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aweiliu_144071919_2882940930

2023-08-26

编者按：本文2023年8月21日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特授权本站转载。作者是中国百家战略智库主席、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当前中国经济⾯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幅萎缩潮、出⼊⼝下降潮、消费严重不⾜潮、债务连环爆煲潮、员⼯⼤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潮……投资、出⼝、消费三⼤经济引擎全部动⼒不⾜乃⾄死⽕。中国国家统计局⽇前公布的7⽉份经济数据，不是疲弱下挫就是远逊预期，明显呈现通缩特征。第二季度外资投资额只有区区49亿美元，同⽐下跌87%！中国恒⼤、碧桂园两⼤房地产巨头“债可敌国”，象征整个⾏业崩溃累及相连产业陷⼊危机……以致美国总统拜登惊呼，中国经济下滑对世界犹如“定时炸弹”。

中国坊间流传段⼦：“经济新三⼤引擎是国家统计局、中宣部、新华社”“挽救经济的⼯具箱⾥只剩喇叭(意即‘靠吹’)”。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改⾰开放以来一路⾼歌猛进，为何数年之间⻛云突变，急剧下滑？一句话：问题在经济，根⼦在政治。

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1966年⾄1976年⽂化⼤⾰命，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1978年5⽉，胡耀邦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批⽼⼲部；为所谓“地主、富农、反⾰命分⼦、坏分⼦、右派分⼦”摘帽，恢复公⺠权；在这基础上，1978年底，在邓⼩平等⽼一辈领导⼈推动下，⼤陆政府⼗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中⽌“阶级⽃争为纲”，将⼯作重⼼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开启了改⾰开放新时期。这之后，农村改⾰，废除⼈⺠公社制，包产到户；开放沿海城市；允许私营企业进⼊市场，⼤量吸收劳动⼒；到海外招商引资，港澳台、美欧⽇企业不仅带进资⾦、先进科学技术、成套设备，⽽且引进市场经济、法治、知识产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观念；随着2001年中国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搭上经济全球化快⻋，在国际分⼯中成为世界⼯⼚，积累了世界最丰厚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

中美友好是经济发展重要动⼒

必须指出，改⾰开放之初，邓⼩平等⽼一辈领导⼈努⼒达成如下党内共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开放；⽽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对美关系，是改⾰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冷战格局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事实上，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到⽀持中国加⼊WTO，对中国开放市场，⼤量进⼝中国商品；美国企业⼤规模投资中国；向中国输出尖端科技；每年为中国培养⼤量留学⼈材，中美友好互利共赢，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动⼒之一。

改⾰开放头30多年是稳步上升轨，近年来却陷⼊螺旋式下降轨，透过现象看本质，令经济逆转最根本原因在政治。

第一，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陆政府政治上中⽌阶级⽃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因⽽解放了⽣产⼒。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坚持“⻢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争哲学，滥⽤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造成动辄误触法⽹的⼼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不前。

尤其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政治体制改⾰，反⽽套⽤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腐败野⽕烧不尽，春⻛吹⼜⽣。更有甚者，视司法独⽴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的⾃由市场经济，束缚了⽣产⼒的发展。

第二，经济上升期是在认识上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在政策上⿎励私营企业发展，保护“傻⼦⽠⼦”年⼴久一类⺠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和⼈身安全。

但近年经济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退”的恶果：在认知上⽚⾯强调“党领导一切”，与⼤陆政府⼗三⼤报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向背道⽽驰，在私企、外企设⽴党委、党⽀部，令国务院颁布的《公司法》《物权法》规定的企业⾃主权形同虚设，私企因此担⼼随时会发⽣“第二次公私合营”。此外，在舆论上“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论”“私企职⼯共管共享论”此起彼伏，令投资者⼈⼼惶惶。

在政策上，地⽅政府视私企为⾲菜，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发展到“乱⽴案、乱抓⼈、乱没收”，将对私企的罚款没收作为政府创收⼿段之一。河北省著名农⺠企业家孙⼤午被罗织罪名⼊狱，⼤午集团巨额资产被贱价拍⾛，巧取豪夺令⼈⼼寒！所谓“⾏业整顿”充满随意性，一纸公⽂消灭一个⾏业，毁掉一批上市公司并⾮神话，⽽是现实！

勒令移⺠公司交出移⺠档案

种种不公正待遇令私营企业家发出“利⽤我们是你们(⼤陆政府)⽆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陆政府)崇⾼的理想”的哀鸣，投资信⼼尽失，因⽽“润(RUN)”意顿⽣。

如今，官⽅⼜透过打击移⺠公司，勒令交出移⺠档案企图刹⽌“润潮”。中国私⼈企业和国际外资企业都是私有制的产物，⽬睹私企悲惨遭遇，外企⾃然兔死狐悲，⼼有余悸，感觉中国投资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避之则吉。私企、外企两⼤经济主⼒军信⼼⼤失，中国经济岂能不⾛下坡？

第三，经济上升期重要原因，是⼤陆政府在思想上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令整个社会形成允许独⽴思考、敢于探索，有利于激发原创动⼒的良好氛围，故此⼈才辈出，万众创业，明星企业⼤量涌现，促进⽣产⼒发展。但近年经济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正是有⼈违反⼤陆政府中央第二份历史决议关于“禁⽌任何形式的个⼈崇拜”规定，⿎吹“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把个⼈崇拜推向新的⾼峰。

后邓⼩平时代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疾⽽终，⼲部队伍中吹⽜拍⻢之辈当红得道，弹冠相庆。相反，正直敢⾔能⼲之⼠遭逆向淘汰；加上乱划敏感词汇，乱订封号标准的⾔论、⽹络监控，导致社会上万⻢⻬喑，纠错机制缺位，以致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规律、违反⾃然规律乃⾄违反地缘政治规律的充满随意性拍板畅通⽆阻，给经济运⾏带来巨⼤冲击和惨重损失。

泛政治化环境窒碍经济发展

例如冠病疫情三年，泛政治化成⻛，将明明是科学问题的公共卫⽣政策探讨，⽆限上纲为制度之争，提出不切实际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号，任意封城封路封关，停⼯停业停产，企业的⽣产、流通、营运惨遭腰斩，居⺠的⼈权、⼈身⾃由、⼈格尊严乃⾄居住权、财产权被恣意践踏，造成次⽣灾害远⼤于病毒本身，令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重创，是中国继⼤跃进、⽂⾰浩劫之后的第三次⼤折腾，经济损失惨重、公⺠权利受到破坏、政府公信⼒跌落且后患⽆穷！

⼜如最近的河北省⽔灾，违反“⽔往低处流”⾃然法则，让海拔较⾼的涿州为“保护”海拔较低的雄安新区，⽆端成了泄洪区。涿州市⺠被拍脑袋⼯程祸害，⼈命财产损失惨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灾，七分⼈祸。

如此投资环境，令⼈不寒⽽栗，⾃然窒碍了经济发展。

第四，经济上升期重要动⼒之一，是中国在外交上将中美友好关系放到重中之重地位。正是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后，中国第一时间表态⽀持美国反恐，美国遂投桃报李⽀持中国加⼊WTO，让中国获得最⼤红利。但近年中国经济下挫，却与战狼外交有直接关连：君不⻅前⼏年国内一⽚“厉害了，我的国”⾃嗨，狂⾔“中国已在经济上、科技上、综合国⼒上全⾯超越美国”；扬⾔“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明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动辄宣称中国在某某领域“为⼈类指明⽅向”云云。

国际交往⽋缺⻛度，将⽑泽东、周恩来的“外交⽆⼩事”“有理、有利、有节”遗训抛到九宵云外，撒野成惯性，四⾯树敌。尤其是去年2⽉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一不定性俄⽅⾏径为侵略，二对俄侵略罪⾏坚持不作谴责，三依然宣称“中俄友好⽆上限，合作⽆禁区”“会在各⽅⾯予以策应”；中国舆论场叫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动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正义⽃争”……并且在⼤多数国家对俄侵乌的谴责声中，坚持与俄罗斯频繁进⾏海陆空联合军演，以致俄罗斯国防部⻓绍伊古表⽩“俄中不仅仅是盟友关系”。

连年推⾏战狼外交的结果，令中美关系跌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最低点，中欧、中英、中⽇、中韩、中澳、中加等关系全部跌⾄⼏⼗年来⾕底。一带一路、⼤撒币的结果，只是糟蹋了中国⽼百姓的⺠脂⺠膏，并没有换来真正盟友。

在⼤陆政府强调“⻢克思主义⾏”根本价值观、与俄罗斯抱团取暖、单⽅⾯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部署武统台湾等一系列事态演变⾯前，美国及⻄⽅发达国家盟友却意识到，基于国家安全和对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维护，有必要“去⻛险化”，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并在⾼科技领域的对华投资、交易予以脱钩，避免养⻁为患，反噬⾃⼰。

古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交上亲俄反美的实质表现，理所当然令中国逐渐失去美国和⻄⽅的资⾦、技术、市场，实际上终结了改⾰开放，重回闭关锁国，其必然趋势则是中国经济⼤幅萎缩、失业压⼒⼭⼤、⼴⼤⺠众重新返贫。

常⾔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美国和⻄⽅发达国家，经济繁荣、衰退、复苏、繁荣周⽽复始，有其周期性和相应的经济对策。但中国是政治挂帅，政治凌驾经济，⽽且习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衰，正是由于⼤陆政府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带来的恶果！

不受制衡绝对权⼒才是最⼤腐败

企图回归改⾰开放前那套原教旨社会主义，甚⾄回到阶级⽃争为纲、个⼈崇拜盛⾏的⽑泽东⽂⾰时代，以此求得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只会让僵化的斯⼤林政治体制下产⽣的各种社会⽭盾越积越多，越激越⼤。由此令私企痛感君⼦不⽴危墙之下，令外商惊悟危邦不⼊，则中国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资⾦链将“⽕烧连营七百⾥”，这是⽬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坍⽅，反令共产党政权安全地动⼭摇的原因。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语重⼼⻓地警告：“如果不进⾏政治体制改⾰，经济体制改⾰的成果就会得⽽复失，类似⽂化⼤⾰命那样的历史悲剧，也有可能重演！”须知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才是最⼤的绝对的腐败，且是各领域包括官场、军队、司法、外援撒币、医疗药业、教育、⼯程等等腐败的总根⼦！

药⽅并不难开：政治体制改⾰，包括实⾏宪政⺠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保障⾔论新闻⾃由进⾏舆论监督……是保障经济⾼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

越南推⾏⾰新开放，政治上从党内⺠主扩展到社会⺠主，带动经济健康蓬勃发展，对外关系包括对美俄⻄⽅及亚细安友好融洽。样板就在眼前。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问题是，从井岗⼭到延安到⻄柏坡到登上天安⻔城楼“一路⻛尘一路歌”的农⺠起义军领袖第二代，在“打江⼭，坐江⼭”的历史惯性思维下，有通过政治体制改⾰，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魄⼒吗？

作者：张涓

2023-08-24

本周，《美中科技合作协议》（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到期。拜登政府在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强大压力之下，决定采取权宜之计，延长该协议六个月。

周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这条消息，称美国寻求“进行谈判以修改和加强条款”，《美中科技合作协议》将在未来六个月继续有效。

拜登政府如完全终止协议或者续签协议都将对目前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外交部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美科技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应该续签该协议。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在接受NBC采访时指出，该协议在促进两国科技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续签将表明美国“确实在对中国发动新的冷战”。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在对华政策上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华外交。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旨在重挫中国先进半导体芯片研发和生产的措施。就在几周前，拜登又签署了限制美国对中国包括例如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与此同时，白宫也试图缓解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最近几个月，拜登政府的多位高级官员访问了北京。美国商务部长罗蒙多也将在8月底访问北京。但有迹象表明，北京对这些来访并未太“上心”，它认为拜登政府显而易见是阳奉阴违，对华政策的实质是继续遏制中国。因此，《美中科技合作协议》能否续签是北京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

这份协议是1979年1月由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共同签署的，每五年需要续签一次，历届中美政府一般会例行性续签这个协议，但有时会增加一些修订性内容。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在决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前续签了这一协议。

曾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负责两国科技合作的沈岱波 (Deborah Seligsohn)说，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签署了近60项类似协议；而中国政府也与其他64个国家有类似协议。换句话说，两国基本上与所有发达国家和重要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的协议。因此，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说，终止这个协议对中美关系的信心指数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这份协议是一份概括性、纲领性的协议，并没有具体的合作细则，也不包括任何合作计划预算。它只是设定了一个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两国通过谈判和磋商，就具体的合作项目达成共识和协议。自1979年首次签署该协议以来，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已通过该协议的指导原则，签署了近100项协议书，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科技合作。

今年8月27日，协议又到了五年续签的日子。中国政府希望该协议得到续签，并表示愿意讨论美国想要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就像过去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进行的谈判一样。但是，美国国内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比较激烈。对华强硬派认为应该完全终止这个协议，因为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和脱钩现状已经使得这一协议的续签毫无意义。另一派则认为协议在做出一定的修改之后应该续签，续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拜登政府决定将协议延长六个月，这也意味着支持和反对这个协议的势力将在美国立法和行政的各个领域继续较量。《美中故事汇》总结了两派的基本观点，以飨读者。

反对方：

反对《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续签的大本营在美国国会。

6月27日，10 名以反华著称的国会议员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写信，要求终止《美中科技合作协定》。这封信由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领衔，他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份协议让中国受益，使其可以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并最后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信中还指责中国利用学术交流、工业间谍、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手段让中国在竞争中获益。

支持派

8月21日，斯坦福大学的两名教授Steven Kivelson和Peter F. Michelson给拜登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续签《美中科技合作协议》。两位学者在信中写道：

“我们承认存在合理的国家安全关切，这要求美国限制对某些研究和信息的公开。然而，正如《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第189 条（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NSDD）规定，此类信息应该是保密的，而美国高等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及其成果旨在公开发表，不应被归入 189条款的限制之内之内。我们已经见证了中美之间稳健和开放的研究以及信息的交流和人员的交往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好处。因此，我们应尽一切努力维持这种交流。我们可以证明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将直接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和我们的工作造成损失，影响大学的教育使命。

因为协议即将失效，我们非常希望尽快续签《美中科技合作协定》。该协议为中美之间的对话，以及制定关于科技合作和交流的具体事宜制定了框架，而中美之间的这些合作包括人文教育交流都使美国受益。美国应该续签该协议，不是因为中国愿意，而是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沈岱波 (Deborah Seligsohn) 宾州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政治学助理教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非常驻高级副研究员。

塞利格森在她的文章中列举了该协议带来的一系列具体的好处：叶酸补充剂在预防出生缺陷方面的功效；流感病毒监测项目改善了年度流感疫苗的有效率；减少中国空气污染的努力对美国西海岸的环境有好处；为美国科学工作者到中国进行研究提供保护；招募科研需要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等。

她还写道，美国不应因为北京方面的意愿而延长该协议，而是因为这样做显然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许多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深有裨益的具体科技成果都可以追溯到该协议的制定。

“虽然中美关系目前相对脆弱，但稳定两国关系的一种方法是更好地相互了解，这是该协议的一个关键好处。该协议使很多潜在的合作机会得以变成现实，不续签，就会失去许多此类机会，而协议的本身并不要求美国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该协议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并为美国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些宝贵的保护。鉴于所有这些原因，《美中科技合作协议》不应失效，而应按原样或经双方协商修改后予以续签。”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与技术中心（Berkeley Center for Law and Technology at UC Berkeley）

8月7日，伯克利大学法律与技术中心亚洲知识产权项目主任柯恒（Mark A. Cohen）在伯克利分校法律与技术中心举办了一场长达三小时的关于续签《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网络研讨会。

网络研讨会讨论了目前协议的框架、中国科研环境的演变以及美国如何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等话题。奥巴马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前主任霍尔德润（John Holdren）发表了主旨演讲。几位关注美中科技关系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也在会上发言。来自世界各地 300 多人从线上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同等竞争对手，美国在中国擅长的领域还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专家还认为两国的跨境合作研究往往质量非常高。

延伸阅读：柯恒，“续签《美中科技合作协议》不是问题”

Renewing the US-China STA is Not the Question

BY MARK COHEN 2023/08/13

On August 7, 2023, the Berkeley Center for Law and Technology hosted a three-hour webinar on renewing the 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 (STA).  The agenda and other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here.  A video of the webinar will appear shortly on the website as well.

The webinar discussed such topics as the structure of the current STA,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how the US could benefit from cooperating with China.  The program was keynoted by Dr. John Holdren,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r. Holdren was joined by several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who follow US-China technology relations, including myself.  Our audience consisted of over 300 people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general, our view was that as peer competitors, the United States now has much more to learn from China in areas where it excels. We have also learned that cross-borde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ften tends to b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see Caroline Wagner’s paper). As China becomes a hub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a part of that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The STA expires on August 27, 2023.  In its original form, it was the first bilateral agreement signed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in 1979.  It has both symbolic import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facilitating bilateral sci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have already written to oppose its renewa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unresponsive to inquiries about accomplishment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current S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as a controversial element of the current STA.  To address IP-related issues, the current STA was amended from prior versions. Certain IP concerns had originally been raised by me when I was at the USPTO.  I opposed renewing the STA unless it was revised to address unclear ownership 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arising from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hose concerns arose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f Technology Import/Export Regulations (the TIER) and the STA.  The TIER required that China own any improvements to technology developed in China; the STA mandated equitable sharing arrangements.    Moreover,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alone could not resolve this conflict.  The TIER was a regulation adop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was therefore legally superior to the MoST-drafted and negotiated STA.  Higher-level political involvement was necessary.

The current STA was renewed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September 2018, which was about six month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d WTO dispute procedures with China regarding the TIER.  To address the TIER issue, a revised STA contained numerous workarounds of the conflict, including a provision calling for UNCITRAL arbitration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During the time when I was in the government, MoST exercised a positive role in seeking to address our concerns. I met with MoS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gricultural research officials, and other users of the patent system regularly when I represented the USPTO at the US Embassy. Perhaps MoST involvement also helped facilitate the TIER finally being revised in March 2019. 

A new STA should also include better management, better coordination, and increased candor, as I briefly discuss below:

Improving the STA.   The current text refers to a 1967 WIPO Convention def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is convention is 12 years behind a similar agreement of 1979, which is old compared to the TRIPS Agreement, which also needs to be updated.  Among the updates that are needed are provisions to address the role of data, including biometric data, comprehensive trade secret measures, open-source models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 to name but a few. A revised model STA could also help to modernize US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ith our other global partners.  Its implementation could also en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internationally engaged, which is where some of our best research occurs.

Better management. Much of the work product from the STA materializes in jointly published papers or other output.  The STA should provide for stronger regular oversight provisions, including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patent filings and publications from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he current framework for publishing papers may also need some adjustment.  Differences in grace period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could also make it difficult to prosecute patents in China once they have been disclosed in a publication there.  Issues involving data security, foreign filing licenses, and tech transfer will all need to be worked through.  The team should also work through any legal impediments to collaborative research so that issues do not take 17 years to resolve, as was the case with the TIER.

The US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better monitor patent filings and grants. When patentable ideas are developed, the team should also work to ensure paten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relevant markets as well as commercialization where appropriate.   Prof. Joanna Lewis’ research on clean energy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under a prior STA showed that Chinese researchers filed pat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United States researchers did not file patents in China.  While I was working at the USPTO prior to the STA renewal (around 2017), the PTO analyzed patent filings made at the USPTO where there was a disclosure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a Chinese-resident coinventor.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over 400 granted patents meeting those two criteria.  The patents originated with NSF, NIH, DOE, and other government sources.  In at least two instances, we found Chinese patents filed by the Chinese collaborator that appeared to be improvements upon the original US government-sponsored filing but failed to cite the earlier US patent and did not reflect any US interest in the issued patent.   In fact, two researchers involved in one of those patents were recently cited in a recent Strider report reg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bilateral cooperation (available on the BCLT websit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by themselves should not derail the renewal of the STA, although they can affect the type of cooperative activities both sides undertake.  In addition, as John Holdren noted in his keynote, STA collaboration can provide important windows into the state of Chi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to better assess our own competitiveness.

Elimination of the TIER does not mean that other legal issues involving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ve been resolved.  For example,   the “Regulations on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Completed by Chinese Scholars Abroad” (1986) (see the BCLT resources page) requires Chinese scholars overseas to reveal potential patent disclosures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the context of our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a. I also believe that we should strongly encourage CNIPA to drop its procedures that permit anonymous filings of patents, which thereby facilitate the conversion of trade secrets into patents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the rightful innovator.

Better coordination.  I was pleased to hear Dr. Holdren praise USPTO’s involvement in the US-China Innovation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critiques of trade policy discussions in that venue.  I believe that innovation discussions need to be led by the science agencies in the US government.  However, other agencies, the private sector, universities, and state governments involved in STA-sponsored projects may need to be involved.

More candor.  A good first step would be for the White House to report on the accomplishmen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urrent STA.  While we had a good discussion on August 7, it would also have been better informed if we had been provided with updated data.

There are risks to not collaborating with an emerging science superpower. There are also risks if we do collaborate.  A newly imagined bilateral mechanism for manag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uld bring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both countr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itigating a range of IP and science-related risks.  The proper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we should renew the STA but whether we can effectively manage and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f we wish, we can begin with some of the least risky / most beneficial types of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build from there. This could also be a good step toward repairing a badly fractured relationship.

作者：美中故事汇编辑

2023-08-23

美东时间：2023年9月7日下午5点30分

北京时间：2023年9月8日凌晨5点30分

点击这里报名线上听讲（报名后会自动收到zoom视频）

点击这里报名线下听讲

Atlanta (September 7, 2023) – The Carter Center China Focus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third book talk in its Chinese Politics & Society book talk series. This event is organiz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a Research Center, East Asia Collective, and the Department of Russia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t Emory University. The book series has previously featured Bin X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Emory University, on his recent book The Culture of Democrac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 Society (Polity, 2022) and Fei-Ling Wang, professor at Sam Nun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n his recent book The China Record: A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SUNY Press 2023). 

This book talk will feature Dr. Brantly Womack, Professor Emeritus of Foreign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on his new book Recentering Pacific Asia: Regional China and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The magnitude and grav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cific Asian region (East Asia, Greate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more generally of the post-2008 global order, require a reassessment of our basic framing of regional and global dynamics. At the global level, we are now well beyond a situation of accepted American leadership, and a transformational “rising China” has morphed into a more troubled–and troubling–“risen China.”  While China is the largest obstacle on the American horizon, the two are not boxers in a ring, but rather rivals with very different ecologies, assets, and challenges. China is primarily a regional power.  While “regional power” might sound demeaning— “only a regional power,” its region has become key to the prosp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By contras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global from its beginnings and has been the major global power for a century.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is asymmetric in every respect: situations, dynamics, histories, and resources.

China has again become the central presence for its Pacific Asian neighbors and, taken as a whole, the regional economy of Pacific Asia is now bigger (in PPP terms) than the American and EU economies combined. While China has also become a global power, the cohesiveness of Pacific Asia will be the major determinant of any larger roles for China. Currently regional economic connectivity is impressive, but politically China’s growth, economic centrality, and domestic illiberality cause deep concerns among its neighbors about its intentions. Meanwhile, a higher dimension of uncertainty is added to the region by emerging great power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major task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to counter China’s centrality in Pacific Asia, but rather to understand it. 

Join us for this book talk with Dr. Brantly Womack on September 7, 2023 at 5:30 PM ET.  To attend in person, please register here and visit Emory Student Center (Multipurpose Room 6), 605 Asbury Cir, Atlanta, GA 30322. To attend the event online, please register on Zoom here.

Pizza and re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作者：斯韧

2023-08-23

 从卡特总统2014年9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宣布首届美中青年学者论坛开始到今天已经接近9年时间。这九年，世界变化多端，美中关系变得面目全非，疫情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氛围。经反复协商，卡特中心决定它的“美中青年学者论坛”与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School of Global Policy & Strategy） 的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和复旦加州大学中心共同主办的“美中青年学者年会“合二而一”，统称为“美中青年学者论坛”（U.S.-China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卡特中心始依然负责选拔对两国关系的学术研究颇有成就的两国青年学者参会，后者遴选对中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有不同凡响的美中青年学者。

 本届论坛将于2023年8月29日到30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论坛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中国国家与社会“（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ime of COVID）。卡特中心为会议推荐了7位研究新冠大流行期间美中关系面面观的学者，他们将通过两个单元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第一单元的题目为“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发展（Chinese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VID-19 Era），第二单元的题目是“新冠疫情时代的美中关系”（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VID-19 Era）。七位青年学者分别来自美国和香港的大学。

两个单元的具体细节如下：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VID-19 Era

Chair: Haifeng Huang, Ohio State University

1. Zenobia Chan, Princeton University: “Handshake Dilomacy: Senior Leader Visits and Chinese Influence”
2. Weifang Xu,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Dual Effect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3. Aurora Sun, Princeton University: “COVID-19 Diplomacy and Authoritarian Ambitions”
4. Rosemary Pan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International Mudslinging in Vain: An Experiment on COVID-Related Propaganda and Overseas Nationals’ Support for Autocratic Government”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VID-19 Era

Chair: Yawei Liu, Carter Center

1. Kacie Miura,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A Perfect Storm: Power Transition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2. Jackie Wong,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on’t Say I Haven’t Warned You: China’s Official Rhetoric and Costly Actions”
3. Dongshu Liu,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oes ‘Wolf Warrior’ Diplomacy Affect Public Approval of the US-China War? Evidence from Two Experimental Surveys”

历届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回顾

2014年9月，由美国卡特中心和中国的《环球时报》共同主办的首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国西安交通大学成功举办。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美两国的20余位青年学者针对“如何在当今动荡中构建未来的中美关系”这一主题发出了属于青年一代的声音。中美两国知名专家，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将军、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出席论坛，现场点评青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修改意见。

2015年10月，第二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举办，中美两国青年学者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影响下的未来国际格局”这一主题带来其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参与本次论坛的青年学者还现场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金莱尔（Lyle Goldstein）教授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2016年9月，第三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国南京大学举办。中美两国青年学者就“中美教育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一主题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阎学通、艾大伟 （David Arase）、沈丁立等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及中美教育交流研究领域权威陶泰瑞（Terry Lautz）应邀出席论坛。

2018年1月30-31日，第四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在卡特中心、埃默里大学举办，这届论坛关注的主题为在中美关系中国家认同和政府决策之间的联系。期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学者和媒体工作人员还就“中国19大之后的外交政策和美国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展开了对话。对话由卡特中心高级顾问柯白（Robert Kapp）主持，对话人分别为南京大学的朱锋、《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和丁刚、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的方大伟 （David Firestein）、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的戴博（Robert Daly）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高龙江 （John Garver）。

2020年6月30日至7月3日，第五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由《环球时报》社、美国卡特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在线上共同主办，数十位两国青年学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了此次“云会议”，围绕“中美关系的现状、未来与青年角色”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在五天的会期中，来自中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从历史、国际政治、国际法等多个维度对中美关系进行发言讨论。此外，本届论坛还邀请了《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原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王缉思，美国全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等中外知名学者作为演讲和点评嘉宾。

2021年4月10日是中美兵乓外交50周年，《环球时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美国卡特中心在线上共同举办了“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五周年纪念–特别活动”，邀请历届参与论坛的青年学者云端重聚，与中美关系领域资深学者共话未来，促成中美两国年轻一代学者相互交流、增进了解，为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建言献策。美国总统卡特为这次会议发来了贺信。

第六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于2021年9月22日到24日上午9点到11点半在线上举办。这次论坛的主办单位分别为美国卡特中心、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环球时报》和美国外交官（The Diplomat）杂志。这届论坛的主题为中美关系及其国内因素。著名中美关系学者、前官员和媒体代表贾庆国、谢淑丽（Susan Shirk）、苏格大使、胡锡进等将在9月22日的开幕式上致词。9月23日，论坛主办单位宣布了首届中美关系有奖征文的获奖作者，他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的Duan Xiaolin（他的论文“Is China’s External Propaganda Hijacking its Foreign Policies?”获吉米·卡特中国外交政策最佳论文奖）、马里兰大学的Wang Guan（她的论文“Speaking With One Voice? The Bipartisan Consensus on China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获机密·卡特美国外交政策最佳论文奖）、和普林斯顿大学的Elliot Ji（他的论文“Building Discourse Power: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a-led International Normative Order”获吉米·卡特美中关系最佳论文奖）。

第七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暨有奖征文于2022年9月27-29日在线上举行。因为各种原因，本届论坛由卡特中心单独主办。这届论坛共分四个单元，分别为“美中关系与公众与政治舆论”、“美中关系中的科技与经济因素”、“美中关系与印太战略和大战略“及”美中关系与全球发展“。这次论坛的特色是递交的论文质量高，参与论文评议的学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人是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获得吉米·卡特最佳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论文奖的三篇文章分别为1）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助理教授Kacie Miura的文章“Explain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in the Xi Era”，2）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Zenobia Chan的文章“Affluence without Influence? The Inducement Dilemma in Economic Statecraft”和3）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博士候选人Jackie Wong的文章“Don’t Say It is Not Predictable: Chinese Official Rhetoric and Crisis Escalation”。另有三篇论文获得鼓励奖，它们分别是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候选人Philip Rogers和夏威夷大学硕士研究生Emma Hsu 的文章“There is No Entities List for Patent Filing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Huawei and ZTE as Patent Powers”，2）南加州大学博士候选人Shing-hon Lam的文章“Trade and Preferences: When Does the Public Support Trade War?”和3）苏世民学院2022届学者Mallie Prytherch的文章“Current and Future U.S.-China Relations Through the Eyes of Chinese Youth at Top Universities”。

作者：赵建

2023-08-16

编者按：中国财经媒体《第一财经》网站2023年8月11日发表这篇由中国西京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专家赵建博士撰写的文章。文章精辟地分析了近年以中美之间贸易战的影响。赵建认为，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很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坐收渔利，美国也没有陷入普遍预期的长期衰退，只有中国的经济遇到了顶头风。本站特转发此文与读者分享。如果把此文与克鲁格曼的时评“中国经济放缓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对比来读，相信读者会有更多的感受。8月16日，赵建博士在西京研究院微信公号发表以下严正声明：“最近几天，几家海内外自媒体、大V对本人的一篇文章（已做删除处理）进行歪曲夸大、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制造抹黑中国经济的标题和观点，传播“中国是唯一输家”、“中国经济急速坠落”等不实观点。本人对此十分愤慨，特此予以澄清和谴责，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法律权利。”

我们最近一年的宏观研判，对于复苏节奏，对于通缩及下行周期的严峻性，对于汇率和股市的谨慎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也有几个没看准的地方，其中之一，是高估了全球衰退的概率，尤其是高估了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概率。

反思原因，除了低估了美联储创造和修复资产负债表周期的能力和发达市场经济对风险的群体免疫力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没有看到全球供应链在去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让越来越多中国过去的竞争对手坐食渔翁之利。他们坐食来自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外移的资金、订单、资本、财富、人才、产业链等，自身赚的盆满钵满，减缓了周期性下行的压力。

比如新加坡坐食中国金融资本和私人财富外移的红利，万亿美元财富从香港和内地转移到了新加坡，让其不费吹灰之力就承接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再比如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坐食了从中国外迁的产业链和订单，尤其是墨西哥，利用与美国的地缘优势，一举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连美国自己，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2022年以来制造业投资竟然创下历史新高，制造业投资真的在回流了。特朗普用贸易战没有实现的目标，拜登政府却用国际政治手段轻易完成了。

而相对应的，则是中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增速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下滑，进入6月份和7月份，下滑的速度开始加剧。最新的7月出口数据，用美元计算已经下跌速度已经到了-14.5%，创下疫情以来最大下滑记录。FDI下降更是严重，创造了本世纪以来的历史新低。FDI的下滑有更大的指向性意义，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基于更加长远的考虑，代表着世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因此这些变化虽然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是不可逆的长期原因。这个从中国在全世界的贸易份额占比持续下降中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国际贸易和政治秩序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知道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大部分时间都牢牢占据着“世界工厂”的“C位”，将几亿劳动力纳入到了全球总供给曲线，为全世界尤其是创造需求的欧美发达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成就了自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无论是中国的国力，还是普通大众的生活，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善。

为什么进出口或国际经贸往来如此重要？有人说从总量计算，出口带动的GDP也就那么一点点，而且要被动的经受外部环境的波动。比如2009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需求塌缩，中国的经济也立即出现大问题。的确，从GDP总量计算，出口的贡献并不高，但是要清楚的一点是，从事出口生意链上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和制造业，具有非常高的就业密集度。据商务部统计，外贸出口带动的就业有近两亿人，拉动的产业链纵深非常高，因为出口领域的市场体系相对完善。这也是外部需求出现问题很容易会让国内产生巨大寒意的重要原因。

其次，出口换汇也带动了进口，也让老百姓可以到全世界购买好的商品和服务（教育、旅游和技术等）。虽然从结构来看，与出口不同的是，进口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进口的东西主要都是来自上游的能源、矿产、粮食和核心技术与材料，但是后来普通大众的海外消费与投资也在快速提高，让中国人民也感受到了世界工厂的福利。

最为重要的一点，国际贸易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世界和平环境。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一改一百多年前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关系”，通过打开国门以市场的准则进行利益交换，取代了野蛮的充满了血与火的战争与侵略。国际贸易让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以和平的姿势崛起，这不得不说是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世界的幸运。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制造福利和繁荣的同时，也在加剧一些矛盾。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国家战略、治理结构、外交风格及综合国力等发生巨大变化，同时美国民主政治也在快速的衰退和异化，特朗普及背后的右翼民粹力量横空出世，大国政治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米尔斯海默所预言的悲剧。自2018年开始，以中美关系为典型，开始是贸易战，后来上升到科技战、金融战。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开始采取以内循环为主导的新发展战略。对于国际经贸格局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来自中国“拱手相让”的机会，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让其他国家坐收中美大国博弈的渔翁之利。要知道中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工业增加值、国际贸易份额、吸引的FDI等等，基本都是占据全球三成到四成。今天，即使中国退出份额的一部分，也给其他竞争对手带来巨大的资源外溢。对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甚至包括日本等国家来说，站在他们的角度，就是巨大的“去中国化”红利。

对中国来说，也很可能低估了摆脱外循环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让内循环成为主导模式的难度。这是一个重大的范式转变，这意味着过去积累建立的二元结构短期内要发生剧变，对宏观风险缓释能力大大降低。内循环要循环起来的一个重要条件，不是供给侧（解决卡脖子技术），也不是需求侧（消化大量的产能过剩），而是分配侧。既包括收入的分配，居民部门的份额还是偏低，得到的转移支付和福利水平也是偏低；也包括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偏高，无法释放充足的需求，以便在短期内替代被砍掉的外循环。在这些根本性问题无法短期解决的情况下，就让双循环退化成单循环，难免会发生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

在今天全球化大变局的漩涡里，并非都是输家。中国内循环战略的重大转变，由此“拱手相让”的订单、资本、财富、人才和产业链等，对很多国家就是一种“红利”。或者说，这一次，中国又为全球没有发生周期性的大衰退，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自己需要面对更大的长期需求不足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