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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东盟知天命?担忧“中心性”

作者:薛力  来源:《世界知识》2017年第17期

  本文发表于《世界知识》2017年第17期(8月28日出版),为地心力说专栏的第9篇,编辑删去了少量文字。关于“一带一路”与东盟的关系,至少可以写两篇学术论文,也有刊物约稿并催促。可是,俺老是觉得准备不足,动不了笔。借上月初到马尼拉开会之机,促“技己”动笔写此小文,窃望就此开始动笔完成两篇稿债。两位主编海涵则个。——薛
  今年是东盟成立五十周年,因此,8月份在马尼拉开锣的东盟系列会议,通常会增加与此相关的环节或内容。8月初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五十年:前进的道路”算是系列外长会的预热与配套会议,与会的东盟国家代表都是前部长、前大使、著名学者,以及东道国的现任财政部长与外交部长。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东盟精英们除了谈及东盟五十年来的成就外,还高度关注两个问题:东盟下一步该做什么?东盟如何保持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centrality)?
  历史地看,东盟成就巨大:东盟国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地区认同,彼此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柬埔寨与老挝近日的边境事件是个典型例子),2015年底建成了东盟经济共同体,正致力于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安全共同体,许多东盟国家之间做到了互免签证,东盟成为国际公认的地区组织,以东盟为中心构建起了亚太地区合作框架(典型如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6、东盟+3、RCEP谈判进程)。这在50年前很难想象。
  但东盟也面临一些挑战:经济上,成员国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区域内贸易依存度才25%左右,经济总量才中国的四分之一;文化上,不同文明的6亿人口不容易形成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各国对国家认同的强调远远超过地区认同;安全上,一些成员国与区域外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密,一些成员国互不信任或存在领土争端;进一步整合的动力不够强大,最为积极推动东盟整合进程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泰国,这三国经济相对发达,希望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人口最多的印尼、菲律宾与越南三国积极性还不够,特别是,成员国中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印尼并不愿意、也不敢大力推进东盟成员国的整合进程。始于奥巴马时期、特朗普上台后加剧的美国对外战略收缩也减弱了东盟的整合力度。更重要的是,崛起的中国在继续支持东盟推进地区整合的同时,也开始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地区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下一步东盟该做什么?推进经济整合依然是重心,大部分成员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彼此间经济领域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因此,在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经济合作(如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将涉及关键经济主权的让渡,目前还很少成员国做好了这种准备;文化上,“强化对东盟的认同、弱化国家认同”是一些与会代表的主张,但不争的事实是:大部分东盟成员国还处于巩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很难推行“削弱国民国家认同”的政策;安全上,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传统很难突破(非盟与欧盟都可以向成员国派遣维和部队,这对东盟来说还是遥远的事情),一些成员国对域外国家的安全依赖短期内也改变不了;在安全问题上共同发声只能选择性进行(如杜特尔特4月份以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在朝核问题上呼吁美国谨慎行事,不要堕进金正恩的圈套),但如果涉及与一些成员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则很难让成员国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服从东盟的统一立场(典型如南海问题)。
  可见,无论是经济共同体的深化,还是政治安全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东盟的“中心地位”主要来自一些地区合作框架。但这种中心地位不是来自东盟本身的实力,而是来自互不信任的若干大国的推举,加上东盟相对超然的地位。也就是说,位居中心地位的东盟实际上只能起到大国间关系协调员的作用,而难以主导或推动大国关系的改变。如果大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东盟的这种中心地位被弱化乃至丧失是必然的。美国的战略收缩意味着对东盟的支持力度将下降。中国更注重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等对强化与东盟的合作感兴趣,但未必愿意听从东盟的领导。以东盟主导的RCEP为例,很难想象日本、印度、中国三国会间未来几年会签署自贸区协定。即使未来16个国家签署了RCEP,以东盟的体量与整合程度,也很难保持中心地位。
  总之,度过五十岁的东盟,成员国的整合进程将进入深水区,保持其亚太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也将越来越困难。更好的做法是:不纠缠于“中心地位”,审慎推进安全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让成员国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更多强调自己的“协调员”角色与在某些方面的引导作用,淡化“中心地位”意识。毕竟,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亚太整合进程将依赖于多重驱动力,体现为“多匹马共同拉车”,而不是某个国家或组织始终坐在驾驶席上。大小国家都有望在某些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东盟可以依据自身情况确定一些领域与议提发力并充当领导者。

来源时间:2017/9/2   发布时间:2017/8/28

旧文章ID:14012

薛力 程章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助推全球治理

作者:薛力 程章玺  来源:解放军报

  滥觞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全球治理机制而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20国集团从财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一个有特色的机制,其主要使命是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七国集团从讨论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议题的富国俱乐部,退缩为主要聚焦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西方大国论坛;金砖国家外长会升级为峰会并扩容,成为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平台,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代表性合作机制。
  美洲、非洲、欧洲、亚洲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走在一起,这是第一次。促使他们走在一起的主要动因有:经济发展比较快、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是所在次区域最大的经济体、希望互相取长补短以共同获益、有志于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言人与合作象征。这一机制倡导以主权平等为原则,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金砖国家第一次外长会2006年举办,2009年升格为峰会,2011年吸收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领导人每年就国际政治、经济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在会议成果文件中表达共同的声音,如第一届叶卡捷琳堡、第二届巴西利亚峰会,强调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声明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第三届三亚峰会,呼吁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改革。在接下来的新德里、德班和福塔莱萨三届峰会中实施了具体行动,其中德班峰会期间与非洲领导人进行了对话。第七届乌法峰会,金砖国家表明联手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了《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还举办了同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受邀国领导人的对话会。在2016年果阿峰会中,金砖国家强调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作用、国际法的重要性,表明金砖合作机制将在下一个十年加大力度推进全球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
  除了在全球积极发挥作用以外,金砖合作本身也在改进与完善,典型如:吸纳南非作为金砖国家第五个成员国以代表非洲大陆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并投入运营、设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金砖国家政党、智库、民间组织的合作也在强化,成立了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和智库理事会;2017年8月2日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则初步确定了"金砖国家经贸和投资合作路线图",等等。
  可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与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
  但在看到这些发展的同时,金砖合作这一机制也面临一些挑战。2014年以来一些金砖国家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衰退,政治动荡,从而影响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出现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从而影响了全球贸易与投资,也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机制的建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下一步应该如何办?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是继续推进全球化?
  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应该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并在改进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化并没有过时。金砖国家都属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只有在全球分工合作中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推进全球化符合自己的利益,也是全球之大势。即使是发达国家,服务业、高效农业与先进制造业也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虽然当前部分金砖国家经济不景气,但它们的整体状况在好转,并且,中印两国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16年金砖国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51%,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1%(世界平均水平为2.4%),吸引的外来投资也比七国集团多35%。可见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处于上升通道。
  2016年中国GDP占金砖国家的67%,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金砖合作机制就是其中的一个抓手。
  可见,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即将召开的厦门峰会,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将与其他各国一道,致力于克服种种困难,深化金砖伙伴关系,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为全球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来源时间:2017/9/2   发布时间:2017/9/2

旧文章ID:14011

顾颖琼:中国准备和美国分道扬镳了!

作者:顾颖琼  来源:微信

  (微信转载介绍:有意思,有思想,有看头,不信请看一一转发顾颖琼博士的深度好文,可见18大以来的以习总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集体的大智慧、大手笔、大策略,将近五年的中国在美日围追堵截的氛围中发展壮大的现实轨迹,可圈、可点、可赞。)

  作为美国人的爸爸和中国人的儿子,也在两地都有小企业经营,我当然希望中美可以成为朋友,也应该成为朋友。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心里都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并无和美国为敌的想法,甚至一度把美国视做老师。但遗憾的是,美国一错再错,把本可以共赢的关系逼成对抗的关系。现在,中美对抗的结果已经明了,可以说美国已经走上了必然的衰弱之路,而中国已经展开了自己的下一个伟大旅程,不再纠缠这段姻缘了。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川普和幕僚还在像怨妇一样指责和威胁中国,而中国已经不参与打嘴仗了。这和一对争吵的夫妻一样,当一方去意已决就不会再回应指责了。是的,中国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你看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完成多少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的壮举,甚至平均一个礼拜开通一个机场,你就知道中国有多忙。真的,没时间陪美国耍嘴皮子了。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那可以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美国的失败是显然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楚这点。美国目前的境地是进退两难。比如TPP,本身目的就是为对抗中国而生,这是个战略错误。现在如果不退出,那么美国人民将付出代价而受益的却是日本和一些墙头草国家。如果退出则意味着美国信誉的损失和中国影响力的增加。所以,退与不退都是损失。

  再比如所谓的亚太再平衡,如果收手那么就是美国力量在亚太舞台的就此落幕。如果继续就意味着更多的军费支出而没有任何实质作用。坦率地说,美国可以继续在中国周边搞军事基地和所谓的航行自由,对中国来说,那又怎么样呢?该干什么干什么,继续做自己的事,不鸟你就是了。这又是美国的一个战略错误。原因很简单,中国不是伊拉克,和中国发生战争的代价和收益不划算,如果韩战、越战时中国都不怕你,现在会怕你的武力威胁?如果武力威胁管用,台湾早就统一了。所以,川普政府说什么不允许中国登陆岛礁,完全是不动脑子。中国已经在上面登陆了,你要怎么不允许?冒着核战的风险对中国宣战,美国人民总得问一下为什么吧?中国又没有威胁美国本土,何况南海那些岛礁本来就是中国的,实际上二战后那些岛礁的收复还是美国和民国政府一起进行的,岛礁的名字就是军舰的名字。

  试图在军事上围堵中国是战略错误,因为中国没有进攻美国的意图,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他又不怕你挥舞几个棒棒,所谓围堵只是无谓地消耗自己的国力,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战,并把中国推向敌对的方向。而且南海、钓鱼岛、台湾都是中国后院的事,中国在后院隔三差五的整点事,你能怎么着呢?你把力量投到这里看着,中国就去做别的事,你一走就接着填岛和溜日本玩。中国在南海已经成功地种了几个岛,几个岛构成三角形互为支撑的基地,而且很显然中国必将把南海变成自己的大湖,无论美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个结果,这是历史趋势。

  我想,所谓航行自由也是扯淡,因为你不去招惹中国,南海那么大会妨碍航行自由吗?另一方面,中国很快拥有自己的四个航母战斗群和数以百、千计的新一代战机,所以在中国的地盘彼此力量不相上下,比你差的多的国家都不怕你,中国会怕?美国的错误在于花费巨大的代价去防止并不存在的威胁,因为中国根本没有意愿去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发展自己,这是很显然的。但是美国的西方霸权思维并不能理解这一点。

  在此之前,我有时候很迷惑为什么这几年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非常主动和活跃,甚至有些举动看不出有特别大的必要,比如挑逗日本。现在终于明白了其中缘由,不禁拍案叫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世界的目光聚焦东海、南海之时,中国已经扎扎实实展开了多手准备。打开世界地图,标出这些地方:马六甲皇京港(99年特许权、人造岛屿所有权)、缅甸皎漂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等(99年特许,人造岛屿所有权)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无限期),亚丁湾布提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35年特许经营),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分(99年),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泰国克拉运河。不知不觉中,中国已将这些重要港口和运河一一拿下。另一方面,陆地上,从中国最东端出发的首列货运列车前几日已经抵达波兰、伦敦,结合国内发达的高速列车网和在非洲已经建好的高速铁路,以及和俄罗斯的输油管等。要不了几年就可以看到以中国为中心的高速铁路网把整个非洲、欧洲和亚洲包括南亚连接在一起。

  在空中,这几年中国平均每周一个新机场!海、陆、空,中国用自己包括亚投行的力量把大半个地球紧密连接在一起,同时也多种途径一举解决了对中国的战略威胁,把岛链的作用直接废了。尤其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中巴走廊,这是个重要的突破点,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中亚很多内陆国家都有很大意义,必然得到很多支持。这完全是重塑亚洲明天的点睛之笔。

  对于中亚和南亚国家而言,他们慢慢会体会到中美的差别,美国几十年来带来的是炸弹和混乱,而中国带来的是切实的铁路、桥梁和繁荣。相比之下,高下立判。说实话,美国的民主制度本来不错,但这些年已经被玩坏了。所谓民主自由那一套已经失去市场。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埃及,中国即便不算朋友也不会是敌人,而美国人恐怕不带着枪炮不敢去那里。亚洲、非洲的人民都是渴望过上富裕生活的,而中国给了他们一个迅速崛起的例子,而亚、非、欧和大洋洲在中国的力量连接之下,展现了一个古老土地的新明天,这个世界也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不需要美国,不需要炸弹也可以成功。

  我想,中国依然没有意愿和美国为敌,你不惹我我不惹你的和平相处是可能的。但希望美国能意识到,中国已经走自己的路了,他不会威胁你的安全,你也不要去管他的事,各自相安无事。至于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拉倒,我想这就是中国未来对美国的态度。

  量变引起质变,对中国来说,美国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说白了就是鄙视你了。川普说要搞基建,中国就笑了。如果中美关系好,让中国来帮忙(别忘了,美国当年西部大开发还有中国人的贡献呢),那还真有希望。就川普的闭关锁国让美国自己的能力搞基建?那一百年也追不上中国了,估计中国高铁到达非洲最南端的时候,美国五十公里的高铁还在纸上谈兵。

  科技方面,中美现在可以说各有千秋,有差距的也差距不大。有哪个方面美国还敢说自己远远超越中国的?以前说中国总是抄袭,那是你不愿意去了解,等到一定时候就会逆转。而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尤其是在智能制造和下一代人工智能和新材料方面,别忘了,这个领域里有一半以上都是华人。

  经济方面,中国已经看清了美国的实质,实际上美国如果是个企业应该倒闭清算了。美国人自以为自己很富有,实际上都是在借债度日,完全虚胖。有美元霸权的时候,这个游戏可以玩,但中国现在想既然你把我当敌人,干嘛陪你玩呢?不知道是不是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刺激了中国,中国自己真正地转向亚太和自己的那个半球了。对于美国,我想中国会顺势而为,缓慢而坚定地抛售美债,收回自己的资产投向南亚、中亚、欧洲和非洲,开始了自己没有美国的旅程。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套用别人的一句话: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都是世界第一。不是中国有多优秀,但对手有时候太愚蠢。美国的十几场战争消耗了大量国力还树立很多敌人,而中国置身事外发展自己的,当然也不会去阻拦美国,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智慧知道结果是什么,秦就是例子。而美国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围堵,尤其是所谓亚洲再平衡又是个战略错误,不仅让中国决心和美国分道扬镳而且借力打力,利用日本去拉美国下水把力量消耗在太平洋里,为自己的亚欧非整合腾出空间。

  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又是一个失误,要知道中国人是大国国民,内心是不服的,越是封锁和压力,越是让其成长更快。封锁的结果如何?中国有了自己的太空站、自己的超级计算机、自己的五代战机、自己的GPS网,甚至领先美国的量子通信卫星。现在欧洲说要对中国解禁武器,中国说你还有什么我没有的呢?美国只要继续封锁中国五到十年,中国也一样对美国说,你还有什么可以卖给我的呢?相反,如果一开始是开放态度,中国未必会发展这么快,人都是懒的。美国的另一个错误就是缺乏尊重,任何客观的人都应该承认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对全人类的进步也是非常伟大的贡献,应该获得尊重,美国并没有资格去告诉中国应该做什么。

  川普的美国优先战略是对的,对美国人民而言是负责的,的确需要转向内部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个人分析中国将会利用川普的几个致命错误。

  一是贸易战,中国既然已经走上分手道路,当然对贸易战有准备。中国不会追求贸易战,但川普如果搞贸易战,中国将不加阻拦并利用他,甚至刺激他发动贸易战。对中国来说,他的战略方向变了,中国商品除了满足自己人民的需要,将走向东南亚、欧洲、非洲、中东。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将提升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对美国人民来说,事情恐怕不像川普描绘的那么美妙。现在还有什么商品不含有Made in China的成分?中国有完整的数十万人的大型工厂和上下游配套,对中国商品征收高税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大众生活水准下降,本来还可以维持相对不错生活的美国人立即会感受到艰难。换句话说,没有美国市场,中国会有短暂损失,但仍然可以生产丰富的产品并培育和打开新的市场。但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的生活将比现在还惨。以美国的速度,没有任何希望能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大型工厂。一旦贸易战打起来,估计中国会有相应政策打击美国本土企业。比如在中国设立企业生产的美国产品可以按本土企业对待,而进口产品也相应高税。中国要注意的就是要区分外国企业和外国政府,避免国民攻击在华经营的企业。大家别忘了中国即便只算最富裕人口比美国总人口还多,这个市场加上一带一路的效应,对企业而言恐怕比美国本土市场吸引力更强。所以,未必如川普所想,美国企业都回流,也许跑的更快。

  二是移民政策。美国人最愚蠢的地方就是没有认识到移民的作用。美国的高科技和近代科学,有几个是正经的本土白人搞出来的?虽然赞成对危险的非法移民驱逐,但低学历的非法移民却提供了美国劳力,高学历的合法移民则支撑了美国科技。川普对移民的打击和收紧将是个巨大错误。我想中国对美国收紧移民政策应该是欢迎的,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相信只要顺势而为,利用美国对移民的不友好政策,那么中国将迎来最有价值的人才回归。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领域,华裔人才有优势。中国对此要更开放,非常简单:对于华裔,一律发放永久居留,来去自由。对于他国人才,只要高科技企业录用并支付不低于本地人才的合理薪资,那一律允许其在中国生活工作。不要填那么多表格和审查了,相信企业自己对人才的筛选更靠谱。对来到中国的人才,购车免税,购自住房补贴。

  三是外来投资限制。美国人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总是心存疑虑,这也是个错误。凭心而论,华为、万达这些都是企业而已,我不相信他们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什么威胁。但中国要利用美国人的这些心理,顺势把中国资本导向符合战略方向的国家和地区,既然美国不欢迎中国的投资,那正好配合一下。实际上,中国对大额对外投资已经在审查。

  四是日本和台湾。美国觉得日本和台湾可以被当做棋子对付中国,实际上中国也会利用他们来牵制美国呢。中国只要在南海、东海和台海搞搞事,这些美国的小弟就会去求忽悠干爹干涉。对中国来说,这可以吸引和消耗美国的精力,而美国多投点兵力,多派点航母来对中国却无所谓,反正你也不能怎么着。对中国只是家门口的练手,额外消耗不多,但却可以牵制对手。再怎么折腾,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还是中国的地盘,日本、台湾、韩国最后也会明白只能跟着中国混实惠一些。

  五是美国国债。我想经过奥巴马时代,中国已经认识到美国不是个可靠的伙伴,而且狂妄自大,甚至愚蠢。持有美国国债有很大风险,所以估计中国会坚定降低甚至全部抛售持有的美国债券,转而把资产转换为其它投资和多种货币,包括黄金。说实话,把美国国债换成战略位置的外国港口、机场、矿产不是更好吗?尤其是一些小国家,如果港口里停着中国的军舰,同时拥有一些矿产和能源的股份,这比持有美国国债强多了。持有废纸还不如囤积粮食和矿产资源,美国人借钱装大头,让他们自己玩这个游戏去,不陪他玩了。我想中国的领导者已经明白这个道理,正在顺势转换资产。当然这个过程不能太明显,以防其他国家跟风。

  如果美国可以认识并接受这个历史趋势,在自己的地盘里好好建设自己的家园,那我相信中美虽然分手了仍然可以和平共处,礼尚往来。如果继续盲目自信,那可能真的会发生战争。战争固然对中国不利,但却会加速美国的衰败,因为除非毁灭地球否则无法武力让中国屈服。如果以前贫弱时中国都敢和苏联打起来,如果叙利亚都敢和美国叫板,你能期望中国会在美国的威胁下退让?所以,希望美国能想明白这一点,既然中国无意和美国为敌,何必自我选择和中国为敌呢?于个人而言,美国的自然环境目前还是适合居住的,但安全和社会排外倾向已经让人不安。个人是无所谓的,哪里舒服去哪里。但对于国家而言,不知道美国究竟还有多少本钱可以吸引中国继续维持和他的争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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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个理由吓得你不敢移民美国!
2017-01-24阅读:10000+顾颖琼博士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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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伙食吃的比中国的劳改犯还差
2,住的纸壳房经常坏,一年到头要修理。 美国人的住房火灾发生率比中国高一百倍,夏天被迫剪草,冬天被迫扫雪,想偷懒不干都不行,会被罚款
3,想在自己家院子里养鸡鸭牛羊不行,犯法,想晾衣服被子也不行
4,在自己家里教训儿女或老婆,会被邻居报警
5,门窗薄如纸,盗贼破门破窗而入的速度比自己用钥匙开门还快,毫无安全感
6,晚上不敢出去散步,怕被抢被杀。
7,在纽约市出门只能坐破烂有尿臊味的地铁,站在站台上还要警惕周围,担心被人推下轨道去
8,找工作不容易,要三封推荐信,投了几百份简历,要等半年才能找到一份工作。 人缘没那么好,上哪找三封推荐信? 对自己工作方面的才能,招工方却视为无物
9,天没黑,各个商店就都关门了,购物不方便,到处都关门了,即使想找鸡买毒品赌博都不方便
10,出去买罐食盐也要开车10公里,车难养,每年还会有一两次车坏在半路上
11,讲话必须政治正确,说错一句话就会被开除,甚至被逮捕
12,日常打电话发邮件,都被FBI监听,毫无隐私可言
13,小孩在学校上厕所都不分男女,99%的正常人被1%的同性恋等变态人恶心到死
14,学生在学校没学到什么东西,却被功课折磨要死。 大学使坏,故意把几门课的考试集中在一两天内考完,故意让学生们没时间备考
15,大学毕业就是失业,很难找到工作,很多博士毕业的去当出租车司机
16,去医院看病,就被医院虐,而且还被医院抢劫,还经常被误诊,被做不必要的检查和手术
17,公交车很难等,叫出租车也要等一个小时才到
18,各种传染病流行,一不小心就沾上床虫虱子,疱疹爆发式地流行,到处是流感,而且大都是美国的生物学家合成和散播的
19,每年的报税,无辜地被复杂的税表骚扰一两天
20,遇到点什么纠纷要起诉,就被法院律师宰,美国的天书一样复杂的法律不是自己能搞懂的,法律面前,没有天理,没有对错,没有黑白,没有正邪
21,遇到警察检查,赶紧高举双手装乌龟,一不小心就会被警察打成筛子
22,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要时刻紧盯着,否则自己的钱可能会被银行吞没
23,有张信用卡,要经常查电脑盯着,每隔几个星期就会被人盗刷一次
24,出门坐飞机被安检和海关骚扰
25,水龙头的旋钮到底是向左向右旋转不一定,要临时研究清楚才能使用
26,公共场所的水龙头很多是节水龙头,流量极小,手还没淋湿水就自动停了
27,很难找到鲜肉卖,都是死鸡死猪死牛的肉,没的选择
28,去餐馆吃饭要被迫付小费,不是怕花钱吃饭,而是讨厌被折腾
29,住宾馆竟然被要求白天必须离开,傍晚才能回来,想在白天在自己租的房间睡觉都不行
30,美国的大楼都被设计的像迷宫一样,进去马上就迷路,找不到方向
31,在外面很难找到公共厕所,被迫憋屎憋尿有害健康,有时想憋都憋不住
32,本来数学就不好,还要被复杂的英制单位骚扰,英尺啊,盎司啊,品脱啊,难搞清楚,还有AM,PM,夏时制,时区
33,到处冷冷清清,鸟不拉屎,寂寞无比,正常人都要憋出抑郁症
34,木头房子不隔音,打个电话都隔墙有耳,缺乏隐私
35,房子都是有中央空调管道,一个人在厕所拉屎,全楼都闻的到屎味
36,人人互相戒备,交不到朋友
37,美国的女人又毒又吊,十个有八个涉及淫乱,想正常搭讪交朋友,却被告性骚扰
38,如果离婚的话可不光是离婚,法院判决下来,几乎倾家荡产
39,年轻的时候买的房子,老了没了收入了却发现自己连房产税也交不起。花了一辈子几十万元积蓄购买的房子,年老时却发现自己的房子不能当自己躲风避雨的窝,因为交不起几千元房产税导致房子被没收
40,老婆不忠,子女不孝,晚景凄凉
41,到了自己坐轮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买的房子的门被开发商故意设计成坐轮椅的人无法出入
42,在超市买东西,经常被收银员“算错帐”,买完东西要仔细核对帐单,否则可能被宰。 连优替里替公司寄来的水电煤气帐单有时也有猫腻,要仔细核对,否则可能被宰几十元
43,租房子住,退房时被房东扣押金是常态,不服气的租客可能在退房前故意破坏房屋设施,但如何斗气,自己也得不到好处,反而白白生气减寿
44,各个机关办事效率低下,排长队等啊等,生命在等待中磨耗
45,不信基督教就融不入主流,但我的脑子又没毛病,我为什么要信那个破教?
46,想吃狗肉都要被人骂,很多美食都吃不到
47,到处都是中央空调,不开窗透气,空调机的过滤网又不清洗,室内空气中的灰尘很大,肺癌发生率高
48,没有蹲坑式厕所,每次大便,都发愁
49,理发店收费太贵,为了省钱,经常要自己给自己理光头
50,美国的快递太慢太贵
51,优替里替经常是几个室友共用一块电气水表,几个室友平摊费用,却恶意争相浪费水电煤气,本来一个月几十度电就够了,却被用到上千度,想省钱的室友被浪费的室友拖下水
52,美国人热衷于盗窃别人的个人资料,找工作时每发出一次简历,在任何场合每填一次表格,自己的信息就被泄露了一次。像我这样的一无所有与世无争的蚁族,我的个人信息都已经被盗了几十次了,不知道那些人搜集我的个人信息有何企图
53,除了被人抢劫和挨警察枪子儿不用预约之外,在美国办各种事很多要提前很久预约,流程冗长繁琐,跑很多次被折磨
54,我在美国骑自行车只能自己维修保养,坏了基本没地方修,哪像在中国,自行车坏了就花几元找修车师傅搞定
55,美国到处都有钓鱼执法,日常要小心别掉进执法机关设置的圈套里
56,美国人动不动就告密,屁大的事被捅出去,贱人们像钓到了大鱼一样兴奋地以为抓住了间谍恐怖分子。 对邻居,路人,同学,同事,无法信任
57,厕所隔间的木板悬空离地面一尺,在里面大小便时总是有外人好奇地低头查看里面的人的脚,像我喜欢蹲在马桶上大便,经常会被管闲事的人发现,被人吼叫责骂
58,看看美国白领的午餐,年收入20万美元的主儿,就吃这个:看看美国白领网晒悲催的工作餐看完之后有木有幸福感爆棚。

来源时间:2017/9/2   发布时间:20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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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纪”出现,说明新自由主义话语已不具绝对说服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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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江  来源:澎湃新闻

  症候只能被遮蔽,不能被彻底消除。——齐泽克

  在去年此时,我们还在谈论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谁会最终赢得美国大选的胜利;一年之后的今天,美国面临的似乎是更为现实的问题:强大的、信奉多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正在抵御白人至上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挑战。
  半个多月之前的夏洛茨维尔李将军雕像事件,虽然不能说是白人种族主义彻底颠覆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其冲击力的确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左翼也在美国这片大陆上点燃了星星之火,他们将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日趋没落的传统帝国的形象,而马克思、列宁重新成为一批知识分子指路人。
  当然,今天我们绝不能说,主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大洋彼岸已日暮西山,这种论调一方面太罔顾事实(即新自由主义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在美国仍然有着十分坚实的根基,尤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海岸尤为如此);一方面太过乐观。但是,这种试图通过一种多元文化的熔炉(melting pot)将各种异质性元素,一锅烩成最美好的新自由主义图景式的话语,的确正在丧失其魅惑光环。
  也正是由于发生了这种变化,有人宣布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代的来临,甚至一些学者耍弄起一些新名称,相对于人类纪(anthropocene)之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特朗普纪(Trumpocene)。虽说这样的词汇并没有什么太大实际意义,但是这个词的出现,恰恰意味着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衰微,而选票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这种新自由主义话语已经不再具有绝对说服力。
  对于这一切,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极右民粹主义复兴来说明。毕竟,扣帽子太容易,要理解之前被遮蔽的事实要困难很多。从另一个方面,法国思想家巴迪欧的判断还是值得我们深思。在今年上半年的法国大选中,候选人梅朗雄失利后,巴迪欧曾经对今天的选举政治有一个整体判断。即我们今天看起来很时髦的新政治现象,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中被上演过无数遍的内容,只不过由于新自由主义用多元主义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进行了一次简化操作,并让绝大多数人相信这就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政治现象,甚至这种政治现象被1990年代的福山标上了历史终结的名号。
  的确,这种简化版的自由主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声誉达到了巅峰。实际上,这种政治哲学最要害的问题在于,由于绝对差异或敌对阵营的消失,所有的差异都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政治自由主义之下的程序性操作,即一种公共理性名义下的政治协商,所有参与协商的成员都拥有特定政治权利,使这种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政治协商得以圆满实现。
  在绝对政治协商之下,任何观念和习俗上差异,都是一种具体差异,在特定的框架下(即程序正义中)可以被暂时被悬置起来。在政治哲学中,这种原则被简化为“权利优先于善”的原则,即在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程序正义之下,将各种善的差异都还原为这种框架下可以协商的内容。当然,在现实的政治中,以欧美为代表的政治体制,先天地成为这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尽管在更多的时候,人们的权利仅限于往票箱里投票和上街抗议的权利。
  然而,这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营造出来的太平景象,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却步履维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通过政治哲学缝合起来的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差异的协商式统一,越来越遭到保守右翼的质疑。实际上,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对自由主义左派的方案表示出忧虑,尽管亨廷顿的很多表述,在自由派看来十分的政治不正确(实际上,亨廷顿已经表达出用白人基督教文明,而不是用什么协商政治的政治后果来统一美国精神的看法,而自由左派当时就对亨廷顿的态度嗤之以鼻),但是,亨廷顿表达出来的某种忧虑恰恰是指向今天的症结所在。即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协商性的政治哲学,实质上只能在表面上来维持一个统一和平衡,而各种社群和文化之间根本性裂痕,是无法在协商政治或公共理性大框架下来解决的。
  那些资本主义最古老的问题全都存在着,只是在自由主义“最光辉灿烂”的那一刻,它们被其耀眼的光芒所遮蔽。的确,在资本主义这个光谱里,折射出来的现象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存在着多重褶皱和裂变的复合体,我们甚至无法用单一的光束将其内容彻底所穿透。
  简单来说,让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得以实现的唯一前提是,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所有的无法简单解决的问题都超越决定为公共理性下的协商问题。但是这个前提,与其说是解决了现实中的诸多症候,不如说是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对症候视而不见。他们以为用了一个上古的魔咒将资本主义群魔全部封印了,实际上只是营造了一个斯洛特戴克所说的大气泡,将自己封闭在知识分子和理性的水晶宫里,让嗜血的海盗、无情恐怖分子、开膛手杰克、甚至各种想象出来的怪物都永远隔绝在他们那美奂绝伦的水晶宫之外。
  然而,这个被他们自诩为永恒正义国度的气泡,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产物。无数无法被这套体系所化约的症候,不断敲打着气泡的外壁,而一旦某种逆于他们认定的政治正确的现象刺入了他们的水晶宫,成为了十分醒目的景观,他们就会惊呼,后真相(post-truth)时代来临了。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后真相。所谓的后真相正是这种虚构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活生生的现实所刺穿后,从自由派的“小确幸”们中嚎叫中所吐露出来的东西。换言之,真正终结的是他们在他们营造的气泡的反射回来的“真相”的终结,特朗普的当选、英国的脱欧、甚至法国国民阵线的高歌猛进都是某种在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事实,他们宁可对它们视而不见,反而称之为“后真相”。
  “后真相”的悖谬式伪概念的出现,恰恰暴露了自由派在他们营造的意识形态的天堂和碎裂的政治现实的交叉路口中的焦虑感,他们宁可将之归为“后真相”,也不愿意去挣脱滋养了他们几十年迷梦的奶嘴。这或许正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说服力的原因所在。
  在一套被精心营造了几十年的话语体系与日渐撕裂的现实政治之间,他们的举措是苍白无力的,他们无法在协商政治的框架下来改善社会撕裂的状态,也没有魄力回归一种克里斯玛的强人政治类型,我们可以理解奥巴马在下台时所说他感到很累的理由,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遭遇到它面对现实政治最大的障碍。
  如果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足以面对现实,那么现实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某种原因,一部分欧美地区的居民,对现实生活状况并不感到满意,这个结论是从一系列欧洲和美国的研究机构做过的调研得出来的。然而,问题并不是在于是否满意,而是在于为什么不满意?
  我们看到,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恶化(这种恶化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上、政治上、甚至生活环境上的恶化),人们会进行一系列的归因。一部分人会归因为大资本家、金融资本的盘剥,政治统治者与资本的同流合污,政治的腐败等等。如果出现这种归因倾向,人们更愿意走上街头,抗议甚至是起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也代表着工薪阶层将自己恶化的状况归咎于1%的掠夺和剥削。这也的确解释了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马克思著作重新成为欧美热门读物,而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不再仅仅是在象牙塔里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学者,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底层大众也开始重新来阅读马克思等人著作。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生活状态的恶化,还有另一种归因的可能性。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的恶化简单地视为外来移民的威胁。外来移民不仅仅是抢夺了他们的财产,威胁了他们的安全,也抢夺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甚至带来了恐怖袭击。外来的陌生人,是一个最好的罪责的承担者,个别外来移民的罪恶会被现代化传播手段迅速扩大。
  巴迪欧在几年前的一本《反犹主义》的著作中就强调了,这种言论实际上并不新鲜,唯一有区别的时候,之前欧洲人指责犹太人、吉普赛人的那些罪恶,在今天的欧美,完全被阿拉伯裔移民,黑人,西班牙裔所承担了。事实上,在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类似的经历:当罗马人区别了有着罗马本身血统的公民与从外邦来的有着异乡背景的平民时,已经奠定了这种归因的基础。一旦出现严重的问题,自视为本土力量的保守势力倾向于保存最本真的血统性的力量,而将外来的一切异己的因素都视为威胁。
  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法国,巴黎拥有一种特权,有权力将犯事的外省人遣送原籍,一个来自于奥弗涅山区的穷鬼,还有绕过比利牛斯山脉过来的西班牙人,都是巴黎潜在的威胁。今天这些名字被换成了叙利亚人、也门人、摩洛哥人、索马里人等等。当特朗普宣布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筑墙的时候,当欧美在遣送非法移民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面对了是一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潮。
  其实,很容易看到,革命性的左翼和保守主义的右翼在历史上往往是成双成对的出现的。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我们看到了左翼的登场,看到雅阁宾派推进的激进平等,将诸多贵族送上了断头台,同时也看到最严厉的流浪法也出现大革命前夕,那些没有任何身份的外乡人,随时可能以流浪罪被送上绞刑架。因此,今天在夏尔洛维茨出现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复兴,与同时出现的左翼思潮的回热,这恰恰说明了美国政治处在一个动荡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幕布下被遮蔽的症候,并没有消失,只是静静地蛰伏起来,一旦处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框架式微,它们便会立即登场,宣示自己的存在。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时间:2017/9/1   发布时间:20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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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到底该不该与金正恩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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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K LANDL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周三发誓不与金正恩(Kim Jong Un)谈判,停止了他对朝鲜这位流氓独裁者时断时续的示好。
  特朗普在推文里说,“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说这条推文似乎重新点燃了与朝鲜的紧张关系,它同时也暴露出亚洲问题专家对这场危机的看法是多么矛盾。一些人更担心特朗普会跌跌撞撞地和金正恩进入一场危险、难以预测的对话,而不是发起一场战争。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特朗普对金正恩发出的武力威胁上,尤其是他承诺如果金正恩对美国领土发射弹道导弹,他就会连珠炮似的向朝鲜发射“炮火和怒火”,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些专家称,特朗普和金正恩会面可能会开启批准朝鲜的核地位或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大门。这可能会导致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结盟解体,从而正中中国的下怀。中国一向倡导华盛顿与平壤进行直接对话。
  “朝鲜想要的是让危险和紧张局势上升到顶点,然后转向和平提议,”截至3月一直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R·拉塞尔(Daniel R. Russel)说。“这一切都集中在逼美国按照金正恩的条件和他直接对话。这是一个大陷阱。”
  拉塞尔说,之前的总统都避开了这个陷阱,即便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短暂考虑过与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Kim Jong Il)会面。但不同于前任,特朗普把生意人的趾高气昂带到了朝鲜问题上。他过去表示过愿意与朝鲜统治家族这个任性、年轻的子孙一起坐在谈判桌前。
  “我愿意和他对话,”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说。“我和他对话没问题。”到了4月,他说,“如果见面合适的话,我当然愿意。我会感到很荣幸。”
  尽管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选项,但官方承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军事打击会引发朝鲜的报复,继而造成灾难性的人员伤亡。特朗普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对《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说“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别指望了”,说明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
  剩下的就是外交途径了。国务卿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和其他一些官员明确表示,外交依然是联邦政府的优先选择。蒂勒森不久前表示,如果朝鲜控制自己的行为,就有“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个时候进行某种对话的途径”。
  特朗普在Twitter上排除了对话的可能性几个小时后,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反驳了他。“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外交解决方案,”他对记者说。在日内瓦,美国驻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代表罗伯特·A·伍德(Robert A. Wood)说,美国依然愿意对话。“我们不寻求成为金正恩政权的威胁,”他说。
  曾任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的伍德试图解释特朗普的推文,称“总统的意思是他觉得谈判没在解决问题,部分原因是朝鲜对对话不感兴趣”。
  的确,特朗普突然反对谈判似乎更像是对金正恩继续表现出好斗的失望,而不是颠覆之前的声明。就在特朗普曾称赞金正恩重新表现出克制几天后,他就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
  现在,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会面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想法。即便朝鲜有兴趣跟美国对话,它一连串的好斗行为——更别说被关押在平壤近18个月的俄亥俄州大学生奥托·F·瓦姆比尔(Otto F. Warmbier)在6月死亡一事——也令会面对特朗普来说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在推文中,特朗普宣称,“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判,支付勒索金,25年了。”尽管不清楚特朗普的具体意思,但他指的似乎是伴随之前的外交谈判的燃油、核定力反应堆、人道主义援助和解除制裁承诺。
  专家称,特朗普认为与朝鲜的谈判——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进行的——代价高昂、事倍功半是对的。有人估计,朝鲜现在能够在每六七周时间生产出一枚原子弹,在这种情况下,达成任何新协议的代价可能更高。
  “我们早已错过用几个轻水反应搪塞他们的节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说。他本周在《政治家杂志》(Politico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中称,特朗普应该避免谈判,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采取明确阻止和遏制的政策。
  其他专家则表示,有问题的不是外交本身——尤其是在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中国都参与谈判时——但如果单独行动,特朗普可能会是一个难以预测的谈判者。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自认为能和这些家伙达成协议的总统,”奥斯林说。“比尔·克林顿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谈判代表。他的助手以为,如果能让他和金正日坐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就能达成一项协议。显然有人认为,因为特朗普的善变、写过《交易的艺术》(Art of the Deal),他也可以这么做。”
  一些专家说,让他们松下一口气的是,在任何峰会上,朝鲜都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谈判的环境和条件。对于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和爱炫耀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无法接受的。
  “我怀疑到最后,总统也许会转而借助于自己的活动策划背景,”曾担任布什高级亚洲事务顾问的迈克尔·J·格林(Michael J. Green)说。“这不是环球小姐(Miss Universe)选美比赛,也不是职业摔跤比赛,因此这可能让特朗普无法前进。”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9/1   发布时间:201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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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德州在灾难面前如此脆弱

作者:SEAMUS McGRAW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德克萨斯州贝城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围坐在一个杂乱堆着东西的桌子边,面前是一盘烤肉,这个老年犹太稻农和我一边吃一边聊德克萨斯州、犹太法典和天气,不知不觉到了傍晚。
  “他们肯定告诉过你,如果你问我时间,我会告诉你如何制作手表,”老人笑着说。
  他们确实告诉过我。一字不差。事实上,那正是我2016年初去见他的原因,因为德州沿海稻米种植地区当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长期恶性干旱的影响。他们告诉我,哈斯凯尔·西蒙(Haskell Simon)在德克萨斯州生活了90年,对自然和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之间那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拥有深刻的了解。
  他没有让我失望。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讲述了数年来的严重干旱已经是个灾难,但是糟糕的运气,不周全的规划,猖獗的人口增长,这些因素组合到一起,让情况雪上加霜。
  所以,当“哈维”(Harvey)飓风抵达德克萨斯州东南部时,哈斯凯尔·西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人。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担心他的安全——虽然我也担心——而是我知道他可以给我提供我需要的视角。
  他没有让我失望。
  “我们没事,”他告诉我。“我们躲了这一劫。运气很好。”
  他难过地说,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
  到这场风暴最后过去的时候,它在德克萨斯州沿海地区倾泻的雨水将多达15万亿加仑。形象一点讲,如果所有这些水从水龙头而不是从天空中倾倒下来,那么根据2010年美国人的用水量来估计,这些水足够美国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使用42天。这是卡特里娜飓风的两倍多。
  不管根据哪种估计,这都是一场恐怖的暴风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科学家和专家们肯定会争论气候变化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会争论墨西哥湾温暖的海水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飓风的威力——飓风肆虐时,那里的水温比平均温度高出7.2华氏度。他们会讨论芬兰总统周一刚跟美国总统提到的黑碳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北极变暖,以及那是否足以遏制高层风的步伐,而高层风本可以让缓慢移动的风暴加速离开。
  那些否认我们的消费行为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这场灾难的一个原因的人会说,德克萨斯一直都是一个经常出现极端天气的地方,致命暴风雨过后经常很快出现严重干旱。这是事实。休斯敦现在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凶猛暴风雨夷平了印第安诺拉,摧毁了加尔维斯顿,为休斯敦的显赫地位扫清了道路。
  正如我的稻农朋友会跟你说的,暴雨和干旱的交替出现是在德克萨斯州生活必须面对的现实。但他也会对你说,就算你能证明哈维飓风肆虐跟气候变化毫无干系,或者上一次及下一次干旱的程度完全怪不到我们头上,但这些暴雨和干旱的破坏性依然比之前的都要强,因为可破坏的东西更多了。
  他会对你说,在热带风暴阿利森(Allison)淹没休斯敦之后的16年里,这座以抗拒任何分区规划闻名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它包括15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经历了一个爆炸性发展的时期,从2000年的480万人增长到今天的700多万人。单是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就从340万人增长到了460万人。
  站在西蒙位于贝城的办公室外,你几乎可以感觉到发展的浪潮,商业街和围起来的社区,以及设有更大停车场的巨大卖场正在远处奥斯汀的郊区耸立起来,往休斯敦方向拓展开来,往南部这个地方则是越来越密集。
  那可是数百万人在干旱期汲取水资源。他会说,实际上,就是因为在上个干旱期,有那么多人需要分享这里的水源,他和德克萨斯这个地区的其他稻农发现,自己的常用水源科罗拉多河下游的水被上游的人截断了,约四万英亩的耕地被迫丢荒。
  他会跟你说,一个世纪不加控制的发展让很多人发家致富。但那也改变了地貌,导致干旱和洪水的破坏性更强,也让繁荣转瞬即逝。很多地区位于过度开采的墨西哥湾沿岸蓄水层,虽然在过去40年里,人们努力限制用水,但已经有太多水被汲取,有些地方的土地还在下沉,改变了径流走向,导致洪水聚集。
  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两百多万新来者所住的房子、开车所走的道路、购物所在的商场都建在从前的草原上,那些草原本可以至少吸收这次和下次洪水的部分威力。从前的那些本可以用于减缓暴风的土地现在大多成了附带伤害——这次灾难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400亿美元。
  得再过几个月,飓风哈维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灾难性肆虐造成的影响才会全部显现,也需要再过几年,当地才能完全恢复过来。而我的朋友会告诉你,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或许该想想如何更好地进行重建,该停下来重新思考在何处以及如何开展建设,该反思我们是否正在改变天气,以及是否有办法让自己不那么容易受天气侵扰。也许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建设方式,或者留出一片地方,用于在干旱时帮助补充日益减少的供水,在发洪水时帮助减缓洪水行进的速度。
  关于那些可以怎么做,我的朋友有很多点子。他可以,也乐于巨细无遗地告诉你如何制造手表。但他无法告诉你在下一次风暴来袭之前你有多少时间,或者如何利用这些时间。
  这取决于你。

  Seamus McGraw近期著有《把农场押在干旱上:来自气候变化前线的故事》。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德克萨斯州水资源问题的新书。
  翻译:土土、王相宜、李琼

来源时间:2017/9/1   发布时间:2017/9/1

旧文章ID:14020

中共十九大日期敲定,习近平或继续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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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赫海威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据中国官方媒体本周四报道,中国共产党将在10月份对领导层进行五年一次的改组,报道确定了受密切关注的十九大的召开日期。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将在这次党代会上得到检验。
  据报道,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约有2300名代表将出席于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九大。预计他们将在会上批准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并任命一批他手下的新官员。
  习近平已是几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十九大结束后,他很可能拥有更大的权力。自从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重申了中国作为亚洲强国的地位,对军队进行了重组,还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这场运动已经让相当数量的低级别官员和政敌落网。
  现在,习近平已蓄势待发,将通过把自己的亲密盟友安排到党内最有权力的部门,来为自己的政策和威权主义作风赢得更广泛的授权。他也许还会违悖标准做法,通过推迟指定继承人,来为延长自己的任期奠定基础。
  “他个子大,权力也大,”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
  约翰逊说,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表现具有不仅具有国内影响力,很可能会在贸易和朝鲜核计划等问题上,在中美摩擦日益加剧的时候,确定中国对美国的政策。
  “如果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大获全胜的话,我认为,那会让他得到充分的行动自由,来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对待中美关系,”约翰逊说,其中包括选择更固执地面对特朗普总统的要求。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要求党代会召开时年满68岁的人退下来,除非这条规定放宽,25名政治局委员中至少有11人将在十九大上退休,其中包括权力更大的七名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中的五名。
  党代会的会期通常是10天。但所有的细节必须先由数百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十九大将选出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继而再指定新的领导层。
  习近平很可能会在大会闭幕时公布自己的新阵容。
  十九大只确定党内职位的人选。新政府的阵容将由名为全国人大的立法机关任命,全国人大很可能在明年3月召开。那时,习近平几乎肯定会再次被任命为国家主席,李克强看来也可能赢得下一届总理任期。
  在十九大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人们已经看到,习近平愿意重写精英继承政治的规则,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比如,今年7月,共产党撤销了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职位,并对他进行调查,孙政才曾是迅速崛起的政治明星,被认为有望进入中央领导层。
  习近平已经拥有比其许多前任都多的头衔。他是共产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还有中国“核心”领导人的名称,这个名称虽然含糊,但已把习近平摆到了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一样的地位。
  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很可能会在十九大上努力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写入党章,这将有助于巩固他的政治遗产。周四的报道暗示,习近平可能会如愿以偿。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说,十九大将在“习近平总书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前任领导人思想的指导下举行。
  “这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这是一个人的集体领导,所有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在习近平身上,”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驻北京的研究员祖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
  尽管如此,布兰切特补充说,如果中国经济表现不佳、或外交政策出现危机的话,在关键岗位上有更多的盟友可能会让习近平易受攻击。
  “不管他愿不愿承担,责任都在他身上,”布兰切特说。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Chris Buckley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7/9/1   发布时间:2017/9/1

旧文章ID:14019

如何在特朗普的华盛顿赚大钱(一):K街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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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ICHOLAS CONFESSOR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和很多人一样,总统大选之夜并没有完全以罗伯特·斯特莱克(Robert Stryk)所期望的那种方式进行。当天晚上,斯特莱克先是来到华盛顿市中心的莫顿牛排馆出席他主办的观选派对,他把宾客们甩在一边,开始给一个朋友写一篇竞选公告,鉴于唐纳德·J·特朗普肯定会失败,紧跟着共和党也会崩盘,此人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打算竞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最后他关掉了位于五月花酒店的吧台,宣告派对结束,竞选结果出来了,他和朋友们沿康涅狄格大道晃晃悠悠地走着,一路高呼,“恢复美国伟大荣光!”
  斯特莱克拥有一家小型游说公司,小到连办公室都没有,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利福尼亚州,还在俄勒冈州拥有一座小葡萄园。作为某种非正式的西海岸工作人员,他在特朗普的竞选中帮了忙。大选两天过后,他仍然陶醉在特朗普的那场天翻地覆的胜利之中。那天晚上,他来到乔治城四季酒店的露台,开了一瓶葡萄酒,一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轻轻走到他的桌边,嗅了嗅他的胯部。斯特莱克和狗主人聊起了葡萄酒和雪茄,最后,像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一样,聊到了特朗普。原来,这位狗主人在新西兰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她告诉斯特莱克,新西兰总理还没有同新当选的候任总统取得联络——这在外交和政治上都很尴尬。桌对面的斯特莱克扬起眉毛。“如果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某人的电话,他能联系上总统呢?”他问她。
  第二天下午,斯特莱克就坐上出租车,前往会见新西兰驻美国大使蒂姆·格罗泽(Tim Groser)了。他很紧张。途中,他打电话给一个名叫斯图尔特·乔利(Stuart Jolly)的朋友,此人是退役陆军中校,在共和党初选期间负责过特朗普的外勤工作,竞选当天晚上也在莫顿,和斯特莱克在一起。乔利联络了特朗普团队高层里他认识的某个人,给了斯特莱克一个电话号码,但斯特莱克不知道这是否管用。在大使馆,格罗泽邀请他进屋,开了一瓶黑皮诺葡萄酒,给新西兰总理打电话,告知他这个号码。一个星期之后,候任总统特朗普终于可以接一个祝贺电话了。但是,在电话打通之前,斯特莱克的脑子里就已经塞满了各种计划和可能性。“我对自己说:‘这事情非常非常有意思,’”今年春天,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告诉我。“世界就要改变了。”
  斯特莱克在亚利桑那州长大,成年后大部分时间混迹于一些不入流的政界圈子。今年41岁的他有着一个连续创业者的疯狂能量,履历也是个大杂烩。从大学退学后,斯特莱克来到国会山实习,为一家共和党公关公司编写选民联络脚本,参与开办了一个政治求职网站,最终开了自己的华盛顿游说工作室,名为“索诺伦政策集团”(Sonoran Policy Group,下称SPG)。2009年,斯特莱克试图收购马里兰州一家陷入困境的保安公司,结果他的游说公司也差点垮掉。他欠下数千美元的房租,逃到加利福尼亚,并把SPG重组为采购和政治咨询公司。他与加州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尔(Dana Rohrabacher)共饮龙舌兰酒,竞选纳帕谷内某镇的镇长,为一个被指控向利比亚走私武器的军火商担任公关(这个案子于去年撤诉了),还帮助客户向政府推销各种物品,从手电筒到导弹制导软件。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搭上关系时,斯特莱克已经通过自己的打拼过上了好日子,他在华盛顿有了门路。但没有人认为他是华盛顿精英圈的内部人士。
  当那个给特朗普的电话打通的时候,斯特莱克感到一个新世界的地图在他眼前成型了。利益集团斥资数百上千万美元研究华盛顿,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塑造它,现在特朗普的胜利令他们彻底震惊。规则已经改变,但没有人确定新的规则会是什么。对于斯特莱克来说,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那些游说界的老兵们——在Joe’s Crab餐厅掏出美国运通黑卡,向他们几乎没提供过任何服务的客户发送厚厚的季度账单的那群人——正处在守势。新人的机会来了。就是像斯特莱克这样的新人。
  新西兰是最好的例子。格罗泽和他的幕僚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推算她的大批扈从之中谁会有可能在她的政府中得到实权。关于特朗普,他们知道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此人发誓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格罗泽也参与了这项复杂的12国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工作的斯特莱克有个提议。新西兰可以为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举办一场最大的派对。斯特莱克可以请来新政府的几位重要人物;剩下的就是格罗泽的事了。“这是在为新西兰建立品牌认知,”斯特莱克解释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弄来,之后,不管好坏,特朗普和新西兰就永远都是挂钩的品牌。”
  在特朗普获胜后的喧哗之中,斯特莱克发现他的许多老朋友——其中大多数是华盛顿的后座议员、二流人物和替补角色——都获得了提升,得到了他们始料未及的影响力。斯特莱克在就职典礼委员会里认识的一个人在特朗普的圈子里放出话说,新西兰的派对是本周的热门事件。斯特莱克给他在萨兰姆传媒(Salem Media,一家有右翼倾向的媒体兼谈话节目广播公司)工作的朋友打了个电话,于是这家公司签约成了派对赞助商。他的另一位朋友,演员琼恩·沃伊特(Jon Voight),同意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今年一月,数百名客人涌入新西兰大使馆的大厅,其中包括几十位特朗普竞选活动中的人员和未来白宫西翼的幕僚。斯特莱克特意租了一身礼服。格罗泽发表了一番向特朗普示好的讲话,为政治正确的末日唱赞歌,声称美新关系即将迎来新时代。“坦率地说,我们举行了一场很棒的派对,”前不久,他告诉我。一夜之间,新西兰便颠覆了华盛顿精心设计的外交等级秩序。其他使馆的外交官和社交秘书不明白,新西兰是怎么找来这么多特朗普身边的大人物,特朗普的世界对于格罗泽的团队来说曾经那样难以捉摸、不可企及,现在却变成了一张张友善的面孔。“罗伯特证明了‘我有人脉’,”他告诉我。
  格罗泽决定全职雇用斯特莱克。不久后,斯特莱克从积蓄中拿出25万美元,全家人搬到华盛顿的郊区,并且开始招人。
  在华盛顿约有一万名注册游说者——大约相当于每个国会议员对应20名游说者——还有数千名未注册的咨询师和“战略顾问”,他们收钱去影响政府政策,却不透露自己客户的身份。无论以什么名义,他们都是被公司和国家聘请,帮助撤回规定、撤销投标、调整立法或安排会面的人。游说是华盛顿最恶劣、最持久同时又必不可少的行业之一。低收入的年轻政治从业者和退休议员们靠着华盛顿的游说行业——这个行业被称为“K街”,因曾经容纳诸多游说办公室的城市大道得名——赚取高达六位数的薪水,跻身华盛顿的小小权贵圈。国会也需要K街:经过数十年的幕僚和调研机构裁减,如今国会山的体制记忆和政策技能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于游说行业中。但是最需要游说者的还是那些私营部门。现代联邦政府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确需要一个专门的中间人阶层。
  几十年来,游说行业已经从撮合者与看门人构成的细分行业,演变为一个垂直整合的阔绰行业,每年创收30亿美元。一个好的游说者不会参与某个要求立法的会议;她或他已经起草了相关法案,会有一个企业和行业组织联盟已经准备好支持它,他或她会向记者和位于官僚体系和关系网当中数十个决策点的官员们发送政策简报,并请来广告公司与民意调查公司负责向公众推出这项法案。所有人都有游说者——也许三个,也许50个——游说者也认识所有人。K街是庄严而不可动摇的,它贯穿华盛顿的血脉,就像上等牛排里的脂肪一样。
  和几乎所有总统候选人一样,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对这些错综复杂的资金和势力,他把自己定位为局外人,将会“抽干沼泽”。这个承诺后来被很快证明只是夸大其词,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丝真相。特朗普来到华盛顿时,他与华盛顿精英之间的关系和人情相对较少。他不读政策简报;基本上也没什么政策。他的核心小圈子鱼龙混杂,有前布莱巴特(Breitbart)员工、有名无实的民主党筹款人、从特朗普集团借调的雇员、怪兮兮的真人秀明星,以及在其他几乎任何一届政府当中都肯定找不到工作的共和党人。脑筋活络的华盛顿金主——K街和K街客户,大公司和行业协会——都不太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最主要的是,他们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许多公司想要了解:总统的优先事项是什么?”曾为特朗普竞选经理的科里·莱万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在二月份总统就职几周后告诉我。“但华盛顿和他搭上关系或是了解他的人就那么几个。”莱万多夫斯基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他就是那寥寥几人之一。

  Nicholas Confessore是时报的政治调查记者以及时报杂志的作者。他最近的作品与离岸金融体系有关。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7/9/1   发布时间:2017/9/1

旧文章ID:14017

阻挠特朗普提案的“他们”究竟是谁?又憋了哪些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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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力简  来源:观察者网

再过一星期,美国国会两院就会结束夏季的休假回到华盛顿开始秋季的立法活动。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美国国会从九月开始将会是相当忙(混)碌(乱)的。因为有无数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法案亟待通过。

这些法案包括,提高联邦借债上限,通过2018年度财政预算包括建美墨边界隔离墙,税务改革和税法简化,移民改革法案,废除奥巴马医保并提出改革方案,凯特法律(制裁非法移民罪犯)和教育改革等。如果单独拿出来,每条提案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而且每条法律都是在兑现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并从根本上重塑美国。

特朗普从今年一月就职以来,已经签署48项法律,提名并确认一名年最高法院法官,这个“业绩”已经超过了包括杜鲁门在内的近一百年的所有美国总统。可是,在重要的立法进程方面却遭受了强烈抵抗。比如说,在七月底,原本被广泛看好的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居然因为三位共和党参议员临阵倒戈,特别是来自亚利桑那的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反对票,让共和党处心积虑承诺了七年的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功亏一篑。

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三位临阵倒戈的共和党参议员。我们就会发现,这三个人的倒戈绝非偶然巧合,而是背后有一股强大又隐藏极深的势力在操纵。这三位倒戈的参议员分别是,阿拉斯加参议员莫寇斯基(Murkowski),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McCain)和缅因参议员柯林斯(Collins)。

从左到右:莫寇斯基、麦凯恩、柯林斯

莫寇斯基的父亲任职阿拉斯加州长多年。在2010年的共和党内关于参议员席位的初选中,莫寇斯基败给了党内竞争者。也就是说,莫寇斯基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正式选票上。

如果换了别人,立刻就偃旗息鼓。可是莫寇斯基却要求支持者继续支持她,而且在投票的时候要特别写明支持莫寇斯基。最后选举的结果居然是,选票上有名字的候选人竟然落选,而通过选民“自发”写名字的候选人莫寇斯基居然顺利当选。

经此一役,莫寇斯基在阿拉斯加州的影响力可谓震动两党。而麦凯恩和柯林斯在本选区都具有超过60%的支持率。莫寇斯基和柯林斯重选是2020年,而麦凯恩由于患有脑瘤,将不会在2022年寻求连任。

我们发现这股势力曾经也联系过其他参议员。例如内华达州的海勒(Heller)参议员就曾经表态要倒戈。但是由于海勒在内华达州根基很浅,且面临巨大的重选压力,如果特朗普反对他,他将毫无悬念丢掉自己的席位,所以海勒参议员被迫放弃了和特朗普为敌的态度,转而支持本党提案。

纵观全部共和党52名参议员,只有莫寇斯基、麦凯恩、柯林斯三个人具有如下条件:第一没有竞选压力,第二在本选区地位稳固,第三长期当权,与共和、民主两党高层关系非同寻常。可以说这三个人是经由这股强大实力精挑细选出来的。而这股强大的背后势力,被美国人称为deep state。

Deep state 阵容强大

在以往的历届政府,Deep state也不时地被提及。至于“他们”究竟这是谁,没有人能说清楚。特朗普上台以来,deep state的共性开始显现,那就是最大限度地阻挠特朗普改革措施的推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应当包括共和党曾经的当权派(establishment)、民主党左派、情报部门的官员以及大公司利益集团。

展望九月到圣诞节的美国国会,白宫将会一直处于一种战斗状态。战争的双方将会是deep state和特朗普政府。双方将针锋相对,而战争的形式主要是在参议院里面关于每一票的争夺。在每一个提案后面将会有大量的妥协和谈判,媒体和民主党死硬派已经发誓要阻挠一切特朗普的提案通过。作为少数党的民主党能够成功阻挠法案通过,完全是因为托马斯杰弗逊在1793年发明的参议院规则filibuster说起。

通俗地说,Filibuster就是少数党成员占据参议院讲堂,长篇大论不停演说。演说题目非常自由,甚至很多人读圣经,讲儿童故事等。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未来的华裔参议员也完全可以在美国参议院讲台上阅读《金瓶梅》来阻挠其他法案通过。

Filibuster需要很好的体力,最起码要在讲堂上讲超过十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民主党参议员曾经两次利用Filibuster成功阻挠平权法案的通过。听众别无选择,要么被迫倾听或者无所事事,要么纠集最少60名参议员来形成一个叫cloture的东西来把这个滔滔不绝的家伙赶下台。

由于Filibuster的存在,虽然参议院规则是简单多数通过法案。可是一旦遭遇Filibuster,提案支持者必须有60票支持才能成功。这条规则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多数党滥用多数通过损害国家利益的法案。

共和党曾经在2010年到2014年多次成功利用这条规则,来阻止奥巴马的很多法案和法官提名。2013年,当时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出离愤怒,宣布废除在确认联邦法官时利用Filibuster规则。在2017年,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以颜色,宣布废除在确认最高法院法官中利用Filibuster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Filibuster规则不适用于一些财政法案。在法案能证明不需要额外联邦预算的时候,法案通过不受Filibuster规则限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七月份商讨关于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都是简单多数即可通过。可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三个参议员反水,才功亏一篑。

下面我们就逐一分析一下特朗普提案通过的前景和主要难度。

第一:提高美国债务上限

Filibuster适用于这个法案,需要60票。不过由于不通过债务上限将会导致美国国债违约,进而造成对美国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这是deep state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估计会有民主党人跨党派支持,共和党反特朗普力量也会尽力协作。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最大。

第二:税务改革和简化税法

Filibuster可以不适用于这个法案,仅仅需要50票就能通过。前提是该法案能够确保不需要额外联邦财政支持。如果民主党想阻挠法案通过,必须证明该法案将会造成财政问题,进而使用Filibuster来阻挠法案通过。需要指出的是,税务改革和简化税法法案全程由特朗普政府财政部和国会两党代表联合起草,民主党方面单方面反对的可能性不大。

该法案从国会这个角度来说,不会面临Filibuster规则造成的压力。由于这条法案符合大部分美国公司的利益,虽然可能会对共和党建制派(establishment)的既得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是如果给予一定的妥协,双方应当会达成一致,deep state应当不会发全力阻挠。

第三:2018年财政预算,包括美墨边界隔离墙

Filibuster规则适用,需要最少60票才能通过。由于该法案包括美墨边界隔离墙的预算,如果能阻击这条法案,将会对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基础造成重大打击。所以我们预计该法案将遭到共和党建制派、民主党左派联合起来的强烈抵抗。该法案60票通过的可能性相当小。如果想通过该法案,要么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彻底废除Filibuster规则,降低通过的门槛到简单多数;要么就是两党通过一个不包括美墨边界隔离墙的预算法案给特朗普。特朗普在此前亚利桑那州的演讲中已经明确说明,如果国会阻挠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他将不惜冒不通过预算案而关闭联邦政府的风险来修建他对选民许诺的隔离墙。

第四:废除奥巴马医保并推出共和党医保

Filibuster不适用,只需要50票简单多数即可。但是,医保改革牵扯方方面面,从福利发放到各州财政、保险公司、利益集团游说到两党内部盘根错节的历史恩怨。稍微修改都会造成一连串连锁反应。目前三个曾经投票反对医保改革的共和党参议员态度毫无软化迹象。这个法案的通过关键就在选票数够不够,而目前形势对特朗普不利。

第五:移民改革

Filibuster适用,需要参议院60票。特朗普政府提议改革现有的移民系统。通过评估申请人的财政和受教育程度来确定是否给予移民身份。如果这样的移民改革推行,将会造成民主党西班牙语裔选民基本盘严重萎缩,所以围绕移民法案的争夺将是激烈和旷日持久的。由于目前来讲,移民法案不是当务之急,应当在前面三个法案通过以后才能成为主要议题。

目前来看,每条法案通过都将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不是所有的不确定性都不利于法案的通过。比如,貌似毫无谈判余地的废除奥巴马医保就出现了转机。

这个不确定性可以说是让人哭笑不得。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曼恩德兹(Menendez)由于在2014年强烈反对奥巴马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被奥巴马司法部展开腐败调查并且剥夺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职位。三年以后,时过境迁,腐败调查已经进入最后的宣判阶段。参议院民主党人才惊奇地发现,他们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现在看曼恩德兹被定罪可能性相当大,而且最迟不会超过今年11月。如果一旦定罪,新泽西州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蒂,一定会任命亲特朗普的继任者来填补曼恩德兹在参议院的空白。这样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局面,让参议院民主党追悔莫及,却也于事无补。

如果一旦曼恩德兹的位子被坚定的保守派特朗普支持者获得,而且没有现有的共和党参议员反水,针对最困难的废除奥巴马医保提案的力量将从49支持51反对,变成了50支持50反对。这时候副总统彭斯将会一锤定音而让奥巴马医保成为历史。

九月开始,华盛顿将充满各种争吵、谩骂、谎言、背叛和讨价还价。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就在眼前,这可以说是特朗普集团和deep state的决战时刻。这场战争的胜败或许将直接关系到美国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国运,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17/9/1   发布时间:2017/8/31

旧文章ID:14015

谷歌作恶:用钱打压美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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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刘胜男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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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智库作为非营利组织,大多依赖外部资助,追求独立与开放的智库有时不得不为维护金主而做出妥协。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以下简称新美国)近日解雇了学者巴里·林恩(Barry Lynn),并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逐出智库,此事引发了广泛关注。起因是林恩在新美国网站发布了对谷歌的批评声明。而谷歌正是该智库的一个主要赞助商。此事反映了科技巨头如何利用巨额捐赠影响公共政策辩论和政府决策,智库的独立性也因此受到质疑。谷歌素以“不作恶”著称,但它为维护自己在搜索引擎方面的垄断地位投放巨资游说、对说自己坏话的智库施加压力的做法,已经使得这个互联网业内的宠儿多多少少变成了我行我素的怪兽。

新美国研究员林恩被解雇

新美国自1999年成立以来,共接受了来自谷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执行董事长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及其家族基金超过2100万美元的资助。这样慷慨的资助使得新美国在政策辩论中一花独秀。

2017627日,欧盟以谷歌存在违反欧盟竞争监管规定的行为为由,宣布对谷歌处以27亿美元的高额罚款。新美国学者林恩在该智库的网站上发表声明,对欧盟重罚谷歌的决定表示赞赏。曾在新美国担任主席的施密特很快就此声明向新美国首席执行官安妮·玛丽·斯洛特(Anne-Marie Slaughter)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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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这项声明被从新美国网站删除,几小时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声明又重新上线。但
施密特对新美国不满的消息在新美国智库200多名员工中引起了震荡。一些人担心谷歌会中止资助,还有一些人担心:如果智库不得不考虑是否会冒犯捐助者,智库还能保持真正的独立吗?

斯洛特在给林恩的一封邮件中说,“‘开放市场’必须马上与新美国脱钩。”。这封邮件预示着开放市场 开放市场,即 “open market”,是林恩在新美国主持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在日见高涨的对包括谷歌在内的电信与科技垄断企业的批评浪潮中独树一帜。)项目包括将近10名全职员工及其他荣誉研究人员在内的整个团队将被逐出新美国。《纽约时报》看到了斯洛特的邮件,她说,做出这一决定“绝不是因为你(林恩)的工作内容”,而是由于林恩“为整个机构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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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谷歌及新美国的回应

林恩在一个采访中指出,斯洛特这样做是迫于施密特和谷歌的压力,她这样做是让捐赠人的意愿凌驾于智库的独立性之上。谷歌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到处撒钱,为的是左右政策的制定。林恩说,“大家现在都不敢得罪谷歌了。”

谷歌否认新美国和“开放市场”的决裂与自己有任何关系。谷歌发言人丽娃·舒托(Riva Sciuto)指出谷歌资助了大量智库以及其他专注于信息访问与网络监管的非营利机构。“我们不可能赞成每一个机构的观点,但即使我们有时不能赞同,我们也会尊重每一个机构的独立性,尊重他们的人事决定和政策观点。”

新美国执行副总裁蒂拉·玛莉安尼(Tyra Mariani)说,“让巴利把‘开放市场’项目撤走是两厢情愿的”,这一决定绝不受谷歌或施密特先生的影响。玛莉安尼称,“新美国的资助者们不能影响或控制新美国研究项目的研究设计、研究方法、研究分析、以及研究发现,也不能影响或控制我们的教育计划和传播内容”。她还说,林恩称赞欧盟对谷歌制裁的声明临时从新美国网站删除是因为“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内部问题”,与谷歌或施密特先生无关。玛莉安尼和舒托共同表示,谷歌将会继续资助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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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6年, 在“开放市场”项目主办的一个会议中,包括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内的许多权威人士就警告科技行业的市场联合会带来破坏性影响。在那次会议的准备阶段,斯洛特和新美国的主要赞助人就在邮件中向林恩指出,谷歌认为自己的观点没有体现出来,也没有提前接到会议通知。斯洛特在给林恩的邮件中表示,“我们拓展与谷歌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刻”,并敦促林恩“好好想想你的所作所为会怎样危及到对其他人的资助”。

目前,林恩正和自己的团队创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继续“开放市场”项目的工作。林恩领导的新组织还没有名字,但是已经开办了一个名为“公民反对垄断”(Citizens Against Monopoly)的网站,指控谷歌试图限制新闻工作者和研究员与危险的垄断企业做斗争中的言论自由。该网站宣称,“我们保证不会让谷歌逃之夭夭”。

谷歌如何影响公共政策辩论

硅谷曾不屑于参与在华盛顿的花钱游说活动,谷歌起初没有直接参与那里的公共政策辩论。之后,谷歌也开创了一整套既强势又巧妙的游说攻势,规模大大超过任何一家公司。今年上半年,谷歌向游说团队投资950万,这个数额在企业中名列前茅。谷歌还帮助举办会议,让负责监管谷歌业务的主要部门在会中做出利于谷歌的言论,有时,谷歌并未透露自己是这些会议的赞助者。在谷歌影响公共政策的“工具箱”中,最有效的要数对与政治相关的非营利机构的资助。谷歌官网公布的数据表明,谷歌今年已经资助了170个此类机构。虽然谷歌没有透露资助金额,但自2000年谷歌向45所机构的资助公开后,获得谷歌资助的机构呈指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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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技游说者、智库官员和学者称,谷歌的资助行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在美国几乎逃脱了监管与制裁,却因谷歌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导向谷歌服务,不利于其他竞争者发挥竞争优势,受到了欧盟罚款27亿美元的反垄断制裁。

在“开放市场”的声明中,林恩呼吁美国监管部门加强对谷歌、亚马逊及其他高科技垄断企业的制裁。

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主席马可·罗森博格(Marc Rotenberg)称,谷歌向专注于网络与电信政策的智库和顾问团队的投资即使不能消除,也能减弱对谷歌批评的声音。电子隐私信息中心没有接受任何企业资助,在指控谷歌及其他科技公司侵犯用户隐私上起到了领导作用。但罗森博格表示,由于更多的机构接受谷歌的资助,越来越难找到指控谷歌的伙伴了。

“越来越少的组织能对谷歌威胁网络隐私的行为作出批评” ,罗森博格说,“应该为此发声的机构也对此视若无睹”。
  编译/刘胜男    

来源时间:2017/9/1   发布时间:2017/8/30

旧文章ID:14009

中印在喜马拉雅山麓可以避免战争吗?(英文)

作者:Sameer Lalwani, Yun Sun and Liv Dowling  来源:Foreign Policy

How Long Can China and India Avoid War in the Himalayas?

The Doklam crisis shows how quickly a conflict could blow up between Asia’s giants.


A remote corner of the Himalayas has become the unlikely scene of a major power standoff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Now entering its seventh week, the standoff centers on the tri-junction border shared by China, India, and Bhutan referred to as Doklam in India and Donglang in China. Neither side is spoiling for a fight, nor are they ready to back down anytime soon considering the security concerns, domestic political pressures, and regional reputational stakes. A series of quiet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has not restrained the brinkmanship or ultimatums and the risk of a major armed clash between two Asian heavyweights remains.

China and India have sparred along the Himalayan border for decades, including a brief war (and clear Chinese victory) in 1962. In areas like Aksai Chin or Arunachal Pradesh, long-standing disputes still play out in regular diplomatic arguments. Yet until recently there seemed to be a settled status quo in the comparatively peaceful tri-national border area, which has specia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lying as it does above the 14-mile-wide Siliguri valley, or the “chicken’s neck,” that connects northeast India to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s it turns out, both sides had very different visions of just what that status quo was.

The clash of perceptions has left them both smarting, and dialed jingoistic language up to 11. To China, Doklam is its own sovereign territory based on treaties, tacit agreements, and de facto control. India considers Doklam a disputed territory and contends that any changes to the territory’s jurisdiction must be made in consultation with India per a 2012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hree parties.

Thus, when roughly 100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soldiers arrived on the Dolam plateau (an area within Doklam) on June 16 with bulldozers and earthmoving machinery to improve and extend an existing Chinese road, a company-sized unit of Indian soldiers crossed into Doklam from a nearby Indian army post and interdicted the construction team. The Indian soldiers formed a “human chain” to physically obstruct the road-building project and urged the Chinese to “desist from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Since the Indian interdiction on June 18, PLA construction has halted and both sides remain at an impasse. Between 300-350 Indian troops have pitched tents near the standoff site and dug in for the long haul, supported by supply lines and 2,500 reinforcements. China recently threatened to move its own reinforcements into the area and conducted live-fire military exercises in Tibet. While Indian officials have voiced interest in dialogue, official Chinese statements demand India’s unconditional withdrawal before any talks can begin. After issuing a complaint against Chinese actions on June 20, Bhutan has otherwise remained studiously ambiguous as to its views of the standoff.

The Doklam standoff stems from China’s and India’s deep-seated suspicions about the other’s intentions. Conventional wisdom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uides states to confront, not appease, those attempting to revise any status quo, lest it encourage further belligerence. But identifying exactly who the revisionist side is, and what the status quo was,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in any case, because the definitions are vague and under-theorized. And it is especially hard amid the murky legacies of empire that make up the Himalayan frontiers.

For China, India’s military deployment into a disputed region is revising norms of sovereignty as well as long-standing public and private agreements. China believes its own actions and demands are sanctioned by existing agreements and understandings, and that India is subverting those agreements for unprecedented military deployments on foreign soil.

For India, China’s attempts to construct roads in disputed territories appears consistent with its previous “salami-slicing” maneuvers of unilaterally revising unsettled borders for territorial aggrandizement and expanded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India believes China is deliberately exploiting the ambiguity of exist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to expand its borders, influence, and offensive capability while its own actions are more explicitly legitimated by other treaties, arrangements, and security imperatives.

The historical and diplomatic ambiguity around the border has also created plenty of space for both sides to feel self-righteously aggrieved. China contends it has unquestioned sovereignty over Doklam based on an 1890 treat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delimiting the border between the Indian state of Sikkim and Tibet, as well as the boundary point with Bhutan. As both India and China have accepted this treaty, India had no legitimate grounds to cross the border and thus its actions constitute an “invas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Secondly, China argues even if Doklam is disputed, India is still inappropriately interfering with and prejudicing a bilateral dispute between Bhutan and China.

India concedes its troops crossed an international border but into Bhutan, not China. India’s interdiction is furthermore justified by another treaty, India’s 2007 treaty of friendship with Bhutan, and both countries’ interest in halting China’s attempts to unilaterally revise the status quo. As several analysts have pointed out, the vagaries of colonial cartography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1890 treaty mean it can actually be interpreted to support both Indian and Chinese claims.

Adding to the confusion is Bhutan’s ambiguous position. As a tiny Himalayan kingdom sandwiched between the region’s two major powers, Bhutan has enjoye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since 1949 that some might describe more as suzerainty. While the 2007 India-Bhutan Friendship Treaty updates the 1949 agreement to accord Bhutan greater autonomy, India still wield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ver Bhutan’s foreign policy. To justify its recent military actions, India has invoked an article which states that neither country will allow its territory to be used for activities that harm the other’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To date, however, Bhutan has yet to clarify whether India acted independently or at Bhutan’s request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in Doklam. China has argued that, absent a clear invitation, India lacks legitimate grounds for its involvement. India’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MEA) has used more circumspect language like “coordination,” and has flubbed opportunities to clarify Bhutan’s request. It is possible Bhutan privately requested help or that India coerced its way into the dispute for its own security interests as it did in Sri Lanka in 1987.

Another point of contention is private diplomacy among the various actors. While not publicly brandished as justification, our sources suggest (and some reporting seems to corroborate) that PLA actions in Doklam may be based on a private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Bhutan. Both countries have at least seven disputed territorie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reports indicate Bhutan may have implicitly agreed to cede Doklam to China in the late 1990s — a period when China was busily cleaning up its frontiers — in favor of territorial gains on its northern border.

Thus, China deems its road-building in Doklam legitimate within this private, pre-settlement agreement, and fearing such a settlement, India’s military “invasion” seeks to challenge that agreement and Bhutan’s sovereignty. It is possible India was privy to this private Chinese-Bhutanese agreement over Doklam and may have tried to thwart it. Regardless, India would likely maintain that no formal agreement means no final settlement. In its diplomatic demarche to China on June 20, Bhutan stated that Chinese actions violated its 1988 and 1998 agreements prohibiting alteration of the status quo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negotiations. Moreover, another private and superseding 2012 agreement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urportedly required the consultation of all three countries before a final determination on the tri-junction is made.

China also implicitly contends it has had a decades-long presence and effective jurisdiction over Doklam where Tibetan herdsman bring their livestock to graze. According to Chinese records, the PLA began patrolling Doklam once a year since 1975 and gradually extended its geographical coverage southward.

India argues the remoteness of Doklam, its harsh winters, and poor infrastructure mean China has not always exercised de facto control over the area. Bhutanese herdsman have also traditionally used Doklam as a grazing land, and security forces from all three countries have regularly patrolled the area, leading to occasional confrontations. China destroyed two Bhutanese military posts in 2007 and allegedly constructed Chinese posts at the same spot. One unofficial map circulated by Chinese bloggers even refers to a “line of actual control” between China and Bhutan, implying Bhutan exercises de facto control of Doklam.

China is also arguing that India’s actions are unprecedented. To China, India has not only interfered in a bilateral dispute but escalated it by deploying forces across a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border into a third country. Indeed, evenIndian observers have acknowledged Doklam is the first time India has engaged Chinese forces from the soil of a third country. Upending established norms of sovereignty through force in the name of self-defense could permit future “adventurism.”

Yet India’s argument is that it was responding to unprecedented Chinese revision of borders through road construction (both hardening and extension) in disputed territory. Such moves would create permanent facts on the ground with grave implications for Indian national security.

In our estimation, Chinese claims are vulnerable due to the ambiguity of treaty language, private agreements, and de facto possession claims. But Indian claims are by no means less vulnerable given the unprecedented nature of India’s actions on the plateau and Bhutan’s deafening silence. Both sides’ views of the status quo may appear to themselves entirely justifiable, yet to their adversary as thin gruel.

Seven weeks into the crisis, the continued impasse — and increasingly caustic rhetoric — indicates the potential for escalation remains high. The India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recent visit to Beijing did not yield any breakthroughs, contrary to some reporting. Aggressive signals of resolve like military exercises or mobilization or perceived windows of tactical opportunity in a different sector of the disputed India-China border could lead either side to miscalculate, resulting in accidental or inadvertent escalation. And any shooting that begins on the border could even expand into other domains like cyber- or naval warfare.

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ere are several possible resolutions in sight if both sides — and third parties trying to defuse tension — strive to understand what might seem like mutually incompatible perspectives.

For example, India could find alternative ways to grant Beijing a “win” by softening its position o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both sides could pursu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r both sides could wait until harsh winter weather conditions force both sides forces to quietly draw down.

Another “off ramp” to deescalate the crisis is a back-channel agreement with Bhutan appearing as the public arbiter, allowing both sides to save face. The most obvious solution, as many have identified, would be a mutual withdrawal and return to pre-June 16 positions – something which may already be slowly happening, as both draw back troops. For both sides to save face, the public narrative of their back-channel dialogue could rely on Bhutan.

For example, India could claim Bhutan “thanked” India for its support and commitment to upholding the bilateral friendship treaty, but after deploying its own monitoring force, Bhutan requests that India withdraw its forces. This would allow India to withdraw without appearing to bend to Chinese demands, send a message that China’s salami tactics will be challenged, and buttress its credibility with states concerned with Chinese encroachment. For its part, China can claim India withdrew first and quietly halt road construction until a final settlement is reached between itself and Bhutan. This would give all sides, including Bhutan, a face-saving exit necessary to appease domestic audiences. At the same time, India and China will have exchanged clear signals on just how serious they are about the border — and how dangerous assumptions about the other side can be.

 

来源时间:2017/8/31   发布时间:2017/7/31

旧文章ID:14008

周方舟:中印对峙和平解决后中国战略的得与失

作者:周方舟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中印在洞朗的对峙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首先应该给中印双方领导人以一个大大的赞,这种方式的解决充分体现了两个13亿人口的核大国领导人高度的理性和政治智慧。
  以和平的妥协方式解决中印冲突,突破了1949年后中国解决对外冲突以极端的战争方式为解决手段,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与政治思维的重大转变。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思维中,你死我活、成王败寇从来就是中国人思维中大行其道的核心方式,妥协从来就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概念。人们只喜欢看到胜利者的荣耀,从来无视、漠视和鄙视失败者的尊严。妥协其实是现代文明世界处理冲突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是现代政治斗争的最高艺术。尤其是在处理中印两个十亿人口数量级的核大国之间的冲突,战争乃国之重器,不得不慎之又慎,察之又察,一枪一弹的檫枪走火都可能引起两个大国之间毁灭性的核灾难。
  中国在中印对峙中战略上的得:
  一、又一次避免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第一次避免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是4月6日中美首脑在海湖会谈上,特朗普企图借中国的刀斩杀朝鲜,中国以经济让步和开放部分市场将之消弭于无形。印度以比中国弱小得多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主动挑衅中国,主动找打挨,这种非常识、非常规的逻辑背后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战略陷阱,目的就是制造中国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
  二、中国现在最高、最核心、最重大的外交政策就是要避免周边国家与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关系。避免与印度的战争,就是避免了一个十亿人口数量级的核大国彻底倒向美国和日本成为死敌,而莫迪期待的就是这个目的。印度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印度又是一个民主国家,莫迪即使有心与美国结盟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说了算,除非是因为战争这种巨大的可以影响整个国家政策的非常事变,那时为了胜利,摒弃不结盟政策,转而与美国结盟将是印度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莫迪则可以顺势而为。正如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摩拳擦掌想介入战争,可是苦无借口,因为当时整个美国陷入孤立情绪难以自拔。但是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给美国介入战争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就连日本联合舰队统帅、策划攻击珍珠港的三本五十六都说:攻击珍珠港,我只能保证日本6-12月的胜利,之后日本将遭到覆灭。中国避免与印度的战争,使莫迪失去了与美国结盟的一个最好的借口。
  三、避免了“一带一路”刚刚开始就遭遇重大挫折。
  四、有利于中国有效地集中重大的军事战略资源。中国现在面临的可以改变国运的军事威胁一定来自海上,在东海、南海和朝鲜半岛,而不是来自被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阻隔的印度。和印度的战争,将被迫将中国有限的军事资源分散到西南,造成两头兼顾,而又首尾难以兼顾的战略劣势。
  五、为军改的顺利进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现在处于军改的重要关头,在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处境下去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即使最后取得胜利,付出的代价也将极为惨烈。
  六、避免了中国经济高速列车的减速甚至停摆。印度洋是中国对外贸易和石油进口的生命线,一旦中印之间爆发战争,这条生命线被印度海军切断是大概率事件。只要中国经济高速列车不减速,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力就在不断地增强,未来抗风险的实力就越大。
  七、为中国下一个关系到国运的5-10年和平发展经济赢得时间和空间。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说:“对我来说,与中国的经济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如果我们继续失败,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在5年后,最多10年,就会达到一个拐点,那时我们将永世不得翻身。”对于中国来说,下一个5-10年和平时间发展经济至关重要,这对中美双方都将是一个彼消此长时间点。而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在战略上自捆手脚的对俄罗斯制裁和因国内政治因素陷于的文革式的内乱将是美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因此未来5-10年,中国不能发生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至关重要。
  中国在中印对峙中战略上的失和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风起于青萍之末,念动于毫发之微,中印对峙绝对不是无厘头的闹剧,它有深层次的国内和国际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
  一、中国一开始的战争威胁过于高调,以至于最后想和平解决时有点骑虎难下,这会给中国周边国家造成中国只会虚张声势的战略想象空间,可能对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会受到印度的鼓励,在今后的冲突中以此策略来习惯性地讹诈中国。
  二、在战略上暴露了中国的软肋,即中国经济的血液—石油过于依赖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生命线。即使中国正大力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和运营的瓜达尔港这条石油运输通道,一样在印度海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这提醒中国得考虑石油的多样化来源,北美的石油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而且即使横跨太平洋的海运运输成本也比“中巴经济走廊”的陆运成本要低,况且“中巴经济走廊”在巴基斯坦境内通过的都是各自为政的各种穆斯林武装控制的地区,连巴基斯坦政府都无能为力,极易切断。
  三、在战略上暴露了“一带一路”的冒进和脆弱。“一带一路”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总的动机和目标是正确的,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没有考虑到这“一带”和“一路”上躲藏着多少妖魔鬼怪和财狼虎豹,他们个个都对中国虎视眈眈、心怀叵测,在关系到财富和利益的瓜分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对手是善良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对中国的援助感恩。因此“一带一路”的方向有必要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和修正。
  四、印度军队越界入侵中国领土长达两个多月,中国作为受害国,以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对部分国民造成负面的失败阴影。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维护国内当前的政治大局和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只知逞匹夫之勇,图口舌之快,只知重面子,不知重里子。
  五、在国内,虽然在洞朗修建战备公路是中国主权内之事,他人无权指手画脚,但是这是此次中印边境冲突的导火线,而这个决策显然缺乏深思熟虑,未能充分估计到印方的反应。因为按印度的战略思维,改变边界的现状意味着对印度在战略上构成重大的威胁,况且修路地点距离印度的咽喉“鸡脖子”西里古里走廊如此之近,印度做出激烈反应是本能的条件反射,正如同我们对韩国在自己的领土部署萨德系统做出的激烈反应一样。事发之后,没有一个很好的预案来有效应对,只能被动地停留在口头抗议,给人以措手不及,无牌可打的感觉。显然,中方在印度可能的反应、方式、地点、时机和情报等问题上出现了轻敌的技术误判。
  六、在国际上,中国向世界端出“一带一路”的盛宴时,大小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来分一杯羹,但是真正有事时,竟然无一个国家出面来斡旋调解,最后居然是联合国出面喊话。由此可见在处理国际关系和政治问题时,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善意来解读成他国他人的善意,往往中国人的过度热情反而被他国人和种裔解读为心怀叵测。1972年尼克松在和中国破冰谈判时就告诫周恩来,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不能有任何援助,因为不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回报。而中国在“一带一路”上打交道的全部是失败的无法管理自己的国家,甚至连印度都不如,中国的援助难以获得回报。
  七、从这两个多月来看,美国、日本、以色列和俄罗斯都与印度加强了互动,美国、日本和印度进行了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俄罗斯与印度进行了陆地军事演习,美国、法国、俄罗斯、以色列甚至将最先进的武器卖给印度。这提醒中国要警惕俄罗斯不可能是中国一个可靠的战略同盟,也提醒中国要高度警惕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越南等国结成一个反对中国的战略同盟。
  结语
  中印对峙事件,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它给中国提供了处理国际关系与政治的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和方式,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战略和技术上的实践。也同时暴露出了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的种种问题,提醒中国要认清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谁将是可能的朋友,谁将是可能潜在的敌人,谁是伪装称朋友的敌人。
  未来的5-10年,对中国和美国都将是大的历史拐点,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既要争取大的稳定的和平建设环境,又要时时刻刻准备应付可能引发的局部和全面的战争冲突。最为重要的是不能有任何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而落入战略陷阱。
  中印对峙远远没有结束,只是开始的一个暂时的稳定期。中印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现在只是将战争爆发的时间往后推迟,因为中印两个国家都不甘心做一个区域性的大国,都有做世界大国的雄心,即使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暂时阻挡了两国之间的碰撞,但未来在辽阔的印度洋,两个大国也将一争高下,因为他们都要在太多历史的屈辱中爆发出来去展示争霸世界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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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8/31   发布时间:2017/8/31

旧文章ID:14007

KMTWB:洞朗事件,印度先赢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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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MTWB  来源:作者赐稿

KMTWB:洞朗事件,印度先赢一分!
  洞朗事件以印度军队主动撤军而宣告结束,但此次印度军队越界,要求中国停止在洞朗地区修筑公路的主要目的是否实现,中印两国政府都语焉不详。美国史汀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韵认为,比较客观的理解应该是,印度的所谓的妥协和让步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它一定是中方做出了某些承诺跟某些妥协之后,印度才会有这样一个动作。一些印度专家认为,北京应当是悄悄同意了停止修路,但是不会公开这么说。伦敦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研究员乔什(ShashankJoshi)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不认为印度在没有得到北京暂停修路的些许承诺的情况下就会同意撤退。
  中国外交部29日表示:“中方已经表明,印方越界人员和设备已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军民生产生活条件,中方长期以来在洞朗地区进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建设规划”。从中国外交部上述表述看,中国很可能同意“暂时”停止在洞朗地区边界处的筑路工程,但继续保持在该地武装巡逻。
  笔者在《洞朗事件—中印关系的转折点?》一文中曾经预测的一种结果:“如果中国政府保持忍让,印度军队也可以坚持不撤军,静观中方反应,企图通过外交谈判,达到印方撤军,中方承诺放弃洞朗地区包括修路在内的工程建设。为此莫迪政府政府就可以通过兵不血刃方式,取得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胜利,为此必将极大提振莫迪政府威望和印度民众信心”。而实际结果却不幸在笔者预测可能性中。客观说此次“洞朗事件”印度已经先赢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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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TWB:洞朗事件—中印关系的转折点?
作者:KMTWB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日期:2017年08月05日
  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国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近两个月了,虽然目前双方态度虽有所降温,但仍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由于中国政府坚持印度先撤军后谈判的立场,如印度仍拒不撤军,中印两国爆发武装冲突或第二次边境战争并非不可能。
“洞朗事件”的由来
    2017年6月16日,印度军队跨越中印边界锡金段阻止中方在洞朗地区的道路修建工程,由此引发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国洞朗地区进行对峙。一开始《印度时报》称,中国军队越界进入印度领土,并毁坏了两座地堡,引发中国军人与印度军人之间的推挤。为了平息印度国内激起的民族主义,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明确表示“印领土并未遭受入侵”。2017年6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中印边界锡金段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第一款规定,西藏与锡金以流入锡金梯斯塔河及其支流的水流和流入西藏莫竹河及向北流入其它西藏境内河流的水流间的分水岭为边界。这段边界线起自与不丹交界的吉姆马珍山,并沿上述分水岭行至与尼泊尔边界。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洞朗地区属于中国领土,印军越界地区的分水岭非常清楚。为此陆慷向媒体出示印军越过分水岭进入中国境内的照片。随后,印度外交部就“洞朗边界事件”发表声明称,2012年中印两国就中印边界锡金段尚未最终划定达成一致。“双方只是认同了边界走向,有关锡金段边界的进一步谈判将交由边界谈判特别代表完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此次印军越界事件发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已定边界,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的边境摩擦对峙有本质不同。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印度历届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对此予以确认,承认双方对锡金段边界走向没有异议。印方声明对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完全避而不提,然而正是这个条约明确划定了中印两国在事发地点锡金段的边界线走向。不过有美国历史学家指出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不一定完全支持中方主张,中印两国都可做不同解读。
  由于中印边境锡金段是中印边界少有双方无争议边界,印军越界进入中国境内的事实已经无可否认。印度媒体又表示,洞朗地区属于中国和不丹争议领土,印军进入洞朗地区是为了维护其保护国不丹利益;其次洞郎地区距离印度东北部的西里古里走廊只有几十公里,一旦中方实控洞郎,将严重威胁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安全。对于印军进入洞朗地区是为了维护其保护国不丹利益说法,中国外交部进行有力回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坚决反对印度试图证明其对非法侵入和借口“维护不丹的利益”入侵中国领土。耿爽进一步指出:“印方此次挑起事端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以所谓”安全关切“为借口,打着所谓”保护不丹“的幌子,悍然越过过去双方均承认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的锡金段边界,进入毫无争议的中国洞朗地区,通过制造洞朗地区争议,阻止并牵制中、不两个主权国家的边界谈判进程”。笔者认为印度所谓维护不丹利益而进入洞朗地区借口确实牵强附会,但其担心中方实控洞郎,将严重威胁印度里古里走廊的说法,应该是此次“中印洞朗地区对峙事件”印方的真实想法。
  目前中国政府要求印度先撤军后谈判的原则十分坚定,而印度要求中国停止洞朗地区工程建设的立场也十分明确,中印两国政府目前都处于无法妥协和后退的尴尬境地中。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彰显自己和平解决争端最大意愿,以及最大限度揭露印度侵犯中国领土的霸权主义,中国应该针对印度所谓和平倡议,提出反建议。针对印度提出双方同时撤军要求,中国可以提出中印两国军队同时从中印双方公认边界后撤20-50公里。针对印度提出中国停止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工程建设,中国可以同意印度要求,但要求印度在中印边界对等距离内拆除印方多年修筑军事设施和公路。针对印度所谓的为维护不丹主权和利益,中国可以要求印度由中印两国政府共同发表声明共同承认不丹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承诺不采用武力方式解决中印两国和不丹之间争端,并且要求印度从不丹撤军。如果印度接受中方倡议,虽然印度莫迪政府会大失颜面,但却可以解决印度对中国在洞朗地区工程建设的安全忧虑。如果印度拒绝中方倡议,可有力揭露印度假借维护不丹利益侵犯中国领土的本质,以及印度多年来积极在中印边境锡金段修筑大量军事设施,却不准中国进行基本交通建设的强盗逻辑,为中国下一步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动朗地区地区的战略地位
  洞朗地区的归属和战略地位,在此次“洞朗事件”中,作为直接当事国–不丹王国除了迫于印度压力,由不丹驻印使馆向中国驻印使馆提出抗议外,大部分时间一直保持沉默。不丹王国政府并且颇有深意的说明中国和不丹的争议领土并非洞朗地区一处。中国“洞朗地区”海拔约3500米,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北部宽高,南部窄低,隶属于中国藏南地区亚东县。关于该地区的领土争议当事国主要是中国和不丹王国。虽然洞朗地区属于中不争议地区,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第一、从历史上看,洞朗一直是西藏亚东地区边民的传统牧场,中方对该地进行良好管辖。上世纪60年代之前,不丹边民如要进入洞朗过牧,必须征得中方同意,也都向中方交纳了草税,西藏档案馆目前仍保留有部分草税收据。清朝驻藏大臣还曾在洞朗南端中不边界传统习惯线上设立过界标。第二、从法理上看,1890年历史界约明确规定了吉姆马珍雪山是中印不三国交界点,洞朗地区在中印、中不边界的中方一侧。第三、从现地上看,中方对洞朗地区有完全的管辖,中方边防部队和牧民每年均在此巡逻放牧,并修有众多生产生活设施。从笔者查询资料看,中国和不丹王国的边境争议主要集中在西段、中段和东段,总面积大概4500平方公里。按中国政府1996年的领土划定方案,中国得到不丹西段靠近亚东的土地600平方公里,包含洞朗地区,作为交换放弃了对中段白玉地区600平方公里争议土地的要求。但是1998年谈判中受印度强大压力的不丹又改口了,造成中不边界谈判拖延至今,中不两国因此至今未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从此次“洞朗事件”看,中国之所以在中国和不丹边界谈判中,中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得到洞朗地区,而印度之所以强力干涉中不之间边界谈判,也是为了阻止中国得到洞朗地区。通过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洞朗地区地形突出,夹在印度锡金邦、不丹、尼泊尔之间,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印度的角度看,此处离印度东北咽喉西里古里–查德瓦走廊很近。若中国军队顺河南下,从不丹借道,直捣西里古里–查德瓦走廊,仅数十公里,数小时内即可切断印度与东北部的联系。由于此地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印双方都对其非常重视。对于中国而言,从经济发展的立场上,亚东是中国和南亚次大陆贸易的窗口、青藏铁路的未来出境点,必然要对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认为,中国在此地建设快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将有助于在紧急情况下向该地区快速部署大规模军队,会对印度东北部地区构成巨大威胁,特别是中国一直拒绝承认印度在中国藏南地区非法成立的阿鲁纳恰尔邦。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正是今天中印在该地区冲突的根源。
  其次从中印两国边界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看,特别是在东段印度占有明显优势。由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海拔较高,不适于大规模驻军。目前负责守卫中印边界的主要是西藏军区。西藏军区下辖3个作战旅、6个边防团、5个独立边防营和多支炮兵、防空、陆航、特战、工程部队。而和中国不同的是,中印边界印度一侧主要是平原和森林,大规模驻军不存在障碍。目前,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包括锡金段)地区部署的陆军有2个军8个师共21万多人,而且在纵深(靠近错那方向)还部署了1个军作为预备队;空军有9个飞行联队、1个导弹分队。1962年的中印战争使得印度深刻认识到自身在山地战方面的不足,目前印度已经拥有一支全球最大的山地作战部队,规模达到10个山地师共15万人左右,其中有9个师部署在中印边境上。中印双方边境陆军驻军人数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1∶8左右,印度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可以说身兼国防部长的印度财政部长阿伦·贾伊特利放言“印度已非1962年的印度”绝非虚言。目前印度军队在中国政府一再抗议下坚持不退,说明莫迪政府和印度军队已经做好和中国在洞朗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准备。
  虽然印度在中印边境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占有明显优势,但对比中印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中国显然远超过印度。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大约是印度的五倍,虽然印度近年来发展迅速,但要想赶超中国目前还看不到希望。从中印两国军事力量而言,中国军队经过二十年发展,目前正处于爆发式增长期,除了战略核力量和美俄存在明显差距外,中国已经在陆、海、空、天各个方面全面追赶美国。所以这次莫迪政府和印度军队虽然做好了和中国在洞朗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准备,但和中国打第二次大规模中印边界战争,莫迪政府和印度军队也显然信心不足。所以此次印度军队敢于越过边界并赖着不走,也正是看到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莫迪政府算准了中国政府难于下决心和印度全面开战。目前莫迪政府和印度媒体主动放低姿态,提倡和平解决印度洞朗对峙事件,但又坚持不撤军,充分说明印度对中印边境的局部军事优势和中印两国的整体军事劣势之间矛盾心态。
“洞朗事件”的未来发展
    在印度跨越中印边界阻碍中国在洞朗地区筑路工程之初,笔者判断印度是决心阻止中国在洞朗地区的筑路工程,并做好和中国发生摩擦或者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准备。由于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莫迪政府可能判断中印两国不会因此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通过几十年建设,印度已经在在中印边境上形成对中国局部军事优势,从某种角度说莫迪政府可能希望和中国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以达到煽动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为其国内极其重要的税制改革创造条件。如果中国政府保持忍让,印度军队也可以坚持不撤军,静观中方反应,企图通过外交谈判,达到印方撤军,中方承诺放弃洞朗地区包括修路在内的工程建设。为此莫迪政府政府就可以通过兵不血刃方式,取得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胜利,为此必将极大提振莫迪政府威望和印度民众信心。如果中国拒不妥协,到十月份洞朗地区进入冬季,中印双方军队都将不得不从洞朗地区对峙前线撤军,莫迪政府政府也可视中方反应,在明年春天再决定是否继续跨越中印边界锡金段。可以说目前莫迪政府正是按这精心的算计稳步推进其越界计划的。
  在印军越过中印边界不久,印巴在克什米尔就爆发激烈炮战。虽然巴基斯坦指责印度首先发起挑衅,但笔者认为印度同时对中巴进行挑衅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巴基斯坦为声援中国主动发起挑衅,以达到投桃报李,进一步巩固中巴同盟的目的。另外,印度大吉岭地区骚乱越演越烈,如果此时中国军队攻击印军越界部队,印军参谋长拉瓦特宣称要打“2.5线战争”的狂言就要变成现实。不过在这一关键时刻,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突然剥夺了“中国人民老朋友”谢里夫的总理职务,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将进入一段权力真空期,莫迪政府为此紧绷的神经又可松弛下来。今年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由于2015年中国刚举行“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事前人们推测中国今年应该不会再举行阅兵式。由于此次中国举行阅兵极为突然,并且再次展示大量新型装备。虽然笔者无法判断中国这次突然阅兵主要是针对印度,但可以毫不讳言说中国在阅兵中已经在明确警告印度。
  根据中国外交部所发布最新消息,印度越界部队已经从400人减至40人和一台推土机的象征性水平,为此国内媒体和学者纷纷认为印度已经开始妥协。但从印度却传来相反消息,首先印度否认减少越界部队说法。印度外长斯瓦拉吉仍然坚持“为使谈判成为可能,两国都必须撤军”的主张,并且强调洞朗地区属“三国共享地区”,若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则意味着是对印度国家安全的“直接挑战”。印度外长表态,不但没有妥协意思,反而更进一步,把中不争议的洞朗地区直接说成中、不、印“共享地区”,并且认为洞朗地区直接关系到印度国家安全。印度军事问题专家戈卡莱更是表示,印度已经开始为长期纷争做准备。印方的立场是:原则上坚定,外交上有理有节。如果说中方立场是印度先撤军后谈判,而印度立场就是中国必须停止在洞朗地区工程建设。如果莫迪政府仍然坚持中国必须停止洞朗地区的工程建设,并且明年春天继续跨越中印边界锡金段,那中印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就难以避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度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实力有了显著增长,特别最近几年,在莫迪政府领导下,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中国。过去几年,出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美日为了围堵和遏制中国极力拉拢印度。而中国在面对美国和日本在南海和东海不断挑衅,不得不对印保持克制。为此,对于印度军方和印度民族主义者而言,一雪1962年战败之耻的时机已经来临,目前印度需要的就是一个借口和机会。所以这次中国在洞朗地区的筑路工程,正好给了莫迪政府和印度军方一个借口。但是,随着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朝鲜核导技术快速发展。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而言,解决美国自身经济问题和国内政治斗争已经成了最首要问题。并且朝鲜屡屡跨越美国设定红线,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可能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选项。而美国要通过和平谈判或武力打击来解决朝核问题,就需要中国的支持或默许。同时随着对华强硬派的日本安倍政府支持率暴跌,安倍政府对华强硬政策已经开始调整。自特朗普上台后,国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如印度要对华挑衅,已经错过最佳时期。从目前情况看,笔者认为和平解决中印“洞朗事件”可能性还是较大。但从目前中印两国政府表态看,中印两国在洞朗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尚难完全排除。
“洞朗事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如果“洞朗事件”能和平解决,中印关系基本还能维持过去“不冷不热”状态,因为此次“洞朗事件”和以往“在未定界地区的边境摩擦和对峙有本质不同”(中国外交部语)。如果印度主动妥协撤军,必将对莫迪政府政治信誉造成打击,不但会助长不丹对印度的离心力,也会增加尼泊尔对印度说不的勇气。如果是中方妥协,同意印度停止在洞朗地区建造工程要求,也会损害中方在南亚的政治信誉,不但会使中国“洞朗地区”从中、不两国争议地区变成中、不、印三国争议地区,而且会增强印度今后在中印边界争端上挑战中国的信心。由于此次印度借“洞朗事件”强化了在不丹驻军,中方妥协会加剧“不丹锡金化,尼泊尔不丹化”趋势,增加印度称霸南亚和世界的信心。
  如果中印在洞朗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其对中印关系影响将极为深远。虽然目前中国整体军事实力强于印度,但印度自1962年战败之后,一直在中印边境上积极备战,目前已经形成对中国局部优势。而中国在1962年轻易打败印度之后,对印度形成一种心理上傲慢,加之中印边境中方难于大规模驻军,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上存在的军力失衡问题。如果双方爆发武装冲突,中方想再次轻易打败印军是十分困难的,中印双方冲突长期化恐很难避免。如果中印双方只是短时间和小规模武装冲突,其对中印关系损害还在可控范围内,但必将加深中印两国之间的不信任。
  如果中印双方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或者冲突长期化,那“洞朗事件”势必成为中印关系转折点,必将深刻影响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以及中印两国自身发展。对于印度而言,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必将受到很大牵制。中印两国虽同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但中印经济的互补性较强,中国本来可以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伙伴。如果中印爆发武装冲突,并相互敌视,届时中国很可能会极力牵制印度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凭借着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必将更深介入南亚的地缘政治中,打击印度称霸南亚的雄心。由于印度长期纵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中国也有可能会支持印度国内分裂势力。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会受到印度的牵制和威胁。中国也将会失去印度这个世界上极其重要的大市场。“上合组织”和“金砖峰会”将会因中印纷争而黯然失色。更令人担忧是,中国可能会处于“前门拒虎(美日),后门打狼(印度)”腹背受敌的不利地缘政治中。
  综上所述,此次“洞朗事件”最好结果就是印度妥协撤军,1987年“桑多洛河谷事件”中正是印度在关键时刻的妥协,才避免了中印两国爆发比1962年规模更大的武装冲突,换来中印边境三十年的和平。如果印度莫迪政府能正视中方警告妥协撤军,虽然有失颜面,但中方势必会在今后边境建设中顾及印方感受,也会更加尊重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大国地位。如果最终是中方妥协或者爆发小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势必会加强西藏地区和中印边境的国防工程建设和军事部署,改变中印边界长期军力失衡的现状,并更深介入南亚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印度很可能会长期面临中巴两个军事强国的威胁。如果中印因“洞朗事件”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或者冲突长期化,对中印两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都会是双输的结果,唯一不同是目前中国的承受力会远大于印度。 (2017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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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8/31   发布时间:201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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