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以下是由白宫准备并在周四发布的访谈节选，出自特朗普总统和周三晚随机飞往巴黎的记者团成员在空军一号上的对话。
　　最初，记者们以为这些谈话是私下的，不能用来发表。然而，白宫却改变了这次交流的性质，原因是特朗普问起其中一名供职于《纽约时报》的记者为何没有报道此事，她告诉他，记者们以为那些对话是不能用作报道素材的。
　　有关朝鲜、中国和贸易：
　　总统：我们跟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是，如果他们能帮我们对付朝鲜就好了。他们压力也很大，我明白。要知道，不要忘了，中国历史上和朝鲜半岛有过战争——你知道，跟朝鲜半岛的战争。不是说，哎呀，你就按我们说的做就好了。他们和朝鲜半岛有过许多战争。
　　他们有8000年的历史文化。所以当他们想到1776年——对他们来说，那就像一座现代建筑。白宫始于——大体是在1799年建成。对我们来说，1776年是很早以前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栋很新的建筑，对吧？所以，你知道，他们在许多许多个世纪里和朝鲜半岛有过无数的冲突。所以情况并不是，你这么做就好了。但我们会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在中国方面，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必须解决贸易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贸易问题。之前我的态度有点宽容，因为我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帮助。你很难跟他们来硬的。但我们必须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因为这完全不是互惠的。
　　问：这是你让他们答应一起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筹码吗？就好像你想——
　　总统：以前没人这么说过。我一直这么讲。有人问，你手上有什么牌？我说，很简单——贸易。我们被这些糟糕的贸易协议整得太惨了。我们和中国的贸易协议是所有协议里最糟糕的。
　　我们跟韩国的协议也不怎么样。我们刚开始和韩国谈判。我们给韩国提供保护，但我们在与韩国的贸易上每年损失400亿美元。我们有4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项协议就那么达成了。
　　那也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干的好事。要知道她当时说那是一项为期五年的协议，但现在它被延期了。她说这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工作机会，我们会从中获利。很好。我们现在每年损失400亿美元。这是一项糟糕透顶的协议。所以我们在开始——从昨天已经开始与韩国就这项协议进行重新谈判。我们必须这么做。
　　但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些吓人的贸易协议，就像我们和中国之间那样。那是我们的优势。但我们会解决它们。不过就朝鲜而言，我们的优势是贸易。
　　问：你认为那样能让他们改变立场吗？
　　总统：嗯，是的，当我说到互惠——达成互惠的协议，谈论的可是数千亿美元。但是在做到那一点之前，我想放手一试。让我们看看结果会怎样。他们帮助过我们。我和他关系非常好。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但不要忘了。他代表的是中国。我代表的是美国。所以情况会一直是那样。
　　所以他可能是个非常好的人，但他会做对中国有利的事。他不希望看到5000万人越过他的边境。你知道，那里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你永远都要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是什么。
　　问：钢铁呢？
　　总统：钢铁是个大问题。钢铁——我是说，他们在倾销钢铁。不止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我们就像一个垃圾场好吗？他们在倾销钢铁，在破坏我们的钢铁行业，他们这么做已经有几十年了，我在阻止这种情况。会结束的。
　　问：关税问题呢？
　　总统：有两种方式——限额和关税。我们可能两种方式都会用。
　　翻译：常青

来源时间：2017/7/14   发布时间：2017/7/14

旧文章ID：13714

作者：史书华 采访  来源：FT中文网

　　59岁的裴敏欣似乎总是悲观地看中国。
　　担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的裴敏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代赴美，后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他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美关系，中国出身，加上师承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研究中国见解独到，让他在西方社会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学者，相关著作更被列为重要参考之一。只不过，如果在学术圈里提起裴敏欣的研究，批评者最常点出的问题是：太悲观。
　　裴敏欣研究威权统治精英、研究腐败，从不讳言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但让批评者无法忽视的是，在每一篇研究背后，裴敏欣有强而有力的问题意识，以及充足的实证研究。
　　这些年，裴敏欣的身分，也不限于学术圈。他定期在国际媒体上评论时事，去年还曾跨行拿下亚洲出版业协会的最佳新闻评论奖。
　　趁著裴敏欣近日到香港和台北演讲，裴敏欣以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的身分与我们谈话。和两年前的公开照片相比，他的头发明显白了不少。在访谈里，他谈到民主发展、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角色，以及最新的中国转型研究。以下是访谈内容：
　　新的政治秩序
　　FT中文网：中国的课题很多，但您长期研究的主题都聚焦在中国转型。为什么您特别关心转型问题？
　　裴敏欣：研究生时期，我最关心的是政治发展，从1960年代开始研究，到1980年代主题延续到政权转型、民主转型。以前研究政治现代化，后来研究如何从威权政权，转换为非威权政权（不见得是民主政权）。我师从亨廷顿，他更是相关领域的权威。
　　理论上我关心转型议题，但实际上我关心中国的前途，因为中国就是一个转型社会，希望通过研究转型，能更深的理解中国，对中国长远发展有一个基本判断。
　　FT中文网：回头看中国近年的发展，有什么关键变化，与您关心的中国转型话题相关？
　　裴敏欣：首先，我们该怎么定义近年？我想可以从过去五到十年来看吧，有三件偶然事件，影响了中国。
　　第一，2007年习近平被选为接班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轨迹。当时高层决定接班人选时曾出现过分歧，习近平是党内妥协之后的人选。但想不到他在接班后有革命性的变化：通过反腐等等手段，打破规矩，结束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post-Tiananmen political order）。
　　第二件事，我认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它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在金融危机之前，当局相对谨慎，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势力占上风。但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为中国的“美国衰落派”提供实际根据，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结束韬光养晦。
　　2008年还有另一件事，是中国信用泡沫。现在来看，当时救市、刺激经济措施过头了，后果严重。
　　再来是2012年，薄熙来下台，改变中国高层内部的格局。第一，这也是偶然，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薄熙来还在位置上，会影响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巩固。当薄熙来下台后，又触发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一系列事件，最终结果是习近平上台，“后天安门政治秩序”终结：告别精英抱团、告别分赃联盟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这是很重大的发展。
　　在后天安门时期，不管对外对内都是谨慎，对外韬光养晦，对内是以防为主，而不是进攻性的政治压迫。但目前游戏规则不一样了，空间愈来愈小。
　　FT中文网：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九大，您会观察哪些重点？
　　裴敏欣：我不关注十九大发生什么，我关心的是十九大之后发生的事。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打破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十九大之后，就要看他“立”的能力。
　　要立什么？得看是中国的需要，还是政治的需要。从中国的需要来看，得赶紧解决信用泡沫，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同时要进行经济改革、去掉僵尸企业，这些改革需要花上政治资本，也跟领导人对问题认识的程度有关。
　　另外，中国社会还有许多问题，最终都涉及到价值观。“后天安门秩序”已被摧毁，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的秩序吗？这就是中国的将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必须要问。
　　FT中文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您观察到全球秩序有什么新变化？中国面对的挑战是？
　　裴敏欣：现在世界形势变化，给予中国很有利的战略机遇。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某些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还有，中国是否有能力？
　　比方说全球事务，特别是气候变化、多边组织、全球安全，自由贸易体系，中国在这些领域要起到积极作用，是既有得又有失，并不是甘蔗两边甜。
　　由于美国的“美国第一”政策，使得西方盟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失望，盼望有其他政治实体能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是否有能力替代美国？中国虽然有实力，但在软实力、政治价值层面上能否被信任？
　　第二，从经济能力上来讲，中国经济实力目前仍逊于美国。美国经济规模是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在全球化里面，中国仍是出口大国，这也是一个限制，还不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强调维护现有的世界贸易体系，说穿了仍是贸易出口体系，而不是进口体系。
　　再从安全层次来说，中国是区域强权，不是全球强权。中国如果要在东亚提供区域安全，除了会与美国产生冲突，跟东亚其他强权也有冲突，这使得中国面临到真正的困难。
　　虽然中国遇到了成为世界领导的机遇，但真正能利用到的机会很少。目前看来，能利用到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气候变化议题。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产出大国之一，中国有能力做到、也能够做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因为减排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相吻合，中国有机会在这个议题上以实际行动来树立世界领导的地位。
　　西方民主没有一片黑暗
　　FT中文网：您前面提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上会碰到政治价值是否被信任的问题。您怎么看中国近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
　　裴敏欣：我认为在讨论这件事情上，用英文来说都是“framing issue”，看讨论的人怎么去包装议题。我们应该要把抽象的概念，与平时生活遇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民众能接受的问题来讨论。普世价值是人身最基本的权利。
　　FT中文网：2016年国际政治动荡，民主困境话题落入公众的目光，特别是在中国引起不少关于民主的讨论或质疑。您怎么看？
　　裴敏欣：这是一个很合理、而且应该提出的问题。全球目前最大的困惑，是西方民主体制可能遇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出了问题，当思考中国今后走向是如何，会有这些疑问和讨论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民主目前是failing system（衰落中的体制），而不是failed system（已衰落的体制）。
　　短期内，西方世界的困境，会大大减轻西方在意识型态领域对中国的挑战，甚至，中国政府在短期内都不会担心这样的挑战。
　　FT中文网：该如何解读民主的现状？
　　裴敏欣：要先做一个判断，有些问题是结构性的，有些是周期性的。现在全球碰到的民主困境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目前还看不出，没有足够证据能让人信服这是一个结构问题。比方说民粹主义目前只在英、美成功，还不是一边倒：英国脱欧公投只有4％的票数差距，希拉里拿下美国普选的多数票。至于在德国、法国、北欧，民粹主义并没有成功掌握政权。现在的西方世界并不是一片黑暗，而是美国出了大问题。我们不能把美国问题和西方民主发展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另一个判断，从人类发展角度来看，哪一个制度被证明为最成功？所谓的成功，是有最多人受到最大优惠、得到最大安全、最大的幸福，目前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民主体制有自我纠错能力。现在在美国，抵抗特朗普的势力明显存在，从媒体、司法系统（除了最高法院）、到联邦体制等都在强烈限制特朗普的权力，使得美国政治格局呈现一个stalemate（僵局），这就是民主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明年美国期中选举，能再看选民怎么看右翼民粹，是否会把多数民主党送进国会。再过一年，就可以知道民主纠错能力是否存在、是否有效。
　　中国改革的陷阱
　　FT中文网：您长期不看好中国当前的体制，媒体报道也多次引用您的观点或研究，谈论中国可能走向经济崩溃或腐败崩溃。但仍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权保有韧性。是观点被夸大了吗？
　　裴敏欣：首先要澄清，严肃学者从来不讲崩溃，崩溃是不可预测的。会说崩溃的，一般都是记者或是希望吸引媒体注意的作家。
　　我长期维持的观点，是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我最受学界讨论的著作，是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是威权统治精英思考的本质，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本书的观点，在十年前的学界被认为过份悲观，但现在来看是主流意见。
　　为什么中国转型会走进死路？因为威权的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从来是相违背的，当中可能有部分会重合，但更要问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要改革？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建立仅经济现代化国家、还是建立一党政权永存的体制？目前看来，中共是第三者。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很理性的选择。
　　设了这个底线之后，再问第二个问题，一旦改革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开放，如果手段和目标发生冲突，怎么办？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如果改革的核心是不动政治底线，但能否寻找空间，从技术层面让改革成功？这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发掘一些能改革的潜力。但现在看，改革的空间被发掘尽了，跟政治底线愈靠愈近。
　　比方说，中国领导人曾说国有企业不能动，要做強做大。在过去，中国先把饼坐大，存量不动，在增量上做文章，让私有企业变大，来支撑国有企业低效带来的成本代价。但这个想法是错的，国有企业会把新经济产生的财富吸走。如果在计划经济之外寻找增长点（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战略不能用了，怎么办？中国有一个词叫“攻坚战”，国有企业问题处理了多年还没解决，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决策。
　　这也说明了经济改革有一个底线，走向完全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发生倒退。现在的“不完全改革”对中共来说是最适应的，既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又掌握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这样的不完全改革对执政精英来说最美好。这就是所谓的转型陷阱，英文叫“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不完全改革均衡。
　　FT中文网：去年年底，您在国际政治学术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发展停滞”的新观点：中国已经具备转型的条件，而且已进入转型的拐点。您看到了哪些状况，能支持这个论点？
　　裴敏欣：我们很难判断政权的未来，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很有意义。要判断中国的未来，可以依据的是世界历史，历史能提供线索，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具备政权转型的客观条件？先找出中国可比国家的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标，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型区。
　　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具备了转型的客观条件，还缺一个主观条件。转型最主要是看政治精英的决策，如果政治精英不顾一切代价去悍卫旧体制，这样的体制还是能生存。
　　这篇研究第二个要看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那么当今世界上是否有其他高收入的专制国家能对比？如果世界上有，说明这样的模式是可以持续。根据我的研究，目前只有产油国能同时维持专制和高收入。
　　为什么世界现有的记录没有高收入的专制国家？首先，因为专制统治者掠夺太多，专制国家不可能有高收入。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保护产权，没有老百姓愿意干活。还有一个原因，专制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没办法统治，通过改革、革命等其他方式转型了，成了民主体制。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陷阱，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陷阱。
　　最后我们可以参考历史。现在看到中国已具有经济社会的基本转型条件，但缺政治精英的选择。可是这个体制的未来并不乐观，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专制统治非产油国成功进入高收入社会的例子。
　　没有“中国谜题”
　　FT中文网：您在哈佛的指导教授是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在您看来，他对政治秩序的观点，对当代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
　　裴敏欣：亨廷顿最初的著作是《变化中的政治社会秩序》，这本书的背景是19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强而有力的政府管制，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亨廷顿当初探讨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有强而有力的政府，不管是民主或专制体制，都好。但他后来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威权政府都会出现了危机，所以又写了一本《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如果他现在看中国，我认为跟我的看法不会差太多，威权体制已到了关键地步，不改革最终会失败，只是看失败是以什么方式出现。如果亨廷顿为中国领导人写备忘录，他会鼓励共产党推动改革，因为根据他的判断，一党专制有很强的能力能够自我改造。他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过高估计政治改革的风险，过低估计维护政权的能力。
　　FT中文网：看您的中国研究，常引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为什么？拿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够用吗？
　　裴敏欣：够。中国都是人，最终研究的还是人。
　　制度经济学把个人理性（rationality）、个人利益、自私等基本特徵讲得很透。这边说的自私并不是坏的，制度经济学要说的是，让自私本能发挥出对个人、社会最大贡献，同时通过其他手段和制度安排，来限制自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我认为这套理论框架很能解释中国的现象。
　　一般谈到中国模式、解释中国的成功，常常逻辑不清，都是就事论事、事后推导，从理论角度来看，不堪一击。反而从西方经典理论去解释中国现象，还能解释得通。
　　我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谜题。所谓谜题，是没法解释，但现在的中国问题，都能解释，而且要解释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恐怕用的还是西方理论。
　　FT中文网：到目前为止，您曾想过要修正之前的研究或对中国的看法吗？
　　裴敏欣：研究上，我们往往低估的并不仅仅是政权的能力，而是中国人民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那么多的财富。
　　这其实也是西方理论的误区，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困境和难度，但往往没有充分理解到一般人对专制体制的容忍度。

来源时间：2017/7/14   发布时间：2017/7/14

旧文章ID：13710

作者：乔治·弗里德曼  来源：GeopoliticalFutures

中美印象第148期周报
作者：乔治·弗里德曼

乔治·弗里德曼，地缘政治未来公司Geopolitical Futures 的创始人，该公司主要为公众就国际事务提供在线地缘预测与分析，此前他还创办了私人情报机构Stratfor，于2015 年离职。弗里德曼经常作为情报与国际地缘政治专家出现在各大媒体，著有6 本书，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未来100 年大预言》《未来10 年》。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朝的政策一直是模棱两可的。要了解中国的朝鲜战略，有必要知道中国的总体战略。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推动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制约因素。

首先，我们需要勾勒出中国的基本地理组成。中国有四个缓冲区在其控制之下。西南部的西藏有一些不稳定，并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西北部的新疆主要是穆斯林，有不少骚乱，但并不能对中国的控制构成威胁。北部的内蒙古是稳定的。东北也是稳定的，它在中国的四个缓冲区也是最接近中国核心的。内蒙古和东北的主要居民是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当你看中国的地图，你会看到我们认为的中国的很大一部分的居民在种族上并不是中国人。

在以汉族人居住的地方也有不同：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东部，中国西部地区的降雨量有限，人口相对稀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狭窄、人口密集的国家。汉族的利益也各不相同，这往往导致分裂和内战。

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区别。沿海地区如果可以自主，它主要经营地区和全球海运业务，内陆地区商业机会较少。沿海地区的首要事务是为客户提供商业服务，而内陆地区则希望中央从沿海地区转移财富给内陆以帮助穷人。当然还存在许多其他区域分歧，但这是两个地区之间不和的主要根源。

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会导致剧烈冲突，沿海地区的利益常常被它们的客户所干预，从英国在19世纪中叶的干预直到1947年都是这样。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内部冲突不断，外在的卷入也连绵不断。毛泽东主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闭关自守，压制沿海精英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他做出的努力。像他前面的皇帝一样，他在一个统一但仍然是非常贫穷的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治。

政策转变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推行了自己传统的策略：试图通过向全世界出售廉价商品和维护稳定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希望鱼与熊掌兼得。这个政策成功了。自从国家停止抑制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快速腾飞。2006年的出口，特别对美国和欧洲出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7%。与此同时，之前的问题又出现了，沿海地区发展得相对繁荣，内陆地区明显滞后。迅猛的经济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虽然也造成了不平等，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的主要客户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它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由于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到2016年，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虽然国内消费增加，但发达工业国家的市场仍然是内陆地区所无法替代的。

在维持疲软疲软、保住工作和增加内需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上升了。中国还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市场竞争的压力，内部矛盾出现了激化。

沿海和地区利益再次分化，各自针对危机采取不同的政策。中国政府尽力使所有人满意，但是又无法使任何人满意。2012，习近出任新的领导人，试图重新掌握对于经济的控制。他实行的高度集权政策有两个目标：更强有力地控制共产党以及实行党对国家的统治。他的反腐运动旨在控制经济并向内部人士证明他不仅仅关注经济发展。习近平力求尽可能维持出口并重新建立集中控制。

他也不得不与美国打交道。美国对进口商品的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此同时，对政府官员和商业领袖的打压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也影响了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其他利益。中国需要采取更谨慎的措施才不会失去美国的投资。但为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中国开始生产新的高科技产品。但中国必须在美国以外找到新的市场。然而这个经济解决方案同时也造成了军事问题。

保护海上通道

如果中美的经济关系出现坍塌，中国必须考虑进行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但关键问题是能否保证中国的进出海通道。在这方面， 中国有一个重大的地理问题：南海和东海岛屿密布，他们之间的通道可以相对轻松被封锁。美国海军远比中国海军强大，中方担心，在一些不可预见的危机中，美国将封锁他们急需的海道。这些小岛现在是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可以要求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但他们还没有能力控制这个地区。

与此同时，中国为自己的战略问题制定了政治解决方案。如果像印尼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与中国结盟，而不是美国，中国可以在不挑战美国的情况下获得海上通道。问题是中国的两个战略相互抑制。中国对该水域的主权宣称和与该区域强国的合作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这一假设只能在美国不介入的情况下成立。然而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

中国还有另一个选项， 那就是绕过美国潜在威胁: 通过亚洲到欧洲， 闯出另一条出口路线。这便是“一带一路”的概念。但这个选项也有缺陷：首先， 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成本是惊人的。其次， “一带一路”穿越的国家既不稳定，也不是中国的重要客户。再加上带路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一带一路”不是政策，是姿态。

于是，中国陷入了一个系列相互关联的困境。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从飞速发展进入为更正常的增长率。中国有大量的人口，但这些人口还不足以消费国内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必须应对全球经济停滞和来自其他生产商的竞争， 而与高科技生产商的竞争风险极大。因此，中国担心内部不稳定，强加集权控制，旨在维持一个没有社会成本但同时又是生机勃勃的经济。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增加出口和控制进入中国的经济的渠道，这一举动旨在疏远一个危险的大国–美国。但中国不能对抗美国，因为中国无法打败的美国的海军。

中国人被困在安抚美国并为其制造尽可能多的问题的两难抉择中。朝鲜危机是给美国找麻烦的完美的问题，但与平壤站在一边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中国必须做出在朝鲜问题上帮助美国的姿态，同时又希望美国无法解决朝鲜问题。

机遇与矛盾共存

这样的战略不是来自自身的强大，而是来自根本的虚弱。中国的内部矛盾是繁荣造成的不稳定–稳定与繁荣并不相容。当然问题本身远比（我的描述）更复杂和微妙， 但这是中国问题的根源。因此， 中国正在努力保持繁荣，而不破坏制度的稳定。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国正在损害其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这样可能会引发一场他没有胜算的冲突，并可能为区域主义和军阀混战敞开大门。

日本从一个高增长的国家转移到一个低增长的国家没有发生社会动荡，中国可能不会这么幸运。日本有一个同质和融合的社会。中国不是同质的， 中国有不可调和的社会差异。中国的全球战略反映了这些矛盾， 并最终给中国本身带来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要保持自信，并让其他国家措手不及，但这样的战略不可能持久。

原文链接：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in-china-a-strategy-born-of-weakness/

中美印象网根据媒体报道综合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编译：马致远

来源时间：2017/7/14   发布时间：2017/7/14

旧文章ID：13708

作者：  来源：时代周报

　　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双方宣布中美将建立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这意味着，奥巴马执政时期每年一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画上句号，取而代之的将是上述新的中美对话框架。
　　“对话”始末
　　中美之间建立定期高层对话机制的尝试，从小布什执政时期开始。
　　对话是一种相对自由的国家间政府高层磋商方式，相对于协定或条约，对话的结果没有很强的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在中美两国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要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它的缘起，要上溯到2006年9月亨利·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时。
　　保尔森是近几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里有名的中国通，曾在华尔街工作，担任财长前就到访中国70多次。2006年9月，在出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财政部长两个月之后，保尔森就来到北京，这次访问的成果之一是启动了双边高层对话机制：每年两次进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不过，彼时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不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两者仅一个字之差。
　　当时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大背景，可以联系到2005年3月和11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总统布什的陆续访华，以及赖斯访问后两国宣布要建立定期高层对话机制，就全面的政治和经济议题举行对话。这一年8月，中美举行了定期高层对话的第一次，中方称为“中美战略对话”，该对话持续到了2008年。
　　从2005年5月登载于官方媒体的一名中国外交部官员的文章里，能看出当时中美两国间对话机制的状况：“虽然中美目前在经贸、科技和军事领域都有定期会晤磋商的机制，也有两国副外长级的战略稳定和安全磋商机制，但此次定期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将填补中美定期政治对话的空白，使中美关系特别是双边政治关系不再停留在原来的‘危机处理或应对’的模式上。”
　　2006年保尔森访华，两国宣布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后，从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一共举行了五次战略经济对话。在这期间，美方代表一直是保尔森，中方代表一开始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吴仪卸任后是副总理王岐山，两人都主管外经贸工作。从双方代表的级别来看，相比前面提到的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层级明显更高。
　　保尔森曾表示：“作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创始人之一，我对这一对话思考良多。它很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它帮助两国制定自己的首要任务提供了一个论坛，帮助在两国广泛的官员群体中建立相互信任。这一论坛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
　　到了2009年，奥巴马接替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这一年4月，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伦敦参加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的首次会晤上，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代了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战略对话”，从2009年到2016年，共举办了8轮。
　　新瓶和旧酒
　　从名称上看，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词是“经济”，也就是说它针对的是经济相关问题，历届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题的确未超过经济范围。
　　虽然只是对话，在2008年之前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往往也会取得一些更实质性的成果，达成过不少协议甚至合同。通过这一平台，保尔森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开放方面的政策，起到了一定影响。
　　而2005-2008年间主要针对国际与地区政治问题的“中美战略对话”则很少出现具体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1月的第五次对话中，首次有军方代表出席。
　　2009年开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分为两块：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战略对话中，美方代表是国务卿，中方是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经济对话中，美方代表是财政部长，中国是分管经济的副总理。每次对话过后，对话联合成果会被发布，一份是《战略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一份是《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近年里战略对话涉及了高层交往、两军关系、地区安全、网络安全、反腐败合作、执法合作、气候变化、能源合作等广泛主题；经济对话紧跟全球和两国经济发展趋势，磋商范围包括了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全球合作、金融稳定等各个方面。
　　2009年11月，中美建交30年之际，两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其中表述了两国高层对话的基本框架：“双方高度评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作用，认为对话为两国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寻求对共同问题的解决办法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双方同意继续利用高层领导人的直接联系渠道就重大敏感问题保持及时沟通，将两国外长年度互访机制化，并鼓励两国其他部门高级官员经常互访……双方同意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军交往等渠道就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进行讨论。”
　　也在同一份文件中，“双方认为，人文交流对促进更加紧密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为促进人文交流，双方原则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双边机制。”这一机制就是2010年启动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2009年4月，国务委员刘延东（现为副总理）访美时，向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这一建议，美国积极回应。这一机制建立后，“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每年会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期举行，到2016年共举办了7轮。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高层对话框架的表述再次变动，分为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大部分，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每一个领域，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都已运行了多年。

来源时间：2017/7/12   发布时间：2017/7/12

旧文章ID：13706

作者：孙辰茜）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确认，根据中美两国元首汉堡会晤共识，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将于本月1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将共同主持对话。
　　耿爽说，对话中，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耿爽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介绍上述情况的。（原题为《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将于19日在华盛顿举行》）

来源时间：2017/7/12   发布时间：2017/7/11

旧文章ID：1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