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瑞·布朗  来源：中美聚焦

　　现代社会的反常现象之一就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领导层交接在国际主流媒体上几乎得不到关注。如果我们与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或是今年6月出人意料的英国大选获得的关注度作比较，将于今年10月或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其关键人物、进程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获得的关注度不及其万一。
　　当然，部分原因在于中共十九大并非选举。这里没有提名，也没有竞争。相反，在一个一党专政体制下，决定变化的是内部决策，而内部决策机制无法从外部世界窥探。即便如此，尤其是今年，北京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影响将是全球性的。随着中国扮演的角色史无前例地超越了国境，中国在经济、气候变化管控、全球治理和安全领域产生的影响从未如此深远。我们应当对此给予和华盛顿、巴黎或伦敦政治同样甚至更高的关注。
　　今年的十九大值得关注的是宏观政策主题，以及三种大体上可能出现的结果。每种结果都会产生极其不同的影响。在政策层面，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能够从领导层交替的方式窥探新成员对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态度。中国的市场是政治化的市场，大多数重要领域都由中央政府控制。即便如此，中国领导层当中有一部分人仍倾向于向市场化开放更多领域，而另一部分人则更加保守。哪一方占多数，就意味着我们将得以窥见，中国政府会在2017年后期至2021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一关键时期推出哪种改革议程。我们将会得知，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亲商业、亲市场开放、亲外国投资的政府，还是要面对一个更加谨慎内敛的政府。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外部世界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这一议题格外重要。
　　在领导权交接层面，主要存在三种可能的结果：正统型、非正统型和混合型。首先来看正统型结果，这种结果大体上意味着维持现状。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将维持现有的七个领导人席位。那些超过非正式年龄上限（68岁）的现任常委将卸任，他们的位置将由拥有相似背景的官员填补，这些人在中国各省度过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技能都包括出色的管理能力和不错的经济发展经验。他们一定都是男性，汉族，年纪约在50多岁或60出头，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意味着候选人将会是像汪洋、胡春华或韩正这样的人。
　　非正统型结果将会打破现行规则。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人数将被削减至五人，退休年龄上限将变得无关紧要。现任反腐头号领导人王岐山将留任，虽然他的年龄已经接近70岁。其他人物，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栗战书，将入选政治局常委。现任总理李克强也将留任，但可能会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种结果将使现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掌握主导权。
　　第三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混合型。政治局常委人数维持在七人不变。王岐山将继续留任，虽然这会打破非正式年龄上限规则，但其他超过这一年龄上限的人将不得不卸任。替补人选将来自中央和省级领导层。这种结果将导致前景不明，或者习近平一人独大，或者出现一种更微妙复杂的情况。
　　当下或许没有人，哪怕是那些身处北京的关键人物，能够预知将会出现哪种结果。前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几周前还公认是极有可能入常的热门人选，现在已经遭到免职并接受调查。其他如胡春华等可能入常的人选，或许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也或许会被大幅提拔。而接替孙政才的陈敏尔，几周前还不是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的一员，但在他接手了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后，现在几乎可以肯定会得到提拔。情况在几个月内有可能发生重大转变，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会在眼下作出预判。情况从未如此不明晰。在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上，至少人们还愿意谈论一批很有可能被擢升的候选人。这一次，连像那样清楚明了的名单都没有。
　　现在我们能做的最多是探讨一下出现这种特殊变化的语境，以及现在与2012年相比有什么不同。首先，与2012年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环境更加动荡不安。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变得非常难以预测。欧洲形势也不尽明朗，英国“退欧”这种永不完结的戏码就是众多不稳定因素之一。中国自身所处的地区也备受各种潜在挑战的困扰，朝鲜及其核外交冒险政策是其中最严重的威胁。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体上一直享受着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令它可以全力应对艰巨的国内问题。对于本地区以外的世界，中国似乎更乐见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中国并不怎么欢迎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冲击。
　　如果外部世界情况更加稳定，必须拥有风险管控这一必备技能的中国领导人或许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个非传统的结果，即第二种结果。但是，鉴于当前的各种不确定性，他们给自己制造一系列新麻烦的可能性与一年前相比大大降低了。因此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以一个更传统、维持现状的方式，选出一个谨慎的、对中共未来了然于胸的领导班子。当下中国稳定的经济发展和自身的全球角色都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领导人无法承担犯错的后果，但也不排除出现意外结果的可能。毕竟，甚至在美国和英国这种我们熟知的政治体系中，都在上演惊天大逆转。但对于那些愿意打赌的人来说，今年下半年北京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传统、最多是混合型结果。不管怎样，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当全世界都急于向你输出麻烦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制造麻烦呢？

来源时间：2017/8/4   发布时间：2017/8/1

旧文章ID：13808

作者：吴正龙  来源：中美聚焦

　　以“美国优先”为圭皋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半年多所带来的执政效果，不但改变了华盛顿政治生态，也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有西方舆论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可与前苏联解体相提并论的重要事件。这未免有些夸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深远的影响不可小觑。
　　“美国优先”十分直白，经总统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诠释之后，其内涵更为清晰，也即世界并非一个全球社会，而是一个各个国家、非政府力量和企业彼此争夺优势的竞技场，这是当前国际事务的根本特征。换言之，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赢者通吃。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是带着对外部世界“怨愤”、“不满”和“秋后算账”的情绪入主白宫的。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工业的衰落为代价替别国工业输送营养”，“致力于保卫其他国家的领地，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领土”，“帮助其他国家走上了富裕之路，我们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倒闭，而成千上万被落在后面的工人遭到长久的忽视”。他誓言要改变这一切，“美国再也不能让所有外国人当傻瓜一样戏弄”。
　　盟国首当其冲，成为特朗普“拨乱反正”的主要整肃对象，这导致美国与盟国关系出现严重裂痕。在贸易、防务费用分担等与美国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上，特朗普直言不讳，炮轰德国、日本、韩国等操纵汇率，谋取对美贸易不正当优势，指责北约成员国“塔便车”、“侵占美国纳税人利益”。他要求限期整改，如北约成员国必须在今年内实现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2%的目标。他还敦促韩国立即举行修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时施压日本尽快开启美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确定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此外，他威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维护美国特定行业的利益。
　　在移民、欧盟一体化问题上，特朗普也是有话直说，批评德国难民政策是“犯了灾难性错误”，称赞英国脱欧是件“伟大的事情”，支持法国大选中代表瓦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力量。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对德国恶语相加，直指欧盟已沦为“德国的工具”，“德国非常坏”云云。
　　推行“美国优先”半年多时间，令美国成功地实现了自我孤立。特朗普以避免打击美国经济，减少就业机会外流和防止竞争力下降为由，先后宣布退出TPP和巴黎气候协定。在气候变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美国在不久前召开的G7、G20峰会上拒绝接受国际社会主流看法，拒绝参与国际治理体制，形成了美国一家对抗其他成员国的6:1和19:1的尴尬局面，使美国陷入了二战结束以来空前未有的孤立。“美国优先”也是美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衰落的反映。俗话说，有一份付出就有一份收获。美国不肯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从短期看是兑现竞选承诺，维护基本选民的支持，而从长期看则将削弱美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降低其参与国际治理的公信力、话语权和主导权。美国说话不灵了，斡旋卡塔尔断交风波失败便是一例。
　　鸟飞各投林。美国利益至上和任性行径，不但引起盟国的不满和反对，也促使它们重新思考与美国的关系，离心倾向上升。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现在是德国和欧洲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了，她在公布的竞选纲领中把美国从“朋友”降级为“伙伴”，一词之改，非同小可，主从盟友关系下调成了平起平坐的伙伴关系。
　　加拿大领导人也表示，在一个美国不再可依靠的世界里，加拿大应该确立自己清晰的独立路线。日本只做不说，但动作频频，如力推没有美国参加的TPP，宣布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缓和对华关系等，试图牵制美国对其施压，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外交腾挪空间。此外，澳大利亚、法国和墨西哥等国也都在重新评估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在世界的位置。
　　简而言之，世界格局的板块正在发生松动，不排除继续演进出现漂移的可能，这既是危机四伏的时代，又是充满机遇的时代。我们应该站在历史潮头，运筹这一大变局。

来源时间：2017/8/4   发布时间：20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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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斯坦伯克， 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  来源：中美聚焦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收场，它最后只达成了三个“No”：取消新闻发布会，没有联合声明，没有关于彼此市场准入的新公告。
　　简单的情形就是，全面经济对话为美中贸易的重大冲突铺平了道路。不过，尽管政治措辞强硬，但至少经济现实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更微妙的场景是，特朗普政府因贸易逆差下降缓慢（也许还有朝鲜地缘政治问题）打算让中美经济对话难堪，但它同时又希望对话为即将到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谈判和贸易审议投石问路，发挥“示范效应”。
　　从贸易实用主义到摩擦
　　事实上，全面经济对话的阴影不久之前已经浮现。4月初“习特会”之后，美中宣布了一个百日行动计划，以缓解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但仅仅两个星期过后，特朗普就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商务部长罗斯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调查钢铁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特朗普访法归来后，继续给事件加温。“他们倾销钢铁，破坏我们的钢铁业，”全面经济对话举行的当晚他说。“他们搞了几十年，我正在制止它。有两个办法：配额和关税。也许我都会用到。”
　　尽管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警告说，美国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可能导致两国关系脱轨，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仍火上浇油地表示，他将为特朗普提供各种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限制钢铁进口的备选方案。
　　这些方案正是全面经济对话举行之前特朗普声明中提到过的，其中包括实行进口配额，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或通过谈判达成更具限制性的贸易协定。
　　重要的是必须知道，钢铁莫名其妙地成为国家安全威胁，这不仅是中美双边问题，而是一个多边挑战。
　　钢铁成为国家安全威胁
　　由于钢铁突然变成“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被卷入这场危机。到6月中，欧洲北约国家的领导人也参与进来。他们发起非同寻常的游说运动，反对美国对进口钢铁可能实施的制裁。他们表示，这会使美国的盟友受到比中国更大的打击。结果是，忧心忡忡的德国、荷兰等北约领导人向马蒂斯而不是商务部长罗斯陈述情况，马蒂斯则向白宫转达他们的担心。
　　在白宫，这一问题重新激起贸易强硬派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这些人包括特朗普的贸易及产业政策负责人彼得·纳瓦罗，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曾任美国钢铁巨头纽柯公司CEO、主张实行高关税的贸易顾问丹·迪米科，商业上更友善的前高盛公司高管、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以及力主克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
　　华盛顿在欧洲的北约盟友对国家安全之说并不买账。所以，如果特朗普政府把语言变成行动，一些欧盟领导人将准备报复。
　　在北美，美国的NAFTA伙伴密切关注着这场崩溃。如果特朗普政府打算把钢铁当作国家安全威胁，加拿大和墨西哥十分清楚，它的真正焦点很快将是NAFTA，而不只是中国或德国。
　　中国目前钢产量约占全球的一半，但它在美国市场份额极低，只有不到2%。在美国，最大钢铁来源是华盛顿的NAFTA伙伴加拿大（市场份额接近17%）和墨西哥（近9%），以及东亚巨头韩国（12%）和日本（近7%），还有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台湾、越南，之后才是中国。
　　所以，如果特朗普横下一条心要对钢铁加税，那也是美国的NAFTA伙伴首当其冲。但如果特朗普打算把目标扩大到进口铝、半导体、纸张和家用电器，中国和其他主要对美出口国就会成为靶子。
　　何时采取何种行动
　　最近，在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举行的闭门会上，商务部长罗斯似乎力主打一场钢铁贸易战，但他在调查说明中并未给出时间框架。按规定，他有270天时间向特朗普提交报告，这意味着会在短期内任何时候，或者秋末以前。
　　目前，如果罗斯发现进口钢铁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特朗普就必须在3个月内决定是否同意罗斯的调查结果，同时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但备受期待的NAFTA谈判会推进的更快。根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近宣布的谈判目标，美方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贸易逆差。让自由贸易倡导者们感到痛心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目标很少涉及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等争议性问题。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目标是建立在现有协议之上，其中包括WTO的措施，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某些协议内容（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把该协议废弃了）。
　　然而，NAFTA谈判很可能既漫长又充满火药味。更重要的是，无论对悬而未决的其他贸易审查（针对韩国），还是对欧洲（特别是德国）和亚洲（中国和日本）所谓的“逆差罪犯”，NAFTA的目标都可能成为范本。
　　计划中的钢铁进口关税，或许能说明白宫的绩效。大选期间，特朗普说要征收45%的关税。过去几个月里，他的团队提出把关税定在10%。但最近在白宫会见22位主要政府官员时，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征收20%的关税，虽然其中差不多20个人表示反对。
　　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特朗普要对抗多数人的意见呢？
　　时不我待
　　特朗普总统的关注点从来不是美国的中间派，而是靠选举团使他获胜的选区，以及他得到这些选区支持的竞选目标，尤其是要消灭贸易逆差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
　　时机尤为重要。过去几个月来，共和党人两次未能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而特朗普政府的税改计划也在国会陷入僵局。
　　中期内，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也许会破坏特朗普的政治前途。短期内，它会让所有有赖国会支持的改革复杂化。不过，调查不大可能束缚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手脚，因为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行政权力实施。
　　这也许就是第一次中美经济对话期间，特朗普总统火上浇油的原因。他需要尽人皆知的短期胜利来安抚他的选民，来恢复政府的信誉，哪怕这意味着疏远美国长期的欧洲北约伙伴、北美的NAFTA伙伴、东亚伙伴韩国和日本，以及中国。

来源时间：2017/8/4   发布时间：2017/8/2

旧文章ID：13806

作者：刘遵义  来源：中美聚焦

　　首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7月19日在华盛顿结束，对话未达成协议，没有联合公报，甚至各自计划中的记者招待会也先被美方、然后被中方取消。这对未来中美经济关系意味着什么？
　　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非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出于国内政治考量，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在这个时候都不可能作出重大让步。在中方，中共关键的十九大将在下季度召开，展示信心与力量对中国十分重要。在美方，特朗普总统兑现竞选承诺，如废除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沿美墨边境筑墙、重谈北美贸易协定，都不会顺利。朝鲜问题依然棘手，还有正被调查的“通俄”事件。其他提议，如减税、重建基础设施等，也几无进展。总统需要清清楚楚的、公众看得见的胜利，而不是某个问题的妥协。他是交易商，是生意人，并不是联盟或团体的建设者。而在战术上，虚张声势符合他一贯的谈判作风，如果交易有利，他是会回头的。
　　双方所声称的原则都是无懈可击的。美方强调平衡、公正和互惠，中方强调谈判应该非对抗、相互尊重和互利双赢。然而，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双方并不习惯友好平等地对待对方。中国在许多世纪里一直是亚洲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直到1840年以前，所有邻国在它眼里都是附庸国。这之后，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从未被其他国家平等相待。美国在二战中拯救了英国和法国，占领了德国和日本，也从不把它的盟友看成是平等的。这样一来，美中两国之间的谈判更加困难，因为与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合作在此处并不一定奏效。
　　美方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些要求，甚至连美国企业都不支持。例如，通用汽车和福特就不希望降低中国的汽车关税。这两家公司在中国有庞大的汽车生产业务，现行关税对它们是有利的。美国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铁和铝实行进口配额，或加征关税，但从中国进口的铁和铝只占美国总进口的极小百分比，对减少对华贸易逆差起不到什么作用，这方面实施任何措施，都只能是象征性的。另外有一定可能性的，是美国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样它就能针对中国采取更多贸易保护措施。但是，过去一年来，如果中方对汇率有任何操纵，那也是防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这与它为获取出口优势应该做的事，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何况，人们也可以说，美国因为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也是间接的汇率操纵国。
　　其实，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最近一份着眼于国内增加值（即各自国家向对方出口商品和服务所创造的GDP）的研究报告估计，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327亿美元。而如果只按美国的商品出口数据估计，对华贸易逆差则达到3674亿美元。而且，这种基于增加值的估计，还没有包括中国企业向美国公司（如苹果、高通）在海外（如爱尔兰）的子公司支付的专利许可费，这些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理应被归为美国对中国出口服务的收入。如果把这部分算进来，美中贸易逆差甚至更小。再者，必须承认，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减少，并不等于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总的贸易逆差减少，而后者对帮助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减少，只是因为中国产品被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顶替，那么美国工人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事实上，靠减少双边贸易（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来缩小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并不符合美国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让我们考虑一种极端情况：假设双边贸易同时中止，那么贸易就会“平衡”，逆差为零。这意味着两国对彼此的出口都下降，双方损失大量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率升高，消费者将承担高得多的物价。这对于两国是双输。因此，对话努力应着眼于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以此缩小双边贸易逆差，让两国双赢。譬如，目前美国对石油天然气的出口限制已经放宽，中国可以根据国内现有需求从美国大量进口；如果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中国也可以增加进口；除了已经大规模进口玉米和大豆，中国还可以增加其他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如牛肉、猪肉、大米和奶制品；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会持续增加，尤其是中国公民现在可以获得10年内多次入境签证；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也会迅速增加；中国对外国全资商业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的限制有可能放宽——只要它们满足条件对等和资本门槛要求，并在中国国内有资本本土化的子公司。经过双方协同努力，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即使不完全消失，也有望在几年之内大幅缩小。
　　另一个影响中美双边投资关系的要素，是中国过剩的储蓄。中国每年的国民储蓄占GDP的40%以上，鉴于目前主要制造行业几乎都面临产能过剩，这些储蓄无法在国内得到有效利用。所以，过剩的储蓄必须用作海外投资，而美国是投资天然目的地之一。这也是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必要性、紧迫性所在。中国的储蓄可以投资于美国基础设施项目，或者直接投资，或者购买其债券，这样也可以助力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实现他的一个竞选承诺。有些人或许担心，美国基础设施被外国人拥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但事实上，基础设施在美国，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可以随时介入。
　　总而言之，中美加强经济合作是正和博弈，可以实现双赢，这一点基本无疑。两国经济复苏应该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加大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已经稳定在年均6%至7%的水平，是美国的两到三倍，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对美国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可能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这样一来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缩小。无论如何，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对双方都是有害的。我相信，理智，更重要的是自身利益，终将占据上风，从而避免一场重大贸易战的出现。
　　（本文缩减版刊登于2017年7月25日香港《南华早报》）

来源时间：2017/8/4   发布时间：2017/7/31

旧文章ID：1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