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民调：7成澳人视中国为地区“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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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9/2017

作者：赵建东来源：环球网

　　据澳大利亚《新快报》7月19日报道，亚洲研究联盟(Asian Research Network)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半年后，已影响到澳大利亚人对美国的看法。
　　亚洲研究联盟此次共对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6个国家、共4703人进行调查访问。该组织发现，与此前一年相比，多数受访者多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据报道，亚洲研究联盟是在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美国研究中心(US Studies Centre)的委托下，开展了这项调查，意在探究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否会损害美国形象。调查同时在六个国家进行。该机构在一年前(奥巴马执政期间)也进行过相关调查。而这两次的问卷问题完全相同。
　　报道称，与一年前相比，认为美国仍是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澳人比例，从22%降至11%。而72%的澳人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老大”。逾半数澳人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未来5年内，影响力将继续减弱。
　　尽管如此，71%的澳人仍将美国视为国际“规则制定者”。在被问及对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有何看法时，61%的澳人给出了负面评价，作出正面评价仅16%，还有23%的人未表态。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兼报告作者杰克曼(Simon Jackman)教授称，尽管总体上看，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在某些特定问题上，澳大利亚仍倾向于站在美国一边。此外，相比于日、韩等国，大多数澳人并不认为中国是安全威胁，而是乐见中国崛起。过半澳人认为，美国对亚太影响力下降。

来源时间：2017/7/19 发布时间：201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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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计划”初见卓效，全面经济对话有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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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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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刘胜男来源：

继首轮外交安全对话之后，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将于7月1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将共同主持对话。预测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将有两大任务：（a）全面审视“百日计划”取得的成果；（b）制定新一轮协商与盘点的长期计划。

一．“百日计划”成果盘点

在海湖庄园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中美今后将定期举行全面经济对话，并在第一次对话之前展开中美经贸盘点和改正的制百日计划。百日计划的成果于2017年7月16日公布，以下是计划要点：

1. 牛肉：只要达到国际食物安全与动物卫生标准，并符合1999年《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相关要求，中国将允许进口美国牛肉，最迟不晚于7月16日。6月12日与北京方面协商后，特朗普政府宣告确定一项食物安全协议，该协议规定了美国生产商对华出口牛肉需要达到的标准。自2003年疯牛病在华盛顿州一个奶牛场爆发以来，中国禁止美国牛肉产品进口。6月21日，即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展开的第一天，美国牛肉14年以来首次运抵上海。

2. 熟制禽肉：目前，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禽肉加工产品只能来源于美国的生禽，或其他有资格宰杀和向美国出口禽肉的国家。然而，来源于中国宰杀的禽类的熟食品是不允许被输送到美国的。6月16日，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监测中心发布修正美国禽肉产品质检规定拟议，允许中国自产禽肉熟食出口美国。此外，6月16日，该中心发布的另一项拟议表示，中国禽肉宰杀质检系统与美国同等——此拟议有可能为源自中国的熟食禽肉产品出口清除道路障碍。

3. 奶制品：6月15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与中国资格认证管理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向中国增加出口牛奶、奶酪、婴幼儿处方奶粉及其他奶制品。备忘录正式规定第三方资格机构代表FDA审查美国奶制品是否符合中国食品安全要求的程序。那些通过第三方资格机构审查的美国奶制品生产商将获得FDA颁发的资格证书，他们的产品也将可以出口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奶制品贸易并未列入“百日计划”议事日程。

4. 美国生物科技产品应用：中国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NBC）要对美方提交的8项生物技术产品申请就其预期用途安全性进行科学评审，其中有两项转基因农作物产品已经获得 NBC出口许可。

5. 跨境结算：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在适合且符合无行动豁免条件情况下，计划在2017年7月16日前延长给予上海清算所无行动豁免6个月时间，并可进一步延长豁免期限至总共最长3年时间。

6. 中国电子支付服务：中方将在2017年7月16日前进一步颁布必要的服务指南，允许美国全资的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申请许可证，以实现全面和及时的市场准入。

此外，“百日计划”规定中中国的义务还包括（7月16日前）：

–允许在华外资全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

–向美方两家合格的金融机构颁发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牌照和结算代理人业务资格。

二．后续计划

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开始之前，美的两位召集人财务部长史蒂芬•努钦与商务部长威尔斯•罗斯表示，中美会谈下一阶段将集中在更广阔的市场准入体系上。这一阶段的谈判时间可能会更长，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美国农业产品对华出口范围与额度，特别是猪肉和黄豆出口，仍是优选议题。从美国方面看，各个方面的主要诉求说明清单包括：

1. 取消与卫生与植物卫生相关有争议的贸易技术壁垒，包括对生肉与禽类过度严格的病原体与寄生菌监测要求，这些要求曾限制美国禽类与猪肉产品对华出口。尤其在禽类方面，中国应该接受美国没有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地区的禽类产品出口。关于牛肉进口，尽管在“百日计划”中已经要求中国对美国牛肉开放市场，中国还应该扩增有资格对华出口的美国牛肉及牛肉产品范围。

2. 撤销11种原材料及其各种形式出口时的出口限制，包括锑、铬、钴、铜、石墨、铟、铅、氧化镁、滑石、钽、锑。

3. 放宽银行管制，使美国银行能够参加中国国内货币交易，尤其是向中国零售客户提供服务。

4. 放宽互联网支付服务限制，为美国非银行网上支付供应商额外提供营业许可证。

5. 放宽美国企业在中国国内文件快递市场的准入条件，并在包裹快递市场上为美国企业发放无区别对待的业务许可证。

6. 改善中国附加税退还区域管理，消除汇率的不可预测变化，尤其是对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生产商与出口商的下游产品——如钢铁、铝、与碱制品。

7. 审查对再生产产品进口以及再生产过程输入的现行禁止。目前，仍禁止向中国特别经济区之外的海关地区进口。

8. 落实2012年2月谅解备忘录承诺，对进口电影开放电影发行机会，尤其是在中国以平摊费用而不是收入共享的形式发行的电影。

9. 修正《中国专利审查条例》，允许药品专利申请材料的后续补充。

10. 完善有效药物成分的生产管理，防止被用于制造假药或不合格药品。为此，需要修正《药品管理法》对可用作有效药物成分的大规模药品制造商进行管控。

除了上述美国诉求，还很可能会讨论到中国的农业补贴。美国指控北京方面对水稻、小麦、玉米的农业补贴超过了限额，这一指控已在国际世贸组织立案。中国的电池生产补贴也可能作为一个讨论话题被提到。

编译/刘胜男

来源时间：2017/7/19 发布时间：201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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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互利双赢是中美最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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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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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国际在线

　　互利双赢就是最好的合作——汪洋在中美工商界联合欢迎午餐会上的主旨演讲
　　摘要：汪洋表示，中美关系可能出现波折，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中方承诺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等对华出口潜力巨大，但受美方陈旧出口管制法规政策影响，美国企业未获得应有蛋糕。
　　本文来自国际在线，原标题《汪洋出席中美工商界联合欢迎午餐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授权华尔街见闻转载。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19日在华盛顿出席中美工商界联合欢迎午餐会，并发表主旨演讲说，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经贸关系这艘大船正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中国的发展进步具有长期的确定性，这是各国企业与中国合作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中国市场的成长性不可限量，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可期。
　　出席午餐会的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工商界的反馈有助于政府制定政策，美中有共同利益，需要展开合作。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也在午餐会上表示，对话使中美双方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
　　以下是汪洋副总理讲话全文。
　　互利双赢就是最好的合作
　　——在中美工商界联合欢迎午餐会上的主旨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2017年7月18日，华盛顿）
　　尊敬的格林伯格主席、多诺霍会长、徐辰会长，
　　尊敬的姆努钦财长、罗斯部长，
　　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美中贸委会、美国商会和美国中国总商会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与两国工商界新老朋友再次相聚。最近5年我已6度访问美国，每年都应邀与工商界人士见面并做演讲。坦率地说，每次都讲新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希望今天我的演讲能够做到这一点。
　　记得去年11月来华盛顿时，美国大选刚刚尘埃落定。新一届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取向，是工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我在工商界欢迎午宴上说：虽然美国总统换了人，但工商界与中国的合作热情没有变，从午餐会的盛况来判断，中美经贸关系前景一定看好。我的预测是冒险的，因为当时许多人都忧心忡忡，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即将进入寒冬，甚至存在“贸易战”的风险。
　　在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果断应邀赴美，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奠定建设性基调。双方决定建立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启动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给两国工商界吃了“定心丸”。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双方艰苦努力，百日计划已经收获重要成果。美国牛肉时隔14年重返中国市场。美国液化天然气输华政策障碍开始破冰，今年前5个月中国自美进口天然气已达40万吨，而去年同期为0。更为重要的是，通过100天的密集接触，双方经济团队建立了互信，初步摸索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沟通方式。
　　也许大家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答案就在这里！就归功于你们！我去年就说过：中美经贸合作是市场行为，根本动力在民间、在工商界。美方做出上述选择，就是工商界主流民意的反映。正是你们长期支持并积极参与中美经贸合作，创造了“要合作、不要对抗”的氛围，才促成了中美经济关系今天的局面。虽然未来两国合作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波折，但只要你们有信心，中美经贸关系大的方向就不会改变。
　　由此，我要说出第一个结论：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经贸关系这艘大船正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
　　女士们，先生们：
　　中美两国的合作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远的不说，仅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的情况看，许多领域的合作都富有成果。
　　在过去的对话中，中方承诺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2013年，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7%，今年一季度已提升至77%。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2013年的46.7%增加到今年一季度的56.5%；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是从2007年10%的峰值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0.7%。
　　中方承诺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开放。近年来，中方多次主动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目前限制性措施只剩63条，比2011年版缩减117条，降幅高达65%。近期两家美国金融机构分别获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牌照和结算代理人业务资格，就是金融业扩大开放的结果。在上海等11个自贸试验区，开放领域更广、程度更深。其实，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中方已同意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文化、互联网、汽车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
　　中方也承诺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12—2016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2.5%，去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
　　中方还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共开展170余次打击侵权假冒专项行动，累计查办违法犯罪案件130万件，近10万人被判刑。201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累积审理案件近4万件。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兑现这些承诺，是为了自身发展进步作出的主动选择，符合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契合美方的诉求。当然，合作从来都是“双行道”，是互惠互利的。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解决好中方的关切，从而实现双赢。
　　应当看到，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20多年，市场开放程度、创办企业便利度等方面还没有达到工商界的期望，我知道你们还有许多不满意之处，这正是中国前进的动力。其实我们也在审视自己的不足，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加以改进。对于改革开放，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路径是清晰的，步伐是坚定的。虽然有时走得不是那么快，但假以时日，就会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就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每天看着他察觉不到变化，但几年一过，猛然发现他已经长大成人。回首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不正是如此吗？
　　由此，我要说出第二个结论：中国的发展进步具有长期的确定性，这是各国企业与中国合作最重要的外部环境。
　　女士们，先生们：
　　经过近40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块头大了，个子高了，但还不够结实强壮，总体上仍处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中低端，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中美经济有竞争的一面，但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双方合作空间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正在向中高端迈进，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美国各类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重要零部件对华出口潜力巨大。但遗憾的是，受美方陈旧的出口管制法规政策影响，美国企业没有获得应有的“蛋糕”。2001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16.7％，去年这一比重降至8.2％。以集成电路为例，去年中国进口总额高达2270亿美元，超过原油、铁矿砂、初级塑料三种大宗商品进口总额，但美国只占4％的份额。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达3亿人，居民消费结构正在从满足温饱向追求品质转变、从线下消费向线上消费转变，对美国高品质商品和优质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去年中国访美游客约300万人次，人均花费超过1.1万美元，为美国创造了15万个工作岗位。目前，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超过4.6亿。美国的车厘子、龙虾、海蟹、坚果、保健品等热销产品，72小时就可送达中国千家万户，去年对华跨境电商出口增长100％以上。上个月阿里巴巴集团在底特律举办“美国中小企业论坛”，吸引3000多家美国中小企业参加，他们都迫切希望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进军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
　　美中贸委会预计，未来10年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翻一番，达到369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5200亿美元。相信任何一个有远见的企业，都会重视这样巨大的市场；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府，都会重视与中国的合作。
　　由此，我要说出第三个结论：中国市场的成长性不可限量，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可期。
　　女士们，先生们：
　　经贸合作是利益的交换，不可避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中美产业界都希望本国政府拆除对方阻碍市场开放的“壁垒”，又都希望本国政府筑牢抵御外国商品进入的“围墙”。我们理解美国不少人支持“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因为中方也有人主张“买中国货、用中国人”。但双方都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两国经贸合作深度交融的今天，中国人不可能不买美国货，美国人也离不开中国货。我们都希望看到两国经贸关系强劲、平衡、健康发展。
　　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明天就要开幕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找到利己及人、互利双贏的解决方案，达成最好的“交易”。我的两位对话伙伴都曾是商业精英，深谙交易的艺术。相信与他们的对话，过程会十分艰苦，希望结果会令人鼓舞！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7/7/19 发布时间：201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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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对话前夕，马云发起中美商界大佬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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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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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恩波来源：澎湃新闻

　　“一马平川”，这是今年1月马云与当时还在候任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外界的戏谑之语，那时中美关系正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充满不确定性。而7月18日，就在中美第一次全面经济对话前一天，马云又将飞往美国与美国商界人士畅谈中美经济问题。
　　《纽约时报》7月17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L. Ross）18日将在华盛顿主持20多位中美企业家参加的交流会。据报道，马云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和协调人之一。
　　报道称，这一以中美商业人士为主的会谈，其目标是“就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存在的诸多经济问题进行坦诚的讨论”，以缓解目前不甚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
　　中美商业大佬共议贸易摩擦
　　《纽约时报》报道，这次中美企业家交流会由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以及美国私人投资公司黑石集团联合创始、特朗普的顾问史蒂芬·A·施瓦茨曼（ Stephen A. Schwarzman）共同协调安排。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美企业家有二十多人，其中美国企业家包括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世界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昂普尔比（Jim Umpleby）、沃尔玛首席执行官道格·麦克米伦(Doug McMillon)、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Mary Barra)、美国最大的独立能源企业康菲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瑞安·兰斯（Ryan Lance ）。这些美国商业人士大多与中国联系密切。
　　而中国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企业家，除了马云以外还包括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宁高宁等。
　　令外界关注的是，这次会议恰巧安排在中美首次全面经济对话前一天。按照此前安排，7月19日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将共同主持对话。
　　18日的中美企业家会议涉及的则主要是私人部门。据报道，参加会议的企业家将会提出一份建议清单以供中美两国政府官员参考。不过，《纽约时报》援引一位会议组织者的话称，中美两国政府没有义务就他们的建议采取行动。
　　施瓦茨曼7月17日表示，这次中美企业家会议是在马云请求下组织的。“他认为如果我们两国的商业界人士能够小范围地聚一聚，公开、真诚地讨论实际贸易中发生的摩擦，这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施瓦茨曼说。
　　施瓦茨曼与特朗普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贸易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为特朗普担任顾问。去年赢得大选之后，特朗普成立了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顾问机构“总统战略与政策论坛”。这个论坛成员共16人，包括摩根大通、通用汽车和IBM等知名企业高管。论坛成员有机会与特朗普密切接触，向特朗普建言献策，而论坛的首席顾问正是施瓦茨曼。
　　敏感时刻的特殊会议
　　这次中美商业人士的会谈正值中美经贸关系的敏感时刻，除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即将举行，美国商业界人士和特朗普政府也对中美经贸关系表现出一些不满。
　　此前特朗普就曾公开表态，对中美之间超过300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感到无法接受。《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经开始重新起草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规则，其中包括考虑动用配额和关税，以应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钢铁这一“大问题”。
　　对于美方的“抱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14日表示，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以来，双方按照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推进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两国的经济合作进展顺利。五月上旬，双方达成了多项早期收获成果。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百日计划”后续成果磋商，也有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耿爽称，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即将举行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取得成功，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试图同中国妥协以刺激贸易，帮助美国的企业。美国商界一直批评中国金融市场对美国企业开放不足，而根据中美“百日计划”，中国金融市场将扩大对美国企业的开放程度。中国还将允许美国全资的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申请许可证，实现全面和及时的市场准入。
　　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元首海湖庄园启动的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5月12日，两国公布的早期收获中公布了10项成果，其中包括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的问题。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中美企业家交流会的主题预计将包括中国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以及美国向中国出口天然气面临的关税障碍。
　　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幅调整美国能源政策，把天然气出口作为一项贸易政策工具，支持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出口天然气，以创造就业并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在“百日计划”早期收获中，美国政府也欢迎中国进口美国天然气，“在液化天然气出口许可上，美国给予中国的待遇将不低于美国给予其他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待遇。”而与此同时，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2017年前五个月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近10万桶，是2016年平均水平的10倍。

来源时间：2017/7/18 发布时间：201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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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环境、北约、和自由贸易的摇摆不定的承诺：中国领导下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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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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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uka Wang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撤退国际社会和中国递增的领导权

在5月26日到27日的第四十三G7峰会，尽管面临来自教皇弗朗西斯（Pope Francis）和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关于留存协议的压力，特朗普宣告了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这个决策仅仅是特朗普政府近期制定的若干内向型国际政策之一。在5月24到25日布鲁塞尔的北约会议中，特朗普拒绝申明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承诺，后者体现了集体防卫的原则。特朗普还指责了北约成员国“长期付款不足”，尽管所有的北约成员国家都完成了其支付协议。特朗普还认为德国在贸易中很差劲，据说威胁要停止对德国汽车的进口。这呼应了特朗普贸易政策议程中对不平等贸易实践的反对以及其政府认为德国打压欧盟以增加其自身出口竞争力的宣言。

每一次特朗普从美国国际责任的退出看起来都是将美国国内的利益放在了全球合作利益之上。他强调说环境对他很重要，但是巴黎协定对美国的石油工业的工作不利。特朗普声称北约成员国欠美国债以及美国不公平地付北约的费用，这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事实上，根据基于全国收入的标准，美国应该支付北约22%的费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右派学者里施密特（Gary J. Schmitt）表示，特朗普“不关心说的话是不是准确的”。在布鲁塞尔，特朗普显眼的粗暴的行为，包括把蒙特内哥罗总理推到边，伴随着他对于更多支付强烈的坚持。

尽管特朗普没有坚持他竞选时的所有承诺，但最近国内的运动则展示出他坚持了对其核心政治支持者的承诺。煤炭产业迫使特朗普撤回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产煤州共和党的支持者也特别希望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2017年4月的集会，特朗普又说“我们的政府快速地参加国际协议，这让美国挑起重担，但别的国家不劳而获”。特朗普强调保护“美国工人”，他认为他们代表美国的核心。因为全球贸易的竞争，美国的低技能工人正在经历痛苦，所以“就业保障”变成了掩饰不住的地方保护主义。

中国已经开始着手于气候变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议题，也在努力地和别的国家开展合作。5 月31日到6月2日，李克强总理访问欧洲（包括了第十九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旨在加强合作关系，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事情。5月14日到15日的一带一路论坛上，中国也愿意支付巨额费用，推动进步全球贸易和国际合作。2017年初达沃斯（Davos）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告诫特朗普关于地方保护主义对世界幸福的危险和为了后代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看起来美国正在退出其全球霸权的责任和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贡献，中国愿意而且有能力承担全球领导的全力。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一个全球公民可能想这些问题：美国退出国际舞台就是特朗普的片刻还是长期的趋势？美国的退出对世界有何影响？如果中国变成了新的全球领导者，会支持美国创造的世界秩序或者将中国的强加给世界？美国的退出如何影响目前的中美关系？

为什么美国的退却可能是长期的趋势？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最多继续八个年，但需要社会和经济保护以及拒绝国际合作都是更大结构性变化的产物，如无对全球福利的负面影响，这些都不可逆转。世界最近有右派民粹主義的新浪潮，如特朗普的选举、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英国退欧”等。民粹主义可以被定性为以下因素驱动的运动或意识形态：第一，国家的“真的群众”的挫败感，这来自因为他们身份经济和社会地位卑微，尽管他们骄傲和历史性身份；第二，“真的群众”被既有精英藐视或剥削的感觉；第三，社会经济不平等，外来者和虚伪的精英被认为得到了更多利益。民粹主义跟全球化及其产生的经济、人口、社会影响有关系。

简言之，贸易增加了所有参与国的总体经济福利，但它确实对一些国家的内部人群有损伤。由于要素价格均等化，国际贸易造成了工资下降、低技能工人的失业、加剧了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民粹主义需要国家就保护自己：牺牲总体福利来保护工业、在自己和邻国中间“建立一个长城”、牺牲国际合作来给“真的群众”的利益优先权、拒绝既有精英和他们的方式、支持原始诚实的方式等。在过去，这些冲动已经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移民配额，跟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的承诺很相似的。

除非为了减少低工资的工人受到的贫困化制定政策，美国向内退出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会继续。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不是美国在国际合作中退缩，这样的政策阻碍低工资的工人进入更有竞争的产业，也让国内和国际福利下降。最好的答案是通过政策找到全球化下处理经济和社会失调问题，比如说提供更好的贸易援助。

孤立主义的美国对世界的后果

美国持续退出国际合作的后果可能改变众所周知国际秩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世界需要保持自由贸易和别的公共物品的全球霸权、由规则制约的合作、自由贸易、泛民主和人权方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

自由贸易、集体防守、干净环境都是公共物品，这面临着搭便车问题：所有国家都有不想贡献自己力量同时享受他国贡献好处的想法。日常生活，搭便车问题很容易现。比如说很多邻居都要干净漂亮的公园的公共产品，每一位邻居说一起园艺、除草、整理，但是每一位邻居都有不想贡献的想法。他们认为即使一个人不承担责任不做他的工作，别的人还能照顾公园，推卸责任的人还能在干净公园里幸运地散步。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不干净的公园。

搭便车问题的答案是有一个霸权（通常是最富有强大的国家）当领导提供公共物品。霸主通常执行长时间而昂贵的任务，如直接监控邻居或者建立国际机构。因为得益于其规模和影响力，霸主从公共利益中收益最多，所以他有动力这么做。美国扮演了这么一个霸主，通过在建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现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来维护国际自由贸易和金融。美国在北约的角色和全球环境合作的角色类似。

虽然美国的军事经济力量相对的下降可能不再是世界霸权，它仍然是在支持自由贸易、保护世界的环境、北约的集体安全等方面规则和规范的领导。美国从国际组织的退出有诸多影响：直接地伤害公共物品的供应、暗示它国可以退出国际的条约和规则、向国际社区传达美国的承诺是不可靠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的退出告诉雄心勃勃的挑战者和同盟国美国领导的规则制约、泛民主、自由贸易、联合的国际机构是虚弱。

在中国领导下的世界

中国对国际机构日益增长的责任暗示着中国将在承受全球倡导的材料价格和领导国际合作规范两方面同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但如果美国在全球地位上持续下降（要么是因为特朗普下平民主义政策驱动，要么是相对其它国家长期的经济军事力量下降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支持现行的国际制度。国际关系学者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l Schweller)和蒲晓宇认为像中国一样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可能是：1）通过努力维护现有制度的支持者、2）不履行职责而享受现有秩序好处的搭便车、3）破坏现有秩序重建新秩序。

中国愿意投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说明中国未必是不履行职责的国家。可能把中国对巴黎协定、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自由贸易的保护的物资支援和拥护理解为中国支持现在的的自由党、民主、和联合秩序，不愿意逃避责任。但是中国支持的美国领导制度也可能代表它在争取时间变得更强，努力提高自己的声誉，增加软实力，并寻找机会批评美国和挑战美国的领导角色。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蒲晓宇观察到中国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两个长期想象。第一个想象建立新的中国秩序，强调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强于比美国、“美国帝国”对使“群众的利益”最大化失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比民主国家优越、基于中国集体福利中心的和谐社会的更好的世界未来。一个很多中国人认为的哲学观念是天下，强调所有人在优越的中国方式的指导下团结。第二个想象是在目前自由、民主、合作秩序上的延续，但是形式更加包容、规模更大。第二个想象认为民主化才能最终实现中国的利益。

中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表示什么未来的利益？

虽然中国的自由党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支持国际机构的倾向于，中国也有行动表明不支持现在的规则制约、泛民主、自由贸易、联合的国际机构，最公然的国际规范拒绝是中国不愿意遵守南海执政和在南海继续的单面的动作。这些动作表示只有在有利的时候中国才会倾向于合作，但是在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时候就不遵守国际规章制度。中国最近也在有效地审查所有它国的新闻媒体。在中国的国家主导型下的封闭的资本账号、钢铁的生产过剩、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仍然都是完全经济和财政的自由化的挑战。中国对政治和经济自由党的改革继续地不支持就表明中国会抵制融合到自由民主的国际机构的信号。

现在和中美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国际社会摇摆不定地退却和中国不肯定的日增地世界的角色的印象应该何去何从？

美国应该再求值提出领导角色、对别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为机构和联盟付出更多努力、推进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习近平的确表示全球化的反对是无谓的，虽然全球化能伤害有一些的人，但是答案不是停顿增长由贸易引发的福利，而是处理美国社会安全网的不足。改进的社会救济帮助低技能的工人长远发展，加入竞争性产业。

中国下不稳定的未来意味着美国可以打赌现在的相对稳定。美国退出国际合作会影响合作机构的物质资源、美国作为领导和同盟国的可信性、规则制约泛民主国际机构的稳定性。这些国际考虑跟国内的担忧有关，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自然环境、经济福利产生影响。为了了解中国未来的利益和帮助中国面临政治经济机构的挑战，美国应该进行跟中国对话。美国有责任不退出国际机构也有责任帮助像中国一样的崛起的大国与新世界秩序平安地融为一体。

翻译：施昊丹 Gretchen Trupp

来源时间：2017/7/18 发布时间：2017/7/18

旧文章ID：13739

奉行“美国优先”？白宫推出“美国制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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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2017

0

作者：来源：新华社

为迎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力挺的“美国制造”政策，白宫17日推出“美国制造周”活动，内容包括展示美国50个州的特色工艺制品。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曾承诺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不过，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制造”只是“表面文章”，而多年来特朗普及其家人名下的企业产品多为“外国制造”。

【“美国制造”】

按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说法，“美国制造周”于17日开幕，由白宫主办。活动以“美国制造产品展示”开场，美国50个州的特色手工艺品当天会在白宫亮相。

作为“美国制造周”活动的一部分，总统特朗普定于19日就“美国制造”的重要性发表声明和讲话。他22日还将赴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出席海军最新航空母舰“杰拉尔德·福特”号的海试。

“（‘美国制造周’）期间，特朗普政府将向本国的制造业工人和制造公司表示敬意。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将美国工人遗忘……他们的财富被海外（制造业）夺取。在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工人不仅不会被忽视，还将得到支持。”白宫媒体事务主管海伦·费雷16日在新泽西州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工艺”。

【尴尬质疑】

2017年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新华/美联）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将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带回美国，提出“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称会向企业施加压力，确保工作岗位和产能留在美国。他当时说，任何公司如果把就业机会转移到外国，然后把产品进口到美国国内，都会被征收高额关税。

不过，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多年来从事的商业活动实际就与其强调的“美国制造”“背道而驰”。

根据《华盛顿邮报》近期的一项调查，多年来，特朗普集团将旗下大量产品进行生产外包，服装、家居装饰品等产品主要依靠设在孟加拉国和墨西哥等国的外国工厂制造。

与此同时，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名下的服装公司则“完全”依赖外国工厂进行生产。

在16日的记者会上，白宫媒体事务主管费雷被问及特朗普集团和伊万卡公司是否会借“美国制造周”承诺将旗下产品转至美国本土生产。费雷没有给出明确作答，仅表示：“我们晚一些再回复（这个问题）。”

【贸易保护？】

《华盛顿邮报》评述，“美国制造周”的举办背景与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有关，包括寻求就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三国的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这些政策引发其他国家关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6日在德国媒体发表文章，称赞二十国集团努力推动合作的同时，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国家热衷于制裁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上月也在德国议会发表讲话时，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按《华盛顿邮报》的说法，特朗普的顾问眼下希望通过提振美国制造业，强调国家税法改革的重要性。

在被问及是否正在考虑对进口到美国的其他国家制造品征收高额关税时，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6日回答称：“现阶段，一切都已摆在桌面”。（新华社客户端）

来源时间：2017/7/18 发布时间：2017/7/18

旧文章ID：13738

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三）

分析

刘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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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2017

0

作者：刘学伟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这里，可看本书稿（之一）、（之二）

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一）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秘（之二）

第二编三个世界九个子世界的全面分区解析

这一编是本书的核心论证部分。笔者将全面展开分析三个世界九个子世界国民素质、人均收入、发展速度和西式民主指数四个要素之间的错综关系。

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规律。分析先从最细的分区开始，然后逐步综合。

第三章西方世界的分区解析

笔者提前告诉你，在这个世界里，西方人为他们自己订立，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实践归纳出的许多规律，运行得还算不错。比如西式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笔者还会挖掘出，虽然在西方的（乃至仅在西欧的）范围内，那个有限的国民综合素质的差异，都会导致完全可以观察出来的发展水平差异。这个规律在东欧也会很好地重复，但是在拉美表现得会差一些，不过也比后面还会去考察的非西方世界清晰得多。

第一节西式民主的正统：西欧北美澳洲加以色列

我们先来看西方的正统，西欧北美澳洲加以色列。

表3.1 发达西方数据总表

国家名称

国民综合指数

西式民主指数

人均收入1960$

人均

收入1990

$

人均

收入2011

$

年均增长1960

2011

年均增长19902011

GDP

2011

$

2011人口

万人

荷兰

100.4

8.99

1 069

19 721

50 087

8.63

5.09

8 363

1 670

加拿大

100.4

9.08

2 295

20 968

50 345

7.62

5.34

17 361

3 448

瑞士

100.2

9.09

1 776

35 491

80 391

8.59

4.78

6 357

791

比利时

99.3

8.05

1 279

20 350

46 469

7.70

4.50

5 115

1 101

英国

99.1

8.21

1 381

17 688

38 818

7.14

4.26

24 316

6 264

奥地利

99.0

8.62

935

21 366

49 707

8.48

4.54

4 185

842

新西兰

99.0

9.26

2 313

12 907

32 343

6.59

5.70

1 425

441

德国

98.8

8.34

21 584

43 689

3.56

35 706

8 173

瑞典

98.6

9.73

1 984

28 556

56 927

7.29

3.83

5 381

945

冰岛

98.6

9.65

1 409

25 012

44 072

8.24

3.84

141

32

法国

98.1

7.88

1 344

21 384

42 377

7.71

3.89

27 730

6 544

澳大利亚

98.0

9.22

1 828

18 405

60 642

8.78

7.27

13 718

2 262

美国

97.5

8.11

2 881

23 038

48 442

6.83

4.70

150 940

31 159

挪威

97.2

9.93

1 442

27 732

98 102

9.32

6.99

4 858

495

丹麦

97.2

9.52

1 364

26 428

59 684

8.11

4.36

3 327

557

西班牙

96.6

8.02

396

13 415

32 244

9.90

5.13

14 908

4 624

意大利

96.1

7.74

804

19 983

36 116

8.15

3.20

21 948

6 077

马耳他

95.3

8.28

7 075

21 210

6.13

89

42

卢森堡

95.0

8.88

2 236

33 183

115 039

9.09

7.64

595

52

爱尔兰

94.9

8.56

684

13 636

48 423

9.69

7.48

2 173

449

以色列

94.6

7.53

1 366

11 264

31 282

9.08

7.57

2 429

777

葡萄牙

94.4

7.92

357

7 848

22 330

8.82

5.47

2 375

1 064

希腊

93.2

7.65

534

9 187

26 427

8.6

5.7

2 987

1 130

塞浦路斯

91.8

7.29

7 293

22 112

7.33

247

112

法国及以北

98.8

8.38

1 345

21 263

46 009

8.46

4.17

130 908

28 454

海外西方

97.8

8.28

2 756

22 446

49 167

9.33

4.92

183 444

37 310

法国以南

95.8

7.83

641

15 429

32 538

5.88

4.23

44 983

13 826

合计/平均

97.8

8.24

1 839

20 796

45 150

8.19

4.55

359 332

79 587

第一小节发达西方的经济

我们现在有三个因素要分析：国民综合素质、人均收入、增长率。

我们先来看综合素质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图3.1：发达西方国民综合素质、人均收入之关系

应当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欧的范围内，在高国民素质的区域里，不大的素质梯度依然会对发展水平造成完全可见的影响。

法国以南或者说国民素质不到97分的国家，比起法国以北或者国民素质分数97分以上的国家，发展水平就是要差一些。

海外西方的国家，则在这两者之间。

唯一的例外是卢森堡。有两个理由，第一国家小人口少；第二搞金融，赚钱容易。

法国以南的欧洲人的确更懒散一些。这很可能与地中海沿岸的更灿烂的阳光有关。到过西班牙旅游的人都会知道，西班牙人雷打不动的午休时间从12点到15点，长达3小时。然后晚上上班到20点。22点才开晚饭。西班牙人的懒散也算得上是举世闻名。他们比起北欧要穷上那么一些，也真是不冤枉的。

由于这个关系很重要，我们再用双数据柱线图来看一遍。人均4万$以上的国家共16个，其综合素质水平在97分以上的占14个。反过来，素质分数在97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均收入在4万$以下，而且落后不远。

图3.2：发达西方国民素质与人均收入之关系

相反地，素质分数在97分以下的9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收入在4万$以上，而且这两个国家（卢森堡54万、爱尔兰449万）的人口都很少。人口千万以上的相对略低素质的国家，人均收入没有一个达到4万$ 。

请看分三类：法国以南很好。法国以北加权就很好，不加权就相反。这是因为那几个反常的高都是小国所致。海外西方则是大国略强，小国略弱，不遵循素质/收入关系。

请看相关系数：不加权稍有。加权后中有。

第二小节发达西方的政治

现在来看国民素质与西式民主指数的关系。在这里当然有关系了，虽然相关性比起上一张图显然差一些。例外多一点的大概就是卢森堡、爱尔兰和挪威。爱尔兰大概是世外桃源效应。卢森堡应当是超级富裕所致。挪威则有富裕和世外桃源双重效应。

相关系数=0.590（已按人口加权）

相关系数=0.568（不按人口加权）

图3.3：发达西方国民素质与西民指数之关系

西式民主为西欧人所创，可以说这个制度就是为她们自己量身定做。我无法不承认这个制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制度中最完善之一。可惜的是它还是有很多的漏洞。更可惜的是它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请大家注意，居于上方的挪威、丹麦、瑞典、冰岛四国国家都是北欧国家。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孤悬海外。如果观察者六个国家的人口构成，可以发现，这里的移民都不多。就是有，也多是东亚移民。可不可以说，西式的制度最适合于欧洲人，其次适合于东亚人？

再看看居于下方的那些国家，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国家的特定来源的移民都很多？

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是西式民主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它们现在都在因很可能是特定的原因领先走下坡，这让本人深感遗憾。

这个制度很可能必须依赖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根据亨廷顿，有八条之多。这个问题放在最后的结论中再详谈。

看相关性：素质和西民在这里有中等以上的相关性，无论加权与否。

再看下图西式民主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可以明显看到，两者的相关性好于素质指数与人均收入的相关性。相对的向好的方向的例外是卢森堡、挪威和瑞士三例。都可以解释为，在小国家的成功治理。

图3.4：发达西方西民指数与人均收入之关系

一般而言。排在综合素质、地理文化渊源、人均资源数量之后，带有偶然性的治理水平是决定/影响发展水平的第四号因素。

看相关性：依然是中等偏上，无论是否加权。

最后换一种图再来看一次素质指数与西民指数之间的关系。

图3.5：发达西方国民素质与西民指数之关系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指数都又高又齐，为了看见差别，只能把下面同样的一截都切去，只比较顶尖上不同的一部分。

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看见明显的相关性。而且不相关的部分都可以找到解释。

比如正向明显超常的有8个国家。第一、它们除了澳大利亚都只有数百万人口。第二、除了卢森堡，它们不是在海外，就是在北欧。总之是都有一些可以取巧之处。

比如负向明显失常的国家有三个，英国和法国人口都相对多，移民人口也多。比利时好像就只有用治理水平稍差来解释。这个国家有势均力敌的两个族群，能和衷共济到如今这个水平，也只有欧洲国家才做得到。

那些人口大国：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都创造不了奇迹。

最后，综合素质水平稍差的几个国家，其西民水平，还是无可避免地叨陪末座。

第二节转型完成大半的东欧

表3.2 前公东欧数据总表

国家名称

国民综合指数

西式民主指数

人均收入1990

人均收入2000

人均收入2011

年增%

1990

2000

年增%

2000

2011

GDP

2011

2011年人口万

爱沙尼亚

99.7

7.61

4 144

16 556

14.86

222

134

捷克

98.9

8.19

3 738

5 724

20 407

4.35

13.56

2 152

1 055

匈牙利

98.1

6.96

3 186

4 543

14 044

3.61

11.95

1 400

997

斯洛伐克

98.0

7.35

2 218

5 330

17 646

9.17

12.72

960

544

克罗地亚

97.8

6.93

5 185

4 862

14 488

-0.64

11.54

639

441

斯洛文尼亚

97.6

7.88

8 699

10 045

24 142

1.45

9.16

495

205

俄罗斯

96.6

3.74

3 485

1 775

13 089

-6.52

22.11

18 578

14 193

波兰

96.1

7.12

1 693

4 454

13 463

10.15

11.7

5 145

3822

拉脱维亚

95.9

7.05

2 788

3 302

12 726

1.71

14.44

283

222

白俄罗斯

95.0

3.04

1 705

1 273

5 820

-2.88

16.42

551

947

乌克兰

94.3

5.91

1 570

636

3 615

-8.64

18.98

1 652

4 571

立陶宛

94.3

7.24

2 841

3 267

13 339

1.41

15.1

427

320

保加利亚

93.3

6.72

2 377

1 601

7 158

-3.88

16.16

535

748

波斯尼亚

93.2

5.11

1 491

4 821

12.45

181

375

亚美尼亚

93.2

4.09

637

622

3 306

-0.24

18.19

102

310

摩尔多瓦

92.0

6.32

972

354

1 967

-9.61

18.71

70

356

罗马尼亚

91.0

6.54

1 650

1 651

8 406

0

17.67

1 798

2 139

马其顿

90.5

6.16

2 342

1 785

4 925

-2.68

10.68

102

206

塞尔维亚

90.3

6.33

809

6 203

22.59

450

726

格鲁吉亚

86.7

5.53

1 611

692

3 203

-8.11

16.56

144

449

黑山

85.9

6.05

1 555

7 196

16.55

46

63

阿塞拜疆

84.9

3.15

1 237

655

6 916

-6.16

26.58

634

917

阿尔巴尼亚

82.0

5.67

639

1 200

4 030

6.51

12.88

130

322

华约东欧

95.3

7.07

12 888

5.54

11.70

11 990

9 305

前苏东欧

95.2

4.32

10 070

-6.34

18.82

22 663

22 419

前南东欧+

91.6

6.27

11 627

2.33

11.55

2 043

2 338

合计/平均

95.0

5.20

2 651

10 774

-1.83

15.43

36 696

34 061

表中所列合共23个国家，按政治历史分为三类：前东欧华沙条约集团6卫星国称华约东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欧本还有东德，与西德统一后，自是另一条命运，此处不计。前苏联东欧10加盟国称前苏东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前南斯拉夫联盟6+1国称前南东欧+：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外加无法归类但至少是地理上毗邻的阿尔巴尼亚。1990年，前南斯拉夫还在，所属之6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就找不到数据。

第一小节经济水平和素质水平

先来看看最大致的情形。

相关系数=0.668（已按人口加权）

相关系数=0.698（不按人口加权）

图3.6：东欧国民综合素质和人均收入关系

在国民素质和发展水平之间，东欧国家显然拥有有着一条相当明晰的平均拟合线。素质最高的捷克、斯洛伐克打头，最低的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垫底。

斯洛文尼亚正向超常。负向失常的是前苏的几个加盟国：白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

东欧2011年的经济水平上可分三段。人均10000$以上的有10国。5000-10000$的有6国。不到5000的有7国。全体一起按人口加权平均是10 774$。与非西方世界比，已经强出许多。但在西方世界内部，也就比拉丁美洲强11%。比起发达西方，那还是四分之一都不到。

大家都知道，1990年以后，柏林墙倒塌，东欧有一个苏东波，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颜色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建立了以西方为模板的市场经济和西式多党普选政治制度。由于这个转型虽然大体和平，但还是太过剧烈，因此得名休克疗法。在1990年代，东欧国家有八个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不如说“倒退”。其幅度在40-70%之间。

现在请看下图。注意代表素质水平的绿线。你应当明白，素质水平是人类民族的深层秉性，它的变化极慢，不会像经济可能在数十年间出现天翻地覆的迅速增长；更不像政治制度，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经历根本的革命。但是它会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反复、顽固、乃至最终地表现出来，它是一个民族-国家/文明的真正底蕴。

图3.7： 23国素质水平分布与2012年人均收入

比如在这里，国民素质水平在94分以上的的国家，除了白俄罗斯，人均全部在1万以上。而素质水平更低的国家，无一例外，人均收入都明显低于1万。

中间那一串国家，从乌克兰到塞尔维亚共8个国家，素质水平已在90以上，发展缓慢，很可能是治理不善所致。其中最明显的自然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尤其那个摩尔多瓦的落后实在不正常。笔者预言，在不远的未来，它会出现恢复性的疯狂追赶态势。乌克兰等仗打完了，疆域分割底定以后，也会出现这种疯狂追赶，不过势头会弱一些。

素质水平不到90的国家，在这里还有4个。它们是欧洲仅有的素质分数不到90的国家。其发展落后一些，很可能真是有客观原因。

请大家注意用颜色分别标示的三个子区里，相关性依然存在。

第二小节素质水平与西式民主

这回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东欧，和西欧一样，西式民主指数与国民素质有明显的相关性。例外的基本都在前苏领域内。其中至少俄罗斯的分数，本人认为是不公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在高加索山南，本属亚洲。因其信仰西方宗教，笔者把它们格外划入东欧。质量差一点，情有可原。

现在我们来看西式民主指数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图3.8:东欧西民指数与人均收入之关系

23个国家中，最领先的是捷克和斯洛文尼亚。它们已经达到了发达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底部。

第二台阶从爱三亚到克罗地亚有7个国家，人均远超1万，而西民分数也超过7分。

第三个台阶，除了俄国例外，人均都在1万以下，西民指数倒是直到波斯尼亚共10国都在5分以上。

西民分数最差的三个国家，经济指标反而更高。这是异常的。在我的理解中，或者它们的分是不公道的，或者它们的评分有很大的机会在将来得到大幅改善。

中间那个坑，从保加利亚到亚美尼亚有11个国家，相对西式民主指数经济发展迟缓，它们就是那些次级西式民主。说明这种制度，就是在最适宜其发展的东欧，也有水土不服之虞，也需要时间才能完成过渡。

三、如果再细分，这12个国家，有两个在原东欧（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四个在前苏（摩尔多瓦、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五个在前南+。它们全部毗邻，集中在东欧的东南部和前苏联的亚洲部分。

注意上图的两种相关系数差距很大。这当然是因为人口大国俄国富裕而又西式民主指数太低所致。其实，国民素质水平与西式民主指数之间的关系，远强过收入水平与西式民主指数的关系。

看图3.9。有些意外，在这里，素质指数与西民分数之间的相关性似乎比发达西方还好。两个明显的坑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可以说是遭霸权总统卢卡申科连累。俄罗斯则是西方人对普京的歧视所致。俄国有多党，有定期普选，只是普京连任太多次数，西式民主分数怎么至于那么低。

图3.9：东欧国民素质与西民指数之关系

而且，请大家把三个颜色分开来看。你应当注意到，三个孙级分区里，相关性依然明显存在。

补充定义：次级西式民主，真假次级西民和超级低西民

《经济学人》的西式民主指数完全不考虑经济水平，在笔者看来是一项大缺陷。这个缺陷在西式民主的老家还看不出来，但越到人类发展的低端就越明显。

比如在这个仅次于发达西方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已经至少有乌克兰（素质指数94.3、西民指数5.91、人均收入3615$）、摩尔多瓦（92、6.32,、1967）两个西民分数颇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颇低。模仿美国次级贷款的情形，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次级西式民主。大家将会看到，这种现象，随着笔者论述的对象离西方越来越远，或者说素质分数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会愈演愈烈。

次级西式民主，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缺乏足够中产阶级做支柱的穷民主。

次级西式民主还有截然不同的真/假两种类型。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都是假性次级西民。好像有一种假性失明一样。其实眼睛的器官一点毛病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种精神障碍。一旦这种精神障碍被排除，眼睛就可以很快恢复明亮。

判断次级西民真假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也很可靠，就是看下面三点：一、请注意该国的国民素质的高低；二、看它是否经历过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三、看它们旁边的国家的富裕程度。和旁边的国家一样，这两个国家国民素质都高，都经历过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都比旁边的国家穷很多。因此，它们现在的困难、落后会是暂时的。一旦临时性的政治/疆域分割/治理问题解决以后，它们会通过说了很多次的恢复性的疯狂反弹追上去。

另外一种真性次级西式民主以印度为代表。表面上也是西民指数高而人均收入低，但第三项指标国民素质也低、也没有经历过全盘公有制，周围的国家都一般穷。这种次级西民，不如说低收入状态，是娘胎里带来的，要想改变，难度可是比摩尔多瓦大得多。

这就还会带出第四个观察点，就是看它处于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南方世界。你不要不信，事实上就是：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误差真的很小。不过生于东方还是南方，又有不同。后面还有解析。

相反地，像俄国和白俄罗斯的情形，有相当多的中产阶级，显然不是科威特那种类型的富裕，又处于欧洲文明区域内部，西式民主指数却明显偏低。这种类型，与印度正好相反，我把它取名为：超级低西民。我以为，这种类型的国家，很有可能最终会回到西式民主的轨道。当然它们也可能独创出与经典的西方政体略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但不可能有东亚人（新加坡、中国、越南等）那么大的独创性。不过这样的国家目前地球上似乎就只有这两个。最接近的东亚的前公国家，一方面是还没有发展起来，二方面是不在欧洲文明区内，因此与这里还是大不相同。

第三小节关于发展速度的进一步分析

增长的原因是一件非常难于分析的事情。它与本文分析到的各项数据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就是说，你无法说一个国家是因为起点的穷或富、西式民主少或多、素质水平高或低就发展快或慢。数据到处都有冲突。你会看到，它与其它各项数据，比如人均收入、HDI、西式民主指数，甚至素质水平的相关度都很低。

其实，一直到本书的末尾，笔者觉得还是找到了发展速度的奥秘。第一你要注意的是：高速发展根本就是一种例外。它只会如奇迹般地降临在很少的一些国家的头上。

第二、产油国只要人口不多，油田够大，就可以至少到如今，富裕而又高速发展。不过笔者相信，这种类型的富裕和高速发展也是很快就到尽头的。

第三、就是那些放弃了公有制之后的高国民素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可能得到高速度。不过这种我称之为疯狂追赶的高速度在东欧受到过于激烈转型之休克疗法的干扰。有一部分国家，顺利地度过了初期的混乱，另外一些则跌得很惨。

这里只想着重分析一下休克疗法对东欧的影响。

相关系数=0.683（已按人口加权）

相关系数=0.502（不按人口加权）

图3.10：东欧国家的西民指数与1990-2000年增长

我们简单地从两个时段来分析。

从图3.11中看到，1990年代，23国中10国陷于衰退，（0线以下。）5国衰退至少50%，而无论其西式民主分数之多寡。其它国家也增长有限，仅波兰和斯洛伐克幸免于难，而且不明究竟地遥遥领先。衰退最严重的国家是俄国和它的所有亚洲紧邻。因为这里是祸源。

相关系数=-0.827（已按人口加权）

相关系数=-0.612（不按人口加权）

图3.11：东欧国家西民指数与2000-2011年增长

这一段的相关系数是中度正相关。西民指数好一些的，离西欧近一些的国家，没有衰退。而前苏联圈子内，本来体质就差一些的国家，衰退更多。

看那两个年代的集体指标：前华约六国 1990-2000受休克疗法损失最少。前苏的土地上，1990-2000年间都有人类史上大概都罕见的深度衰退，差不多可以说是崩溃了。看看那个转型搞得太急，会有什么后果。（衰退指标达-50%俄国、-62%乌克兰、-64%摩尔多瓦、-60%格鲁吉亚-65%。就是说10年内GDP减掉一半，甚至将近三分之二！）

这里看2000-2011的增长率，有奇迹出现。比如俄国2000年的GDP仅及1990年的一半。而2000年到2011年则增长了5倍有余！年增率达到远超中国的22%！本人总算是明白俄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叶利钦而喜欢普京了。

还有两个小国的增速甚至高过俄国。它们是小国，有偶然性。这里不深论。

看这回的相关系数，那可是严重的负相关。西民指数越低的国家，反弹得越厉害。已经反复说过，这是病愈以后的恢复性疯狂追赶。

转型最成功的实例是波兰。在1990年代，它没有遭遇休克疗法的恶果。（1990年人均1516$，2012年人均12 538$，涨8.27倍，其中1990年代涨2.9倍。）其原因笔者真的还没有考究清楚。维基百科说是因为1990年代开放市场经济。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是因为西式民主转型。但其它东欧国家也同时开放市场经济并西式民主转型，为什么其它大多数前公国家1990年代的经济完全是一种崩溃的局面呢？

请看下面这个从本节开首处大表中摘下的小小表格，那些红色标识的高到不可思议程度的增长率，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前公国家，在放弃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可以甚至必然获得的恢复性的疯狂追赶。须知，这些国家都是和西欧国家一样的高素质国家，它们的落伍是错误所致，不是必然。改正错误以后，它们会很快地恢复由祖宗传下来的素质水平所决定的应有的发展水平。那些政府的内政/外交种种种种得失成败，其实都只是这个素质水平的外在的带有偶然性的表现。这就是辩证法说的那个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高素质的国家，排除偶然，统计起来，就是会比低素质的国家治理得好。

累积21年，华约东欧5.79倍，前苏东欧3.46倍。前南东欧4.19倍。东欧合计4.03倍。21年翻两番，年均6.86%。还算说得过去。至少比发达西方的年均3.76%还好许多呢。尤其是请注意，前苏东欧跌得惨，追赶也猛。前后两段合起来，相差并不是很远，而且这个距离再过10年显然还会缩小。就是说，那个国民素质≈发展水平的规律可以跨越休克疗法，依然得到体现。

（注意这个现象在东亚前公国家那里还会以更剧烈的程度和时间跨度重演。）

转型后发展相对顺利的还有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原是一国，本来就是东欧国家中最富裕之国。它们之后的相对顺利发展是顺理成章的。（捷克3324$→18 579$ 涨5.62倍。斯洛伐克2861$→16 899$ 涨5.93倍。）他们摊上两位杰出的领袖哈维尔和杜布切克，是其民族的幸运。但这也绝非偶然。他们的革命号称天鹅绒，没有打碎一片玻璃，就完成了政治转型！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自然能产生温文尔雅的领袖。他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分家，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两个国家笔者都到访过，街上到处都有人表演音乐。每个旅游区都布满了小剧场。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艺人尤其擅长表演一种叫黑光剧的特色戏剧。（利用高度的黑暗和灯光，制造出很多奇葩特效。）

我们还在原属东德的德累斯顿看见一个人搬出一台大三角钢琴，在街边演奏，水平绝对专业。看见那钢琴上面放的有几个钢镚的帽子，我们才知道他是在乞讨。我至今对此觉得不可思议兼终身震撼。真可惜当时没有留下照片。

而且那里除了游客，极少外国人，各处的服务人员都是正宗的欧洲人。再看到那满街的巴洛克风格的装饰繁复的古典建筑，让人觉得比起西欧国家，这里更像原本的欧洲。那个维也纳古典皇家建筑表现的曾经的辉煌与宏大，不亚于巴黎、伦敦。

现正闹乱子的乌克兰是前苏联欧洲加盟国中（除了摩尔多瓦）最穷的一个。人均不足4千，是邻居俄国的大约四分之一。那三位领袖尤先科、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没有一个有哈维尔和杜布切克式的人格魅力和道德胸怀，这真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哀。乌克兰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欧洲宗教的两个教派的分界线横跨这个国家的中部。这个国家信仰第一教派的主导民族乌克兰族没有直接的后台，而信仰第二教派的俄罗斯族则有俄罗斯这个大后台。算下来双方大体势均力敌。一个国家，两个势均力敌的势力，这就是乌克兰不得安宁的深层根源。克里米亚入俄绝对无法逆转。东乌克兰那些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最后的结局最可能是自治。一个国家，没有占压倒优势的主导势力真的是动乱之源。什么主权、人权、民主、自由、宪政、法治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

第四小节关于欧盟对东欧的援助

本节将粗略讨论欧盟的东扩和对东欧的大量援助。

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成立时，只有6个成员国。以后历经5次扩大，到现在的28国。2004年，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加入欧洲联盟。2007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欧盟。2013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在苏东波后，华沙条约瓦解后，首先东德就被西德直接吃掉，其它的东欧国家都得到西欧的大量援助。早在东欧剧变后的上世纪90年代，欧盟便通过多种援助项目对中东欧国家提供了财政援助，援助额平均每年约6.76亿欧元。自2000年以来，欧盟用于中东欧欧盟候选国的援助额已升至每年约33亿欧元。而在欧盟扩大后，新成员获得的财政援助还将大幅上升。

欧盟对新成员国的财政援助，是在欧盟共同财政的框架下进行的。经过激烈的谈判，欧盟新成员国在农业补贴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其农民所获得的农业补贴在2004年只有老成员国的25％，2005年和2006年相继增至30％和35％。

欧盟还承诺，１０个新成员国在入盟３年内将不会成为欧盟财政的净出资国。根据欧盟今年２月初宣布的２００４年度财政预算方案，欧盟１０个新成员国将向欧盟财政共缴付３２亿欧元，但同时可望从欧盟共同财政获得１１８亿欧元的拨款。这笔为数不少的拨款将用于新成员国农业和贫困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它们还可望从由欧盟各国出资组成的欧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和融资，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如果没有这些巨额援助，东欧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显然会艰难许多。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比如，如果把类似的援助投入到埃及或伊拉克甚至土耳其，那得到的结果也是会大为两样的。比如这些国家还是会信仰中西亚北非教而不会是基督教。比如穆兄会的实力还是很难用西式民主的方式打压，比如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也依然是难以消弭。

而东欧，无疑是最值得西欧人投资的地方。而且上述10个国家算是交了好运，在2005-2007年间加入欧盟。如果拖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起，西欧人恐怕就没有勇气把东欧吃进去了。比如现在的乌克兰的乱子，不就是从欧盟付不起普京愿意付的150亿援款，又不愿认可乌克兰倒向俄国开始的吗？

在笔者看来，造成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不在宗教，而在国民素质的基础水平。第二个原因（曾否实施全盘公有制）在这里都是一样。第三个原因是有否大量资源。第四个原因是治理水平。在这里当然都有重大影响。

本节结论

总起来说，关于前述东欧23个前公产主义国家的转型，本人有以下结论。

一、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人类试行公有制的国际共运的寿终正寝。人类要试行公有制以图消除原始资本主义的缺陷，这在道义上没有过失。但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因为从中衍生出的问题，比它试图解决的更多。而资本主义道路，则在融合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以后，消除了最大的道义缺陷。从原则上讲，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制度，是一个阶级共和的制度，它至少在努力试图兼顾精英阶级和普罗大众的利益。

二、西方的多党普选轮替制度，在欧洲文明的土壤里，在漫长的时段中逐步生长出来。这种政治形态，对欧洲人，有天然的亲和性。东欧是这个地球上，除了西欧、北美、澳洲之外，最适合发展这种制度的地方。在已经成功的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之后，笔者预言，那些人均已经在1万以上、西民分数在6以上的国家，在10年之内，大多数都将一个接一个地走近发达西方的境界。依现在他们达到的水平，这个顺序大体是：爱沙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

三、那些除波罗的海三小国之外的前苏欧洲加盟国，除了俄国（它相当程度上也是靠了出卖资源），离1万$的人均收入和6分的西式民主稳定线都还远。它们先得努力发展经济，巩固政体，大体10年以后，才有资格更上层楼。

四、地处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黑山、马其顿、塞尔维亚，是欧洲最落后的角落。他们的素质水平、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都在欧洲垫底。这三个要素相连一起，并非偶然，这不是治理不善的问题。

五、乌克兰的情形，在本文讨论的前公23国中，政治上最为混乱，经济上也是东欧国家中（除去东南欧个别和摩尔多瓦）最落后的国家。这其实是相当例外的。不应当把它夸大为东欧转型国家的典型代表，好像其它都差不多，或都好不了。这不是事实。

六、最理想的转型就是像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在足够富裕以后，有德高望重的领袖的引导，“一片玻璃也没有打碎”，“天鹅绒”般地就完成了转型。

七、其实、在柏林墙倒塌以后，如果西方那些砖家不要出那些休克疗法的馊主意，或者俄国不要遇上叶利钦那样的瘟总统，而是普京直接接替了戈尔巴乔夫，东欧的转型，可能会顺遂得多。历史的现实发展，的确是有偶然也有必然，哪能尽如人意。偶然的错误，可能要化数十年的光阴，才能转回必然。在制度成熟以前，我们还是需要杰出的领袖带路。普京的名言：“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我真相信他能做到。当然苏联也是回不来。那段辉煌已经被历史的大潮永久性地涤荡而去，只留下了一些或许永远都不会磨灭的看得见、看不见的曾经辉煌的痕迹。

东欧其实的的确确就是欧洲的一个部分，二战以前的历史，与西欧区别很小。那个奠定欧洲多国分立，互相平等的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就在东欧签订。那个执欧洲政治牛耳达40年，建立深刻影响至今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梅特涅就是东欧的奥匈帝国的首相。那个奥匈帝国就是一个十分多元，结合得很晚、也很脆弱的帝国。这种政治状况，就纯属西方式而不是东方式的。

东欧脱离整个欧洲的发展轨道，实在是二战以后，拜苏俄统治的一段相当偶然的历史弯路。我也不想抹杀全盘公有制时代东欧的一切社会进步，因为直到华约解体，那里其实，至少比当时的中国还富裕得多、医疗和教育条件都好得多。

第三节东欧西欧的比较

为了确证其实已是不证自明的东欧的发展受到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伤害，和纠正这个错误之后的弥补性超速增长，笔者计算了下面这个表。由于这里已经是结论，不适合展开论述，展示的只是西欧与东欧的各项数据的匀数。

表3.2 西欧与东欧的各项发展比较

域名

素质指数2012

西式民主指数2012

人均收入1990

人均收入2000

人均收入2011

1990-2000年增长%

2000-2011年增长%

西欧

97.78

8.12

20 796

26 896

45 150

2,61

5,32

东欧

95.35

4.97

2 651

2 161

10 774

-1,36

17,42

差距

1.025

1.63倍

7.9倍

12.5倍

4.2倍

3.97%

3.3倍

现在来逐一解读这些数字。

素质指数，东欧仅比西欧低2.43%。但一直到柏林墙倒塌，制度大体统一后22年，在东欧的疯狂追赶之后，西式民主指数依然相差相差60%。

两边的收入，1990年相差7.845倍。经休克疗法10年折腾后，差距居然扩大到12.45倍。然后就是笔者说的那个纠正错误之后的弥补性的疯狂追赶了。2011年的人均收入差距居然缩小到4.19倍。预计再过20年，差距就会在1倍以内了。第一个增长率自然是反应的休克疗法的负疗效。第二个增长率就是那个弥补性疯狂反弹了。

第四节崎岖路大体走完的拉丁美洲

表3.3：拉丁美洲国家资讯总表

国家名称

国民综合指数

西式民主指数

人均收入1960

人均收入1990

人均收入2011

年均增长1960

2011

年均增长1990

2011

GDP

2011

人口万

巴西

85,60

7,12

208

3 087

12 594

10,51

8,32

24 767

19 666

墨西哥

87,80

6,90

340

3 116

10 064

9,19

7,31

11 553

11 479

阿根廷

92,80

6,84

4 330

10 941

5,62

4 460

4 076

哥伦比亚

83,10

6,63

252

1 213

7 067

9,03

10,56

3 317

4 693

委内瑞拉

83,50

5,15

1 138

2 381

10 810

7,32

9,50

3 165

2 928

智利

89,80

7,54

550

2 393

14 394

8,32

10,33

2 486

1 727

秘鲁

84,20

6,47

252

1 213

6 009

8,70

9,50

1 767

2 940

厄瓜多尔

88,00

5,78

228

1 009

4 569

8,57

9,30

670

1 467

古巴

85,00

3,52

2 710

5 403

3,65

608

1 125

多米尼加

67,00

6,49

203

983

5 530

9,04

10,32

556

1 006

危地马拉

79,00

5,88

251

857

3 178

7,75

9,02

469

1 476

乌拉圭

90,60

8,17

490

2 991

13 866

7,37

7,99

467

337

哥斯达黎加

86,00

8,10

381

2 411

8 676

8,99

8,49

410

473

巴拿马

80,00

7,08

369

2 199

8 590

8,80

8,71

307

357

玻利维亚

87,00

5,84

168

731

2 421

7,67

7,98

244

1 009

巴拉圭

84,00

6,26

1 241

3 635

7,46

239

657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86,40

6,99

637

4 169

16 699

7,60

7,35

225

135

洪都拉斯

81,00

5,84

168

624

2 226

8,03

8,61

173

775

牙买加

71,00

7,39

429

1 921

5 562

6,21

5,82

151

271

海地

67,00

3,96

726

73

1 012

尼加拉瓜

84,00

5,56

128

245

1 243

7,04

9,88

73

587

苏里南

89,00

6,65

345

981

8 218

7,68

12,05

44

53

圭亚那

81,00

6,05

303

548

2 988

5,20

8,63

23

76

合计/平均

85.38

6.52

307

2 618

9 644

9,23

6,49

56 244

58 323

拉美国家非常匀质，宗教统一，人种同一，语言同一。都讲西班牙语，只有巴西讲葡萄牙语。据这里的葡萄牙人告诉我，他们完全可以听懂西班牙语，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说，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远小于中国的方言与北方话之间。这里的人在西葡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高度混血，因此种族歧视也不可能流行。

图3.13：拉美国家国民素质与人均收入关系

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观察到，在拉美，发展水平与国民综合素质水平的关系，一方面还是显然存在，一方面则比在西欧和东欧的情形要模糊许多。读者会看到，这个相关性，到了非西方世界就更加微弱。所以说，拉美的很多个性都介乎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但还是更靠近西方。

拉美有两个洲级超级大国巴西和墨西哥。它们的人口和GDP数都遥遥领先于其它所有国家。而且它们的西式民主指数和人均都不赖。但它们的增长率则只是中游。

拉美发展的一个优点是比较均衡，有好多国家的人均收入、西式民主指数和发展速度都不赖。那个海地的落伍其实只是一个太过显眼的例外。它们当然还有超过一半的欧洲血统（岛国例外）加上纯正的天主教传统。西式民主政治在这里的成熟才真的是指日可待的。所列23国中，5分以上西式民主国家已经有20个。彻底的失败国家仅海地一国而已。古巴是另类，但人均还不算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已经离世，有超过1万＄的人均收入打底，这个国家应该不至于倒退很多。眼下的石油低价带来的困难，应当可以过去。这里有几个高西式民主低发展速度的国家比如阿根廷、智利，让人感觉遗憾。

其实经济上，拉美发展不算差。23个拉美国家中一共仅有4个国家人均低过3千，整体人均9 644$。这比43个撒南非洲国家中仅有9个人均高过3千，整体人均1 500$可强太多了。

一大串中等的西式民主国家，可圈可点。它们从左下向右上一路挺进，不用很多年，就可以陆陆续续进入发达加西式民主。（离线太远的古巴删去。）

相关系数=0.600（已按人口加权）

相关系数=0.540（不按人口加权）

图3.14：拉美人均收入与西民指数关系

看相关系数，真规范。就是越富的国家越西式民主。而发展速度，除了那个彻底失败的海地，大家都相差不多。

当然国民素质不是唯一因素。还有资源因素。第三位才是治理。

这里的关系系数是中等偏上。

这里的收入坐标无须用对数。此外只有欧洲和南亚可以做到。在欧洲是均富。在南亚则是均贫。

之所以把拉美从第三世界-南方世界中拔出来，实在还是看到他们的体质要更好一些。比如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能发展出够格的西式民主政体，比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可以取得接近2万的人均收入。但这三个国家实在都很小。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沥青湖。

当然更重要的是那几个拉美的大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1万$，而且并不主要是依靠出口资源。这在我定义的第三世界-南方世界的72个国家中，只有土耳其和黎巴嫩两个国家做到。

可以看到，在拉美，西民指数与人均收入还有相当好的相关性。但与西欧相比，西民指数的含金量可是大为下降。

比如在拉美已经有两个国家的西民指数已经超过8分，但它们的人均收入则在2万以下很多。

唯二正向超常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委内瑞拉，都是靠大量出口资源致富。其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只有135万人口。委内瑞拉人口到是好几千万。

多少年来，本人一直百思不解的一个问题是：拉美国家和北美国家，都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所建，都是欧洲文明，都是同一种信仰，为什么长期以来，两个地方的发展，有那么大的差距？它们有没有可能追上西欧、北美？

笔者的解释是这样的。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葡萄牙民族，是拉丁民族的代表，它们的创造力与活力，比起北面的法国，比起更北面的日耳曼、央格鲁撒克逊民族，真的还是有一些差距。所以拉丁民族在欧洲的发展，与日耳曼、法兰西民族相比，成就也是有相当明显的差距。

但是在殖民地，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这可能与拉美的西方殖民者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和被贩来的非洲人大量混血有关。

笔者还注意到，拉美最南端的几个国家，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人口的平均素质稍高，其发展成就，也稍高。

不过现在，拉丁美洲国家，也总算是熬过了最艰难的发展阶段。那几个大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的人均收入都已经超过1万$，西式民主制度，也都已经基本巩固。以后，多数拉美国家的发展，应当不至于太过困难。但是笔者断言，拉美国家的发展，极有可能永远也赶不上西欧、北美的水平，因为那个人口的底子，就是不一样。

比如移民到美国的Hispanic（讲西班牙语者、拉丁裔），他们的发展水平，怎么会就与非洲裔比肩，与亚裔相差好多个等级呢？

非洲裔说是奴隶的后代，前辈受了剥削和迫害。可是Hispanic的先辈也是殖民者，谁剥削了他，迫害了他呢？

极端一点说，Hispanic为什么不去剥削、压迫Wasp呢？非洲人为什么不去剥削、压迫欧洲人呢？是因为他们天性更加纯良吗？

来源时间：2017/7/18 发布时间：201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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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特朗普也卷入的“通俄门”，会如何扰动中美网络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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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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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逸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7月上旬，《纽约时报》披露了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所涉“通俄门”的新材料。这次的矛头指向了特朗普的儿子、女婿以及其竞选团队的某成员。根据相关报道称，英国某音乐经纪人于2016年6月与俄罗斯某人权游说律师会面。这个经纪人在联系邮件中告诉特朗普的儿子：“对方愿意提供自己手中有不利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材料，作为俄罗斯政府对特朗普选举的支持。”需要说明的是，一如此前所有与特朗普“通俄”的相关新闻一样，《纽约时报》做了许多相关报道，但是同时做了许多精细且冗长的修正，如“信息来自三个要求匿名报道的个人”、“在全文第二段就提及了7月9日特朗普发表的声明，表示对于会面的律师可能是克林姆林宫的代言人一事不知情”。又如，没有证据证明这次会面提供的不利于希拉里的信息与俄罗斯黑客对民主党总部实施攻击并披露海量邮件的事件存在相关性。
　　《纽约时报》也明确说了，这次被披露的新会面对于正在进行“通俄门”调查的司法部和国会调查员们来说是极其鼓舞士气的证据。当然，这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这可能是某种真正意义上能够拿得出手来讲的证据。“通俄”论调，或者说，俄罗斯政府蓄意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以达成有利于特朗普的假说，终于开始趋向有实际证据支撑。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证据基本还处于传言证据的范畴内。用来支撑有显著政治动机和政党斗争背景的调查或许是合格的，可真要登堂入室成为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证据，那估计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对于研究中美关系的中国学者来说，通俄门以及目前的进展意味着什么呢？目前看进展情况，基本可以判断相关调查不会在短期内就取得切实成果。当然，如果出了突发事件，比如俄罗斯那边突然跑出一只“高端鼹鼠”，又或者推进“通俄门”调查的美国国会以及情报界内部的要员被人偷录一段音视频，“通俄门”才有可能很快落下帷幕。否则，“通俄门”持续数年，甚至贯穿特朗普的整个任期，都未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此前作为一种阶段性现象的政党政治与内斗，将以“通俄门”调查这种具体化的形式长期持续存在，并形成一项对中美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扰动因素。在网络安全战略方面，亦或如此。
　　自特朗普正式签发网络安全总统行政令后，8月9日将是第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在那时，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形成一份全政府范围的网络风险管理报告；提出一份计划，通过“共享服务”的方式实现联邦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形成一份国际合作与强化（网络）威慑的战略文件；在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落实“市场透明”的途径等。以美国商务部国家技术标准局（NIST）、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为代表的机构正在为达成这些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较之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具有鲜明的特色。根据2017年5月发布的2018财政年度预算案来看，国土安全部、国防部成为了重点与核心。从传承来看，这个举措再度向小布什政府2006-2008年推出的全面国家网络安全倡议（CNCI）回归，受到奥巴马政府偏爱的司法部，特别是联邦调查局则再次遭遇冷落。
　　从内容看，强化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发挥私营企业的能动性和技术优势、健全和完善国防部的网络空间行动能力、建设和完善网军司令部的战斗能力等是特朗普及其网络安全团队谋求实现的目标。这些目标凸显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重点与特色的同时，也暗示将对奥巴马政府时期形成并固化将近8年的利益结构和部门关系作出重大调整。
　　在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利益格局以及行为风格的整体环境下，这种调整将是艰巨到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考虑到，其中涉及到弱化联邦调查局的作用。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便处于争端之中。如果落特朗普的构想全面落实，那么联邦调查局将遭遇其难以忍受的重大挫败。因此，可以想见的是，联邦调查局将会以何种力度和强度做出必要的抵制；也可以想见的是，在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下，需要作出多少艰巨的协调。在这种层级和强度的协调中，一位强势总统的存在对于最终做出有效的决策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因为特朗普面临的“通俄门”调查短则持续1年，长则持续2年。特朗普很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第一任期内全程被掣肘和牵制的弱势总统。这种以“通俄门”调查为最集中代表的扰动因素将深刻影响美国国内的决策过程，并对中美网络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对此，中国必须要做好足够的准备应对相关挑战。比如，美方可能更容易在经济制裁、政治谴责等角度做出更多的批判；特朗普可能会比奥巴马更加激进地指责、制裁相关中国企业，挑战中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战略议题的管控能力；此前中美两国基于互信和共识研发的相关项目可能最终都必须做出必要调整；此前被暂时搁置的某些议题、已经进入渠道的举措、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此前基于共识暂时被搁置的争议性议题再度引发各方关注。
　　从宏观战略层面看，中美网络安全关系的总体方向还是十分稳定的，但在具体议题领域必须做好应对新一轮不确定性的冲击和挑战。
　　（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首发于“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沈逸："通俄门"扰动下的美国网络安全战略行动与中美网络安全合作》，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时间：2017/7/17 发布时间：201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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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三重“靠不住”：西方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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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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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来源：澎湃新闻

　　引论：从选举到代表
　　现代西方民主主要采取代议民主的形态（另一些相关提法是自由民主、议会民主、宪政民主）。现代民族国家巨大的人口，使得雅典式民主在实践上很难被常态化。其实在不少学者看来，古典民主与代议民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在区分两者上，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的论点具有经典性。熊氏把民主定义为一种“个体们通过争取人民选票以取得做决定的权力”的政治制度，而人民的角色就是产生“国家执行官”。于是，选举代表成为民主的核心元素。在这种民主的现代模态中，“人民”（demos）变成了“选民”（voters）；按照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说法，“民主”变成了“选主”。
　　尽管代议民主毫无争议是现代世界中最广泛地得到制度化实践的民主形态，甚至已经成为“民主”一词的实际所指，对其“先天缺陷”的诟病却是不绝如缕，那就是：政治参与的低下，民主实践仅仅被缩减为选举（投票）。按照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的说法：“事实上，经常，由于倚靠议会制系统加上信息的媒体派送，那些‘大多数人’（majorities）只是‘寡头式的极少数人’（oligarchic minorities）”。故此，巴氏称今天的民主实际上只是“民主的去民主化”。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把这个问题称为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危机”，他提出“辩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应对方案，旨在使公众的政治参与从变成选择政党与政客，扩展为审议具体的政治操作与政策制定。
　　我们看到，对代议民主这一路批判的聚焦点实质便在于：人民的角色绝不能只是产生“国家执行官”，人民的民主实践绝不能只是选举。
　　但是，即便哈贝马斯的“参与型”民主方案，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代表”这个元素在现代情境下的存在。现代国家的超巨大人口，使得全体人民共同进入公共辩论成为一个不可想像之事——让全体人民共同进入投票都不可能。即使二十世纪全权主义国家也只能动员人口中的小部分人（尽管绝对数量会相当壮观）集聚广场，集体为魅力型领袖赋权。此处可见，没有“代表”这个元素，民主在现代性状况下无以自足、无法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法国左翼政治理论家，卡斯特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1922—1997）与勒弗尔（Claude Lefort，1924—2010）则都反过来相当重视“代表”这个元素，强调代表之于自由民主是一种“构成性的需求”（constitutive need）。
　　这两位思想家指出，代议民主具有两层独特设置：（1）代表们代替选择他们的公民参加到政治权威中，向社会传递“部分的可见性”（代价是会有相当严重的扭曲）；更重要的是，（2）代议民主提供了一个指定空间，以供争议展开。民主认可多元利益、冲突性意见、不兼容的世界观的存在，并视作为正当，只有政党之间的竞争，才能带来不同社会群体之期望的诸种一般面向。
　　建立在这个论点上，两位思想家认为，民主乃是社会内部冲突的制度化系统：投票结束后，民主使社会总是能有暂时性的统一。勒弗尔进而提出，民主（代议民主）是现代性产物，是社会的一种形式。在现代性状况下，本来由君主——以及，一个超越君主之物理存在的永恒超验实体——所占据的国家权力之位置变成一个“空白场地”（empty place），现在各种具有共享利益与意见的社会群体可以一起竞争，通过选举，权力同任何特定的方案、目标、议题脱钩，而成为工具，供赢得多数人票数的“代表”暂时性地、有限制地使用。
　　如果说，“代表”是现代社会——人口巨大并且内嵌不可缩减的异质性、不能和谐化的多样性——之政治架构的一个“构成性的需求”，甚至各种“参与型民主”方案仍无法缺少“代表”这个关键元素，那么，对代议民主的批判性分析，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指出它降低人民的政治参与、将民主实践缩减为选举（民主成为“选主”），而需要正面揭示代表本身给民主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换言之，批判性分析的聚焦，需从选举代表进而转到代表本身上。在我看来，刚刚过去的2016年，提供了我们一个难得的重新检视民主政治的契机：通过现实与理论的双层检索，本文旨在围绕“代表”展开一组全新而细致的批判性分析。
　　一、“公投”的隐晦秘密
　　首先要肯定的是，雅典民主（古代民主、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现代民主、间接民主）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学理脉络上，代议民主是自由主义产物，而古典民主则完全不需要自由主义框架。
　　在代议民主中，民众不能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不能直接决定是否接受或废除某种法案，而只能够在一组“候选人”里面去选代理人来参与政府实体。这也就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式社会契约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式社会契约的根基性偏差：前者着重强调经由社会契约产生的至高权力（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授予），后者则把重点放在代理人的环节上（政治秩序的实际运行）。在前者这里，主权（至高权）是普遍意志的运用，它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凡是不曾为民众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具体的立法人员与行政人员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普遍意志的执行者与操作者，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并且随时受到作为共同体的主权者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的限制、改变或收回。而在后者这里，代替民众执掌重权的代理人是必需的，民众只能投票选出为数有限的代理人，让他们去决定国家政策等大事；只有当代理人滥用权力、订立的法律被违反时，民众才可以解散政府、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此处我要提出的论点是：这两种不同进路，实际上标识了代议民主结构内主权者（人民主权）与代理人（国家执行官）这两者之间的根本性歧异与紧张。
　　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状况下，民主实践始终面对如下结构性困局：在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现代民族国家中，每个个体的那一票实在无足轻重。这个现代性状况一方面催生出当代民主国家中的弥散性的政治冷漠，另一方面则造成不负责任的票数比例大幅上升。
　　以去年英国脱欧公投为例，在脱欧公投上要投出负责的一票，就需要阅读各种背景资料、专家分析，以了解去留的各种影响与利弊，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并自己做出思考与衡量，最终在要不要脱欧上做出判断。这就意味着，在当代人那已经满负荷高压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事务之外，个体需要再额外抽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与处理。而与此同时，当这一“神圣而负责”的一票投出后，其分量却是轻微到彻底无足轻重。公投之后马上便涌出的第二次公投呼声，恰恰意味着有大量没有投票以及随随便便投票的人看到投票结果（51.89%比48.11%）后，后悔了。
　　确实，对比古典民主，代议民主在以下面向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防止随随便便乃至不负责任直接投票的乌合之众成为最终政治决断者。民众在代议民主中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代理人来负责政治事务，而后者很清楚知道自己需要向选民负责。正是由于代理人手里的权力并非无条件的至高权力，他/她所做的任何决定，实质上是个人性的决定而非主权者的决定。这构成了内嵌于代议民主的一个结构性落差：代理人具有极大的权力（包括决定一切国内和外交政策），但不是至高的权力；在政治权威（代理人）与至高权力（主权者）之间，存在着不可缩减的结构性落差。
　　这个结构性落差不只具有术语的意义，而是具有深刻的实践性影响。再次以英国脱欧决议为例。如果这个决议来自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那个该决议所导致的所有的正面的或负面的、近期的或长远的影响，都可以归咎到他以及他的内阁上，而在代理人多元主义竞争（多党竞争）格局下，“负面影响”总是更容易被捕捉和放大。个人性的决断，是可以被贴上“错误”这个标签的。但当同样的决议产生自全民公投，那么它就上升成主权者的决定，这时候，“正确”与“错误”的标签就不再有效。代理人的“靠不住”，首先就在于他/她会寻求一切方式，将政治决断转化为主权者决断。
　　英国脱欧采取公投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标识了首相卡梅伦的“靠不住”。在代议民主（议会民主）制度下，卡梅伦作为保守党党魁经由选举程序坐到首相位子上，就应该承担起做政治决断的责任：他需要听取各种分析、他的团队需要查看各种资料，最终做出决断并为它所带来的所有后果承担责任。
　　我们可以对比当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做出加入欧洲战场的决策：没有人能保证参战一定就能赢（要知道当时德国军队创造了很多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一旦输了，罗斯福恐怕就不是英雄总统，而会变成一个带领美国陷入战争泥潭的总统。与其说这是确认权力的时刻，还不如说这是确认责任的时刻。可以想见，多少“国家执行官”在这样的时刻，恨不得该简单音节能由别人之口代吐，当然最理想的，是由某个不受质疑的“至高声音”代吐。在后神学-后形而上学时代，唯一能做出这种“至高声音”的，就是全民公投。在使代议民主（短暂地）退回到直接民主上，卡梅伦绝非“一枝独秀”：在使代理人规避责任上，诉诸全民公投是一个被多次使用的操作（晚近这几年甚至尤为剧烈，动辄便出现新的公投）。
　　当然，这种操作的风险是：由于主权者决断的至高性，一旦悬置代议层面而直接诉诸公投，那就再无回转余地。公投的结果结构性地带有“不确定性”，并非总能被“操纵”到同代理人所期许的一致。如果某个决议出自代理人，倘若在具体贯彻中负面影响远超过做决断前的分析和预期，仍然有很大空间进行调整甚至改弦更张，在最后意义上，只须承认这是一个（个人性的）“错误判断”即可。然而，一旦决议上升到主权者层面，则任何代理人或政府机构，都不具有权力改变至高权力做出的决断，不管在实践中遭遇怎样的负面结果都只有贯彻下去。
　　脱欧公投后卡梅伦辞职，特蕾莎·梅（Theresa M. May）接任，脱欧决议则必须被执行。有意思的是，梅本人在公投前主张留欧，但她上任后，却只有采取一切措施来坚决贯彻脱欧这一至高决断。
　　以上分析让我们看到，在代议民主中，一方面，代表“作为选民的代理人，可以自行作出决定，自行判断其选民的利益是什么以及这些利益怎样才能最好地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这些判断与决定是个人性的，代理人需要在问责制下承担诸种后果，而只要出现一线“负面后果”，在多元主义竞争格局下就会被快速放大。在此种结构性格局下，代理人通过诉诸全民公投，就能有效规避与其工作齐至的那份巨责，并避免授于竞争对手各种可捕捉的“把柄”、“败绩”。
　　然而问题亦恰恰在于,当代表是这般“靠不住”的时候，代议民主的“制度性优越”便彻底溃散殆尽：（1）代议民主对各种不负责任投票的乌合之众乃至“多数暴政”的制度性阻击，因重回“直接民主”而彻底失效；（2）代议民主中代理人决议的可容错-纠偏性，因代议层面的被悬置而同样彻底失效。作为至高决断的“民众的指示”不可撤销、不可质疑，只能被“彻底执行”。
　　二、决断“例外状态”
　　让我们把分析进一步推进。诉诸公投并不是代理人将政治决断转化为主权者决断的惟一方式。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政治理论家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早已指出了一个令代理人更倾心的方式，即，在“例外状态”中使自身直接上升为主权者。
　　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以降，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基于同意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让国家来保护其生命安全。这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正当性的民主授予，在霍布斯这里，就是每个个体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部分性地将自己“自然权利”让渡出来建立主权国家，使其保护自身的安全。通过重申霍布斯式“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施米特指出了在现代性状况下存在着这样一个“正当”的制度性溢出：民主选举出的代理人在他/她所认为的“决定性的时刻”，可以“以国家名义安排人民生活”，直接要求人民的全体服从。
　　施米特在这个意义上来强调法律性（legality）与正当性（legitimacy）的区分：以正当性（满足民众之自我保全要求）的名义，政治领袖得以突破法律规范的普遍约束。施米特对主权者的著名界定即“主权者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他来决断例外状态”，便是旨在点出主权之至高性的一种可操作的具化通道。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当其生命普遍受到威胁（或是被引导/误导产生这种感受）也即处在“例外状态”或者说“紧急状态”下，其代理人尤其是“魅力型领袖”（被认为在危机时刻最具决断能力的领袖）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即便不合实定法，但在保护百姓的名义下而成为正当。代理人就以在例外状态中凌越法律的方式，使自己上升到至高的主权者层面。
　　二战中罗斯福总统的权力，就极大程度上溢出代理人的权力（他本人是美国惟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很接近直接具身化主权者的权力。希特勒（Adolf Hitler）则是另外一个典范性例子，在德国国内经济与社会大危机状况下，他通过民主程序上台，随即从代理人（总理）上升成具身化国家意志的“元首”。施米特本人也在1933年3月起，从一位鄙视希特勒的法学家，突然转变成纳粹的支持者，并最终成为“纳粹的首席宪法专家”、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亦正是通过将该事件决断为“恐怖主义袭击”（一个生命普遍受威胁的“例外状态”），而使其行政权力上升为（准）至高权力。较之前两位二十世纪政治人物而言，小布什确实绝不是一位“超凡魅力型”领袖：他当时在佛罗里达州一家小学进行访问，接到随行人员对“9·11事件”的紧急汇报（该时正值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双塔）后，竟楞在座位上；随后他拿起一本小学课本, 选择继续和教室里的小学生们一起朗读！但假若彼时之总统碰巧亦是罗、希二氏那种级别的超凡魅力型人物，“后9·11时代”的美国历史真可能会有不同演进。
　　此次当选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否会溢出代理人的权力实属难测：从其上任后竟以总统身份直接对联邦法官出言不逊来看，如果时代提供相应“契机”（可令美国进入“例外状态”），特氏极有可能会全力把握。
　　故此，比起诉诸公投，在各种例外状态、紧急状态中把自身上升为主权者，是代理人转化政治决断为主权者决断的更常用方式；主权者的位置，使他/她具有悬置法律的至高权力。
　　代议民主的另一个相关表述是宪政民主，体现在其制度架构上旨在用宪法来制约民主，以司法结构来框束人民主权，用美国政治理论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 S. Wolin，1922—2015）的精准表述，它用“一个宪法来规制可以被放进来的民主政治的量”。宪政民主的早期阐述者们如英国政治理论家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美国联邦党人、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1805—1859）等，都是民主（古典民主）的批评者。民主并不直接就是好东西，只有在宪治框架内、受到法律规约的民主，才是稳定的民主。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法律规制不住民主（人民主权）；宪政民主的稳定性，结构性地具有被溢出的可能性。
　　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权力，是一种被构建的权力或者说宪法下的权力（constituted power）；而人民主权所掌握的，恰恰是构建性权力或者说制宪性权力（constituting power），法律框束不住这一至高权力，因为它本身由这一权力订立。被写进很多宪法文本里的“修宪权”这个表述，本身就已标识了主权超越宪法之上。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主权者的位置，结构性地就是法律之例外（是谓“至高例外”）。这就是阿氏所谓“主权的悖论”：“处于法律之外的主权者，宣布：没有任何东西在法律之外”；或者说，“主权者合法地将他自己置于法律之外”。主权者位置，被阿甘本称作一个“无区分地带”（zone of indistinction），因为诸种二元区分（如法律与非法、人与动物……）在那里皆被取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权者的决断，彻底越出“犯错”（知识框架）、“犯罪”（法律框架）等坐标的框限。
　　在现代性状况下，既然主权者（人民主权）是惟一正当的立法者，故此，主权者也可以随时在其所宣布的例外状态中悬置法律。当民主政体中的代理人在例外状态下自我“溢出”到主权者层面时，他/她的权力甚至超过中世纪的绝对君主（就悬置法律而言）：毕竟后者还要受制于更高的神学权威（表现为来自教廷的“加冕”），其“绝对权力”仍未抵达至高权力。
　　故此，代理人除了“靠不住”地诉诸公投、使政治决断转化为主权者决断外，更多见也更危险的“靠不住”，是代理人通过宣布例外状态而直接将自身上升为主权者。不止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经济大萧条、二战等“紧急状态”，就在我们眼前的二十一世纪这十多年里，“紧急状态”在“民主的西方世界”就被极其频繁地使用，从美国到跨过大西洋的欧洲（英国、法国、意大利等等）。
　　2016年7月的土耳其政变，实在是一个超近距离的典范式案例：那场持续不到24小时的政变失败后，议会制下本不具实权的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 Erdogan）立即宣称“紧急状态”，随后越出法律之外大肆清洗整个军队、政府、独立媒体，乃至社会各阶层，当月就有45000军官、警察、法官、州长、以及公职人员被捕与停职（其中包括2700名法官、15000位教师以及国家所有大学校长）；到9月底，则已有70000人被处理，32000人被正式批捕。
　　2017年2月，埃尔多安批准修宪案，要将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根据该草案，土耳其将废除总理职位，行政权完全移交总统，总统可直接任命包括副总统和内阁部长在内的政府高官，还可以继续担任政党主席，总统还可以不经过议会批准颁布法令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4月17日，该修宪案通过全民公投正式得到通过，埃尔多安成为凯末尔（M. Kemal Atatürk，1881—1938）以来最有权势的土耳其政治人物，并且按照新宪法，埃尔多安最长可执政到2029年。
　　换言之，在九个月的时间内，埃尔多安在其（无实权的）总统位置上，通过“例外状态”与“全民公投”双重加持，顺利地把自己直接上升成为（准）主权者。
　　一旦代理人能够结构性地在“例外状态”中溢出成主权者，那么代议民主就结构性地能自我转换成独裁政治（autocracy）。更关键的是，在现代性状况（国家存在的最根本正当性前提就是保护其人民生命安全）下，这乃是“正当”的独裁政治，人民自动配合会交出其权利/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例外状态而溢出的这种“作为主权者的代理人”，纯然是现代状况下的全新事物，其上不再有“天”（超越中国的“天子”）、“上帝”（超越欧洲中世纪的君主）、“自然”（超越古希腊的僭主），而直接抵达绝对的“至高性”。既然代议民主（宪政民主）内嵌结构性溢出之可能性，换言之，并没有结构性的措施，来防止代理人在例外状态下溢出成主权者，那么，它的没有被溢出，只能纯然是靠幸运和偶然性。
　　倘若：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不是那么一个高风亮节的人，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内战结束后没有被刺杀，罗斯福并没有死在他第四届总统任上、小布什并非如此没有魅力……，那么，被视作自由民主之典范的美国民主会变成怎样的面貌？今天的特朗普呢，后特朗普的美国民主会变成怎样的面貌？美国以及美国式自由民主一直好到不可思议、始终“高照”的鸿运快要到头了吗？
　　有意思的是，洛克这样的代议民主之理论先驱，在强调行政权力必须是“辅助并从属于立法权力”之同时，却已不得不给前者溢出法律预留好了结构性缺口。洛克称行政权力为“（行政机构的）特权”，即，一种“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谋求公共善好而行动的权力”。保护生命（以及包含生命、自由在内的广义的“财产”）对于洛克而言，自是最重要的公共善好。更为关键的是，洛克为行政权力保留这种“特权”的理由是：“预见所有可能关涉公众的偶然事故与必然状况并因此有法律作出规定，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洛克赋予了代理人以溢出法律的“特权”，恰恰因为结构性地存在着无可预见或穷尽的法律之例外状况。
　　最后，为了对抗那些自我溢出的代理人，洛克不得不特别保留了抵抗的权利（人民解散自己政府的革命权利）。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抵抗权利，本身亦恰恰是处在主权者的位置上，因为它是一种法律之外的权利（“自然权利”而非法律权利），一种可“正当”推翻整个实定秩序的权利。究其实质，它是用主权者（人民主权）的身体在场性的抵抗，去收回代理人溢出成主权者后手中所掌握的至高权力。此处，值得进一步提出两点论点。
　　首先，（1）对抵抗权利的保留和最后倚重，本身就标识了代议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实践的结构性困局：存在着结构性的可能性，民众无法通过再次选举的方式，将代理人予以更换。不只是希特勒这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典范性例子，连任四届最后死在任上的罗斯福恐怕也是一个尴尬的例子：（a）卓越领导能力加上（b）群众欢呼再加上（c）不断有危机，倘若天假其人以寿，情形会怎样真不知道。
　　同时，（2）这种抵抗权利的问题还在于，通过民众肉身抵抗而收回至高权力是能轻而易举成功的吗？当代理人溢出到主权者位置后，民众真的能轻易将之解散么？取消现有政府而再去另搞新政府，是很容易的么？民众运用抵抗权利使自己成为“国家的敌人”，结果会怎样？就是用军事政变来解散政府都难（可参考前不久的土耳其政变），不要说仅仅靠手无寸铁的民间抗议了。在一个后冷兵器的现实世界里，民众靠运用其抵抗的权利，站出来改换政府并且最终成功的可能性极其低微。
　　换言之，洛克式自由主义根本无法抵御施米特主义的批评：施米特当年在全心全意为纳粹党做策士之前就说过，自由主义对于“宪政的敌人”根本无计可施。
　　三、“1%有1%治1%享”
　　今天的代议民主面对的另一重严重问题是，金钱对民主制度的深度殖民。谢尔登·沃林称这种情形为“被企业化的民主”。在日常政治实践中，代表之“靠不住”更表现在：不是为选民服务，而是为金主服务。
　　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指责自己逃避联邦所得税，特朗普直接承认并强调这只是“合法地”利用所有富豪们都在利用的税收漏洞，并进一步反问希拉里，她在其担任参议员的多年时日中为什么不去堵上该漏洞？恰恰因为她的政治捐金者们如索罗斯（George Soros）、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同样在利用这个方式逃税。这轮总统候选人的交锋，清晰地揭示出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尴尬现状：那些通过合法程序（“程序合理性”）选上来的代理人们是靠不住的，他们首要服务的，不是其选民而是其金主（“经济合理性”）。
　　没有一个当代做经验研究的政治学者会否认以下这点：西方民主选举本身，已经为金钱所充分渗透乃至把持，并且，“钱多者胜出”越来越成为一条经验性规律。故此想要拿到一群选民的选票而成为他们的“代表”，头等重要的事却是首先要找另外一批人，从他们那去募集资金：在美国，各个层级的选举都建立在巨额数量的私人捐款上（著名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后，选举期间企业对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不再有任何限制）。美国政治学会2004年题为《不平等加剧时代的美国民主》的年度特别报告写道：“考虑到候选人依赖昂贵的顾问和大量媒体广告，钱就是今天选举的氧气。”大企业通过“收买”政客，换取对国内与外交政策的深层次操控。在这个意义上，民主（democracy）正在蜕变成“金主统治”（plutocracy）。
　　诚然，在当代美国，公务员考试、政府监督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制止了最粗鄙的腐败形式。然而“收买”政客这种行径并不需要大企业直接出面从事贿赂，而是由专门的“说客”（lobbyist）代劳。这些说客大多是政客转会而来，受雇于金主来说服国会或行政部门使其政策对自己的客户有利，而他们大多就是曾活跃于政坛的前政客，通晓其规则与潜规则并积累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因此能有效影响政策之制定。这便构成了美国民主制度里的一个合法的“旋转门”现象：政客转会成说客后，其收入通常立即飙升数倍（收入不再来自纳税人，企业可以开高薪），这便使得政客在出任公职时完全可以保持清廉，然后在成为说客后合法地收金纳银。就这样，金钱无声无息地渗透入政治机构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今天的大企业金主们，并不需要对政客做出直接的贿赂，他们的力量在于，能够“影响谁担任公职候选人”，即“通过掐断早期或者持续资助，大金主们有能量劝阻或者阻碍不友好的有选人当选”。选举在美国从来是先“举”后“选”：没有大量金钱支持首先无法被“举”，其后更无法被“选”。“维基解密”去年曝光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清晰显示那位要“改变美国人财富严重不均的现状、打破财富影响政治的潜规则、提高富人的税率”的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是如何被民主党的金主们以“潜规则方式”令其提前出局的。通过日常政治中的“游说”操作与选举环节中的资金募集，表面上似乎“不甚腐败”的美国民主政治，实质上牢牢被金主们操控在手里。当代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企业与国家权力不只是相交，而是越来融合，变成一体：从“选举大秀”到其后的日常政治，皆彻底沦为金钱和权力勾连与博弈的纸牌屋。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钱多者胜出”这条经验性规律似乎被暂时打破：特朗普以较之其对手希拉里更少的竞选资金而获得最终胜利。然而，这位在房地产界滚打近半个世纪的企业大亨，能够动用的综合财富资源显然绝不弱于后者。并且尤为重要的是，特氏此前完全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其最大竞选卖点，就是做成功过大企业；其最终胜选，恰恰标识了“民主的被企业化”程度在此次大选中跃升到一个新台阶：大企业家从“收买”（buying）政客到直接“成为”（being）政客。换言之，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非但不构成“钱多者胜出”这条经验性规律的例外，相反恰恰印证了金钱对美国民主政治殖民之深：只要你富到一定程度，从政经历为零都不要紧。
　　有意思的是，特朗普上任后马上拿出来的“百日新政”计划，专门有如下这块：国会议员离任后5年内不得从事游说工作；前白宫官员终身禁止代表外国政府游说；禁止外国游说者为美国选举募集资金。特朗普对政治游说与募集资金的限制，对“buying”政客或可造成一定影响，但恰恰对“being”政客完全无妨无碍。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特氏就曾指责希拉里吝啬到不肯自己拿钱出来投入竞选，只肯大把拿人钱财（后面当然与人消灾）；特朗普多次暗示乃至明示，克林顿夫妇所有财富，都是历年出卖政治权力得来。其实，这本身在美国政界已非秘密：“维基解密”所曝光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就清楚揭示了，大金主们会被许诺官位，小金主们能够获得和政要吃饭之机会，一切甚至都明码标价。
　　在宣布竞选总统前，大企业家特朗普本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位肯花钱的金主。成为总统后的特氏在会见《纽约时报》时甚至夸耀，许多现任参议员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位子：“我帮了很多参议员，只有两个我没帮。”换言之，他本人自身在成为政客前，就是（希拉里式）政客们“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只是位于金主的这一端）！
　　而在募集资金上做出限制，实则亦恰恰体现特朗普的精明：使金主们本人直接“成为”政客更加顺畅。当募金渠道收紧后，那么，自身腰包粗者自是更能风流无限：你得肯自己拿钱出来投入竞选（这实可看作特氏在努力为其四年后连任降低难度）！对特朗普在整个选举进程中的不断炫富，希拉里的质疑点就只落在“或许他没有他所声称的那样富”上。这同样是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细节，有力地标识出金钱在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中所处的核心位置。美国式民主已和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宣称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无关，而全盘变成一个为金主服务乃至直接由金主组成的政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话说，美国已是“1%有1%治1%享”政府。
　　希拉里对特朗普的一个有力批评是：搞大过企业并不意味着能搞好国家；管理企业的能力并不能直接转换成治理国家的能力，两者非但不能简单划等号，甚至前者会严重伤害后者。希拉里的这个批评，其意义实是远大于对竞选对手的纯个人性攻讦，而是触碰到了美国民主所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即沃林所揭示的“被企业化了的民主”的另一个面向：在今天，企业与国家权力的融合不仅体现在金钱大量渗入政治机构，同时也体现在国家治理本身越来越像企业管理。沃林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代议民主：“民主公司”。在这种“民主公司”中，人民越来越像消极的“持股人”，民主政治越来越同“人民统治自身”（demo-cracy）毫无关联。特朗普的竞选逻辑，恰恰便直接可以作为“民主公司”的广告语：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掌舵者，就是像我这样懂得怎么赚钱的企业人！毫无掩饰地，特氏正在将沃林对民主前景的担忧付诸实践，即，把整个政治系统转变成一个“以现代商企为代表的‘私人’治理系统”。
　　对于《纽约时报》的追问“您会建立什么样的结构，以保持总统和公司分离”，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答是：“根据法律，我可以是美国总统，同时全权经营我的公司，签署商业文件。”特氏在此次会谈中同时承认：其当选总统，已经使得其家族企业大幅增值。代议民主在美国，诚然已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大金主们认识，到“收买”政客以实现“钱权交换”，还不如“成为”政客以实现“钱权共融”。代表的“靠不住”，已经从为金主（他们的企业）服务，进阶到直接就是为“我的公司”服务。
　　故此，代议民主的一个结构性困局，归根结底就在于：民众选出代理人来代表自己，但这些代理人作为市场社会中的行动者，又具有自身的利益。今天那么多投入各级竞选的“社会精英”，是基于服务于国家与社会这个目标（共和主义下作为积极政治人的公民），还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自由主义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民）？那么多人在选举过程中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各种道德角度相当卑劣（甚至违法）的黑手段，“维基解密”所曝光的只是九牛一毫——争做代理人，究竟是因为理念、义务，还是有利可图？
　　对这个问题，我们通过经验性观察是可以得出判断的。代议民主中选举的“程序合理性”（本身就时常受损），结构性地受到代表的“经济合理性”之根本性压制。借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赫尔德（David Held）的表述是，在代议民主中，代理人被允许“可以自行作出决定，自行判断其选民的利益是什么以及这些利益怎样才能最好地得以实现”，但问题还不仅仅是靠什么来保证代理人的“自行判断”不会出现严重的判断错误，而更是在于，他们事实上在“自行判断”着的，究竟有多少会是选民的利益呢？
　　结语：现代民主的自我溃败
　　在现代性状况下（尤其是现代国家之巨大人口这个状况下），代理人成为民主政治中一个结构上不可或缺的元素（structurally necessary element），抑或如勒弗尔所说，是其“构成性的需求”。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当年就把代表之必要性分析得很清楚：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人民，作为一个身体，应该具有立法权。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受制于很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有他们的代表，去做一切他们自己所无法做的事情。
　　故此，代议民主和古典民主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代理人在前者中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必需。通过这个方式，代议民主的原创性核心构造，实质上就是将主权者位置永久性地“留白”(留给抽象的全体人民)。阿甘本尝言：“政治的核心谜团，不是主权而是政府，不是上帝而是他的天使们，不是国王而是他的大臣们。”在今天的民主政治中，主权（至高性）的位置所在是确定的：一个留给抽象人民的“空白场地”。于是，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就在于民选出来的代理人（对应非民主政体中的天使们/大臣们），他们成为民主政体的“核心谜团”：当代理人是靠不住的时候，政治过程本身必然坍塌。而2016年，为我们近距离考查这个“核心谜团”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契机。
　　正如本文所分析的，代议民主下的代理人存在着三重“靠不住”，英国脱欧公投、土耳其政变、美国总统大选，分别提供了我们近距离检视这三重“靠不住”的经验性契机。代理人的三重“靠不住”分别是：（1）通过诉诸公投而逃避责任（变回直接民主）；（2）通过例外状态而自我溢出（变成独裁政治）；（3）为金主而非选民服务（变成金主统治）。
　　如前所述，代议民主之核心构造，就是将主权者位置永久性地“留白”，代理人与主权者之间永远存在一个结构性落差。然而通过（1）和（2）两种方式，这个“空白场地”便被重新“填实”：全民公投直接绕过代议层面而生成至高的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则使代理人通过这个结构性溢口进入主权者至高位置。这双重“靠不住”，直接瓦解了代议民主之核心构造，使其原本对治古典民主的那些“制度性优越”荡然无存，并事实上沦为一个结构性地倚赖运气与偶然性的政治制度。而代表的第三重“靠不住”（形成一个为金主服务乃至直接由金主组成的政府），则使得民主这个事业本身（人民统治自身）亦彻底溃败。
　　（本文原刊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原题：“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略去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有一定简化，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来源时间：2017/7/17 发布时间：201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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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札记丨经济“百日计划”成果：中国鸡肉13年来首进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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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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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恩波来源：澎湃新闻

　　“这是真正的新闻！”两个月前，特朗普兴奋地在他的推特上欢呼美国牛肉重返中国。而对于中国，中美贸易中的另一个事件也同样称得上“真正的新闻”——在美国牛肉重返中国的同时，时隔13年后，中国熟制鸡肉也已悄然进入美国。这一“鸡肉换牛肉”的协议是中美经贸“百日计划”的一部分。
　　5月上旬中美同时公布的“百日计划”早期收获清单中宣布，将尽快批准美国牛肉和中国熟制鸡肉进入彼此市场。7月16日，百日已满，中国鸡肉出口美国已经迈出第一步，不过这并不是中国鸡肉坎坷的出口美国之路的终点。中国鸡肉在美国市场仍面临考验。
　　“国产熟制鸡肉进入美国市场对于中国肉鸡产业来说具有很大意义。除了增加一个较大的出口市场以外，还可以为中国国产鸡肉正名，”负责此次出口任务的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部经理李伟对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国产鸡肉可以进入到世界检测最严格的几个国家，其质量是可信赖的。”
　　“鸡肉换牛肉”迈出第一步
　　不像美国牛肉重返中国那样“高调”，中国鸡肉出口美国几乎没有太多人注意到。6月底首批50公斤中国熟制鸡肉样品从青岛出发空运抵达美国。区区50公斤，但这却是自2004年中国首次申请向美国出口鸡肉以来，中国鸡肉第一次进入美国。
　　“我们前后共接待过5次美国官方检查，出口过程比较顺利，美国官方没有设置额外障碍，”李伟回顾说。
　　今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海湖庄园会晤之后，宣布推出中美经贸“百日计划”。此后不久，4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了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期间美国蒙大拿州参议员戴安斯向李克强总理表示，希望中国尽快解除美国牛肉输华禁令，而李克强总理则提出了中国鸡肉出口美国的问题。
　　“中国愿意进口符合质量健康标准、有市场竞争力的美国牛肉，这有助于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李克强提出，“当然，我们也要推动公平贸易。中国的鸡肉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希望美方也尽早解禁中国鸡肉的进口。这样才能更好体现公平贸易。”
　　5月12日，中国和美国同时公布了中美“百日计划”早期收获成果清单，公布的10项共识中第2项指出，“中美双方将尽快解决中国自产熟制禽肉输美未尽事宜，在达成一致后，美方最迟不晚于2017年7月16日发布拟议规则，以尽快实现中国禽肉出口美国。”
　　文本寥寥数语，但是所谓中国自产熟制禽肉输美未尽事宜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鸡肉自2004年以来争取向美国出口的漫长而坎坷的道路。
　　2004年初，中美两国同时爆发禽流感，双方均停止进口对方国家的禽肉。尽管中国在疫情结束后单方面恢复了对美国鸡肉的进口，美国国会和农业部却一再阻止从中国进口中国禽肉产品。
　　“中美鸡肉贸易拉锯战打了好多年了，中国出口白羽肉鸡是符合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我认为有一些政治原因，迟迟没有落地。”中国白羽肉鸡联盟秘书长黄建明对澎湃新闻说。
　　中国自产鸡肉出口技术障碍已解决
　　2014年10月，在WTO裁定美国针对中国禽肉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不符合WTO规则后，美国迫于压力宣布给予青岛九联等四家企业向美国出口熟制禽肉的资格，不过前提是“加工原料来自美国或美国认可的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是加拿大和智利以及美国。
　　此次青岛九联出口美国的50公斤熟制鸡肉所使用的生鸡原料，实际上仍然是进口自智利。青岛九联集团提供给澎湃新闻的资料显示，他们共从智利进口了23.91吨禽肉原料。
　　山东另一家禽肉生产企业诸城外贸集团一位负责人则对美国进口中国禽肉的“新”政策表示质疑。诸城外贸是接受美国方面检查的中国企业之一，至少4次见证了中美禽肉贸易方面的交涉。
　　“它不允许中国禽肉生产企业使用本国的禽肉原料加工输美禽肉熟制品，需要使用美国和智利的禽肉原料，这样一来中国企业相当于代加工，利润微薄，所以尽管他们开放了市场，实际上是附加了保护性的条件”这名负责人向澎湃新闻表示。
　　事实上，2016年3月，美国农业部正式公布了其2015年对中国禽肉屠宰和加工监管体系的考察报告。最终结论是，“中国禽肉屠宰和加工监管体系与美方等效。”这意味着，中国自产原料加工的熟制禽肉出口美国市场的技术障碍已全部解决。中国鸡肉无论在屠宰环节还是加工环节，都已经达到了美国农业部的标准，
　　黄建明告诉澎湃新闻，不久之前他与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安全部门进行了沟通，并反映了中国鸡肉行业的一些要求。“我们强烈要求要把鸡肉（出口美国）真正落地，我们也提到美国那种没有诚意的做法，”黄建明说。
　　黄建明也透露，使用中国原产鸡肉的问题在未来一个月或将得到解决。他援引一名国家质检总局高级官员的消息表示，7月中旬中方将有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专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谈判。
　　“这次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方也是吸取了前几年的教训，谈话也比较强硬，美国也做出了让步，在8月份谈判或将有结果。”黄建明介绍说。
　　美国内对中国鸡肉设重重障碍
　　7月19日，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将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商务部7月13日表示，届时中美双方将总结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并对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进行讨论。
　　中国企业非常期待“百日计划”中确定的牛肉换鸡肉计划的进展。不过，中国原产鸡肉进入美国仍然面临美国国内的一些阻力。
　　青岛九联集团出口部经理李伟表示，中国原产禽肉制品要获得正式进入美国的资格，还需要等待美国方面完成相关立法之后才行。而整个“立法过程可能会受到政治和社会多方因素影响。”据《华盛顿邮报》本月初报道，美国农业部的相关规则可能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制定完成。
　　美国农业新闻网站Agri-Pulse 7月12日报道，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提出2018财年农业部拨款法案，要求农业部在允许大量进口前必须确保中国鸡肉的安全性。
　　法案中一项修正案要求，美国农业部必须确保从中国进口的原产鸡肉能够符合农业部在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中实施的检验模式的要求。国会财算人员也希望确保中国能够及时报告家禽召回和疫病发生情况。而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对进口中国鸡肉的政策介绍中则明确表示，进口的中国的鸡肉将不被允许进入美国的学校。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禽肉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多年以来，中国禽肉已经出口到日本、欧洲等地50余个国家。
　　此外，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和立场仍然值得注意。贸易政策是特朗普竞选期间的核心议题，早在竞选阶段他就对中美贸易关系表现出不满，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45%关税。尽管在当选之后特别是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特朗普有所缓和，但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仍显强硬。
　　7月8日，特朗普在G20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时表示：“对美国来说，贸易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近期，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动作频频。7月11日，特朗普提名此前一直担任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的丹尼斯·谢伊（Dennis Shea）为副贸易代表，使特朗普贸易团队再添一名对华贸易“鹰派”。7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已正式要求韩国重新展开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
　　在美国牛肉重返中国的同时，美国也对美国鸡肉进入中国充满想象。上个月，美国农业部长珀杜来华参加庆祝美国牛肉重返中国的活动时表示，希望将来美国鸡肉也能进入中国。2014年由于美国在西北部地区的禽类中发现禽流感，中国从2015年1月开始禁止从美国进口所有禽肉制品。
　　“我乐观地认为，随着我们的谈判者们与中国对话的继续，美国禽肉进入中国的问题将尽快得到解决。”全美养鸡理事会(National Chicken Council)主席麦克·布朗（Mike Brown）6月15日的一项声明中称。
　　这些举动也显示出，在“美国第一”口号的指导之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或将继续保持强硬路线，并且或将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好处。

来源时间：2017/7/17 发布时间：201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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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提议与朝鲜会谈，新华社：半岛现微光但仍难以冲破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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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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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新华社

　　韩国１７日向朝鲜提议，分别于７月２１日和８月１日在板门店举行双方军事会谈和红十字会工作会谈。
　　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此次对缓和南北关系释放善意，给此前阴云密布的半岛局势带来些许微光。但朝韩关系突破坚冰乃至改善，仍有待双方突破以往禁锢，将步子迈得更大。
　　【新闻事实】
　　韩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提议于７月２１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举行韩朝军事会谈，商讨停止在双方军事分界线附近恶化军事氛围的所有敌对行为。韩国国防部还提出，希望恢复此前被切断的军事热线。
　　此外，韩国方面还提议于８月１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举行韩朝红十字会工作会谈，商讨今年中秋节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事宜。
　　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朝韩副部长级会谈后，南北官方已经时隔１年零７个月未进行对话。朝韩上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在朝鲜金刚山景区举行。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军事会谈提议是韩国总统文在寅送出的橄榄枝，是他本月初访问德国时提出的“柏林构想”的一部分。
　　文在寅属于韩国左翼政党，对朝较为友好，其对朝政策与卢武铉和金大中时期较为类似，主张对朝对话。文在寅认为，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决问题，并强调政治可以和人道主义分开，主张展开和推进人道主义和民间交流。
　　分析人士认为，韩方的提议符合双方停止敌对军事活动的呼吁，如果朝方做出积极回应，有望为半岛局势带来转圜。但就算朝方积极回应，双方仍有各种细节和对会谈前提条件理解不同等问题需协商，未必能马上启动。
　　【第一评论】
　　韩方就缓和半岛局势释放积极信息，迹象自然是好的。
　　但站在历史视角看，韩方提议并无太多新意，向前迈的步子较小。历史上，朝韩双方有过数次“握手”“破冰”等缓和关系、恢复对话的突破时刻。
　　更形象一点来说，韩方的提议仿佛是半岛上空出现的一丝微光，但并不足以穿透笼罩半岛的阴霾，月朗星稀更是言之尚早。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目前南北双方的历史之结难解，让人多少有些无奈。
　　当然，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企盼，半岛阴霾能尽快散去。这更加需要南北双方领导人能真正从半岛和地区和平出发，真正为半岛人民福祉着想，拿出更大魄力，突破以往禁锢，将步子迈得更大。
　　【背景链接】
　　７月６日，文在寅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提出有关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构想。韩方称之为“柏林构想”，重点内容包括缓解军事紧张、恢复互信，敦促朝鲜停止开发核武，重启对话。这些构想还包括离散家属团聚等非政治交流合作项目不与政治军事挂钩，朝方来韩参加平昌冬奥会等。
　　文在寅说，只要条件成熟，迎来可改变半岛紧张局势和对立局面的机会，愿意随时随地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１５日刊登署名评论文章，首次回应“柏林构想”，称消除政治军事对抗状态是发展韩朝关系的第一步。
　　（原文标题：《韩国释放善意　半岛阴霾现微光？》）

来源时间：2017/7/17 发布时间：201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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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政策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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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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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琼•约翰逊－弗里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弗兰普顿/独立政策分析师来源：中美聚焦

　　在1972年出版的《总统的性格》一书中，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巴伯将人格种类进行描述归类，并以此预测总统行为。他的归类基于两个标准，一是总统们对于自身的总统职位基本持正面还是负面态度，二是他们在履行总统职责时是积极还是消极。当一位总统的性格特征表露得非常明显时，这些特质可以为我们预测其行为提供线索。唐纳德·特朗普正是如此。
　　约翰·肯尼迪是积极-正面型性格，他享受总统角色，并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但他也拥有必要时从政策失败中全身而退的灵活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漫长的戎马生涯后，觉得总统职务不尽如人意，他行使总统职责大多出于责任感。作为消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尽可能地避免纷争和政治争斗。罗纳德·里根则是消极-正面型性格，他热爱总统角色，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乐于委派他人行使政策职责。
　　最危险的莫过于那些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原因在于虽然他们拥有超强动力，但倾向于强迫症，把权力当作自我满足的工具，执着于成败，刻板僵化以至于无法放弃失败的政策方案，很难控制性格中的进攻性。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人总能发现“敌人”，也经常会面临一些导致其毁灭的问题或困难，而这些问题或困难有时是自作自受，如理查德·尼克松与水门事件，林登·约翰逊与越南战争。唐纳德·特朗普的推文已经暴露出他的强迫症和进攻性，其行为由自我意识驱动，并沉迷于展示自身成功。
　　令公众和两党政治家们惊愕的是，特朗普不能或不愿针对普京或俄罗斯发表任何负面言论，哪怕美国正在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大选及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通俄展开一系列调查。特朗普称其为骗局，指责奥巴马政府，并要求向遭受调查的他道歉，他称这些调查为“政治迫害”。当选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12月16日的推文中对普京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普京当时决定不对奥巴马新出台的对俄禁令采取报复行动：“（普京）推迟这一步做得好——我就知道他很聪明！”从不回应、甚至拒绝承认俄罗斯参与入侵美国2016年大选系统的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成为普京的终极粉丝。他与俄罗斯的瓜葛或许会成为作茧自缚的问题，并最终导致其毁灭。
　　作为一个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威胁在于，针对过往旨在维护脆弱地区稳定的政策方案，他倾向于采取破坏手段。在朝鲜于7月4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当下，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对美韩随后举行的军事演习的回击，金正恩利用了总统的自负，嘲讽了特朗普。
　　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特朗普
　　出于很多不同原因，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家庭成员以及——或尤其是——总统的律师团队希望唐纳德·特朗普停止他那些通常极具进攻性的、个人化的、有时甚至是基于捏造事实的推文。他针对MSNBC主播米卡·布热津斯基的人身攻击哪怕以过去的标准衡量都令人震惊，这引发了包括共和党领导层在内的强烈反应。构成成分复杂、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依然追捧他的推文，因为这些推文说出了他们对这个无法理解也无法喜欢的世界的愤懑和挫败感，但即便是这部分选民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对特朗普的海量推文感到厌倦。
　　特朗普发推特是因为这可以令他表达当下的所思所想。但现在的问题是，以白宫新闻发言人西恩·斯宾塞的话说，他的推文“会被当做美国总统的官方声明”。此外，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援引了特朗普2017年6月5日的推文“其他人、律师和法院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但我就是要叫它——我们需要的、实际上就是——旅行禁令”，法院认为这显示出特朗普“已经超出国会的授权范围”。热烈欢迎特朗普如强迫症般发推特的应该只有记者、历史学家和分析人士了，他们依靠推文窥探特朗普未经过滤的想法和思维方式，喜剧演员也欢迎他大发推特，因为这些推文不啻为取之不尽的笑料。特朗普对政治规范的蔑视无疑显示出，曾被历任总统推崇的礼仪和官方交流方式已经成为历史遗物。
　　语言学家、认知学家乔治·拉考夫认为，自2009年首次开通推特账号以来，特朗普就一以贯之地利用推特先发制人地构建想法（哪怕只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转移人们对其负面信息的注意力（哪怕只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试探政策立场的舆论反应。这些试探令政府部门，尤其是国务院，在厘清并解释哪些推文事关美国政策哪些不是上疲于奔命。而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这些推文几乎成了他的扩音器，也是推销自己、攻讦他人的武器。正如迈克尔·克鲁泽形容的那样，特朗普“冲动、散漫、沉迷于发号施令、报仇雪恨，以自身的成功形象为生，哪怕这种形象与客观现实完全不符。他永远不会退让。他永远不会放手”。唐纳德·特朗普的自我意识主宰着他的全部世界。
　　显然，特朗普相信他在商界的成功理应帮他顺利过渡到总统职位和政坛。经商时期，特朗普的经营方式为封闭型，而当他试图将美国定位在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时，他相信自己正在推行一套历经考验的商业哲学信条。然而，世界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迎接那些推文和声明的只是嘲讽和揶揄。特朗普只是暴露出自己身处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是如何坐立不安的负面性。而被特朗普称为“假新闻”的媒体是他的天敌，正如对另一位积极-负面型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样。
　　通过不断制造“假新闻”叙事，将主流媒体定位为公敌，特朗普显示出自身对于总统职务限制的愤怒和挫败感。特朗普总是针对主流媒体，因为在后者眼中他的形象与其自身拥有的自我正面形象相左。特朗普及其代理人们声称，为诋毁并抹黑其总统任期，主流媒体捏造新闻欺凌他。
　　立法者、心理学家、同僚和其他人都称唐纳德·特朗普为自恋者，其程度包括“世界级”和“中毒级”。人人都有自我意识，而强大的自我意识通常与领袖及领导力相连。自恋的病态表现包括将自我相关因素极端化，如夸大和无限伟大化（“相信我，我对伊斯兰国的了解远超那些将军们。”），需要来自其他人的过度崇拜（开会时要求每个内阁成员对其极尽赞誉之能事），缺乏对他人的同理心（取笑《纽约时报》残障记者塞奇·科瓦列斯基）以及傲慢（“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央朝人开枪，这样我都不会丢掉任何一个选民。”）。虽然对于自恋症的诊断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领域和专长，但显然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由强大自我意识驱动的典型案例。
　　特朗普沉迷于展示自我成功的例子屡见不鲜。他称自己的选举人胜利为“巨大的压倒性胜利”，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坚称（借白宫新闻发言人西恩·斯宾塞之口），参加他就职典礼的人数为“历史最高，句号”。他还宣称“从未有过任何一位总统……除了极少例外……比我批准过更多法案，做过更多工作”。
　　这种由个性主导的戏码对美中政策来说意味着该地区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维护地区稳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标。
　　积极-负面型总统掌舵美中政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结合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崛起及美国全球力量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展望了美中政策的未来。“鉴于大量安全、经济和外交因素，美国或中国为确保未来主导优势的努力将被证明是徒劳且危险的。相反，创建一个稳定的实际力量平衡对两国来说必要且可行。”近期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傅好文的《天下万物：历史如何帮助中国力争成为全球强国》以及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么？》——都强调，若想避免军事对抗，华盛顿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战略动机与抱负，并以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回应。不幸的是，审慎、仔细研究事实、维护稳定并非积极-负面型总统的性格特点。
　　2016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并在推特发文，此举立即引发了美国对华对台政策是否会随新政府上台而改变的疑问，该政策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稳定。随后，2017年4月，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如果再与蔡英文通话，他会事先与北京方面进行沟通。此举对于中国来说令人安心，但对台湾来说则令人不安。显然，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是出于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帮助的考虑，而朝鲜在国际关系的亚洲棋盘上不是什么新变量，也很可能成为“国家安全议程上最紧迫的议题”。对于那些受自我意识驱动的人来说，对美国外交关系抱有兴趣、了解基本事实和变量并非永远都是优先事项。虽然特朗普总统似乎为了与中国合作而改弦更张，但我们是否能够一直指望这种政策重组还有待观察。
　　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曾花费大量时间在多项议题上抨击中国，尤其是美中贸易协议，他宣称“他们用剥削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为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或许并不明白该协议不仅事关贸易，同样事关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现在，这份影响力只能让给中国。同时，中国对美国贸易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自上台以来，特朗普的家族企业就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商标权，令他们得以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分析员、前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富克斯认为，或许最重要的是“特朗普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应对中国”。断续的政策和纸老虎式的攻讦会让中国认为“无需严肃对待唐纳德·特朗普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并未“过多偏离惯例”，如特朗普总统最终重申了美国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放弃了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竞选承诺，中国仍会变得更大大胆、更咄咄逼人地维护自身利益，从而破坏长久以来有利于美国的稳定。
　　唐纳德·特朗普不是第一个被认为乖僻、爱惹麻烦的美国总统。在2005年发表于《时尚先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人士汤姆·巴奈特敦促小布什总统（他也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拥有积极-负面型人格）利用其令全球胆寒的“西部牛仔”形象“令第二个任期有意义，维护自身政治遗产，同时，哦，是的，创造一个值得人类生存的未来”。虽然现在看来无非是后见之明，但那些“西部牛仔”岁月并未给美国带来多大好处，这还是在小布什坐拥一套人员齐备、经验丰富的国家安全团队情况下，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这一优势。现在仍有数百个职位空缺，其中很多都是对维护稳定非常重要的日常事务岗位。最终，军方人员——虽然在作战任务中表现卓越，但他们倾向于将所有议题视为只有动用军事大棒才能解决的钉子问题——填补了很多安全事务高层岗位。
　　结论
　　一位乖僻的总统关注事务——自我意识、家族生意、俄罗斯——而非政策，如果再没有一个拥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团队辅佐，这对美中关系未来或亚太地区稳定来说不是好兆头，尤其当美国需要应对一个更加大胆的中国时。我们希望，地区领袖、国家团队及那些已经入职的国家安全顾问们能够说服特朗普总统，稳定而非混乱才最符合美国利益。我们同时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白，一位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可能仅仅为了彰显自己的“领导权”而在危险情况下加倍下注。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鲁莽都最不可取。

来源时间：2017/7/17 发布时间：201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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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碰撞仍将集中在经贸与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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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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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来源：中美聚焦

　　6月28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通过了一项新条款，同意美国海军军舰例行停靠台湾或其他港口，并允许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接受台湾军舰的进港要求。7月2日，美国“宙斯盾”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12海里海域。中国舆论随即出现认为这两件事是对中美元首4月6日海湖庄园会晤以来双方关系良性发展的逆转的反应。
　　其实，在中美关系这种波云诡谲现象的背后，仍然有其内在的规律。特朗普当选之后与执政之初所释放出的一些基本和具体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理念和意图，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实行更强硬的立场，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上使用制裁等强硬手段，以及偏离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原则，由于种种原因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首先，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取向更多的是竞选策略。2016年7月所谓的南海问题国际仲裁结论出来前后，中美海军在南中国海附近的准对抗态势已经表明，采取军事威慑难以使中国改变在南海的政策，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结果更是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因而也是无法操作的，这使得特朗普当局执政后在该问题上并没有新的作为。
　　其次，原来表示要对华实施的提高关税等经济制裁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中美经贸问题上的博弈，美方更多地使用了谈判手段而不是制裁手段。显然，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不仅为美国市场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价格低廉的生活和生产资料，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提高了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实际购买力，更重要的是，两国的经济合作现状还表明，如果没有美国高科技企业通过办厂和外包方式充分利用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庞大的产业链配套，美国很多技术创新都会因为成本问题而无法商业化。显而易见，中美经济合作支撑了美国在设计、营销、物流、零售及金融等领域的大量服务业就业，对华经济制裁会使中美两败俱伤。可以预料，中美之间还将在贸易平衡和市场准入问题上进行激烈的博弈，但这主要将以相互妥协的方式进行，而较少地以经济制裁的方式进行。
　　其三，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进行热线电话联系之后，美方在2017年6月之前在对台政策上并没有什么新动作，尤其是在中美海湖庄园会谈前后，台湾问题淡出了两国关系议程。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美国越来越难以影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和方式，越来越难以影响台湾政权的国际活动空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大幅度降低。最近美国对台新的军售计划与参议院通过的美台可以互相停泊军舰的新条款，意图都在于在美国没有能力以武力阻止中国的南海行为的条件下，通过打台湾牌给中国南海政策施加压力。
　　同时，很明显的是，在特朗普执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美在国际事务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两国不仅在应对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深度前所未有，还在首轮举行的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中谈及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进行合作。引人注目的是，在本次对话中美方提出欢迎中国在重要的战略问题领域参与规则制定，而美方有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加对话，更被认为是美中外交与安全领域合作机制的提升。
　　顺便说一下，中美关系的总体状态将越来越少地受中美俄三角关系态势的影响。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使得特朗普政府在解除制裁、缓和对俄关系问题上失去了回旋余地，特别在是美国国内所谓“通俄门”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同时，面对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北约成员国中东欧小国的安全诉求，美国一方面要求北约成员国提供军费，一方面不得不直接派出美军驻扎波兰等国，加上不断推进的欧洲导弹防御计划，使计划多时的美俄在叙利亚的反恐合作有名无实，甚至导致双方关系继续恶化，而美国也没有在对华政策上打俄罗斯牌的可能。中俄在中亚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和“一带一路”问题上的默契，也很难在全局和战略层面帮助中国与美国在主要矛盾领域博弈，中美关系受俄罗斯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已经大幅度下降。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的利益摩擦和政策碰撞仍将主要集中在经贸与南海问题上。

来源时间：2017/7/17 发布时间：201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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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三个世界九个子世界的全面分区解析

第三章 西方世界的分区解析

第一节 西式民主的正统：西欧北美澳洲加以色列

第一小节 发达西方的经济

第二小节 发达西方的政治

第二节 转型完成大半的东欧

第一小节 经济水平和素质水平

第二小节 素质水平与西式民主

补充定义： 次级西式民主，真假次级西民和超级低西民

第三小节 关于发展速度的进一步分析

第四小节 关于欧盟对东欧的援助

本节结论

第三节 东欧西欧的比较

第四节 崎岖路大体走完的拉丁美洲

第二编三个世界九个子世界的全面分区解析

第三章西方世界的分区解析

第一节西式民主的正统：西欧北美澳洲加以色列

第一小节发达西方的经济

第二小节发达西方的政治

第二节转型完成大半的东欧

第一小节经济水平和素质水平

第二小节素质水平与西式民主

补充定义：次级西式民主，真假次级西民和超级低西民

第三小节关于发展速度的进一步分析

第四小节关于欧盟对东欧的援助

第三节东欧西欧的比较

第四节崎岖路大体走完的拉丁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