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晓志  来源：澎湃新闻

　　热点新闻：据美国报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重新设立“国家太空委员会”，并称此举是确保美国太空事业未来优势的关键一步，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复兴和国家安全。数位国会议员、工业界官员和阿波罗11号航天员奥尔德林等出席了签署仪式。
　　点评：太空领域由于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和社会价值，正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战场。目前，世界各国在抢占太空这一战略制高点上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使太空竞争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此次美国宣布重设国家太空委员会，既是美国进一步深化落实“高边疆战略”的重要举措，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在太空力量建设上将更加主动积极，以确保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
　　深化落实“高边疆战略”
　　“高边疆战略”概念最早由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前国防情报局局长格雷厄姆于1980年提出，要求在历史上具有不断开拓国家边疆传统的美国，应继续在地球外层空间进行新的开拓，把太空作为美国新的战略疆界和控制范围，以便夺取和确保太空优势，成为举世无双的太空霸权国家。从本质上来说，“高边疆”战略就是美国一贯追求的“太空霸权战略”。
　　自“高边疆战略”概念提出以来，美国一直在加大在太空领域的战略拓展，不断进行全方位太空争夺，将巩固和扩大在太空领域的优势视为其核心国家利益，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空间部门，坚决捍卫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国家利益。
　　从历史发展来看，美国曾于1989年至1993年组建过“国家太空委员会”，1958年至1973年也曾存在类似机构，不过当时名为“国家航空航天委员会”。在此期间之外，美国的太空政策一直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美国宇航局（NASA）掌管。此次美国在停用二十多年后重启“国家太空委员会”，并由副总统彭斯担任主席，其委员会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众多重量级成员，体现了美国将对太空领域的关注力度在不断加大，已经太空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地位。从功能定位来看，国家太空委员会的职责是就国家太空政策和战略向总统提出建议，并在政府机构和各部门间协调太空政策，因此将会成为美国领导全球太空事业的中枢机构，可使“高边疆战略”得到更好的实施。

　　积极推进太空作战力量建设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预言：“谁控制了宇宙，谁就控制了地球；谁控制了空间，谁就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纵观美国太空力量发展的历史，军事用途一直是其重中之重，“泛军事化”思想始终在美国太空战略中有重要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批军用侦察卫星；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演变后成为正在实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近年来，在太空霸权思维的影响下，美军加快了对太空作战和支援系统的升级换代，力求牢牢掌握太空优势。目前，美国是太空战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太空军事力量，从动能反卫星武器到高能激光致盲装备，从微卫星攻击到卫星捕捉技术……美国太空战技术几乎应有尽有。
　　从力量结构来看，美军的太空战攻防武器体系主要由对地支援太空系统、太空态势感知系统和反卫星武器系统组成，其中对地支援太空系统是美国太空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美国共拥有413颗卫星，其中可用于军事任务的总量超过100颗，包括侦察卫星、GPS导航卫星、导弹预警卫星、军用通信卫星等，都可显著增强美军太空系统对地面行动的战术支援能力。
　　除了卫星之外，美国还在不断加强其它先进太空武器的研发。例如，美国一直在秘密研制具有发展成太空作战平台的X-37B飞行器，该飞行器在2010年4月22日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进行首次试飞。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航天飞机，可以用来执行监察、监视等任务，经过改进甚至具备捕获和摧毁其他国家的卫星的能力，是美国“一小时打遍全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美军还是最早开始筹划组建太空作战部队的军队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军就组建了一支由100多名航天员员和7000多名航天技术人员组成的“准太空战部队”，负责美军航天器的发射和控制工作。目前，美国还在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专门成立了“太空司令部”，隶属于空军司令部，主要负责计划和实施美国太空作战，并以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来保卫美国本土。
　　在战术层面上，目前美陆海空三军均设有专门进行太空战的部队，其中空军设有专门进行太空战的第14航空队，下辖4个联队，主要担负导弹预警、空间监视、火箭发射和卫星控制任务；陆军编有2个太空作战旅，负责执行太空支援、太空力量增强、太空控制和太空力量运用任务；海军则组建了第10舰队，作为其卫星通信系统的太空支援分队。可以说，经过多年发展，美军已基本建成了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太空作战力量体系。
　　由于目前太空力量整体比较分散，美国还计划成立一支独立的“太空部队”，以便把各种太空作战力量整合起来，更好地应对太空威胁。6月20日，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将太空部队变成在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与海岸警卫队之外的一个独立军种，级别为四星级，最高长官与空军参谋长同级，有权出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旦这支太空部队成立，将会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军种，未来必将会在推进美整体太空力量建设上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继续维持太空领域主导地位
　　几十年来，美国在太空探索与开发特别是太空军事化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科技实力、军费投入，都位居世界第一，即便是俄罗斯也难以望其项背。但是，随着全球多极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新兴大国正在快速崛起，重视并开始从事太空领域研发的国家也将越来越多，全球太空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由于各国在太空领域开发不断深入，美国认为，目前太空已经从“终极边疆”变成了一片竞争加剧，甚至可能突然爆发真刀真枪热战的区域。为此，美国的太空力量必须要担负起战略进攻、战略防御和战略支援三大任务，以确保美国在太空的国家利益。
　　特朗普上台以来，认为之前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传统“战略克制”太空战略过于软弱，例如，寻求通过多边与双边外交途径加强太空国际合作、维护太空安全，将预算更多投向军民两用太空技术和商业航天发展，在军事航天上更加强调发展太空态势感知能力而非太空攻击能力，这些都在损害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军事力量建设，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予以纠正。
　　此次美国重设国家太空委员会，就是要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和基础，依托国家综合实力，加大对太空领域研发投入，并积极谋划和制定未来太空发展的目标和途径，以此增强当前已拥有的先进太空战力，保持甚至拉大对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从而继续维护自己的太空霸主地位。
　　从未来发展来看，在后冷战时代，世界的主题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各国在太空所从事的活动已经不再具有冷战时期那样沉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合作与共享也正日益取代对抗和竞争成为各国太空活动的主流趋势。此次美国重设国家太空委员会公开宣称是“和平开发太空”，但其咄咄逼人的太空军事化态势却让世界各国不得不警惕。如果美国不放弃太空霸权思维，坚持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以“太空控制”战略来追求太空“独霸”，那么各国误解和误判其太空意图的风险还将会不断增大，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的太空战略平衡也将会被打破。

来源时间：2017/7/8   发布时间：2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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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敬伟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要相会了——在二十国集团（G20）汉堡峰会的第一天（7月7日）上演。
　　“双普会”谈什么不重要；在这样的场合，也就是就双边关注的政治、地缘战略和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进行交流。由于美俄两国当前的复杂关系，“双普会”无疑抢了G20峰会的镜头。这样的抢镜未必给全球带来多少实在的好处，给特朗普带来的后果却很严重。
　　在美国建制派特别是前总统奥巴马看来，没有普京的帮助，就没有白宫里的特朗普。因此，美国建制派牢牢抓住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不放，并成功地将“通俄门”列为司法调查。“通俄门”曾经逼退特朗普的重要幕僚，其女婿也牵涉其中；特朗普“废掉”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带来的余音也未了。“通俄门”依然是特朗普面临的最大政治困扰，所以特朗普不得不闭上了曾经称赞普京的“大嘴巴”，也放缓了与俄罗斯舒缓关系的步伐。
　　压力之下的特朗普甚至对俄罗斯强硬起来，除了向叙利亚发射导弹，也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此举并未激怒俄罗斯，反而强化了俄罗斯对美俄关系改善的预期。很显然，普京把宝押在了特朗普身上。这不仅无助于缓解美国国内对特朗普“通俄”所施加的压力，也加强了建制派对特朗普的反制。
　　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特朗普是否真的通俄，要靠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来证明。这种调查可能无疾而终。可以肯定的是，和奥巴马交恶的普京并不希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莉（她对俄比奥巴马更强硬）入主白宫。不管特朗普还是其他人，普京都会寄望于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不幸的是，商人特朗普和俄罗斯有生意往来，加上其不吝赞扬普京的个性，只能背上通俄的黑锅了。
　　客观而言，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内战而与西方对抗，并持续被美欧制裁，肯定希望和美国缓和关系。俄罗斯对于美国政府“改朝换代”寄予厚望，但是否利用特朗普搅扰美国政局？只有俄罗斯自己知道了。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虽然渐渐从危机中复苏，但是美国的战略实力已大不如前。或者说，相比中国，美国的战略实力在下降。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并放弃亚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秩序主导地位，也是不得已。美国的战略回撤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但是奥巴马放弃的是混乱的中东，盯住的是亚太，制衡的是中国。特朗普则是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卸责，对中国也好，对欧洲也罢，都是利益为先，甚至是明码标价。
　　和俄罗斯修好也是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的外交举措之一。因此，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和美国优先，与其说是他的偏执，还不如说是美国软硬实力的现实折射。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和对盟国的态度粗暴而简单，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破坏（如限穆令等）直接而任性，对俄罗斯的态度友好而热烈，这是特朗普开罪美国建制派的主因。如果是遵循美国政治正确和传统价值观的人选如希拉莉上台，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在外交和经贸上放弃一些美国的领导责任，就不会引发美国社会的严重反弹。
　　美国社会的反特朗普力量，与其说是紧抓“通俄门”不放，还不如说是对特朗普颠覆美国政治传统的不安和焦虑。
　　在德国汉堡G20的会场，“双普会”能讲什么呢？两位个性总统的任何言论，都会被美国国内视为“哗众取宠”，从而激发美国社会更强烈的反“双普”声浪。为了给特朗普会见普京减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指出：“这（双普会探讨的内容）与我们同其他国家的讨论没有什么不同。”他也强调：“没有具体的议程，特朗普总统想到要谈论什么就谈论什么”。
　　这似乎有些矛盾。既然“双普会”和特朗普在G20峰会期间的其他双边会谈没有不同，为何特朗普“要谈论什么就谈论什么”？很显然，麦克马斯特也无法预测特朗普会说些什么，因为特朗普的个性太不可捉摸了。这就导致白宫里的幕僚成为世界上最难做的“政治与外交消防员”。可以肯定的是，“双普会”将成为G20峰会最引人注目的“节目”——不管这场戏换来的是鼓掌还是嘘声。
　　不仅美国反“双普会”，其欧洲盟国也是如此。特朗普5月份的欧洲之旅，带给欧盟、北约和七国集团（G7）的是失望。本次G20峰会，还未登场就会引发欧洲盟国的担忧。毕竟，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没有解决之时，美俄之间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改善关系，也会使美欧之前制裁俄罗斯的努力付之东流。

来源时间：2017/7/8   发布时间：20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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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贲  来源：腾讯《大家》

　　【编者按】美国司法部门于当地时间7月3日，在伊利诺伊联邦地区法院对涉绑架章莹颖的疑犯第一次聆讯。律师呼吁当地华人参加聆讯，希望有投票权的华人可以争取进入陪审团。关于美国司法中的陪审制，徐贲先生进行了专文分析：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主演的电视情景喜剧《考斯比一家》（Cosby Show）曾经在1980年代红极一时。他被指控于2004年下药并且性侵了妇女安德莉亚· 康斯坦德。陪审团在宾夕法尼亚州诺里斯镇经过50多个小时的讨论后陷入僵局。6月17日，法官宣布，对于考斯比性攻击案件的审判流审了，因为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无法就考斯比是否有罪作出一致决定。
　　陪审团的“联合承诺”
　　虽然陪审团内部存在两方不同的意见，一方可能是对的，而另一方则可能是错的，但对于流审，所有陪审团员都负有共同的而非个人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会因为他们对案件的不同判断而有所不同。陪审是在与外界影响隔绝的封闭环境中进行的，陪审团员们是带着这样一个群体信念自愿进入这个封闭环境的，那就是，无论陪审结果如何，对于陪审结果，他们担负的是共同责任。
　　按照英国著名社会哲学家玛格丽特·吉尔伯特（Margaret Gilbert）在《联合承诺：我们如何组成社会世界》（Joint Commitment: How We Make the Social World）一书里的观点，陪审团便可视为“联合承诺”（joint commitments）的产物。 联合承诺指的是，两个或更多的人对联合起来做某事作出承诺。与大多数当代学者不同，吉尔伯特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性质的承诺。她认为这是个人因为身处于某种群体中而应该承担的一种成员义务，这个群体可以是陪审团，也可以是政治社会。
　　美国哲学家迈克·林奇（Michael Lynch）在《我们联网》（The Internet of Us）一书里这样解释“联合承诺”：联合承诺经常不是刻意规定的，而只是一种大家心知肚明、共同遵守的行动意愿：就好像我向你伸出手，向舞池的方向示意一样。“但不管人们以何种方式表达参与共同承诺的意愿，他们的表达方式必须是人所共知的，必须是人人都能理解，并且人人都知道别人也可以理解的方式。……当这些条件全部到位，并且某一个群体有这样的共同承诺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群体拥有了相当于个体的思维方式。”我们也是这样看待陪审团的，它被认为拥有相当于个体的思维方式。考斯比案的流审意味着陪审团不能对考斯比是否有罪作出明确的是非判断，这在没有结果的个体判断中也是经常发生的。
　　然而，许多群体决定经常不允许出现类似流审的结果。例如，一组面试官要确定最佳的工作人选，他们必须从多位候选人中挑选一位。林奇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多位面试官从三个候选人挑选，每一位都分别对这三个候选人进行从1到3的排位评定。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位把某候选人定为第一，但这位候选人的累积排名仍然是最高的（例如，每位面试官都把他定位为2，而其他候选人则有1也有3）。如果这样，尽管没有任何一位面试官把这位候选人定位为1，该面试组仍然相信他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一个群体中没有人同意，或有人不同意某一结果，这个结果也有可能在群体中通过。
　　陪审团必须全票通过的设置显然是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它要确保的是，如果有人不同意某一结果（如认为考斯比不是无罪），这个结果就不能通过（陪审团不能将他无罪开释）。但是，另一方面，陪审团仍然是一个“联合承诺”的机制，它被认为能进行相当于一个个体那样的思维，并为之承担后果责任。所以，它虽是一种联合承诺，但却是一种受限制的联合承诺。
　　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陪审团这一机制（包括它的封闭作业）的保守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却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会对审判结果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舆论公审”压力。这样的压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反映正确的民意，也可能反映不正确的民意。陪审团的封闭性可以让它在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下作出自己独立的裁决。
　　然而，互联网信息时代给这种人为封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造成了新的伦理问题。像考斯比这样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公共人物，一般美国人都会从网上得到大量信息，并形成自己的看法。每个人的看法可能带有陪审员挑选机制力图排除的情绪因素。
　　互联网时代为调查陪审员的背景、观点和可能情绪提供了方便，挑选者可以用谷歌或其他搜索引擎找到他们在个人博客、“领英”（LinkedIn）社交网服务站、推特或脸书上的帖子等留下的意见和看法记录。这种调查涉及有关保护个人隐私的伦理问题，在美国是有争议的，因此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审判想要尽量确保陪审员的“客观”“公正”，这在互联网时代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公正的审判也不能无视陪审团与舆论公审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是因为，舆论公审不可能是联合承诺的产物，而更是类似于对某个“是/否”问题进行投票的结果。它虽然可以在喻意上用“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 Theorem）来说明，但并不是真正的陪审团。
　　这个定理是法国启蒙哲人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于1785年提出，常被用来认识何种情况下可以相信或不相信公众的判断。一群人要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否（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假如每个人答对的机率超过50%，那么，随着群体的人数增加，整个群体答对的机率会递增至接近百分之百。相反，假如群体中只有少数人拥有正确的资讯，而每个人答对的机率低于50%，那么，随着群体的人数增加，整个群体答对的机率会递减至接近于零。
　　这样的“陪审团定理”是有条件的，它要求投票个体彼此独立，不受其他投票者影响（俾能降低从众心理的影响）。它还要求个体公民具有一定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公民素质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
　　即使在人们普遍拥有公民经验的民主社会里，这样的条件也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首先，人们在判断真相时往往并不比随机判断更加准确。他们容易受到偏见和成见的影响。第二，人们的意见往往不能够彼此独立，在互联网时代的“回音室”和“信息瀑布”作用下，更是如此。因此，正如林奇所说，“如果是这样，做出回答的群体成员越多，得到错误答案的概率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就不会比个体更加明智，而是更加不明智”。
　　在这种情况下，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比广大公众的意见更可能是比较明智的决定，这是因为，他们必须通过一定的素质挑选（先检验他们是否对案件带有成见或偏见，包括“专业成见”），必须经过陪审规则和原则的基本训练、并给予充分的案情信息咨询。尽管如此，陪审团并不能保证司法正义。从一开始陪审团制度就不是，也很少被当作一个完善的制度，它只是在许多不好制度中比较不坏，也许是最不坏的一个。
　　在连并不完善的陪审团制度都不存在的社会里，对抗滥用司法权力的唯一希望经常落在比陪审团更不完善的“大众意见”身上。“大众意见”的价值不一定在于它对案情的实际判断，而是在于这种判断所依据的常识伦理和道德判断，而滥用司法权力之所以是“滥用”，正是因为它无视并践踏了普通人的常识伦理和道德判断。
　　群体智慧的意义
　　普通人的常识伦理和道德判断经常被视为一种“民间智慧”，智慧指的是靠得住的经验和常识。美国记者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一书里称赞那种集思广益的集体智慧，书里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轶事。书一开始就叙述了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1906年经历的一件事情，在一场乡村牲畜展览会上，787 个到场者对一头公牛的重量进行估计竞赛。他们当中许多是农夫或屠夫，对牛的重量估计颇有经验，但也有像乡镇职员、文书那样并不具备这方面经验的。所有参赛者猜测的平均值是1197磅，而这头公牛的实际重量是1198 磅。加尔顿由此联想到民主参与，他写道，这些普通参赛者估计公牛体重的能力，大概与普通选民对政策议题的评估能力不相上下。但这种集体能力的结果却能让人对他们的集体智慧刮目相看。
　　民间智慧是集体性的，不同于精英的个体智慧。因此，在具体的案件上，“法律人士”的看法与大众表现出来的集体看法会有差距，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在判断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违法”或“犯罪”事件时，普通大众的判断与司法机关的裁决简直就是大相径庭。他们会觉得枉判那农民，是滥用权力，是司法不公。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运用的是一种与法律法规不同的“人之常情”，而且还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司法机关所提出的定案“理由”。理由是一种信任考量，我相信你，信任你，才会接受你提出的理由。并不是所有的理由都具有正确性或正当性的。当人们有意识地觉得要相信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用常识在自己的头脑里思考了。如果许多人从这样的思考得出相似的结果时——就像许多人估计一头公牛的重量，那么，他们思考的结果就应该受到重视。
　　与人类的任何其他思考形式一样，常识不是绝对正确的。爱因斯坦甚至说，“常识是人们在18岁之前获得的偏见的总汇”。但是，与智力超群的爱因斯坦不同，19世纪美国思想家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把常识称为“穿着工作服的天才”，这种对常识的美国式想法务实而朴素，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标配原素，也是美国精神的一个特色部分。
　　一直到今天，这种对常识的尊重和倚重仍然体现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制度可以说是源自古老的希腊自由观念。古希腊的自由是指每个人（实际上指成年男性公民）有权利参加集体的统治管理。通常，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参加议会议事，如果做不到，则以抽签方式选出代表，类似今天的美国陪审团。
　　陪审团虽然重要，但经常被看成是美国司法制度中最弱的一环，陪审员随机抽样，被筛选出来担任陪审员的人们文化程度不等，各行各业都有，唯独没有法律界的（直接亲属是法官的，会被筛除出去）。
　　为什么把普通人的常识判断看得比法律专业知识更加重要呢？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法律门外汉来担任“法官之上的法官”呢？这是因为，只要法律足够明确，一切解释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那么，任何普通人都能运用常识，独立思想，做出理性判断。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司法系统和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因此也是值得相信的。这样的陪审团也是滥用司法权力者最难以操纵和控制的。难怪美国开国之父之一的杰弗逊会认为，陪审团制度对维护自由民主所起的作用，比选举权还要重要。

来源时间：2017/7/8   发布时间：2017/7/4

旧文章ID：13674

作者：钟布  来源：腾讯《大家》

　　穿行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很容易发现中国学生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一道风景。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只有多少之分，不存在有或没有的差别。美国大学无论大小，无论排名高低都有中国学生，而且一年比一年多。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多了，美国教授们对他们的印象也在发生着变化。
　　以前他们认为，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勤奋好学，现在也知道并不尽然，还戏称是被美国的懒学生带坏了。我院的美国教授说，即便是不说中文，他们也能把中国学生和其他学生区分开来。中国学生的穿着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喜欢结伴而行，和其他族裔的同学交往不多。他们和教授讲话时有特点：语速放慢，声音变轻，尽量避免目光接触。中国留学生的新形象与早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形象有很大差别。
　　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美国留学时，校园内的中国学生人数极少，而且都是研究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文科研究生特别少，当时我还不知道本科生也可以来美国留学，更没有见到任何就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那时的中国学生如果只获得“学费全免”还无法成行，必须另外获得一份学校发的生活费才能获得美国使馆的学生签证。
　　当年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个个都有“全奖”，这个全奖不但免了学费，还包括生活费，否则也不可能来美国。要保住“学费全免”并不困难，但要保住生活费必须成为本院最优秀的学生。难怪美国教授对当年中国学生的第一印象是，学习特别勤奋，其次是安静而有礼貌，在生活上能吃苦。
　　刚来美国时，中国学生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普遍不好，但第一个学期后，很多人开始挤入全班最优秀学生之列。他们很快在学习上出类拔萃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些学生来美前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并掌握了有效的学习方法。其次，他们善于利用新环境提供的各种学习资源，加上一心向学、勤奋刻苦，成绩突出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对美国学生而言，这些中国学生很会考试，生活无趣，他们把时间都用在两个L上，一个是图书馆（Library）另一个是实验室（Labs）。
　　当年留学生没有家里资助，只能靠学校提供的微薄生活费生活，所以处处节约开支。不少同学两人合租一间卧室，每一顿饭都自己做，学会相互理发。他们从国内带来的行李中有菜板、中式菜刀、被子和脸盆等。使用的锅和碗不是当地华人教会免费赠送的，就是自己花一、两美元买来的二手货。话说我一到学校，就去沃尔玛买回近百美元的餐具，包括新的咖啡壶等，居然引起中国同学们的议论。寒暑假期间，多数中国学生因为经济原因都住在学校而不是回国探亲。求学期间，我认识的不少中国博士生五年没有回国探亲，直到获得了博士学位。
　　中国学生的形象改变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一个表现就是大批中国学生来美国上学。美国高校开始迎来国内国最富有、最有资源家庭的子女。这些年尽管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但国内家长对美国教育体系兴趣不减，留美学生的数量逐年增加，年龄也不断低龄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国内家庭有能力为子女负担美国教育的全额费用。今天来美国就读高中或本科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无法获得美方提供的学费减免或生活费。但谁还在乎那点“小钱”？
　　今天美国校园的中国学生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最近几年你可能会看到不少宾利，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等豪车穿行于校园周围街道。让不少美国人惊讶的是，开这些豪车的很可能是刚刚拿到美国驾照的中国本科生。我所在的宾州州立大学共有2500多名中国学生，尽管不是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来自富裕家庭，但每天开豪车的几个最富有的中国学生足以使当地人对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另眼相看。
　　中国留学生开豪车的现象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彭博商业周刊》报道，2012年1月至2013年10月，中国学生在美国购买新车和旧车的花费高达155亿美元，比美国同类学生购买汽车的花费高了三倍多。美国相同学生群体同期购车总费用为47亿美元。2013年中国学生购车的平均费用为5.3万美元，其中32%的中国学生以现金一次性支付，而美国学生平均购车费用为1.9万美元，只有不到5%的美国学生用现金一次性支付。
　　来自富裕家庭的中国学生消费能力惊人，已经引起了美国奢侈品供应商的高度关注。《福布斯》杂志报道，以出售奢侈品著名的纽约波道夫·古德曼精品百货店（Bergdorf Goodman）特别赞助了纽约市内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中国学生的春节活动。芝加哥高档百货连锁店布鲁明黛（Bloomingdales）为中国学生举办专场服务，邀请他们品尝菜蔬鸡尾酒并出席由中国学生当模特的最新时装秀。
　　令人担忧的倒不是中国学生开什么车，背什么样的名牌包，而是他们的在校成绩和表现。学生来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而不是开豪车，他们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
　　今年我校传播学院新闻系的最优毕业生代表（Student Marshal）就是一位来自广州的学生。她各方面的成绩和表现都超过了新闻系同期毕业的500多名美国学生。外国学生成为新闻系最优毕业生殊为不易。除了要求她英文写作和采访优秀之外，还必须对美国文化、社会风俗、法律法规和新闻体系等有深刻的了解。最后她获得新闻系全体教授一致推荐，成为2017年度我院新闻系唯一的Student Marshal。留学生成为我系Student Marshal，这是我来此任教后的第一次，尤其令人高兴的是这名最优学生还来自中国。为此在毕业典礼后的招待会上，我专门向她父母致谢，感谢他们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女儿。
　　但是也有一些中国本科学生没有充分利用美国大学提供的各种资源吸取新知识和学习批判性思维。中国学生喜欢教授按部就班的讲授知识点，不善于自我学习自我提高。后者需要通过信息搜索，增强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一个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学习成绩直接关联。更重要的是，信息处理能力差的学生容易对他人和周围环境产生负面看法，形成偏见或认为自己受到歧视。中国学生如果能在提升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将是成功完成学业过程中的关键一步。
　　美国高校竞争加剧
　　美国高校在连续多年迎来逐年增长的中国留学生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平台期，即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保持目前水平，不再每年大幅度增加，但竞争会更加激烈。最近几年报考我院研究生的中国学生占总报考人数三分之一以上，但最终录取的中国学生只有两名左右。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有很大的优势，数量多而且优秀学生也多。
　　今年暑期我有幸与国内高校在读硕士生进行了交流。以前对他们了解仅限于他们给国际传播学大会或学刊的投稿。总的印象是，论文课题比较陈旧，研究方法和英文写作水平不如香港或新加坡的高校好。这一次他们主要用中文报告研究成果，我发现他们有很多新锐的研究思路，与前些年读到的死气沉沉的英文论文有天壤之别。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使用非母语的英文限制了他们的表达；第二是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运用上逐渐与国际学界接轨。
　　讲习班结束后，我特别感动的是，该校一位硕士同学的一番话。她说，这个讲习班主要听众都是全国各高校的年轻老师，她原本只想来旁听一天，没有想到一连听了6天所有的讲座，一次也没有缺席。过去招收研究生，我们比较注重英文水平和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这位同学的一番话让我认识到学习动机的重要性。有这么好的同学，如果不愿意招，只能说明这位教授很傻、很幼稚。

来源时间：2017/7/8   发布时间：2017/7/5

旧文章ID：13673

作者：陈永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美聚焦

　　近些年来，中美双边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和不断调整变化的景象。上上世纪前后，美国伙同其他西方列强侵略了中国，中美是敌对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新中国成立前，中美是盟友，同属反法西斯阵营。中国在东方战场上的巨大牺牲，为战后秩序的确立作出无可取代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互为对手，其间还在朝鲜和越南两个战场上兵戎相见。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中美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呈现出一种准同盟关系状态。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然而，由于冷战的时代背景影响，中美关系总是夹带着由价值观不同造成的遏制与反遏制表现。但无论双方分歧有多大、多深，不测事件有多严重，双方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现如今，中美是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相互关系较以往更为复杂。从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看，双方面临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从地缘安全上看，虽然中美并无任何直接的领土主权纠纷，但美国总是假借同盟义务和自由世界旗号，触犯中国的主权利益，并构成对中国安全上的威胁；从经济领域看，双方既有深度融合的事实与需要，又面临保护主义和规则制定的挑战；从全球治理方面看，双方都承担着作为世界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美国目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收缩”态势，中国被寄予了维护并引领发展的希望。
　　中美关系如何定位，受到以下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及发展模式的制约，这种不同或分歧不是不可超越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多样化、共存联动的，况且中美历史上有过荣辱与共的先例；二是与当时面临的国际大势和时代发展潮流相关，双方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至关重要；三是力量对比及变化趋势，双方应当尊重客观现实，相互适应，内因及政策才是谋求自身发展的首要因素；四是决策者的判断和行为能力及胸怀，领导者有担当并能为未来发展指引方向是两国的幸运。
　　根据上述分析，中美既不应该成为对手，也不可能成为盟友，两种定位均基于冷战思维和假定的关系路径来预设发展结果，背离时代发展潮流和和平共处的国家交往基本要义。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互为对手，不仅互残互伤，而且殃及世界发展；二者结盟，正式的，非正式的，相互承诺对对方的安全义务，岂不令天下人侧目？给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担心，更多的怕是恐惧。敌、盟之说虽时常闻听，但并不可取，更非决策选择。当今世界，中美已发展到谁也吃不掉谁的程度，合作才是真正的出路。
　　伙伴，可谓当今世界国家关系中的最新潮语言，中美关系中也不时隐现出伙伴关系的可能。
　　伙伴，有志同道合之意；伙伴，为抱团取暖之道；伙伴，含共同发展之志。中国已与上百个不同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美国除维持同盟关系外，也在积极寻求新伙伴。其实，中美之间已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伙伴特征。G20的新生，中美在世界经济困难时，重新确认、共同发掘放大G20对世界经济把脉的积极作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也是在中美成为某种形式的伙伴情况下，才共同引领并最终达成了巴黎协定，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指出了方向和路径。联手应对气候变化，中美的确共同谱写了一段时间的伙伴关系进行曲。在反恐斗争中，不仅中美，全世界都应成为合作伙伴。抗击埃博拉病毒等流行性病疫，中美的伙伴作用不可或缺，并在非洲大陆留下了非常感人的佳话。
　　然而，中美之间在不少情况下并非伙伴，更多是给人一种同路人的感觉。双方能走到一起，并非出于志同道合的目标，而是共同需要。在处理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领导人曾喊出同舟共济的中国式口号，并对中国的作用和牺牲给予了阶段性肯定，但当自己的日子稍有改善之后，就改变腔调，妄称中国垄断汇率等等，过河拆桥的速度很快。在朝核问题上，虽然两国都赞成半岛无核化，但双方的想法恐怕有很大差异，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同路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结伴同行，惠及双方，应当成为中美有效合作的形式和路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伙伴，而不是偶然相逢、缺乏互信的同路人。

来源时间：2017/7/8   发布时间：201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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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文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空军7日发表声明称，两架美国轰炸机6日飞越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上空，宣示美国将南海视为国际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日表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中方一贯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炫耀武力，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路透社7日报道，美军两架B-1B轰炸机6日从关岛起飞，先是在东海的冲绳群岛上空与两架日本航空自卫队F-15战机进行夜间联合训练，这是美日战机首次在夜间展开联合演习。之后，美国战斗机南下穿越南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最后返回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报道称，美方没有说明美日演习等活动是否进入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6月8日，美国空军两架B-1B战略轰炸机飞越南海，并与在南海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开展联合演练。不过这次行动并没有进入中国南海相关岛礁邻近海空域。7月2日，美国“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12海里领海，中国国防部予以警告驱离，并表示坚决反对。

来源时间：2017/7/8   发布时间：2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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