的经济成就。在西方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小规模客居的华人也都在取得令当地人和世人称羡乃至惊诧不已的经济、社会和学术成就。这些,并不能用制度和政府的良好治理来解释。

最后,笔者扼要引述一些马来西亚的国父马哈蒂尔在一部受到很大争议,但影响极大的名著《马来人的困境》[3]中的一些基本意思,从另一个角度来印证一下,不同的种族,其实也真是有不同的素质。

马哈蒂尔这部书的名字就表达了马来人的一项极大的困惑。就是作为马来西亚国家的两个种族之一,并且是土著加多数的马来人,在几乎一切方面(首先是在学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中,都远落华人之下风。

他说,由于长时间以来,马来亚地广人稀,气候湿热,种植水稻只要两个月的劳作,就可以足够一年用度,无论再懒再笨的人,在这里也容易生存。不像华夏的地方,竞争激烈,非优秀者无法生存。

他甚至引用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豌豆定理,来说明由于马来人近亲通婚的陋俗,对自己种族的危害。同时褒扬华人的近亲不婚制度,积累了优秀基因。

这本书长逾十万字,一切解说,不厌其详。请大家自己去看。

为了捍卫他们作为主导民族和土著民族的利益和尊严,马哈蒂尔在这本书中提议了一大堆照顾马来族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相当一部分,也确实在马氏当政的22年中,和直到今天,在该国实施。其效果就是,在牺牲华人很多的利益的前提下,马来人的境遇得到相当的改善。但两个种族之间的差距,至今依然明显存在。

 蔡爱眉《起火的世界》[4]摘要与评论

第一小节  摘要与直接的评论

蔡爱眉近年因她那本《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扬名世界。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法学终身教授,她当然不会仅有育女经。最近才读到的她出版于2003年的《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书,又一次深感吾道不孤。不过该书的主题与本书仅有部分重叠。而且她的书的撰写方式是传统的叙述式,没有任何图表。因此也无成套数据可引用。但两本书的观点的确还是有许多重合之处。这里自然摁耐不住要引用一些,以壮大自己这个阵营的声势。


[3] 在网上键入《马来人的困境》,可以找到好几种免费的中译文本。
[4]《起火的世界》,美国蔡爱眉著。中译本,200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以下这段话是网上抄来的该书简介。

     《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一书讨论的是一种现象,即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现象:由于种种不同原因,一些少数族群在市场条件下趋向于在经济上起控制作用,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周围的“本土”多数族群。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场和民主的全球扩展是集体仇恨和种族暴乱的一个首要的、使之恶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许多社会里,市场和民主并非相得益彰。由于市场和民主在这样的社会施惠于不同的族群,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极不稳定、极易摩擦起火的状态。市场将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在时常处于贫困的多数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政经困境,在一片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平+繁荣的西方主流话语海洋里,《起火的世界》一书发出的是不流于俗的反对之声。

笔者至少在两个基本观点上与蔡女士一致:一、存在着活力不等的强势与弱势两类族群。二、当强势族群居于人口少数时,普选民主的实施将导致族群对抗

我这里要介绍的当然会比上引简介更详尽一些。

在本小节中,有很多该书的大意摘要,但不是直接的引文。我把这种摘要变成楷体。如果是直接的引文,再加引号。

她的书分三个大部分。

第一部分名称叫“全球化的影响”。这个部分用大量实例说明在非西方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东南亚,这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则是华人。

但她也看到,还是有不少的例外。比如在东亚的日本+四小龙+中国6个成功的政体中,都不存在那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就是说,在这里,主导市场的是多数族群。

该书的第二部分名叫“全球化的政治后果”。这里开始大量地讲政治。中心意思是: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但也严重地加剧了贫富分化。尤其是在那些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地方,更加剧了种族之间的贫富分化。然后,被西方与市场化同时推向世界的民主化,则会赋予多数的弱势的土著种族以政治优势、政治手段去抗拒这种种族之间的贫富分化。她在书中例举了一系列的这类种族之间的对抗,很多是极度血腥的。

该书的第三部分讲的是这种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与西方的关系。

这部分首先讲到,在绝大部分成功的富裕的民主的西方国家中,并不存在这种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雅利安人在这些国家中(如同汉人在中国)的几乎一切方面,都是主导者。我的理解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种族或宗教文化的太过多元、或有二元势均力敌,常常会导致种族或宗教之间的对抗,可不是该国能够顺利发展的有利条件。

然后她说,虽然没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但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一样有主导市场的少数人群。总是有利于少部分更强势的人的市场有利于不太强势的多数人的民主之间一样有内在的张力。历史上西方国家内部也有过许多的类似的种族冲突。最著名的当然是德国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西方早期的民主也不是惠及所有人,而有很多的限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广泛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大地弱化了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的对立等等。她指出,这种必要的弱化,是西式普选民主在西方富裕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先决条件。而在没有富裕起来的非西方世界里,这种弱化通常都是严重地付诸阙如的。

然后她又讲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则是这个地球上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而以色列则是在中东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她很精准地预见到,如果在中东实施民主,会出现诸多水土不服,也不利于西方利益的后果。

到这本书出版的2003年,蔡爱眉似乎没有足够地看清楚中国和东亚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她没有谈论,中国是否也会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一部分,更没有提到,中国/东亚可能成为西方对世界的主导权的挑战者。这一点上,她比在1996年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此就有很多精准判断的亨廷顿,水平还是差了一些。可能是因该书的主题所限,她也提到一些,但没有认真地分析,西方、美国,在开始走下坡的诸多迹象。下面她提到的那些措施,也都是针对非西方国家,没有一条是针对西方国家的。作为西方正统的一个代表,她还停留在一种十分自我满足的精神状态。这一点,她与亨廷顿的见微知著并居安思危,也是有相当距离的。

     “今天给‘欠发达’国家所普及的政策处方等于是把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最原始的民主形式拼凑在一起,并把这两样东西打包出口到全世界最贫穷、最困顿、最不稳定和最绝望的国家。再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加入到这幅图景里,在人为操纵的种族仇恨的作用下,这种赤膊上阵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可以成千倍地恶化。”

该书的最后一章,为解决她提出的这个深刻的矛盾,作者集思广益,也自己开动脑筋,想了一系列的弥补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拖延民主的实施,直到自由市场产生足以维持民主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恰好也是本人的主意。 蔡说,这是一位名叫罗伯特·D·卡普兰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但她本人还不甚同意。因为独裁(或者说得更温柔也更准确一点—威权)并不能保证发展。有的是糟糕的独裁者。本人在附录中也有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笔者以为,的确在非洲难有好的独裁者,但在东亚事实上却已经有了好多个成功的威权政体。这是国民包括精英的整体素质所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很多人提到的第二个主意就是用宪法保障少数、保障私有财产。蔡爱眉也承认,在大批发展中国家中的宪法,根本没有权威,随时都可以被推翻、重订,或者仅是一纸空文。像神像一样供在那里,谁也不理。这种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对纸上的宪法指靠太多,那也太天真。

那么怎样才能让宪法有权威呢?依笔者看,就是那个宪法必须是至少两个或更多的能够互相制衡的社会力量达成的公平建政契约。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制衡力量呢?这就回到了第一条。

蔡想出来的第三个主意她起名叫“平整运动场”。就是用种种办法来为不同的种族提供平等公平的出发点,起跑线。她也承认这并不够。因为,比如东南亚的华人,刚来之时,两手空空,起跑线比当地族群还靠后许多。1970年以后刚到美国和欧洲的华人何尝不是从赤手空拳开始打拼。又如犹太人历经2000年流浪,哪里待过被平整好的运动场,从来都是在逆势中斗争,才取得的成就。夸张点说,比如参加42公里的马拉松长跑,让你先跑十公里,我也能追上你。例子:在欧洲,犹太人垄断服装业,已有上千年历史。中国来的新移民,温州人,在欧洲介入这个行业至今不过30年,但已经夺下了超过一半的江山。运动场平不平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我也有能耐把你攻下来!

在国际竞争中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德国、日本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战败之后,都是一片废墟。但不过几十年,它们又重新崛起。以色列的例子就更鲜明。如果没有犹太人,那里的大部分地区,始终就是一片片沙漠而已。南非的情况也是类似。如果没有那10%左右的欧洲人,南非的命运与其它撒南非洲国家不会两样。哪里会有那些强盛的工商业都市。

第四个主意就是在马来西亚部分成功地实行过的种族平权措施。从起点开始的有(就是平整运动场),从终点着手的也有(有种族偏好的福利再分配)。这一节她讲了很多细节。这样的事,美国也做过许多。效果是有的。今天,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了一批本土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在美国也有了一批非洲裔新贵。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就是做到各种族之间的成就大体平等。在笔者看来,各种族之间竞争力不等这样的问题,就如同贫富问题,哪里可能彻底解决。只能是适当地限制而已。用中国的俗话说:五个指头本来就有长短,哪里可能剁得一般齐。我的家乡重庆还有另一个意思一样的俗语:泥鳅黄鳝哪能扯做一般齐

不过据笔者观察,马来西亚已经算是做得不错的了。至少那里没有出现印尼式的大规模种族暴乱,经济维持了持续的发展。现在那里的人均已经过万。在当地土著占多数的东南亚国家中,(除了新加坡,有77%的华人,人均爆表。)马来西亚已经是首富。那里的华人也是最多(25%)。

第五个主意就是施行西方似的社会财富转移,用累进税和社会福利拉平差距。她也承认:“在国力虚弱、缺少资金并且腐败盛行的国家,建立能够实现赋税转移计划的制度和实践举步维艰。”

大家都知道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军之争吧?这里还没有牵扯到种族问题,富裕的华人还没有成为众矢之的,彰显出来的只是城乡矛盾。但那也是典型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市民)抗拒民主导致的社会财富转移。不过防守方的他信系的政府站在民粹一方,进攻方的市民则站在反对普选民主的一方。现在那里是军管下的(倾向市民的)僵局。以后将如何走,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一个主意是劝那些赚了大钱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花钱买平安,多做慈善

其实说穿了,笔者认为,世界大同,在一国之内各个阶级之间,各个族群之间,或国际上各国之间,“等贵贱、均贫富”,都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一万年也不可能实现。当然过分的两极分化也不可接受。原则相信大家都没有分歧,就是要均贫富,但有限度。关键是这个度如何掌握,才能各方都有利益。

为了解决蔡女士提出的问题,本人其实是有一套比较详尽的方案的,起名叫加权民主,就是现行的西式普选民主的一个柔化版。那是下一本书的主题,这里就不细说了。

蔡教授拒绝回答为什么一些族群的成就会远远超过其它族群。说“权将这一争议留给更有资格的人去解决。”P29 该书左弯右拐地陈列了很多的理由,去试图说明如此普遍出现的那个强势少数族群的名分落在哪个族群的头上似乎是偶然的。她列举了比如先发优势,比如路径依赖,比如海外关系(母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大)……她似乎是有意识地在回避明确提及,这些主导市场的外来少数族群相对于当地显得弱势的土著多数族群,所拥有的综合素质的客观优势。在笔者的理解中,她还是畏惧触犯那个种族平等的政治正确。

蔡女士不认为华人的经商才能来自遗传天赋。她说在大陆的华人好像并不善经商。这个说法不准确。到2014年,她应当可以承认华人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表现了卓绝的智慧。这不一定表现在经商上,比如在美国,更多地是表现在正规学业和学业结束以后的工程师职业生涯上。华裔和犹太裔一样,很大一个多数都会成为各种专业人士,而不会是简单的职工。她说那些成功的族群已经有了一切的现成关系,所以能够继续成功。而不成功的族群则相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路径依赖。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1970年代,美国修改移民法以后,亚洲和大陆的新移民才开始大批涌入美国。他们来时两手空空,并没有什么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这些华人新移民,一少部分走的是经商之路。这条路倒是有一个迅速繁荣起来的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后盾。但是在草创时期,那些需要的路径也都只能靠他们自己从没有人走过的荆棘中趟出来的。一大半的人走的是工程师路线。先读硕士博士,然后在大学或企业尤其是IT企业中供职。到今天,已经和来自印度的工程师一起,为亚洲人在美国的科技界打下了大大的一片江山。在他们前面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因为他们的导师们基本都是美国人,而他们教的学生,还没有或才刚开始进入职场呢。

第二小节  两类国家/民族/文明,两种前途

在那个还没有普世人权,弱肉强食的18-19世纪,但凡有能耐欺负别国的国家都不会客气。于是才有了欧洲列强的横行世界。到我们东亚来耀武扬威,夺占殖民地的欧洲国家就有英国(海峡殖民地、今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国(印度支那三国)、西班牙(菲律宾)、葡萄牙(澳门)、荷兰(台湾、印尼)、美国(菲律宾)、俄国(已把占领土地吞并)和本洲的日本共八国之多。这些列强,那都是武装占领,享有主权。而华人在东南亚,只能凭脑力在经济上占优势。除了最后的新加坡,人口从未占据多数,也从未取得政治主权。在有西方殖民者时,也只能在西方人之下当二主子,包工头、包税头。中国的本土也在105年间(1840-1945),被列强任意欺负,被迫接受外来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

不过殖民主义在二战以后全面崩溃,殖民者撤走以后,华人在东南亚却永久地扎下根来。并正在尝试摸索如何与当地多数但弱势的种族合作共享主权与繁荣。由于没有政治主导权,以前他们是被迫低头。以后,有了中国强势崛起做后盾,合作共荣的方式可能会有变化了。

总之,足够强大的民族/国家如西方国家,如东北亚的中、日、韩,都不会容忍别的强势民族欺进门来,做自己国家的主导市场的外来少数族群。世上也没有别的强势民族,有能耐主导这些本来就足够强势的民族/国家的市场,即或他们并不是西方民族。不过能自己主导自己的经济,又能成功发展现代工商业的,在非西方世界中,好像也就以中、日、韩三个民族为限了。

比如前面也讲过,大批阿拉伯国家和中国、韩国类似,已经把殖民者赶走,国内也没有其它外来族群在主导经济,政治主权更是属于本民族,但除了能靠出口石油致富,依然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工业化、现代化。在本人看来,归根结底,还是这些国家的国民素质本底或潜力不够,不足以广泛掌握现代科技,支撑本国发展出自己的足够现代化的成体系的民族工业。

一言以蔽之,凡是被外来种族主导了本国经济的民族/国家,只怕是都无法发展到世界一流强国或富国。用大数据挖掘,这样的国家/民族,迄今就还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完全成功的先例。部分例外的只有那些有大量资源可以出卖的小国,那也是只能富而不能强,只能是去做真正的工商业强国的原料供应基地,而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进入一流强国的俱乐部。

在这个方面,俄国又可能例外。因为它的人口足够多,土地足够辽阔,资源足够丰富,现代科技和工业也足够强盛,还有苏俄时代留下来的(核)军事力量也足够强大,所以可以成为世界级的强国。况且,它是一个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家、欧洲国家,虽然是略逊一筹的东欧国家。

而那些能够自行主导自己的一切,还有余力可以向外扩张,去充当主导别国的市场的少数族群的民族/国家/文明,才有资格去争当整个人类文明的领导者。

笔者的确现实主义地认为,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际上,真正的“共同富裕”其实也只是一个太过崇高的理想、假命题。在一国之内,在绝大多数现实情况下,富人真的只能是少数。能争取的,只能是中产阶级尽可能地多一些,贫穷的底层尽可能少一些。在一个民族/种族多元的国家,各民族/种族之间必有竞争,自然也会有优胜劣败。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如同贫富差别,只能适当限制,根本无法铲除。有先有后,有高有下,你追我赶,轮番领先。当然也可能永远领不了先,也可能永远领先。(比如汉族在中国。)至于国际上,某些国家或某些文明,更富有创造力,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主导另一些国家/民族/文明的发展),也是自然之事。只要它处事(大体)公道就行。(不占一些便宜,那也不可能。)当然不是每一个民族/国家/文明都会有资格领导世界,也不是真能大家完全平等,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通过联合国,共同管理这个世界。

在当今的地球上,现任的主导者,的确就是西方文明。而下一任的候选者,笔者的确看好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明。

本章结论

本章谈论到的在美国的亚裔年轻人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学习优势,必然地预示着在美国的亚裔,将来很可能会有超越欧洲人的表现。

本章谈到在美国的亚洲人(不只是华裔)、在欧洲法国的亚洲人、华裔,在在表现出它们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劳、节俭、好学和家庭的凝聚力。凭着这五大优点,到处都取得令世人称羡,甚至畏惧的成就。

本章还谈到,在东南亚地区华人几百年来一直牢固拥有的素质和商业优势。

笔者确信,东亚国家,中国,在本世纪的人类社会中定会有不输于甚至超越欧洲人的精彩绝伦的表演。

当然亚裔、华裔情商不足,不善交际,不善结社,缺乏领袖,口头表达能力弱等方面的缺点,也需作出长期的努力才能渐渐克服。

如果审慎一点,笔者应当再这样补充:亚洲人前面的路当然还漫长。比如在世界上,中国能不能走到真正领袖群伦的一天,现在还不好说。比如在美国、在欧洲,亚裔或者华裔能不能走上当今被称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在美国和欧洲拥有的地位,也同样是还不好说。一切都还要再观察,一切都还有待于东方人下一步的正确努力。但是有一点笔者可以先行断定:华人在美国和欧洲的出头,不会走西班牙裔和阿拉伯裔在美国和欧洲靠生育能力取胜的平民道路,而是会走与犹太人类似的以质取胜的精英道路。

蔡爱眉的论述,对本人多有启发。她收集的那么多实例,(这里限于篇幅,基本未有引用。)让本人对我们共有的一些论点,坚定了更多的信心。本人在此向她致敬。

来源时间:2017/9/26   发布时间:2017/9/26

旧文章ID:14192

特朗普宣布新旅行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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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尼•乔普森 , 戴维•J•林奇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对8个国家实行新的广泛的旅行禁令,将禁止一切朝鲜和叙利亚公民进入美国。他出台的这一禁令取代了他之前一项备受争议的禁令,那项禁令是针对6个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的旅行者。
  在对全球审查程序进行评估后,白宫上周日公布了针对8个国家但影响广泛的限制措施,民权组织谴责这些措施带有歧视性。
  此举是特朗普兑现其收紧美国边境控制的竞选承诺的最新努力。而在上周早些时候,他还因抨击抗议警方暴行的非洲裔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而被外界批评为播种分裂。
  除了全面禁止朝鲜和叙利亚公民入境外,另外五个国家(利比亚、乍得、索马里、伊朗和也门)的公民的多类工作、学习和度假签证也将被暂停。委内瑞拉也受到限制,但限制措施只适用于该国的一些政府官员。
  “(我们)今日将采取措施,通过对入境美国设立最低安全基准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承受不起延续过去的失败政策,这些政策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无法接受的危险。”
  民权活动人士对特朗普的最新举措予以了谴责。
  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扎赫拉•比卢(Zahra Billoo)表示:“加进来两个穆斯林不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朝鲜和委内瑞拉),不会改变特朗普新禁穆令的考量或意图……这项政策依然是仇外和违宪的。”
  民权与人权领袖大会(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and Human Rights)主席瓦尼塔•古普塔(Vanita Gupta)表示:“不管这届政府多少次试图对它进行重新包装和宣传,特朗普总统的穆斯林旅行禁令都依然是可憎、歧视性和仇外的。把朝鲜和委内瑞拉加进来丝毫无损它是一项禁穆令。”
  白宫表示,这些新的限制措施将于10月18日生效,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针对寻求入境美国的人设立“支持签证和移民审查的国际合作最低要求”。
  译者/梁艳裳

来源时间:2017/9/25   发布时间:201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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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影响力犹存,在北京与王岐山会面

作者:MARK LANDL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在最近访问亚洲和中东期间,斯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私下同中国的一名高层官员和波斯湾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会面。这表明在国外,特朗普总统的这位前首席策略师依然被认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北京,班农同王岐山进行了90分钟的会面。王岐山大权在握,是中国政治局常委会成员,领导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会见了阿布扎比酋长国王储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后者对该地区对美政策的影响力可以说超过其他任何阿拉伯领导人。
  本月的出访距离班农被迫离开白宫,回归倡导民族主义议程的外部鼓吹者角色仅过去了几周。但即便班农与特朗普的日常接触减少了,但他作为意识形态投弹手的名声并没有减弱,尤其是在积极监视美国政局的中国等国家。
  在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任教并与中国领导层长期有往来的前高盛(Goldman Sachs)总裁约翰·L·桑顿(John L. Thornton),帮助安排了班农与王岐山的会面。《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周四最先报道了这次会面。
  据两位了解会面情况的人士称,在京期间班农还会见了另外两名中国官员,其中一位负责为中国领导人从《人民日报》挑选文章。他们说,会面的目的是讨论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
  早前在香港,班农在一场闭门会议上对投资者发表讲话。主题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通过对西方实行重商主义贸易制度实现了繁荣。该会议由一家有政治人脉的中国投行赞助。
  “为了避免贸易战,”班农对与会者说,“中国必须停止对美国的经济战。”
  班农与本·扎耶德王储会面时,正值敏感时刻。几天前,特朗普未能就一场导致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失和的激烈争端,促成一个解决办法。在指责多哈从资助激进组织到讨好伊朗的种种罪行后,邻国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行封锁。
  特朗普是在总统交接期间与本·扎耶德相识的。当时,这位阿联酋王室成员在特朗普大厦接见了他,以及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后来成为特朗普首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尔·T·弗林(Michael T. Flynn)。
  班农拒绝讨论这些会面。但考虑到他的观点和最近与特朗普的密切接触,不难猜出外国领导人为什么找他。他依然会时不时地与总统交流,只是白宫减少了这些联系的频率。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渠道的价值,班农还被认为是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的那场政治运动背后的知识力量。现在,回归极右翼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工作的班农,正在推动自己的议程并惩罚那些他认为背叛了这项事业的人。
  对班农来说,接触王岐山拉近了他与习近平本人之间的距离。现年69岁的王岐山曾任北京市长和广东省副省长,现在是习近平的左膀右臂,尤其是在共产党内部执行反腐上。
  王岐山经常会见美国政要,包括前国务卿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前财长亨利·M·保尔森(Henry M.Paulson)。了解王岐山的人说他博览群书、求知好学并且不怕与访客进行激烈的辩论。
  “王岐山会见班农是出于两个原因,”曾担任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中国事务高级顾问的杰弗里·A·贝德(Jeffrey A. Bader)说。“他被说服了班农依然对特朗普政府有影响力。他也是一个喜欢从大局考虑的人,喜欢和其他从大局考虑的人交流。”
  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班农曾说,他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100年后,人们会记得,”他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为阻止中国称霸世界所做的努力。”
  “现在的中国就是1930年的德国,”班农说。“它正处在一个拐点上,它可以走这条路或那条路。”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9/25   发布时间:201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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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商务部长会晤:相向而行,为特朗普总统访华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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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9月25日消息,9月24日,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特朗普总统访华经贸成果准备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参加会谈。
  钟山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指引下,中美经贸合作总体保持平稳态势,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了“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为两国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展望未来,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合作局面。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不断推进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钟山强调,中方高度重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双方商务部门应相向而行,为特朗普总统访华创造良好条件,确保访问取得积极成果。
  罗斯表示,这是他就任美国商务部长后的首次亚洲之行。中美经贸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特朗普总统访华将是历史性的事件。美方愿与中方密切沟通与合作,为特朗普总统访华筹备丰硕成果。
  (原标题:钟山部长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举行工作会谈)

来源时间:2017/9/25   发布时间:201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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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评贾庆国与朱志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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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仁平  来源:环球时报

  单仁平评贾庆国与朱志华之争:面对朝核,中国莫做一盘散沙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在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之后提出了一些对策主张,被媒体广泛引用的主要观点是:“双暂停”是中国的好建议,但是暂时很难落实;中国在说服朝鲜弃核方面能够发挥的空间最大,“比如是不是中国要决定完全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他还建议中国做一个决断,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和美国等讨论在朝鲜出现危机状态的时候,有关各方如何协调军事上的行动,避免届时不必要的冲突。
  浙江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朱志华随即发文抨击贾庆国,指责后者“一派胡言”,认为贾是在否定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宣扬朝核问题的“中国责任论”。朱还质疑贾的立场和用心,“不知其屁股究竟坐在何方”,宣称后者“投美韩之所好,损中国之利益”,是力图将祸水引向中国而使美韩完胜。朱公开要求贾从北大国关院长的位置下课。
  随即贾庆国对朱做出反击,指责对方“除了用文革方式整人之外就没有学会别的本事”。除了对公众解释自己的观点,贾还写道:“朱先生公安出身,也许像个别公安那样习惯于把别人看做嫌疑犯,而且认定嫌疑犯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朱贾论战不仅受到学术圈的关注,也在互联网上引起一定反响。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社会的意见分歧可谓前所未有,朱志华和贾庆国代表了两种比较典型的、南辕北辙的观点,但社会上的各种态度比二人呈现的分歧还要复杂。根本原因在于朝核问题的确很难解决,中国无论怎么做,在有一些益处的同时都存在另一些明显弊端和风险,中国现在实际只能选择“最不坏”的方案。
  近来的争论更针锋相对了,原因也是问题本身在白热化。朝鲜核导活动在冲刺,华盛顿越来越明确把军事打击朝鲜的选项摆在桌面上,朝美的极限对峙带动了中国国内不同观点的不断尖锐化。朱贾公开论战实为中国社会围绕朝核各种观点暗流涌动的冰山一角。
  在半岛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冷静,保持一些最基本的共识。这些共识至少应当包括:
  第一,深刻认识朝核问题的复杂性,不怨天尤人,把注意力放在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上。
  第二,大家在看法上分歧很大,但我们绝大多数人自始至终是利益共同体。政府在非常努力地趋利避害,团结在政府周围、支持政府与朝核问题其他各方进行艰难的交涉,是我们面对这一严峻地缘政治考验的最佳选择。
  第三,学术圈和舆论场上有争论是正常的,多数情况下,不同的看法是认识问题,而非立场问题,因此要尽量避免将怀疑对方的动机作为争论焦点,不使讨论激化和政治化。
  第四,要看到,美韩和朝鲜都希望影响中国舆论,它们也都有着施加这种影响的直接或间接方式。中国社会则应拒绝它们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坚守中国国家利益的清醒。
  朝核危机是非常吊诡的地缘政治挑战,朝鲜和美韩的态度既有逻辑又无逻辑,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应对这一挑战的外交专业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既是多元的,又必须是凝聚的。朝鲜紧邻中国,中美是最大贸易伙伴,也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大战略竞争者。看看朝鲜和美国都在为这场危机使多大劲,我们就可以想象中国的连带压力有多大。中国社会决不能是一盘散沙。(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来源时间:2017/9/24   发布时间:201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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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就“201”调查作出判决,商务部:慎用贸易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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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商务微新闻”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9月2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光伏电池及组件全球保障措施调查(“201”调查)作出损害裁决,认定进口产品对美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下一步将研究对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就此发表谈话。
  王贺军指出,美国调查机关不顾其他国家、国内各州政府及众多光伏下游企业的强烈反对,也罔顾近年来对光伏产品多次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已为其国内产业提供足够保护的客观事实,坚持认定进口光伏产品严重损害国内产业,不仅增加了光伏产品全球正常贸易的不确定性,也无助于美国内光伏产业整体健康、均衡发展。
  王贺军强调,光伏产品自由流动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全球气候。在该领域维护自由贸易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也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希望美调查机关严格遵循世贸组织相关规定,慎用贸易限制措施。
  (原标题:商务部回应美“201”调查:慎用贸易限制措施)

来源时间:2017/9/24   发布时间:201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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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参议院通过新国防授权案,或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作者:方晓志  来源:澎湃新闻

  热点新闻:日前,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9票赞成、8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总额达692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案》,成为美国国会自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来通过的金额最高的国防授权案,创近10年来最高纪录。
  点评:国防授权案是参众两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最为重要的年度立法工作,主要内容为确定一个财政年度(从当年10月初至次年9月底)的国防预算总额、授予各部门使用预算的权力,并确定相关政策,以规定美军能够开展哪些作战行动、支配经费数额、购买哪些武器装备等关键问题。此次参议院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案》,不仅超过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相关预算要求,也远远高出了美国国防支出的法定上限,显示了增加国防开支已经成为美国内主流共识,同时也会继续刺激世界军费竞赛“水涨船高”。
  巨额预算用于什么地方?
  从内容上来看,《2018财年国防授权案》包括基础国防预算和海外应急行动拨款两大部分。其中基础国防预算为6320亿美元,主要用于装备采购、部队训练和维护以及人员开支等,属于正常费用。
  目前,美国将核打击力量的维护、网络作战和防御能力的提高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列为国防支出的三大优先项目,计划在2018财年采购一大批尖端武器装备,包括拨款106亿美元订购94架F-35战斗机,拨款250亿美元建造13艘战舰,同时还增订10架F/A-18E/F战斗机。此外,美军还将拨款85亿美元加强反导系统,包括扩大导弹防御系统部署规模,在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额外部署14枚陆基拦截弹等。在网络作战方面,美国将新设国防部“首席信息战争官”一职,作为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和国防部首席太空顾问,在三军中拥有优先控制权。
  在部队训练和人员开支上,美国将继续保留现有的军事基地,并将总兵力增加7000人,其中包括6000名陆军士兵及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各项用于官兵的支出将达到1410亿美元,较2017财年增加了2.1%。
  另外,该授权案还将单独拨款600亿美元作为海外应急行动款项,专门用于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海外作战任务,不受预算上限控制。
  总体上来看,此次美参议院批准的这份国防授权案,主要是用于强化美军能力建设,强调提高军种战备水平、联合作战能力,同时要求加强力量投送、核力量现代化、反导体系建设、太空布局、网络实战等项目建设,以重塑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建设一直“更加强大的美军”。
  大幅增长出于什么目的?
  美国是全球军事实力第一的国家,在国防预算上的投入一直都比较高。此次法案之所以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扩军备战,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和“实力至上”的执政思路。实际上,早在大选阶段,特朗普就承诺将在任期内加强军队建设,以重塑“日益消耗殆尽”的美军。3月2日,特朗普在访问位于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造船厂时,在最新服役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上发表演讲,宣布要“历史性”地增加国防预算,到2025年时将海军规模至少扩大到310艘舰船,海军人数也扩充到38万以上,再次表达了“重振美军”的坚定决心。据美联社报道称,尽管参议院通过的这份国防预算案删除了特朗普的一些军费开支要求,但总体上还是契合他的军队发展设想,未来获得其顺利签署将没有悬念。
  另外,此次参议院通过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也是为了解决美军在全球行动中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状况。美国认为,由于奥巴马时代对军费实施控制和压缩,已经造成美军兵力规模缩小、训练维护不足、装备现代化放缓、战斗力退化等后果。当前,由于受到拮据经费的制约,美军有很多战机不能升空、军舰不能出海、地面作战人员无法部署。据美参议院军事力量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表示,由于美国海军和空军训练费用大幅缺乏,导致最近各种事故频繁发生,特别是8月21日“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马六甲海峡发生撞船事件,将战备危机推到高潮,体现了美军已经处在了军费严重不足的关键节点,增加国防预算已刻不容缓。因此,参议院通过这份大幅增长的国防预算授权案,主要用于解决美国军队近十年来经费不断下降导致的能力衰退问题,弥补预算不稳定带来的战备危机,把之前在军事训练和维护上所欠的债补回来,同时也标志着特朗普政府新阶段军事建设的开始。
  最后,美国希望加强军事投入,维持一支高度战备可全球部署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武装力量,以面对来自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威胁。对于美国来说,近年来国际形势极不稳定,热点频发。目前,乌克兰问题仍然存在,叙利亚问题没有解决,朝核问题和伊朗问题也不断发酵,这些都是困扰美国的麻烦,都成为美国急需处理的问题,对此次法案的通过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此次美军用于海外应急行动拨款的600余亿美元,很大部分将用于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8月21日,特朗普公布对阿富汗战争新战略,宣布美国不会从阿富汗撤军,强调美军将依据实际战况、而非提前拟定的时间表做出军事行动选择。就在参议院批准新国防授权法案的当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证实将向阿富汗增兵,使得美国驻阿富汗总兵力超过1.4万人。此外,美国还要投入数百亿美元以维持反恐行动,特别是实施加速击败ISIS等恐怖组织的行动计划,这些都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要求提高国防预算开支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或将引起新一轮军备竞赛
  从国防授权案的流程来看,参议院在通过这份法案后,还需要与众议院就其今年7月通过的版本进行整合,最终协调出一个版本呈送白宫,由特朗普总统签字才能生效。但从此次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优势通过国防授权案的结果来看,参众两院最后就军费议案达成统一版本的可能性非常大,新国防授权法案通过并付诸实施基本已成定局。而且,按照美军惯例,最终的国防预算肯定是要超支的。例如,去年美国国防部要求的国防预算为5927亿美元,但实际费用是6190亿美元,所以,美国2018财年最终国防费用超过7000亿美元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未来美国军费突破万亿美元也是迟早的事。
  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大幅增长军费,必然引起世界其它国家的关注和效仿,从而可能引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长期以来,美国的军费支出一直高居榜首,比排在其后面的九国军费总和还要多。从数值上来看,此次国防授权法案仅单独海外应急行动拨款600亿美元一项,就相当于俄罗斯2016年全部的军事支出。而伴随美国增长军费的同时,是对现有军事力量的极度扩张。《外交学者》杂志刊文称,扩大军费很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促使美国“核武器现代化”项目也发生长足转变。如此一来,世界各国不仅在传统军备领域,而且核军备领域出现竞争的风险也会加剧,这将会对现有世界军力平衡构成巨大的冲击。例如,俄罗斯上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表示,在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下,如果美国试图保持对俄罗斯在核武领域的绝对优势,很可能会让世界“重返坏的时代,并将让世界退回到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
  此外,美国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很可能也会刺激目前已经如火如荼的亚太地区军费增长趋势。据《简氏防务周刊》2016年12月发布的全球防务预算报告称,在过去五年间,亚太地区的军费支出一直处于上升水平。其中,日本2017年的防卫预算为450亿美元,连续五年创下历史新高;印度2016年的防务开支超过500亿美元,超过沙特和俄罗斯,首次跻身全球第四,并有望在未来两年在全球排到第三。在亚太各国增加的防务开支项目中,一个主要内容是采购先进武器装备,以获取对其它国家的军事优势,而这种做法将会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快的军事预算增长,从而使得地区军费支出不断“水涨船高”,这对于美国维护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是极为不利的。
  历史证明,凡追求绝对安全者,只会越来越不安全。从军事实力来看,美国军力早已全球无敌,却仍然在“未雨绸缪”,通过大幅提高国防预算来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实现绝对安全,但殊不知这样非但不会实现美国的绝对安全,反而让美国面临更多的安全挑战,使得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战略竞争者的那些力量捍卫自己安全和利益的意志更加坚决,并加剧其它国家的恐慌感,从而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使得世界陷入到零和博弈的“安全两难”。

来源时间:2017/9/24   发布时间:201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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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先”的思想源头在哪

作者:雷墨  来源:南风窗

  在今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总统对他所倡导的“美国优先”做了原则性解释,即他的贸易、税收、移民、气候等重大政策,都将以美国是否获利为逻辑起点。“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这样的口号,正是这个逻辑的演绎。
  “美国优先”是否会导致美国逐渐“内向化”,甚至走向孤立主义,亦或不再扮演自由、民主灯塔角色,不再承担超级大国的国际义务?这是外界普遍的疑惑。
  事实上,“美国优先”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国政治精英们所信奉的一条原则。这个口号并非共和党总统特朗普首创,而是由伍德罗·威尔逊这位民主党总统首次提出来的。众所周知,威尔逊是首位在国际舞台上宣扬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政要。
  那么“美国优先”的思想源头在哪里?有学者将此归因于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称“美国的力量和道德权威源于其异质性”。
  这种带有“玄妙”色彩的解释,充其量只适用于政治宣传,在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因为“异质”所以“优先”,这两者之间逻辑是含糊不清的。其次,世界上哪个民族、文明不带有“异质性”呢?如果都标榜自我优先,国际合作何从谈起?
  “美国优先”思想源头没有那么玄妙,在美国崛起的历史路径上就能找到蛛丝马迹。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过程正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叠,美国工业制造能力出现井喷式发展。结果就是19世纪末期,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头号工业强国。也是从那时起,美国开始走向海外扩张的道路。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海外扩张主要着眼于贸易扩张,本质上与欧洲列强的军事、殖民扩张是不同的。被誉为美国海外扩张战略大师、海权论的创立者马汉,就强烈反对美国将菲律宾殖民地化,而主张只获得两个军事据点。
  海权论是一部军事学说,但马汉论述的逻辑起点,却是美国当时强大的工业制造业能力,以及由其所催生的海外贸易需求。原因不难理解,当时美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消化过剩的产能。海外贸易扩张,就是为了给过剩产能寻找出路。
  那段时期,是美国崛起的历史起点。从源头上说,美国的崛起属于“内生性”崛起,其对外行为的源动力,从根本上说来自国内因素。“美国优先”等同于“美国国内优先”,原因也在于此。
  这一点与当时另一崛起大国德国,存在明显的不同。19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提出“外交优先”理念,他认为,成功的外交政策可以使一个国家独立于他国的干预,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宪法体系,因而对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与他同一时代的外交天才俾斯麦,也为德国的崛起做了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
  但严格地说,美国是没有所谓“顶层设计”的,也就是说没有先验性的崛起外交战略。美国崛起之初,面临的不是德国那种周边强国林立的外部战略环境,经营好国内就是最大的战略。历史与地缘因素,共同孕育了“美国优先”的基因。
  某种程度上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是对美国“内生性”崛起的回归。把他的外交理解为走向孤立主义,是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误读。如何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打交道,理解“美国优先”的这个源头至关重要。

来源时间:2017/9/24   发布时间:20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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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各国定制 特朗普新版旅行禁令将“更广泛更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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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界面新闻

  特朗普政府本周末将对某些国家发布更具针对性的旅行限制,以替换现有的版本,现行旅行禁令将于当地时间周日过期。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9月22日报道,新的旅行限制会根据国家不同而有所区别,可能会包括旅行禁令、或对某些特殊国家的公民获得美国签证实施新的限制措施。
  特朗普政府官员周五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务院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向特朗普建议,美国应该根据相关国家如何设定公民身份、是否签发电子签证、是否与美国分享来自其国内的恐怖分子和罪犯信息、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等来设置旅行限制。
  官员们表示,特朗普将很快宣布将对哪些国家实施新的旅行限制。他们拒绝透露目前受旅行禁令限制的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也门这六个穆斯林国家是否都将被列入新的名单中。
  美国最高法院6月29日判定,允许特朗普提出的新版旅行禁令部分生效。来自上述六个国家的旅行者中,那些有可信说法证明自己同美国的个人或实体有真实关系的,不受旅行禁令的限制。但这一“生效”是暂时的,最高法院将在10月听取对该禁令合法性的辩论,并决定是否继续执行这项政策。
  据界面新闻此前报道,特朗普于今年1月发布行政命令,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在120天里暂停接收难民,同时在90天里禁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七国公民入境美国。
  在遭到多家联邦法院的抵制后,特朗普又发布了第二版的旅行禁令,在90天里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也门六国公民入境,把伊拉克排除在禁令外;同时保留了在120天内暂停接收难民入境的条款。另外还有一个变动是,六个国家中已经持有有效签证,以及已经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的人不受行政令的限制。
  上周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特朗普在推特上暗示将对旅行禁令进行修改。“到美国旅行的禁令范围应该更大、更加严格、更加具体。”他说。
  白宫当地时间周五早些时候发布声明称:“特朗普政府将保证,我们只承认那些能够得到正确审查、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众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我们需要知道谁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能够证实他们的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Miles Taylor说。

来源时间:2017/9/24   发布时间:201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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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中国——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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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康令  来源:观察者网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因此备受瞩目。在最近热播的《将改革进行到底》政论专题片里,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副主任何仁学这样说道:“我们这次改革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和局部改造,而是一次整体性革命性的变革。它既不同于人民军队历史上历次的改革,也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军队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借鉴,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本文将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视野出发,来谈谈中国军改将如何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摄

制度自信:中美军队改革的相同之处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各自的军事力量也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二战之后中美军队改革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两国的改革都是在充分的制度自信基础上展开,是国家整体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军队改革并不会对政治制度本身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经过军改,两国的国内政治稳定性在一定程度都得到了维护和提升。

自克劳塞维茨以来,西方国家在学理上就奠定了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但随着二战后美国军事组织的膨胀,如何安置军队便成为美国首要考虑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大刀阔斧的改革,曾使得文官与军方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此后在盖茨的努力之下,文官与军方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解。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及全面从阿富汗撤兵,美国军政关系逐步走向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经过几十年来一系列的军事制度改革,可以说,美国基本能成功地协调好军政关系,并且将军队牢牢控制在文官之下。【1】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就逐步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核心原则,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些领袖人物都在重要场合强调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10版)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更是郑重宣告:“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对于军队改革“不改什么”,中美两国是不谋而合的,都是在自信地坚持和延续本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提高作战效能,显示出了作为全球性政治大国的战略定力和战术魄力。军改的过程是漫长和艰难的,只有依靠坚决的国家意志才能推行下去。比如美国整整用了28年时间,直到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通过,才将军种利益冲突协调解决;比如中国在多次军改中大刀阔斧地裁减数百万军队员额,由此导致复员转业等难题困难巨大、阻力重重,也都最终迎刃而解。正是通过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军改,中美两国得以更好地维持各自国内的稳定、安全、繁荣,这显然是维护当今世界和平进步局面不可或缺的“压舱石”。

凯旋网 官网截图

和而不同:理解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对于军队改革“改什么”和“怎么改”,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走在世界各国前面,中国则已经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厚积薄发,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执行能力。

美国军事革命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不断地在战火中历练军队、在战争中改革军队。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先后打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多场大规模战争,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在这个过程中,美军大致经历了4次大的军事改革。

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军依据二战教训,同时为适应打核战争的要求,对作战理论、指挥体制等进行调整,拉开了系列军事改革的序幕;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通过对越南战争的反思,美军启动了适应“高技术”战争的军事改革,创新作战理论、压缩编制规模;90年代海湾战争后,美军以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为牵引,掀起了更为深刻的“新军事变革”;进入21世纪,美军又提出向“信息化”全面转型的建设目标,军队的编制结构、武器装备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美国正致力于新一轮的军事改革,力求将美军打造成为“全能、一体”的军队。【2】

相比之下,中国军改则主要是在和平中改革,并在学习借鉴外军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改革精神和实质不断发展、延伸和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本次军改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以精简整编、调整体制编制为主要内容的13次改革。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军队领导管理指挥体制的基础和现代化军队的基本框架,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完成了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全面转型。

80年代以来的改革,则是完成了军队建设的重大转变,循序渐进地推动我军由摩托化到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的巨大转型,并走上了继续进行机械化改造的同时全面展开信息化建设的道路。【3】当前中国军改的目标,是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

导致中美两国这种军改过程差异的因素有很多。战略文化的差异,或者说中美两国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差异,就是其中之一。其背后反映的是中美两国对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正义的不同价值追求。

在美国看来,战争是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有时候甚至是首选。对此有非常丰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支持,比如新现实主义战争观、新自由制度主义战争观、建构主义战争观、民主和平论等。然而,美国所推崇的康德式的道德主义,由于具备过于强烈的伦理意味,容易在现实中导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和频繁的“国际警察行动”,促成很不道德的霸权目的。【4】

与美国奉行的“霸道”逻辑相比,中国则是施行“王道”和“仁政”,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辩证统一关系也看得更为透彻。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中国并非不重视战争的必要性,正如《孙子兵法》开门见山所讲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在中国看来,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选择十分丰富,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

先礼后兵:文明型国家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和担当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些既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形成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规范着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中国在许多领域正在超越西方。【5】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通过现代化的大规模军改,中国将得以让自身体内传统的“和平基因”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当今的中国越是强大,越会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成功的国际关系实践,便越希望和越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进步发展。

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于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在近两百年来东西方世界全面接触、碰撞和交融之前,古代中国和周边政权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同于近现代西方中心国际秩序的“世界秩序”,很多人称之为“天下秩序”。在这种自成体系的国际秩序里,中外各国之间频繁的往来互动,遵循的统合性的国际原则和规范并非是国际法,而是“天下礼”。天下礼起源于中国国内成熟的礼仪精神和制度,大约始于两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主要由中国以自身实力为支撑,在国际层面上负责制定、推动和修正,随着古代东亚各国接触和交往的加深而发展成型,得到各国的拥护和遵守。

礼之用,和为贵。“礼治”的普及让天下秩序里的中外国家之间维系着长时期的和平与稳定。例如,在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两百年时间里,在东方,是清朝建立、统一全国并继续成为“中央国家”;在西方,则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和不断演变。相比于同时期里整个欧洲的分崩离析、战火纷飞,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国际战争的特点十分明显,那便是数量少、持续短、烈度低。

天下礼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失礼入刑”,或者叫“先礼后兵”。“失礼入刑”的出处主要包括“出于礼者入于刑”(《苟子·富国》)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后汉书·陈宠传》)。尽管古代中国拥有的实力远超于周边国家,但中国并不会把战争作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首选途径。

如果有国家违背了克己复礼和礼尚往来的礼治原则,例如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或“恃强凌弱”,那便会构成失礼行为。此时中国便要行使维系国际秩序的义务,轻则对失礼的行为加以斥责、训诫和促使该国纠正错误行为,重则出兵征伐作为惩罚的手段。可以说是延续了周朝以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历史传统。

失礼入刑的核心目标,是以准战争和战争等来使得不合礼的国家行为,从偏离良善和正义的轨道上重新回归和平稳定的正道,其原则是“贵在中和,不争之争”,其最终指向是“去刑归礼”。在整个明朝维持的200多年历史里,中国遵循失礼入刑原则有几次成功实践,最典型的就是嘉靖年间和平解决“安南事件”,以及万历年间赢得援朝抗日的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胜利。【6】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形成了“百年和平”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多极均势。与此相似,在东亚,从1760年清朝统一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80年间,也是一段非常显著的和平稳定时期。这显然无法用均势的逻辑,但却可以用“礼治下的和平”的逻辑来解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和实践,将带给西方更多启示。

【1】左希迎:《美国军事制度变迁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张玥:《美军改革启示录》,《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23日。

【3】郭志刚、王诗敏、丁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改革的主要历史经验》,《解放军报》2016年2月15日。

【4】时殷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伦理传统:西方与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第63页。

【5】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6】陈康令:《试论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一种分析框架》,《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29—59页。

来源时间:2017/9/24   发布时间:20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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