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京东  来源：澎湃新闻

　　2016年底，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之时，非洲的小国冈比亚也迎来了它民选政府的第四次总统选举。可是两者的结局截然不同。
　　一方是美国时间的11月8日，大选很快尘埃落定。尽管选战中交锋激烈，但当选者唐纳德·特朗普与败选者希拉里·克林顿很快在众目睽睽之下偃旗息鼓，握手言和。9日上午，希拉里致电特朗普承认败选，随后发表了败选演说。特朗普也一改选战中的“出言不逊”与“口无遮拦”，对希拉里的祝贺赞赏有加。
　　另一方是冈比亚时间的12月1日，反对党候选人阿达马·巴罗（Adama Barrow）获得45.54%的选票，超过了现任总统兼候选人的叶海亚·贾梅（Yahya Jammeh）。12月3日，贾梅在电视讲话中接受了选举结果。然而12月9日，他又拒绝承认败选，并迫使当选总统巴罗逃离国境。最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以“恢复民主”为名出兵，以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冈比亚的政权过渡，解决了选举引发的政治危机。
　　败选者在冈比亚与美国，尽管都只是言辞上的简单表态，但在“选举”这一特殊时段，在急剧动员的选民群体面前，“是否承认败选”似乎不仅仅是风度与礼节的问题，而是攸关民选政权是否能平稳过渡。尽管如美国这般，选战阶段极尽攻伐之能事，选举过后候选人又能心照不宣地“重归于好”，一同誓言为国家建设而团结的案例并不稀少。但更多的新兴民选政体却同冈比亚一样，多少存在着选举之后政权和平交接的难题，更常常引发选举暴力、政治危机甚至内战。仅在21 世纪的非洲大陆，就先后有尼日利亚（2003年）、肯尼亚（2007年）、加纳（2008年）、科特迪瓦（2010年）、乌干达（2015年） 等国因选举而内乱，其中大多数又都是由于候选人拒绝承认败选，而引发选民群体的分裂与对抗。
　　因此，大选之后，落选者是否承认败选，是一个选举社会能否持续稳定的重要标志。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通过追溯大选的历史与修辞，来考察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项非制度性传统，即“承认败选”，借以理解一种潜在的政治规则如何为选举政治提供外部支撑。在成熟的选举体制下，承认败选的表态意味着大选的顺利结束;而在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下，选后的质疑与拒认败选会造成混乱和动荡。所以，对历届美国总统大选“败选演说”的分析，不仅可以理解维系选举与政权交接的非制度性要素，还能够为现有政治选举与政治传播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拒认败选”与2016 年的选前风波
　　历届美国大选都不乏两党及候选人之间针锋相对的“口水战”，2016 年底的三场总统电视辩论，更是充斥着种种毫无风度的含沙射影与冷嘲热讽。然而，一段堪称历史性的对话却发生在福克斯电视新闻网主持人华莱士（Chris Wallace）与特朗普之间。
　　10月19日的第三场辩论中，在被问及是否愿意绝对服从此次选举的结果时，特朗普没有给予肯定的回复，而是表示“将视情况而定”。华莱士追问:“这个国家是有一项传统的，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不管选战如何残酷，选举过后输家都会向胜者认输，你难道不打算认可这项原则吗?”特朗普的回答:“我的意思是到时候再说，要保留悬念。”
　　在场的希拉里当即反驳说，这十分“可怕”（horrifying），完全违背了美国民主近两百四十年的运作方式：选举的结果即便不如人意也必须接受。希拉里认为，特朗普此举无疑在贬低整个美国的民主体制。
　　果不其然，各大媒体的反应印证了特朗普这句回答的巨大冲击力。《纽约时报》的社论给特朗普扣上了一顶“藐视民主”的帽子，说他“为个人野心不惜损害民主的进程，危害整个国家”。《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尽管特朗普第三轮的辩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收敛，但一切都被他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立场所毁掉了，而“自内战以来，尊重选民意愿，实现和平交接无疑是这个国家令人艳羡的成就”。《华尔街日报》更称，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是特朗普所犯过的“最大错误”。
　　然而，更仔细地审视主流媒体的反应，似乎可以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各大媒体头条对特朗普的“拒认败选”谴责强烈，以致“侮辱民主”、“损毁体制”、“威胁国家”之类字眼随处可见。主流媒体报道大幅引用特朗普的回答与希拉里的反击，给人一种攸关民主命运与前途的“是非黑白”之感。一向主打财经资讯的彭博通讯社（Bloomberg News）也发表了政治评论，称特朗普的表态直接威胁到了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支撑。向来坚持无党派、无偏见、无派系色彩的政论杂志《大西洋》（The Atlantic）也指出:当特朗普说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时候，他就已经输了。“民主政治需要公共合法性，而当候选人质疑这种合法性时，民主体制便受到了威胁。”
　　显然，在最初一轮媒体反应中，是否承认败选与整个美国民主体制的命运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在19日和20日两天的口诛笔伐之后，主流媒体的讨论开始转向“如果特朗普不认输，结果会怎样?”这样的问题，并有意淡化这种不寻常性给大选带来的影响。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说:“这并不意味着任何选举问题或宪法危机，按照现行宪法和选举制度，不管输的候选人是否承认败选，选举结果都将决定下一任美国总统。”大洋彼岸的英国《卫报》也评论道:“尽管会给大选带来不确定性，但从法律角度而言，选举人团票的统计结果是一锤定音的，所以特朗普是否承认败选并不重要。”
　　显然，在“拒认败选”这件事情上，舆论先后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认为，美国宪法与现行选举法规并没有任何规定“承认败选”的内容，选举制度与运作流程也不受任何个人表态的影响，所以特朗普的“拒认败选”不足为惧。另一种则相信，即便没有制度要求和法律规定，承认败选仍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悠久传统，保证了选举后的持续和稳定，所以特朗普如果败选，就必须站出来承认。
　　没有人能断定特朗普的种种“出位言论”是否有意为之，尽管一堆的政治学与传播学者试图从理论角度来解读。首先，在全国直播的电视辩论现场，相较于同对手相安无事地各自陈述施政纲领，唇枪舌战地交锋显然更富戏剧性，而在敏感问题上纠缠也要比构想某种新的施政计划更易赢得人心。其次，用言辞煽动起恐惧、焦虑、愤怒的情绪，既可以保住所在党派的传统支持力量，又可以吸引更多的支持者。
　　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特朗普的崛起又显然代表着对传统美国政治规则的挑战，“族裔”、“宗教”、“性别”等政治正确的“雷区”一次次被触及，话语讨论的视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往日的敏感议题、激进理念进入了选举政治的讨论范畴。2016年大选暴露了对美国现行制度的质疑，但也展现了美国选举文化中的刚性稳定成分。舆论对特朗普“拒认败选”的反应显然证明，候选人的竞选话语与修辞须处在一个可被公众接受的“光谱”之中。如果说宗教、性别、移民等议题在公众认知中虽已十分敏感但尚有讨论余地的话，“拒认败选”则是“不可想象”的选项，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
　　事实上，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戈尔（Albert Gore）的败选演说已给全美国人上了精彩的一课。
　　小布什对决戈尔: 一场败选演说的诞生
　　某种程度上，“败选演说”不仅仅是一场演说，还包含一整套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选后流程，此即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所说的一种“被发明的传统”。
　　从1896年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败选后给当选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发电报祝贺开始，一种候选人之间私下认输与恭贺的惯例经由媒体报道进入公众视野。1916年大选，误认为自己落败的在任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前起草了一份认输声明（concession statement），这是败选演说的最初雏形。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竞选技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当选者的恭贺、对败选的承认与对支持者的声明全部包含在了一场败选演说当中。1928年，民主党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通过广播第一次发表了面向公众的败选演说。1952年，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II）首次通过电视直播发表败选演说。在他那场堪称后世样板的演说中，史蒂文森首先说明自己已发电报给当选者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认输，号召所有人支持当选总统。
　　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代的败选演说实质上包含着“承认败选结果”、“面向支持者声明”与“号召公众团结支持新总统”三个部分，某种程度上简化与吸纳了此前私人电报、电话与个人声明的功能。另一方面，“承认败选”又有着私人认输与对公表态两种面相，传媒技术的发展仅在操作层面改变了这种认输行为，它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转变显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2000 年戈尔的败选演说给了我们进行深刻考察的机会。进入20世纪以后，信息通讯的便捷使得落败候选人的所剩时间越来越少。通常在选举结束的次日，落败者就必须依惯例致电胜选者道贺，并紧接着向支持者发表败选演说，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在选举当晚就致电奥巴马并发表了败选演讲。然而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自11月7日全国计票开始，到12月13日戈尔向小布什（George W．Bush）承认失败并发表败选演说，时间长达36 天。在这场由选举争议引发的政治危机与司法大战中，是否承认败选，何时发表败选演说，成为悬置在全美舆论和公众心中的最大疑问。
　　2000年11月7日，进入全国计票阶段后，小布什与戈尔起初难分上下，直到晚上9点，媒体宣布戈尔拿下了佛罗里达州。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起“乌龙”，佛州的结果直到选举的最后一刻也未能敲定。8日凌晨两点，有线新闻电视网（CNN） 称小布什以271 张选举人票险胜戈尔。按照惯例，戈尔很快致电小布什承认败选。然而就在戈尔前往田纳西州议会准备发表败选演说的时候，由于得知佛州的选票差距不足0.5%，且依据佛州法律需要重新计票，戈尔又打电话给小布什，宣布收回认输和祝贺。
　　竞选，英语称campaign，本义就是指“在一定范围内，面向既定目标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所以，有人把美国总统选举戏称为敌手之间一场有组织的战役，是战争在和平时期的延续。现代的竞争性选举往往使得整个国家按照党派、州和地区划分得支离破碎，造成严重的分裂和斗争。一方面，忠诚、怨恨、偏见、愤怒等情绪在同一时间被急剧激发出来，尤其是1828 年选举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积极介入的竞选风格完全战胜了约翰·亚当斯（John Q．Adams）旧贵族式的被动竞选。到1840年以后，大选就等同于全国性的社会动员，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竭尽全力地赢得选票。
　　另一方面，候选人之间的角逐就像古典的英雄对阵与骑士决斗，或是毫无悬念倒向一边，或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输家的悲痛与耻辱都是不可避免的。
　　11月8日晚，在一段堪称戏剧性的通话中，小布什对戈尔的举动感到难以置信，“让我确认一下没有搞错吧，你是在收回你的认输吗?”戈尔回答说:“你用不着这么无礼。”紧张的空气再度弥漫，如果说片刻之前，戈尔那通貌似诚恳的“认输”电话是二人“交战”状态的结束，那么此时重回竞选状态的“反悔”电话，则是战斗继续的信号。
　　撇开天气、程序等技术性原因，2000年选举争议实际上源自1887 年国会制定并通过的《选举人票计算条例》中的“安全期”（safe harbor provision）条款，即州的选举人票争议由州立法机关在选前解决，以确定无争议的选举人团名单。而佛罗里达州的选举法规定:选票差距少于0.5%，须重新计票，这才给了戈尔以绝地反击的机会。《选举人票计算条例》又是针对1876年大选酿成的政治危机而制定的。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蒂尔顿（Samuel Tilden）获得184张选举人票，共和党候选人罗斯福德·海耶斯（Rutherford Hayes）只有165张，然而由于很多地区在这一年的选举中涉嫌舞弊导致结果不一致，经过110 多天的僵持与谈判，国会成立的选举委员会裁定，海耶斯获得有争议四个州的所有票，成为总统。
　　再往前推，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的设立就是为了防止直接民选制度导致民粹暴政；1804年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要求选举时分别投票给总统和副总统，也是因为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阿伦·布尔（Aaron Burr）的平票在众议院导致了长达6 天36 轮投票的选举危机。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的选举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在不断完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构成了制度革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即便是有了先例与经验，刚性制度面对现代竞争性选举中的争议，始终存在着无法有效应对的可能，由此才酿成选举危机。
　　2000年的大选争议以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定告终。12月4日，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票的决定违宪。由此我们又看到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12月13日，布什在德州众议院宣布当选总统，戈尔在副总统办公室发表败选演说。稍早之前，戈尔再次致电布什承认败选。有学者说，这次危机的解决是法制的胜利，“法治及法治背后的制度是终极原则，正因如此，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然而，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并没有任何宪法条文提供支持，也就是说，法院裁决总统选举争议的行为是一种不明确但又被普遍认可的非制度规则。
　　败选演说同样如此，即便没有法律上的要求，但承认败选是一项约定俗成的项目，也是媒体舆论合力促成的一种习惯。只有输家自己亲口认输，大选才真正告结，因选举而撕裂的社会才能重新团结。这也是为何长达五周的大选危机中，美国民众从焦急等待逐渐变得不耐烦，甚至到后期对小布什和戈尔都充满了愤怒。
　　“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
　　从内容上看，戈尔的败选演说延续了一贯的传统章法。
　　首先，再次承认败选。在调侃自己此番“不会再回拨布什”的同时，戈尔第一次在承认败选的声明中使用了“认输”（concession） 一词，并且进一步明确了整个表态:“我将无条件退出，以尊重当选总统。”其次，呼吁整个国家团结一致。在演说中，戈尔声称:在尚存争议之时认输，为的是人民的团结与民主的存续，并且愿意贡献一切来支持和帮助新总统的政府。结尾部分，他再一次强调争斗已经结束，唯一剩下的是共同的奋斗。再次，尽管对戈尔而言，历经数周的波折之后很难再对民主选举的程序大嘉赞赏，但他在演说中还是赞颂了处理争议的民主机制和法治原则。他表示，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可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但接受这一裁定。
　　有学者将戈尔的败选演说与布什的胜选演说进行文本的比对，发现演说的内容与形式彼此呼应，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我们”（ we，us，our），塑造了一种团结一致的氛围。
　　上世纪80 年代，传播学者已开始考察总统大选演讲中的程序性内容与情境性内容。前者包括大选当中惯常出现的周期性议题，也包括规范竞选修辞的制度性、正式性规则。后者则是特殊情形对演讲内容的修辞影响。按照美国学者韦弗（Ruth Ann Weaver）的说法，败选演说中的程序性共识包括:胜者宣布胜利之前，败者必须认输;败选承认中必须直接面向对手，不能含糊其辞;败选者同家人必须一同出现在支持者当中。实质性共识包括:致谢;呼吁团结;强调不同政见;表示对新总统的支持。
　　然而，在因循传统的共识性成分之外，不同的败选人也有因时制宜的自我发挥。如果按campaign一词的原义将大选理解为一场体育竞赛的话，党内提名预选是预赛，全国党代会是复赛，两党候选人的角逐则是最终的决赛。而大选中的演说，也有务必完成的“规定动作”与加分项目的“自选动作”。
　　通过对1952—2016年22篇败选演说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在内容上，作为“规定动作”的共识性话语显然是败选演说的主要内容。出现频率前十的词汇分别是“国家”（country）、“人民”（people）、“感谢”（thank）、“竞选”（campaign）、“唯一”（one）、“好”（good）、“美利坚”（America）、“政党”（party）、“民族”（nation） 和“奋斗”（fight）。高频率名词的上下文修饰语中，表述统一团结的词汇出现得最多（见图1）。无论是戈尔在败选演说中所说的“我们是拥有共同历史与命运的一体的人民（one people）”，还是希拉里演讲中的“举国各地用同一个声音呐喊（one voice）”，“统一的国家”（one，united，unified country），“同一个民族”（one nation），“统一的人民”（one people，united people，unified people），“团结在上帝之下（united under God）”，“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等，都几乎成为模板式的修辞表述。

　　注: 上图是笔者采用美国ProQuest历史报纸数据库（ProQuestHistorical Newspapers） 中的有关败选演说报道文本，运用Nvivo 数据分析软件所作的词频统计与语境分析。
　　其次，败选演说有其固定文体格式。第一部分，要恭喜当选者，表示接受选举结果。22 篇败选演说的开头几乎都是对败选者所发电报和电话内容的原文复述。第二部分，呼吁所有人支持获胜者，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第三部分，承认竞选的艰难，但赞美民主，歌颂美国体制的优越性。第四部分，要展望未来，鼓励共同为国家建设而努力。某种程度上，败选演说的形式似乎比内容更为重要，它作为一种选举过后例行的话语行动，不仅是个体实践，也是一种公共仪式。
　　如果说竞选是民主国家定期和刻意经历的一种象征性危机的话，败选演说就是化解这一危机的象征性仪式。尽管没有明确规定，但它的存在让人民主权和宪政秩序以有目共睹的方式得到巩固，对抗性、党派性的言辞转化成古老的骑士风度和竞技精神。这一切带有仪式性与象征性意味的实践活动，在每一次总统大选后都重复向社会与公众暗示这样一个信息:遵守游戏规则比游戏本身输赢更重要，无论选举如何惨烈，国家治理将稳步进行。
　　所以，“承认败选”的传统在美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本质特征。
　　其一，作为一种源自私人的礼节，承认败选在竞争性选举环境中成为一种公共实践。南北战争之前，“承认败选”几乎是不可被观察到的私人沟通行为，纯粹看个人喜好，与公众无关。南北战争后，大选落败方的“公开认输”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首先跟媒体的介入有关，原本私人间祝贺的简短电报往往被全文报道，尽管寥寥数语，但其承载的政治信息却十分关键。这对败选的政治人物而言无疑是痛苦的，不仅要向胜者俯首称臣，还要公开宣称自己的失败和他人的胜利，更要将自身的失败装点成民主制度的胜利，这一点在私人电报（电话）、对公声明与公共演说三者合为一体的，21 世纪尤为明显。
　　1952 年，史蒂文森在败选演说中就描述了这种痛苦体验：“有人问我作何感想，我只想用林肯早年竞选失利的一句话来回答，就像黑夜里踢到了脚趾的小孩一样，我老得哭不出来，却又痛得笑不起来。”简短的败选演说交织着政治生活中最复杂的私人情感，但在现代社会却被国家和公共生活所征求。个人牺牲成就了公共秩序的合法性，落选者的发声成就了新总统的权威。
　　其二，作为一种民主社会的表演文化，败选演说展现了残存在现代政治活动中的古典骑士精神与英雄主义美德，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仪式性而非实质性的实践活动。公共演说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民主生活，最早源于雅典，有学者用“竞争”、“展示”、“形态举止”、“观看”四个关键词来概括这种民主政治中的表演文化。它一方面构造了一种高度竞争性的场面（spectacle）：经由公民大会、法庭、运动会、剧场和战争，在竞争性的话语交锋中，雅典公民的身份得到了落实。另一方面，通过固定程序，公共演说将表演与观看、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辩论、集体决断与公民参与交织成一种基本政治场景。场景加上演说，配合表演者与观众的互动，成就了民主体制的自我建构和调整修补。
　　如果说现代选举政治中还保有古典竞技与战争元素的话，那么落选者的认输就象征着投降的仪式，构成了一种军事美德和英雄主义情结。落选者认输，将失利转化成荣耀，公开的“受辱”成为一种英雄主义的牺牲，如戈尔所说，“为的是联邦的统一与国家的稳定”。胜选者接受认输，认可败选者作为对手的价值，竞选中的战斗话语瞬间转换成一种古老的竞技与戏剧表演的收场白。
　　其三，现代美国步入传媒时代之后，历次大选中，公众与媒体都见证和参与了败选演说的诞生、传播与解读。一场大选之后，所有媒体都等待着败选演说，然而这种等待某种程度上也是仪式性的惯例，因为所有报道都是程式化的大同小异，通篇叙说着落选者的“优雅”与“风度”。大众在选举的尾声往往只是期待着仪式性的结局，没人会期待败选演说中能得到什么“至理名言”，一种对“圆满结局”的念想。落选者、媒体与公众，演说者与聆听者，参与者与旁观者，都成为某种戏剧国家场景的一环，败选演说与其说是一种既定规则与程序，不如说是一种公共仪式性的表演，一种维系政治生活良性运转的传统。
　　其中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更为隐蔽，看似非劝服性的演说实际上也隐含着劝服与操控的意图，总统大选话语与修辞中的许多固定程式，时刻在强调一种主流的政治价值。除了对“消弭分歧”、“团结一致”的强调，败选演说更为重要的价值是选民大众的“在场”体验与情绪宣泄，而非文本或修辞。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任何传统的发明都意在通过周期性、历史性的重复来向政治与社会灌输一定的价值与行为规范，“承认败选”的“发明”显然具有这一历史使命。
　　民粹、党争与共同体危机
　　基于以上所述，2016 年特朗普“拒认败选”的特殊之处显而易见。作为个体的候选人，特朗普毫无疑问保留着对选举结果质疑的权利，然而作为民主社会公共仪式生活的一部分，竞选之后的候选人就已经由不得个人好恶来决定是否认输了。特朗普的问题在于，他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将业已成为公共生活一部分的认输行为拉回私人决断的领域，这显然是不容于整个选举的政治仪式与民主流程的，同样也不合媒体与大众的“观看”习惯。
　　事实上，落选者的认输从私人事务走向公共舞台有其历史性的发展逻辑。1860年，民主党候选人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成为最早公开承认败选的总统候选人，其目的是为防止两党及南北双方的分裂威胁到联邦政府的稳定与美利坚的统一。一直到今天的美国，人们似乎还会下意识地将“拒认败选”的言论同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关联起来。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是整个美国最严重的一次共同体危机，无怪乎历次败选演说中，这一段历史常常被提及。1952年史蒂文森的演说就引用了林肯关于败选的感言，1972年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重提了这段内容。而2000 年戈尔败选演说中直接引用1860年道格拉斯与林肯的对话——“党派之争必须让位于爱国主义，总统先生，我与您同在，愿上帝保佑您。”——来说明承认败选是为了挽救联邦，并且还大量使用了当年林肯的演说口吻。由此，在人们的下意识中，2000 年的大选危机同1860年的联邦危机就有了某种程度的可类比性。
　　1831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赴美国旅行考察，时间长达九个月。他在后来完成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的民主原则和共和国体制多有好评，但也指出了美国选举制度的潜在风险。他将总统大选称为“分娩的阵痛”。一方面，选举一旦临近，政府的车轮便停止转动，整个国家进入一种紧急状态。一时间，党派激情急剧膨胀，全国分裂成数个对立的阵营，而政党之间一旦燃起战火，政府对社会就失去了控制。另一方面，尽管现有的选举方式力求不过分激发人民的情感，但大选时全国兴奋若狂，选举主导了报纸头条和私人交谈的话题。
　　这一观感已经凸显选举民主的两个重要隐患:民粹和党争。事实上，在他所观察到的那场1832 年的大选中就已经显露了民粹主义的抬头倾向。安德鲁·杰克逊的支持者在竞选当中煽动民众反对所谓的“资本权贵”（moneyed aristocracy），当选的杰克逊更认为这是人民（people）对银行贵族战争的胜利，他本人就是人民的直接代表。选举之后，其对手亨利·克莱（Henry Clay）没有公开认输，而是在参议院发表了一段反杰克逊的讲话:“我以为宪法与法律是行政权威的唯一来源，但事实好像是一些人只迎合人民，而视宪法为工具。”
　　回顾美国选举制度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关系。立国之初的政治设计中，参众两院的设立便是为了使贵族统治和人民主权相互制约，在其之上的司法机关负责协调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压制倾向。在选举安排上，用选举人团投票的方式，一来防止大多数人汇集起来的暴政，二来减少分歧与骚乱传递给全体国民的可能。在立国之父们看来，大多数共和国的毁灭者“均以献媚于人民起家，始为群首，终为暴君”。
　　然而以人民主权原则立国的美利坚始终存在着民粹情绪的土壤，杰克逊的崛起便代表了政治竞选模式从精英向大众的转折。作为全国民主运动的领袖，杰克逊将其平民主义的风格带入到了1828年的大选。一方面，提名候选人的党团干部会议制度（Caucus） 被正式废除，民主的州立法会议承担了提名的职责。另一方面，募集物资、发放传单、创作标语、普及歌曲、分发小册子、组织游行、烧烤和街头集会，配合报纸媒体的政治宣传，竞选进入了平民主义和大众动员的时代，而这一年杰克逊的胜利也意味着“平民的自主战胜了贵族的阴谋”。
　　这种竞选模式继续在1832、1836、1840年得到推广，1840年大选时，标语、口号、卡通等合乎大众口味的形式已经被两党所普遍采用。各类民众聚集的大游行层出不穷，两党甚至通过贵族化候选人来对其进行贬低，以迎合底层民众的支持，一种反精英主义的竞选文化逐渐成长起来。所以，当1888年大选中，在任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还试图坚持“候选人和幕僚都不该亲力亲为下去拉票”这样的传统竞选观念时，面对的只能是落败。
　　显然，如果是传统脱离大众的精英式竞选，是否承认败选并不必然同民众情绪或选民群体的分裂产生关联，然而一旦竞选成为全国动员性的政治运动，“谄媚民众”的出现便是早晚的事。1832年，托克维尔在美国选举中看到的民粹也许只是抬头，1838年的林肯就已经忧虑席卷全国的暴民暴力给古老的“自由神殿”所带来的冲击了，他认为，那不是民众转瞬即逝的情感波动，而是秉承独立革命而来的政府所特有的一种病患。
　　2016年的美国大选则有着更为明显的民粹倾向。一方面，特朗普反建制的种种言论恰恰迎合了普通民众长期以来积压的不满。另一方面，反移民、反穆斯林等敏感话题也符合当下美国社会普遍忧虑的关注点。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穆勒（Jan-Werner Müller）的说法，这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竞选方式，因其背后的逻辑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说教，要么将人民同腐朽的华盛顿和政治精英置于对立的两面，要么反对异质性的、多元性的、特殊性的“他者”，追求所谓“人民”的普遍匀质性。穆勒指出，实际上，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发展出的独特演说方式——代表真正的“人民”，“人民”真正优先——对历史而言并不陌生。
　　而这恰恰是代议制民主的隐患，2016 年的大选毫无疑问暴露了这一点。被激起的民意势必需要一种宣泄，才能舒缓落败的愤怒与怨恨，整个国家才能重新开始，因选举而撕裂的社会才能开始修复与共建，否则便是暴力、动荡与内战。所以作为竞选领袖的候选人有必要在此时公开认输，安抚民意，同时唤起团结一致的集体认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风度与礼节，更是一种身为公共人物的责任。所以，尽管10 月19 日特朗普曾拒绝承认败选，但选举之后的11 月9日希拉里依然发表了败选演说，她说:“我们的宪政民主制度要求权力交接必须和平进行，我们尊重并且珍视这一点。”
　　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选举政治中的党争对民主体制的威胁要远比民粹来得更早也更严重。1796年，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里，他以最严肃的态度就党派政治的害处警告全国：一派轮流对另一派进行的统治，会因政党间不和而产生怨恨和苛政。党派性“涣散人民的议会，削弱政府的权威，以毫无理由的妒忌和虚假的警报煽动骚乱和动荡”。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承认，党派斗争的根源是无法消除的，只能通过共和原则和正规投票来化解它。
　　然而在1796年华盛顿卸任后的首次大选中，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竞选就已经变成充满怨恨与恶毒的攻击、诽谤和诋毁。1800 年双方的候选人杰斐逊和布尔平票，导致两党在众议院僵持了6 天，期间共和党人甚至都开始动员民兵团，预备朝华盛顿进军。1856年的大选出现了党派间的暴力袭击现象，一些共和党议员开始出于自卫而武装，决斗泛滥。此时的南北双方因为奴隶制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分裂倾向，民主党警告共和党说如果候选人约翰·福莱蒙（John Fremont）当选，南方就将独立，美利坚联邦就将瓦解。这种警告照例出现在了1860年大选中，党争进一步恶化，内战在所难免。
　　1860年的选举实际上也是党派的混战。北方是共和党的林肯与民主党的道格拉斯，南方是辉格党的约翰·贝尔（John Bell）和南方民主党的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早在1858年，林肯与道格拉斯在参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两党在共同体层面的分歧就已经凸显。对人民主权、如何处置奴隶制、美国领土扩张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使得党派之间、南北之间围绕大选展开了惨烈的角逐。
　　大选之后，一方面，道格拉斯迅速承认败选，称林肯是下一任总统，并决定去南方进行一系列演说来挽救联邦。在新奥尔良，他说:让我们团结一致，放下地方主义和废奴主义等政治与国家分歧，勿让不满和怨恨影响我们拯救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因为在一场总统竞选中落败了，就试图打破这伟大星球上最为优秀的政府呢? 让我们积聚全新的能量和勇气来履行我们自己的义务，将国家从我们不该赋予其权力的人手中拯救过来。”另一方面，林肯在当选后的演说和书信中，也强调了党派团结的重要性，但前提是南方必须承认败选。“对于任何一个在投票方面和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既不可表示也不可抱有反感，我们时时刻刻要记住全体美国公民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兄弟，应在手足情谊的纽带中共同生活。”
　　然而党争引发的危机显然不完全能靠选票来解决。1860年的选举之后，尽管林肯、道格拉斯和贝尔都试图维护联邦的统一，但布雷肯里奇不同意选举结果，南方因此宣布联邦解散。11 月14日晚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倡议布雷肯里奇的支持者通过谈判在联邦框架内解决党派分歧，但他的副手约瑟夫·蓝恩（Joseph Lane）回绝得直截了当:“现在政府在北方共和党的把持下，以多数原则决定了新获得的共同领土上南方人没有权利享有奴隶制，联邦无法在这种基础上被维持。”
　　南北战争毫无疑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选举危机，自此之后的历次大选中，落选者是否表态、怎么表态都成为关乎政权稳定与国家命运的公共性事件。即便在1876 年那场史上最长、最艰难和最具争议的总统大选中，获得普选票多出对手25万张的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蒂尔顿（Samuel J. Tilden）面对国会有争议的裁决，也没有鼓励支持者去抗议，尽管他不认同国会裁决，但表示接受。
　　这恰恰也是2000年戈尔败选演说中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1952年之后，美国总统大选的历次败选演说中总有共和国历史的影子，败选者们有意无意都在重复或征引维系民选政府与共同体联邦的思想资源。1800年，在首次实现政权平稳交接之后，当选总统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试图弥合党争所造成的创伤:“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又都是联邦党人。既然全国民意对此已做决定，大家都将按照法律把自己安排妥当，并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一起奋斗。”这大概是对败选演说格式的最早设定，1952 年史蒂文森在败选演讲的开头就重复道:“人民已经做出决定，我欣然接受。”
　　结语
　　历史在给美国的选举政治添补了许多不成文规则或传统的同时，也培养出特定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这种政党精英与政治传统、大众选民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政治传统的形成是政党政治的产物，这种传统又反过来试图驯化党争；大众参与的选举文化形成了竞选中的各种狂热与争斗，但同时又受竞选者败选演说的引导与舒缓。正如托克维尔所言，“选举的结果一经公布，一切又恢复平静”。
　　这样一种多元复合而成的选举传统是美国政治的独特之处，也是后转型民主国家的短板。所以在美国，即便出现了冈比亚总统贾梅那般对选举涉嫌“被操纵”的指控，争议裁定的法治原则与运作已久的败选传统依旧能提供解决之道。前者以制度和刚性的约束，为危机中的选举保驾护航；后者则通过一系列公开或私下的游戏规则，让大选后的公众情绪得到安抚，国家团结得到维护，民族认同再一次被强化。
　　假如是特朗普落败，他可能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同时控诉民主党和媒体精英“操纵”了整个选举。但他一方面已经同共和党的建制派分道扬镳，拒认败选不仅得不到党派的支持，反而可能招致诸多批评。另一方面，尽管事后的选举结果证明，特朗普的确在美国集聚了相当一部分的支持者，但他的普选票依然低于希拉里。与此同时，大选之夜的胜选演讲与败选演说已经为美国选民所习惯，人们普遍认为，结束竞选就应该有一场败选演说。败选和胜选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组合，有败选演说，有胜者与败者互动，在这种仪式性的互动中，竞选活动才算结束。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特朗普在11 月8 日的选举中落败，选举之后又拒绝承认败选，或许少部分支持者会以游行、示威和某种暴力方式发泄不满，但整个美国的选举传统与法治框架并不会使这种局部骚动进一步升级。
　　《华盛顿邮报》曾大胆估测特朗普失败后的选择:要么利用党争，他可以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聚集保守势力形成新的党派，像1912 年大选中试图赢得共和党提名而未果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然而只要意欲再次竞选总统大位，就必然要承认败选和先前选举的合法性;要么利用民粹，他可以成立一家保守的传媒公司以利用竞选期间汇集的支持者。
　　如何选择? 相信作为商人的特朗普心知肚明。
　　（本文原刊于《学海》2017年第4期，原题：“致敬体制——美国总统大选败选演说的话语分析”。略去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略有简化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来源时间：2017/9/23   发布时间：20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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