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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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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盖茨基金会联系主席比尔·盖茨,他说,你是我今年在北京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世界正在走出新冠疫情,人们应该多走动、多交流,增进了解。我常讲,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

6月28日,习近平向“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在信中说,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鼓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30多年过去了,“鼓岭之友”和两国各界友好人士深入挖掘鼓岭历史,积极传播鼓岭文化,为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交流而不懈努力。他还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希望大家把鼓岭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中美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壮成长,生生不息。【新华社报道:鼓岭故事是习近平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1901年,在襁褓之中的美国人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中国福州生活,1911年全家迁回美国。加德纳先生一直想要再回中国故园看一看,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在中国留美学生帮助下,加德纳夫人终于了解到丈夫魂牵梦萦的故园就是福州的鼓岭。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了解到这段感人的鼓岭情缘,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中国。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讲述鼓岭故事,引发两国各界强烈反响。“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28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主题为“传承友谊薪火 共创美好未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鼓岭之友”部分成员等中美各界人士参加。】

7月20日,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对基辛格说,你刚刚度过百岁生日,访问中国已经一百多次。这两个“一百”加在一起,使你这次访华具有特殊意义。习近平接着回顾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史。他说,52年前,中美两国处在一个关键转折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和你本人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作出中美合作的正确抉择,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既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人重情讲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不会忘记你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还说,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两国又一次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需要双方再一次作出选择。展望未来,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关键是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在此基础上,中方愿同美方探讨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稳步向前,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也将造福世界。希望你和美国有识之士继续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发挥建设性作用。

8月22日,习近平给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各界友好人士回信,感谢他们对中国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和亚洲运动会的良好祝愿。他在信中强调,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希望更多中美青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中美关系发展接续注入动力。相信“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各位朋友,将会继续为中美青年友好交往以及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8月29日,习近平复信美国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

习近平在信中说,感谢伊斯特布鲁克在来信中分享史迪威将军及史迪威家族几代人同中国友好交往的故事,从史迪威家族身上,我感受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史迪威将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解放和进步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对中美人民友好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民对此不会忘记。前不久,重庆市举行了史迪威将军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你发表了视频致辞,你的女儿、女婿和孙辈们也亲临现场。看到史迪威将军从事的中美友好事业已传承至家族的第五代人,我很欣慰。

习近平对史迪威的外孙说,回望过去,中美两国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并肩战斗;展望未来,中美两国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两国人民应该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扩大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我希望并相信,你和史迪威家族的其他成员将会继续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9月12日,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

习近平在信中说,得知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在中美两国传播飞虎队故事,越来越多美国青少年参与到“飞虎队友谊学校和青少年领袖计划”中来,迄今已有近500名飞虎队老兵和数百名老兵家属到访中国,我感到很高兴,并向你们表达敬意。

习近平强调,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延伸阅读

2012年2月15日,习近平在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与老朋友茶聚。【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基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1985年,正是通过结识多位淳朴热情的艾奥瓦州民众,习近平主席第一次近距离感知了美国人民。“对我来说,你们就是美国”,当时,他对马斯卡廷的朋友们说。马斯卡廷的普通民众同样通过习近平主席感知了中国。“您也是我们最早接触的中国朋友。尽管之前对中国人民存有疑虑,但和您相处后,我们对中国人民的一些负面看法就随之消失了。”当年的房东德沃切克夫人后来对习近平主席表示。】

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参观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的林肯中学。他对美国学生说,中美同学们要携起手来,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2016年9月4日,习近平在杭州G20会议欢迎晚宴上致辞时说,“140年前,1876年的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2019年4月21日,习近平复信美国高中学生。他在信中说,青年一代是中美友好的未来。希望同学们珍惜韶华、努力学习,为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贡献。百闻不如一见。欢迎你们有机会来中国看看。

2019年10月1日,习近平给美国前总统卡特生日贺信。他在信中说,“在你担任总统期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卸任后,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中国发展,积极参与推动中美友好交流合作。中国人民将铭记你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努力,共同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020年2月22日,习近平复信美国犹他州小学生。他在信中说,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很大的国家。中国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热情好客。汉语是世界上十几亿人使用的语言,通过学习汉语你们可以更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很高兴看到你们的汉字写得这么好,汉语学得这么棒。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取得更大进步,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2022年5月24日,习近平给美国艾奥瓦州友人萨拉·兰蒂女士复信。他在信中说,我两次到访美丽的艾奥瓦州,同马斯卡廷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人民友好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中国人民愿继续同美国人民一道,加强友好交流,推进互利合作,共同促进两国人民福祉。【外交部网站:萨拉·兰蒂女士曾于1985年接待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访问马斯卡廷市。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再次到兰蒂家中与美国老朋友们见面。近日,兰蒂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习主席对老朋友的珍贵情谊,期盼两国继续深化人文交往,增进了解和互信。兰蒂并附信向习主席赠送了她撰写的回忆录《老朋友:习近平与艾奥瓦的故事》一书。】

乔良: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

作者:乔良

2023-09-19

编者按:《中美印象网站》创建于2014年,是全球唯一用中文全面记录中美关系动向和分析双边关系走向的网站,上线之后深受世界各地中文读者的欢迎。2022年3月,网站因故无法在中国大陆登录。2023年5月,《中美印象》进入改版。改版网站应该在2023年年底与读者见面。《美中故事汇》从即日起转发《中美印象》特别受读者欢迎的首发文章。本文2020年5月4日在《中美印象》首发。网站下线时本文阅读量为77241人次。

【编者按:昨天,《中美印象》转发了乔良将军发表在《紫荆》2020年第5期的访谈《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之后,有一位读者提出商榷(附在乔良将军访谈之后》。今天乔良将军对这一商榷做了回复。乔良将军对如何、怎样与何时解决台海问题的论述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对这一重大问题最为精彩和精辟的分析与解读。我们欢迎读者继续参与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讨论。来稿请寄uscnpm2019@gmail.com。】
    随着特朗普批准《台北法案》,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又给中国拧紧了一道镙扣,使台湾下一步的走向,再次成了国人热议的话题,这种热议做为民意,不可能不影响到决策。但任何一项决策,都不是只根据舆情做出的,而是必须先考虑约束条件。决策者的决心或信心,取决于对如何打破约束条件的考虑,而不仅仅是迎合民意。从网络舆论看,不少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习惯或喜欢笼而统之甚至大而华之看问题、谈问题。如对美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一些人上来就是“打的一拳开,挡的百拳来”,”不打则已,打就打疼”。但怎么打,用什么打,打的结果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触及。对台湾问题也如是,张口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眼下不统,更待何时”?但你问他今夕何夕?如何深入虎穴得虎子?就语焉不详了。这种不考虑自身或外部约束条件,只凭决心或信心(更多的是头脑发热)就拍脑袋做决策的主张,名曰爱国,实为害国。

什么是对决策的约束条件?让我们以台湾问题为例来探讨一下:

其一,做为中国军人,我想让世界知道,经过20多年厉兵秣马,我们已做好了随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这一点,请世界包括美国不必怀疑。但为什么还不动手?因为要计算成本和收益,所以要选择时机。不可否认,大疫之下,美国手忙脚乱,军力收缩,的确貌似出现了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短暂窗口期,但除非此后的疫情发展使美国就此倒地不起,否则,仅仅抓住一个战术窗口,还不足以解决我们日后将面临的战略困境。所以,如何判断时机,选择时机,就必须通观全局。

首先是要弄清楚,中国当下处于什么时刻,什么阶段?一句话:千年复兴,机遇难得,将强未强,将成未成之际。虽已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且是唯一全要素生产国,但同时又是自身资源不足以支撑制造业需求,自身市场亦不能完全消化制造业产品的国家。这时,外部的约束条件,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国的兴起。何况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都还处在美元体系之下,虽然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高达三万多亿外储,但如果你注意到了今年大疫爆发,美国为摆脱困境,一次就超发美元6万亿,就不难明白,我们与美国的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当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还未摆脱美元约束的情况下,或全球经济与金融还处在美元体系中时,中国的任何决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都不能不考虑这一首要外部约束。这并非怕不怕美国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它对我的每一决策的伤害方式和伤害程度的问题,只有掂量清楚这两点,才会懂得如何趋利避害,或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确保中国自身利益最大化。

其次,既然眼下是中国千年复兴,将成未成之际,收复台湾,是否是当务之急?如眼下不收台湾,中国复兴就无法继续,甚至前功尽弃,那当然就只能果断出手,毕全功于一役,志在必得。但如眼下收台,可能欲速不达,反被其累呢?是否还要横下心来,不计得失,非收不可?因为从岛内情势看,文统无望,只能武统,但台湾问题并非陆台两家的内部事务,美国明摆着要插手其间且也有此实力。虽然我们判断美基本不会直接武力干预我攻台,但间接干预呢,不是有可能,也不是很大可能,而是肯定会。按美军设想,一旦发生台海之战,美军应不是直接对华开战,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中国,特别是用其海空优势,掐断中国海上生命线,使中国制造业所需资源无法输入,所产商品无法输出,同时通过纽约伦敦两大金融中心,掐断中国的资本链,必须看到,眼下虽遭大疫,加上金融危机在即,美国实力大减,但倾其全力走出上述步骤,还是做的到的。

逻辑推演到这一步,收台与复兴的轻与重,就不难掂量出来了。中国的复兴虽未必会被此一战打断,但肯定会让我们接下去的路步履维艰。这可不是说一句“大不了现代化晚实现几年”那么简单。台湾问题并非我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因为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收回台湾就可以满足这一大目标?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实现民族复兴更大的事业!一切都必须给这一大业让路,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

我不止一次说过,台湾问题,不管我们怎么强调它属于中国内政,但本质上仍是中美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深度介入,“台独”就是个伪命题。但有了美国的背后撑腰,”台独”就成了威胁中国主权完整的真问题。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势力,而在于要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也就是说,在中美掰手腕未分胜负之前,台湾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硬着头皮解决,也只能做成一锅夹生饭,让台湾成为我们背上的沉重包袱。因为台海一旦开战,资金全部撤空,企业全都关门,人员全都失业的孤岛,将让我们注多少资金去重振其经济,投多少人力去管理其社会?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这代价和成本难道不拖累甚至不拖垮复兴大业?在复兴之路上,中国是尽量轻装前进好,还是在外有美西压力,内有台湾重负下前进好?而一旦完成复兴大业,回头解决台湾问题不是更易如反掌么?那些一味主张现在就动手的人,真的连这笔账也算不过来?

其三,有人会问,你说机会不对,在不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亊也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才是正确的?我前面说了:在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时。有人等不及,说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我说,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但决不是干等,干等永远等不来这一天。

那么,要怎么等?要用美国担心什么你就干什么的方式等,如:要毫不犹豫地继续扩大中国的全要素制造业优势;要坚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抵销美元大量注水对中国财富的稀释和洗劫;要以支持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产业为抓手,把中国优先打造成数字化社会;要通过军工产业的长尾链效应,既拉动中国经济,又加快军力提升;要找到最捷径最有效的境外资源获取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的资源瓶颈一一还有很多,不一一穷举,一言蔽之,就是要不断提高和增强中国掰手腕的力度,也最大程度上压缩外部约束中国崛起的因素,让见高下的那一天提早到来,那时,没有了(或大大降低)美国因素,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试看谁敢做绊脚石!?

以上问题,都不是仅仅靠做好单一军事斗争准备就可以迎刃而解的,需要起码做好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准备,才可高悬战旗。对此,显然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看得很清楚,而我们中有些人则未必清楚。每逢台海风吹草动,必义愤群起,與论汹汹,造成决策压力,完全不知这正中美国人下怀。因为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效果,也是美国人想让台湾问题成为问题的原因。有了这个抓手,美国政府就可以一次次设计各种涉台话题,给我们挖坑,而我们也不假思索,一次次往里跳。这结果对谁有利,还用说吗?

那我们怎么办?继续让美国挖坑我们来跳?不,现在是结束这种游戏的时候了。中国只需要用一次实际行动(什么行动,可以让美国及台湾当局去猜),向台湾民众也向世界做一次郑重宣示:台湾在中国的”大炮”射程之内,这就是最后的真理,台独之心必须死掉。这就够了,其他废话少说。剩下要解决的,就是中国与美国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学会把美国给我们制造的台湾话题,用同样制造话题的方式怼回去,而不再随美国人给定的节奏起舞(怎么做到,还是留给美国去猜想)。这样,我们才能从美国人强加给中国的解决台湾问题的约束条件下摆脱出来。

本来,单单解决台湾问题并不难,难的就是如何解决那些约束条件。如果我们的思路,能从这些”约束条件“的约束下跳出来,即使这些约束条件还在,但我们却不再被其约束,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我方的转变,主动权就会王車易位,逐渐转向中国一边。这种思路,才应是我们决策的依据和出发点。在这一攸关国运的严肃课题面前,一切只凭热情或热血就下断言的说辞,都是轻率甚至轻浮的。中国的答卷上,只能有冷峻的,清醒的,不容置疑的实力,没有其他。

乔良: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 附商榷

作者:乔良

2023-09-19

编者按:《中美印象网站》创建于2014年,是全球唯一用中文全面记录中美关系动向和分析双边关系走向的网站,上线之后深受世界各地中文读者的欢迎。2022年3月,网站因故无法在中国大陆登录。2023年5月,《中美印象》进入改版。改版网站应该在2023年年底与读者见面。《美中故事汇》从即日起转发《中美印象》特别受读者欢迎的首发文章。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5月号。文章引发了海峡两岸及美国学者的激烈辩论。 《中美印象》2020年05月03日 发表此文,下线时本文阅读量为24956人次。

【编者按:乔良将军曾以《超限战》一书蜚声海内外的战略界。他常常以出人意料的视角在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上提出提出不同凡响的观点。这篇文章同样。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武统”台湾只争朝夕的时候,乔良将军却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能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他说,”当今世界,经济主权、金融主权、网络主权、防卫主权、资源主权、粮食主权、投资主权、生物主权、文化主权、话语主权等关乎国家利益和生存的方方面面,无不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领土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其他主权同样是重大的核心利益,甚至有时比领土主权更紧迫,更决定生死存亡。”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乔良将军的观点。我们刚刚转发乔良将军的文章,就有读者寄来反驳意见。这位读者说,”乔将军说现在武统会影响中国复兴大业,导致各国制裁,这个是有道理的,不少人都这么说,那什么时候武统不导致各国制裁呢?其实,乔将军不如像有的专家那样诚实地说,放弃武统或放弃统一算了。” 这一与乔良将军商榷的短评就贴在在乔良文章的后面,读者可以一起读。】

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各地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复工复产。但不容忽视的是,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或将对中国产生巨大的二次“冲击波”。近期,美国在多个国家启动了撤侨行动,并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全部撤离,特朗普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签署了“台北法案”。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在美国这些异常行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此次疫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哪些重大影响?中美及两岸之间会否因此爆发冲突?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又该如何应对?本刊记者日前就这些热点问题电话采访了国防大学教授、著名军事专家乔良将军。

文|本刊记者魏东升、庄蕾

美国下先手棋防止他国对己不利

记者:近期,美国在多个国家启动撤侨行动,不仅如此,美军还启动了夏延山军事基地,征召百万预备役,并对在外美国公民和士兵发出警告。现实是,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人留在外国显然比在本国更加安全,为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启动撤侨呢?这些情况是否表明有舆论认为的“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真的并非空穴来风?

乔良: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刚好相反。美国是在疫情面前全面收缩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些举措。美国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国家,我认为,它的这些做法是及时出台的防范措施,重在防止有人趁机对美国“图谋不轨”。这听上去有点可笑,因为不可能有哪个国家在这个时候趁美国之危给他们找麻烦,当然不排除恐怖组织可能会做点什么,但是大部分国家都不可能有任何针对美国的落井下石举措。尽管可以肯定不会有人对美国下手,但美国仍然要防患于未然。

美国现在正处于疫情时刻,不是经济危机或者其他国内危机时刻,用对外战争是解决不了疫情问题的,也转移不了国内危机。何况美国现在四大军种全都中招,150多座基地染疫,四艘航母和一艘核潜艇趴窝,美国现在还能打什么仗?有人说要防它狗急跳墙,问题是它现在还有力气跳吗?再说,跳了又怎样?它能缓解美国的疫情吗?

有人说,今天的战争打的是高科技。美国拥有无可争议的高科技优势,所以,不能排除美国在大疫当下,仍能打一场不折不扣的高科技战争。这话听上去蛮有道理,甚至无可辩驳。但高科技最终也要落在制造业上。有高科技研发能力,并不等于有高科技实力,而高科技研发能力转化为高科技实力,这中间离不开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制造业能力。也就是说,战争最后打的还是制造业。从美国制造业萎缩的现状看,今天它如果想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基本上都是在吃其武器装备的存量,它的增量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少。如果美国在制造业已经空心化的情况下,还想与制造业第一大国打仗,它拿什么打?它把存量打完了,没有后续增量怎么办?这才是美国人,包括看好美国的人,今天真正要担心的问题。

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以为美国科技力量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美国的科技力量确实强大,但是如果研发出来的东西不能大规模地转化为产品,实际上也就等于给自己发一个科技研发强国的奖牌而已,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比如这次美国在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方面,据说已经升级了6代设备,一代比一代精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美国的科技力量确实是先进,确实是强大,但是它能生产出多少这样的设备?能够满足美国人使用吗?就算检测设备很先进,医疗系统怎么样?把这些病人检测出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没有足够的呼吸机,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眼睁睁看著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美国的美敦力公司这一次破天荒的把他们呼吸机的知识产权完全公开,让其他国家去生产,特别是让中国去生产。为什么?是因为它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讲道义,非常讲人道吗?不否认有这样的可能,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自己拿着知识产权却生产不出呼吸机。呼吸机的1,400多个零件,有1,100多个要在中国生产,包括最后总装。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问题,有高科技,没有生产手段,没有生产能力,所以还得依赖中国的生产。

打仗同样是这样,今天打仗打得仍是制造业。有人说,今天打仗是系统的对抗,是芯片为王。没错,芯片确实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芯片自己并不能打仗,芯片要安装在各种武器装备上,而各种武器装备首先就得有强大的制造业。有人说美国打赢了一战、二战,靠的就是强大的制造业。这话也没有错。但是美国今天还有打赢一战和二战时那样强大的制造业吗?从半个世纪前,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逐渐用美元从全球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中低端制造业,渐渐地使自己成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如果世界太平、大家彼此相安无事的话,这没什么问题。美国印美元从全世界买产品,全世界为美国打工,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有了疫情,或是有了战争的时候,一个没有制造业的国家,还能算是一个强国吗?就算继续有高科技,继续有美元,而且还有美军,可是所有这些背后都需要制造业的支持。没有了制造业,谁支持你的高科技?谁支持你的美元?谁支持你的美军?

想明白这一点,中国下一步的应对就是继续保持、发展和提升自己的制造业,不光是要升级换代,还要保持传统制造业。不能全都升级换代,如果全都升级换代,腾笼换鸟,把传统制造业都丢掉,像美国今天这样需要大量口罩的时候,整个国家连一条完整的生产线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对疫情就不可能像中国这么迅速和有力。所以不要小看中低端制造业,不要把高端制造业看作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唯一目标。不能把看家的本事丢掉。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这一次抗疫成功,除了政府出台的措施——起码可以说纠错补救的措施来得非常的及时有力,以及民众非常配合以外,还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确实得益于美国,那就是互联网。网上支付、电商配送、快递服务这些东西其实都起源于美国,但是这些美国发明的东西,最后在哪儿发扬光大?在中国。中国显然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这方面,用互联网特别是电商云商系统服务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可以说已经领先全球。虽然知识产权不在我们手里,根服务器也不在我们手里,但是并没妨碍我们把它运用得最好。

其中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是,这确实可以看出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善于运用高科技、新技术,这是中国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带来的。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方面的优势。除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之外,我们还要发扬我们的学习优势,善于学习别人,然后把别人的东西学过来、应用好的优势。这些是我们将来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不测,包括再有新的疫情发生时,我们最主要的能力和优势,我们应该保持下去。

想与中国“脱钩”恢复本土制造业没那么容易

记者:有媒体报道称美国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库德洛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全部撤离,并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从中国搬回的费用给予100%报销。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准备与中国“脱钩”,并逐步加快步伐?美国这么做对本土制造业提升是否能起到积极作用?他们鼓励本国企业撤离中国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乔良:在我看来,发达国家想与中国“脱钩”、恢复本土制造业没那么容易。其两难困境在于,要想恢复制造业,就必须做好精神准备,要么与中国同甘共苦,同工同酬,让产品和劳动力与中国同价(否则产品就不会比中国制造更有竞争力),这样就等于放弃货币霸权和产品定价权,从食物链顶端走下来;要么就继续居于食物链的顶端,让就业者的收入继续高于中国7倍以上,从而使产品失去竞争力,企业无利润可赚。如果能做到前者,美国和西方等国就得甘心降为普通国家,特别是美国就得放弃继续做领导国家。如果做不到,那么美国和西方等国的制造业回归最终还是白日梦。

那种认为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印度等国都可能成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替代国的说法,基本上是只算人口数量,但是想想看,以上各国哪一国有比中国更多的成熟工人?就算随着中国人收入的逐年增高,劳动力红利吃尽了,但中国近30年来培养了一亿多的本科生、大专生,又储备了多少中高端的人力资源?这部分人的能量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还远远没有释放。所以让其他国家廉价劳动力替代中国制造,纯属一厢情愿。

至于有人说西方可以大量使用机器人完成制造业本土化,这种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但是,如果真的用机器人来恢复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本土制造业的话,那如何解决另一个难题呢?另一个难题就是解决就业率的问题。大批机器人的使用,就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失业。就业人口降下来了,美国政府怎么办?西方国家的政府怎么办?他们真的有财力把各个国家的失业大军白白地养活起来?可是不养活他们,谁还投票让你上台?显然特朗普和安倍在支持各自在华企业回归本土这件事上,并没有把问题想透彻想明白。

鼓励本国企业从中国撤回的目的是,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制造业削弱导致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局面给他们带来的困境,他们都意识到了恢复制造业的重要性。但是有这种意识归意识,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当意识到应该恢复制造业的时候,就能够做到恢复制造业吗?实际上非常难。

美国其实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就已经意识到了产业空心化的后果。今次大疫没有可满足民生的制造业之痛更加强烈,但恢复制造业谈何容易?企业家、工程师、熟练工在哪里?美国人力成本高于中国7倍,企业的利润如何产生?就算有政府减税和就业者自己自动消减一半的工资,也都是救急不救本的办法。因为税少了,美国财政收入就减少,如何维持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工资少了,非常时期可以,正常时期还可以吗?何况个人收入减半,消费也会减半,怎么拉动生产?生产上不去,GDP就会掉下来,还能保住世界老大的位置吗?这些问题特朗普讲上面那番话时,肯定没有过脑子。何况恢复了制造业就得卖产品,就会产生顺差,而美元霸权只能靠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也就是必须接受逆差才能获得。因为别人如果不使用美元,就不会有美元霸权,所以美国也就必须接受逆差经济。

甘蔗没有两头甜,为别人提供流动性,就要买别人的产品。但是自己如果恢复了制造业,就不用买别人的产品了,这样一来流向别国的美元就少了,而别国间相互贸易,就还得寻找替代货币,如此还会有美元霸权吗?更重要的是,恢复制造业将严重损害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华尔街能干吗?美联储能干吗?特朗普这做法,与前50年美国的历任总统的做法都不同,美国前50年历任总统都是在维护美元霸权,而特朗普现在要恢复制造业。美国这么颠覆性的一折腾,更大的可能性是实体搞不成,虚拟回不去。如此一来,帝国危矣。

我们需要考虑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想办法做文章

记者:近期特朗普签署了“台北法案”,法案的签署时间正好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他们选在此时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动机何在?这对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将带来哪些影响?有舆论认为现在美国疫情严重无暇自顾,是解决台湾问题最佳时机,对此您怎么看?

乔良:眼下是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首先要掂量的是,中国目前是不是正处在民族复兴进程的关键时点?这个时点中国面对的是现代世界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特别是美国全力压制中国的这样一种态势下,如果我们分身去解决台湾问题,有无可能顾此失彼,中断中国的复兴进程?其次,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比,解决台湾问题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是不马上解决,民族复兴进程就无法推动下去?其三,台海会否开战,是取决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搞多少动作,还是取决于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对国际局势以及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在我看来,对后者的判断甚至优于前者)?其四,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关系问题,还是仅仅是台海两岸关系?在中美之间的较量没有分出高下之前,台湾问题能不能彻底解决?如果现在就提前解决,中国要付出的代价是更大还是更小,对我国运的影响如何?

即便我们把上述问题想明白了,后面还会有一连串问题接踵而至,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回答:在美国虽身陷疫情和经济困境,但仍有军事实力直接或间接干预台海问题时,如果此时选择武统,是否会给美国联合西方世界封锁制裁中国以绝好借口,同时使其借机获得摆脱自身困境的机会?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很清楚,中国现在还是严重依赖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作为制造业国家,我们还不可能做到用自身的资源满足我们的制造业,并靠我们自己的市场消化自己的产品。所以在当下,如果我们以为这是收复台湾最好的机会的话,会不会正中美国以及一些不怀好意的国家的下怀?这些外部因素也是我们做决策时,必须充分掂量、通盘考虑的因素。

对中国人来说,完成统一大业无疑是正确的事,但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仍然是一种错误。我们只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别干那种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傻事,更不能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中断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历史罪人。在领土问题上,大多数国人还是传统的思维,说到底还是小农眷恋土地的情感意识。放大了说,就是把领土主权当成了国家主权的同义语、代名词,而未能真正理解现代国家主权的全部含义。

当今世界,经济主权、金融主权、网络主权、防卫主权、资源主权、粮食主权、投资主权、生物主权、文化主权、话语主权等关乎国家利益和生存的方方面面,无不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领土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其他主权同样是重大的核心利益,甚至有时比领土主权更紧迫,更决定生死存亡。比如现下美国为挽救其自身经济,不惜超发数万亿货币,使你的外储被兑水稀释,用贸易战迫使你用实物产品换来的收益又被提高关税的方式打劫回去,使你的经济利益损失巨大,经济主权严重削弱,你却无力保护,无法应对。这时,你即使有力量保护领土完整,难道就以为万事大吉,可以不考虑其他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主权问题了吗?谁这样认识问题,谁就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我这么说,并非是说领土问题不重要,而是强调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懂得国家的其他主权与领土完整同等重要,千万不要顾此失彼。更不能把领土问题强调到高于其他主权的程度而顾此伤彼。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如果眼下寻求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独”问题完全可能越走越远,越演越烈,加上又有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支持,我们是不是就只能一筹莫展,无所作为呢?未必。遏制“台独”,除了战争选项,还需要有更多选项进入我们的思路和视野。我们完全可以在战与和之间的巨大灰色地带上想办法做文章,甚至可以考虑一些比较特殊的手段,比如说采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方式,既不开战,但又可能适度动用武力阻遏“台独”。

对此有些人会说,动用武力不就是开战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不妨回顾一下,美国当年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美国对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进行斩首行动,你能说它是对中国或者是对伊朗开战吗?不是。但是不是动武呢?是。因为它动用了武力。用非战争军事行动解决问题,我们确实应该虚心地向美国人学习。办法总比问题多,问题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可能有十个。关键是我们如何选择最好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会做出以上分析和判断?是因为在我看来,美国国会和政府这个时候推出“台北法案”,其用意并非要把中国逼上武统台湾的死角,而主要是美国的政府、国会、决策层在美国遇到麻烦,无论是面对疫情的麻烦、还是面对制造业匮乏的麻烦的情况下要摆脱自己的困境,又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所以它不能让中国“闲”着,它想让对手也跟着它一起手忙脚乱。所以它要不断地给你制造话题、制造麻烦,牵扯你的精力,分散你的应对方向,用这样的办法为自己获得喘息之机,获得修复的时间。同时这种分散你的精力、分散你的实力的做法,也等于是对你国力的削弱,对你前进步伐的阻碍,这就是美国眼下不断给中国添乱的主要意图。

至于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虽然我们必须与狼共舞,但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我们要有自己的节奏,甚至要努力打破它的节奏,这样才会把它的影响压到最低限度。如果一直随着它的指挥棒旋转,就正中了它的圈套。我们不能让美国一个接一个给我们挖坑(“台北法案”就是给中国挖的最新的一个坑),我们一个接一个坑的往里跳。我们不跳坑,就是抵消它的影响。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理睬,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换用美国人不喜欢的方式去理睬。现在其实都是美国人出题,我们答卷。我们就不能换换思路,由我们来出题,让美国人答卷吗?这些方式都是我们抵消美国对我们的影响的方式,包括抵消它用台湾问题来影响我们的方式。

美国政客的态度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毫无疑问会使蔡英文当局欢欣鼓舞。但是台湾人包括蔡英文自己心里就真的不打鼓吗?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会兑现对台湾的承诺?美国人鼓励搞“台独”,但是真正到了“台独”受惩罚的时候,美国人真的会为台湾冒战争风险吗?美国国会早就有人讲了,决不会让我们的青年为台湾问题去流血(且不说美国人即使真的让他们年轻人为台湾问题流血,也未必能阻挡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和能力)。如果美国人不为台湾流血,“台独”会怎么样?蔡英文当局会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我想蔡英文心里其实是有数的。所以她到今天为止,仍然不敢公开扯出“台独”的旗帜,只敢往前略走一小步,说台湾事实上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她只敢走到这里,也不敢再往前走。因为再往前走,激怒14亿人,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都可能产生不可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首先应该有战略定力,其次要有战略耐心。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必须发展和保持随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实力。

这次疫情是压垮这一轮全球化及其背后推手的最后一根稻草

记者:大家都在议论,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直追一战、二战、苏联解体等这样级别的大事件,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此次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

乔良: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的影响,因为它是当下的事件,并且还在发酵中,因此我们可能把它看得比过往的重大事件要重,甚至把它和一战、二战、苏联解体这些大事件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判断基本符合事实,基本不算夸大,但是背后的原因,却是大多数人没有看到的。

其实新冠病毒本身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起码到现在为止,它既没有一战、二战那么惨烈,也没能像苏联解体那样一夜间改变国际格局。因为人类面对疫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并不是所有的疫情都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而任何改变,外因是诱发因素,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这次疫情只不过是压垮这一轮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后推手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这个疫情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们真的还会认为它能让美国如此狼狈,它会让欧洲如此狼狈吗?为什么疫情发生在今天,会让整个西方世界如此的狼狈?关键的不是疫情有多了不起,而是美国和西方今天都已经走过了鼎盛期,他们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遇到的这场大疫。所以说疫情来了,哪怕只是一根稻草,也可能压垮这头走下坡路的骆驼。这才是最深层的原因。

西方国家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可以看一看,近半个世纪里,以美国领开先河,然后欧洲及西方国家纷纷跟进,走上虚拟经济道路,逐渐地放弃实体经济。这一趋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讲,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获得不劳而获的好处,但实际上这也就掏空了他们自己的身体。这和当年古罗马在后期逐渐因为骄奢淫逸而走下坡路,最后导致帝国崩溃,实际上是同样的道理。

我认为疫情过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肯定会努力地修复自己。现在很多人仍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抱有信心,就是认为它有强大的纠错能力,但是在有充分的经济实力和充足信心的情况下纠错才是有可能的。过去美国人纠错,从来不抱怨别人。现在美国人自己纠不了错,开始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西方国家也跟着要“甩锅”给中国,甚至有些我们原来的友好国家,也跟着一哄而上。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谁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谁就喜欢“甩锅”。他们幻想仅仅靠“甩锅”来恢复自身的经济,使自己得到修复,得到纠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西方人通过这一次,应该反省的地方非常多,包括他们的制度体系、医疗体系、价值观体系,在遭遇这次疫情时,这些体系几乎全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原因是什么?如果连这个都想不通,仅靠把“锅”甩给中国就能解决问题吗?就像不能用战争去战胜疫情一样,也不可能用“甩锅”去纠正自身的错误。

我觉得西方在疫情过后最少要用十几个月到两年时间,去修复自己的经济,同时修复自己心灵的创伤。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向中国追责、索赔,这些都属于异想天开,最后都会在更严酷的疫后形势面前烟消云散。中国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只要自己能保持足够的强大,保持顽强的制造业能力,就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你。美国在强大的时候,全世界会因为艾滋病的源头是美国,最后导致艾滋病在全球蔓延向美国追责吗?人们更没有因为一战后期,美国参战的远征军把爆发于美国本土的流感带给了欧洲,最后却命名为西班牙流感,而向美国索赔。为什么没人向美国追责索赔?就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强大。中国只要保持足够的强大并且越来越强大,就没人能够用所谓追责索赔的方式让中国趴下。中国自己应该有信心。

与乔良将军商榷:从忘乎所以到唾面自干

——评《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

作者:匿名

过去某种與论的形成,乔将军应该功不可没。在乔将军的引导之下,国人对打败美国,武统台湾信心满满。形势不紧张的时候,自己制造紧张的气氛,形势真正紧张的时候,又装着其实没啥事似的。

豺狼安静地呆着,你不停去撩它,豺狼被撩火了,咬了你一口,你又说被咬的那块肉其实不重要,也不那么痛。

第一,乔将军说现在重视解决台湾问题是跟着美国节奏跳舞,乔将军真的以为美国国会全票通过《台北法案》是逼中国动武?不排除少数鹰派这么想,但大多数议员不可能这么想,特朗普也不可能这么想。有人说过这是中国不武统的阿Q式理由,乔将军真的用上了。

第二,乔将军说那些支持武统的国人其实是眷恋土地的传统人,不是现代人。他说还有很多与领土主权不一样的很重要的主权。他跟很多人一样,脑子中大概还是把“美国人”当标准的现代人,那你也通过一个法案,支持“夏威夷独立”,并运武器到那里试试,看美国的“现代人”怎么反应?尊重领土主权仍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像俄罗斯那样占领克里米亚才可能是过于眷恋土地,而且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维护固有领土的完整,也是维护现代国际秩序,扯什么传统人、现代人的思维。

第三,乔将军说什么武统台湾会将台湾更加推向独立,要在和与战之间想想办法。乔将军想出了什么办法呢?他似乎说要学习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伊朗将军那样的手段,大概又是类似超限战的思维。你把蔡英文或赖清德炸死试试,台湾人会怎么反应?这不是更逼着台湾走向独立,然后不得不战争吗?

第四,乔将军说现在武统会影响中国复兴大业,导致各国制裁,这个是有道理的,不少人都这么说,那什么时候武统不导致各国制裁呢?其实,乔将军不如像有的专家那样诚实地说,放弃武统或放弃统一算了。

上述这些道理,其他领域的专家说说是可以的。一个部队的将军,还是什么鹰派的代表,在错误的时候说这些“正确”的话,对比一下其过去的言论,人们就不由得产生从忘乎所以到唾面自干的感觉了。
补充:仔细想了一下。“停止对台军售”是对台斗争的一个好抓手。
第一,这是美国在第三个联合公报中承诺的事,近四十年过去了,中国有理由提出来把它落实。
第二,三个涉台法案,从政治上来说,《台北法案》承认台湾为一独立国家最为严重,但从实质内容来说,亚洲再保障法案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最为严重,也是台独所赖以依靠的东西,因此把这个东西拿掉,对于台独来说,也是釜底抽薪的事。
第三,这个事情做起来当然有点难度,但比正式地武统台湾风险可控,对局势升级我们也不怕,倒是美国会有点骑虎难下,我们阻止美国武器进入台湾,又不是打仗,有理有利有节,如果对方先动手,那我们后发制人就更有底气了。
第四,如果在中国坚决斗争下,美国退让,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反台独取得一项重大胜利,台独势力失去外部军事支持,会变得更加虚弱,也就更有利于开展促统工作。

十三学者“就台湾问题与乔良商榷”

来源:海外看世界 2020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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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

最近,《超限战》作者之一的乔良将军连续发文指出当前并非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他表示中国正处在“将强未强,将成未成之际”,不能因台湾问题影响了中国的复兴大业。我们邀请了在美国、日本、台湾地区、澳门地区和中国大陆的13位学者就此进行商榷。

这一次我们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13篇文章逐篇登完。今天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文章摘要。以下为本期快评各位学者点评的主要观点,读者可通过点击各篇文章的链接单独逐一阅读各位作者的分析和读者的评论,也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完整快评。

嘉宾

参与本期快评的学者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的学校:

  •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高峥   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
  • 王建伟  澳门大学政府和行政学系
  • 赵宏伟  日本政法大学
  • 孙雁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 金君达  中国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
  •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 刘源俊  台湾东吴大学
  • 何思慎  台湾辅仁大学
  •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急统”、“急独”、与“急介入”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两岸内部似乎都有了各自的共识,即无论是“急统”还是“急独”,条件都不具备。大陆方面当然认为中国统一是祖国复兴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大陆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等一百年。这个观点,也为大陆最近的一系列涉台论述(包括乔良文章)所证实。无独有偶,台湾方面自马英九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方针后,尽管蓝绿政权更替,但不去搞急独(法理台独)恐怕也已成为岛内精英的主流思维。

这种既不去搞急独也不去搞急统当然不是两岸当政者的第一选择。例如如果条件许可的话,蔡英文的民进党又何尝不去马上行动实现其台独的理念?两岸之所以一直没有把急统或急独作为首要选项,是因为这样做代价太大,很有可能引发中美大战,而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

与此逆向而动的倒是美国这几年所出现的“急介入”思维。众所周知,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成为阻碍台湾问题解决的最关键的外部因素。特朗普用急介入的手段把台湾当作中美关系的一张牌来打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国会通过一系列的涉台、护台法案,为其干涉台海问题提供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提升美台关系,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并且在美台两军之间开展实质性甚至半公开的合作,使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帮手。

美国这种急介入的作法已经成为当前台海关系(以至于整个中美关系)中最不确定的因素,也不是北京和台北所能够掌控的。这几年中美关系的大幅下滑已经显现出大陆在对美研究方面的严重不足与误判,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例如打“台湾牌”、“急介入”)的研究,包括其背景,方法,以及应对措施。如果两岸都能认识到美国的急介入有可能引发台海一战,北京和台北就都需要通过各自的渠道向华盛顿表明这种态度,并问之:“如果台海开战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另外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美国打台湾牌的成本,既要有明确的红线警告,也要有像1996年台海危机那样局部性的反制手段。如此,则有可能避免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迎头相撞,从而换取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时间。

台湾问题是中国问题

高峥

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据传邓说过,台湾问题实质是中美关系问题。虽然大家不太了解邓讲此话的上下文,但这个论断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我们应该怎样全面地正确地理解邓的论断?我认为,邓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美国是台湾当局的靠山。美国的介入,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第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也牵扯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存在,因此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基本的问题。包含这两层意思的论断,与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人们自己的事情之论点并行不悖。如果只论其一,忽视其二,中国就不仅会失去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意愿和勇气,而且也将破坏中美关系,导致中国一日不统一,就要记恨美国一日。乔梁将军的文章,虽然有许多正确的观点,但也存在着这样的偏向,提出了值得讨论的问题。

何为“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

乔文说, 美国推出台北法案, “是要把中国逼上武统台湾的死角”。也就是说,美国希望甚至要逼迫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乔文认为,大陆今日的武统之声,就是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首先,这是对美国战略的误判。美国的对台政策,至今依然是其自相矛盾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一方面,它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容忍或支持台独活动。美国的公开声明,接受台海两岸任何以和平方式的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而美国内心, 则不愿看到两岸的统一。近年来,大陆民众普遍认为和统无望,武统必然,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担心。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军售,美国的对台法案,以及美国升格美台关系等等,不是要逼迫中国武统,而恰恰是在恫吓大陆,使之不敢动武。也可以说,是用中国的孙子兵法来对付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次,乔文说“美国要把中国逼上死角”,似乎是说,美国目前不断挑衅,蓄意要把中国惹毛了,动手打起仗来。这也完全不合乔文自己的逻辑。乔文既揭露美国现在要把中国逼上武统台湾的死角,又断言大陆武统美国一定干预,那末,它长篇累牍的分析美国目前不能打仗也不愿打仗,又如何能自圆其说呢?再次,武统就是死角吗?美国不逼中国不去吗?其实,所谓 的“美国的节奏”,和台湾当局极其合拍,那就是步步蚕食,逐步升级,一点一点的触碰底线,突破底线,走向台独。每一步都不是可以不予纠缠的小事,而是当前最现实,也最危险的“台湾渐独“策略。如果对渐进渐远的台独的挑衅和事端,不接招,不回应,不亮剑,也就是采取乔文说的 “不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的方法,则根本不能阻断台独之路,也不能促使美国回到中美三个公报的正确立场上来。相反,只有针锋相对,有理有节,防微杜渐,才能避免中美之间、台海之间大的冲突。

在目前的形势下,大陆台湾的统一,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乔文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武统,美国势必干预。但是如果说美国人决不会为台湾流血,那就武断了。美国参加韩战死亡5.4 万,参加越战死亡5.8万,美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不是为了韩国和南越,而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如其宣传所说,“如果不在亚洲挡住他们, 我们就要在加利福尼亚作战了”。异域作战,美国还认为是占了便宜。同样,美国也可能在未来的的台海冲突中动员:不为台湾而战,而是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而战。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不能报有幻想,也不能因此而退让。

虽然目前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利益不同,但是,国家战略是一个动态而广泛的概念,可以随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为各种战略利益的权益平衡会产生决策的新思路。可以断言,如果中国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不会持续太久。归根到底,两岸统一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对美之战。在两岸统一之后,美国必须接受现实,重新构建国家战略图形。回看1972尼克松访华,离开韩战不到19年,而中美在越南的交手更是尚未完全停止,中美关系就揭开了新的篇章。我们要看到,斗转星移,在未来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还会有广大的合作空间。未来新一轮的世界全球化会有新的模式,新的机制,中美新的机遇。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政策也是留有后手的,其“战略模糊”政策的特点,在于在台海形势突变之后,美国的战略仍有调整的余地。如果我们不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问题,只是瞄准中美冲突和角力,就会失手于现实上的误判和战略上的短见。

何为 “台湾牌“?何为”十大主权“?

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挑衅和攻击都是打在对方的软肋上的。乔文缺乏认识的是,台湾是中国的软肋。乔文只讲到统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但没有论述台湾问题的存留,给中国带来的严重问题。它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完整,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隐患。在国际舞台上,随时会有敌对势力跳出来打台湾牌,以此从战略上遏制中国崛起,或者在具体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谋取利益。打台湾牌,是敌对势力欺负中国的工具。它必然掣肘和损害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也使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频出摩擦。要从根本上解决外交上的某些被动局面,中国也必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

乔文列出“现代”国家的“十大主权”,其实上是国家主权在各个领域中的体现。这些体现有些可以被领土主权所涵盖,有些有赖于领土主权之延伸,还有的,如话语主权,则根本不通。乔文把它们切割凑数,过于牵强,了无新意。一般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同,在不同领域的主权要求侧重也不同。但是依然不能否认领土主权更为基本,更难改变,相对固化,因此更被重视。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同时激起经济一体化和民族主义高涨之时,现代领土主权意识更未稍减。乔文的主权分割观点,重点是降低领土主权的重要。说 “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这句话,所表达的不是被乔文所鄙视的落后小农意识,而是民族精神和感情。这种情感在三种国家状态下表现最为强烈:分裂的国家,丧失国土的国家,和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结束自己国家分裂状态的问题,而乔文却认为“是与2000万人为敌”,只是因为他其所占的立场与众不同。

乔文批评疫情带来的急统焦躁当然是对的。当世界各国都在聚精会神地抗击COVID-19之时,目前当然不是武统的时机。但是,乔文并不是从道义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的。它的理由是,只有在“不收台湾,中国复兴就无法继续”时中国才应该出手解决。这种要求,显然太高。台湾作为一个中国的局部地区,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使中国的复兴大局难以为继。乔文问道:“单单收回台湾即可以满足14亿人的幸福生活”?回答是,当然不能。因为中国任何一个省市的失而复得,都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如果按照乔文的这个标准要求,中国无需保卫任何一个局部地区,也无需心痛任何一地之丢失,因为它们“无碍大局”。那末,中国也将永无“光复旧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天。

何以“ 遇佛杀佛,见僧杀僧“?

乔文说,有朝一日,美国因素没有了,“收复台湾,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警告语言,霸气十足。但是,在台湾人的眼睛里,这只是色厉内荏,大陆并不真地敢动武。因此,尽管大陆再三警告,台独政府依然坚持以疫抗统,以武抗统。我们如何理解台独分子有恃无恐的心态?乔文可能会帮助我们。因为乔的杀气是要在没有美国因素的条件下,今日美国仍在,那就没了底气。所以乔文反复断言,只能等到中美角力中国占了上风,中国才能遇佛杀佛,见僧杀僧,收复台湾。这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不需要先与美国比高下。中国不需要有十几艘航空母舰,几百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不需要全球到处显示霸权打仗练兵,中国永远不需要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军力竞赛,中国也不需要武力上超越美国。中国需要发展的就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武装力量,就是一支确有统一国家能力的武装力量,它能够保卫中国大陆,台湾,南海的领土,保障中国远航贸易的自由和空间的利用和安全,这就已经足够了。根据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主旨,中国不寻求与美国角力争取上风。那么,中国就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吗?

乔文的分析和主张,和当年反对出兵朝鲜的意见基本相同。1950年不也是乔文所说的“中国复兴,千年难遇”的时刻吗?不也是“将强未强,将成未成之际“吗?不也是面临西方经济封锁制裁吗?不也是可能受到多国的围攻吗?乔文按什么逻辑推演,当年可以痛下决心,今天只能裹足不前?乔文说,”没有了 (或大大降低)美国因素,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且不说台湾并非那末不堪一击,只吃惊地发现,乔文的踌躇和信心,全部来自美国。概况地说,就是在中国“将强未强” 之时,一切忍耐,一切等待中国打败美国。这大概就是乔梁将军对于邓小平论断的理解。读邓之书听邓之言,如辄浅而止,则难以苟同。读完乔文,我又觉得他话中有话。为什么他要执意强调武装行动和战争的差别?为什么他又要在最后建议一次实际行动,说起来的只是一个宣示,但他却说是 “最后的真理, 台独之心必须死掉”。这话中之话,留有余味,使我颇感兴趣。我相信,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不需要看外国人的脸色和态度,而应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

对“乔文”的几点想法

王建伟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读乔将军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宏论 (以下简称“乔文”),颇多启发,有些拙见,不揣冒昧提出共商之。一是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乔文”试图通过泛化国家主权的方法来降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国家主权不能等同于领土主权,台湾问题不是民族复兴的主要内容,其潜台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需要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

这显然和中国领导层和民众的普遍认知有较大差距。中国元首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国防部长和也多次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为了阻止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战。”这些论述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重要象征和必要条件,不是可有可无的。试想“乔文”提到的其他的种种“主权” 还有多少是需要“为之不惜一战“的呢?乔文把国家主权的各个方面都说成和台湾问题一样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否定了核心利益。总之作者尽可以论述现在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间,但似乎没有必要为此去贬低台湾问题在中华复兴大业中的地位,也不应把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复兴大业割裂开来。

二是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条件。从“乔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作者认为眼下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机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但是还无法解决维系这一地位的资源和市场问题。二是中美之间的实力较量还没有分出高下,掰手腕还未分胜负,所以台湾问题无法彻底解决。这两点虽不无道理,也有可商榷之处。在什么条件下,中国可以完全解决资源和市场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国再次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年代;二是中国像昔日的英国那样,建立起一个“日不落帝国。” 这两点显然都是不现实的。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刘源俊

台湾东吴大学名誉教授、前校长

从教育景况、科学研究、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各方面观察,台湾的好景不常,的确在崩坏之中。不必多谈,举几个例子便知。过去广设大学遇到现正面临的少子化,已使大学水平明显低落;最新发表的Nature index 2020学术研究机构排名,台湾大学落到全世界第225(贡献值72.26),中央研究院落到第231(贡献值69.59)。(与之相比,则中国科学院世界第1.贡献值1805.22;苏州大学第44.贡献值229.25.)教改一路下来,学生程度变差,甚且缺乏奋斗意志;眼看学术界、科技界都后继无人。两岸发展此消彼长,变化之快令人惊讶。我们在现场,清楚看到台湾这二十多年来自作孽的过程。《孟子.公孙丑上》有言:“自作孽,不可活。”因此,台湾其实不应成为问题,它几乎已经自我了断。

中国大陆朋友关心的是台湾当局越来越搞台独、亲美,因而对大陆造成威胁,必须处理。但要弄清楚:造成台独,中共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我在大陆某一场合说此话,旁边一位省级政协副主席悄悄附和:我看,要负百分之八十的责任!)何以如此说?中国共产党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华民国,但如果中华民国消灭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够好的话,在台湾的当家者不搞台独搞什么呢?说实在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堂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比中华民国差得远。至于美国,近年来大家也已看清楚其唯利是图与黩武好战的真面目,只有当家者把他当作衣食父母。所以,要紧的是中国大陆必须在内政、外交、经济各方面好好发展,才能让人心悦诚服。一般民众的心其实很简单,台湾有句谚语:“西瓜偎大边。”至于我所接触的许多台湾知识人,他们在逆境(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的)的民间,仍然孜孜不息地努力,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西方优秀文化而奋斗。他们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

此时多嚷“统一”的口号并无益,听得进去的人不多,徒增反感。何况“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统一也并非定律!“硬统”想来“一了百了”,其实后遗症无穷。“文统”、“武统”都是政治当家者的意念与语言,知识人搞得清楚其中阴谋与阳谋吗?也管不着。我们不必为官方一个人的一篇文章操心!知识人关心的最该是文化发展与春秋大义,凭良心讲道理;不偏不倚,允执厥中。《论语.子路》里孔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句话对所有人、所有事应该都有启发。水到则渠成,水不到则致力凿渠。

不能忽视软实力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乔良将军认为,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应该有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比,解决台湾问题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不能因为躁进武统台湾,使得民族复兴进程无法推动下去。乔将军作为军人,在中国内部武统声音提高,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形势下,能从全局看问题,提醒决策者不能因小失大,值得赞赏。

但是,乔将军提到,中国必须发展和保持随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实力。他认为,经过20多年厉兵秣马,中国已做好了随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但为什么还不动手?因为要计算成本和收益,所以要选择时机。也就是说,乔将军认为,台湾问题最终还得靠武力解决,只是目前时机不成熟。

按照乔将军的说法,台湾就是一个等待屠宰的羔羊。这基本上还是一种单向思维,一种以征服者的姿态居高临下的高谈阔论。中国大陆有没有想想,为什么台湾人对统一没有兴趣,甚至对中国反感?中国大陆有哪些不足或不吸引人的地方?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心态,认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以前台湾富大陆穷,人们以为经济差距是统一的一大障碍。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十几个省市的GDP已超越台湾,大陆很多中产阶层的物质富裕程度也已超越普通台湾人。令人纳闷的是,怎么台湾越走越远?这当然跟岛内去中国化有关。但大陆有没有地方做的不够?

两岸之间经过长期分离,主权和领土问题悬而未决,但实际上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矛盾。中国大陆是否太注重硬实力,而忽视了软实力?为什么台湾人愿意跟美日亲近,甚至有人推动台湾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你可以骂他们“数典忘祖”, 但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你拿什么吸引他们?习提到两岸统一是“心灵的契合“,这个非常重要,点到了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涵盖了软实力,给统一的模式和方案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两岸统一确实任重道远。

和平统一的两手:政协统一及和平解放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人力资源部教授

复兴时机和统一时机

时机已定!2016年7月1日建党95周年,总书记宣示:“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第一次把两大目标合二而一。翌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宣示:2035年基本实现伟大复兴!统一和复兴的时机已定在了至2035年之间。国家战略由国家元首专权所定。时机已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然,在美国的话,你可以选择去做反对党。

创造条件,实现时机

两岸统一,一定是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上的中共传统是政协统一及和平解放之两手。和平解放也是和平统一。在1946年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采取的和平手段就是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主的政协统一,及被称为北平方式,还有西藏方式等等的和平解放。和平之两手的运用,是先后、交错、并用。今日之两岸统一,当会轻车熟路,创造条件,实现时机,以成大业。君不见,2019年1月国家主席五点明示,那是开启了两岸政治协商之过程。

将强未强是相对的

在家门口,天时地利意志坚,打赢过朝鲜战争,曾一纸通告就使美军宁败越战也不越北纬十七度线一步。谁的家门口?谁强谁弱?因在家门口,就有运用和平解放手段的条件。和平解放并不复杂。共军当年就是公示:“投诚者立功有奖,抵抗者死路一条,想回家就发路费”。台湾也有5000亿美元外储,也可以奖励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当然当年是国军已多无战意。当今国军有战意吗?仅观国军兵役期从三年减到了四个月,决定了兵役的府院尚有战意吗?

和平统一之两手:用政治协商安排好台胞治台的保障,用和平解放开启台胞治台的治世。台胞想留个总统名号的话,也有俄罗斯联邦之下设置了一堆总统的模式,苏联时还拿过三个联合国席位……这是和平统一,美国有什么脾气吗?请发贺电吧。和平解放是以2000万台胞为敌了吗?正是现在,绝大多数台胞在以大陆为敌,大陆文件中也巳不用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文字。只有统一之后才能重整山河,再建大同!

以我为主和战略机遇

大陆的政治文化是以我为主。“以我为主”,不是拍案而起的意思,那是被人忽悠了,没品味,是弱智。以我为主强调的是“定力”,即不为所动。但是“不为所动”也不是无所作为,反而是一定有计划,有时间表的。是以我为主,按计划,按时间表,不为“一时一地之得失”所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保持定力,积极作为。

所谓即定计划,前述之习五点已宣示了先搞政治协商,再有统一动作。需观察今后大陆所表述的政治协商的进度。现在在跟新党等有所协商。按逻辑推理,大陆应该会适时发表政治协商的成果,如类似香港基本法的两岸关系框架协议文本等等,哪管国、进两党都不参加,以我为主。而那之后才会有软硬兼施的统一动作吧。

至于时间表也已前述:即“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实现是2035年,即在至此期间内实现统一大业。还有十五年,至于在十五年期间的哪年哪月?用大陆政治文化用语就是抓住战略机遇期。起码今明两年不是机遇期吧。最后,当然成败尚未知,但是无论结果如何,大陆动作起来,当然就是“地动山摇”。

“台湾问题”,北京小不忍则乱大谋

何思慎

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

在新冠肺炎的全球扩散中,各国相继采取“锁国防疫”,世界经济陷入半停滞的状态,各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但疫苗及治疗药之研发仍在初阶,疫情有长期化之虞。

新冠病毒不仅是人然公卫的挑战,亦将对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造成影响,没有国家能忍受锁国、封城等疫情防控措施再三延长,各国领袖须思考如何在防疫与经济间求取平衡,西方舆论认为,全球化的人流移动加速病毒的蔓延,且全球化下的产业聚落构造,使各国难以自力重启生产活动,加深经济的损失。

因此,新冠疫情恐成为全球化的另一股逆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美国第一”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共伴效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古德曼(Peter Goodman)即以“新冠疫情敲起全球化丧钟”(A Global Outbreak Is Fueling the Backlash to Globalization)为题评论指出,新冠肺炎加速“逆全球化”。此应合特朗普政府在对中战略上亟思将中国与世界“脱钩”(de-coupling)的政策谋划,以形成有利于“推回”(push-back)中国的态势。

中国境内的疫情4月以来渐趋降温,各地先后解封,重开经济活动,但因新冠疫情而激化的“逆全球化”挑战随之而来,其应对的难度将更甚于防疫。中国须全力防止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以避免遭美国为首之西方国家“围堵”的窘境。

然而,供应链“去中国化”为特朗普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唯一路径。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认为美国经济与国际地位的威胁皆源自于外部,特别是中国,因此须大力与之切割,避免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在防疫中,美国对中国产业聚落之依赖的危险性更被凸显,特朗普“去中国化”的政治诉求,此时更易说服美国人民。纳瓦罗强调将供应链拉回美国的重要性,此较美、中能否达成最终贸易协定更为关键。

眼下的疫情使美、中对立升高,其间台湾援取对美“扈从”(bandwagoning),两岸关系亦随之恶化,“台湾问题”再度被提到美、中博弈的议程中,台湾成为华府在外交上牵制北京的有效工具,因美国了解台湾是攸关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不可能成为美、中对价交易的对象。牢牢控制在美国手上的台湾,随时可使中国跳起来,但亦可能成为美、中冲突的导火线。

大陆警告台湾,“勿谓言之不预”,此语被视为北京动武的最后通牒,但解放军空军少将乔良呼吁大陆冷静,“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乔良认为,此时对台动武,将使中国陷入美国封锁制裁的陷阱,错失“千年复兴”的机遇,如此亦难以有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治权的统一。

“台湾问题”的解决,根本在于中、美力量的对比,北京小不忍则乱大谋。其实,换位思考,美国亦莫过度操作“台湾问题”,迫使大陆“武统”台湾,将中国逼到孤立的墙角,无疑是东亚陷入动荡的开始,美国为此须付出巨额经济及安全的代价。

民心与认同,才是台湾问题的实质

孙雁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乔良文章的核心是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与中国复兴大业的先后次序。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在后,因为武统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看待台湾问题的性质上,乔文并无新意,反倒直白地表现了两个常见的认知缺陷:一是忽视台湾人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二是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

为什么说台湾人民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意来看,主权源于人民,不再是帝制下的朝廷。孙中山先生以“人民来做皇帝”诠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即“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同理,1946年联军为日本制定的新宪法里,第一条就剥夺天皇的主权权威,而将日本的主权立于人民(Article 1. The Emperor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de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resides sovereign power)。大陆常见的“人民当家作主,”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等说法,也包含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概念。尽管两千多万台胞与大陆人口相比是极少数,但他们同样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有同样权利受尊重和表达意愿。人民的一部分不应成为文攻武统的对像。国内网民“要岛不要人”的说法,完全违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岛内的民心与认同为什么出了问题?即便民进党实施的教科书有不少责任,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泛绿阵营的认同如此不同?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该党主要代表本省人,而本省人是台湾的绝大多数。一位纽约华人社区的侨领兼本省人,给我介绍了两点:一是本省人已迁台数百年,在通讯与交通不发达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与大陆的联系和情感早已疏远;二是本省成年人中对大陆的直接感受,不少来自1949年后的国民党统治;而其40年的白色恐怖专制使本省人深恶痛绝,渴望自治。这位台胞还说,当年的本省正义青年中,无不是反对国民党的愤青。一位读研时的本省人同学也曾告诉我,2.28事件是他们认同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我至今记得他对国民党血腥镇压本省青年的悲愤描述,也记得我当时有机会感同身受他的愤怒。那时已近80年代末,我们大陆留学生放国内电影时,台湾同学竟不敢来看,怕同学中有国民党的奸细告发他们通匪。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武统能够强扭认同吗?正如乔良的文章承认的,“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的确,武统可能促使本省人把大陆与国民党当年的军管统治联系起来,加倍他们的抵触情绪。

为什么说台湾问题的实质并非中美问题?因为美国对台湾提供的安全保护,首先是台湾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台湾并非是必要或重要的战略及利益需求。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上美国不再需要台湾作为军事基地。经济上美国不需要台独也可与之自由贸易。即便在冷战高峰期间,美国的护台政策也主要源于国民党及其美国右派支持者的游说活动,即著名的的China Lobby。其目的及成果有三:保持美国政府对蒋府的军援及经援,阻扰对大陆的外交承认,阻扰中国入联合国。冷战末期及之后的时期,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法案几乎都是游说的结果,而非美国的主动行为。如奠定美台关系的《台湾关系法》,是传统China lobby以及旅美绿营组织FAPA分别游说的结果。前者强调美国对保障东亚安全的承诺和信誉, 后者通过几位参议员将台湾的人权和民主化问题注入美国国会法案。

近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更是台湾官方游说的结果。这些游说活动已步入规范化,即出钱买专业服务,所雇佣的游说集团都由显赫的前美国议员或官员领衔。台湾政府在美国的游说支出由2016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32万美元。护台法案的通过,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离不开游说的关键助攻。蔡女士与川普通上电话,就是花了16万美元雇佣前参议院议长多尔先生游说而成。

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也低估了美国决策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美国外交决策中既有现实主义和各种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义或美国价值观下的道义因素。在台湾及藏疆问题上积极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势力,如国会、非政府组织、学界、媒体以及公众, 更多地是从道义角度去关注。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大陆视主权高于人权。而美国人无同样的历史记忆,更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他们来说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主权不能为人权服务,那主权对个人还有何意义?重主权轻人权,从美国人的逻辑看是本末倒置。无论美国的左派或右派,都可能因为人权或民主而支持“台独”,而不是为了支持独立而提出人权或民主的问题。

中国应该如何理性而有效地对待绿营的认同问题?与其不切实地的文攻武赫,不如诚心地从本省人的角度去了解和化解绿营的成见。尽管不少大陆人埋怨马英九先生在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期间未能推动统一大业,实际上马先生做了最有价值的工作:向“2.28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致歉并予赔偿。此举也许不能完全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但是它为国民党挽回道德形象,助民众信其公正,授其信任。这正是增强认同感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步。

去年四月份访台期间,我有幸聆听马先生对统一进程的看法。对于中美博弈下大陆求统的愿望,马先生认为并无必要急迫武统,更有效的是大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他乐见这方面大陆的进步,比如台南有的深绿家庭也愿意带孩子到大陆访校,选择大学。在与马先生的交谈中,他完全没有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而是把他们看作同等需要关爱的百姓。他特别讲述了自己如何事无巨细地平抚几十年前2.28事件中的死者家属,愈合本省人心底的伤口。作为至今唯一赢得全岛选举的国民党兼外省人,马先生身体力行地为大陆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真正的统一,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争取民心。这也正是大陆官民需要耐心和虚心学习之处。

要统的不是土地,是人心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解决台湾问题,不光当前是最佳时机,一直以来都是。值得商榷的是解决的方式。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三国马谡沿其思路,在诸葛孔明南伐时谏言“用兵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才有了对孟获的七擒七纵,才有了蜀国南面的长治久安。若当时只是强占其地,强虏其人,那只能让其一众“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乔将军有一点说的没错,台湾问题确实归根结底是中美问题。但真正的症结并非美国的军队,而是其三观。美国一直以来都通过其强大的软实力传播其价值,尤其是治理模式,这在台湾已深得人心。若是台湾军人改而信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还有他美国佬什么事?

当下的确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攻心”的最佳时机。新冠疫情下,出现了二战以后首次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美国不处于领导和协调角色的情况。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而行之,破坏美国自己辛苦几十年经营起来的多边机制,到处退群,在其国内也大肆推崇反智、民粹。本来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对中美关系堕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警告源于守成大国想要维持现有秩序而崛起大国想要改变之间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情况却是守成大国主动抛弃现有的秩序了,那崛起大国何不利用契机优化自身、扛起大旗?推崇的价值无需和美国的完全一样,但要赢得台湾同胞的心自然要继续制度化垂直问责(vertical accountability),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到实处,让台湾民众看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自己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都是能有所保障的。

乔将军看似是反对动武,实则还是拘泥于攻城的时间。殊不知真正应该商榷的是统一的方式,是如何利用当下这个“最佳时机”来攻心,解决台湾问题。

丢掉幻想,准备摊牌

金君达

中国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博士后

当前台湾海峡已经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下一个导火索。从人类和平的大局来看,我们当然不希望区域冲突成为核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被称作人类历史上的首次“非传统世界大战”,如果人类社会在此时爆发国与国的战争,全世界都会付出惨痛代价。然而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并不完全取决于中方意愿,擦枪走火的风险确实存在且与日俱增,这种趋势需要各方正视。

乔良将军准确地指出台海问题根本上是中美问题。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在军事、金融、文化、科技等领域拥有世界霸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从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到,一旦美国决心扼制中国发展,它能够从军事、贸易、司法、舆论等多个方面对中国施压。由于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国际话语权,美国能够在港台地区声援民粹分子,能够影响盟友对华关系,甚至能够破坏中国海外经济合作,这就是奥巴马曾经主张的“巧实力”;在美国具有巧实力的情况下,与美国敌对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当前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损失惨重,但随着东亚、东盟经济率先恢复,有望借助区域内经济合作率先恢复。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区域内国家可能被迫站队,区域外国家也可能加入西方阵营制裁中国。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制裁终究会被经济合作取代,但中国可能承受严重的经济倒退,以及不可预知的社会后果。中方没有必要主动挑起军事冲突,也没有必要主动刺激美国,“立即武统论”不太可能变成官方行动。

但是中国在“是否与美国敌对”的战略问题上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中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竞争多于合作,对抗多于亲善。第一,美国政府在2017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国情咨文等文件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竞争对手。在特朗普任期里,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对华观感急剧恶化,反华成为两党共识,这些变化的成因主要在美国内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方仍将是进攻的一方,甚至可能为了转移矛盾引发区域冲突。第二,美国的一个新动向是“非理性”,一些高层决策者将少数利益集团、排外选民甚至个人仇恨置于美国整体利益之上,这就使得原先中美之间的一些平衡机制、战略威慑失去效力。由于特朗普当局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民粹主义路线,传统上一些制衡激进政策的工具,例如温和选民、议会、商会、“亲华派”学者都在逐渐失去制衡作用;随着美国社会形成反华共识,并在海外强迫他国站队(例如近期的“中国有罪论”),传统的中美沟通手段作用有限。第三,台湾部分政客和“急独”分子从恶化的中美关系中渔利,一些美国政客(如卢比奥)与台湾当局勾结,努力使台海局势激化,这些利益集团在特朗普下台后也会长期存在、频繁运作。综上所述,现在台海局势的关键不在于大陆的动作,而在于台湾当局和美方的行动。如果大陆方面继续忍让,美国与台湾当局很可能频繁试探大陆底线,大陆方面必须做好应对准备。蔡英文在台独路上并没有“只走一小步”,而是借所谓“2000万人民意”反复试探。在年初接受BBC采访时公然声称台湾为“主权国家”,新冠期间又借WHO资格和撤侨频出小动作,今后在美国支持下当然会继续踩踏红线。

特朗普当局在台湾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国会支持强硬政策,总统自身拥有不经国会授权(宣战)短时间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这些情况都增加了中方面对的风险。此外美国还可能通过所谓“非政府组织”滋生事端。在台海问题上,中方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周密部署、外交手段实现和平统一,通过“苦炼内功”令美国无法进行军事干预。但台海局势是动态的,美国政客、台湾当局都有动机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在中方万事俱备之前挑动台海冲突。中方不应幻想能够以妥协换来“理想时机”,也不应幻想美方能够将台湾问题拖延到中方足够强大。中国必须做好在以后几年里被迫摊牌的准备,尤其是要对突发情况制定方案、下定决心。

中美关系的演变与两岸统一的时机预测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

近日,乔良将军发表的关于台湾统一问题的论述一石激起千重浪,赞誉者有之,批评者亦众。

当然,乔良文章中认为台湾统一问题的实质是中美问题。这一把脉应该说是准确的。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最主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如何使美国在两岸处理台湾问题时不横生枝节。

似乎可以说,中美两国关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中国建国至尼克松访华的20多年是曾经兵戎相见的敌对关系,尼克松访华之后至苏东解体之间的20多年是有着共同对手、亦友非友的关系,苏东解体之后至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近20年是一种合作中有提防的关系,次贷危机过后至今的10几年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则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基本上属于提防中的合作,后期则已然成为一攻一防的关系。

结合台湾统一问题观察,第一阶段大陆提出的口号是解放台湾,自然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但其时中美实力悬殊,内有内乱,对外与盟友苏联关系破裂,大陆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只能停留于隔日炮轰金门岛而聊以自慰。

第二阶段,中美关系缓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体恢复,主要敌人也只有苏联修正主义。其时台湾岛内坚持一个台湾的观念强烈,国民党统治上层也发生了一些可资期待的变化。大陆方面为了表示对台湾的善意,也是为了取得美国的谅解,虽然没有公开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选项,但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口号。只是其时大陆两岸的经济差距巨大,台湾害怕统一遭受连累,大陆的心思也专注于发展经济。于是统一台湾只是停留在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第三阶段是台湾统一复杂化的时期。先是李登辉提出特殊的两国论,后是以台湾独立作为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两岸和平统一渐行渐远。当台独势力恃仗美国的支持企图将台独付诸实施之时,大陆方面显示出了不惜一战的高压姿态。但其时大陆似乎并未做好真打的全面准备,面对美国的干涉,采取了见好就收的态度,台湾方面也未敢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

根据上述分析,最有可能实现统一的是第二阶段,只可惜两岸都没有利用好天时地利人和的天赐良机,台湾统一的或然性擦肩而过。

那么,现在台湾统一的前景以及与中美关系的牵连又如何呢?这得具体分析一下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以及中美之间矛盾的症结所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政府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目标蓝图,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上要求中国增加国际义务的呼声逐渐高涨。为了响应国际社会的期许,近期以来中国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代表国际社会提出了改善国际治理体系的诉求。同时,与世界各国携手推进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构想,与新兴国家合作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牵头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诸多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具体举措。

如果不带偏见地观察,中国提出并推进的上述涉及国内外的各种举措不仅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反而可以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机遇。但是,中国的这些措施却引起了世界霸主美国的极端不满乃至敌视,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主观臆造地认为,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必须加以遏制,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矛盾日益激化。

现在横亘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变成了一方中国要振兴,另一方美国要遏制的矛盾。除非中国主动放弃受到14亿人民坚定支持的国家战略,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短期内不可能缓和,更不可能得到解决。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美国,他们把中国的友善、妥协视作可欺,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极限施压。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挑起的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文脱钩,唆使和支持香港暴乱,以及所谓的台北法案,都是遏制中国发展振兴的道具,其险恶意图就是为了阻滞中国复兴,破坏中国人民要求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景。

其中最毒辣的莫过于台北法案。这份乘中国遭受新冠病毒肆虐之机通过的涉台法案,其恶毒意图在于为台独势力背书,暗中支持其挑战大陆遏阻台独的红线,从而引爆台海战事,使美国有机会火中取栗,达到其阻滞甚至破坏中华复兴的战略目标。

因此可以说,现在是两岸统一前景最为黯淡的时刻。在民进党执政的当下,和平统一变成了大陆的单相思,武力统一又得提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那么,何时才能最终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呢,和平统一还有无可能?

乔良的文章似乎认为,两岸的统一只有在中国的综合实力全面超越美国之后才有可能。对此预判,笔者认为似乎太过消极。

据行家估判,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可能达到50年甚至更大,统一台湾再等50年,恐怕难以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或将因此受到质疑,很可能引起国内政治动荡,从而使台独势力得以乘机实现独立,出现十分尴尬的历史局面。

实际上,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而言,台海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台独势力在岛内或许可以嚣张一时,但与14亿渴望两岸统一的中华儿女相比,充其量是蚍蜉撼大树。因此主张两岸统一是正义的,主张台湾独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之举。因此,和平统一虽然为最佳选择,但如果遇到独立势力的阻碍,武力统一也是无可奈何的必要选项。我们在倡言和平统一的同时,必须公开声明武力统一也是候选手段,以此震慑那些顽固的台独势力及其外国的帮凶。

武力统一必定导致战争。决定战争胜负,武器无疑是重要的因素。台海两岸的军力对比,毫无疑问天平偏向了大陆一方。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外部势力的干预。台海一旦开战,我们丝毫不能存有美国不会、不敢干预的幻想,制定战略战术必须立足于美国干涉的基础之上。

面对擅长空天一体战的现代美军,我们必须在卫星通信、侦察打击、远海阻遏、制空保障、后勤供应等方面保持优势,迫使美军不敢冒进。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虽然总体上落后美军,但我们是在家门口作战,有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只要我们在关键武器和技术方面有属于自己、足够多的杀手锏,我国和美军的较量一定能以我方获胜而告结束。

那么我们有无可能掌握杀手锏,打赢美军大规模干预条件下进行的台海作战呢?从目前公开出来的各种信息可知,中国北斗卫星布网已经完成,保证了中国导航系统不再受美国牵制;量子通讯技术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局,可以确保通讯更加保密和快捷;各类新型预警机已经装备部队,对于形成远距离的制空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核潜艇已经形成了规模作战能力,给敌军海上力量增加了新的威胁;东风家族系列中程导弹则是美军航母的克星。同时从美国拼死围剿中国制造2025的力度反向观察,其中必定包含着令美国恐慌胆怯的内容。只要我们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发展战略,在激励创新机制方面大胆探索,一定会出现重赏之下必出勇夫,国际级人才尽入彀中的崭新局面。有国家政策与财政的大力支持,有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制造出更多各种制胜美军的杀手锏。

另一方面,我们在准备武力统一的同时,也要积极创造和平统一的条件和环境,压缩台独势力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空间。

首先,我们应该对台独势力釜底抽薪。

据统计,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大陆市场,自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每年仅从与大陆的进出口贸易中就净赚大陆1000多亿美元,直至19年,台湾来自大陆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近2万亿美元。这其中还不包括台资在大陆设厂直销大陆市场的赢利,也不包括进入大陆的台商,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出口世界各地获利的部分。有人推算,台湾人均GDP25000美元中,五分之一来自与大陆的经贸往来所获利益。

台独势力之敢于向大陆叫板,其底气在于依赖大陆市场赚得盆满钵慢的绿色商人强有力的财力和精神支持。为了打击台独势力,我们应该调整目前实行的惠台政策,决不重犯农夫与蛇的错误,对于台商台资进入大陆实行精准优惠政策,对于支持两岸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实行应惠尽惠,对于台独势力的支持者,一律不准其进入大陆,已经进入的一律请出。为此中央应该立法为来大陆经商投资的台商台资设立一个硬性规矩。

其次,必须加强台湾民众与大陆的一体感。为此,我们应该在教育、就业和资质许可等领域对台湾青年全面开放,为他们在大陆获取谋生工具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可以不妨采纳网民提出的如下主张:凡是台湾向大陆出口的商品,其包装上必须标注中国台湾或台湾省出品。经过第三方市场进入大陆的商品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定。

再次,必须坚决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对于需要以国家名义加入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必须毫无例外地坚持台湾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加入。考虑到今后台独政权突破外交底线,以台湾名义制作护照,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其实质独立地位的可能性,中央政府应该郑重声明,凡是承认以台湾名义制作的护照的国家,一律限制该国公民进入或借道中国。

此外,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外交攻势,使台湾的所谓邦交国清零,其中大陆恢复与梵蒂冈的邦交关系更是重中之重。

台湾邦交国清零之后,可以允许台湾在一国的框架下,采用港澳模式与世界各国建立经济文化联系。对于一般台胞和台商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活动,中央的驻外使馆一律将其与大陆公民同等对待,公平地加以领事保护,以此增加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根据以上所述,只要我们能够坚定而完全地落实以上各项措施,相信无需等待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完全逆转之后完成两岸的统一大业,在做好了武力统一的条件下甚至还有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

笔者预计,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中国超过美国已经是计日可待,科学技术方面部分赶超也非幻想,军事力量方面,我们不谋求世界霸主的地位,无需追求全面超过美国,世界警察的作用还是请美国继续承当,我们只要做到美国不敢也不能对中国颐指气使即可。

现在中国紧追美国,是美国感到非常不自在的根本原因。正如当年中国赶超日本而欲超不超之时,日本对华认知剑走偏锋一样,时下美国朝野对于中国的态度恰似当年日本所为。当日本经过一番痛苦挣扎也未能摆脱被中国反超之后,相对于日本整体而言,中国虽然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日本,但日本当年那种对华的歇斯底里情绪已经平缓了许多。

相信美国也会在与日本同样的路径上行走,说不定实用主义精神强烈的美国届时反过来劝说台湾和平地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亦未可知呢!

克里斯托夫·金:驳金一南深度分析美国现状和特朗普

作者:克里斯托夫·金

2023-09-19

编者按:《中美印象网站》创建于2014年,是全球唯一用中文全面记录中美关系动向和分析双边关系走向的网站,上线之后深受世界各地中文读者的欢迎。2022年3月,网站因故无法在中国大陆登录。2023年5月,《中美印象》进入改版。改版网站应该在2023年年底与读者见面。《美中故事汇》从即日起转发《中美印象》特别受读者欢迎的首发文章。克里斯托夫·金是旅居美国的美籍华人,他这篇文章发表于2019年7月21日。金一南是中国国防大学前教授,他的文章来自腾讯视频,发布时间是2017年02月13日。

作者按:前两天,金一南将军一个视频火了微信,这个视频许多媒体都已发过,叫《金一南将军深度剖析美国现状和特朗普》。昨天,我们看到了生活在美国的克里斯托夫-金先生,反驳金教授观点,现全文发布!
  导读:真理越辩越明,观点越论越清,独立思维、理性争辩是每一个求知奋进者的首要课题。
  金一南教授爱国,我十分尊敬。
  我也热爱祖国,30年前留美,之前效力于中国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任英日翻译。
  我们都姓金,500年前说不定是一家,我们从不同角度看美国,金教授的演讲视频很长,前天看了前面一段,有感而发,忍不住在微博上为美国辩护了几句,意犹未尽。
  周末认真看完,有了更多思考,如果有文字版,我将逐段与之华山论剑。
  美国真是衰败帝国吗?特朗普真是草包吗?
中国真是强盛之国吗?为什么不居安思危?
金教授从中国角度看美国,笑之为一个日益衰老的破旧帝国,我从美国看美国,却是一个持续强大的多元化美国,金教授来美七八次,还是一个老视觉,看的还是表面现象,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
  是的,美国机场破旧,但齐全完备,美国城市老化,但舒适方便,美国没有高铁,但高速上奔驰的大型集装车十列就是一列高速,更有效,这里的人们出行自驾,家家都有几部车,一路逍遥,游山逛水,几乎没有人愿意先驱车到火车站,搭车、下车、再搭车,多不方便。  
  是的,美国城市破旧,因为上世纪上中叶就完成了基础现代化的建设,美国人最关注生产和消费质量,快一百年了,没听说过几起豆腐渣工程,为什么?
  高速度往往与低质量成正比,宁缺毋滥是美国人的天性,日本人也这样,你要是知道美国几乎所有批发、零售和网络电商都可以退货,有的只要说出一个理由,很多商店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
  不满意,就退货,是现代社会对高质量的最高信用,而不在乎你是否用过,只要不超过规定时间。
  美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绝对不是吃喝嫖赌,而是蓝天白云,不能容忍一丝工业性雾霾污染,美国人向往田园风光,不是蜗居城市高楼,美国人的效率的确不如中国人高,因为美国是民选政治的国家,一个城市区域的改造和重建,欲速则不达,必须从下到上广泛地征求民意,必须切实保证高质量和安全性,没有大多数选民和居民的批准,任何基本建设都必须永久性搁浅,或干脆撤下。
  美国人民不习惯大跃进速度,不习惯挤在一栋栋高楼里,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为了高速度而违规违法建设而导致豆腐渣工程和生命安全,责任方无论是谁都要面临法律的严厉惩处,包括入狱。
  昨晚我们全家驱车从硅谷到旧金山,为获”星岛亲善佳丽”的女儿金格格参加一年一度的华人新春大游行喝彩,城市的那个拥挤啊,那个停车难啊,那个人潮拥挤啊,这就是都市与花园小镇的差别。
  是的,美国极少拆迁盖高楼,因为法律的天然保护,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任何侵犯。
  美国人民珍爱历史文化,古城古街古堡,凡是历史的遗迹都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我就不愿住在城市,将城市私宅租出去,住在远离城市的花园般小镇,这才是美国人向往的生活。
  我所在的硅谷山景城,也称为”谷歌之城”,生活在这里20多年了,几乎没有听见几起枪声和犯罪案件(当然与人群素质有关),有一起还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因被雇主解雇而枪杀3名公司高管的我熟识的一位成都同胞,当然,如果你选择到犯罪率高的地区,那确实是事实,我绝对不否认。
  美国真是衰败的帝国吗?
  当然不是,为什么?
  这里需要比较性分析,要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再看美国,更有说服力。
  是的,中国GDP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很了不起,但从经济预测分析角度,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的14.2%滑到2016的6.7%,可是拦腰截断,显著衰退,而美国经济从同时期负增长上升到2016第三季度3.2%,全年增长1.9%,可是双倍增长,显著复苏。
  过去和今天好,不代表明天更好,可能更糟,从经济发展趋势比较美中是否持续发展才是正确的方法,也是常识,信不信由你,去问问所有公司老板和主管,去问问睿智的经济学家和产业分析师,了解一下他们看一个公司的盈利前景是过去还是未来,特别在风云变幻无时不在的21世纪,昨天的辉煌极可能预示未来的衰败,高处不胜寒,因为所有的资源投入都是为了创造今天最靓丽的GDP或公司业绩,然而,随着分析师不断调高发展目标和盈利指标,明天如何战胜今天或昨天?
  因此,有不少公司成功了,壮大了,但大多数公司失败了,破产了。
  就像我的家乡武汉,举全省资源之力,口号叫得天响,非要在几年内建成不可一世的”大武汉”,不可否认,武汉近年发展特快,周边县市都收归旗下了,能不大吗?每年大跃进速度翻新造城,高楼林立,高铁纵横,由于雾霾环境污染严重,看上去都是旧旧的,每天平均两万个工地开工,几十年如一日,满城挖,扬尘漫天,几年新楼也蜕变成旧楼,清洗维护重建成本惊人,可这些重复建设都被计算到武汉市一市的GDP总量中,成为官员业绩雄踞一方。
  这是武汉GDP猛窜全国城市十强的强劲动力,家乡很多人牛逼得不行,自豪满满,武汉不得了,仅次于北京上海,我却忧虑重重,因为纯靠基建房地产拉动武汉不可能持续发展,武汉好了,房价高了,武汉之外的”鄂之地”怎样,这也算公平竞争吗?
  无序扩张,过度建设,必然导致供需失衡,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不胜枚举,高铁高速高桥,壮丽恢弘,但高效率对冲高质量,豆腐渣工程少吗?真正的民族品牌有一个吗?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GDP总量第二了,质量第几?
  中国基建热火朝天,房价持续飙涨,问题是,基建算入了GDP总量,无疑是国家投资的支柱性工业,除了产生维护成本和就业,本身并不产生增值效应,高铁高速的维修费用平均五年后高于基建成本,用什么来对冲成本?
  房子更是不增值的消费品,房地产不产生价值,只叠加成本,房价越高,高楼也多,越现代化,越说明基于钢筋水泥的中国经济难以持续发展,越需要实现产业战略转移,大规模培养中高端人才,寻觅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发展方向不能走歪,自然规律是,40年高速增积累的问题正在当下经济衰退期一一浮现出来,稍不留意就极可能堕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前功尽弃,目前中国大陆人均GDP仍远低于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殖民化的GDP总量进一步拉低了中国人均收入水平。
  一国经济的预测分析基于该国的经济结构和持续发展,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可持续发展或日益强大,不是基于:高楼高铁高桥数量,城市年年翻新,钢铁煤炭举世无双,国企能力超大无比,房价最高股价最低……而是几个最基本数据:人均收入,贫富悬殊,教育科研,环境空气,国防力量,民心凝聚力,世界向心力……为什么?
  因为前者一夜之间可被新经济模式所裂变、取代和购买,而后者极难改变、取代和购买,钢铁第一,可钢铁快跌成白菜价了,武钢都破产了,煤炭第一,意味着污染也可能第一,想过没有?
  举日本为例,日本是岛国,但并未受制于”旧资源”极端匮乏的艰难局面,反而成为”新资源”高度丰富的出口大国,大和民族的民族品牌和精工产业畅销世界各地,经久不衰,这就是取代的新含义,长期购买储备的中国煤炭矿产木材资源甚至逼近或超过了中国,这才是不可小觑的真正世界强国。
  金教授一脸不屑地斥之为”衰败帝国”的美国,241年前独立,一出生就是与生俱来的资源大国,在此基础上发展如虎添翼,这是上帝的恩赐,这点与日本发展模式完全不同。
  美国人的最高智慧就是危机意识,即使什么都完备,也不足矣,永远秉持居安思危的强烈危机意识,美国人具备天生的不满足感或抱怨欲,通过时刻质疑和批判一切特别是总统和政府即执政者的腐败和堕落来彰显自由民主法治的美国精神,并用宪法的力量来推崇和保护。
  美国国策的最佳发展战略是海纳百川,不是金钱利益的诱惑,是基于自由民主法治的公平竞争,没有一天停止过吸收和接纳散居在地球这颗充满灵性生命气息的优秀人才,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移民构成了美国大熔炉,奠基了美国持续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一无二的宽广胸怀和公平竞争文化。
  试想一下,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千挑万选年复一年地涌入美国,这个国家能不具有更强大的机率吗?
  美国梦本质上是公平竞争,追求公平意味着可以白手起家,可以勤奋置业,可以向不公平挑战甚至开战,才会建立合理合法的公平规则,再懒惰,不会因贫寒而死去,但要强大,必须求知奋进。
  美国不是衰败的帝国,还充分体现在电影文化作品和文明意识方面。
  这一点,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美中电影文化各自在表现和宣扬什么?
  好莱坞大片,很多都充满人类征服世界的科学幻想气息,即使是宇宙之战也是创造想象中的高尖端武器,久而久之,美国人从小就萌生了探索地球和宇宙奥秘的强烈渴望,由于不可知,探索不可知就形成了美国人追求的目标,而永恒的质疑和批判使得幻想一步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比如登月、航母舰队、核武器等都是上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实际实用或实战的科学技术。
  中国也有不少大片,宣扬的却是封建余毒,宫廷内斗,自相残杀,皇帝荒淫,清宫秘史,庶民造反,改朝换代,万变不离其宗,非常刺激,犹如鸦片一样,无法遏制,包括大导演老谋子推出的大片无一不宣扬的是功夫盖世,什么太极神功,飞檐走壁,轻功武术,我迄今没见过一个在金庸武侠小说里描绘的神功可以实战,与好莱坞一比,高下立判。
  弘扬中华武术的唯一正道是正本清源,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欺骗,不能凭空想象,中国历史包括无数武侠小说里的神功都经不起考证和见证,这一套不讲诚信的糟粕文化不能传承下去了,中医也是如此,本来还是有一定保健治疗效果的,结果经无数自称祖传中医后人一鼓捣变得臭不可闻。
  英文是国文衰败之源吗?本末倒置,追逐产业化的中国教育,再棒的老师也厘不清历史真相,再精深的母语也沾染拜金铜臭,现在至未来是全球化时代,英语是中国强大而走向世界的桥梁,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却将学英文与学语文敌对起来,误国误民,浮躁的《百家讲坛》天天戏弄历史,国学面目全非,能感动多少人学语文?
  即使在正宗国学中,糟粕远多于精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鼓吹愚民,维护封建统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宣扬等级愚忠,效忠天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歧视妇女和庶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金钱美女读书,21世纪了,学这一套糟粕,百害无利。
  教育应怎样变革,简言之,立即停办校内各种不在教学大纲内的老板班国学班高管班地产班……动大手术割除教育产业化拜金毒瘤,国学宣扬的就是这些糟粕,基本教育一旦与金钱挂钩,所有人文精神、诚信风尚、教授风骨、学生质量、知识产权、科研成果都难以高质量实现,素质更是难以提高,现在中国风靡的复古浪潮,央视占据黄金时段”背诗词”,不客气地说,这与中国强大不仅没有正面关系,反而负面影响无穷,靠死记背诵古文诗词,倒退几百几千年年,这不是强大,这是衰退。
  文明和规则是相互相存的,讲规则=讲文明,基于人的教养,展示人类进化的文明程度,有教养的文明人讲规则,讲诚信,讲道理,讲爱心,讲礼貌,讲干净,没有教养的人正好相反。
  美国人习惯排队,不大声喧哗,处处讲规则,这是蔚然成风的美国文化。
  讲规则,讲诚信,讲道理,讲爱心,讲礼貌,讲干净,是长期形成的,看看日本的礼仪文化,鞠躬、道谢、干净、助人为乐,蔚然成风,美国人笑脸相迎,逢人都是”Hi你好!”在台湾,友好待人处处可见,在国内罕见,我就不敢对人”Hi”,笑脸相迎,会被视为居心叵测,你想干什么?
  诚信教育从小孩子开始,一点一滴,才有可能言传身教,父母自己都满口谎言,小孩讲真话才怪。
  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讲诚信、讲规则,中国就有希望了,这是文明意识的问题,与经济发展不同,经济发展有周期循环–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而文明意识根植于全社会的文化风俗传统历史人性教育以及政治结构,一旦根深蒂固,则难以逆转,如山寨文化,现在经济发展了,文明却堕落了,而且是全方位堕落。
  再回到经济层面上来,金一南教授不是经济学家,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结构,事实上,基于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中国无疑居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其中大部分属于在华外资外企外商外国人创造的收益(经济殖民化),比如说,仅日本一国就占到中国GDP至少一成以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港澳台)在中国大陆所占的比例也不小,这就是我提出的《中国经济殖民化》理论。
  从更实际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考虑贫富悬殊,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人均收入接近8000美元,就是说,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而标准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至少在40000美元以上,美国接近52000美元,中国从8000美元到40000美元,差距是32000美元,与美国相比是44000美元,路漫漫,非常艰难,也就是说,中国可能很难也可能永远无法升格为发达国家,这可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不是衰败帝国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全世界130多个不同民族信仰宗教历史的移民来这里实现美国梦,年年都要接受数百万移民,还有1200多万非法移民,不可避免地拉低了美国的整体文明、教育、收入和生活水平,各族裔之间的大小冲突不可避免,尽管如此,美国人均收入仍然高达50000多美元,美国社会天天发生的和平抗议示威不受压制,美国的自由度和创新度仍居世界首位。
  我一直谈到以龙象斗为特征的中印挑战,最近还发布了《大陆精英落荒而逃,印度精英半壁江山》的文章,事实上,苹果和富士康联手,计划在印度投资百亿美元建立iPhone基地,复制中国制造成功模式,亚马逊追加投资30亿美元,看好印度发展潜力。
  印度是中高端世界办公室,中国低端世界大工厂,印度战略很清晰,占领办公室和大工厂双重地位,不是说印度已超越中国,而是未雨绸缪,更重要的是,靠山寨大国不可能实现中高端世界办公室的战略转型,因为日益剧增的生产成本攸关制造大国的地位,金教授想过没有?
  美国不是衰败的帝国,从金融股市看,美国也没有衰败,还可能是中国衰败。
  特朗普新政自2016年11月8日胜选以来,道琼斯第一次突破20000里程碑,美股四大指数(道琼斯、纳斯达克、标普、罗斯)气势如虹,不断攀新高,道琼斯自2009年金融危机至今七年间,从6000多到20220多,说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海内外投资人对美国、美股和市场的坚定信心。
  这里有一对华尔街数据,2016年,中国A股股民超7成(70%以上)亏损,人均亏5万,同样是2016年,道琼斯全年上涨13.4%,美国77%的投资人赚钱,平均回报率5%,女人比男人还要赚得多。
  当然还有,中国首富们,谁没有投资美国?
  A股上不去,主因是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还在恶化,GDP增速持续疲软,现在又面临外资撤离,内资外逃,A股硬着头皮上,上去了也站不稳,霸王硬上弓,A股要么投机,要么长期等待,等到经济结构重新改变,经济基全面改观,谈何容易?
  美股不断攀升,主因也是基本面稳定增长,当然高处不胜寒,美股长牛市,8年一个周期,但还可能大上,特朗普新政大刀阔斧,连中国新首富马云今天都跑到纽约拜访候任总统特朗普,宣布五年内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能不强大吗?
  是的,美国天天都有抗议示威活动,看上去的确很乱,其实很简单,美国本质上是一个批判性社会,美国人民自241年前(1776)建国第一天起就已经习惯了无情批判任何当权者的腐败和堕落,表面上乱,实际上稳,乱而不乱,反而使得多元移民文化的美利坚民族总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获得充分洗礼和冲刷,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本质,也是美国日益强大的根本原因。
  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为何特朗普成为不了独裁总统》,就是想说明,堂堂美国大总统,连一个保护美国人民免于七个极端恐怖组织猖獗的穆斯林国家危及美国安全的移民禁令都出不了白宫,一个西雅图联邦基层法院的小法官都可以轻松地暂时冻结甚至有机会推翻总统行政令。
  这总统当得多窝囊,那些对特朗普可能成为独裁总统的担忧,休矣,美国的国父们早在260年前建国时就高瞻远瞩,为美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衡结构,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可能因历任总统独断专行引发的国家危机,这是美国制度”三权分立”的结果,国会立法,总统执法,法院释法,各行其责,相互独立和制约,在三权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律宪法。一旦总统行政令与宪法产生矛盾,各州联邦法院可以下令禁止实施,这一次特朗普签发总统行政令之后,西雅图法官罗巴特的暂时性禁令是面向全国的。总统束手无力,唯一选择是上诉最高法院。
  美国法院的权威至高无上,如果行政部门拒绝执行,会被视为藐视法庭,总统可能遭弹劾,确实,这一法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任何独裁专制的可能性,维系了立法、执法和释法三大力量的相互制衡,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美国三权分立的自由体制,确保了民主体制下各种动量的正常运行。美国人民有支持总统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也有遏制甚至反对总统滥用权力的自由和权利。
  当美国人民能够无恐惧地支持和反对国家领袖而不会引发社会超常规的动荡,这个社会强大无比。
  金一南教授,请不要小觑特朗普总统,他的能力不亚于奥巴马,他是商业治国战略,粗中有细,事无巨细,能够轻松击败强劲对手希拉里而入主白宫,不是美国人民糊涂到选择一名”疯子”,而是在美国发展到今天,美国需要更上一层楼,美国人民永远不会满足任何执政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干的不好换人干,美国人民选择了特朗普,我认为,特朗普的能力非同小可。
  里根69岁任总统,连任两届,成为最棒的总统,特朗普70岁任总统,刚开始起步,不可小觑。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过:”不要嘲讽美国,不要视之为正在衰落的国家,在未来时间里,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拥有巨大弹性和创造力,吸引着全世界的天才,八个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全都入籍美国。”
  恨美国也好,爱美国也好,必须承认,美国是地球上最重视教育和下一代的伟大民族。
  如果美国不咋地,真的是衰败的帝国,那么为什么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优秀人才都汹涌澎湃地流向美国?为什么美国始终被公认为世上最伟大的国家?
  来自130多个国家的不同种族、信仰、宗教的移民,组成了多元文化文明的美利坚合众国,不乏无数爱因斯坦最聪明的大脑,一旦来到美国,他们极少离去,离去了也会重新回来,一如不少在美国的中国人海归了,但他们的孩子和家业都留在美国,你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伟大,美国能够留住他们,首先在于充分包容和鼓励一切敢于说真话的人,不断纠错,不怕犯错,公平竞争,凝聚民心,一旦危机发生,政治对立的美国人民、团体和族群可在一夜之间迅速地集结在迎风飘扬的星条旗下。
  很多人讨厌特朗普,你大可天天嘲笑他,批判他,4年后又一次大选,自由展示你的投票权。
  美国人民越不满总统和政府,越能体现最深刻的危机意识,
  希望有机会与金一南教授面对面博弈,华山论剑。

金一南将军深度剖析美国现状和总统特朗普
 来源:腾讯视频;点击这里查看金一南演讲视频
  以下文字,根据腾讯视频,由《前线报》公众号小编整理
  我们有句话,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做点小卖买,找几个朋友,拉几个市场,用点资源,朋友帮忙。大成功呢?需要敌人的!我们有美国这样一个对手,整天坐在那,给我们找茬,看我们这不顺眼,那不顺眼,找毛病,对我们是非常好的好事啊!我们太容易懈怠啦,太容易满足啦!我们袋里有几个钱,东西南北都分不太清楚。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家伙,整天给我们敲边鼓,提醒我们,他使我们清醒,使我们奋起,使我们不要懈怠,使我们继续前进。
  去年,我从美国访问回来,驻美的国防武官问我一句话,他说,金教授,你好多次来美国,这次能不能用简练语言,讲一讲你的感受。我给他讲了一句话,一个衰老的帝国。啊唷,你讲的太对了,我把这话记住了。
  这是我的切身感受!1997年,我第一次到美国,飞机在肯尼迪机场着落,一看,惊得我是目瞪口呆啊!美国人晚上不关灯,纽约城市面非常大,一片灯火的海洋!我被震惊了!什么叫超级大国?真的让我看见了,真的不得了!97年,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2016年,那次到美国,飞机着落,同样肯尼迪机场,跑道开裂,慌草丛生,从机场到纽约,高速公路,中心隔离带,有的撞断了,有的撞弯了,就撩在那里,不人管那。到了纽约,拍油路,高低不平,车巅的特别厉害。铁桥,锈迹斑斑。怎么回事?与美国高官会谈的时候,问他们纽约市政怎么到这个地步了?美国人给我们说,打了十年仗,没钱了!市政建设没法搞了!大家知道特朗普为什么发火?美国都在打仗,中国都在搞建设,他着急啊!
  下面,我们讲(特朗普),他上来了!大出意外!作为我个人内心,特别希望他上来,但担心他上不来!希拉理很坏,围堵中国,从理性上感情上,围堵我们。这个人,特朗普好打交道。没有想到,他上来了!这个人(特朗普)胃口很大,懂得的规矩却很少,可用时间也不是很多。理论上说其全球收缩、重视产业回归等政策会使美国重新强大,实际上他没有足够时间。美国社会难容忍近80岁的总统。华尔街、常春藤、硅谷、好莱坞等精英集团与普通大众已经严重分裂。特朗普的对手,不是中国,是美国社会的精英集团。
  特朗普上台后,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标题就是《特朗普的造反》。主流媒体,还有这样评价总统的?特朗普先生是现代历史上最缺乏准备的当选总统。他的气质不适合领导一个拥有三点二亿人口和多元族群的国家。特朗普先生挑战美国政治每一条准则,由此先颠覆了共和党,现在又颠覆了民主党。最后的结论,特朗普先生已将美国置于悬崖之上。
  这不挺好吗?特朗普不是把中国置于悬崖之上,而是将美国置于悬崖之上。我们担心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个人(特朗普)那,就是闯劲大,像头大象,横冲直撞,他就胡整。前不久,他就胡整一事。接了蔡英文的电话。轩然大波。都不用我们批判。美国人把他批的体无完肤。他的对手,民主党发言人沃克,讲,特朗普不理解自己愚蠢的电话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同时也是故意的,因为据报他想在台湾修建酒店,充实自己的钱包。考虑到特朗普不愿意公开自己纳税申报单,不愿意脱离自己的生意,看来这个人正在将个人的财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你说,他是这样的吗?我觉得,这样说他,真的有点怨。他不是这样的,但政党攻击,才不管他那,抓住一点,攻其一点,不顾其余。根本不用中国人批判。美国人猛烈地批判他。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墨菲,批他,这些事件是外交政策中未经计划的重大转向。战争就是这么引发的。说的非常重啊!弄得蔡英文赶紧保持低调。蔡英文再也不敢宣扬她与特朗普打电话的事了。美国媒体全部反对。蔡英文讲,这样宣扬下去,蔡英文就成了不可接触的奸民。怎么弄啊?我一接触,就弄到这个地步,就战争!你看,闯了多少祸!
  所以,美国人现在怎么说?进入21世纪,美国最糟糕的两天。第一,911事件,恐怖事件;第二,2016年119,特朗普当选。竟然把911和119联系起来了。都是美国人绝顶的灾难。
  所以,我们从今天看。菜鸟特朗普,大嘴特朗普,搅局特朗普,任特特朗普,不靠谱特朗普,被拖累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

研讨会:中国的数据治理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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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2023年9月26日下午1点30分

北京时间:2023年9月27日凌晨1点30分

点击这里报名线上听讲(报名后会自动收到zoom视频)

点击这里报名线下听讲

Atlanta (September 26, 2023) – The Carter Center China Focus in partnership with Emory University,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Spellman College, and the China Research Center in Atlanta, is pleased to announce an upcoming hybrid symposium titled ‘China’s Data Governance and Its Impact on U.S.-China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urrently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Unfortunately, many misconceptions sur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data governance system, often exacerbated by sensationalized discussions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US-China relations. This symposium aims to dispel these myths and provide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data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 It seeks to foster open and critical dialogue among scholars,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offering an in-depth update on the topic.

Speakers at this symposium will include:

Obse Ababiya, Associate Director, Office of Global Strategy and Initiatives at Emory University.

Larry Catá Backer, Professor of Law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enn State Law School.

Jamie Horsley, Senior Fellow, Paul Tsai China Center at Yale Law School |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

Aynne Kokas, C.K. Yen Professor at the Miller Cent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aria Repnikova, Associate Professor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Keren Wang, ACLS Emerging Voices Fellow, Emory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Russian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symposium is being convened by Dr. Yawei Liu, Senior Advisor on China at The Carter Center and Dr. Keren Wang of Emory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Russian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genda

1:30 pm: Ms. Obse Ababiya opens the meeting, introducing the organizers and sponsors

1:35 pm: Opening remarks by Dr. Maria Repnikova

1:40 pm to 2:10 pm: Dr. Aynne Kokas – “Is China Winning the Battle for Digital Sovereignty?”

2:10 pm to 3:20 pm: Discussion: Demystifying China’s Data Governance, Moderated by Dr. Aynne Kokas, presentations by Dr. Larry Catá Backer, Ms. Jamie Horsley and Dr. Keren Wang

3:20 pm to 3:50 pm: Q&A

3:50 pm to 4:00 pm: Concluding remarks by Jamie Horsley

We encourage you to attend this important event, either in person or virtually,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ritical issue and engage in meaningful discussions with experts in the field.

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第一次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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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必凯(bikai-chen)

2023-09-15

相关链接:

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简介(一)

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简介(二)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桑蒂斯的对华政策

 

8月23日晚上,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第一次辩论在密尔沃基(Milwaukee)举行。参加这次辩论的有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南卡州州长妮基·黑利(Nikki Haley),南卡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前副总统迈克·彭斯 (Mike Pence),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托弗·克里斯蒂(Christopher Christie),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古姆(Doug Burgum)和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 (Asa Hutchinson)。而目前在共和党内支持率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的特朗普则选择缺席了此次辩论。其余共和党候选人则因为在辩论前没有达到至少拥有40000名捐赠者,并且在一些指定的民意调查中拥有至少1%的支持率的要求,所以没有获得参与辩论的资格。

罗恩·德桑蒂斯作为党内支持率仅次于特朗普的候选人,被外界普遍认为将成为此次辩论的焦点人物。由于在支持率上超越特朗普在短时间内似乎并不可能实现,所以人们预测候选人们将会把火力集中在排名第二的德桑蒂斯,以期取代他的位置,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德桑蒂斯在大多数时候能够不受干扰和诘问的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自己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与其他候选人发生争吵。他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就是成功阻止了主持人让候选人举手表决“是否相信气候变化是人类造成的”的企图。尽管目前德桑蒂斯与特朗普的关系已经恶化,但是为了避免得罪后者的支持者,德桑蒂斯还是在尽力避免攻击特朗普。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德桑蒂斯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称这些资源应该用于确保美国边境免受毒品交易和人口走私的困扰。在堕胎问题上,他再次拒绝透露是否支持联邦范围内的禁令。一些评论者认为这样与世无争的表现不可避免地让德桑蒂斯被边缘化,无法获得足够多的发言时间,所以算不上出彩。但是根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FiveThirtyEight 和益普索 (Ipsos)联合进行的一项针对观看了此次辩论的共和党人的民调,有29%的人认为德桑蒂斯表现最佳,在所有参与辩论的的候选人中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拉马斯瓦米高出3%。还是根据这一民调,在辩论前,有62%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投票给德桑蒂斯,而在辩论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7%。

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在此次辩论中收获了最多的关注,不论这些关注是出于赞同还是批评,他都达到了借此提升自己在选民中的知名度的目的。拉马斯瓦米一直在攻击台上的其他候选人,并且在几乎每个问题上都表明了自己的极端立场,诱使其他候选人对他的挑衅作出回应,这也使他成为辩论的中心。根据之前提到的民调,在观看辩论的共和党选民中,有26%的人认为拉马斯瓦米表现最佳,在候选人中排名第二。经过此次辩论,表示会考虑投票给拉马斯瓦米的人从40%上升到了46%。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毫不吝啬的表达对于特朗普的支持。拉马斯瓦米宣称特朗普是21世纪最好的总统,承诺如果当选总统要赦免被判有罪的特朗普。他还宣称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特殊利益集团收买的候选人。在俄乌问题上,他支持削减对于乌克兰的资助援助。但是正如彭斯抨击拉马斯瓦米是需要“在职培训的菜鸟”,共和党初选选民能否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候选人身上依然要画一个问号。

彭斯和黑利都曾经在特朗普政府任职,他们都十分努力地想在此次辩论中展现自己。由于大家对1月6日国会骚乱的激烈讨论,彭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他自身的发言意愿也很强,这使得他成为这场辩论中发言时间最长的候选人。此外,彭斯还表达了对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支持,以及最激烈的反堕胎立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针对怀孕15周以上的堕胎禁令。而黑利作为这场辩论中唯一的女性以及前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则呼吁寻找针对堕胎问题的共识,以及继续大力援助乌克兰。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候选人对于人类行为是否造成气候变化这一问题或态度模糊,或极力反对时,黑利是唯一一个明确承认气候变化的人。与彭斯在国会骚乱中的表现彻底激怒特朗普的支持者不同,黑利似乎正在努力尝试在特郎普的忠实粉丝和怀疑特朗普的人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如果将二者相比,黑利毫无疑问是此次辩论的胜利者。根据民调,在观看辩论的共和党选民中,有15%的人认为黑利表现最好,有7%的人认为彭斯表现最为出色,他们二人在候选人中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调查还发现,经过此次辩论,表示会考虑投票给黑利的人从29%上升到了46%,而彭斯的这一数字则维持在23%。回顾路透社和益普索7月发布的民调,彭斯当时在党内的支持率为7%,而黑利仅有3%。

就辩论中的表现而言,克里斯蒂和斯科特在民调中几乎并列排在第五。在观看辩论的共和党选民中,各有4%的人认为克里斯蒂或斯科特表现的最好。斯科特态度温和,没有参与大部分激烈的辩论,没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克里斯蒂在这场辩论中则是特朗普的激烈批评者。同样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还有哈钦森。在场的候选人中,只有他表示如果特朗普被定罪,则不会支持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提名人选。根据上述民调,哈钦森和在辩论中没有什么亮眼表现的伯古姆排名几乎并列第六,各有1%的人认为他们二者表现的最好。

总体而言,此次辩论的两位主持人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整场辩论没有任何规则和纪律可言,候选人“能者多劳”,使出浑身解数展现自己。在这其中,拉马斯瓦米出尽风头。虽然因为锁定的选民群体与特朗普高度重合而导致胜出的希望渺茫,但是拉马斯瓦米毫无疑问将成为共和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的是,此次辩论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有能力突出“重围”,成为公认的特朗普的替代候选人。这似乎也证明了特朗普不参加此次辩论的决定是正确的。在特朗普看来,目前参与辩论弊大于利。他认为自己目前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巨大,且公众对他已经足够熟悉,所以不需要在官司缠身之时冒着被对手抓住把柄,疯狂攻击的风险参与辩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第二次辩论将于9月27日在加州的西米谷(Simi Valley)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届时候选人们又将进行怎样激烈的交锋,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陈必凯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项目助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讨会:中国的数据治理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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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中故事汇编辑

2023-09-15

美东时间:2023年9月26日下午1点30分

北京时间:2023年9月27日凌晨1点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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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a (September 26, 2023) – The Carter Center China Focus in partnership with Emory University,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Spellman College, and the China Research Center in Atlanta, is pleased to announce an upcoming hybrid symposium titled ‘China’s Data Governance and Its Impact on U.S.-China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urrently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Unfortunately, many misconceptions sur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data governance system, often exacerbated by sensationalized discussions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US-China relations. This symposium aims to dispel these myths and provide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data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 It seeks to foster open and critical dialogue among scholars,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offering an in-depth update on the topic.

Speakers at this symposium will include:

Obse Ababiya, Associate Director, Office of Global Strategy and Initiatives at Emory University.

Larry Catá Backer, Professor of Law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enn State Law School.

Jamie Horsley, Senior Fellow, Paul Tsai China Center at Yale Law School |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

Aynne Kokas, C.K. Yen Professor at the Miller Cent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aria Repnikova, Associate Professor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Keren Wang, ACLS Emerging Voices Fellow, Emory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Russian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symposium is being convened by Dr. Yawei Liu, Senior Advisor on China at The Carter Center and Dr. Keren Wang of Emory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Russian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genda

1:30 pm: Ms. Obse Ababiya opens the meeting, introducing the organizers and sponsors

1:35 pm: Opening remarks by Dr. Maria Repnikova

1:40 pm to 2:10 pm: Dr. Aynne Kokas – “Is China Winning the Battle for Digital Sovereignty?”

2:10 pm to 3:20 pm: Discussion: Demystifying China’s Data Governance, Moderated by Dr. Aynne Kokas, presentations by Dr. Larry Catá Backer, Ms. Jamie Horsley and Dr. Keren Wang

3:20 pm to 3:50 pm: Q&A

3:50 pm to 4:00 pm: Concluding remarks by Jamie Horsley

We encourage you to attend this important event, either in person or virtually,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ritical issue and engage in meaningful discussions with experts in the field.

中国留美学生的三十年:199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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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涓

2023-09-13

【编辑按:位于华盛顿的美中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简称USCET)致力于促进美中两国的教育交流已近三十年。在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支持下,美中教育基金联手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1 世纪中国中心中国数据实验室开展了一次针对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求学经历的大型综合性调查。(点击这里查看英文报告)调查结果对了解中国在美留学生的经历和感受、问题和挑战、以及教育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巨大贡献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站(美中故事汇)是本次调查的一个合作机构。我们将该报告的前言部分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新学年开始之际,来往于中美两国的学生流量仍远低于 疫情爆发前2019-2020 年的水平,而挥之不去的美中紧张关系和各种随之而来的问题给近期恢复强劲的双向教育交流蒙上了阴影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美中教育基金自豪地发布《中国留美学生的三十年,1991-2021》。 USCET 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1 世纪中国中心中国数据实验室(China Data Lab of the UC San Diego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的这份联合报告全面综合地分析了这三十年间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中国学生的构成以及这个群体所经历的变化。

为什么要调查以前的中国留美学生?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估计有 300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境学生流动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留学生一直被视为美国大学里一个普遍且积极的群体。然而,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已成为美中紧张局势和各方不断猜疑的焦点。一些人认为这些学生是中国政府影响力的阴险代理人,而另一些人则对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表示怀疑。随着批评者不断质疑美国教育中国学生的价值,研究美中教育交流的长期成本和收益也因此变得非常重要。 USCET 于 2022 年底对曾经在美求学的留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旨在更系统深入地了解这个群体。在通常没有学生参与的对话中,聆听他们的心声,并为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和统计数据注入更加人性化的因素。

据我们所知,这项调查的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所进行的时机也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校的中国留学生或特定学校或地区的应届毕业生。但这项调查的时间跨度为三十年,包括曾经在全美国各地大学就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校友。根据影响这个群体的两国关系的走势,受访者被分为三个群体。第一批学生主要由 1991 年至 2003 年间在美国院校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组成。第二批学生于 2004 年至 2015 年毕业,当时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本科生数量超过了研究生。第三批学生于 2016 年至 2021 年间在美国完成学位。在此期间,两国之间的局势不断趋于紧张,疫情更是导致学生流动暂时中止。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先是出现年度增长放缓,然后出现逆转。

1985-2021年中国在美留学生

挑战和问题

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和不稳定使得目前对中国留美学生这个群体进行调查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是严格的匿名调查也不例外。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被批评为潜在的间谍,在中国被批评为过于受西方影响。由此产生的政治冲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愿意填写调查的留学生的数量,尤其是受中美关系下滑最直接影响的相对较新的毕业生。调查结果以 404 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为样本,虽然只占中国留美学生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的回答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更广泛的留学生群体的趋势。

广泛的调查范围使我们能够收集一系列留学生的回答,并比较不同人群在特定时间内的回答。但是,调查没有重点研究短期事件的影响。例如,没有考虑到新冠疫情限制的影响,尽管接受我们调查的许多 2020 和 2021 届毕业生被迫在最后一个学期在中国远程学习。平衡不同人群的回应数量是另一个挑战。我们在性别、群体、机构类型和国籍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代表性,但在所追求的学位方面没有取得平衡,研究生的回应远多于本科生。另一个不平衡的地方是,77% 的受访者居住在美国(虽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大约 58% 的受访者是中国公民。来自美国的受访者占多数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吸引居住在中国的受访者相对更为困难,但这意味着我们的结论更适用于那些希望或有机会留在美国的个人,无论他们是中国或美国公民。报告的方法部分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

为了更广泛地研究这一主题,这些局限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项调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经历的了解,也是为了激发对话并提出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美国高校如何才能成功地让中国留学生融入校园生活并确保他们了解自己的学术权利和责任?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尽量减少留学生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从长远来看,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校园可以带来哪些好处和风险?如何衡量这些好处和风险?

主要调查结果

完整的在线调查报告分为四个与留学相关的问题。每个问题都通过可量化的数据和深入地分析进行了回答。以下为对调查结果的总结。

中国学生为什么来美国留学?以何种方式来留学?

绝大多数受访者明确地表示,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追求卓越的教育。其他重要的考量因素还包括希望获得在另一个国家体验生活的机会、更大自由地选择学习内容以及改善职业前景。随着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能力送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 2004 年之前,我们的样本中只有不到 10% 的人从家庭获得经济支持,而 2015 年后毕业的人中,这一比例上升到 75% 以上。近三分之二的人从学校获得了择优奖学金,只有不到 2% 的人报告说他们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

中国留学生在校园里如何与其他人互动?

尽管打零工是学生除了学习之外最常见的事情,但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也参加了某种程度的体育运动和许多其他课外活动,但比例较低。然而,对近期留美学生的调查表明,学业压力越大,留学生参加社交活动的时间就越少。如果把阅读媒体也作为校园融合的另一个衡量标准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生获取外部新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曾经阅读报纸和看电视的做法被阅读中国和美国的社交媒体所取代。该调查还提供了一些证据来反驳“中国学生主要依赖中国媒体资源”这一观点。在美国,受访者同时使用美国和中国媒体资源的比例很高,这表明他们已经融入了美国媒体的环境。

中国留学生在校园里遇到过哪些负面经历?

中国留学生显然受到美中关系和两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我们的调查显示,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示,他们因遵守某些政治观点而感到有压力,这种压力同时来自美国和中国。 2004 年之前毕业的学生表示,他们的学习中政治干扰相对较少,但对于 2015 年之后毕业的学生来说,这种担忧显著上升。眼下,涉及反亚裔仇恨的事件也不断增加,这也令学生感到不安。

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对在美国学习的时光有何感想?

尽管存在负面事件,但在受访的留学生中,在美国的学习经历留下了持久的美好回忆。大多数人回顾了他们的学习经历,对他们的校园和同学,以及他们在旅行中遇到的人和地标充满了温暖的感情。超过 8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发现美国人友好、热情。还有类似比例的人表示,如果现在有选择,他们还会选择再去美国学习。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受访者仍然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学校保持着联系——对校友会的参与率以及对学校的捐赠都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

随着中国留美学生平均年龄的降低以及美中关系的日益紧张,留下来成为美国公民的学生人数有所下降,在1991-2004年间 ,有71%的毕业生留美成为美国公民;而在第二批毕业生中,有30%的人留美成为美国公民。第三批 2016-2021 年间的毕业生离校时间太短,还无法确定最终公民身份。不过,更多的近期留美学生报告说,他们在毕业后尝试留美,但未能成功。

结束语

总体而言,调查结果应该让那些担心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校园里的存在的人感到放心。我们的样本显示,留学生自己决定来美国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学术的追求和提升个人发展的渴望,而资金主要来自家庭和美国大学奖学金的支持。尽管在校园里有一些疏远感和负面的政治或种族歧视遭遇,但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带走了美好的回忆和持久的友谊,许多人选择与美国的大学继续保持联系。

在美中教育基金,我们相信教育交流是美中关系的基石,也是维护两国和平的关键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美中关系正常化时,互派学者和留学生是当时两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并一直是两国民间交流的支柱。我们希望两国继续欢迎对方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机会直接接触对方的社会。在美中关系不稳定的时候,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两国未来的领导人能够相互沟通,理解文化的细微差别,并共同解决棘手的双边问题和地缘政治挑战。

鸣谢

美中教育基金感谢亨利·卢斯基金会对该项目的支持,并感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团队在该项目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1 世纪中国中心中国数据实验室的成员为该项目提供了咨询,分析了调查数据,共同撰写了整个调查报告,并将调查报告发布在他们的网站上。我们一致希望本报告中的初步发现能够激发提出新问题、进一步聆听学生的心声、鼓励对话以及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感谢 USCET 的前项目经理 Trenton Marsolek,他是这一调查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也要感谢许多参与调查并与以前的同学分享调查的个人,以及数十个本身没有资格参与调查、但提供了其他支持的个人和组织。

风鸣:还原“平权法案”真相

作者:风鸣

2023-09-11

编者按: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当代中国评论 》2023年夏季刊(Contemporary China Review , 2023 Summer Issue),作者授权本站发布全文。

2023年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项判决引发全社会大辩论,激起简体中文圈轩然大波。判案涉及哈佛大学、教堂山北卡大学被诉录取政策不公,被称为“平权法案”判决,争论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与之前华语界涉川论战相比,“平权”论战有三点不同:多方,散点,模糊。不只有反对、赞同两方,没有单一焦点,经常史实残缺,时序混乱,因果条线不清,误译、误传、误会多,难以有效深入、递进,常沦为慷慨激越加轻薄抽象的混战。      

本案复杂、深重,细节、魔鬼多,恰为深度观摩美国体制演化与伦理文化变迁的极好窗口。本文复盘、厘清司法、立法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对跨语言、跨文化误解做必要语义澄清。原文affirmative action译成“平权法案”,词不达意,容易望文生义,借题发挥,各说各话。为行文方便,文内用AA替代affirmative action。树木,森林,治标,治本,集中一次说清。

推翻前例: 最高法终于全废AA?

6月29日,最高法裁定哈佛与北卡两所大学基于种族的录取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公民平等权益保护条款。两案原告都是SFFA(后文介绍),代表若干匿名被拒亚裔申请人,指控私立大学哈佛与公立大学北卡本科录取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歧视亚裔。先来看案情、判决词、大法官司法意见表述。   

判决涉及两宗民事诉讼案,分别为2020年联邦第一巡回法院诉哈佛、2021年10月北卡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诉北卡大学。共9席的最高法以6-2和6-3推翻两案各自原判,原告SFFA胜诉,其中哈佛案因新任大法官Ketanji Brown Jackson身兼哈佛监事而退避,总数8席。两案重新分拆后,Jackson一席反对被计入北卡案。

SFFA早在2014年11月17日就起诉哈佛,麻省联邦地区法官于2019年判决哈佛录取中有限考虑种族并未伤及亚裔或其他种族,哈佛系统未必完善,但不违宪,其数量参照不算“配额”。联邦第一巡回法院维持原判,SFFA随即上诉联邦最高法。

最高法院长John Roberts执笔判词,即多数方司法意见:大学录取不可刻意、明确考虑种族,但哈佛却在首轮筛选、次轮复核、讨论确认入围者与备选录取者lop list全程,步步计考种族;多数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因种族而被录取;北卡采用类似的录取流程;“消除种族歧视,唯有取消种族因素”,“平等保护必须保护每个人,无论种族”;“AA制度目标不明确,不好衡量,过于负面,刻板歧视,所寻求结果意义不明”;“最高法院从未准许这种AA录取制度,过去不准,今天也不准”;大学依然可以考虑学生所归种族对其成长的影响,比如通过面试、申请作文,“无妨考虑个体申请人益于大学环境的独特品格与能力”,但不能标准化统一。判词的“既要···又要···”逻辑循环,读着费解,后文细说。

三位大法官单独司法意见支持判词。非裔Clarence Thomas坚称“宪法色盲”,AA录取侵害学生个人利益;“我对自己种族所受社会、经济残害与歧视感同身受”,然而在《独立宣言》和《宪法》的“人人生而平等”原则之下,所有人必须受司法同等保护。Thomas在席几十年,从未停止反对AA。

少数方反对意见由Kagan和Sotomayor两位大法官共同执笔:“取消种族等于任由社会不平等,奉行平等需要首先承认不平等存在,今天与1860年代和1954年并无差别”;“多数方判词曲解宪法十四修,违背前例,背离我们所学的美国历史”,“编织种族不平等不再的幻觉”。

另一位非裔Jackson大法官力陈:“今天,多数方判词形同’何不食肉糜’,再次玩起‘种族色盲’的司法花招”,但否认却掩盖不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如此曲解、篡改宪法十四修的真实内涵,偷梁换柱,历史修正,强词夺理,颠覆几代人奋斗,阻挠社会共同进步,堪为悲剧”。

判决引致各方激烈回应。哈佛与北卡大学校方声明,称失望,但将遵从。许多院校、科研机构称,多样化建设更具挑战,多样化益处有案可稽,将在新司法环境下继续努力。有声明尖锐:“判决终结了几十年多样化和历史矫枉的宝贵举措”,“我们不会放弃、倒退”,“将积极开拓更稳定持久、实际有效的新路径”。不仅大学,舆论普遍认为新判例也将影响企事业雇佣中的多样化、平等、公平政策。

谁支持?谁反对?为什么?

一切归零:推倒重来,还是彻底背叛?

保守阵营欢呼雀跃。前总统、2024总统大选共和党参选人川普表示:“终于盼到人人翘首以待的超级大奖。”其他参选人,如前共和党副总统彭斯、佛罗里达州长DeSantis、黑人南卡联邦参议员Tim Scott、印度裔企业家Ramaswamy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McConnell等一众共和党显要第一时间支持判决。原告SFFA机构创始人、资深保守阵营律师Ed Blum称,“判决标志着开始重铸多种族美国的司法色盲理念,打破AA侵害民权”。

民主党方面群起反对。前总统奥巴马感恩自己和妻子受益于AA,“AA当然未必尽善尽美,但却给几代人机会,证明我们并不差”。各民权机构发声抗议,“之所以要有AA,正是因为院校和雇主不情愿主动公平录取”,“种族不公再添新伤,这届最高法却视而不见”,“种族觉悟不可能因此而淡漠、消亡”,“AA全方位录取审核既非施舍也非提携,而是保障所有年轻人应有的共同未来”。总统拜登命令白宫重新审核政策与方法新途径,助力多样化。司法部长加兰宣布将与教育部联合,援助院校复查录取政策合法性。

尽管立场针锋相对,双方都动用司法、立法、行政、舆论手段,但支持与反对方都打着平等、反歧视、保障民权的旗号,各自阵营里也有不同声音。那么,分歧为何无法弥合?症结到底在哪里?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根本分歧在哪里?

需要先为AA正名。AA别称positive action,英国英语也用positive discrimination,美国AA原意特指“政府指令、批准私营教育和雇佣机构自愿主动特殊考虑史上长久被排斥族群申请人,特别是少数族裔和女性”。比“平权法案”更保真的字面直译可有:肯定,扶持,兑现,优惠,积极,执意,矫正,果敢行动或举措。Affirmative被转义译作“平权”,词义升格拔高为古典中文里所常见对社会平等的美好憧憬,类似“不患寡患不均”,更入口、入耳、入心,但容易引起误会、误读、误判。

“法案”译法则从里到外全错,国会民权立法史漫长且曲折,不存在一部“实施了70年”的立法议案。唯有国会独有立法权,法院只能判案。立法、司法同行并立coequal,工作成果分别是法案和判例,法案经总统签署后变为国法,判例即判决先例。把“积极扶持优惠举措”升格为“平权法案”已然错得离谱,再把一届最高法院一次判例扩展为“宪政发展重大事件”,容易加剧无必要撕扯、空耗。

1960年后的Affirmative Action选词,始自为肯尼迪总统撰稿的幕僚,是个“头韵表述”alliteration,应受到1930年代国会前辈启示,是坚决果断行动act affirmatively的名词化。这并非咬文嚼字训诂考据,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判决,都需要弄清判决的真正内涵和法理逻辑,若仅执念意识形态和党争立场,效果了了。

AA是民权史的当代篇章,判词映射加州《209动议》叙事,而《209》又套仿1964《民权法案》,长久以来双方都自称得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真传… …一笔写不出两个平等公正,需要正本清源。45年里多次AA判例,本届一朝推翻,引发大论争,时长、反复、争议,都说明现实问题和操作解决复杂,没有简单直白答案。

那么,为什么今次最高法判例引起如此强烈反应?原因在于,这个判决集中折射半世纪以至更深远民权、平权(这次没错)演化进程,是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一次活生生历史与现实的尖锐冲突,意义远超一个新闻周期,一批终端司法判决,“一届”最高法院,一代关注、在乎、呐喊奋斗的国民,一批应激调整的大学,一茬受影响的家庭。

说到家庭,简体中文世界之所以反应超强剧烈,是因为此案涉及一个颇有声势的美华圈反AA运动。推动者和参与者欢呼胜利,而站AA一方则义愤填膺,怒斥反AA同族们自私、无知、无良,双方激烈交锋。后有专节论及简中人与AA的爱恨情仇和对判决的不同反应。

美国AA理念和实践根植于现当代美国社会演进,源远流长。AA在二十世纪里逐渐风行,遍及全球,是普世价值和各国、各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原因很多,主要应与较长时间全球和平安全、社会共识与时俱进、产能与财富空前增长有关,属进步发达的指标性话题。那么,AA怎样影响整个美国社会文化的演化进步?最高法2023反AA判决,意义到底何在?各方都在说什么?

法理,伦理:司法审慎,美国叙事

反AA阵营主体是右派、保守派,包括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ist)共和党,以其辩护者Thomas大法官为代言人,明确说:AA违宪、侵权、不符合司法色盲,其理念和程序必须根除;人人平等,不准任何歧视,无论谁,无论什么过程,任何对种族的考虑,都违反宪法十四修明文规定。最高法大法官成为政治派别旗手令人侧目。

保守阵营中,传统右派大法官自诩原教旨释宪派,对宪法词语字句奉若圭臬。温和保守派瞩意兼顾宪法文本与其字里行间的精神,有时会成为左右之间的摇摆席。执笔2003《Grutter案》判词的Sandra Day O’Conner和执笔《Fisher案》判词的Anthony Kennedy大法官就属温和席。Roberts温和偏右,其为本案执笔的判词的法理逻辑被严厉批评为分裂、苟且。

AA阵营主体是自由派,有三种主要声音,不妨称为理想进步派,务实温和派和审慎自由派。

哈佛哲学系正义学教授Michael Sandel精炼概括了进步派理想主义的主张。为什么AA?因为需要纠正补全受教育者的不平等,需要积极补偿长期种族歧视虐待,需要用多样化补足丰富大学教育环境和内容。问题在于:如何兼顾公平公正的社会使命和保护个人权益、才华、敬业、成就?怎样的实操政策才能达到适当、适度平衡?

以呼喊“一个美国”而横空出世的奥巴马肯定AA价值,同时承认不完美,有改进空间,AA不应废,婴儿不能跟洗澡水一起泼掉。奥巴马相信美利坚体制从原设计就是循序渐进,只为防止大错。把“两党妥协”挂在口边的拜登提醒:“今日美国还有歧视”,“所以还没完”,部署调整、继续推进。拜登强调“被AA录取的学生都过线,不准滥竽充数”,这对当下备受重视的大学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专业录取尤为关键,理工科录取的确有硬门槛。

已故Ginsburg大法官对AA诉案的司法意见呼应奥巴马-拜登的务实意向:作为众多录取考量因素,种族比重很小,只要审慎、严格、平衡,就可以水滴石穿,水到渠成。司法审慎并非道义奢望、方式方法忠告或被动妥协,而是司法业界的专业特点与社会分工,也是“正常”联邦最高法院理应垂范的美国主义,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注重实效,重手干预国民生活并非最高法天职。现实中,审慎缓进不仅得到社会大众同情与支持,也是理性进步派反复权衡后的经验和结论。

就连Roberts判词的分裂叙事,也在靠拢司法审慎。那么,Roberts判词能经得起法理、伦理、文理推敲吗?判词称最高法“从未准许过这种AA”,那么,支持过、会支持何种AA呢?最高法之前多次判例支持审慎AA,均被Roberts断章取义腰斩、推翻,一改所有前例的持中兼容叙事风格与司法立场。推翻后却又否认推翻,明火执仗玩历史修正主义,沦为政治工具,难以自洽。

全面禁止“种族”考虑荒唐,如果考虑弱势少数种族等同于反向歧视非弱势、多数种族,那么考虑什么因素不构成歧视呢?考虑不发达地区、国家反向歧视发达地方吗?考虑特定年龄反向歧视其他年龄吗?还有才艺才能、课外活动、家族出身……申请表上唯独不准有种族,是否构成对“种族”的歧视,对歧视或反歧视的歧视?

Roberts判词有一个巨大逻辑漏洞,故意藏在脚注里:军校AA可以继续。概因“事关国家安全,政府方面理由明确而充分”,即便军校不是被告。问题来了:这是承认AA的确有价值吗?国家安全重要,国族融合基业长青不重要?优惠、优先少数族裔军人流血牺牲是AA唯一充分必要理由?

还有生理,Roberts本人曾数次癫痫发作,近年更有摔倒撞击头颅受伤,若以健康原因劝退,是否构成对脑伤者歧视?无论神志是否健全完好,在显然无法再次以摇摆席一锤定音的情况下,写出那样牵强疏漏荒腔走板的判词,堪称败笔。

即便作为释宪者,直接干预国民政治和社会生活也不适合最高法传统定位。大学人及其学术活动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即便接受联邦资助,培养教育谁、怎样培养也应是大学自主事务,除非有国会立法或行政命令禁止。以最高法判决限制大学办学自主,法理依据何在?

为弄清原委,需要回顾AA简史,不重复中学大学历史课内容,只回望历史里程碑,理清、理解大西洋法系美国AA法理的来龙去脉,复盘行政、司法、立法、文化历史演化进程。需要从头说起。

AA简史:从《解放宣言》到《民权法》

但凡撼动全社会的大辩论,必定是为定义和解决一个触及国本的深重命题,重新思考美利坚是什么,为什么。由于认知碎片化,很多美国叙事,虽为众多简中人所津津乐道,但却未必了解其背后的漫长艰辛,包括鲜血与生命的代价。要透彻理解这次最高法的历史性判决,需要廓清历史脉络。教育AA是现当代民权主场重头戏,理解教育AA,需要了解民权AA简史。

一部美国AA史,步步都是为保护弱势,消除不公,反对歧视,完善制度,推进开明,维护民权。《独立宣言》和《宪法》以降,“人人生而平等”、“我们,美国人”、“建设更好的合众国”,从来都是不容置疑的国家公理源头和充分必要理据。挑战在于落实,新起点是林肯《解放宣言》。

林肯废奴

《解放宣言》不是司法判例或国会立法,而是总统行政命令,其诞生的前因后果不再赘述。林肯被迫内战,仍坚执废奴。几十万人牺牲,只为再次回答新美利坚基本命题:谁是美国人?若无平等,何以立国?若不废奴,美利坚何以伟大?内战结束后第5日,林肯遇刺倒下,直到最后,都在全力推动立法,不,是修宪,升级改版最高国法,保障民权血战胜利成果。宪法13、14、15修正案开启向真正自由、彻底平等的漫长进军。最早的AA举措可追溯到1865年,北军将军Sherman在乔治亚推行“四十(英)亩地一头骡”政策,扶助既无自给自立技能又无生产资料的新解放黑奴家庭自力更生脱困。Sherman版AA得不到政治支持,很快被林肯继任者Johnson总统撤销。

FDR新政

1935年,纽约联邦参议员瓦格纳Wagner提出《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真的是国会法案),是Roosevelt“新政”一部分,旨在为劳工和其他低收入群体提供经济保障。虽然这个法并不保护被禁止加入工会的少数族裔,但affirmative action正式植入政治语汇,开启了保护个人不受歧视的一系列后续 “行动”(行动,不限于立法、司法)。FDR新政首次明文规定“禁止任何以种族、肤色、信仰为由的歧视”,联邦建设项目中首次要求“配额”用工,即雇佣特定比例黑人。新政主将Harry Hopkins力主女男同工同酬。FDR1941年总统令,禁止国防系统及相关产业的雇佣歧视,创立“雇佣公平指导委员会”强制督导执行。FDR任内病逝,HS Truman继承遗志,更上层楼。

Truman多样化

Truman命令设“总统民权委员会”,调查暴力侵权,保护国民权利,推动国会民权立法,展开全民维权进程。调查揭露出大量在基本自由、教育、公共设施、人身安全、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严重歧视、不公,包括战时日裔遭受非法种族歧视与迫害。民权状况的严酷现实震惊国人。报告说:“我国奉行人人平等,有生而各异的自由,美利坚国度和美国人的强大正在于我们人口的多样”。委员会开天辟地,要求以立法和行政命令终结种族歧视,匡扶平等:“我们绝不再继续容忍基于种族、肤色、信仰、出身、地位等莫名借口限制国民个人自由”。

Truman励行推动军队解除种族隔离,项目称为“保障这些权利(To Secure These Rights)”,取自《独立宣言》开篇语。“军人入伍保卫国家,暂时放弃某些应有的个人权利和国民特权,政府必须保护,必须根除所有妨碍少数族裔履行天职的歧视与侮辱”。Truman撒播的军内反歧视种子,在一代人后,终于长成自由派民权立法的参天大树,也为今夏最高法判决中军校例外埋下伏笔。Truman重建美军,要求国会立法支持:“阶级、种族观念破坏国家团结,必为新一辈国民所不容”,“若想要激励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助力被剥夺自由的人民重获希望,履行我们的庄严神圣承诺,我们就必须纠正、补足我们现行民主的缺憾”。Truman在林肯纪念堂前向有色人种联合会讲话,史无前例,石破天惊:“保障所有国民的自由与平等,历史重任,人人有责”,“联邦政府保卫民权责无旁贷”。 1948年可称为AA元年,7月,Truman行政命令联邦政府不得雇佣歧视,分设总统府专职,督查军内、文职雇佣及教育平等。1951年12月总统令规定,所有联邦合同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从政府反歧视政策和法规。

啊,60年代!

Kennedy上任后,立即强力重启AA。1961年3月10925总统令旗帜鲜明,直击affirmative action,吹响AA全面总攻的冲锋号。副总统Johnson挂帅“总统平等雇佣委员会”,督查并严惩违令合同企业,包括取消合同和永久禁标。肯尼迪政府不要求优惠,只要求“种族中立”。年底设立“女性现状委员会”,深查合同企业的性别歧视。1963年夏,肯尼迪再次颁行总统令,所有联邦经费关联项目都强制遵从联邦政府AA政策,6月10日签署《平等薪酬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禁止薪酬性别歧视。

Kennedy遇刺,Johnson继任后立即改写充实肯尼迪《民权法》草案,并强力推进国会通过。国会两党保守派激烈抵抗,反对配额和辖制私营企业。克服分歧后,法案获两党压倒多数支持通过,1964年7月2日总统签署成法。继1875、1957两次立法努力失败后,全方位拔除、禁绝社会各层面种族歧视的《1964民权法》立即跃身成为国会立法昆仑,历史丰碑。终结歧视、保障民权是民心所向,70%国人支持新法,国会投票:参院共和党27-6,民主党46-21;众院136-35,153-91。是年大选,Johnson以61.1-38.5的惊人票差获胜连任。

Roosevelt-Truman-Kennedy-Johnson政府的民权行动和立法成就彪炳史册,“强力推进”平等保障民权成为朝野共识,但问题却仍未完全解决。总统领导推进,国会顺天应人,社会积极响应,法庭在做什么?

司法,立法:一笔写出两个十四修?

宪政中,司法与行政、立法并立,被称为“半个”宪法法院的最高法,可与白宫、国会分庭抗礼,如果判处国会立法违宪,总统也奈何不得,唯一反制就是修宪。所有AA对抗都涉及宪法第14修正案,所有人都自称捍卫十四修,所有涉教育AA判决司法意见都言必称十四修,2023AA判决称AA违宪,明指十四修。十四修历史地位无与伦比,所有的民权进退,无论司法判决还是国会立法,都是十四修后传,人人自称传人。

作为人权法的人权法,十四修1868年7月6日确立生效后,国会于1875年通过第一部民权法案。最高法1883年8-1裁决:联邦国会立法取缔个人与私产种族歧视违宪,因为“十四修只禁止州歧视”。1883判决史称“民权判例”,至今未被推翻,与AA配额一起成为AA法理悬疑,当年的直接后果就是“Jim Crow Laws”。

Jim Crow是对黑人的诬称,《Jim Crow法律》指内战后南方州一系列州郡地方立法,正式固化种族隔离,美其名曰“虽隔离,仍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实为战败方白人民主党为延续种族歧视而建立的经济、教育、政治、社会的柏林墙,KKK类匪帮黑恶罪行的庇护所。1896年《Plessy火车坐席案》,最高法7-1支持路易斯安那州种族隔离法,被列入最高法史上最无良判例。

直到1954年,《Jim Crow法律》才被最高法否决。是年,《Brown诉教育局案》最高法9-0判决学校种族隔离违宪。1956年《Browder诉Gayle案》,最高法判决支持阿拉巴马公交车隔离违宪。1960年代,最高法多次判决,支持“一人一票”的公民选举权。这些判例史称“沃伦法院判决”,得名于时任最高法院长Earl Warren,伯克利毕业的加州共和党人。

1919年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保障女性投票权,一年后获得36州议会核准确立生效。独立后144年女性公民才获得选票,208年后(1984年,密西西比)才获得所有州核准,令人叹为观止。更让人感慨无语的,是《女权保障法案》的无期无望,从1921年首次提出,屡次提交国会都通不过,直到1972年才通过,却迟迟得不到足够多数州议会核准,中间虽经国会多次延长核准期限,至今,102年后,仍未获准成为宪法修正案!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同工同酬修宪法案同时遭到保守派和女权方面强力反对。

联邦各州可通过选民公决修宪,典型如涉AA加州《209动议》。1996年11月大选,加州选民以55%-45%批准Proposition 209,修订州宪。尽管《209动议》仿制1964联邦民权法,禁止州内歧视,真实目的却是禁止加州大学全系统AA录取。《209动议》遭多次司法挑战,加州最高法院两次支持,2000年全票,2010年6-1,第9联邦巡回法院也于1997、2012年两次驳回上诉,支持原动议。2020年大选,意在撤销209修宪的《P16动议》遭多数选民反对。加州并非如传说中那样从来左倾。

《209动议》后,加州大学各种族录取数量短期内变动明显,但二十多年后种族议题热度已经不似从前,其意义却依然争议不断。共有8州步加州后尘,禁止大学AA录取:华盛顿1998,2022年撤销;佛罗里达1999;密歇根2006;内布拉斯加2008;亚利桑那2010;新罕布什尔、俄克拉荷马2012;爱达荷2020。其中,密歇根州修宪遭司法挑战,最终获得联邦最高法2014年6-2支持。

1997年,加州209次年,得克萨斯州长小布什签署州议会《588法案》,史称“百分之十规则”,规定州内高中前10%毕业生自动录入州立大学。德州另有法律规定,每校状元享受州内全额奖学金。德州大学录取立法,凸显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量化、标准化、强制性,UT Austin一直试图松绑。仅以学业成绩选拔录取效果衡量,调查显示非精英高中优秀毕业生获益,但也面临精英高中学生转学挤占优秀名额的挑战。

大学录取AA在失去持续动能吗?原因复杂,超越司法、立法、修宪,受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变化影响,有些随机,有些则显示出某种周期性。我们正处历史大轮回吗?回望历史,每一次民权进步都是各种要素历史性汇合的结果,1960年代的民权辉煌,恰逢Warren最高法院、Kennedy-Johnson进步政府、开明国会的历史性交汇,实为罕见。

AA到底是民权进步事业的漏网之鱼,还是千难万难熬成了老大难?回望历史还让我们看到,每次民权奋斗胜利过后,都有一次保守回潮。林肯废奴后,有“民权判例”和《Jim Crow法》;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首位黑人总统后,是“川普之乱”(川乱对民权的影响后文展开)。1964民权立法司法成就,被认为直接导致南方民主党人整体转向共和党,共和党整体转向更保守,民主党起起伏伏,两党间或失去奋斗目标,大选均势逐渐改变。此后,共和党总统连番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最高法成为教育AA主战场。

AA既没有全面胜利,也没有彻底失败。Roberts大法官宣称“我们从来没有准许过哈佛这种AA”,谁是“我们”?Roberts最高法到底推翻了什么前例判决?

“从严定制”:大学AA判决里程碑

今夏之前,最高法走过了近半世纪漫长而曲折的AA判决之路。

1978年《加州大学理事会诉Bakke案》,最高法支持Davis加大医学院的AA录取政策,但裁定其种族配额构成歧视,9位大法官各持6种司法意见,两项最后判决分别反映各五席综合司法意见。最高法首次为AA划出两条边线:AA录取不违宪,配额录取不平等。上有封顶,下有保底。

1996年《Hopwood诉德州案》,最高法拒绝受理德州大学上诉第五巡回法院“不准法学院录取采用种族参量”的司法意见,“最高法只裁判下级法院裁决而非意见”。巡回法院所辖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得克萨斯三州大学AA录取遂告中止,直到7年后被最高法《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案》裁决推翻。

2003年《Grutter诉Bollinger案》,最高法5-4裁定,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可以特定个案(narrowly tailored 从严定制)优惠照顾受歧视少数族裔入学申请,但在评估所有申请人时必须同时计入其他资质条件。同日宣判的《Gratz诉Bollinger案》,最高法6-3否定密歇根大学为少数族裔申请人额外加分的本科生积分录取系统。

2003年密歇根大学最高法两宗录取案判决,被视为史上重要AA判例,延续了1978年《加州大学案》判决精髓,“AA不违宪,但定额侵权”,《加州大学案》判决票数更分明,司法意见也更清楚,两案阵营对立,攻守激烈。我们来看双方在各自的司法意见中说了什么。

密歇根本科录取《Gratz案》,最高法院长Willilam Rehnquist执笔多数方司法意见:大学现行AA录取政策并非专为所称多样化目的而从严个性定制,违反宪法“平等保护”条款。少数方司法意见由Ruth Bader Ginsburg执笔,称“政府机构可以自定录取谁不录取谁”,“原有做法严重不利于长期被剥夺所有正当公民权益的族群,新举措加速清除旧有根深蒂固歧视的长期后效,殊为合理”。

密歇根法学院《Grutter案》,Sandra Day O‘Connor执笔多数方司法意见:“宪法并不禁止法学院如此严格定制个性化考虑种族录取,其意在创造多样化学生群体的有益教育环境”,推动达到少数族裔学生数量的“临界门槛”;种族AA不应作为永久解决方案,“本庭希望法学院兑现所称其更愿意采用种族中性录取政策,一旦可行时即终止种族扶持照顾。本庭期待25年后,今次判决支持的种族优惠不再必要”。Ginsburg与Breyer两位大法官支持判决,但反对所谓“25年限期”。

Rehnquist和Thomas分别执笔两种少数方司法意见。Rhenquist等四席担心,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自称AA优惠只为创造种族多样化教育环境的临界门槛未必可信,其用意或为制造违宪的种族平衡;各种族差异很大,怎么达到统一临界门槛?申请和录取比例高度平行,岂不自证一刀切?

“从严定制,反对一刀切”进一步限制“AA不违宪,配额不平等”,依然维持司法判定中的AA基本原则,但却仅获一席优势,保守大法官干脆认为整个案子都是多此一举。

Thomas代表自己和另一席,对多数方意见除了一点之外基本完全反对:杰出大学法学院并不需要AA来维持其声誉、品质、种族丰富,比如伯克利加州大学法学院在被《加州209》禁止AA录取后,依然拥有高度种族多样的学生群体;伯克利实践证明,“不歧视也能多样化”,此处“歧视”对象指绩优申请人,与多数方“歧视”意义不同。Thomas说,宪法完全“种族色盲”,彻底摒弃阶级阶层;黑人民权先驱F Douglass140年前就疾呼:“法学院,请千万别照顾我们!”给AA“25年期限”说法有道理,之后AA应完全非法,为什么还要再等25年?而不现在就裁定非法?

最高法并没有苦等25年,仅10年后,双方就再次交锋。

2013年《Fisher诉德州大学案》,最高法7-1对德州上诉法院裁决发回重审。此案原告援引《密歇根大学案》判例,指控公立德州大学未能“从严定制”,地区联邦法庭支持“从严定制”,但不支持Fisher诉讼,获上诉法院肯定。这是一宗判例裁决,不涉及释宪,A Kennedy执笔多数方,称各级法院均未能沿循1978《加州大学案》和2003《密歇根大学案》,严格审慎裁判德州大学录取政策,对原告不公。Scalia、Thomas各附议,称AA违宪,Thomas更明言“多样性不重要”,通过大学录取“种族融合”提升教育环境的说法毫无根据,被AA照顾录取的黑人和拉丁学生对在优质学府就学的准备度低于白人、亚裔,必定竞争不过,何不选择去次级学院?

唯一反对席Ginsburg意见:德州10%立法正是种族无差别录取,大学实际执行慎之又慎,种族只占很小很小很小份量,符合办学的教育宗旨,各级法院沿循最高法判例的“从严定制”,应支持。

第五巡回法院再审,听取双方陈词,尤其注意被告德州大学如何界定“临界门槛”,多数法官再判被告大学胜诉,原告再次申请联邦最高法院审理裁定。2016年6月23日,最高法4:3支持第五巡回法院判决德州大学胜诉。二次裁定投票前病故的Scalia在庭辩中重申Thomas司法意见,史称“不相称mismatch”理论,说UT Austin法学院黑人学生大多并非UT这类顶级大学本科毕业,去读次级法学院更适合其学业能力,遭到UT黑人学生群起谴责。

时间快进到2023年夏。今次判决,最高法以绝对多数推翻判例,重挫AA。从中庸兼顾到全盘否定,与其说代表社会主流共识突然逆转,不如当作Roberts法院的一波蓄意唐突,院长守不住温和理性,以“既要···又要···”粗劣判词满格了撕裂。有三个疑点:法界与政界右派为什么口径如此分毫不差、完全一致?为什么是亚裔,尤其是向来以绝少关心政治闻名的华裔,匿名冲锋陷阵?为什么最高法以绝对多数推翻判例取缔AA发生在今年?怎样理解这个历史性逆转?

谁的AA:人心所向,还是“非神圣”同盟?

对Roberts法院AA判决的严肃批判中,最严厉者莫过于称其为政治判决而非纯司法判决,再次把这届最高法推向风口浪尖。诚然,最高法45年里4宗诉案7次判例,本届超级多数一朝推翻,不可能与政治无关,而政治则是民情、人心,林肯所谓“得民心,无所不能;失民心,皆无可能”。民主社会没有马基亚维利式“爱戴”与“畏惧”,但人仍固有贪婪、恐惧,情感、逻辑,快、慢思维,有左、右阵营,有精英、民粹,分析观察少不了应然、实然。大法官们是人,当然有政治倾向,其就任和从业有公信力吗?这波判决专业度够高够纯吗?

最高法不正常

记者问:“这届最高法院合法性遭质疑,您觉得这届最高法无良吗?” 拜登略沉吟后答,“这届最高法院不正常”。稍后接受MSNBC专访时,拜登澄清,在总统任期内,不会推动最高法扩席和在位期限,依然主张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循序渐进。这届最高法是政治工具吗?AA判决被武器化了吗?

两位保守大法官任命递补的合法性广受质疑,奥巴马任期最后一年,年初最高法提名,被共和党控制的参院以大选年为由拒绝审议,而川普任期末提名却在大选前两周突击审议任命,候选人Barrett司法资历与资格都极端轻薄,政治伦理荡然无存。川普提名的三个候选人在参院资格审核答辩中全部伪证,撒谎说对推翻任何最高法判决前例都会极为审慎。两位资深保守大法官Thomas和Alito被报道收受客户好处隐瞒不报,违规并涉嫌违法,Roberts院长庇护并拒绝配合参院调查,最高法民调跌下40%。

Roberts法院忤逆民意无独有偶,简直专为推翻判例而生。2022年6月24日,《Dobbs诉Jackson案》,6-3推翻最高法1973《Roe诉Wade》和1992《计生诉Casey》两案判决,Alito执笔的反堕胎判词激起公愤。AA裁决次日,Roberts法院再以6-3裁决《303 Creative诉Elenis》涉同性服务案,Gorsuch执笔判词一路“既要··又要···”话风,令人诧异。最年长者了却反进步夙愿,最年轻者头重脚轻,保守大法官岂能不招反感?“正常”最高法到底该长啥样?民意支持重要吗?

民意彷徨

AA是非成败,无论立法、司法,最终都不能背离民意。AA争论绕不开1996年加州《209动议》修宪,有左派说加州一直偏左,无妨后退一步,总有办法实现AA,如果所有州都像加州一样左,那么今次最高法判决就禁绝不了AA。史实却是,1996年的加州州长Pete Wilson是共和党大将,已执政五年且已获选连任,其密友、209策划者Ward Connerly是Libertarian温和共和党。假如联邦也能如左岸加州那样全民投票公决修宪,多数会支持第28AA修正案吗?民调怎么说?

十年以来,直到今夏,多种主流媒体民意调查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大多数反对按种族录取,大多数支持AA。说截然相反,是因为支持和反对都高达60-70%,而且跨种族、跨党派。怎么会这样呢?左右各有机会主义说辞,右翼民粹只拿对己方有利的多数认同当依据,而左翼精英则把多数异见视为“愚昧”,两种解释显然都无法兼容两种同时强烈存在的公众意见。怎样建立全民共识?怎样在难有共识的情况下实践十四修?

怎样拯救共和党?

共和党内极端主义在川普祸乱期间登峰造极,国会川派MAGA议员屡屡背叛其所宣誓效忠的宪法精神,也背离了林肯和老罗斯福总统等共和党先贤的进步政策。然而,共和党人并非从来都反对民权、抵制AA。相反,共和党总统治下也曾有民权进步。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虽把反歧视雇佣法规视为州权,但其治下军内和联邦政府内种族隔离得到逐步去除。艾克委派副总统尼克松执掌专门委员会,监督合同企业去隔离,并下令国民卫队军人护送阿肯色小石城黑人高中学生就学。国会史诗般通过1964民权法案,共和党投票比民主党更积极,两党团结一致,压倒了南方民主党人的“拉布”死耗(filibuster 用没完没了发言拖耗票决)。

尼克松接力LBJ,以《费城命令》继续推进雇佣平等。“不强推配额,但要‘积极行动’(原话AA),按时达成数量目标。”里根反对配额和目标,但12432总统令援助少数族裔创业脱贫,签署1988《民权自由法(Civil Liberties Act)》,向二战中被隔离的日裔公民道歉、赔偿。川普全力反对、破坏民权主张,强力行政干预,终于以2023最高法判决废了AA。后里根共和党的恐惧与迷茫,在川普执政下变成政治堕落。拿什么拯救今日共和党?

立场,利益

简中圈里围绕AA判决的激烈对抗,可能部分反映某些个人想融入美国左右的急切热望。现实中,美国左右阵营早已严重分化,左翼中分出进步派,不是传统进步主义,而是激进社会党主张。右翼则有川普MAGA新纳粹帮和自由意志党。左右都有温和派,试图平衡、平缓,通过妥协找到可行共识。中间声音既有折中,也有独立,备受误解,也被斥为首鼠两端。其实,左右更好的博弈选项是,争取折中,倾听独立。毕竟,左右之间的独立派已经成长为比肩左右的强大数量,独立派与左右温和派组成的中间选民决定着大选结果。

当然,还有利益诉求,在资源近乎无限充沛的国度,顶级教育资源分配依然零和,双方都自称维权,都受到利益驱动。反AA的华裔亚裔欢呼最高法判决,遭支持AA方斥责目光短浅、精致利己。AA主张保障弱势族裔,伤到亚裔华裔利益了吗?特优保护少数伤到多数利益了吗?扶持底层伤到学生品质和全民利益了吗?

排华,反犹:反向歧视,零和竞争,有解吗?

AA案涉及“种族分类”,然而种族问题,尤其亚裔、华裔、陆裔与AA的关系,难以简单概括,反向歧视和零和录取问题也没有简单解。

2023最高法判案原告SFFA(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学生要求公平录取联合会)代表被拒亚裔学生,保守犹太律师Blum组织匿名亚裔控诉,不似以往所有最高法判决的AA录取诉案,原告都是白人或犹太人。亚裔中,华裔最典型。

作为民权进步标志性成果,AA原是要优惠扶助长期备受歧视侵害的弱势群体,民权进步之风激发各族裔千帆竞发:非裔政治、体育、文娱群星璀璨,贡献斐然;亚裔、华裔重视家庭经济、孩子教育; 印裔在政商、科技领域大显身手;陆裔是一个特殊新移民群体,带来财富、才华优选优势,但却完全错过极端歧视岁月的苦难和民权奋斗的种种艰辛。反AA陆裔常被指责坐享其成、忘恩负义,贪心不足、鸠占鹊巢,有人称其对华人利益破坏堪比《排华法案》,贬为“黄祸”。今天的亚裔、华裔仍是弱势吗?在大学AA录取中,华裔、陆裔是弱势还是强势?

有人预测,极端保守的本届最高法对雇佣AA也磨刀霍霍,若全部反掉AA,仍被歧视的华裔就业和升职怎么办?极少数人为一时冲动,坏了大家好事和社会进步,岂非害群之马?民调表明,亚裔各族包括华族,大多数支持AA理念与实践,比白人更坚决,比例更高。我们是开明新美国人,绝非“黄祸”。与华裔人口和升学率大致相当的印裔旗帜鲜明抗议最高法判决,应当与母国印度长期法定AA扶助弱势族群的传统有关。其实,至少名义上,大陆高考录取也有照顾少数民族政策。

华裔遭受的国家级系统歧视迫害铁证如山,Arthur总统1882年5月6日签署可耻的10年《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是美国的奇耻大辱,骇人听闻,空前绝后。1902年,国会把《排华法案》永久化,二战期间的1943年才被国会废除,但其危害直到被1940-60年代新政民权的急风骤雨所根除、涤荡。六十年代以降,亚裔因敬业、勤勉而获“模范少数族裔”美誉,华裔家庭虎妈猫爸鸡娃爬藤,孩子全力读书升学,成了现象级文化存在。有分析指出代际观念差异,认为若无家长推动,未必有多少华裔少年积极反对AA。

华裔、陆裔移民家庭升学面对的反向歧视与零和问题,或类似百多年前犹太移民的经历。19世纪后期始,犹太人先从德国,后从东、南欧大量移民美国,直到1924年国会通过移民法,限制斯拉夫犹太移民。1908-22年,哈佛犹太学生从6%增长至22%,为应对“犹太人问题”,时任校长公然设立大学招生“犹太限额”,东岸精英私校纷纷效仿,暗地里实施近30年。耶鲁医学院10%犹太录取限额直到60年代早期才告终止。

犹太家庭和族群的对策包括:去外州学校,获外州地址,去欧洲留学,去次级学校,学冷门专业,“犹太选区”投票、参选,争取更多行政、立法话语权,校友造势,捐助对犹太人友好院校,爱因斯坦等名流呼吁。二战后,犹太招生配额开始被诟病为“纳粹”行为,加上安置荣军需要,州政府纷纷建立州立大学或接管财政挣扎的私立大学,规范招生流程,与私校竞争生源。至Truman当政,设立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民权委员会,谴责歧视性招生政策,推动立法以确保公平录取,“犹太问题”渐渐隐去。

华人和犹太人都重视家庭和孩子教育培养,但华裔没有犹太教会与社区动员力,不以捐款著称,参政程度和影响力都不高。华人也有陆裔和其他华裔的后到先来,但不似犹太人因千年流浪和二战反犹厄运而整体广受同情,陆裔新移民文化适应落差引人注目。名校没有公开的亚裔、华裔限额,反而相对和绝对录取率都超高。

犹太律师Blum坚意推翻AA,一些华裔、陆裔闻风而动,但其召集的华人却都拒绝亮相,唯一例外是落选哈佛的Michael Wang。最高法判决前,王同学公开声援原告,称AA过于陈旧,亟需推陈出新,停止亚裔歧视。问题是,长远看,AA录取,亚裔、华裔究竟获益还是受损?《哈佛案》指控华裔受损,《北卡案》指控华裔和白人受损。 被谁歧视?被什么损?被顶级大学的AA政策。怎样歧视?提高录取门槛,压低招生数量。谁从此类歧视中获益?黑人、拉丁人。果真如此吗?

据《时代周刊》数据,仅过去十年,哈佛亚裔录取就暴增29%,占新生年级22.9%,数倍高出5%的亚裔高中生占比;若只按学业成绩录取,亚裔可占新生43%,是现在的两倍。有人问:若23%都能算“歧视”,去除AA,会翻倍吗?合理吗?现实吗?非裔、西裔各12%上下,若猛降,真的好吗?

从加州大学新生数据看,西裔领先、亚裔超级领先,都发生在加州《209》限制AA之后。《209》后,非裔录取短期下降,随后逐渐恢复约5%总占比,但总录取人数缓步增加,与非裔人口占比大致相当:加州以大学扩招支持人口发展。

以往最高法AA判决案多涉及顶级公立大学医学院、法学院录取,而2023诉案则控诉私立、公立大学本科录取,是否部分反映白人人口占比下降,其感受到的本科录取反向歧视、零和竞争都不再如从前那样强烈?占加州大学新生年级少数的白人比例,也与加州人口变化基本平行。

“反向歧视”只是表观,根本原因在于录取零和,怎样做都无法避免。零和不是AA维权造成,而是必然的正常供求矛盾:最好的,人人都想要。可见,反AA未必解决根本问题,想克服零和,只有把饼做大一种解。自主录取对顶级大学的声誉和学校文化至关重要,UT Austin嫌州内高中优等生比例过高,德州政府为Austin松绑,其他德州州立大学受益:好学生、好学校都多多益善。

顶级大学永远严重供不应求。王同学当年SAT总分2230、GPA权均4.67,而每年大量满分申请生落选私立、公立的哈佛、斯坦福、伯克利、北卡、密歇根、UTA……。王同学并不赞同最高法判决,认为AA必要,只是做法需改进,他正在就读UCSB法学院,不觉得本科母校威廉学院比不过哈佛。

分析问题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华(陆?)裔王同学说AA做法过时,造成反向歧视,但或仍是必要之恶;犹太律师Blum和黑人大法官Thomas坚称AA从来就不该有;温和中立派大法官O’Connor说如果慎用,AA合理合法;犹太人大法官Ginsburg说AA录取不过度,不违宪。现代民权百年,大学AA录取半世纪,问题仍未解决,争执仍未平息。有人乐观,有人悲观。该怎么办?

平等,公平:误区和难点在哪?怎么办?

林肯殉国百年后的1960年代,既有民权高歌猛进的辉煌,也见证了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被杀害。又一个甲子后的今天,AA面临被从美国良知中砍除,代之以逼仄琐碎的强词夺理。纵观民权进步的坎坷历史,AA原则在与系统种族歧视搏斗中应运而生,象征着蓬勃向上、智慧包容的时代精神和民族叙事。2023最高法判决重创AA,迫使人们重新思考、集结。

新世纪的美国,民权奋斗不再通过血腥残暴的武装冲突和波澜壮阔的抗争运动,社会发展和理念、信念的进步动力与反动逆流交锋,更多发生在法庭、论坛、线上、投票站。连绵抽象的理论纷争远水不解近渴,回答不了做什么和怎么做,重要的是组织理据,直击症结。

最关键问题:AA与十四修到底是什么关系?判AA违宪,颠覆了全部判例,也一笔勾销新政以来近百年的民权进步。说AA违背十四修文本和精神,等于说修宪者预先否定AA原则、禁止使用种族分类和多样化、不允许除标准机考成绩之外的任何其他考虑,显然荒谬。

Roberts法院2023AA判决背离《1964民权法》,如同Waite法院1883“民权判例”否定1875第一部民权法一样,也是反民权势力伪法理闹剧的回光返照吗?Waite 8-1,借口“隔离但平等”,Roberts 6-3,借口“不准反向歧视”。民权判例用8年否定老民权法,AA判例则用了45年推翻前例,用了59年明保暗废出卖新民权法。进步虽慢,但历经世纪沧桑,一修、十四修依然静静辉煌。

Roberts判词不容分说,不问情由、语境,从方法、目的、效果全盘否定大学AA录取,最终能立得住吗?极化话语环境下,极端政治化判决迫使双方亮出底牌:AA到底是什么?

 

JFK说:政府有责任通过积极特惠补偿矫枉改正,加速保障被歧视弱势族群应有的平等机会,终结历史伤害,清除后效后果,充分发挥人口多样化美国优势。名校学历尤其是快速通路,AA录取改善机会均等,优化代表性。

Roberts判词所代表的极端保守派多数称,AA特权反向歧视,违宪,特惠照顾既无必要,也侮辱弱势,与平等背道而驰,理应废除。质言之,反对一切积极举措,反配额,反参量,反标准,反分类,反扶助,反多样化,因为效果和意义无法衡量,因为十四修没说可以。

反驳者说:十四修也并没说不可以啊。当场要求被告自证方法、目的、效果可以衡量,涉嫌先入为主,故意为难、刁难。无视文明时代进步现实,歪曲宪法精神,悍然推翻所有前例,全面否定民权进步的价值和意义,诚为对历史的反动。如果录取参量及效果无法量化界定一口喊出等于非法,所有参量都非法吗?然后呢?

女性、残疾人、同性恋的维权进步成就有力反驳了Roberts判词。AA是机会公平,图灵、霍金、居里夫人、罗斯福夫人、佩洛西们只需要同等机会。AA助推了Powel将军、Austin将军的军旅生涯和奥巴马夫妇、Thomas大法官的政法生涯。诚如Jackson大法官所说:“在种族歧视社会里主张种族色盲,平等何在?”Jackson自己正是被拜登AA提名任命的黑人女性大法官。

大学招生的“家族优惠”legacy政策备受诟病。Legacy与学校文化和校友捐款有关,被指为赢者通吃,可反legacy也被指为绝对平均,两者都零和吗?华人左派以罗尔斯正义论作为AA理论依据,很容易被攻击并因而失去民意支持:种族配额被滥用,录取后跟不上。正义论诞生在大萧条、二战、战后那样的时代,匮乏、贫穷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优先扶贫是重点议题。今天,零和思维、赢者通吃、绝对平均不再是重点,精英主义、民粹主义不再是答案。美国问题,只能用美国方式解决:平和,理性,中庸,务实,妥协,共识,设想求证,循序渐进。

左右都喜欢举证加州《209》,盛赞加州实践,但后《209》加州并不证明AA有害、多余、不必要,无为而治就可万事大吉,却恰好说明,人尽其才比统一扶贫更符合时代精神,更好的美国不埋没人才。加州扩增机会,广集全球俊彦,服务本州人口发展,助力更多人、所有人发展潜能,开发才能,贡献社会。

林肯说,得民心者得其道。里根说,信赖人民。奥巴马说,我们从来循序演进。拜登说,这事还没完。美国是世界各国文化中,唯一面向未来的国度,也是唯一从源头开始就彻底主权在民的政体国体,一切话语权、话事权最终在自由公民。积极行动保障公民平等不容置疑,反对必败,而奉行者则各显神通。

AA共识有社会基础吗?当然。看女性、残疾人、LGBTQ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了,民权仍在路上,AA仍需努力。垄断话语权、话事权的占优者所看不到的歧视、欺压、侮辱,只靠修宪、立法根除不了。白男拜登主持参院司法委通过Thomas提名审核,直到自己站在奥巴马身后,才意识到种族歧视的顽固与猖狂如何伤害美国人的利益,阻碍美利坚进步发展。拜登本非贵族精英、时代先锋,而是从普通人家走出的温和实干家。

怎么做?首先,需要安定人心,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民权绝对必要, AA理念仍未过时?为什么需要支持大学自主实施,酌情适度掌握?为什么Roberts法院判决禁除AA是越界,却仍挡不住社会开明进步?

加州已率先进入更好的明天,孩子们有多少理由乐观?

约瑟夫·奈:美国应该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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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奈-文-张涓-译

2023-09-06

编辑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近日邀请了几位专家,讨论美国是否应该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Should the US pursue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其中一位邀请的专家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资深教授、软实力观点的提出者约瑟夫·奈 (Joseph Nye)。《美中故事会》翻译了他的开篇论点,以飨读者。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是21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但对于如何描述这一特征,学术界和政策界尚未达成共识。如果“冷战”意味着激烈、长期的竞争,那么我们目前就身处于其中;但如果这个词被用作是对过去的历史隐喻,那么我们就不是处在一场冷战中,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避免打一场新冷战。

把目前的美中关系比作历史上的美苏冷战,会误导我们真正认清中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军事领域紧密依存,但在经济或社会方面几乎完全相互隔绝。不仅如此,美中在气候变化等生态领域相互依存的挑战当时还不存在。从这些角度讲,今天美国面临的中国挑战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想在经济上与中国完全脱钩,我们、我们的盟友和第三国不可能不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美国每年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而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市场的创造力,以苏联从未掌握的方式来完善其国家治理。美国及其盟国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输出的威胁,而是受到美国和中国都可以操纵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体系的威胁。在安全问题上部分脱钩或“去风险”是必要的,但全面的经济脱钩的代价将非常高昂,很少有盟友愿意这样做。值得一提的是,将中国当作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多于美国。

此外,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相互依存的生态方面的挑战有着物理和生物学特有的定律,这使得脱钩根本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这些跨国问题。全球相互依存要求美国一方面要与其他国一起利用好各种实力,另一方面也要求美国能够向其他国家施加这些实力。无论好坏,我们都陷入了与中国的“合作竞争”之中,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完成两个目标的战略。这不像冷战时期的遏制。应对中国挑战将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战略,必须利用我们的盟友体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印度等盟友和伙伴是我们拥有但中国所缺乏的资源。尽管过去一个世纪经济重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但亚洲包括印度,它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盟友。此外,西方民主盟友的财富总和远远超过中国(加上俄罗斯)。

如果我们将战略成功定义为像冷战结束时苏联崩溃的方式来寻求改变中国,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失败。尽管CCP害怕西方的自由化,但中国太大了,我们无法入侵或强迫中国进行国内变革,而反过来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除非我们陷入一场重大战争,否则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对彼此构成生存威胁。最贴切的历史比喻不是1945年的欧洲,而是1914年的欧洲。我们预期两国会有低强度的经济冲突,但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避免升级,维护盟友并确保我们在未来继续发挥主导地位(但不是霸权)的国际机制。在这一点上,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曾提到的“和平共处”的口号所阐述的那样。

鉴于中国实力的增长,这些战略目标是否可行?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出一手好牌的话,我们就会处于更强势的位置。美国拥有重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不太可能取代我们的主导地位。从地理上看,我们濒临两大洋,有友好邻邦,而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都存在领土争端。我们的第二个优势是能源:页岩油气革命使美国从能源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另一方面,中国高度依赖通过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能源进口,而美国在这些地区拥有海军优势。美国还拥有人口优势,未来十年劳动力可能会继续增长,而中国的劳动力则将萎缩。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而印度也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色,但美国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世界前二十名。总之,虽然中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优势,但也存在严重的弱点和问题。解决人口下降的办法是提高生产率,但其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因为政府对私营企业人才的严格控制可能会削弱母鸡下蛋的能力。

尽管美国握有一副好牌,但错误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我们抛弃盟友,摒弃国际机制,并严格限制移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因为美国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并将他们的多样性和创造力重新组合起来。鉴于其民族主义和政治体制,我们的开放程度是中国望尘莫及的。

我们对中国的战略应该是利用威慑避免热战或冷战,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并整合我们的资源以更有力地与之竞争。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通过加强我们的盟友和国际机构来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中国沿海第一岛链的关键是日本。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我们需要在那里继续驻军。同时,我们要增强美国国内经济和技术优势。采取更积极的亚洲贸易政策是明智的,我们应该向转向中国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我们必须保持美国国内开放和民主价值观。民意调查显示,这些价值观赋予我们比中国更大的软实力。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受到许多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又不想被中国主导的国家的欢迎。如果我们避免妖魔化和误导性的历史类比,我们就能制定出比新冷战更有希望的战略。

以下是英文原文

Should the US pursue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but there is little agreement on how it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If “Cold War” means intense prolonged competition, then we are in one, but if the term is used as a historical metaphor for the past, then we are not (yet), and should avoid it.

Analogies to the historical Cold War can mislead us about the real challenges we face fro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had a high level of global military interdependence, but virtually no economic or social interdependence. Moreover, 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such as climate change was not yet an issue. The China challenge today is quite different.

We cannot decouple our economy completely from China without enormous economic costs to us, our allies, and third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over half a trillion dollars in trade annually with China, and China has learned to harness the creativity of markets to authoritarian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ways the Soviets never maste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ren’t threatened by the export of communism, but by a system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dependence that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manipulate. Partial decoupling or “de-risking” on security issues is necessary, but total economic decoupling would be very costly, and few allies would follow suit. More countries count Chin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ir leading trade partner.

Moreover, the ecological aspects of interdependence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pandemics obey the laws of physics and biology which make decoupling impossible. No country can solve these transnational problems alone. Global interdependence requires using power with others as well as over others. For better and worse, we are locked in a “cooperative rivalry” with China in which we need a strategy that can accomplish two contradictory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 not like Cold War containment.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will require a more complex strategy that leverages the alliances and rules-based system we created.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like India are assets that China lacks. While the center of economic gravity has shifted from Europe to Asia over the past century, Asia includes India, which is a Chinese rival, not an ally. Moreover, the combined wealth of the Western democratic allies will far exceed that of China (plus Russia) well into this century.

If we define strategic success as transforming China in a way similar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regime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e are likely to fail. Alth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fears Western liberalization, China is too big for us to invade or coerce domestic change, and the reciprocal is true. In that sense, neither China nor the United States pose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each other unless we blunder into a major war. The most apt historical metaphor is not Europe in 1945 but Europe in 1914. We should expect low intensity and economic conflict, but our strategic objectives should be to avoid escalation —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has used the slogan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 and to preserve the allianc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will continue our role as the leading (though not hegemonic) country in the future.

Are these strategic objectives feasible given the growth of Chinese power? Yes, because we have been dealt a strong hand if we play it well.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jor geopolitical advantages, and China is unlikely to displace us as a leading power. Geographically, we are bordered by two oceans and friendly neighbors, while China has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India, Indonesi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A second advantage is energy: the shale oil and gas revolu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n importer to an exporter.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is highly dependent on energy imports passing through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Indian Ocean,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naval supremacy.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a demographic advantage with a workforce that is likely to grow over the next decade, while China’s will shrink. China’s working-age population peaked in 2015, and India has passed China a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And while China excels in some subfields, America remains at the forefront i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biotechnology, nano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dominate higher education while no Chinese universities rank in the top twenty. China has impressive strengths, but also serious weaknesses and problems. The answer to its demographic decline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bu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s been dropping, and tight party control of private entrepreneurial talent may weaken the geese that lay golden egg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high cards, a misguided strategy could lead us to discard our aces of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r severely restrict immigration. Former Singaporea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said he did not think China would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America’s ability to draw on the talents of the entire world and to recombine them in diversity and creativity. Given its ethnic nationalism and party state, this kind of openness is not possible for China.

Our strategy toward China should use deterrence to avoid either a hot or cold war, cooperate when possible, and marshal our assets to compete successfully. Our strategic objective should be to shape China’s external behavior by strengthening our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key to the first island chain off China’s shore is Japan, a close American ally where we station troop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olster our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at home. A more active Asian trade policy would be wise, and we should offer assistance to poor countries being wooed by China. We must maintain our domestic openness and democratic values that polls show have given us much greater soft power than China. Strengthening our military power of deterrence is welcomed by the many countries that want to maintain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do not want to be dominated by it. If we avoid demonization and misleading historical analogies, we can manage a strategy that holds more promise for us than a new col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