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2月23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赵通博士在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网站发表了题为“认知差异与中美关系的文章”（The Perception Gap and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文章有中文版本，本站特转发以飨读者。本站还曾翻译了赵通博士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信息隔离或酿悲剧？对台海危机产生根源的探讨”（How China’s Echo Chamber Threatens Taiwan）。
当前，中美关系存在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根本性挑战，那就是双方面临着严重且越来越明显的认知差异。双方在大量基本事实问题上有着不同理解，也因此对彼此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存在不同看法。这种认知差异非常巨大，致使双方似乎已不再能够真正理解对方。比起对话，双方往往是各说各话，导致双方对对话的价值日益失望。
相较于多数国际分析人士经常提及的虚假信息或宣传，这种认知差异体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虚假信息和宣传是指在明知不真实的情况下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相比之 下，认知差异则是另一种情形，即双方真切认为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是真实的，同时认为对方是在故意传播谎言。
有个近期案例可用来说明这种认知差异，即美国出资在乌克兰和其他国家成立生物实 验室的问题。中国专家公开发表的研究以及笔者私下与他们的交流显示，（1） 包括中国政策精英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似乎真的相信美国一直在这些生物实验室实施涉及生物武器的非法研究活动，如果情况属实，这将严重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也真的相信，这些指控是俄罗斯故意制造、中国故意散布的虚假消息。多数美国政策专家认为，很难相信自1975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以来，美国一直在进行被禁止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
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中美认知差异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现象，几乎渗透至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双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要的事实问题（例如谁发动了朝鲜战争）乃至最近才发生的事件（例如美国是否故意挑起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上都存在分歧。在中国国内问题的性质（例如新疆再教育营发生的事件）以及国际问题（例如美国是否利用中国作为替罪羊来掩盖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源自美国军事研究机构的可能性），双方同样存在分歧。（2）
在社会层面，两国人民之间同样存在这种认知差异，这是因为几十年来，两国普通民众长期接触不同的新闻和消息，致使他们现在似乎生活在平行宇宙里，对当今世界形 势及其产生根源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两国的政策专家和精英之间也存在这种认知差异。他们和自己的同胞一样，在相同的信息环境里成长、生活，也同样受其影响。在上述例子中，笔者私下的谈话显示，绝大多数中国安全政策专家，包括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研究工作的专家，似乎与中国民众一样，也认为美国在遍布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里从事非法活动。即使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也无法摆脱中国主流观点的影响。 尽管高层领导人可以接触到绝密情报，但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顾问、分析师和专家， 而这些人的观点又往往深受国内主流言论的影响。高层领导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及其前任为了塑造普通人思维和观点而设计的国内信息管理机制，最终也会反过来影响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这种系统性认知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上述例子中， 中国确信美国在生物实验室里从事不法行为，认为美国否认这些指控，只是试图掩盖在国际社会眼皮底下犯下的罪行。北京还认为，美国反对启动国际调查，便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对国际规则采用虚伪的双重标准，而华盛顿则认为中国散布这些虚假信息并呼吁展开国际调查是荒谬的，恶意满满。这些观察结果让中国人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在追求地缘政治利益时很少尊重法律或道德原则；而让美国感到沮丧的是，中国故意撒谎表明他们无意改善双边关系，反而证明了北京政府本质上并不值得信任。换句话说，认知差异致使双方对彼此的行为模式、内在特征以及基本公信力和诚信度进行极度负面的解读，进而破坏了双方进一步接触的兴趣。
在中国，有这么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战略文化的本质截然不同：有人认为美国的战略文化天生就是霸权主义，而中国和平文化里的非暴力基因使中国无法实施暴力或不法行为。例如，中国领导人一再声称中华民族血液里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并将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完全归咎于美国霸权主义。（3） 中国领导人、专家和普通民众对美国的专横文化和中国的和谐文化深信不疑，他们越来越相信中美制度的运行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且他们认为这将引发紧张局势，使双方难以和解。
例如，中国有个主流观点认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受到美国霸权文化的影响，在推行军国主义外交政策方面发挥着特别负面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中国人认为中国军工复合体是一股纯粹的正义力量，是和平的支柱，且不像美国军工复合体那样有着根深蒂 固的自身利益，进而决定了其在国内政策辩论里扮演的角色。虽然中国的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远不如美国透明，面临的国内制衡也少了很多，但中国坚信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出于贪婪而引发战争，而中国的军工复合体秉承自我牺牲和热爱和平的本性，为促进和平而做出贡献。（4）
理解这些观点很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着双边关系。当中国将双方日益紧张的关系归咎于对方文化或社会制度不可改变的内在特征时，就会降低通过对话或劝导来解决双边争端的信心或希望。相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必须发展出令人敬畏且美国不得不承认和尊重的强大实力来战胜美国。这些观点助长了中国日益增长的以力量为中心的思想，刺激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而在美国方面，对中国日益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其对外交和安全政策之影响的担忧也产生了类似效果，使华盛顿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前景越来越失望，并更加坚信有必要强化自身硬实力。这给双方有效遏制和管理军事竞争与对抗带来了真正的挑战。
现在与历史之间的联系
诚然，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管理严密的信息环境里，有些人的消息也会比其他人更加灵通。在上述有关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指控中，少数中国专家、官员和媒体工作者似乎认为中国可能“夸大”了美国生物实验室的相关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利用假情报削弱敌人方面堪称真正的世界大师， 中国只不过是在借鉴它们的经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有理由使用“非正统”措施， 如针对无赖的敌人采取假情报行动；这些为数不多的政策精英虽然对事实有着不同于 大多数观点的解读，但他们经常不会去澄清事实，也不会去质疑普遍的认知。
当前，双方对彼此行为和意图的认知差异，也源自于双方对彼此的历史记录存在相互矛盾的解释。中国对美国历来是否遵守国际规则和道德原则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将美国视为一个正派和通情达理的合作伙伴。遗憾的是，从20 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到1999年的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从2001年的 EP-3撞机事件再到今天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在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争端上，双方对基本事实问题的解读均存在分歧。（5） 从很大程度上讲，过往双方在事实和过错行为的归因上产生的这些分歧不断累积，便导致了今天的认知差异。每出现一个新的分歧， 认知差异就会加深，以力量为中心的思想相应地也会得到强化。这也是为什么两国越来越难针对当前争端的起因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新的争端往往根植于旧日矛盾，且总是与更广泛的历史恩怨和整体认知差异交织在一起。
话虽如此，可以说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也曾处在类似局面，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信息和认知差异。即便没有直接处理认知差异，华盛顿和莫斯科也努力尝试共同解决上述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赫尔辛基进程中，两大政治集团采取措施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深刻分歧，包括针对主权、人权和基本自由等棘手和敏感的问题展开谈判。两国还于1972年成功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协定》(Basic Principles of Relations Agreement)，通过一整套共同原则来规范两国行为及指导双边关系。
中美专家应共同研究此类协定在未来几十年内潜在缓解深刻分歧的实际效果，并探讨美苏冷战为当前中美两国管理紧张关系提供的历史教训。（6） 在政府层面，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来改善双边关系——即在合作解决工作层面的问题前，先要就基本和高级原则达成一致。华盛顿可以向北京发出积极信号，表达出探讨这种方法的意愿，并提议进行高层对话来解决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在此对话过程中，两国可以交流各自在信息和认知差异问题上的看法，并寻求针对遏制认知差异 及其负面后果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
展望未来
双方利害攸关，不能不尽一切努力来认识和解决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当前存在的认知差 异。从某种程度上讲，乌克兰战争便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深刻认知差异的结 果，因为多数俄罗斯民众和政策精英似乎基本赞同（即便没有明确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虽然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存在巨大裂痕，但中美之间的认知差异似乎更大，可能会引发比乌克兰战争更严重的后果。台湾海峡就是这种认知差异可能通过灾难性战争表现出来的其中一个冲突爆发点。即便两国在中短期内不会爆发重大军事冲突， 但认知差异仍将是双边关系的一个长期问题，这是因为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会发生巨大变化，而认知差异的缩小也是如此。
哪怕这个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解决，但双方充分认识到认知差异的存在和严重性 依旧很有助益。承认认知差异客观存在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包括损害自身关键国 家利益，是充分认识两国关系主要潜在挑战的第一步。迄今为止，我们还远未达到这 个目标。
愿意反思自身政策是如何造成认知差异的，这对于着手应对这一挑战至关重要。单一 的国内舆论环境是强化自以为是的历史和时事观点的完美温床。缺乏国内政策辩论和制度化审视与制衡，同样造成了内部回声室效应。应对这些内部挑战取决于每个国家 (自身的努力)。
在此方面，中美两国及其他国家的政策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和舆论领袖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政府政策和公众舆论的主要影响力量，但他们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附和甚至放大主流言论，有时会使不准确的信息或歪曲的事件解读传播开来，影响政府高级官员和公众的思维。为了和平与稳定的集体利益， 是时候探讨专家群体负责任行为的共同原则或规范了。政策专家之间也应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探讨如何维持一个跨国界的专家认知群体。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确实正在进入一场新型的冷战，专家群体承担着特殊的责任，来遏制而不是助长中美之间 的认知差异，并应努力使所在地区的民众免受不必要的大国冲突。
作者简介：
赵通是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访问学 者，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的资 深研究员。他常驻北京，主要研究战略性国际安 全问题，包括核武器政策、威慑、军备控制、防 扩散、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中国的安全 和外交政策。 此前，他曾任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及国际事务研 究中心斯坦顿核安全研究员。他还曾担任美国国 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非常驻WSD-Handa 学者，并曾就职于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他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取得了科技与国际事务 专业博士学位，并在清华大学取得了国际关系硕士和物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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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例如，参见This is China, No. 143: The Suspicious American Biological Laboratory (《这就是中国》第143期：疑云 重重的美国生物实验室)，2022年5月23日，http://www.cifu.fudan.edu.cn/c8/48/c412a444488/page.htm
（2） 例如，见贾平凡。“What Exactly Did the US Overseas Biolabs Do? (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3月26日, http://news.china.com.cn/2022-03/26/content_78132074.htm
（3） Xi Jinping Holds Video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 Joe Biden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2021年11月16日，http://www.news.cn/2021-11/16/c_1128068890.htm
（4） 例如，参见PLA – Peace Loving Army，2022年9月3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49682；Jia, Pingfan (贾平凡),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 “Monster” with a Penchant for “Cooking” War (军工复合体：一头嗜好“烹 制”战争的“怪兽”),”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4月16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2/0416/ c1011-32400752.html
（5） 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海军EP-3侦察机在南海上空距离中国海南岛约110公里的地方与一架中国F8战斗机相撞。在双方发生致命碰撞前，这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试图驱离美国飞机。中国飞行员一直没有找到， 而美国飞机在受损后在海南成功迫降。
（6） 一些欧洲学者探讨了欧洲-大西洋经验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例如James Goodby和Markku Heiskanen，“Toward an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sia 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and the Nautilus Institute,” 2021年8月12日，https://www.apln.network/analysis/commentaries/toward-an-organization-for- security-andcooperation-in-northeast-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