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FT中文网

　　朝鲜开发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的努力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本周，朝鲜政权似乎成功试射了一枚射程覆盖阿拉斯加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朝鲜人尚未掌握将核弹头装上洲际弹道导弹的高难度技术，但他们正危险地接近攻克这一关。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表示，他将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开发出能够瞄准美国的核武器。但是，就像之前的美国总统那样，特朗普正发现朝鲜是聚集“各种糟糕选择之地”。
　　特朗普政府眼下最好的选择是，拓宽针对朝鲜和与平壤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特别是中资公司）的经济制裁范围。从较长期看，美国应该向从总体上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外交谈判敞开大门，这些谈判可以纳入核武问题。
　　特朗普政府面对的诱惑显然是，试图以更加迅速、更加猛烈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白宫已经放话称，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军事打击朝鲜核武计划的方案。
　　但是，尽管“军事选择”始终存在，但就朝鲜而言，这将是一条极其令人不快和危险的道路。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曾提出，对朝鲜发起打击将使美国陷入自1953年以来最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比越南战争更加严重。
　　朝鲜导弹的报复可能摧毁距离韩朝边境仅35英里的韩国首都首尔。朝鲜半岛爆发冲突，还可能把朝鲜的盟国中国拉进来。
　　特朗普曾希望利用北京和平壤之间的特殊关系，迫使朝鲜改变路线。4月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后，特朗普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加强对朝鲜经济制裁上。但美国总统现在已表示对中国感到失望，并已警告北京称，美国准备自己采取行动。不可避免地，这增加了各方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猜测。
　　特朗普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对的：中国不会对金正恩(Kim Jong Un)政权施加灭顶之灾般的压力。中国对朝鲜不稳定的恐惧，胜过其取悦特朗普的愿望。然而，美国可以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在程度上远远不及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却也具有加大对平壤压力的现实希望。
　　具体而言，美国可以力求拓宽制裁制度，使其类似于曾经迫使伊朗坐上核谈判桌的国际制裁网。当年的那些制裁不仅针对伊朗实体，而且还针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和金融家。实际上，伊朗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以外。
　　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对被指控为朝鲜提供非法金融渠道的一家中资银行实施制裁。但还有多得多的中资实体与朝鲜有业务往来，它们可以被美国正当地列为制裁目标。这类努力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但随着朝鲜问题上的选择越来越少，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7/5   发布时间：2017/7/5

旧文章ID：13623

作者：王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G20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可两国近期的摩擦似乎正在加剧——先有对台军售，后有美舰来巡，双方因应而行的沟通、磋商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背后有何玄机？特朗普究竟在卖什么药？本文试对此作答。
　　先有对台军售，后有美舰来巡：海湖峰会后的风云逆转？
　　6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总值约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当日，中方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三天后，即7月2日，美国“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随即派出军舰和战斗机对美舰实施警告驱离。对此，中国外交部谴责“这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再次派遣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违反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危及中方岛上设施及人员安全，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动。中方对美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的挑衅行动。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在上述背景下，7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此，坊间普遍认为，这是中美元首自“海湖庄园”会晤后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当然，危机还谈不上）。按照常理，在即将举行的G20中美首脑会晤之前，两国应该相互释放友好信号，为会晤创造良好氛围。可是为何此次“特没谱”总统又不按常理出牌，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两个议题上如此频繁发难？其究竟意欲何为呢？
　　为什么发生？美国内博弈，为台撑腰，以及商人总统的“坐地起价”
　　作为非华盛顿-华尔街决策圈“圈内人”的外部观察者，笔者没有足够证据描述具体的政策形成过程及其细节。但是根据部分公开信息加上合理的逻辑推理，或许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美国这些行为的可能动因。
　　从个性上看，特朗普总统无疑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强势统治者。但从获得国内利益集团，尤其是所谓两党强势的“建制派”支持的角度看，他恐怕是美国历史上最“弱势”的总统。而众所周知，美国的外交决策往往受到院外游说集团的强大影响。譬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在他们那本“捅破天”的著作中就想尽描述了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掌控、主导美国的中东政策以服务于以色列国家利益的。
　　类似地，台湾在蒋介石败退后至今的七十年时间中，在华盛顿、在国会山、在华尔街、在智库巷，可以说深耕多年，树大根深。而最近的巴拿马断交事件，可以说让蔡英文当局颇为难堪，甚至一度在台岛外交圈引发“断交多米诺骨牌”的恐慌。那么在此情形下，作为台湾最为仰赖的“非邦交国”，美国的态度尤为关键。由此推测，在巴拿马断交事件前后，美国国内的亲台、反华、保守势力，以及在美的台湾游说集团，一定会倾尽全力、拼尽手段，撬动特朗普团队的对台政策。我们甚至可以合理推测，一笔14亿美元的大单，绝不可能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谈成。合乎逻辑的情况是：美台双方早就就此秘密会谈，而巴拿马断交事件被部分议员、决策圈内部人士加以利用，来加速促成美台间的此次军售。
　　以上是基于美国政治架构、外交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而做出的一般性判断。而把对台军售与美舰来巡两个事件一并带入G20峰会在即的当前语境下，同时结合特朗普“商人总统”的特性及其上任以来的种种变现、特征，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推断，特朗普赶在峰会前夕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接连向中国发难，颇有“坐地起价”之嫌。
　　说起“坐地起价”，那特朗普究竟想卖什么药呢？他图什么？首先，往大里说，这个电话有可能是特朗普做最后的努力，即他非常希望在G20峰会上与中国达成消除朝核威胁的合作。如果G20达不成，则有可能转向对抗为主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为什么在朝核问题上如此着急？包括上次习特会上，朝核问题也是焦点中的焦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随着朝鲜核武器实战化（核弹头小型化+运载工具技术升级），美国愈加感受到来自平壤的威胁。
　　以目前外界收集可信数据较多的2016年9月9日第五次核试验为例，如果认定朝鲜上次核爆炸威力为1万吨梯恩梯炸药当量，则这次核爆炸威力可能是略高于万吨，也有可能达到两万吨；如果上次核爆炸威力更高，则这次威力上限还会更高些。分析者普遍认为，通过五次核试验，朝鲜大约已经完成以下三个目标：将核装置小型化到能够用导弹运载；钚弹之外又研制成功了铀弹；可能初步掌握了用聚变材料提高裂变材料利用效率的助爆弹技术。
　　再谈投送工具。比方说，朝鲜人民军于5月21日再次成功试射“北极星2”型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外界对该导弹的性能做出不同评估；其中接受度较高的估算由清华大学李彬教授团队给出。他们认为“北极星2”型导弹的（最大）射程略超过1000公里。按这样计算，显然整个韩国（包括驻韩美军）以及日本领土都在朝鲜导弹射程之内。当然，在近期，还看不出朝鲜能够发展出威胁美国本土的核力量。
　　其次，往小处讲，正如这次公布出来的习主席与特朗普的热线内容来看，除了朝核、南海等安全议题，中美经济、投资与贸易平衡等经济问题同样棘手。因此，也难怪有分析者猜测，特朗普故意在中国最敏感的安全议题上发难，然后以此来要挟，希望在经济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而获得更多的优势与利益。
　　进一步追问，特朗普敢于这样“坐地起价”，所凭恃的本钱又是什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最近刚刚结束的美国地方选举，共和党取得大胜，因而加强了特朗普在国内的权力地位。“攘夷先需安内”，“安内”之后的特朗普或许有信心来给中国找找茬了。

来源时间：2017/7/5   发布时间：2017/7/5

旧文章ID：13619

作者：谭  来源：中美聚焦

　　2016年可谓民主灾年。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清除异己。在印尼，20万穆斯林要求逮捕据称侮辱伊斯兰教的雅加达市长。在菲律宾，以蔑视法治和支持法外处决闻名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在英国，不顾几乎所有专家的劝告，大部分投票者选择了脱欧。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抵不上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自从他当选，并和竞选时一样杂乱无章地就任总统后，许多评论家四处寻找让国家（和世界）受此人所累的替罪羊。
　　他们指责共和党竞争者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不足，指责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候选人的不足，指责主流媒体和假新闻，指责社会化媒体传播假新闻而又不予注明。他们指责所有人，除了显然的罪魁祸首——美国人民自己。
　　初选时的16位其他主要候选人，无论有什么不堪，但表面上都能得体地对待种族问题。然而，共和党的选民却选出了特朗普。希拉里可能有她的缺点（哪位候选人没有呢？），但她是强大的竞争者，是能力极强的政治家。然而，美国人民却选择特朗普这个在经验、智力、气质和价值观上有明显缺陷的讨厌幼稚鬼担任世界上权力最大的职务。
　　不管有什么缺点，美国主流媒体仍然让全世界羡慕。它们对总统大选的报道非常出色。它们努力让公众知道特朗普的危险性，并屡屡提出警告，其中一些甚至出自著名的共和党人。媒体确实发挥了看门狗作用。美国人民有CNN，有《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然而，许多人却选择去看（并且分享）Breitbart和Infowars网站的消息。
　　正是美国人民（至少是给共和党投票的人）把权力交给了特朗普，让他不断得势。人民是国会多数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的原因，虽然他们严重怀疑他是否胜任总统。而且，国会共和党人支持他干了一件又一件蠢事：未遂的禁穆令、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疏远北约盟国，更不要说对前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的所作所为。所有这些，都伴随可笑的虚假声明，以及语焉不详的推特文字。2016年大选带给国会共和党人的信息是，共和党的选民喜欢特朗普，并且痛恨共和党的其他几乎所有人。他们担心如果与特朗普分道扬镳，下次选举自己就会落选。保罗·瑞安最初拒绝在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结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共和党初选投票者中的净支持率下降了一半。后来他吸取教训开始支持特朗普。就在一年半以前，特朗普还只是一个有钱的小丑，是人民把他捧上了天，赋予他巨大的权力。
　　美国人民不仅把权力交给特朗普，还交给性情与他类似的其他候选人。今年5月，蒙大拿州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格雷格·詹福尔特把一名向他提出医保问题的记者摔倒在地。但选民显然不以为然，他们第二天就把他选作自己在国会的代表。对于政治话语与行为的标准被降低，美国人民比政客和媒体更加难辞其咎，因为正是他们姑息养奸。
　　近来，美国人民对很多事情负有责任，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受到指责呢？原因也不难看出。很少有政客过多批评选民，或斥责他们的错误选择。多数专家也认为，由于相当比例的选民愚笨或者不道德，因此无法作出正确选择，这种看法起码政治不正确。这里存在一个盲点。民主国家多数人民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而自豪，他们不承认这个制度有缺陷。
　　但并非一贯如此。历史上就有思想家公开怀疑民主和人民的集体决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把民主列为第二糟的政治制度，认为它离暴政只有一步之遥。他把民主描绘成无政府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民是自己欲望的奴隶。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同样是对民主的控诉。在书中，他描写了民主如何让雅典这个最富有、最有文化、最文明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向毁灭。他极其详细地记录了雅典民主如何沦为暴民政治从而导致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以及雅典最终战败并被它的对手斯巴达征服。
　　雅典并非碰巧是一个民主政体，也并非碰巧输给了实行寡头政治的斯巴达。根据修昔底德的记录，雅典输给斯巴达正因为它是民主政体；因为雅典人事事都要投票，然而没有一个人为他们错误的集体决定负责；因为人民诿过他人，却从不反省自己；因为他们对专家的告诫视若无睹，反而用自己无知的判断取而代之。正是雅典的民主毁掉了它自己。
　　威廉·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恺撒》是另一个关于民众的警世故事。莎士比亚刻画的庶民愚蠢、任性、不忠，可以迅速把一个人偶像般捧起，也可以弃之如敝履。民众起先崇拜恺撒，在他被谋杀后，他们的崇拜心在布鲁图斯和马克·安东尼之间摇摆，并取决于谁是最后发言的那个人。之后，他们被煽动成为嗜血的暴徒，在罗马横冲直撞，焚烧打砸。
　　就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对大众智慧充满了怀疑。他提出一种选举制度，给有大学学历和从事脑力工作的人额外选票。他在《论自由》中写道，个人自决是文明人的权利，不是没有自制力的“野蛮人”的权利。他认为一些人也许缺少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和道德，民主并不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所有人，人民必须与之相匹配。
　　要让民主成为一个好的理念，就必须能对多数民众产生信心，相信他们的知识和智慧（至少要达到某个最低程度），最重要的是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和有最基本的人的尊严。
　　巴拉克·奥巴马对美国人民有这种信心。大选前一天他在费城一个支持克林顿·希拉里的集会上说：“我再赌美国一次。我赌明天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不会把票投给罔顾宪法的人，我赌美国将拒绝政治怨恨和政治攻讦，而选择一种能体现我们更加并肩强大的政治。”
　　他赌的是正这种信心，但他输了。唐纳德·特朗普下了相反赌注，他赢了。
　　公平而论，一次可怕的选举决定，不能成为否认全体人民适用民主制度的理由。美国的共和试验延续200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实际上，特朗普的当选如此令人震惊不已，正是因为他极其例外，因为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像他一样。200多年来，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虽然不一定永远正确，但他们至少知道如何得体地对待这一职位，知道尊重专家、事实和仪态标准。
　　人民在民主制度下很少受到责怪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这会让解决方案难以达成。让伯尼·桑德斯发誓堵住华盛顿的金钱政治，或者让马克·扎克伯格发誓打击Facebook上的假新闻，这些都相对容易，但你又怎么能改变全体人民，让他们更明智、更聪明、更宽容呢？
　　这是一项艰巨任务，但认清问题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美国人最好尽快找到解决办法，再作出几个选出特朗普当总统这样的决定的话，其他国家就有理由质疑美国人究竟适不适合搞民主了。

来源时间：2017/7/5   发布时间：2017/7/3

旧文章ID：13618

作者：赵明昊  来源：中美聚焦

　　近日，中美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闭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都公开表示，此次对话富有成果。今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海湖庄园会晤，双方同意建立新型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机制，外交安全对话是其中之一。下个月，中美还将举行“全面经济对话”。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也将在德国汉堡G20峰会期间再度举行会晤。这些互动有助于使国际社会增强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预期。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日益谨慎，并释放出若干积极信号。正如国务卿蒂勒森所强调的，过去40多年美中关系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双方需要对下一个40年的两国关系进行积极塑造。美方提出要施行“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这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响应。无论是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百日计划”，还是双方针对朝鲜核和导弹问题的密切政策协调，都体现出中美希望建设性管控分歧，并进一步培育“合作的习惯”。
　　此次外交安全对话期间，双方再次表明了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战略意图，同意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决定就改善两国互动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这并非外交辞令，或意味着双方将就应对南海争端和海上安全等问题尝试新的策略。此外，中美重申致力于以全面、可核查、不可逆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在两军关系方面，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将加强与美军参联会的沟通，这将有效减少彼此误判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外空、网络空间等战略安全领域，中美将探讨新的建立信任措施。双方还将就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反恐怖融资、加强非洲第三国维和能力建设等开展合作。中美两军关系预计在未来数年还会出现新的“亮点”。
　　由此可见，过去几个月来，中美关系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导之下开始呈现不少积极进展。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两国关系也存在一些隐忧。首先，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可能会出现新的负面变化。比如，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皮滕杰等正在起草旨在强化对中国在美投资审查的法案。由财政部主管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可能会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涉及中国企业的交易计划。此举将向中国释放非常不好的信号，使本来应当成为中美关系新支柱的投资关系受到损害。此外，美国商业界对中美“百日计划”仍抱有不满，认为还远没有达到“互惠”目标。
　　其次，美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耐心或许正在下降。特朗普总统近期在推特上发文，对中国对朝鲜并未施加足够大压力暗示不满。随着被朝鲜释放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死亡，美国国内要求狠狠“教训”平壤的声音在上升。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合作，就会在经贸方面降低对华压力。这种“议题挂钩”策略的风险性值得充分警惕。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等人要求美国政府强化与台湾的军事关系。美国打台湾牌将不可避免地阻碍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合作。加之韩国新政府酝酿调整对朝政策，中美在应对朝鲜核和导弹问题上的政策协调或许会更为复杂。
　　第三，南海地区目前虽然相对平静，但不排除下半年出现新危机的可能性。5月底，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军首次在南海地区展开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而且不再是简单的“无害通过”，而是在美济礁12海里内进行所谓“人员救援训练”。越南总理阮春福近期也访问美国，南海问题成为其与特朗普讨论的主要议题。特朗普已将其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助理麦克法兰派往新加坡出任大使，这被认为是美国希望强化对东南亚政策的信号。特朗普将在11月访问越南、菲律宾等国，如果美国想要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制造麻烦来为特朗普的亚洲之行“造势”，这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危机。
　　总之，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关系的“好消息”多于“坏消息”，这也让国际社会松了一口气。中国方面应对“特朗普冲击”的策略还是非常成功的：确立有效沟通管道、审慎应对“挑衅”、主动塑造“合作议程”。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举行，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是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特朗普政府也已经认识到，“’让美国重新伟大’的道路需要途经北京”。在一个充满动荡、暴力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美需要相向而行，为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战略保证”。

来源时间：2017/7/5   发布时间：2017/7/4

旧文章ID：13617

作者：陈宝明，丁明磊  来源：中美聚焦

　　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变化过程，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说，“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显然，新的增长周期必然是建立在新结构基础上的增长，这种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所形成的新基础和结构，是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各国虽然推进改革的路径和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凸显出明确的科技创新战略导向。美国为解决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促进创新和振兴实体经济上。为此美国连续发布了三份国家创新战略文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掀起“再工业化”风潮，这实质上也是推动高端产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打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德国着力集成政府与产业界力量，实施工业4.0计划和高技术战略，顺应制造业智能、绿色化发展趋势，提升制造业科技含量，打造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英国出台《以增长为目标的创新与研究战略》战略文件，把科学和创新置于英国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位置。欧盟的改革以创造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和重塑欧洲竞争力为重点，欧盟第八个框架计划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日本发布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推进《创新2025计划》。韩国实施创造经济行动计划。所有这些，都是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再生的引擎。各国所采取的创新战略，实质就是在系统推进科技进步的同时，把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的作用作为战略的重中之重。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实施“美国优先”战略，兑现竞选承诺，对各方面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没有提出较为明确的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从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来看，特朗普对科技创新政策将进行一定的调整，这已导致与科学界、硅谷公司等的交恶。虽然如此，特朗普的科技创新政策将更偏重于激发市场活力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科技创新等。可以认为，特朗普科技创新政策调整是在美国已经取得的深厚科技创新领先基础之上进行的试验和调整，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经过长时间积累，美国形成了科技全面领先地位。美国的政策可以大致归为：一是投入政策，美国政府坚持科技创新的大规模投入，强化积累，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28%，长期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二是人才政策，美国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正是集聚了世界优秀人才，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科技成就。截至2015年底,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为320人，约占全部获奖人数的一半。三是技术转移政策，美国日益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通过放松管制，出台《拜杜法》等，激励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化。四是重视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每年政府财政科技经费很大一部分用于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重视新兴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培育。
　　特朗普上台后，把解决贫富差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而对科技创新作用还未形成明确的战略和政策。2017年3月，特朗普宣布要成立名为“美国创新办公室”的全新白宫机构，该机构由前企业高管组成，预计将推进联邦政府的技术基础设施现代化，改变劳动力培训计划，同时也可能把一些政府服务交给新的私营公司。从其表现来看，特朗普在这一任期内很难再推出新的创新战略，但是科技创新政策很多会是以往政策的延续。当然，随着各方面政策的出台，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政策体系最终也将形成。
　　特朗普执政后，把增加军事实力、保障就业等作为优先事项，在2017年3月公布的上任以来首份2018财年预算案中，为不扩大财政赤字，政府开支与对外援助被大幅削减，绝大部分联邦部门和机构都将面临研发经费的减少。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预算案虽然削减了对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支出，但并不代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必然下降，美国的总体研发投入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在全球的研发投入大国地位仍然不会动摇。但是由于财政研发经费的削减，可能导致一些政府所属研发机构和研发领域的投入下降。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研发投入结构就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私人部门研发投入增长较快，而联邦政府所占比重有所下降。2015年，美国私人部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1.7%，而联邦政府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8年约0.75%下降到2015年的0.6%左右。从总体上看，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总量近年来增长不快，2015年只比2008年增加23亿美元，达到1294亿美元，但是同期，联邦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在联邦政府研发投入中所占比重由2008年的21.3%提高到2015年的24.7%。由此可见，私人部门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是美国保持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特朗普政府2018财年预算案中，虽然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没有被列入经费削减名单，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经费削减也不多（2亿美元），但其他绝大部分联邦部门和机构都将面临研发经费的削减。美国还提出削减对联合国的资助，包括取消应对气候变化的款项等。预算案还叫停能源部先进能源研究计划署及相关项目。从特朗普预算案的调整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科技创新政策将以激发私人部门投资为重点，以弥补政府研发投入的下降。
　　特朗普从竞选总统开始，与以硅谷为代表的创新型公司关系比较僵硬，特朗普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收紧可能会对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尤其以硅谷为代表的大量科技公司将有可能在未来失去大量国外优秀人才。
　　由上可见，特朗普执政以来，还未形成系统的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政府财政科技经费预算的削减，可能导致科研机构和技术领域的支持下降，有些科技计划甚至将被终止，但是由于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经过长期积累形成雄厚的优势和实力，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必会显著，但是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培育形成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与美国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相比，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都形成了系统部署，并且强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科技创新整体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为从科技大国向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迈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是科技创新战略日益明确。中国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6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三步走”，明确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二是研发投入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1.5万元，成为世界研发投入第二大国，研发投入强度已经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科学贡献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网络的重要一极，科技人员十年间发表的国际论文位居世界第二位，累计被引次数进入前1%的论文占世界的12.8%，排名世界第三（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2017数据）。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2016年，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4万件，从2000年的第16位上升到第三位。科技创新持续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战略高技术持续突破，取得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载人深潜、深地钻探、超级计算、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重大创新成果。这些都表明中国科技创新实力显著增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科技创新地位显著提升。
　　三是科技创新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根据中国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的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居第18位，逼近全球创新经济体排名前15强，表明中国已接近世界创新国家“第一方阵”的水平。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在一些领域甚至起到了引领的作用。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50.9%提高到2016年的56.2%。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13年时间里增长了10倍，在全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达到近30%。
　　四是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任务按计划扎实推进，科技管理全链条，即从资源配置使用、到人才评价激励、再到创新生态营造的体制机制框架正在逐步形成。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逐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7.9万家，仅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减税超过1000亿元。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加快形成。
　　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积极进展，对于经济转型发展和培育新动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发展阶段的差距上。近年来，虽然有很多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实力在多少年内赶超美国的说法，国外也有一些关于中国科技威胁论的说法，但是无论怎么说，都应客观地看到中国与美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阶段性差距。美国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在短时间内难以超越，既便能够超越，也不意味着对美国的全面领先，可能只是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各有优劣。在未来，加强科技创新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走上创新发展的轨道，恐怕是两国科技创新的主要任务。
　　与美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发投入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14年才首次突破了2%，2015年达到2.06%，到2020年目标是达到2.5%。而美国从二战以来就维持高强度的研发经费投入，近60年来维持在2%以上，多年都在2.5%以上。2015年，美国、德国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二是中国产业核心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根本转变，基础、底层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手中。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加工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企业创新能力仍然薄弱。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仅为0.9%。三是能够推动产业变革和颠覆性创新的重大原始性创新少，对产业技术路线的重大变革仍以跟随为主。四是从业人员中高素质人员就业比例较低，高层次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十分缺乏。激励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还不浓厚，市场激励创新的原动力作用发挥不够。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遇到了发展瓶颈，迫切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能够较快地应用前沿科技创新成果，在更高的起点上快速发展。对于我国来说，在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科技创新的定力，实施跨越经济增长同期的科技创新战略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对于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型特别重要。但是科技创新的发展同时也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科技创新的投入不能完全脱离经济现实，但是也应相对稳定、持续，才能更加符合科技创新的规律。
　　2、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新创业，增强经济增长潜能，迎接新的增长周期
　　美国创新的土壤较为丰厚，吸引了全球大批优秀创新人才，还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到美国转移转化。中国与美国相比，更多的优势在于后发优势以及市场和产业化的优势，能够迅速地应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产业发展进行改造。我国应把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扩大适应新经济结构需求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服务的供给，引领经济走出新的增长周期。
　　3、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特朗普的科技创新新政，从目前看简单地说就是“削减政府科研预算+大规模减税”。可以认为这是在美国已经具备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基础上的一次较大政策创新和实践，其核心在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大规模减税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与美国相似，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也面临着传统体制的束缚，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激发市场创新原动力，为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创造条件。针对美国大规模减税造成的影响，也应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
　　4、深入把握创新全球化趋势，强化全球科技创新合作
　　特朗普实施“美国优先”战略，各种政策以保障美国就业和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不能陷入狭隘的保护主义中去。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必然是全球互联的，只有与全球价值链相互协同，才能推进结构性调整和达到目标。我国应顺应创新全球化趋势，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聚集全球高端创新要素来培育和转换经济发展新动能上走在世界前列。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人才引进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引导和支持我国企业开展全球创新布局，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共同依靠科技创新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摘自中国经济学人杂志）

来源时间：2017/7/5   发布时间：20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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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黒兹尔·史密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美聚焦

　　2017年，在完成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朝鲜终于可以宣称，自己同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一道跻身非法拥有核武器国家行列，虽然美国这个大概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大国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反对其核计划。
　　那么美国为何无法在朝鲜达成其政策目标？
　　众所周知，一旦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军事行动，预计会造成大量伤亡，受制于此，美国无法动用军事力量。但美国无法达成目标的主要原因是自缚手脚，放弃使用外交这一国家可以利用的最传统手段，即使当外交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目标时。
　　由于布什政府奉行ABC政策（Anything But Clinton，只要是克林顿的政策就一概反对），小布什于2003年宣布不再承认1994年日内瓦朝美核框架协议。该协议曾成功令朝鲜暂停核开发计划，此后对朝外交在美国就被视为绥靖。绥靖本身是软弱的表现，同时也为道义所不容，因此对朝外交被视为美国软弱的表现和道德沦陷。
　　这种对待外交的方式暴露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极度混乱。外交是由不存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对手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从而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外交绝非是为那些不懂大国政治残酷现实的人所推崇的、感情用事的自由主义选项。亨利·基辛格无论作为学者抑或是外交家取得的成就都充分说明，利用冷静外交手段追求战略目标时，美国能够获得巨大回报。
　　外交不是一个软选项。上世纪90年代，当爱尔兰冲突各方坐到谈判桌前进行谈判时，他们面对的是与执行过杀戮、拷问、爆炸和绑架等暴力行动的准军事组织密切相关的男男女女。每个谈判者都曾是暴力的受害者。然而，虽然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倒退，但他们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这份协议真正改变了北爱尔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以至于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不能也不愿再回到过去那种状态。
　　外交手段不应与接触政策相混淆。后者本质上是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旅游、人道援助或文化交流等单方面行动，没人对收益抱有期待。但外交并非利他行为。外交永远都对收益抱有期待。外交是利己行为。
　　外交官代表的并非个人，而是他们身后的国家。逮捕、监禁美国外交官将被视同对美国本身发起攻击，并可能引发军事报复行动。朝鲜深知接触政策与外交手段之间的区别，这也是为何美国外交官以及那些受联合国等外交公约保护的国际机构工作人员不会在朝鲜深陷险境。同时，很难预测美国政府是否还会继续允许美国公民冒着被任意扣押的风险前往朝鲜。自2011年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日益加剧的内部政治动荡令在朝美国人的人身安全一直处于危险境地。
　　不接触政策不应等同于放弃外交政策，尤其当朝鲜对待本国及外国人的做法已经引发全球反感时，美国政府在朝鲜取得巨大胜利的时机已经成熟。人们不难确信，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死亡及金正男的谋杀无一不代表着无法饶恕的国际罪行。前者是一个原本健康的年轻人，由于一个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在朝鲜遭到逮捕，且在长达17个月的关押期间所有正常渠道的外交联系均被切断，后者于今年2月在一个国际机场遭到杀害。
　　中国和俄罗斯视朝鲜政权为过时产物，而朝鲜政府公然无视国际法，一意孤行推行核计划和导弹项目，也被中俄视为对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一大威胁。两国都不会容忍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一旦发起军事行动，几乎不可能将冲突局限在朝鲜境内（美国和韩国的军事计划者们也认同这一点），但两国都希望结束危机，以便投资发展与朝鲜接壤的东北边境地区。
　　美国重启外交途径意味着与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以及朝鲜这些关键国家协同合作，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冲突。虽然各方利益不尽相同，但至少在口头上依然可以找到冲突相关方的共同目标，那就是半岛无核化以及令各方信服的安全协议。
　　施展美国领导力意味着抛弃“朝鲜崩溃”这样一个懒惰的假设，而太多政策设计方案都以这种假设为基础，同时还充当了无所作为的借口。事实上，“崩溃”是应当被极力避免出现的情景。认为朝鲜社会和政治体系一旦崩盘，朝鲜半岛会自动无缝过渡到两德统一那种政治一体化的想法是痴心妄想。“崩溃”一样有可能导致整个朝鲜半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失控的安全混乱局面。
　　外交手段或外部干预无法实现所有令人满意的目标。除非战败，否则将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抹杀或实现政权更迭既不可能也不合法。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政权更迭只能从朝鲜内部发轫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应当期望的是，安全协议会开启朝鲜与外部世界开放交流的大门，从而帮助它实现国内政治自由化。
　　伊拉克战争令美国政治当局意识到，空降一些自己亲手培植的、几乎不了解伊拉克的流亡伊拉克人来运行这个国家，无论对被解放了的伊拉克人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没有好结果。美国需要拒绝部分韩国右派正在积极兜售的观点，即组织约3万名脱北者作为韩国支持的禁卫军接管统一后的北朝鲜。后金氏政权时代的2500万朝鲜人民很可能有其他考虑。
　　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相关方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希望就朝鲜安全危机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同时它们也乐于接受令人信服的美国外交干预。成功的外交政策会给美国提供一个双赢选项，它不仅会防止一场灾难般的战争，这场战争很可能导致数十万包括美国军民在内的伤亡，同时也会恢复美国在东亚曾经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

来源时间：2017/7/5   发布时间：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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