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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伦理主管辞职 曾多次批特朗普的利益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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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佳玮  来源:财新网

  美国联邦政府的政府伦理办公室主任沃尔特‧萧波(Walter Shaub)于当地时间7月6日提交了辞呈,并获白宫接受。他将会在7月19日离职。
  在辞职信中,萧波并没有提及自己辞职的具体原因,但他说“公共服务是一种公共信任( public service is a public trust),要求公务员要忠实于超越私人利益的宪法、法律和道德原则。”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萧波称,在供职美国本届政府期间,他清楚地认识到,现行的伦理规范需要加强 (ethics program needs to be stronger),并称自己的辞职不是迫于压力所为。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萧波一直尖锐批评特朗普的从政伦理问题,并多次呼吁特朗普要规避出任公职和私人利益的冲突。
  1972年水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公众对政府官员隐瞒重大丑闻产生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美国于1978年通过《政府伦理法》,要求自总统以下的民选和任命官员,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布自己的收入、资产和受礼等信息。该法律同时规定成立政府伦理办公室,负责审核提名官员的财产信息,指出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并负责和被提名的官员协商讨论如何解决或者削减问题,防止政府官员在公职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但该办公室并没有调查权。办公室主任在发现问题后,要交给相关机构进行调查。政府伦理办公室主任的任命需经参议院确认,每届任期五年。
  现年46岁的萧波,于2013年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为政府伦理办公室主任,任期五年,本应于2018年1月任满。在他提出辞职后,白宫发表声明,对其任内工作表示赞赏,并称特朗普将会很快任命新人选,接替萧波的职务。
  曾多次批评特朗普涉“利益冲突”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政府伦理办公室的知名度并不高。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政府伦理办公室的官方推特账号于11月下旬发表的一系列模仿特朗普风格的推文,让其开始得到外界关注。
  例如该单位的官方推特曾以这样的文风,鼓励特朗普剥离自己在辖下事业中的持股: “棒极了(Brilliant)!(资产)剥离对你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在接受采访时,萧波说,自己试图用特朗普喜欢的推特,来鼓励他这样做。
  此举使萧波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为其吸引了众多粉丝。但批评者则认为他的行动更多是出于政治动机。
  然而,特朗普并没有真的把自己所拥的股权剥离。1月11日,在上任之前,特朗普宣布将特朗普集团归于一个信托基金名下,并将业务日常管理权移交给两个儿子。随后,萧波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公开演讲,谴责特朗普处理其商业利益的计划“是完全不恰当的(wholly inadequate)”,并批评特朗普的信托模式,甚至连保密性都没有。“他的儿子们还在经营,他(特朗普)当然知道他拥有什么。”
  今年2月,特朗普又为一家百货商场下架其女儿伊万卡的同名品牌衣饰公开打抱不平;特朗普亲信、白宫顾问康韦甚至在接受采访时,鼓励观众们去购买伊万卡品牌的产品。
  由于美国联邦法规禁止政府工作人员为任何产品做广告,因此萧波要求白宫对康韦进行纪律处分。白宫却以康韦没有不法动机为由予以拒绝。萧波则回击称,这样做有破坏道德规范的风险。
  最近,萧波又因试图搜集华盛顿的说客资料,再次与白宫发生冲突。当时,萧波在搜集一批得到伦理规定赦免,得以在白宫或其它联邦机构任职时,与前雇主保持互动的联邦雇员的资料。但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起初回绝了他的要求,并称萧波没有权力这样做,要求其撤回请求。
  萧波随后用一份长达10页的信件反驳了这个论点。最终,白宫终于提供资料,显示有十几名政府雇员得到伦理规则的豁免。但萧波对此仍然不满,他指出,有很多免责文件上并没有签名和日期,还有一些人甚至被允许“追溯性免责”,但在过去并没有这一说法。
  继任者能否保持批判性成焦点
  自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开始组建政府以来,政府伦理办公室的工作量迅速增加。该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奥巴马在组建其政府班底的六个月内,共有733名公众通过电话、信件和电子邮箱等方式联系伦理办公室。而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特朗普政府组建期间,联系该办公室的美国公众人数攀升到39105名,较上届政府同比增加了5235%。
  在担任政府伦理办公室主任以前,萧波已有10年的政府工作经验。他说,自己一直保持政治中立,而非批评者所言的那样,要和特朗普进行公开斗争。
  “我决定公开站出来表达反对,是在传统渠道都用尽的情况下才做的选择。我的目的,只是要捍卫长期以来被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遵守的道德规则。”
  《纽约时报》报道称,萧波辞职的消息,使民主党人和政府伦理事务圈子的同僚感到震惊。在他们眼中,有萧波作为政府伦理办公室主任,能对政府上层人物的利益冲突行为,发挥政治遏制效果。但特朗普的支持者却乐见萧波辞职。他们认为,由奥巴马任命出任此职的萧波,其种种质疑特朗普的行动,均是出于政治动机。
  萧波日前受访时表示,特朗普拒绝清算其资产,意味着存在一种可能——特朗普的企业正在从总统职位中获利。萧波说,“美国人有权知道其领导人的动机。他们需要知道财务利益、个人经济利益,在不在(领导人的)动机之中。”
  “我不认为此后接任的任何人,能够像他一样公开挑战白宫。”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任内担任白宫伦理律师理的Richard W. Painter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根据相关程序,特朗普需要提名新的政府伦理办公室主任人选,再经美国参议院确认。
  据悉,萧波离职后将出任非党派、非营利组织竞选法律中心 (Campaign Legal Center)的高级伦理主管。萧波称,自己在那里将有更多的自由,对现行道德规范发表观点,推动亟待推行的改革,也会将自己的关注重点扩大到改善各级政府的伦理问题上。

来源时间:2017/7/7   发布时间:2017/7/7

旧文章ID:13657

皮尤:多数国家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形象受损 俄罗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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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燕妮  来源:观察者网

6月26日,美国的民调和智库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历时近3个月,对美国以外37个国家的40448名受访者进行美国国家形象和特朗普政府形象调查结果。

唐纳德·特朗普自1月上任以来动作不断,屡屡搞出搞大新闻,例如禁穆令、筑墨西哥边境墙、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陷入CNN“通俄门”“假新闻”丑闻等等。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人手持“反禁令、反筑墙、反特朗普”的标语牌(图自网络)

作为经常登上各大媒体头条的特朗普,世界人民到底怎么看待他和美国形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上台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了15%,特朗普的领导能力和政策遭到质疑。在特朗普遭众国“嫌弃”的时候,俄罗斯却对特朗普爱得深沉,好感度不降反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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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好感度下降,但俄罗斯上升

全球范围内美国好感度下降,特朗普被批傲慢偏狭

民调显示,37个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总统的信心度,从奥巴马结束任期时的64%下降到了特朗普任期伊始的22%。

全球民众对特朗普和奥巴马的信心度以及对美国的好感度


特朗普支持率在全球范围内走低


而受访者不仅对特朗普的信心度下降,对特朗普的性格也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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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民对特朗普性格的看法,75%认为他傲慢

认为特朗普性格傲慢、偏狭的受访者分别占比75%、65%,还有62%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危险。55%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少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有魅力、是合格的总统、关心普通民众。

美国《时代》杂志5月26日专门对特朗普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时傲慢的肢体语言进行报道,例举了两件事来证明。第一件是与会人员拍合照环节时,特朗普推开前面的黑山总理马尔科维奇,使自己站在前排。第二件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卯足了劲”的超长握手。

《时代》杂志在脸书发布特朗普、马克龙超长握手

(我似乎从特朗普的表情中读出了“痛苦”两个字… …)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澳大利亚、以色列、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支持特朗普政府。

上述国家的右翼政党更支持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出台最不受支持的政令

为什么特朗普上任半年多就收到了这么多差评?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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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普遍反对的5项特朗普政府禁令

上图是特朗普任期内最受争议的五项举措。特朗普在竞选时做出了若干承诺,包括退出伊核协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等。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宣称要退出伊核协议,称这是“史上最糟糕的交易之一”,表示要予以废除或重新谈判。根据协议,伊朗将限制核计划,而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尽管特朗普还没有实现他的目标,但从民调整体数据来看,该计划遭到49%的受访者反对。

今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23日便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称“我们所做的,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是大好事。”

25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数月内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开工筑墙,以加强美边境安全、控制非法移民。在皮尤公布的这份民调中,94%的墨西哥人都强烈反对在边境筑墙。


墨西哥:对特朗普政府的好感度巨降

紧接着27日又签署了一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由于命令所涉国家均为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因此媒体和民间团体也称为“禁穆令”。


“禁穆令”在全球范围内遭反对

6月1日,特朗普又在白宫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该协定旨在减少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物来限制全球变暖,拥有195个成员国。此举招致全球批评,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都反对此举。


几乎没有国家支持美国推出《巴黎协定》


争议虽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软实力”未失信心

虽然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政令招致了较多争议,但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软实力”并没有失去信心。

各国对美国“软实力”的喜爱度

国家的文化、思想和人民等“软实力”的元素也塑造了世界各地人们如何看待国家。在这次调查中,如同皮尤之前的调查一样,美国软实力因素比其他具有更强的全球吸引力。58%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有好的印象,在亚洲和欧洲尤为常见。然而,在中东、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多数人对美国人印象不太好。

美国的流行文化在世界上认同度较高,2/3的受访者喜欢美国的音乐、电影、电视业。欧洲和亚洲人尤其喜欢美国的流行文化,但是穆斯林国家却不太欢迎。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美国流行文化。例如,尽管很多人说他们个人都喜欢美国流行文化,但数据显示平均54%的人,认为美国文化涌入是件坏事。

据新华网报道,2012年9月11日,一部美国犹太裔导演制作的名为《穆斯林的无知》的电影点燃了穆斯林世界的怒火。该电影把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描述成一个骗子,形容他沉溺女色,病案室他是一个同性恋,还说他是装模作样的白痴。11日,数千名埃及示威者冲击美大使馆,数百名武装分子冲入利比亚班加西美国领事馆,抗议美国电影诋毁伊斯兰教先知,冲突造成3名外交人员死亡。

与美关系将恶化还是改善,普遍认为与美国关系将保持不变

这37个国家的受访者不论是对特朗普政府失去信心还是喜欢美国流行文化,普遍都认为在近年内,本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保持不变。各州国家预测与美关系将恶化和改善的大约比率为2:1。


世界民众对与美关系的预测

数据显示,亚太和欧洲国家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与美国的关系将恶化。


过去15年对美国总统看法的改变

除了饱受争议的特朗普政府,这37国受访者对美国其他过往领导人又是怎么看?皮尤自2002年对美国国家形象和总统的好感度进行统计研究。

特朗普在西欧的支持率和小布什2008年持平


德国:奥巴马政府支持率明显比特朗普高


加拿大:特朗普政府获15年来最低支持率

以上数据显示,不同国家受访者在对美国总统的信心度经历了过山车的转变,近15年内,特朗普政府获得的信心度最低基本和2008年布什政府卸任前的低好感度持平。奥巴马政府则获得了最高好感度。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令布什政府“臭”名昭著,以及战争产生沉重的财政负担都足以解释其他国家已经民众对布什政府的信心度如此之低。而临近卸任期间,又恰逢2008年经融危机,使得人们对布什政府愈加失望,信心值跌到了谷底。


全球:奥巴马任期结束时获得的支持度比特朗普高(俄罗斯、以色列例外)

奥巴马政府留给美国的政治遗产中,从伊拉克撤兵和全民医疗保险政策帮他赢得了选民和其他国家的信心值。然而,由于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动作使得俄罗斯对其好感度下降。(这也是民调中俄罗斯对特朗普政府支持率不降反升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特朗普的支持度比奥巴马和小布什高


以色列:美国好感度持续走高,但对特朗普的好感度比奥巴马卸任时高

最后,不管是哪位总统,美国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且看特朗普政府下一步行动如何。

来源时间:2017/7/7   发布时间:2017/7/7

旧文章ID:13655

欧树军:美国军政关系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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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树军  来源:微信:读书杂志 微信号dushu_magazine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 ·仁本》

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问世于一九五七年。这本书针对 “二战 ”前后美国社会对强大军事力量的恐惧,基于欧洲军政关系从贵族制到民主制的大变革,以及军事建制的地位、角色、影响力和伦理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出了一种新的军政关系理论。由于欧洲军政关系的这个转变也是世界各国已经、正在或需要经历的,可以说亨廷顿处理的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经典问题,即什么样的军政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Belknap Press,1981)

军政关系,即军队与政府之间或者军事权力与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是指军官群体与文官群体之间的关系。亨廷顿以马克斯 ·韦伯式的口吻断言,军队是科层制的职业和组织,军人 “管理暴力 ”,表达国家对军事安全的需求,运用军事视角评判国家的行动方案,并实施国家的军事安全决策。简言之,军人直接代表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行使权,维护国家的军事安全。亨廷顿主张,在欧洲,以军官群体的职业化为首要特征的军事专业化,是其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常备军需求的产物,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需要由职业化军队构成的常备军,并为之提供充足的财政和人事资源,职业化的军官群体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军事制度成为国家的政治制度。

欧洲军事专业化兴起于十九世纪的普鲁士、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先行者在准入、晋升、教育、能力、精神和参谋体系六个方面从贵族制转向专业化,催生了军政关系问题。普鲁士在欧洲首创了职业化的军官群体、职业化的总参谋部、义务兵役制,并接受了克劳塞维茨的文官控制理论,把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军事伦理,强调军人必须假定 “政策是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 ”并坚决服从,把服从文官控制作为军人的天职。通过推动军人、军队与军事的专业化,并坚持文官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普鲁士炼成了一支由共同纽带与共识团结起来的 “新常备军 ”,成为欧洲军队的楷模。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军政关系理论,主张从军官群体相对于文官群体的权力、专业化军事伦理与其他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谋求军事专业化与 “客观文官控制 ”的最大化。

但是,在专业化的性质上,欧洲与美国不同。亨廷顿认为,在欧洲,专业化挑战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制,因此是民主制的。而在美国,专业化挑战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因此是贵族制的。从独立战争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得天独厚的地理、地缘优势使美国人几乎不需担心其安全,自由主义始终主导着美国及其军政关系,美国人只知道自由主义及其少数几种变体,而自由主义反对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认为军事制度和军事职能必然威胁自由、民主、繁荣与和平,只关心什么样的军政关系模式能与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兼容。

萨缪尔·亨廷顿(1927-2008)

这一点也体现在宪法上。亨廷顿强调,尽管美国宪法是保守主义的,但制宪者既没有预料到大众民主的兴起,也没有预料到军事职业的兴起,因此,美国宪法完全没有触及政党问题,也没有规定文官控制,它延缓了英国式的强大政党体制在美国的形成,也阻止了英国式的有效文官控制在美国的形成。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的民兵条款分割了州与联邦政府对民兵的控制权,分权条款分割了国会与总统对军队的控制权,统帅条款分割了总统与内阁部长对军队的控制权,政治分权和刚性宪法相结合,导致美国无法建立英国那样有效的文官控制。因此,美国军官群体的职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

在内战之前,美国不存在重要的专业化军事制度,常备军的规模非常小。美国的军事专业化生成于内战至 “一战 ”期间,这个时期既是 “军队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的冬天 ”,又是 “军事专业化的春天”,“国家更加自由主义,军队更加保守主义 ”。一九一四年,美国军人的战争与政策理论已经完全 “克劳塞维茨化 ”:“政策制造战争,战争执行政策。”但是,正是因为美国的文官群体常常无法制定清晰的军事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军事决策机构才应运而生。但是,“一战”结束后,美国又重回自由主义的孤立主义传统,“商业和平主义 ”和“改革自由主义 ”都坚持反军事主义,导致美国军事专业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全停顿下来。“二战 ”期间,美国的军政关系从文官控制变为军方主导,保守主义的职业军事伦理成为美国军官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权力大大扩张,直接协助总统制定战略、决定军事预算,不受任何文官机构约束。

“二战 ”结束不久,世界政治陷入冷战格局,美国的军政关系从此巨变。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为了应对不断强化的军事安全威胁,美国需要远高于 “二战 ”前水平的军事力量,这推动军事需求成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职业化的军人、军队与军事机构获得史无前例的权威和影响力。保守主义的军事观念、强化的军事力量与自由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因此,亨廷顿反复追问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如何提供军事安全。如果说美国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这个转向在战后十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四年,戈德华特破天荒赢得了作为民主党铁票区的南方六州,加速了这个转向。换言之,“二战 ”后的美国军政关系发生了亨廷顿所期望的变化,军队走向保守主义,国家也走向保守主义。

1955年至1975年间的越南战争

随着美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化,军官群体在政治、行政、工业等领域承担了日益重要的非军事角色,与很多民间团体联系密切,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美国军人的数量在“二战 ”期间高达一千五百七十多万人,这些人在战后需要重新回归社会,美国为此专门制定了一部退伍军人权利法,向其中约一千二百四十万人提供教育、培训、医疗、就业、失业救济、创业、置地、建房等方面的全面支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的退伍军人安置问题,也都做了类似处理,这推动美国出现了退伍军人进大学求学、教书、置业、进法院、做工程师和郊区城镇化的浪潮。因此,哈佛大学政治学者西达 ·史考朴(Theda Skocpol)认为,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起源主要在于对士兵和母亲的保护。

“二战 ”直至越战期间,美国军人数量一直比联邦政府的文职雇员多。整个冷战期间,国防部的文职雇员数量都维持在一百多万,一九四五年甚至高达二百六十万人,直至今天,占联邦政府雇员总数的比重长期在 35%至 78%之间,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第一大部,这在人类政治史上前无古人。美国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图像与地图局等负责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的文职雇员超过一百五十万,联邦政府一半的公务员执掌国家强制机器。还有两百多万军人、两千多万军人家属或军烈属,“国防工业复合体 ”所催生的大量依赖国防合同生存的公司企业,以及遍布全球的海外军事基地和此起彼伏的对外战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的军事开支巨大,历年军事预算均超过非军事预算,历年占比超过一半,只有五六年的时间例外。这些现象说明,美国军事与民事职能的比例回到了一八九〇年之前西方各国军事职能长期压倒民事职能的状态。当代欧洲与美国不同,其社会开支超过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军事预算和开支比例普遍较少,这主要是因为 “二战 ”结束以来美国及其领导北约体系为欧洲提供集体安全保障,这就是保守主义者罗伯特 ·卡恩所说的欧美关系格局:欧洲的天堂依赖美国实力的保障。就此而言,美国政体可以说是一种 “军事政体 ”,因为国家职能军事化了,开支也军事化了,军事建制对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巨大。

戴维 ·梅休《分裂的统治:政党控制、立法和调查,1946-2002》( Yale University Press; 2 edition,2005)

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作为军事力量的集中运用的战争上。耶鲁大学政治学者戴维 ·梅休 (David Mayhew)曾经批评美国学者按照和平时代的剧本照本宣科,大大低估了战争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梅休认为,战争有能力创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世界,战争制造了新问题,也开启了培育新政策的政治窗口,同时,战争还可以催生新理念、新议题、新方案、新偏好、新意识形态,重塑旧的选举联盟,从而永久地改变政治的需求侧。通过增强民族国家的力量,战争还可以改变政治的供给侧。在美国历史上,第二次独立战争、美墨战争、内战、“一战 ”、“二战 ”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并深刻塑造了美国内政,催生了美国政治的很多新政策、新议题、新变化,比如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体系、所得税、退伍军人权利、黑人权利、州际铁路、赠地大学、累进税制、国家预算体系、禁酒令、女性投票权、国内情报体系、保障充分就业的财政政策、限制工会、科研政策、原子能政策、限制行政权力、更新国家安全结构、公共住房等。美国现代国家制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战争及其需求的产物。而在欧洲,正如查尔斯 ·蒂利所指出的,强制与资本推动了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是战争的副产品。简言之,美国的国家建构过程类似于欧洲的国家形成过程。

作为六十年前写就的著作,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中对美国军政关系的探讨截至一九五五年,他提醒美国人正视美国军政关系的下述重大危机,自由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难以接受对抗苏联挑战所必需的强大的专业化军队和军事建制。他在一九六一年强调,在军事行动、军力水平和武器规模方面,美国的军事政策只是文官政府对国内外环境各种相互冲突的压力所做的反应,冲突主要发生在文官所界定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对内政策目标之间,而不是文官与军人之间。可见,居安思危是亨廷顿不变的初心,他坚持美国必须在这个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军政关系上做出决断。

不过,尽管亨廷顿开创了美国的军政关系研究领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军政关系理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政治学者吉恩 ·莱昂斯(Gene M. Lyons)就主张,亨廷顿没有充分重视影响美国军政关系的一些新因素,比如国防部这个集权组织的强化,文官领导人的职业化,军事职业特征的扩展,军事事务不再为军队所垄断,战争与和平之间、外交政策与军事政策之间的模糊界限,以及国防计划、国家政策的目标和价值与安全困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简言之,美国同时存在 “文官的军官化 ”和“军官的文官化 ”趋势,军政之间的分工更复杂,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军政关系理论。社会学者莫里斯 ·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则提出了新的军政关系理论,把重心放在士兵的公民化上,主张外部威胁可以激发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激发维系国家所必需的公民参与和公民身份认同。社会学者詹姆斯 ·伯克(James Burk)认为,贾诺威茨和亨廷顿的军政关系理论不同,一个遵循古罗马富人共和主义传统,一个秉持霍布斯式和密尔式的思想传统,后者主张军队是维护军事安全所必要的,同时又必须受国家规制,防止其追求反民主的目标,但二者实质上都是联邦主义的。政治学者彼得 ·费维尔(Peter Feaver)把重心放在新的文官控制理论上,这种新文官控制理论需要协调两种不同的军政关系,也就是究竟是要一个有能力按照文官要求做任何事的强大军队,还是要一个只能做文官所授权之事的从属军队。

吉恩 ·莱昂斯

作为回应,亨廷顿在一九九四年再次谈及本书时指出,美国人在冷战期间接受了强大军事建制的长期存在,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件幸事。但是,为了避免后冷战时代重新陷入危机,美国需要建立新的、可持续的军政关系,这是对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的巨大挑战,因为这需要几个前提。首先,不能仅仅依据军事建制的规模或资源来判断其政治影响力,消耗大量资源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在有效的文官控制之下,比如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很多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军队虽然消耗很少的资源,却经常蔑视甚至推翻文官政府。其次,政治领导人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强烈敌意当然意味着彼此的关系可能失衡,但二者也可能建立和谐的关系,二者职能不同,视角和利益也就不同。再次,军事建制希望政治领导人制定清晰的目标和政策,如果后者没有这么做,参谋长有责任自行做出规划。第四,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都承认和接受各司其职原则,不干预对方,军队往往在资源和自主性之间宁愿选择后者。第五,职业化的军官积极备战而不好战。由于这些条件不断变化,这种新的可持续的军政关系平衡还在探索之中,但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军政关系总体上符合亨廷顿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可以看出,在冷战结束之后,亨廷顿仍然坚持自己四十年前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文官控制的军政关系理论,坚持美国的军事伦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坚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而军事权力、军事制度是现代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种权威。一个强大、团结、高度职业化的保守主义军官群体和军队,不是对自由的威胁,而是自由主义社会的保障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平衡器,军人、军官、军队就是现代国家的护卫者阶层,一个政治化、派系分裂、别有用心、缺乏声望但又对公众知名度敏感的军官群体将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军事伦理强调备战而非好战,强调军事强国而非穷兵黩武,主张用纪律、等级制、克制与坚定等军事德性约束军事力量。为了避免职业化的军官群体和军队军人无法自律,尤其是防止军人干政、军事政变,必须建构合理的军政关系模式,军官应该接受人事任免、财政预算和军纪国法审查等方面的文官控制,接受文官在合法性、道德、政治智慧和治国能力上高于、优于、强于自己,把服从作为军人的最高德性,这种坚持军事专业化的客观文官控制优于追求文官权力最大化的文官控制。总之,军官必须服从文官的权威。权威,堪称理解亨廷顿思想的一把钥匙。对于亨廷顿而言,在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两个维度上,权威都是建构理想政治秩序所不可或缺的。

二〇〇七年,亨廷顿在接受访谈时回忆了这本书在五十年前所引发的一桩学术公案。一九五七年,哈佛大学政治系的自由派教授卡尔 ·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认为这本书在鼓吹权威主义,拒绝授予亨廷顿终身教职,亨廷顿被迫和布热津斯基一道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尽管这位自由派教授四年后又亲自把亨廷顿请回了哈佛大学政治系,但亨廷顿本人在五十年后仍不接受这位学者的批评,他始终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兴衰,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国家之间的攻守易势,都处在无尽的循环往复之中,变化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进步却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因此,如欲探寻走向政治秩序之道,人们必须区分权威与权威主义。

来源时间:2017/7/7   发布时间:2017/7/7

旧文章ID:13654

美国对华原油出口阀门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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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RIAN SPEGELE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对中国的原油出口最初只是涓涓细流,如今已变为滔滔洪流,这种情况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主要是美国原油供应意外激增所致。在国会取消美国40年原油出口禁令仅仅两年后,供应激增情况已使美国石油价格低于中东竞争对手的价格。
  2017年前五个月,中国从美国日均进口原油近10万桶,是2016年平均水平的10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4月份和5月份日均进口量大幅增至逾18万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
  这一变化受到美国石油生产商的热烈欢迎。这些生产商一直试图使石油行业摆脱持续了三年的价格低迷局面,价格低迷已打击了利润和就业。业内高管和地方官员如今纷纷推动对墨西哥湾港口进行升级改造,以停靠将大量原油运往世界各地的巨大油轮。
  海关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来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额仍远低于来自俄罗斯、沙特和安哥拉等主要供应国的进口额,但今年有望远高于10亿美元,而去年仅为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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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原油价格与中东竞争对手相比快速下降,中国近几个月从美国进口的原油激增。

  诸多因素合力打开了美国对华原油出口的阀门。
  中国老旧油田产量下滑,迫使中国加紧寻找新的原油来源。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原油进口量同比增加13%。
  与此同时,在美国原油开采量大幅增加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在2015年解除了实施近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颠覆了石油贸易的格局。而中东地区的政治不确定性(包括上月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四国与卡塔尔断交)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曾为中国政府提供能源政策咨询的厦门大学能源专家林伯强认为,如果有机会购买中东以外地区的石油,中国就应该购买,前提是必须具经济性。
  美国原油更加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简称:欧佩克)的产量限制措施推高了基准布伦特和迪拜原油价格。而美国页岩油产量的上升推低了美国原油价格。
  在当前美中两国关系面临朝鲜、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等问题的困扰之际,美国对华原油出口激增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在3月份北京和新加坡举行的行业会议上,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United Petroleum & Chemicals co., 简称:联合石化)的管理人士表示,两国能源贸易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与会者称,这番明显乐观的言论似乎是针对美国政府发出的。
  虽然扩大美国天然气对华出口一直是侧重点,但石油贸易或将成为削减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另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关键目标之一。
  联合石化母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简称﹕中国石化集团)对其从美国进口石油事宜不予置评。
  美国对华原油出口突然激增的势头也有可能会同样迅速的终止。美国原油价格需要保持在比竞争对手更为低廉的水平﹐才能弥补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运输石油成本更高、时间更长的劣势。估计石油从该地区运抵中国需要六周﹐而从中东运抵中国只需三周。
  由于距离中国路途遥远﹐因此需要采用更大型的油轮以提高规模效益并降低成本。这需要美国港口进行升级改造才能让最大型的油轮(一次可运送200万桶石油)直接从码头装载石油﹐而不是从运至墨西哥湾中部的较小型船舶上转运。
  5月﹐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 OXY)首次在其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湾石油码头停靠此类超级油轮,该公司希望这能成为常态。西方石油公司负责中游业务、营销运作及发展的高级副总裁Cynthia Walker表示﹐这将改变美国石油出口的现状。
  这家总部设在休斯顿的公司表示,从该公司在墨西哥湾的码头出口的原油占到美国原油出口市场的25%。西方石油公司的数据显示,随着亚洲市场需求日益增加,未来几年美国原油的日出口量将达到300万桶,去年则在50万桶左右。
  尽管如此,美国生产商仍面临一个难题,就是要让中国炼油厂相信美国进口原油适合其炼厂。中国许多炼厂能够处理的是较美国出口的页岩油更重质的原油。分析师说,一个办法是说服中国炼厂将美国进口原油与更重质原油混合,但这是一个试探过程,需要时间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中东石油巨头也不可能轻易就放弃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bian Oil Co.,简称﹕沙特阿美)等生产商一直希望扭转出口下滑的局面,寻求中国投资者参与其首次公开发行(IPO)计划,让中国能提前锁定沙特日后成功带来的收益。
  沙特周三下调了在亚洲地区的官方石油售价。中东地区的油价可能持续下滑,中国政府石油进口多元化的愿望可能随之减弱,进而给美国石油供应商的中国梦带来最大威胁。
  谘询公司Energy Aspects的中国石油分析师Michal Meidan称:“不是政府简单说说就能实现可持续的指数级增长。”

来源时间:2017/7/7   发布时间:2017/7/7

旧文章ID:13653

美国轰炸机飞越东海南海意在警告中朝?

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在东亚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空军的两架轰炸机飞越了东海和南海的敏感海域。
  美国空军发表声明说,两架B-1B"枪骑兵"轰炸机在东海海域参加美日联合演练后,飞越了南中国海上空。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的声明说,7月6日,美国空军两架B-1B轰炸机与日本空中自卫队的两架F-15战机在东海举行了联合演练。
  声明说,这是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指挥的B-1B轰炸机首次在夜间与日本空中自卫队军机举行联合训练。
  训练结束后,这两架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随后返回美国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朝鲜都是美国军方针对的目标。
  航行自由
  声明说:"此次行动显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行使自由航行权。"这显然是针对中国近来在东海和南海海域宣示主权的行为。
  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USS Stethem)7月2日曾进入南中国海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中建岛(Triton Island)12海里区域内巡航。
  中国外交部说,中国派出军舰和战斗机对美舰"实施警告驱离",并称美方行动"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动"。
  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针对的是"过度海事主张"(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美国国防部今年3月发布报告称,过去一年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涉及到22个国家和地区,这里面既包括美国的盟友也包括对手。
  尽管中美在航行自由问题上的争端最吸引眼球,但美国的盟友日本、菲律宾、韩国、台湾等也与美国有争议。
  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指,航行自由计划的"规模和执行过程涉及面广泛,力求公平"。
  防范"挑衅行为"
  美国空军的声明还说:"这些与日本联合进行的飞行行动显示,日美团结一致,防范太平洋区域内的挑衅行为及破坏区域稳定的行动。"
  这里说的挑衅行为,似乎指的是朝鲜频繁进行的导弹试射。
  周二(7月4日),朝鲜试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有专家认为这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其射程足以覆盖美国阿拉斯加州。
  美国政府警告说,"如果我们必须这样做的话",美国将会对朝鲜运用"相当程度的军事武力"。
  美国还和韩国军方展开了联合军演,"展示精确打击能力"。

来源时间:2017/7/7   发布时间:20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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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中美关系不应做任何问题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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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社评:中美关系不应做任何问题的“人质”
  2017-07-07 
  将在G20峰会期间举行的习特会备受全球瞩目。有些美国舆论把朝鲜半岛问题看成此次会晤的唯一焦点,这恐怕有失偏颇。如果仅从半岛问题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所产生的看法和结论难免会扭曲。美国是超级大国,那个国家的舆论界见多识广,视野不该狭窄。
  稳健把握中美关系是北京与华盛顿的共同责任,因为它牵涉两国社会的大量利益,也对世界有广泛影响。中美领导人和两国行政当局心中都应装着双方关系的全局,以及天下,舆论不应夸大朝核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位置,更不应把整个中美关系当做解决朝核问题的“人质”。
  认为中国有能力包揽解决朝核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美韩多年来不断增加对朝军事威胁,却无法改变朝鲜拥核的意志,宣扬外部压力只缺中国制裁与华盛顿单方面要求之间差距的那一块,这是掩饰美方对朝路线错误的一种说辞。
  中美双方应当从两国关系的角度探讨解决朝核问题,而不是反过来从朝核问题的角度评价两国关系。这样才契合实际,避免本末倒置。以中国长期以来的经验,符合实际的探讨更有助于实现探讨者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朝核问题非常艰难,它的严重不确定性不应当对中美关系产生决定性的牵连。让朝核问题作为中美关系怎么样的骰子,这样的游戏不够严肃,也不够真实。中美关系有它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很像强大的潜规则,已经具有惯性,突破它的风险要比遵守它大得多。
  最近两个星期中美之间发生一些摩擦,被不少美国主流媒体当作热点炒作,希望以此出特朗普的丑,它们至少看起来对海湖庄园会晤后两国关系相对稳定的局面产生小幅冲击。我们希望,G20期间的习特会能够重新稳定两国关系,防止之前的小冲击变成大震荡。必须指出,并非只有中国单方面的利益支持这种愿望,只要华盛顿方面不冲动,就会发现,拥有稳定的中美关系对实现美方利益也是最佳选择。
  中国是含蓄、谦逊的大国,中方不善于提十二分的尖锐要求而谋八分,在自己的社会中搞对外博弈差异悬殊的角色分工,因此当中外有分歧时,常常是外方显得长袖善舞,咄咄逼人。但是中方对立场的坚守也很稳健,不会对不合理的要求妥协。外界对这一点的了解应当说逐渐越来越多。
  中国社会普遍愿意与美国发展良好关系,很多中国人对来自美国的各种不满以及指责,比如认为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下力不够”,北京要在亚太挑战美国,中国要欺负周边小国等等,都感觉莫名其妙。这些指控与我们的愿望和实际感受都对不上号,因此我们常常搞不太清楚,美国是释放烟雾弹故意这么说,还是真的严重误读了中国呢?
  比如朝核问题,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为打破僵局尽力了,而且做得蛮吃力的。倒是美国除了简单搞军演、发军事威胁,没为解决问题做什么实事。中国总不能做走在美国前面的“蹚雷者”,中国公众不会允许自己的政府这样做。
  G20峰会之所以汇集了四面八方的视线,正因为经济衰退、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在挑战这个世界。中美加强合作顺应的是时代潮流,中国有句话说“势比人强”,也就是说,顺着潮流走不仅会轻松些,也更可能成功。

社评:美国应客观解读中朝一季度贸易增长37.4%
  2017-07-06 环球时报
  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其他官员近日对中朝贸易今年第一季度增长37.4%表达不满。这个数字是中国海关今年4月13日公布的,7月4日商务部新公布的数字显示,1至5月份中朝贸易增长13.7%。这一新数据显示,4月和5月中朝贸易额又降了下来。
  2014年、2015年中朝贸易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2.57%、-14.9%,2016年继续下降2.5%。上述三年的数据显示了中朝贸易近年向下走的大趋势。
  中朝是邻国,两国的铁路和公路交通都很便利,但是中朝当下的年度总贸易额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最小的之一,仅与中蒙贸易额差不多,都是50亿美元上下,而蒙古的人口不到朝鲜的1/8。哈萨克斯坦人口大约是朝鲜的2/3,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中心地区距离遥远,但中哈贸易额大约是中朝贸易2倍。
  中朝贸易规模显然受到中国严格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影响,否则中朝贸易额要比现在大得多。第一季度短时间内的情况概括不了中朝贸易的全局,相信中朝2017年的全年贸易不太可能较上一年大幅增长。
  美国舆论有一个误区,把安理会围绕朝鲜核导活动的制裁当成全面禁运来描述。中国一直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规定的制裁内容,但北京也强调,与朝鲜民生有关的正常贸易、特别是体现人道主义原则的贸易活动不应受制裁的影响。
  安理会决议对朝鲜煤炭出口做出限制,中国认真履行了相关义务,规定了朝鲜向中国出口煤炭的上限。这是中国对安理会制裁决议态度的一个缩影。
  辽宁省丹东市曾是中朝边贸的重镇,然而最近几年却失去了边贸繁荣的景象,不少专营对朝贸易的公司因为业务减少支持不下去而倒闭,生活在丹东的人都能感到这一明显变化。另外中朝贸易中,人道主义的内容越来越突出,比如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出口到朝鲜的粮食达到去年同期出口量的4倍多。
  美国和韩日一些人或许希望可以通过制裁让朝鲜经济完全垮掉,搞得那个国家民不聊生,哪怕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形成对平壤政权的极限压力。但这不是安理会决议的意思,也非中国社会的意愿。
  中国决不会向朝鲜出口可能被用来开展核导活动的物资,中国商务部今年4月份更新了对朝禁运清单,如果有哪家中国公司为了一己私利顶风作案,中国舆论和法律都饶不了它们。
  看来中美双方还应就制裁问题做进一步的沟通,双方要在安理会把各自的观点亮明,尽量缩小分歧,每一次的安理会决议应当被视为中美及各国的一致意见。美国不应在安理会决议之外给制裁另行定调,如果华盛顿执意那样做,北京没有附和它的义务。中国应当对安理会决议负责,而不可能对美国的愿望和要求负责。
  当然了,37.4%这个数字还是有些扎眼的,尽管它反映的只是中朝贸易在一个季度短时间内的情况。有关部门如能提前预测到外界可能的误读和挑剔性反应,及时主动地对外通报相关信息,避免西方舆论的偏激炒作,就更好了。
  其实世界舆论是认可中国已经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了的,但是制裁的作用就这么大,这对大家也不是意外。解决朝核问题并非制裁无限加码就能做到的,华盛顿对此越早正视越好。

社评:美国靠不住,中俄才是真朋友
  2017-07-04 环球时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日启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他还将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汉堡举行的G20峰会。启程访俄之前,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
  同是3日这一天,中国领导人先是接了来自华盛顿的电话,然后飞抵莫斯科,难免让公众把中美关系与中俄关系往一起联系。想想最近一周中美之间发生的那些波折,再看看中俄关系长时间的平稳,中国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忍不住想:美国还是靠不住,中俄才是真正的朋友。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名副其实的,两国的战略互信已经达到很高水平,领导人交往就像串亲戚一样。习主席就任以来已是第6次访问俄罗斯,习普会已经是第21次。想想看,就是普通的两位朋友,如果远隔北京莫斯科之遥,如何能够做到在不满5年之内会面21次?
  中俄发展彼此战略合作的态度都很积极,不是为了某个临时目的,两国都把与对方的关系当做了面对复杂世界的战略压舱石。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是这两个国家极为重要的外交资产。
  无论对北京还是对莫斯科,发展、处理好同华盛顿的关系都被视为至关重要。而保持平稳的对美关系又对两国十分困难。
  美国国内存在很强的反俄情绪,反俄差不多成了美国的“政治正确”。这使得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前改善美俄关系的想法基本告吹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认知也越来越偏激,认为美过去几十年对华接触融合政策已经失败的论调不断蔓延,对华强硬主张愈发抬头。
  华盛顿至今没有放弃“改造”中国的想法,它制定对华政策的心态十分复杂,既要通过中美经济合作促成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又要在战略上制约中国,确保美方在安全上的绝对优势。
  美方对莫斯科的态度也长期很纠结,它通过北约不断东扩挤压俄战略空间,又不想与俄战略摊牌,美俄关系总是充满变数,既搞不清起点在哪,也让人看不到终点。
  当然了,中美关系也有与中俄关系不好比的一些维度。中美关系的体量十分庞大,它的复杂性也可以看成与丰富性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中美贸易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之一,它给两国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中美表面紧张之下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特殊韧性。
  对中美关系既不可冲动地往坏了想,任由摩擦发酵,也不可对它抱不切实际幻想。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很深,答案只能慢慢寻找。两个大国需要在管控分歧过程中不断汇集和巩固更多共同利益,形成彼此相向而行的强大愿望和现实基础。
  中俄应当朝着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前行,中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平衡元素。不断夯实、丰富中俄关系已然成为两国社会都积极参与的进程,关于这一点两国公众大概都不该再有任何犹豫。
  世界越平衡,大国交叉发展友好关系的态度就会越积极,和平久了,合作多了,它们就会成为大国和整个世界的习惯。也许有一天华盛顿会对跑到南海来搞地缘政治和打所谓“台湾牌”感到无聊,那时美国人的精力可能就会真正转移到“把自己事情做好”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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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美舰再闯我12海里,就得空着手滚
  2017-07-03 环球时报
  据报道,7月2日,美国“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闯我西沙中建岛12海里。中国随即派出军舰和战斗机对美舰实施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2日晚些时候提出强烈抗议,称这是美方对我主权的严重侵犯,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动。
  南海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趋缓降温,并不断呈现积极发展态势。而南海上的风除了有一部分来自域内怀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国家,更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
  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情况有根本不同,主权不存在任何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国政府于1996年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中国有关法律对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有关事宜作出了明确规定。美军对这些都是清楚的,但始终没有给予应有的足够尊重。
  舆论注意到,这是特朗普上台后,美舰第二次擅闯我南海海域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搞热南海局势的积极性没有奥巴马政府高,但是今天的白宫似乎倾向于把南海问题与遥远的朝核事务联系起来,形成对华讨价还价的态势,这使得美国在南海宣示“航行自由”的意涵更加微妙复杂。
  在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包括域内国家都不想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这类所谓“航行自由”活动是地地道道的地缘政治游戏,它们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挑衅活动,既要制造麻烦,又想避免局势的严重升级。美国军舰来兜一圈,通过舆论的张扬捞取它们在现场得不到的东西,制造华盛顿想要的效果。
  南海摩擦实际有两条主线,一是声索国围绕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议,二是美国与中国的大国博弈。几乎所有分析人士都同意,大国博弈比前一类摩擦更有不确定性,潜伏着更多的危险。
  美方的挑衅改变不了南海地区的现实,中方不可能因为美国军舰不时来晃一晃就做实质性后退。中国的岛礁建设有自己的节奏,美方没有手段进行阻止,美方的真正目的在于影响各方的心理,促使越南、菲律宾等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目前菲律宾对与美方做这种战略互动没有兴趣,越南也未必敢走太远,南海局势也非美国想挑多热就能做到的。现在很难说中美谁在南海上的主动权更多些。
  中国与美在南海博弈的总原则应该是里子重于面子,我们的岛礁建设以及中国与域内国家构筑稳定的实质关系比美国军舰多来一次还是少来一次更重要。我们需要在美方的挑衅面前加强定力,要让美方转了几圈之后发现到头来自己一无所获。
  回头看,奥巴马时期美国军舰来了多次,但美方的收获虚无缥缈,它的收成无法固化下来,主要浮在心理层面,政治上新的风吹草动就可能把它们抹掉。而中国的南海建设却扎扎实实,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力量也在稳步提高。现在到了特朗普时期,美舰继续做“例行”挑衅,效果必然也是一样的。

社评:美售台武器已成政治而非军事挑战
  2017-06-30 环球时报
  特朗普政府星期四通知国会,已经批准对台湾14.2亿美元的军售。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拟进行的首次对台军售。据透露,出售的武器包括雷达、导弹和鱼雷等,但不包括蔡英文政府想要的F-35战机。
  对台军售是中美关系长期的严重问题。美方的依据是《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尽管中方每次都严厉谴责,但是历任美国总统都在售台武器上我行我素,有的总统任内还多次实施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这次军售的规模和质量属于历次军售的中等水平。
  应当看到,北京每次进行外交抗议并配以部分抵制行动总的来说是有效果的,这些反应对美形成了一定压力,使其在每次制定对台军售方案时有所顾忌,新的总统通常会比照前任总统的对台军售水平,虽不愿降下来,但也不敢提升太多。台军最想拥有的进攻性“杀手锏”,美方在是否卖的问题上小心翼翼。美国售台武器的质量低于华盛顿对其他主要盟友的售武水平。
  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长足进展,两岸军力早已失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台湾每年的军费只有100亿美元左右,是大陆的十几分之一,台军面对解放军已经矮化到相当于“民兵”的水平,失去了真实的抵抗力。大陆2017年度新增的军费就相当于台湾全年的军费,大陆的新式武器不断研制出来并且列装,越往后走,大陆武力收复台湾越将是一场轻松的游戏。
  因此如果今天给美国对台军售重新定性,它已经不像是个军事问题,而更多是个政治问题。
  美国对台军售是华盛顿与台湾保持军事政治联系的主要纽带之一,是美国对台湾重申将会保护它的一种方式。另外美国保持对台军售也被当成与中国大陆博弈的一张牌,它可以调整军售的规模、选择实施军售的时间,从而对北京发出更加细致的信号。
  由于中国可以对美国打的牌也在增多,中美围绕对台军售的斗争大体处在僵持状态,中方控制态势的能力有缓慢增加之势。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会继续对台军售,这是中方不得不正视的严峻现实。
  中方最要防止的是美国对台出售F-35战机。1992年,老布什政府在结束任期前,对台出售了150架当时先进的F-16战机,那一次中方开展了罕见的对美抵制行动。现在那批战机已经老化,如果台湾得到F-35战机,“台独”气焰会出现阶段性的新膨胀。
  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这样问或许并非很准确。因为所谓中美关系就是由这一件又一件案例构成的,对台军售显然处在诸多案例最前沿的位置,它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
  中国必须做出必要的反应,我们也无需担心我们的反应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中方需要考虑的是美方针对我方的反应会出什么新牌,我方有多大能力驾驭双方一来一去的相互报复。
  中美关系不同于中国与一般国家的关系,美国视中国为最大潜在战略对手,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一定是两国实力对比的折射。中国减少战略被动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本国实力,或者换句话说,这是未来很多年里中美关系的第一法则。
  中国对美的反击不能没有,也不能让反击的姿势离我们站稳的姿态有太大倾斜度。中国在对美关系中应少谋脸面,多谋实质。近来美国对华各种不友好的行动纷纷出笼,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授权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美国宣布制裁中国丹东银行等等,中国的意志和智慧都面临新的考验。而且它们都算不上“大考”,而是常态化的“摸底测验”,中国的落笔必须坚定、稳健。

社评:美舰停靠台湾的动议必遭中方抵制
  2017-06-29 环球时报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8日通过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重大调整,新条款同意美国海军军舰例行停靠台湾的高雄或其他港口,并允许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接受台湾军舰的进港要求。
  上述法案新的条款还需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再经众议院通过后,最终要由美国总统签字同意,才能正式成为法律。如果它能走完所有这些程序,将对今后的中美关系构成严峻挑战。
  届时美国行政当局就拥有了按照新法案行事或者不那么做的两种选择,它可以以此对北京施加压力,作为胁迫北京做其他重大让步的筹码。
  一旦美国军舰真的停靠台湾港口,性质将是非常严重的。它首先代表了美台军事关系的蛮横提升,由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在未经北京同意的情况下,经与台湾地区商议就把军舰派过去,此行为可视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总统后改变了之前围绕一中原则的挑衅性态度,使中美关系重入正轨。如果在台停靠军舰的法案最终通过,那将意味着中美又陷入这一领域的尖锐纷争之中。
  不排除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蔡英文当局与美国亲台势力共同策划推动了这一危险举动,另外美国决策进程也鼓励行政当局与国会分别唱红脸和白脸,保持整个国家对外的咄咄逼人。
  北京不太可能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在运作的事情无动于衷。这是一场需要大量幕后交涉以及公开行动的原则性严肃博弈,将考验北京的意志和智慧。
  挑战实际上来自两个方向,美国和台湾的蔡英文当局。在对美方向上,北京需要采取外交手段尽最大努力阻止该法案的通过,同时准备在该法案一旦通过情况下的报复措施。
  当年中国对同美国建交提出的3个条件中,就包括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如果美国军舰今后重新停靠台湾港口,意味着美方打破了建交时的承诺。中方必须要让华盛顿清楚其一旦迈出这一步前所未有的严重性,它也一定会为此付出相应的沉重代价。
  台湾当局已经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表示了欢迎,但它实为美台酝酿这项联合挑衅中的薄弱环节。北京需要加大对台施压力度,促使台湾民意的变化,迫使蔡英文当局不敢走得太远。
  蔡英文当局的支持率不断走低,岛内目前已经危机四伏。大陆应当考虑收回部分惠台经济政策,比如减少台湾水果的进口等,传递反对台湾走危险路线的信号。
  另外大陆需要制定反制美台增加军事交流级别的强有力措施,把根据不同情况大陆军舰过海峡中线、贴近台湾海岸、甚至派战机飞越台湾岛以及在台湾空域搞例行巡航等措施摆到台面上,把对台一般性施压逐渐转变为极限施压。
  如果蔡英文当局采取进一步的对抗政策,大陆就需将打击民进党政府变成对台政策的轴心,我们需撬动台湾公众对蔡英文当局的反对,使得相关议题处理的主动权始终在我方。两岸可能将从“冷和平”进入“热对抗”状态,那种情况下,台湾社会必将出现新乱,蔡英文当局很难继续坐在台上。
  两岸和平固然可贵,但是太和平了,也会使“台独”势力有恃无恐。台湾或许需要一个和平+温和政府—动荡+激进政府—和平+温和政府的轮回节奏,经过几番交替后,台湾在两岸政策上的温和路线才能稳定下来。
  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实力。中方必须不断致力于坚实的军事斗争准备,我们的实力和战略意志需要足以让美台方面忌惮最后的摊牌,那样的话它们才会有所克制。

来源时间:2017/7/7   发布时间:2017/7/7

旧文章ID:13648

一份给“曹德旺们”的指南:赴美如何巧避工会大棒不受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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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薄正源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编者按:
  时隔半年,曹旺德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2017年6月12日,《纽约时报》刊文《中国工厂遇到了美国工会》,说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针对曹旺德的福耀发起了激烈的工会运动。
  2016年底,一句“中国除了人便宜,啥都比美国贵”让曹旺德“声名大噪”,一时之间,争议之声不绝于耳。眼下风波又起,这一次工会问题把曹旺德和他的福耀停在了杠头上。
  23个月内,产值从零到3亿余美元;17个月内,一座濒于废弃的厂房建起成熟汽车玻璃生产线;不到一年,福耀在美国创造了1000多个就职岗位。如此大规模的中企想要在异国他乡里运转良好本就不易,但更恼人却在于总是不消停的工会运动。
  今年5月,工会协助11名福耀员工向美国联邦安全与卫生署辛辛那提的办公室递交联名信,指责福耀玻璃代顿工厂工作环境不合格,福耀因此遭到10万美元的罚款。
  曹旺德“盛名”在外,以致于福耀在美国被工会“怼了”的事情一再发酵,“工会”两字这才走进国人的视野,顺便把“企业跨文化管理难”的问题提到了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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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国际智库“先行军”专栏长期关注并跟踪“中国走出去”步伐,美国本次《先行军》推出《先行军@美国》系列,第3期将写就一份给“曹德旺们”的指南:赴美如何巧避工会大棒不受欺负?深入探究中国企业在美国迎头面临着什么样的文化路障。
  福耀玻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安全玻璃和技术安全玻璃生产商,自进入美国市场以来,已经获得了美国各级政府和行业内支持,堪称中资企业出海之典范。即便如此,跨境劳工管理依然拖累了福耀前进的步伐。工会不知疲倦地活动、“乐此不疲”地招揽员工入会,不仅煽动得福耀上下人心惶惶,更给福耀带来切实的经济损失。
  然而,受工会之苦的在美中资企业何止福耀一家,2014年金龙精密铜管集团在阿拉巴马州设厂,为亚拉巴马州威尔科克斯县创造了大约290个就业岗位。该公司十分注重团建,总是召开野餐会,招待员工家属。然而公司尽心尽力地安抚人心,却依然没能缓解美国员工与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工会猛于虎?
  海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一旦成立工会的话,成本就要增加20%——30%”。此话不假,即使是美国本土企业,也深受工会的困扰,今年的美联航拒客事件就从侧面体现了企业与工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多企业宁愿开罪作为衣食父母的顾客,也不想惹了工会,徒增无益的烦恼。
  其实国人对工会并不陌生,但不同于国内公会形似居委会的角色定位,美国工会之势力甚至影响着总统和地方选举,这绝非国人能够想象与理解的。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处于困境中的工人自发组成政治性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1935年瓦格纳法案和1938年平等劳工法案,直接划分了美国劳工关系的监管结构。法律赋予工会以权力,从此奠定了工会蓬勃发展的基础。
  1955年,美国两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摒弃前嫌重新合并。半个世纪过去,随着工业环境越发复杂,美国的劳工保护越发全面,监管也越来越详细。时至今日,工会早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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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会可以通过基层组织号召会员给特定候选人投票,因此,多数情况下,工会资源投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党候选人的决定。2008年的总统选举,奥巴马也算得上是被工会及其背后的势力一手打造成了黑马。
  把工会摆到放大镜下就会发现,这早已不是单纯的社会运动,其运营者不再是政治素人出生的工人团体,而是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其运营模式也更近乎设计精巧的金字塔型官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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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美国工业联合劳工大会(AFL-CIO)居于整个工会体系的顶端,不仅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工会提供有力的声援和战略支持,还设法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保护劳公权益的立法。
  全国性工会则在战略层面代表劳工的利益,其运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国际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就属此类,这一次与曹旺德正面杠上的正式该工会的下属分支UAW Local 696。这些地方分支就像工会“大军”麾下的“排头兵”,直接与雇主打交道,在技术层面组织员工进行维权活动,乃至发起罢工行为。
  尽管从上世纪末开始,美国工会的成员人数和代表人数就在逐渐降低,但在美国庞大而繁复的商业监管机制中,工会及其相关的劳工关系已经处在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位置。因其活跃程度之高、可运用政治资源之广泛,工会已然成为各大企业的心头大患。
  缘何在美中资企业屡遭工会之“祸”?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被卷入全球化,中国商人逐渐将目光放到美国市场。在门外汉的传统印象里,在美国开办企业几乎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哪比得上国内划算。但实际上,除了工人工资直线上升外,在美建厂的成本要比国内低得多。
  以工业用电为例,墨西哥、美国等美洲国家的电费折合人民币每度0.38元,而在中国却是翻了一番,每度工业用电在0.67元以上。目光老辣的投资者自然不会错过在美建厂的成本优势,更何况还有许多隐形利好。单就出产于美国的商品可以绕开关税壁垒,获得免税待遇这一好处就足以使企业效益翻倍。
  交流的大幅增多必然导致摩擦几率的加大,许多前往美国淘金的中资企业不无苦恼地发现,即使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之后的经营依旧面临诸多困难。工会就是其中一座大山。
  事实上,现有的数据已经表明,工会的形成将不可避免地加重人力资源成本。如若企业与工会谈不拢,集体谈判等活动就在所难免,这无疑给劳资双方都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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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雇主而言,在有效权衡生产成本和劳工权益损失所带来的合规风险的时候,总体而言有以上三个选项)

  更糟糕的情况是劳资谈判的破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工会往往倾向于组织罢工活动,与企业破釜沉舟地一战,期望通过给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向资方施压。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了,对于资方来说,要么屈服,要么破罐子破摔,先辞了罢工人员,再封了厂房,然后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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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资谈判破裂时,工会往往会组织对生产活动造成中断或负面影响的活动向资方施压。此时双方的常见选项如上)

  其实“曹旺德被怼事件”爆出来前,在美中资企业也没少遭到工会的“刁难”,只是往往烈度较低,未受到广泛的关注。而这次声势之浩大,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口号给了美国工会与中资企业对着干的底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资企业确有受人诟病的短处,与其说是工会故意添堵,不如说这其实意味着跨文化管理问题的激化与浮出水面。
  早些年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几乎都以收购为主,鲜少空降新的中国领导班子,这种情况下,原单位的核心团队依旧保有巨大的独立性,也不需要与美国员工频繁地打交道。
  这就形成了路径依赖,中国企业容易走入两个误区,一是错把公司经营顺利的原因归结于“有钱能使鬼推磨”,继而忽略了外国人领导团队的作用;二是误以为经营无难事,国内外月亮一样圆,照搬中式管理理念而不入乡随俗因地制宜。
  这两大误区的杀伤力是强大的,前者使得中企不识“走出去”之难,后者惯得中企领导不知变通,更看不清此种模式之弊端。尽管福耀是一家足够优秀的企业,但仍逃不过传统中式管理的惯性,重绩效而几乎不与员工打交道。
  语言文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交流之中,更体现在公司的打理问题上。“曹旺德们”可能习惯了老实巴交听指挥的中国工人,而看不到美国工人更看重友好对等的上下属关系。
  中资企业该如何招架工会的强势来袭?
  特朗普上台前就一直嚷嚷着要借制造业提高就业率,因此,为了尽可能争取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国资本和技术配套美国当地劳动力是中资制造业进军美国市场的最稳妥组合。
  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挑战——跨国劳动力管理和跨文化交流。中美两国之间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监管环境,以及相关政治政策因素都大相径庭。更何况,美国各州之间的情况也差异巨大。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经验较少,理不清工会在美国市场上的地位与影响力确实情有可原。
  但这种根深蒂固的“美国特色”劳工关系从来就不是只针对中国的洪水猛兽,20世纪80年代,很多进军美国的日本企业也频频受挫,不是与当地合作伙伴存在矛盾,就是产品被指不符合美国消费需求。
  事实上,福耀的问题也是40年前本田公司在俄亥俄州遇到的困难。但40年过去了,本田成功与各利益相关方保持了紧密的关系,避免了与工会的正面冲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资企业不妨借鉴其他国家的公司是如何在美国扎根的,尽快适应当地的经营管理文化,以免情况恶化,出现罢工或受工会针对等负面新闻,损害企业价值与形象。
  跨国劳动力管理的根本在于“知己知彼”,曹旺德这次“栽”在工会手里,很大程度要是因为福耀对当地情况还是所指甚少。许多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总是花费巨大精力研究当地的法律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真正撬开合作大门的要还在于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只有将当地文化与公司的管理观念融会贯通,建立起良好的内部员工沟通机制,才能实现高效管理,既减少美国雇员为中企工作的“陌生感”,又能赶在工会介入之前内部消化各类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治世之道也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正所谓“人民当家做主”,群众力量无限大。工会也好,公司也罢,想要顺利运营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与配合。对于中资企业来说,对付工会的最好招数就在于拉拢员工人心,使员工接受企业自己的管理理念,让工人意识到公司上下其实有着同样的诉求。而这也恰恰是跨文化管理的艺术。
  当然,不得不承认,工会在很多时候都颇具“流氓”特色,为了照顾自身成员的利益,工会经常以强硬的姿态提出近乎无理的要求,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面对如此“难搞”的工会,中资企业还有一招“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工会横行霸道的时候,才打入美国市场的中资企业如若“惹不起”,倒不如选择前往工会势力较弱的地区扎根,例如阿拉巴马州等。工会影响小的州往往经济也稍逊一些,中资企业前往那些区域不仅能避开工会,更能得到政府的优待,岂不一举两得。

来源时间:2017/7/6   发布时间:2017/7/6

旧文章ID:13647

当今世界还是美国的“天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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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归宿  来源:政见

  国际秩序向何处去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有人认为“他者”已经崛起。近年来中俄日益强势,也有人认为“历史已经回归”,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主导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不过,悉尼大学的Salvatore Babones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当前世界仍然是美国的“天下”(American Tianxia),虽然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遭遇挑战,但世界仍然是按美国制定的规则运行。在全球资本、人才持续向美国流动的背景下,美国仍将在未来的“天下”中占据中心位置。
  研究者首先提出问题: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内外政策。但为什么当特朗普上台之初提出“美国优先”的时候,却在全世界引发广泛争议和反对呢?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看来,美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国际秩序、经济制度甚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象征。
  研究者认为,美国之于当前的国际体系,就类似明朝的中国之于东亚。在当时,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和霸权国,还是政治秩序和文化的中心。中国在“天下”中不仅占据政治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具有“普世性”,对体系内各国的精英阶层更有特别的吸引力。
  与帝国体系不同,在中国的“天下”体系中,对外用兵的目的并不是征服,而是支持当政者平息叛乱,以恢复体系的秩序。同样,中国向“天下”中的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也不是为了通过贸易获利,而是将此当作与相关国家关系友好的象征甚至恩赐。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有中国学者主张重新建立“天下”秩序。但研究者认为,“天下”秩序的关键在于存在“中心国家”。但中国目前还难以成为“中心国家”,也不愿意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自然无法构建新的“天下”体系。
  研究者指出,尽管当前美国的实力有所下降,但仍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换而言之,当前世界仍然是美国的“天下”。即便中国也无意挑战美国的中心地位。今年4月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首先说的话题也是希望美国能继续向中国开放市场。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来说,被纳入美元体系尤为重要。
  美国的“中心地位”还体现在人才流动上。美国仍然是对人才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每年在美留学生超过30万,还有将近10万人申请赴美留学。赴美产子的中国孕妇数量难以确切统计,但也达到数万人,也已成为新的产业。研究者认为,这一群体的工作、生活网络都与美国密切相关,不会轻易颠覆美国的“天下”秩序。
  研究者指出,中国仍有可能对美国的“中心地位”构成挑战。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更何况美国的体系对于个人个体而言也更具吸引力,以美国为中心的“天下”仍将在未来占据优势。
  当然,研究者也指出,美国的“天下”同样面临诸多威胁,包括但不限于俄罗斯黑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一个出格的美国总统。
  参考文献
  Salvatore Babones. American Tianxia,: Chinese Mone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nd of History.Policy Press Press, 2017
  Salvatore Babones. American Tianxia:When Chinese Philosophy Meets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22nd June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7-06-22/american-tianxia

来源时间:2017/7/6   发布时间:2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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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中国有能力做好“全球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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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可金  来源:环球时报

  近年来,中国非凡的发展表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震撼”“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模式”等声音日渐升温。尤其是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以及众多保护主义的举措,让整个世界都把目光转向中国,关于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声音多了起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先能引领世界才能领导世界
  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历史上的大国兴衰,最主要的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组织变革,无论是大英帝国的兴起,还是美国霸权的扩张,背后既有赖于工业革命、电气革命等重大技术革命,也得力于代议制政府和分权制衡体系的建立和巩固。尽管这些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常不得人心,但这些国家引领世界的能力和走在时代前列的超前意识的确是令世界瞩目。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全球领导者,首先要成为时代引领者,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直对霸权有着十分警惕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高举反霸的旗帜,坚决与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斗争。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恪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在海外驻扎一兵一卒,不卷入他国内部纷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显然,中国强调做时代的引领者并不是放弃反霸的旗帜,而是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努力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值得提醒的是,区分全球引领者和全球领导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具体表现为是否有强大理论指导。当下,在讨论中国要不要做全球领导者的问题上,要竭力避免陷入“策论”的陷阱,而要善于从形形色色的“策论”争辩中走出来,进入扎扎实实的理论争鸣。要善于汲取和借鉴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发展经验,既要总结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兴衰的规律,也要善于吸收伊斯兰世界、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非西方文明中蕴含着的古老智慧和宝贵经验,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入一个强大理论指导的轨道,直面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发现破解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成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引领者。
  因此,中国应该关注的不是要不要做全球领导者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全球引领者的问题,唯有先能够引领世界,中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
  领导世界重在赢得追随者
  从领导学理论来看,领导的本质是获得追随者,领导者与追随者不是上下级的依附和隶属关系,而是心心相印、合作共赢的共生关系。领导者的使命就是发现超越现实迷障的方向,追随者则是团结在领导者周围的志同道合者。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只要志同道合,即便是远在天涯,也会惺惺相惜。中国要做全球引领者,绝不是将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而是要顺应潮流,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协力奋斗,共赴前程。
  事实上,中国古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历来有着强大的智慧支持。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帝国就已经形成了天命、天下和家国有机结合的世界观,崇尚王道,反对霸道,追求文化天下,协和万邦。“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中国人的王道世界观看来,天下大同,四海归一,是人间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中国古人在理解世界的时候普遍不太重视疆域观念,而更看重德治教化,崇德尚义,这一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我国外交“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就是此种智慧的现代结晶,也是中国赢得国际追随者的强大思想力量。也许这一至理短期内尚难感化世界范围内那些饱受“丛林状态”之苦的普罗大众,但只要中国在处理与世界关系时一以贯之,久而久之,就会自然形成全球领导者的位置。
  中国要发挥领导力优势
  也许很多人质疑中国能否引领世界的主要理由是国力不够,认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大国。说实话,这的确是一种“恐美症”,对美国了解越深的人,越发认识到美国的强大,长期下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依赖美国”“恐惧美国”甚至“美化美国”的思维定势。
  毋庸置疑,美国今天还是很强大的,中国要想总体上超越美国肯定还要假以时日。但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只有在国力上全面超过美国或绝对领先才配作为“领导者”,那在当前阶段讨论“领导者”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实力决定论”,如果从“实力决定论”来看,就不会有历史上像官渡之战那样众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综合考虑,中国应首先善于释放在引领世界层面的能力优势,通过建立世界经济“统一战线”,凝聚全世界致力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力量,不断夯实中国引领世界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出现“领域优势”,比如在高铁、核电、航天、能源、互联网等领域。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它们事实上已经在发挥全球引领角色,我们完全有理由支持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句话,中国的全球性作用不是中国主观上是否准备好了的问题,而是客观情势使然。

  作者: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时间:2017/7/6   发布时间:2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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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时代的美国盟友与对手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历史上,多位美国总统都宣告过新世界秩序的到来。但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只能记得老布什(George HW Bush)在冷战结束时呼吁的新世界秩序。1990年,老布什称:“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艰难形成——一个与我们了解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除了没有苏联,这个新世界秩序实际上和我们在之前半个世纪知晓的世界几乎一样。几经兴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又维持了大概10年。
  然而,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种种裂隙已开始显现。过去几个月,甚至可以想象一场大崩溃。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连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不敢吹嘘自己将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失序。然而,老布什的话可能无意中预言了今天正在发生之事。“美国一直以身作则,”他说,“那么,我们美国人中间谁来以身作则?在接下来的美国世纪,哪一位美国公民将领导我们?”他不可能已经猜到了答案。
  正如他们所言,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书写历史却要回溯。在老布什发表那番宣言之前20年,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撰写了经典之作《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这本书用具有时代意义的细节讲述了美国如何创建了那个被老布什重新命名为新秩序的战后体系。一些如今看起来理所当然的机构——联合国(UN)、北约(Na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都是由艾奇逊效力的杜鲁门(Truman)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独一无二的全球机构建设浪潮,只可能由美国承担。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自信——或必要的财力物力。
  如今,在特朗普时代,感觉好像我们正在让历史倒退。美国选出了一位对本国创造的杰出成就不屑一顾的总统。过去70年的大多数时间,攻击自由秩序的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以苏联为首。世界许多国家将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他机构视为美国权力的新帝国主义工具。美国总统时不时地抱怨其他国家未缴纳足够的会费。但没有一位曾质疑过这些机构的存在。美国的批评者可以对全球秩序吹毛求疵,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秩序固若金汤。但自今年1月20日起,这种假设不再保险。“我们忘记了美国创建的自由世界秩序一直以来是多么勉强,”尖锐批评特朗普的保守派人士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说,“很难想象,当美国总统本人对它进行积极破坏时,谁还会维系它。”
  不管怎样,如今,所有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在绞尽脑汁应对这一窘境。即使那些过去不愿公开表达疑虑的国家也在大声疾呼。今年5月,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表示,现在是德国和欧洲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了。默克尔发表此番言论前,特朗普刚刚拒绝为北约共同防务条款第五条(Article 5)提供支持——虽然他不久前为一块9•11恐袭遇难者纪念碑揭幕,而那次恐袭是美国的盟友们唯一一次启动该条款。“我们可以依赖别国的时代——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束了,”默克尔招牌式轻描淡写地说。
  6月初,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在一次演讲中问道,在一个美国不再可靠的世界里加拿大应该做什么。在对美国几十年来领导全球表示感谢后,弗里兰(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前同事)说,是时候把那个时代当作过去时来行动了。弗里兰对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说:“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已经开始质疑其全球领导角色的真正价值,这让我们更应关注确立我们自己清晰和独立路线的必要性。”
  她的讲话并未引起特朗普政府任何反应。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同意她的说法。“如果我在为任何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提供建议,我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曾在多届共和党政府担任高官、现任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说,“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似乎正在破裂。如果美国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做一次,为什么不会再次发生呢?”
  此外,还有美国的潜在对手,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就像达到目的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人。曾经抨击冷战后所谓“单极时刻”的中俄两国发现,这一时刻的结束比他们预期的要快得多。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特朗普当上总统是一笔他们从未设想过的地缘政治横财。
  ***
  特朗普不断缩小的辩护者圈子的回应是,指向被他赋予最大责任的公认的“全球主义者”。这些人的缩写是“MMT”——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和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他们说,这个所谓的“成年人轴心”(Axis of Adults)将让特朗普保持诚信,防止他做出炸毁全球秩序的举动。这一过分乐观的说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第一个是,特朗普一直忽视他们的建议。据称,他5月做出的削弱北约的决定令他的多数顾问大吃一惊。几天后,他随意表示自己忽略了对北约的承诺,这一事实只起到了些许安慰作用。他以前曾这么做过,然后推翻了自己。“当特朗普说对了某件事,这事儿就像是Snapchat的一张图片,”一个美国盟国的驻华盛顿大使说,“在你看到之后,它就立刻消失了。”
  特朗普还拒绝了MMT提出的不要退出巴黎全球气候协定的一致建议。特朗普否决周围人士的意志,在他不顾卡塔尔驻扎着1.1万美军而大声支持波斯湾国家与卡塔尔断交——仅次于战争的手段——的决定时也表现得很明显。尽管蒂勒森在努力调解,但特朗普在刺激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国走得更远。世界应当认真对待他们中的哪一个?蒂勒森还是特朗普?“我不接受成年人轴心这个理论,”卡根说,“就连奥巴马也能否决他的高级将领的意见。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所谓成年人能够阻止特朗普做他自己。”
  第二个问题是,特朗普的世界观与他手下多数高级官员的世界观严重冲突(反对全球主义的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个重大例外)。40多年来,特朗普始终把世界其他地区视为一个敌对的地方——敌人和盟友都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他们在嘲笑我们”和“我们正遭到剥削”这样的句子,不断地从他嘴里说出来。今年71岁的他似乎不大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能。上任后在5月首次出访国外时,特朗普再次严责德国承担的北约开支低于公平的份额,并涉嫌在贸易上耍诈。“特朗普认为所有外国人都把我们当傻瓜一样戏弄——他把世界看成一个黑暗之地,”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说,“如果你不断告诉盟国说,它们正在剥削你,那你如何能够领导联盟呢?”
  有些人坚称,特朗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跟小布什(George W Bush)周围的新保守主义者构成鲜明对比。但是,现实主义仅仅在细致入微地理解其他国家的激励因素时才有用。而特朗斯丝毫没有努力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意见。5月,当麦克马斯特和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为《华尔街日报》(WSJ)撰写一篇专栏文章介绍特朗普的外交原则时,尤其令美国的盟国感到震惊。“世界并非一个‘全球社会’,而是一个各个国家、非政府力量和企业彼此交战、争夺优势的竞技场,”他们写道,“我们并不否认国际事务的这一根本特征,而是接受它。”
  原来他的现实主义不过如此。麦克马斯特和科恩所描述的是一个野兽主义的世界,人们在其中根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这是特朗普的两位更老练的顾问笔下认真写出的内容,而不是总统本人随意发的推文,此事实尤其令人吃惊。“他们本该是让特朗普温和化的人,”一名欧洲外交官说,“但我们得到的信息是,‘现在你们得靠自己了’。”
  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就连特朗普的三名顶级内阁官员之间是否意见一致,也完全是个未知数。大范围的传言称,马蒂斯和麦克马斯特之间合不来,而蒂勒森的世界观仍基本上不为人知。在这三人中,外人最信任马蒂斯,而马蒂斯已发现为特朗普的立场公开辩护变得越来越难。“如果从现在开始的一两年后,马蒂斯仍然在职,我将会感到非常惊讶,”前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说。
  7月初,特朗普将迎来他的下一个重大考验,届时他将在德国汉堡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首次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这种会谈产生的一些视觉画面常常比声明更能说明问题。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G20峰会上,由于那时俄罗斯刚刚吞并克里米亚不久,其他领导人都有意回避普京,普京只能自己照相。他很早离开了会议。他的离开象征着俄罗斯被孤立。在5月的西西里陶尔米纳(Taormina)七国集团(G7)峰会上,特朗普决定乘坐一辆高尔夫球车,而不是跟其他6位领导人一起步行,也说明了很多问题,预示了他将在几天之后退出巴黎协定。“他甚至不愿跟其他领导人一起走上几分钟,”索拉纳说,“这很能反映他的想法。”
  特朗普将被拍到在汉堡与普京愉快地交谈吗?还是他会独自拍照?“特朗普越是强调美国优先,就越会变成美国孤立,”达尔德说。那些认识普京的人表示,他将利用这次会议仔细探查特朗普的强项与弱点。这位前克格勃(KGB)官员如何解读美国总统,将影响俄罗斯在未来几个月里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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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卖力读懂特朗普内心的是中国。俄罗斯或许对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北京方面才是最大的挑战。那些认为特朗普正在“正常化”的人,指出的一个证据是4月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Mar-a-Lago)的会面。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指责中国“强奸”美国,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特朗普在与习近平首次会面时语气颇为友好,把关于发动贸易战的所有说法也都抛诸脑后。作为交换,他赢得了习近平在阻止朝鲜核项目上的所谓帮助。然而实际上,除了之前已经采取的并不太多的措施外,中国几乎没有付出任何行动去制止朝鲜的金正恩(Kim Jong Un)。但是习近平的魅力攻势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除习近平前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俱乐部(这位美国总统在这里最自在)外,中国还批准了几十个特朗普原本等待批准的商标。习近平访美时,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的配饰品牌碰巧也获得了商标批准。换句话说,习近平是带着送给特朗普及其家人的礼物来的。卡根将之形容为“带着水果来到火山”。这招很有效。特朗普适时地对习近平大加赞赏——并且从那之后一直如此。
  同样令特朗普大加赞赏的还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埃及、土耳其和菲律宾的领导人。除菲律宾(目前由铁腕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外,其他国家都是独裁统治。但特朗普很少对和他一样民主当选的领导人有积极评价。
  不止加拿大和德国正在寻求保障来抵御美国任性而为的风险。法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国都在重新评估自己在世界的位置。与此同时,那些为美国军事基地提供驻地的少数较小盟友——比如新加坡和吉布提——将饶有兴趣地关注卡塔尔的命运。为美军提供驻地是否能让你获得华盛顿的忠诚?“在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盟友的每一次互动中,这位美国总统都会问:‘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哈斯说,“盟友自然只会纷纷效仿,渐渐走向日本优先、法国优先、加拿大优先等等。”
  早在特朗普胜选很久以前,澳大利亚也曾讨论过自己是否应该远离美国而迎合崛起的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中国是比美国更重要的经济伙伴。如今这类讨论成了主流。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等前总理认为澳大利亚应该两边下注。“‘中立’观点曾经处于学术界和媒体界的边缘,”曾为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艾伯特(Tony Abbott)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安德鲁•希勒(Andrew Shearer)表示,“特朗普使得人们大大提高了对这一观点的尊重。”
  与此同时,未来几年可能专注于退欧深思的英国不再是活跃选手。美国可信赖的盟友圈越来越小。即便在退欧前,英国已经在后撤了。如今英国军队人数比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还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美英特殊关系将不再重要,”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表示,“英国已经决定彻底退出棋局。”
  如果美国的朋友认为特朗普的出现是一次失常的话,他们会对世界秩序的健康更乐观。但他更像是美国放弃战后角色的症状——尽管是个骇人的症状——而不是病因。出于一些原因,美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恳请盟友在国防上增加支出。收效甚微。自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更难以说服选民认同老肯尼迪“不惜一切代价、承受一切负担”(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的劝诫了。有抱负的美国总统会敦促美国人为了其他国家作出牺牲——这种观点就像是异想天开。或许美国人明白了些什么。如果当今世界秩序坍塌,美国人可能会是最晚感觉到的。“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最少,”卡根表示。
  事实上,美国的全球后撤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时期即已开始——尽管以一种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方式。正是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下一个总统任期内,无论谁执政,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美元计算都很有可能超过美国。
  世界各国在特朗普宣布参选前已在作出调整。在英国进行退欧公投前近一年,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铺开红毯隆重欢迎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国急切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也激怒了奥巴马政府。成立亚投行显然是为了与美国创建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竞争。澳大利亚、德国等国虽有所犹豫,但随后都纷纷效仿英国。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派代表团出席了中国近期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而且共有29位国家元首出席。当中国发声时,外国政府会倾听。当特朗普发布推文时,他们会找一名美国高官核实特朗普是不是真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问一问,英国是局外者,还是早期接受者,”赖特说,“目前还不清楚是哪一个。”
  最难以估量的是,特朗普在离任之前是否会对世界秩序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他掌权刚过150天,这仅仅是其第一任期10%的时间。世界各国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作出回应。令人不安的一幕是,我们实际上正处于这场破坏的早期阶段。习近平今年4月对特朗普表示友好的原因之一是要保持各种因素的稳定,直至今秋中共十九大召开。一旦习近平巩固了未来五年的主席之位,他将更加不受限制地追求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其中的首要目标是强化中国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的控制。台湾也是习近平的目标之一。“可以肯定,美中关系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将变得更加一波三折,”赖特说,“明年可能是美中关系紧张的一年。”
  中国如今有能力利用反舰导弹和潜艇威胁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意味着美国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对中国进行恫吓。实际上,有些人视美国的航母为“活靶子”。美中之间发生意外事件及误算的风险很高。习近平会看穿特朗普的虚张声势吗?他会像普京一样把特朗普视为一只“纸老虎”吗?更糟糕的是,他们会不会在特朗普事实上将证明自己在摊牌时喜欢乱开枪的时候,误把特朗普视为一只纸老虎?我们无从知晓。症结就在于此。艾奇逊在书中说明了,作为一名全球领导人,首先其行为应该可以预见,并且要维护规则。无论特朗普任期内发生什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告诫都会被无视。
  更光明的道路是其他国家填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腾出的缺口: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国家或许最终将掌控艾奇逊当年参与创造的体系。这方面的最强烈信号来自习近平。今年1月,习近平在汇聚全球精英的达沃斯(Davos)论坛上表示,中国已准备好维护世界经济秩序,无论美国的保护主义论调多么甚嚣尘上。“有一种观点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习近平说,“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
  同样,在回应特朗普上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时,中国和印度都表现出了克制。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同一周到访欧洲,并与东道国政府首脑就坚持各自的减排承诺达成了一致。索拉纳说:“如今,欧中领导人看上去如此频繁地认同彼此的观点实在令人震惊。”
  另一令人鼓舞的迹象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默克尔之间的友好关系。如果他们能重启法德引擎,欧洲将可以为自身防御承担更大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特朗普及其前任们一直在敦促的。甚至还有一支独立的欧洲核威慑力量的说法,尽管许多人仍视之难以置信。弗里兰对加拿大议会的演讲同样包括承诺增加国防支出。如果宇宙有幽默感的话,特朗普的意外遗产可能是说服世界其他国家接替美国的角色。
  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是英国《金融时报》驻美国首席专栏作家和评论员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7/6   发布时间:2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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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更束手束脚了

作者:迪米 卡特里娜•曼森  来源:FT中文网

  朝鲜的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大大提高了朝鲜半岛局势的风险,但专家们指出,要解决朝鲜构成的不断加剧的威胁、同时避免对方做出可能摧毁首尔的报复,美国的军事选项有限。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迈克•马伦(Mike Mullen)表示,解决朝鲜局势的唯一“可行路径”就是美国与中国合作,因为美国可以采用的军事手段都带有很大风险。
  2006年朝鲜准备发射一枚远程弹道导弹时,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以及后来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呼吁小布什(George W Bush)采取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摧毁那枚火箭。
  虽然五角大楼备有对朝鲜发动潜在打击的计划,但多数专家认为它现在的选择更少了。在以前,哪怕只是对金正恩(Kim Jong Un)政权实施有限打击都有相当大的风险,朝鲜近些年的进步更是加大了这种风险。
  “我们头脑发热是没有用的,”马伦说,“存在军事选项,但问题是会有什么后果。关键不是我们能否实施有效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产生重大影响——而是金正恩会怎么做?”
  马伦表示,风险非常多,从朝鲜对韩国发动常规打击,到金正恩可能用核武器瞄准韩国。“(美国)每一种选项都有非常高的风险,谁也不知道会高到何种程度,尤其朝鲜有这么一位领导人。他是如此不可预测,他不可预测的时间还不够长,以致人们完全没法对他进行预测。“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今年早些时候就暗示了这些风险,当时他表示,任何军事解决方案都将“造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悲剧”。他后来又说,“那将是一场自1953年朝鲜战争以来最为惨烈的战争”。
  2006年时担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退役海军上将威廉•法伦(William Fallon)表示,美国没有好的选择。“有些人是否认为,如果我们采取某种军事选项金正恩就将放弃他的武器?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说,“我们对伊朗的情报要好得多,但很明显那时军事打击也并非可行选项。”
  法伦表示,金正恩将导弹藏在朝鲜全国各地的地下掩体中,这让它们更难被侦测到。“这些家伙是世界上最好的挖掘者。所有的东西都在地底下。我认为要在他们能够实施报复之前覆盖所有的可能地点是不现实的。以前(2006年)他们希望让世界看到它,没有很多选项。现在他们有了很多地点,而且他们显然正在研究固体燃料火箭。这意味着你没有那种预警时间。”
  一位曾在克林顿(Clinton)政府时期专注于发现朝鲜目标的军事情报官员表示,越来越难以发现它们。这位官员说:“当时确定目标清单就是一场噩梦,现在变得更糟糕了。”
  他表示:“一切都秘密隐藏在穿山隧道——真的很难找到目标,因为你无法看到它,而且它真的很深。我们过去常将他们称为隧道鼠,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打洞,使用无限量的苦工,而且想要多少预算就有多少预算。”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朝鲜军事问题专家布鲁斯•班尼特(Bruce Bennett)表示,朝鲜沿着非军事地带部署了多达6000套射程可达首尔的火炮系统。他说:“即使他们对首尔只启动一小部分,也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现在朝鲜拥有了核武器,所以你还得担忧朝鲜发射可能搭载核弹或化武的弹道导弹。”
  五角大楼也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因为朝鲜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测试用的是移动发射架,这让发射活动更难以侦测。朝鲜进行了两次固体燃料火箭发射测试,这种发射需要的前置时间要短得多。
  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朝鲜问题分析师的布鲁斯•克林纳(Bruce Klingner)表示,从以往的作战模拟演习可以看出,倘若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及其盟友总能赢,但“代价是几十万人的伤亡”。他强调称,鉴于朝鲜拥有核武器,战争的后果将更为严重。克林纳表示:“轰炸清单越长,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7/6   发布时间:2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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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史的转向与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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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希 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应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历史学系的邀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研究与历史系主任亚当·纳尔森教授(Prof. Adam R. Nelson)近日到访奉献系列讲座。6月7日下午,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行,讲座的主题是“科学、教育和贸易:威廉·麦克卢尔和‘矿物垄断者’:1800-1820”。此讲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讲座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本项研究大的学术背景,它所涉及和沟通的知识领域与研究路径;在第二部分中,纳尔森教授讲述了一个具体案例并就其历史意义做了阐发。
  纳尔森教授首先对其研究的大的学术背景做了详细介绍,并分享了他是如何在研究中沟通科学史、教育史与政治经济史三大知识领域的。他先提到了近年来美国史学中流行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潮流或曰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cross-national turn),这股潮流大体兴起于1990年代,旨在打破原先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格局与研究路径,努力挖掘历史现象背后超越民族国家之上更大的动力因素。美国史领域中体现跨国转向的著作大多关注流动(flows),对象包括了人口、商品和观念等等。例如,有些学者会研究移民(immigrant)或侨民(diaspora)群体的文化、认同与公民身份是如何随着他们的空间移动而发生变化的;有些学者会研究商品与资本的流动,不仅包括了物质商品,也包括象征性(symbolic)商品;还有些学者则对于观念的流动特别感兴趣,致力于研究某种主导了人们理解世界方式的观念及其相关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如何在与其他群体的接触交往中发生变化的。
  跨国转向在很多时候与政治经济史或近年来新兴的资本主义史研究关系紧密。借由新的观念,学者们在讨论相关历史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贸易与商业交流,而是扩展到了所有曾经引发历史变化的交换、商业和贸易,它们既可能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带来了新的商品种类与新的机遇,也有可能影响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和对社会制度的看法。随着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美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就这一世界史上的历史性时刻的起因和结果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尝试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透过新的行为体——如跨国公司——来理解地缘政治、人口、环境等历史变化。纳尔森教授在此以哈佛大学教授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和布朗大学教授赛斯·罗克曼(Seth Rockman)的研究为例,贝克特研究的对象是棉花和棉花经济,罗克曼研究的则是劳工问题,两人都关心全球资本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奴隶制和自由的观念,以及美国棉花经济的商业基础设施(business infrastructure of cotton economy)的。由于他们关注的美国的奴隶经济制度和自由、奴役的内涵都是在全球性联系之中形成的,因此需要联系更广泛的全球性因素才能加以合理解释。
  纳尔森教授接着谈到,他本人在资本主义史这一方向所做的研究涉及知识经济观念的兴起。许多美国历史学家都对经济结构的大转型感兴趣,而纳尔森关注的就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知识经济。并且,在他看来,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与教育史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讨论知识经济而不谈到教育史是不可能的”。贝克特和罗克曼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资本主义史研究同时也包含了教育史的内容。和很多学者一样,纳尔森相信知识是一种产品(product),但他同时也对为什么会诞生“知识是产品”这样一种观念感兴趣。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知识是一种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的观念尚未流行,这位现代资本主义的奠基者在著作中就将知识生产与一般的劳动生产区别开,认为学术知识的生产属于“非生产力劳动”(unproductive labor),因为它并无物质产出。“知识经济”观念的诞生意味着知识被商业化(commercialized)和商品化(commodified),观念成为了一种可售品(a salable thing)。
  知识经济在美国早期的兴起大概可以追溯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共同推动通过的第一项专利法案(Patent Act of 1790),该法案不仅保护美国本土的发明者,它还鼓励英国的发明者来到美国,美国将保护他们的专利权,即使美国很可能同时也正在侵犯着他们在英国享有的专利权,而在当时专利权并不能跨越大西洋受到保护。时至今日,在知识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民族国家,往往也都会设法控制它们的专利不出国境,同时尽可能地在国际上偷取专利和新的理念。纳尔森认为这一点非常有趣,美国为何如此早地就出现了为了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的而将知识——尤其是应用科学知识——商品化的观念,试图控制知识生产的过程、鼓励外国发明者离开母国来到美国?销售知识由此成为了在考察知识经济如何在跨国背景下运转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科学史是怎样同政治经济史以及跨国转向联系在一起的。
  纳尔森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科学本身已经商品化,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下列问题:科学知识的交流、流动是如何受到控制的?人类是如何在国家和机构层面设立制度以决定观念究竟该自由流动还是受到严密控制?怎样平衡民族国家和全人类之间的利益?有些人或许会先入为主地认定现代科学天生就具有国际性和世界主义的倾向,能够开放、自由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但事实上,现实世界并不如此理想美好,知识的流动实际上会受到资本市场与民族国家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科学还能够有效地运作吗?上世纪末以来,以去除资本流动管制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趋势,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在此背景下,资本不受限制流动的观念也自然受到了质疑,那么倘若知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本的话,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支持知识受到更多管制(more regulated)呢?这显然与传统的知识理应自由流动的观念发生了冲突。纳尔森坦言,他对两者间的这种张力很感兴趣,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思考了这一问题。
  接下来,纳尔森教授介绍了科学史、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中内部(internalist)和外部(externalist)两种路径和他自己的研究取向。他举例道,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伽利略对于天文学的贡献呢?如果从内部路径出发的话,我们首先会关注伽利略本身,包括他的言辞、他留下的文本、他的天文观测记录等等,我们会将伽利略看作是一个科学思想家,认为在他做了大量观测之后某一天他忽然灵光一现解开了某个天文学之谜,采取内部路径的研究者会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科学史上的一系列大发现。而如果我们从外部路径来解释同一问题的话,我们或许会问出以下问题:伽利略是从哪里得到他的望远镜的?他为什么能够得到新型的透镜镜片?借助了谁?伽利略为什么有闲暇时间用于科学研究和思考?佛罗伦萨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经济状况如何?伽利略本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又如何? 因此,倘若我们采取外部路径,就会强调历史背景与社会制度结构方面的因素。对比内、外两种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前者重视个体和文本,后者则关注语境和制度。在文学理论中也存在类似的二分法,新历史主义路径重语境而新批评主义重文本,前者认为文本是在语境下形成的,而后者则坚持文本本身具有独立性,研究者想要弄清所有语境背景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文本加以细致分析才是真正可以实现的目标。纳尔森教授随后提到,他本人在研究中试图综合两种路径,即同时聚焦个体和语境。
  除了跨国转向,冷战后的美国史领域之中还兴起了另一股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潮流。语言转向的兴起与结构主义在美国史学界的衰落有关,尤其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Marxist Structuralism)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可以说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启蒙和现代性展开了反思,话语(discourse)代替了国家、军事、外交和经济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文化与象征解释(cultural and symbolic explanation)代替了传统的物质与结构解释成为了主流的解释路径。这一转向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直接影响,在此之前,科学史家们大多会使用“理性”、“启蒙”、“现代”等词汇高度评价历史上的科学革命,而在语言转向和后现代主义兴起后,科学史家们开始对现代科学持有更加批判性的立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谓的普遍理性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们更倾向于将知识理解成是一种表现(performance),它并不必然地是对世界整体、系统的理解,而很可能是主观、相对且以权力为基础的,因此相较于传统科学史研究强调理性因素的作用,新一代科学史家更愿意关注情感这样的非理性因素。
  除了后现代主义外,后殖民主义也对美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殖民主义同样抛弃了结构主义,它将关注点由结构因素转向了能动性(agency),其研究对象也由传统殖民主义研究所关注帝国主义者转向了各种各样的庶民(subaltern)群体,今日美国史学大多关注各类族裔、性别、语言、宗教信仰群体就体现了这一潮流的巨大影响力。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纳尔森教授首先谈到了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两项写作计划,标题为《知识帝国: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美国学术:1780-1830》和《精神的资本:美国学院与知识经济,1730-1830》,分别讨论了美国早期史上科学的兴起和大学的兴起。关于美国现代大学兴起的传统研究所讨论的内容一般不外乎是:从1830年代起美国学者远赴欧洲学习,回到国内引入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和制度。纳尔森教授的研究从两个方面挑战了这一传统研究范式,一是将所考察美国学者学术交流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二是将研究的时段前移到了美国建国初期。在研究开始阶段,他率先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哪些人在建国初期出国交流了?能够出国交流的人一定享有非同一般的社会资本和声望,因此与此牵连的一个问题就是早期美国学术的职业化。其次,他们为什么要出国交流?又是和谁交流?由此追踪或许可以勾勒出当时美国学术研究的全球性人际网络。第三,他们从国际交流中学习到了什么?这不仅涉及到他们学习到了哪些具体科目,同时也与现代大学制度化过程中的学科形成(formation of discipline)这问题存在密切关联。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些早期学者是如何看待自身理解异域世界的能力的?那个时期的美国学者大多相信,存在一种普遍理性,他们可以借由此理解整个世界。
  纳尔森教授本人对于科学史与教育史的全球背景很感兴趣,他也重视探究美国学术与战争、外交、商业之间的联系,以及现代学者的身份认同,还有他们是如何看待学术合作与竞争的。他认为跨国转向十分重要,但他也坦言自己对于学者们能否实现跨国史的书写抱有怀疑,原因在于学者和他的作品都很难真正完全摆脱自身特殊的民族国家立场(perspective),尽管纳尔森本人并非后现代主义的信徒,但在这一问题上他也难以忽视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和质疑。而他在接下来讲座中所举的案例也恰恰证明了现代学者无法摆脱特定民族国家身份的事实。
  纳尔森教授所举的案例来自于他目前正在写作的第二本书的第二章,他首先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大的时代背景,即新旧两种经济观念和大学类型之间的转换。现代大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是一个政治上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上经历巨大转型的年代,在大西洋两岸,重商主义正在逐渐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重商主义理论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通过国家干预形成贸易顺差,即使出口额大于进口额。而在重商主义指导下,一国的国立大学会将吸引外国学生的到来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学生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资本——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财富资本,越多的学生进入也就意味着一国积累了越多的资本,这种类型大学的一个代表是1830年代的哥廷根大学。纳尔森教授提出,现代大学正是在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变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自由贸易型大学鼓励知识的自由传播,同时认为本国学生出国交流有利于提升个体和社会整体的价值。而纳尔森所要讲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信仰知识自由流动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aclure,1763-1840),是一位出生于苏格兰的商人、地质学家和制图者,他在1796年后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麦克卢尔相信科学无国界,他和当时其他一些美国科学家一样前往欧洲旅行,试图收集各种矿物以供科学研究,但他很快就发现,他收集矿石的企图被当地人怀疑是盗取财富。在法国,富有的麦克卢尔试图花钱购买当地矿石,但也遭到了拒绝,因为在对方的观念中,法国失去一块矿石就意味着其他国家会从中获益;在西班牙,甚至连当地的政府官员也抱着怀疑眼光对待他;而让他更加感到震惊的是,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地区,他听说当地有一伙垄断矿石贸易的“西西罗尼人”会抓捕并残忍杀害从外国来的探险家和研究矿石的科学家。凡此种种,无不与现今社会“科学研究是服务于全世界的”观念截然不同。除此之外,麦克卢尔还遭遇到了地缘政治的阻隔,在拿破仑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1806-1814年)后,麦克卢尔便再也无法自由穿越欧洲大陆国境,他只得北上前往瑞典。麦克卢尔对这一切遭遇既感到难以理解,又沮丧不已,他说:“人吝啬财产是正常的,但对于知识,即使你每天向他人奉献十次,你也不会有所减损。藏掖对于社会有用的知识必定会带来损失,知识的价值在于分享。”纳尔森在此顺便提到,今天大学中流行专利制度实际上仍是在控制和垄断知识,麦克卢尔如果在世,肯定会对此感到悲哀。
  纳尔森教授最后总结道,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变的大背景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兴起历史叙事的一部分,现代大学的诞生立足于知识和学者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信念之上,它成为了一个民族国家进行国际智识交流的中心,而它的发展也与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趋势相一致。

来源时间:2017/7/6   发布时间:2017/7/6

旧文章ID:13642

美国对朝发出直白警告:停战开战在一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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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OE SANG-HUN, RICK GLADSTON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韩国首尔——周三,美国对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作出反应:美韩进行了罕见的联合导弹演习,并且努力推动对朝鲜施加更严格的制裁,这些制裁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等贸易伙伴。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R·黑利(Nikki R. Haley)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朝鲜周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事态的“明显升级”。
  黑利说,美国正在起草一项安理会决议,“提升”对朝鲜不断进行导弹和核试验的“国际反应”。她说,目前实施的制裁“还不够”。
  她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决议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及什么时候表决。但她指出,惩罚包括完全限制朝鲜进入国际货币市场,并对朝鲜高级官员加以严格限制,而且要“对任何选择与这个非法制度做生意的国家进行惩罚”,指的就是中国。
  朝鲜本周二成功测试了其首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火星-14型”。华盛顿及其盟友证实它属于ICBM,谴责它违反了联合国决议,是对紧张局势的危险升级。
  驻韩美军最高将领周三表示,美国和韩国之所以还没有和朝鲜开战,靠的全是“自我克制”。
  驻扎在首尔的美军司令文森特·K·布鲁克斯上将(Vincent K. Brooks)发出这个异常直白的警告同时,韩国国防部长表示,朝鲜的这种导弹有可能打到夏威夷。
  “自我克制是一种选择,停战还是开战就在这一线之间,”布鲁克斯说。他指的是朝鲜战争虽然自1953年停火,但是从来没有正式结束过。“就像韩美联盟导弹实弹演习所表明的,当我们联盟的国家领导人下了令,我们能够改变选择。”
  “任何不以为然的人,都是在犯下大错。”
  虽然朝鲜是否已经清除了所有技术障碍,使“火星-14型”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ICBM尚存疑问,但试射促使美韩周三在韩国东海岸进行了联合导弹演习。这次演习向海中发射了若干弹道导弹,具体数量未作披露。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办公室说,他本周二晚上要求特朗普总统支持联合演习,认为联盟在应对朝鲜的挑衅时,需要的“不仅仅是声明”。
  韩国军方表示,这些导弹的射程大约在185英里(约合298公里),本次发射是为了测试它们“对敌方领导人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军方没有说这些导弹飞行了多远。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Yoshihide Suga)周三表示,日本和美国已同意采取“具体行动,以改善我们的防务体系和遏制朝鲜的能力”。
  菅义伟虽然没有具体说是哪些行动,但是国防部发言人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从美国购买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与此同时,特朗普本周三批评中国未能在核计划问题上对朝鲜施加更多压力,这表明他正在重新评估美国与北京的贸易关系。
  朝韩两国的宣传攻势周三出现升级,亚洲股市似乎未受最近紧张局势的影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这次导弹试验是“打美国杂种的脸”,是独立日送给“美国佬”的“礼物”。
  韩国发布了一个计算机动画视频,展示了导弹击中朝鲜首都平壤核心地带的场面。一架美国B1-B轰炸机,以及德国制造的“金牛座”(Taurus)空对地巡航导弹出现在了这个视频中。
  “金牛座”用于摧毁地下目标,它往往被视作韩国“斩首”朝鲜政府行动中会使用到的一个关键武器。
  这个视频显示平壤的一些旗帜和政府大楼在火焰中燃烧。
  按照朝鲜、韩国和日本官员的说法,周二朝鲜以大角度发射了那枚导弹,它飞行的水平距离只有578英里(约合930公里),但达到的高度超过1700英里(约合2736公里)。
  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Han Min-Koo)周三对韩国国民议会说,如果以标准轨道发射,“火星-14型”可以飞出4350英里(约合7000公里)到4970英里(约合8000公里),足以打到阿拉斯加,可能还可以打到夏威夷。
  分析人士周二表示,这种导弹打到阿拉斯加似乎没问题。夏威夷更远一点,距离发射导弹的朝鲜龟城约4780英里(约合7693公里)。

  Rick Gladstone自联合国、Choe Sang-Hun自韩国首尔报道。
  Motoko Rich自东京、Eric Schmitt自华盛顿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7/6   发布时间:2017/7/6

旧文章ID:13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