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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考虑不叫CNN“假新闻”了,改叫“欺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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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直是特朗普口中“假新闻”的代表,而周六特朗普却表示想改变一下对CNN的定位。“我在考虑将‘假新闻CNN’的名字改为‘欺诈新闻CNN’。”特朗普7月1日晚上在其个人推特上发文表示。
  近日一段由一个名为“真相项目”的组织拍摄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视频曝光CNN为提高收视率,炮制“通俄门”等新闻热点。在6月26日发布的视频中,CNN一个名为约翰·博尼菲尔德的制片人表示,CNN没有关于特朗普“通俄”的证据,一系列相关报道是为了提高收视率。据博尼菲尔德说,炒作“通俄门”是CNN领导层的意思。
  在6月28日发布的另一段视频中,一个CNN主持人直言,关于特朗普“通俄”的报道就是一个“没料的汉堡”,意指此事并没有一些报道所说得那么严重。
  这段视频高兴坏了特朗普,他在7月1日的推文中庆祝说:“我特别高兴看到CNN终于被揭露为假新闻和垃圾新闻工作。现在是时候了!”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就开启了与媒体战争,他称,很多媒体为“假消息制造者”。绝大多数媒体在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并在特朗普上任后对政府继续批评报道。尤其是在特朗普与俄罗斯所谓的“串通”事件上,美国媒体更是对特朗普死追烂打,令特朗普不胜其烦。
  在7月1日稍早一条推文中,特朗普说:“假新闻和欺诈的新闻媒体正在努力说服共和党和其他人,我不应该用社交媒体。但是记住,我是靠采访、演讲和社交媒体赢了2016年大选的啊。我不得不打击假新闻,而且也做了。我们还会继续赢下去的!
  CNN最近也是麻烦不断,除了因为视频引起人们对其公信力的质疑,不久前CNN撤回了一条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的新闻,三名有关的新闻工作者辞职。
  CNN收回的报道说,特朗普的助手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与一家投资基金有关联。 CNN错误地报道说,这家基金是由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一家银行管理的。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汤玛斯·佛兰克、CNN调查部的编辑埃里克·李特布罗和调查部主管莱克斯·哈里斯辞职。CNN内部调查发现,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该部门没有遵循例行的编辑程序。

来源时间:2017/7/2   发布时间:2017/7/2

旧文章ID:13576

何清涟:中国版“肥咖法案”出台

作者:何清涟  来源:美国之音

  今年7月1日起,中国所有金融机构开始全面查核不在中国纳税的有钱人的金融账户资料,这是中国官方不久前公布的消息,目的是从2018年起全面启动中国版“肥咖条款”,向逃税的有钱人追讨欠税,也顺便搜集贪官们藏匿财产的底账。迄今为止,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或外国国籍,一向是国内有钱人转移财产、逃避中外税收的上乘之选;但中国版“肥咖条款”付诸实施后,世界之大,中国有钱人的钱财竟可能从此无处隐藏,而明年将建立的国家监察委系统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金融税务信息,把他们想追究的人查个底朝天。
  中国版“肥咖法案”来袭
  4年多以前,我在美国之音发表的博文“美国‘肥咖法案’带给中国精英的烦恼”中,介绍过美国的“肥咖法案”,即美国2010年开始施行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其英文全名是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其缩写FATCA的前3个字母可译为“肥胖”,于是有人聪明地将其译成“肥咖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每年累计离开美国超过183天以上,其个人或公司银行帐户超过一定数额(个人5万美元,公司25万美元),就可能被查核是否在海外逃税。但许多中国有钱人以为,只要财产藏在中国,即使人在美国定居,美国的法案管不到中国。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版“肥咖法案”(以下简称“中版‘肥咖’”)出台了,其重要含义是,中美两国即将交换有钱人藏在对方国家的资产账户资料,下一步就是各自追税。中版“肥咖”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制定,全称是“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旨在清查有钱人金融资产账户资料的中版“肥咖”,把证监会、保监会也拉进来?这意味着,不光是在商业银行的资金账户和理财账户将被列入核查范围,连在证券公司开的投资账户、在保险公司购买的年金账户,也一并由证监会、保监会监督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实行查核。可以说,除了房产,有钱人各种形式的金融资产将全数被纳入中版“肥咖”的查核范围,而且查核结果不通报账户所有人。
  中版“肥咖”:谁算有钱人?
  今年1月10日《搜狐财经》刊登过一篇文章,“600万海外资产土豪们小心了,中国税务机关出手了”。谁算“海外土豪”,谁算“有钱人”,民间有五花八门的各种理解;而中版“肥咖”所针对的对象有明确的界定,凡持有境外身份、不在中国纳税的个人及其公司,其2016年底以前在中国开设的各种金融账户加总余额超过600万元人民币(合88万美元),或者2017年1月1日以后在中国开设任何种类的金融账户并且总额超过600万人民币,此人就是中版“肥咖”关注的对象(金融机构称之为“个人高净值账户”)。这里所谓的“持有境外身份”,不单单指账户所有人本人以境外身份证件开设金融账户,也包括那些账户登记地址或邮寄地址在境外、联络电话在境外、账户代理人或授权签字人的地址在境外、金融账户月结单的转交地址在境外等等情形,甚至国内账户持有人用某些账户向境外账户定期转账,都一并列入中版“肥咖”的核查范围。而所谓的金融账户,包括存款账户、有现金的基金、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券权益、托管账户、保险合同、年金合约等。
  从今年7月1日起中国各金融机构开始查核上述有钱人之后,按照中版“肥咖”的规定,上述人等“需配合金融机构”,确认其是否在中国缴纳个人的所有相关税收。如果是在中国缴税,那么,他们的海外资产可能也纳入中国的征税范围;如果不在中国缴税,那么,中国税务部门会把他们在中国境内隐藏的资产通报给所在国的税务部门,其所在国税务部门可能要求他们补税、缴纳罚金,甚至承担逃税的刑事责任。
  中版“肥咖”追税:眼睛盯住海外资产
  中版“肥咖”出台的背景是,中国政府越来越看重资产外逃之风兴盛以来失去的大量税收。自从经济全球化趋势形成后,世界各国有钱人在海外藏匿资产、逃避巨额税收,已经蔚然成风。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副秘书长玉木林太郎估计,全球每年因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造成的全球税收损失高达2,500亿美元。为此,OECD在2014年2月的G20财长会议上决定实施“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即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简称CRS)。这是OECD为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打击跨境逃避税发布的,以便各国司法部门交换彼此所掌握的对方国家有钱人藏在本国的金融资产信息,以打击逃税行为,采取追税措施。目前已经有上百个国家承诺实施交换标准,中国于2015年12月16日签署了《多边主管机构协议》(MCAA),成为第77个加入CRS的国家。
  按照中版“肥咖”的规定,中国的金融机构将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个人高净值账户”的全面调查;然后,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所有其他“不肥”的“个人低净值账户”以及对全部机构账户的调查。自2017年9月开始,凡是中国人以及他们个人控制的公司在100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的银行账户信息,将由这些国家和地区主动呈报给中国税务机关,这10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以及众多有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地,如百慕大、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塞舌尔、香港、澳门、百慕大、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安道尔、瑙鲁、巴拿马等有钱人隐匿财富和避税的“乐土”。从2018年9月起中国将开始对外交换涉税信息,而中美之间的相关谈判此刻正在进行。
  “狡兔三窟”的新烦恼
  中国的有钱人向来深知“狡兔三窟”之道,除了在国内保留相当数量的金融资产和房产之外,在海外也存有一定数量的财产,以求完全之道,也避免不明财产来源可能引起的麻烦。3年半以前,我在美国之音的博文“让世界认识一个盗贼型政权 ——《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的意义”里,谈过中国资本外逃的历史,这里只补充一点最近的动态。自从美国开放十年签证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来到美国的银行开设个人银行帐户,据报导,持中国护照到美国的银行开户的客户暴增3倍以上。有的银行不需要美国地址或任何其他文件,于是有人干脆直接用国内地址开户;有的银行则允许中国客户借用其在美亲朋好友的地址开户。这类转移资产的“门道”,如今却遇到了麻烦,那就是,只要数量大到被中版“肥咖”盯上,凡使用美国亲友地址的,其银行账户资料将被美国税务部门报给中国政府;而使用中国地址的,美国税务部门可能向中国政府索要其中国银行账户的资料。尤其是许多有钱人看到国内房地产价格暴涨,舍不得放弃大好机会,用在境外注册公司的命义,把已经转移到境外的资产“洗”成“外资”,投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捞一把,如今房价开始下跌,只要他们卖房套现,恰好就撞在中版“肥咖”的“枪口”上。
  中版“肥咖”实施之后,“狡兔三窟”变成了“窟窟相通”、“顺藤摸瓜”,不管把资产藏在境外还是国内,很快就将在税务机关面前透明化。据《羊城晚报》最近报道,去年便有富人闻风而动,把在香港银行的账户资金拆小、分存多家银行,以免在今年7月1日各银行启动首批有钱人账户调查时被盯上。这种做法避得了眼下,躲不过明年;到了明年底各银行的调查全面完成之时,这些人仍旧“榜上有名”。他们接下来的烦恼便是,倒底在哪国缴税个人税负少一些,逃税的法律责任轻一些;而担心国内反贪部门追查的人,则还有一层不便启齿的焦虑,什么都瞒不过中国监察部门,“东窗事发”只是时间问题。

来源时间:2017/7/2   发布时间:2017/7/2

旧文章ID:13575

简介《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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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初晓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很多人信命,自古已然,遑论中外。《注定一战》这本书开篇就讲了一个细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尸横遍野,经济崩溃。参战国中没有赢家。力主参战的德国首相霍尔维格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做出当初的选择,只得哀叹:“早知如此啊!” 是啊,早知如此,不仅霍尔维格会做出别样选择,所有参战国的总统、沙皇和总理们也都不会愚蠢地卷入这场浩劫。可是,历史会有如果吗?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吗?
  人类进入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莫过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会爆发战争吗?美中之战会是命定的劫数吗?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把这种命中注定称作“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埃里森教授在哈佛执教50多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院院长,目前担任肯尼迪学院的贝尔佛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埃里森教授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国际政治学者,但是他出版的著作并不是很多。他最著名的学术成就莫过于发明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名词。现在,学者和专家们在论述美中关系时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概念,据说奥巴马和习近平还曾经就此发生过争辩。
  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指什么呢?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人类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他在这本书里记叙了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迅速崛起的雅典对当时的霸主斯巴达形成了挑战,而斯巴达出于对雅典挑战的恐惧而轻启战端。埃里森教授在研究这本著作时发现:像这样的新强权的崛起对现存秩序产生结构性的压力(structural stress/pressure),从而导致同老强权发生冲突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在过去五百年中,一共有16次新崛起的强权挑战老强权的事例,其中只有四次以和平告终(老强权让出霸主的宝座,或是新老强权和平共处),其他的12次都是诉诸刀兵,两败俱伤。埃里森教授称这种历史现象为“修昔底德陷阱”。
  今年五月,埃里森教授出版了他的新作《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y Graham Allison, 2017) 他在这本书里详尽地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分析了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虽然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作者对中国唱赞歌多,对美国批评多,但是这仍然是一本立意新颖、见解独到、观点深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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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埃里森所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昔修底德陷阱吗?》一书的封面

  首先我们看看埃里森教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他认为,要想避免同中国的冲突,美国人首先要全面深刻地看待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GDP已经超越美国,到2024年,美国经济将只是中国GDP的三分之二!埃里森教授对中国崛起的速度大为惊叹。他引用了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话说,中国是在30年间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结合到一起。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在2005年,中国每两个星期就能建成相当于今天罗马的建筑面积,所以书中的一个章节就叫“罗马是两个星期建成的”。埃里森教授谈到自己每天去肯尼迪学院上班都要经过查尔斯河上的大桥。此桥的重建花了四年,每天的堵车惹得怨声载道,而中国重建比查尔斯河桥更大的三元桥却只用了43小时!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佛利德曼在参观天津时被壮观美妙的梅江会展中心所折服,当他得知这个中心的建成只花了八个月后感慨万千,因为他从在马里兰州的家去坐地铁,华盛顿地铁的员工修理两节滚梯台阶差不多也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中国现在几小时做的要比美国几年间完成的都多。同样拿我们身边的华盛顿地铁的银线来说,1968年就开始规划,2000年正式启动,2009年动工,2014年完工一期工程,才只有五个站。连接杜勒斯机场的二期工程何时能够真正完工就更不知道猴年马月了。而北京能够在一年之内做到几条地铁线路同时建成通车!
  这种对比固然令人惊艳,但是未免把中国的发展看得多少有点固化了。埃里森教授对中国未来经济实力的预估是假定中国会一直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发展速度固然令人叹服,但是且不说中国的GDP数字中有多少水分,就是目前这种债台高筑来进行基建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持续下去,连中国领导人心里也没底。再加上中国的房市和银行坏账两大泡沫不知何时戳破,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充满变数的。忽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而来分析美中未来的力量消长难免会有偏差。
  无论中国的经济未来走向如何,美中力量的对比已经在短时间内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国崛起并不光是经济的崛起,它同时也对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带来冲击,特别是中国要主导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态势十分明显。埃里森教授认为,美中两国目前的态势完全具备“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征。他在书中对于两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对比分析让人感到悲观——
  当年英国把霸主的地位拱手让给美国而没有兵戎相见,除了老霸主实力不济之外,两国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同源性也是重要原因。但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实在太不相同了,在所有方面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两国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都觉得自己具有别国无法企及的出类拔萃。中国人信奉“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除了中华上国之外别人都是野蛮人。中国和别国的关系应该都是万邦来朝的关系。而美国人则一直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说过:“不要说在全世界,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对于自己会被一个长期以来被蔑视和从不放在眼里的亚洲民族所取代在感情上是极其难以接受的……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会使得这个转换适应异常艰难。”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人是宁愿贫穷也不能放弃自由。三权分立的政府会造成扯皮、拖延和失效,但是美国首先要排除的是强迫服从的独裁政体。当然,独裁政体做事情的效率会高,这却恰恰是许多中国精英分子所看重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政权不是民选的不要紧,只要能做事情就具有了合法性。
  美中两国这种针锋相对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彼此很难和平共处,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会接受大英帝国的命运,乖乖让出霸主的宝座。实际上,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对世界秩序的冲击比今天的中国猛烈得多。埃里森教授在书中第五章“山雨欲来”中以不小的篇幅回顾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老罗斯福)向外扩张的历史。老罗斯福上台的时候,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盛,他公开宣布美国要向全世界传布先进文明。美国在美西战争、巴拿马独立、强迫实行“门罗主义”、阿拉斯加边界之争等冲突中咄咄逼人,不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决不罢休。埃里森教授不禁感叹:虽然美国一直在教训中国要像美国一样,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国果真像美国一样,做到当年的老罗斯福总统所做的一半,美国会受得了吗?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新老强权大多数都以战争决定胜负,美中是不是不也要一战定输赢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指出了发动战争的三个要素:国家利益、恐惧和荣誉。特别是老霸主对新强权崛起的恐惧掺杂了许多感情的因素——雅典越来越强盛,斯巴达则越来越焦虑。老霸主往往会夸大新强权的危险,而新强权则自信心膨胀,对形势产生误判。两个国家做出的不同选择使得战争终于爆发。
  既然美中具备了卷入战争的要素,那么未来的战争爆发点会是在哪里呢?论述未来的美中之战是全书中很精彩的部分。埃里森教授列举了几种美中之战的版本:南中国海上的偶然相撞、台湾独立引发的核大战、被日本拖下水的三国杀、北朝鲜核武使得美中卷入正面冲突、由经济冷战而引发的热战等等。诡谲之处在于:美中两国领导人内心里都不想打仗,但是在中国崛起美国焦虑的压力环境下,一个偶发的火星就可以燃成冲天大火,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了。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把核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比喻为一场“胆略游戏”(Game of Chicken)——双方驾驶的车辆迎面疾驰,千钧一发之际必须要有一个司机躲避,但是谁愿意做那个先胆怯的人呢?目前在南中国海地区,当中国军队骚扰美国飞机舰船的时候,美国都是先行闪避,但是今后如果有个第七舰队的血性舰长不听指挥,对着近在咫尺的中国军舰迎头撞去,或是有个美军驾驶员以为中国军机靠得太近对自己有危险而把对方击落,事情会如何收场呢?偶然的冲突发生后,不愿意打仗的领导人们往往想用加剧紧张局势的办法压对方让步,降低全面战争的风险,结果通常事与愿违。不得不说,埃里森教授既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又是一位通晓军事战略的内行人(他在里根政府中曾担任国防部长高级顾问,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他对美中发生冲突的假设和分析,既合情合理又犀利深刻。特别是他对于美中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预测,掩卷之余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埃里森教授创建了哈佛肯尼迪学院,又长期担任院长,他的门徒遍布全球,其中不乏达官显要。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刘鹤、女儿习明泽以及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都应该算是他的学生。他在书中谈到访华时刘鹤曾经详细给他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等细节,所以埃里森教授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深入的。他最担心的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足却又装懂,装懂只能造成含糊不清。一些美国人假装看不见或者看轻中国的崛起,要么就是只见经济崛起而忽略中国崛起的全方位的意义。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他对如何避免美中战争提出了四点提示,第二条就是要知己知彼,多认识了解中国人的意图。埃里森教授对大国外交的真谛论述得十分深刻——处理像美中关系这么重要的双边关系,可预见性与稳定性才是核心,而不是什么两国友谊之类的东西。
  《注定一战》在结论中论述的另外三个提示是:
  1)清晰地界定美国的核心利益。什么都是核心利益等于什么都不是,对于那些蝇头小利就要坚决放弃。比如,如果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是核心利益,那么美国就不应该考虑去保卫菲律宾,而是要考虑如何避免同中国的核战争。
  3)制定真正的对华战略。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美国仍然需要像提出“遏制苏联”战略的肯南那样杰出的战略家。
  4)美中两国都应该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到中心位置。美中国内的问题都一样:失效的政府。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失败,华盛顿已经变成了一个失效的首都。白宫和国会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上也不能合作,比如年度预算、和外国的协议等。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早就使得中国那种老一套的政府管理办法过时了。中国的都市年轻人和手机使得政府监视每一个公民的做法难以为继,而法治的缺失和文化思想的贫乏不仅限制了人民的创造力,也很难对世界各地的人才产生吸引力。如果习近平和川普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在亚洲争霸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伟大的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洛斯在悲剧的结尾往往给出宿命的答案。埃里森教授并不相信宿命,他认为领导人做出的选择、国家做出的选择才会塑造历史。可惜的是:他把美中避免一战的关键归结到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理性上,殊不知政治人物的智慧是最靠不住的稀缺品。让我们回到当年德国首相霍尔维格的哀叹:“早知如此啊!”是啊,谁又能够预知未来呢?埃里森教授在书的结尾处这样做了回答:“我们只知道莎士比亚是对的,我们的命运‘不在我们的星座,而在我们自身’”。

来源时间:2017/7/2   发布时间:2017/7/2

旧文章ID:13574

美三州政府部分关门 数千员工恐无薪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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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南编译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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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议会于7月1日前未能通过2017财政年预算,导致政府部分
机构停摆。(Jeff Zelevansky/Getty Images)

  美国新泽西州、缅因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构在7月1日午夜前未能通过预算,导致部分政府机构关门。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达成第十一个小时的协议,避免了关门的命运。康涅狄格州也没有通过预算,但该州长发出了一项紧急支出令。
  这些州和其它四十个州的新的财政年度从7月1日开始。
  新泽西州
  由民主党人控制的立法机关在星期五(6月30日)晚未能达成协议,导致该州第二次关门。这次关门主要是由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和州众议会议长文森特‧普里托(Vincent Prieto)之间的分歧引起的。
  美联社报导说,克里斯蒂和参议院议长史蒂夫‧斯威尼(Steve Sweeney)同意新泽西保险公司“地平线蓝十字蓝盾”计划,包括允许国家保险专员确定公司盈余的范围,如超过的话,必须将盈余用在公众和保单持有人身上。但是民主党众议长文森特‧普雷托反对这一计划,说这项立法可能会导致该保险公司的380万投保人的保险费率增加,“法案与预算应是分开的。”
  上一次新泽西州政府进入闭门模式发生在2006年。
  克里斯蒂下令停止不必要的服务,包括州立公园和机动车辆委员会,于本星期六(7月1日)开始关闭。
  而新泽西州火车系统、州监狱、州警察局、州医院和治疗中心以及赌场、赛马场和彩票业将保持开放。
  如果预算未能通过,数以千计的政府员工将会被抛弃。在2006年的停摆中,有4.5万名州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影响,但在预算僵局解决之后,他们得到了回报。
  众议长普列托表示,投票继续开放。他指责二十多位议员投了弃权票,导致政府部门关闭。美联社说:“立法者周六在州首府特伦顿(Trenton)努力解决对峙⋯⋯”
  缅因州
  星期五晚上,缅因州州长保罗‧莱佩茨(Paul LePage)驳回了由两党立法者组成的预算案,强制部分关闭该州。
  波特兰新闻报导写道:“莱佩茨签署了宣布民间紧急情况的公告以及于星期六午夜12时01分关闭州政府的行政令,虽然该行政令使‘紧急服务’继续运行,包括执法、州立公园和缅因州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门,但许多其它的办事处将不得不关闭,数千名政府员工将无薪水可拿。”
  据美联社报导,莱佩茨在州首府奥古斯塔告诉记者说:“我没有墨水。”“增加税收的预算案上不会有(我的)签名。”
  伊利诺伊州
  伊利诺伊州已经连续第三年进入没有预算的财政年度。
  彭博社报导,伊利诺伊州立法者在预算年度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没有制定预算,虽然谈判继续,议员们计划在周末举行会议,但这一失败标志着伊利诺伊州自2015年以来的空前僵局的延续。S&P全球评级机构警告说,如果在7月1日前后没有预算,全美第五大人口的州可能会再次降级,失去其投资级地位。
  美联社表示,该州再次未能通过预算,“可能意味着一些大学将无法提供联邦财政援助,道路建设和强力球彩票销售将停止。”

来源时间:2017/7/2   发布时间:2017/7/2

旧文章ID:13573

美国乡村的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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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ET ADAMY / PAUL OVERBERG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俄亥俄州肯顿镇(Kenton)东北大街和北樱桃街交汇处,矗立着一座圣母无原罪教堂(Immaculate Conception Church)。该教堂有一份关于在此举行的主要仪式的手写记录,显示过去10年在这里举行的葬礼数量是洗礼的两倍。
  很多像肯顿这样的小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联邦和其他机构的数据显示,2013年大多数美国人口稀少的小镇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这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进行出生登记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100多年来,美国乡村小镇原本一直自给自足,有的在农业和轻工业的扶持下甚至生机勃勃。不久前,郡县乡镇出资的项目,以及教会和社区机构的慈善行动还可在困难时期给小城镇居民提供维持生活的社会保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都市地区是美国的“毒瘤”,犯罪、毒品以及人们从城市向郊区的迁移使得大城市一度成为发展速度最慢、问题最多的地方。
  然而《华尔街日报》分析显示,从很多关键的社会经济福利指标来看,小镇现在落后于城市,二者的情况颠倒了过来。具体而言,依据贫穷状况、高等教育普及率、青少年生育率、离婚率、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对联邦伤残保险的依赖和男性劳动力参与度等指标衡量,乡村小镇在美国四大人口分组中排名垫底,其他三组分别是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型都会地区。
  实际上,美国乡村总人口(考虑到出生和死亡人数以及流动人口)已连续五年下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研究美国城乡新差距的莫雷蒂(Enrico Moretti)说:“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并且还将继续扩大。”
  20年前,新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曾让人们看到推动乡村地区发展的曙光,因为更多的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工作,企业也将放开手脚,在都会区以外的地方拓展业务和投资。但曙光从未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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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哈丁郡肯顿镇的市中心店面。肯顿镇有8,200人,哈丁郡的贫困率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45%。
图片来源: TY WRIGH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随着制造业和农业岗位不断消失,美国的心脏地带现在面临的是更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规模危机。部分经济学家如今认为,经济活动集中于城市的现代国家会更富裕。
  在以肯顿为首府的哈丁郡,以前制造火车守车和商用卡车车桥的工厂都已关门。1980年以来,哈丁郡贫困人口的比例上升了45%,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值下降了7%。
  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哈丁郡成年人离婚率几乎是过去的三倍,超过全美平均水平。鸦片类药物的滥用也推高了犯罪率。
  当得知一个毛贼偷走了圣母无原罪教堂的装饰性烛台和一个圣杯,并将圣杯里的圣餐面包洒落一地时,38岁的天主教神父扬感到十分震惊。
  扬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长大,10年前来到哈丁郡。据他讲,走在哥伦布的大街上,很多年他都没有安全感,“我时时都要保持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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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扬坐在圣母无原罪教堂的靠背长椅上祷告。 图片来源:TY WRIGH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不过从80年代开始,受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和全美互惠保险公司(Nationwide Mutual Insurance Co.)数千个工作岗位的提振,再加上俄亥俄州立大学规模的壮大,哥伦布的人口增长了52%,经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值提高了6%。扬神父说:“哥伦布的经济大幅增长,他们确实对市中心下了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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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拥有8,200人口的肯顿却继续凋零。扬神父说,他现在总是把圣母无原罪教堂锁起来。如今,他发现自己又开始紧张地回头张望了。
  他说:“我怎么也没想到肯顿会变成这样。”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陆续成为重工业制造中心,并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但是到了60年代,郊区的廉价土地、高速公路、住房抵押贷款的高额补贴给了城市居民拔脚就走的理由,就像种族矛盾促使很多白人居民离开一样。
  废弃的社区、岗位的减少和纳税人的流失造成了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坍塌。数据显示,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美国大城市是离婚人士聚集程度最高的地方,也是青少年生育率以及心血管病和癌症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曾在克林顿(Bill Clinton)手下任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的希斯内罗丝(Henry Cisneros)说:“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危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克林顿政府推出了治疗“城市病”的激进型新政策。比如,拆除公共住房,从根本上铲除那些滋生犯罪和导致“快克”(强效纯可卡因)泛滥的贫困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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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美国乡村那时虽不富裕,但看起来相对稳定。美国两党联立的公共政策机构经济创新组织(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称,进入90年代中期,全美几乎三分之一的新增商业机构都成立于小型郡县,从数量上看是成立于大型郡县的两倍多。提供私人医疗保险的雇主对地方医疗中心起到了支撑作用,乡村居民也能“沾光”享受到可靠的医疗。
  然而到90年代末,美国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开始将城市改造成吸引高薪工作的磁石。对于那些在市郊长大或从别的国家刚移民来美国的新一代劳动力来说,城市提供了多样性和较高的人口密度,工作和娱乐机会随之大增。拥有房产的城市居民发现房价飞涨,而大量低收入者则被赶到了城市边缘。
  随着犯罪率的下滑,城市开发者开始想办法迎合新生中上阶层。医院出资研究复杂的心脏病和中风治疗方案,让普通疾病的死亡率下降。防止未成年少女怀孕的运动也偏向于选择在城市进行,因为在那里可以惠及更多人。
  在大中型城市和市郊的生活质量指标向好之际,乡村地区在驾驭快速变化的知识经济方面,却难以找到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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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州科菲维尔镇中心的Perkins大楼(右)。1892年,道尔顿帮(Dalton Gang)银行劫案就发生在这里。 

图片来源:NICK SCHNELL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从90年代末开始,亚马逊(Amazon.com Inc.)开始在人口稀少的州建立物流中心,目的是帮网购客户规避消费税。其中有一个物流中心建于1999年,给只有9,500人的堪萨斯州科菲维尔镇(Coffeyville)带来了数百份工作。
  然而,随着两日送达成为消费者的主要诉求,亚马逊将自己的仓储中心搬到了顾客集中的城市附近,并在2015年关闭了科菲维尔的物流中心。
  亚马逊发言人说,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还说公司规划的两个物流中心有一个去年开在堪萨斯城附近,将创造逾2,000个全职岗位。
  在离科菲维尔不远的独立城(Independence),一家百年之久的医院也倒闭了。独立城的人口为8,700人。
  亚马逊在科菲维尔租的那个仓库面积逾9万平方米,物流中心搬走后就一直空着,业主曾在市场上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挂牌出售。后来业主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了破产保护,前不久仓库以1,140万美元的价格被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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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亚马逊科菲维尔物流中心。2015年物流中心搬走后,仓库就一直空着。 图片来源:NICK SCHNELL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科菲维尔的官员说,该地的问题不是缺工作,而是缺合格劳动力。亚马逊宣布关闭科菲维尔物流中心后,当地负责经济发展的领导人举办了一场招聘会,原本预计最多可吸引600名求职者。蒙哥马利县行动委员会(Montgomery County Action Council)执行董事珀登 (Trisha Purdon)说,实际到场的连100人都没有。
  90年代末,因为深信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可以让公司把后台工作转移到小镇上,犹他州前共和党籍州长莱维特(Mike Leavitt)曾向潜在雇主力荐犹他州的偏远地区。但他说,一想到要去那些地方设立并维护办公室,公司便没了兴趣。最终,很多他费九牛二虎之力拉来的客服中心都转移到了海外,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廉价。

  虽然联邦和州层面的减贫项目并不局限于城市,但它们往往不能解决乡村穷人的现实问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普鲁特(Lisa Pruitt)举例说,1996年的福利改革让更多城市居民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但却没有考虑到小镇的实际情况──公共交通和儿童看护服务的匮乏,让小镇居民很难保住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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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州独立城的范农斯特在照顾11个月大的女儿麦科伊(Roisin McCoy)。她没有车,很难找到工作。
图片来源:NICK SCHNELL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堪萨斯州独立城的范农斯特(Rhonda Vannoster)今年25岁,有四个孩子,很快将迎来第五个宝宝。她离了婚,无业,也没有车,工作选择十分受限。她说,自己想接受培训,当一名护工,但苦于挤不出时间。她说:“现在没有太多好工作。”
  美国城乡工资差距历来存在,但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让这个差距进一步变大。莫雷蒂教授发现,人口稠密的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超过100万)的平均工资比人口稀少的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等于或低于25万)高三分之一,工资差距较70年代扩大了50%。
  随着雇主从小镇的撤离,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也收拾行囊离开了。1980年,小城镇和大城市的人口年龄中值大体相当。如今,小城镇的人口年龄中值约为41岁,比大城市的年龄中值大五岁。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拥有大学学历,几乎是乡村地区的两倍。
  公司在大城市的聚集导致很多乡村医院关闭,因为拥有雇主医疗保险的病人太少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至少有79所乡村医院被迫关闭。
  乡村居民说,没规律的医疗保健和为了看病长途驱车的奔波令他们的健康趋于恶化,而乡村地区的高肥胖率和高吸烟率又让恶化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美国联邦卫生机构资深研究分析师、做过死亡率差异研究的辛格(Gopal K. Singh)说:“一旦确诊得了癌症,乡村地区的存活率要低得多。”
  鸦片类药物的滥用(与缺乏获得治疗手段)加剧了这个问题造成的伤害。哈丁郡检察官贝雷(Brad Bailey)说,他经手的犯罪案件中,涉毒品案件所占比例已从10年前的不到20%激增到现在的80%。
  肯顿镇警察局局长马瑟(Dennis Musser)说,毒品泛滥催生出多于以往的盗窃案,比如空调室外机偷去当废铁卖的案子就层出不穷。马特尔(Linda Martell)今年69岁,为了和女儿住得近些,10年前她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郊区搬到了肯顿。她吃惊地发现,自己车库里的电锯和重型工具不翼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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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的马特尔带着六岁的孙女查莉(Charlie Martell)沿着肯顿镇北大街走路回家。 图片来源:TY WRIGH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她回忆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所有问题都出在大城市。”
  在去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乡村地区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Donald Trump),因为特朗普承诺要振兴被遗忘的城镇,办法是放松监管、退出贸易协议、反对非法移民以及鼓励制造业雇用更多美国人。他承诺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也许可以提振很多乡村社区。
  两党议员均承认,这些年他们忽视了愈演愈烈的小镇问题。共和党籍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丁•内斯(Mel Martinez)说:“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州竞选,你肯定要把重点放在城市地区。”据他回忆,当2005年前后得知,日渐猖獗的冰毒泛滥问题主要出现在乡村而不是城市时,他颇感意外。
  小布什在位期间,美国立法者因两场战争忙得团团转,同时还要保护911恐袭后的本土安全以及重建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新奥尔良。美国前农业部长维尔萨克(Tom Vilsack)说,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推动拓展宽带服务来振兴乡村,但宽带服务供应商并不愿意前往人烟稀少的地方。
  自从美国楼市崩盘以来,非都会区的房价升值幅度一直落后于都会区,很多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和储蓄因此受到侵蚀。
  维尔萨克说:“对于那些形势不断变化的地方,我们确实没有太有效的转型策略。”
  与此同时,曾被视为拖社会经济后腿的大城市如今迎来了华丽转身。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附近有30多所高等院校。官员称,当地拥有大学学历的居民比例在1980-2015年间增长了两倍,形成了一个人才库,吸引医疗、金融和生物科学公司纷至沓来。圣路易斯地方商会副主席洛波邵(Greg Laposa)说,人们不仅没有被工作牵着鼻子走,“反倒是工作追着人跑。”
  很多城市由于犯罪率下降,越来越多的中上层家庭前来定居,而推迟结婚的千禧一代的涌入则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离婚率。
  现年45岁、在一家传媒公司当经理的尼尔森(Maria Nelson)大学毕业后来到首都华盛顿工作,她原本一直想着,终有一天会搬回到自己长大的郊区。联邦政府在支出上的大手大脚让华盛顿特区成了美国收入最高的核心城市之一。2015年,特区家庭年收入中值经通胀调整增至7.1万美元,较1980年提高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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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州科菲维尔,这个安静的小镇只有9500人。官员说,该地缺少的是合格劳动力。
图片来源:NICK SCHNELL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尼尔森早在2002年就有能力买房,但面对房价的飙升,她说自己忍不住替那些年轻同事发愁,更不用说从小地方移居来的人了。她说:“现在华盛顿特区的房价似乎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购买能力。”
  肯顿的神父扬表示,尽管麻烦越来越多,但他对来教堂做礼拜的教友还是有信心的。一些教友对他讲,子女虽已长大成人,但仍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很担心自己有一天撒手人寰后孩子该怎么办。
  他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希望总是有的。他会安慰教友说:“子女可以找工作,哥伦布离得很近。”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旧文章ID:13571

特朗普和CNN恩怨再升级

作者:张松  来源:文汇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几天喜事不断。继共和党人在国会补选中拿下五连胜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本周以来连续被爆“假新闻”更助长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士气。
  CNN三大记者因“假新闻”辞职
  上周四,“专怼特朗普”的CNN登出一条新闻,称特朗普总统的重要助手及顾问斯卡拉姆奇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德米特里耶夫关系密切,两人甚至在私下见面中讨论解除美对俄制裁问题。斯卡拉姆奇是一位美国企业家,与特朗普关系很好,今年一月还被任命为白宫公共联络与政府间事务办公室主任。“直接投资基金”则是俄罗斯政府于2011年设立的吸引外资的项目,据说资本高达100亿美元,其目标是“成为俄罗斯经济中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导者和催化剂”,不过该基金会已被列入美国对俄制裁名单。
  CNN报道称,他们从“匿名来源”渠道获悉两人的关系已经引发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后者还怀疑特朗普就职四天前,该俄罗斯基金会的领导人与斯卡拉姆奇及特朗普团队其他成员秘密会面。报道还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相关调查还指向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
  不过这篇“通俄门”重磅炸弹在登出不到36小时后即被CNN自行删除,随后登出的“编辑说明”称这篇文章“不符合CNN的新闻采编要求,所以被撤回”,并向斯卡拉姆奇致歉。据称美国主流媒体在重大爆料问题上要求必须有两个以上来源同时证实,而这篇报道只有一个匿名渠道。斯卡拉姆奇痛批CNN撒谎,蓄意攻击特朗普及其身边人。但在CNN撤下报道并道歉后表示接受道歉。
  更引人注目的是,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编辑及两人所属的CNN调查新闻部的主任稍后都宣布辞职,此举无疑承认这篇报道是“虚假新闻”。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怒怼CNN,称后者“不得不撤回了一篇关于俄国的大新闻,还有三名员工被迫辞职。那他们编出来的其他故事要不要也撤掉?全是假新闻!”
  制片人吐槽“通俄门”报道被偷拍
  屋漏偏遇连夜雨。本周,一则CNN资深制片人坦诚“通俄门”报道大多没有真凭实据,只为迎合反特朗普观众的偷拍视频再次传遍互联网。被爆出的视频出自一家名叫“正义项目”的政治团体,该团体由保守派活动家詹姆斯·奥基夫经营。被偷拍的是在CNN供职长达15年的资深制片人约翰·博尼菲尔德。据他回忆,他在一个媒体培训班上认识了偷拍者,后者当时以一位新入行记者身份与其交往,两人共见面五次,相信这些视频是当时分别偷拍的。
  博尼菲尔德在视频中以“过来人”的身份称,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美国也干扰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选举,努力控制别国政府。CNN之所以不断报道“通俄门”是因为收视率非常好,因为该电视网作为自由派媒体,深受民主党支持者的喜爱。博尼菲尔德声称CNN作为有线电视台不像NBC等无线大台那样“有2000万观众”,“我们只有100万观众”,所以收视率高于一切,因此很多“通俄门”报道并没有确凿证据也必须播出。统计显示,由于全天候报道特朗普及总统大选,CNN在2016年的利润为10亿美元,创下建台36年来的新高,2017年看来不会低于这一数字。
  这段视频立即成为美国社交网站的热门话题,引发数百万人观看和评论。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显然也看到这段视频了,他在推特上开心地写道:“那些还没看过这段视频的人,我强烈建议你们看看。用这段视频结束所有的废话和胡扯,让我老爹重新用100%的精力放到工作上吧。”在同一天,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也公开建议所有人去看这段视频。特朗普更指NBC、CBS、ABC电视台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假新闻”媒体存在同样问题。
  虽然捅了大娄子,但CNN还是就此事发表声明称支持博尼菲尔德:“个人意见的多样性是CNN强大的原因,我们欢迎并拥抱它”。该电视网没有调查并处理后者的计划,原因是其言论是在非工作场合的私人意见。不过美国新媒体BUZZFEED报道称,CNN已经紧急出台内部规定,所有涉俄罗斯的报道必须经过最高层的审核,以提高新闻可信度。
  特朗普对媒体既爱又恨
  自由派媒体很快将矛头指向“正义项目”的作法,称其偷窥隐私并且选择性拼接视频,违反传统广播新闻操守,信用存疑。《今日美国报》称,“正义项目”负责人奥基夫及三位同事曾于2010年由于假冒电话维修工闯入并偷拍民主党参议员玛丽·兰德里欧位于新奥尔良的办公室而被告上法庭,最终以认罪收场。
  该报还声称博尼菲尔德在偷拍视频中的言论不可信,因为后者称CNN的首席执行官曾下令尽早结束有关美国退出气候变化的新闻报道,回到热门话题“通俄门”,但实际上CNN并没有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目前最高职务是杰夫·扎克尔担任的主席一职。不过这一说辞有些牵强。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加布里尔·卡恩称,偷拍是令人讨厌的,如果“正义项目”想要打击CNN,首先必须自己行得正。卡恩还指出,当美国的最高长官(指特朗普)指责所有不利于他的报道为“偏见”和“假新闻”时,美国新闻媒体的党派色彩只会越来越浓。
  特朗普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是“既爱又恨”。他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白宫时把美国媒体挡在门外,还拒绝出席年度白宫记者晚宴。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就职后亲自在白宫宴请主流媒体负责人,还前往《纽约时报》参观,以拉拢新闻界。特朗普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也颇感得意并引以为傲。这两天,美国媒体还爆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内悬挂的一幅特朗普作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照片是假的。然而,这两天来,连续出糗的CNN继续集中火力报道“通俄门”,其他自由派媒体也视这起丑闻为无物。看来特朗普要改变美国媒体的党派化,难于上青天。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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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是中国人眼中的傻瓜

作者:THOMAS L. FRIEDM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刚刚走访完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中国、台湾,现在又来到香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不少亚太地区的商业和政治领袖已经对特朗普总统做过了评估,并且得出结论:他远不是一个精明的谈判者,而是一个容易受骗的傻瓜,他在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帮助中国恢复伟大荣光。
  这些投资者、贸易专家和政府官员依然在为一件事感到震惊,此事在美国已经几乎没人关注,但在这里犹如一场地震。这是美国拱手让出的一个机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会给美国的盟友带来持续的痛苦,而让中国获利。那就是特朗普的一项决定:在上任第一周便撕毁12个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自由贸易协定——他显然不曾认真研究这项协定,也不明白此举会带来多大的地缘经济影响。
  (特朗普在TPP问题上非常无知,在2015年11月进行的一场竞选辩论中被问到这个话题时,他曾表示中国也是其中的成员国,这显然大错特错。)
  美国要想以自己的方式重塑该地区的地缘经济未来、向中国施压,使其开放市场,TPP堪称最有价值的工具,而特朗普就这么扔掉了它, 现在,特朗普试图独自与中国就贸易开放问题进行谈判——而不是作为TPP12国贸易联盟的首脑与之协商,要知道,这个联盟是以美国价值观和利益为基础,又控制着40%的全球经济。
  没有比这更傻的事了。中国的贸易强硬派肯定在偷笑。
  “当特朗普退出TPP,你们的盟友对美国所有的信心都崩塌了,”一位香港高层官员对我讲道。
  “美国废掉了TPP,现在所有国家都在指望中国,”香港中华总商会(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会长蔡冠深(Jonathan Koon-shum Choi)说。“但中国很聪明——它就一直不发声。”
  北京在悄悄鼓励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和“一带一路”发展项目,其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中国牵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是TPP的竞争对手,与TPP不同的是,它缺少环境或劳工标准。
  新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Carrie Lam)告诉我,因为美国已经让TPP垮掉了,澳大利亚等TPP成员国正在迅速地与香港接触,以达成更紧密、更自由的贸易关系。她表示,美国退出TPP是很“遗憾”,但“这让我们国家有机会成为领导者”。她还提到,中国寻求的不只是增长,还有“影响力”。
  我只想提醒大家:TPP是奥巴马团队与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它不仅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对美国工人最有利的一个,弥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的漏洞。TPP不仅限制外国国有企业向我们的市场倾销补贴产品,保护不断增强的美国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比如自由获取所有云端计算服务),它还包括一些防止贩卖人口的条款,比如禁止将外籍工人当作苦力,禁止走私濒危野生动物的器官,要求签署国允许自己的工人成立独立的工会,同资方进行集体协商,以及要求取缔所有使用童工的行为——这一切都达到了与美国工人齐平的水准。
  没错,就像所有贸易协议一样,TPP会对一些美国工人构成挑战,但它也会为其他许多人创造机会,因为日本、越南等大经济体正在开放它们的市场。几十年来,我们任由日本保持太过封闭的状态,因为它在冷战中曾是美国的盟友;越南没有向美国开放市场,是因为它曾经是敌人。我们的11个TPP伙伴国有大约80%的商品在免税进入美国市场,但我们的商品和服务在进入他们的国家时却要被征收1.8万项关税——这些关税都被TPP取消了。
  因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估计,有了TPP,到203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每年可增长大约1300亿美元——数额不算特别大,但对美国工人、企业和外交人员来说也是不小的鼓励。
  “TPP本可以鼓励首席执行官、物流经理等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下注,这里有规模最大、最发达的经济,本可以由美国主导,”经济评论员亚当·戴维森(Adam Davidson)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评论道。
  为加入TPP,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向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主要是因为它们想让美国融入它们的经济,以此防范中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在香港举行的沃顿经济论坛上,我碰到了一名年轻的越南商人,他问我,“现在我们必须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选择吗?”
  《与龙共舞:十亿顾客的商机与挑战》(One Billion Customers: 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一书的作者麦健陆(James McGregor)认为,同样对我们感到失望的还有中国的经济改革派:他们原本希望TPP的出现“会迫使中国改革自身的贸易操作,使之更靠近美国的路线,令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我们辜负了中国改革者的期望。”
  在这里,所有人都明白这样一点:中国知道特朗普在打什么算盘。一开始,中国的官员对他有点忌惮——因为他发表了强硬的贸易言论。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用其他光鲜的东西分散他的注意力有多么容易,比如承诺为他减轻朝鲜的威胁,或在特定产业做出并不新鲜的贸易让步,比如美国对中国的牛肉出口——就是一些中国以前也对不少美国总统承诺过的东西——好给特朗普一些可以用来吹嘘自己的资本。
  北京眼看着特朗普做出威胁,表示如果中国不在贸易上做出让步,美国就放弃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马上就做出回应,表示如果美国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他就不会接特朗普的电话。
  中国刚刚邀请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明年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会有走红毯等全套礼仪。就像我的同事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之前报道的,中国第一次逮捕了卧底调查西方企业供应链情况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确切地讲,是调查香港附近的几家为伊万卡·特朗普等品牌制作鞋子的工厂。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是:照顾好皇帝的女儿,一切就都好办了。
  你不得不钦佩中国人同时表现出的强硬、耐心与精明。我希望有一天美国也能再次出现一位集这些特点于一身的总统——而不是喜欢被奉承的傻瓜,不是连读都没读过就撕毁协议的无知空想家,也不是还没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就把最好的筹码扔到了窗外的花架子谈判者——这个筹码就是作为控制40%全球经济的贸易同盟的首脑与中国谈判的能力。
  在美国,我们或许称他为“Trump”,但在这里,它被念作“Chump”(意为傻瓜)。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29

旧文章ID:13569

对中国敲警钟?特朗普政府批准对台军售

作者:GARDINER HARRIS, MARK LANDL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国务院周四批准向台湾出售逾10亿美元的武器,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
  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Heather Nauert)强调,军售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任何影响,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曾表示要重新审视这个政策。特朗普后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他将尊重这个有数十年历史的政策,即美国承认北京的中国政府,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军售是特朗普与习近平蜜月期结束的最明显标志。为了非正式地报答习近平向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的承诺,特朗普把关于贸易和地区问题的一些强硬举措放在了一边。
  但特朗普上周表示,中国在对朝鲜施加压力上做得很不够,官员们说,在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特朗普就不会那么客气了,比如台湾问题。
  为此,政府周四还宣布对一家和朝鲜有商业往来的中国银行实行新的制裁。这种二级制裁可能会引发中国国内的反美抗议。
  这个消息是在特朗普周四设晚宴款待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之前宣布的。文在寅是一个进步派,比他的前任总统更加愿意与朝鲜开展外交来往。加上中美关系可能变得动荡不安,特朗普遏制朝鲜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努力或许会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做出决定,把保护美国钢铁行业不受低价进口货的冲击当作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来处理。预计在今年夏天,特朗普将对进口钢材征收关税,此举肯定也会激怒中国人。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的高级副总裁埃里克·G·阿尔特巴克(Eric G. Altbach)表示,美国这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动,都是特朗普在德国举办的20国集团会议上与习近平见面前一周作出的。他说,特朗普政府可能觉得,“中国人安逸地以为,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已经搞定了特朗普政府。”
  阿尔特巴克说:“所以采取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就是他们在20国集团讨论之前敲的一个警钟。”


  Mark Landler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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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美投资面临更严格审查,蚂蚁金服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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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宝勒, CECILIA KANG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态度强硬地谈到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及货币政策进行了批评。
  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首批立法中,可能对两国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立法却可能聚焦在了别处:中国在美国达成的交易。
  白宫官员和来自两党的一群立法者正在推行一项新的法律,以密切审视急剧涌入美国的中国资金。华盛顿有人说,这些钱可能被用来帮助中国扩大技术和军事能力。虽然所有立法都要经过国会的辩论和审查,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很多贸易和国家安全官员都表示,他们支持美国改革对这种交易的审查方式。
  这一举措将扩大一个鲜为人知但很重要的委员会的权限,这个名为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 Cfius)的机构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涉及美国公司的外国交易。尤其是,它可以重塑美国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从中国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的方式。
  上周表示将提出这个立法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说:“我们将努力促使Cfius对某些来自对美安全构成明确威胁的国家的投资,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特别是侧重于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特朗普当局尚未正式表态,但贸易专家正在观察Cfius如何处理两个正在进行中的交易,把它们当作政治风向标。第一个是蚂蚁金服(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电子支付业务)试图以12亿美元收购达拉斯的电汇商速汇金(MoneyGram)。第二个是由中国支持的一个收购基金出价13亿美元收购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该公司的产品涉及一系列先进的通信和电信芯片。
  中国买家在美国出手越来越大方。调研机构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资料显示,2016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比前一年增加了两倍,达460亿美元。中国近年来买下了一些建筑和电影院线。
  但是有一些交易涉及潜在的敏感领域,如半导体领域,Cfius对这种交易的限制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交易涉及尖端科技行业的初创企业,但这些交易很难跟踪,规模也往往太小,无法提交到Cfius那里进行审查。
  在《纽约时报》今年率先发布的一篇报道中,五角大楼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增强现实等重要技术领域投资美国的初创公司,这种现象让他们感到担心。
  评论人士还表示,北京以及政府支持的公司也在试图组建合资企业或获得技术授权,Cfius目前还没有对这些方面进行审查。
  “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使用不同的金融结构,来避免可能遭到的Cfius审查。”灯塔全球战略咨询公司(Beacon Global Strategies)创始人、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安德鲁·夏皮罗(Andrew Shapiro)表示,“所以Cfius会试图填补这些漏洞。”
  过去两年里,Cfius(念作sih-fee-us)阻止了中国对半导体企业的若干起重大收购尝试,引致了中国的抱怨。
  尚不清楚中国政府会对改革扩权后的该监管机构作何回应,但此举极有可能引发紧张局势。在最近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我们主张外界不要对这些商业并购案作过多政治解读,更不要进行政治上的干扰。”
  位于北京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也说,Cfius最近的一些决定是“歧视中国企业”。
  但外国企业也经常抱怨中国的经营环境不公平,美国官员也越来越多的开始寻求他们所说的对等,或者说让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更接近中国对美国投资的限制。北京禁止外国投资者收购很多行业,包括媒体、互联网和电信行业公司的大量股份。
  在美国,这样一个行动带来的经济影响会广泛得多,而且很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Cfius立法之外另行进行。
  最近,特朗普政府的多名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也表示支持扩大该委员会的权限。
  “他的工作人员非常精通这些问题,他显然认为有必要更新Cfius,”顾问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科技政策部门负责人保罗·S·特廖洛(Paul S. Triolo)说。
  “他似乎是在和政府一起领导这件事,”他接着说。
  Cfius的成员来自美国的诸多机构,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行业和政策分析人士也在密切关注,想知道该委员会在特朗普总统任内会如何行动。
  隶属于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的出价,高于总部设在堪萨斯的公司Euronet Worldwide。以来自堪萨斯州和速汇金所在地得克萨斯州的议员为首的一些议员称,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会暴露美国用户的详细个人财务信息。
  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总裁道格拉斯·费根(Douglas Feagin)在接受采访时说,公司计划允许速汇金继续独立经营,公司掌握的数据继续存储在美国的一个网络上,该网络独立于蚂蚁金服的网络之外。
  “和阿里巴巴这笔交易类似的交易会成为测试案例,”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新兴技术问题专家亚当·谢加尔(Adam Segal)说。
  尽管行业和政策分析人士表示,说速汇金对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可能有些牵强,但有关雷特斯半导体的潜在交易则更有说服力。
  五角大楼今年发布的报告,把坎宁布里奇资本公司(Canyon Bridge)竞购雷特斯一事,当作一个用来规避政府监管策略的例子。报告称,创立与中国有关系的私募股权基金坎宁布里奇资本公司的目的,正是为了掩盖资金来源,令Cfius批准交易的“可能性提高”。
  坎宁布里奇资本公司则表示,协议签订之前和Cfius举行的多次会议可以证明,它从未打算掩盖基金的资金来源。
  对于对等的担心,可能会加强即将出现的有关Cfius的争论。
  “这个问题涉及允许中国公司在美国做中国不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的事情,”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副主任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说。
  “这是人们私下里的说法,”他接着说。“这不是一条双向街道,不公平,我们对此需要采取点行动。”

  孟宝勒(Paul Mozur)是《纽约时报》记者。
  Carolyn Zhang自上海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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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式对台军售:敏感性低但威胁性大,渐进式升级

作者:谢瑞强,杨一帆  来源:澎湃新闻

  据美联社6月29日报道,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院已批准特朗普提交的对台军售方案,价值14.2亿美元。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Heather Nauert)予以证实。
  报道称,此次对台军售,是特朗普上任以来首笔对台军售交易,势必引发中国大陆的不满。美国国务院已在当地时间周四(29日)通知国会,国会议员有3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通过这笔交易。
  F-35未纳入军售清单
  综合各方报道,此次对台军售案共有7个项目,包括价值4亿美元的预警雷达监测技术支持系统(Early Warning Radar Surveillance Technical Support)、1.855亿美元的AGM-154联合战区外武器(JSOW)、1.475亿美元的AGM-88高速反辐射(HARM)导弹、2.5亿美元的MK 48 6AT重型鱼雷、1.75亿美元的MK 46至MK-54鱼雷升级系统、1.25亿美元的SM-2导弹部件、8000万美元的AN/SLQ-32A舰船电子战系统升级系统。但是,清单却不包括台湾当局十分想要购买的F35战机。
  据台湾媒体此前报道,台湾一直将F-35战机列在其军购的“愿望清单”当中。在台军今年举行的“汉光33号”演习中,还首次把F-35战机纳入电脑兵棋推演,模拟相关战术,以验证台湾的战备能力。台湾军方曾透露消息,称有意从美国购买210架F-35战机。对此,据路透今年4月份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我需要考虑一下”。
  “美国没有向台湾出售其最想要的F-35战机,也没有向其出售曾一直积极购买的F-16C/D战机,说明此次军售美国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在安抚台湾和避免过分刺激中国大陆上进行了平衡。”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室主任樊吉社也对记者表示,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更主要的是向亚太地区传递一种政治信号。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军售,美国准备向台湾出口多款进攻性武器。” 魏东旭强调。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介绍,此次对台军售的7个项中包括了AGM-154联合防区外武器、AGM-88E反辐射导弹和MK-48 Mod6重型鱼雷。在魏东旭看来,“标准”-2、早期预警雷达等武器的防御性质比较明显,但AGM-154、反辐射导弹和MK-48鱼雷这三种武器都是进攻性武器,对大陆的军事威胁不可忽视。
  渐进式升级:敏感性低,威胁性大
  根据AGM-154生产商雷声公司的介绍,该武器是广泛装备于美国空军和海军的一种防区外空对地攻击弹药。AGM-154目前已经发展成了配备不同战斗部、具有不同射程和制导方式的弹药家族,战斗部类型包括子母弹、整体侵彻高爆战斗部,射程覆盖130-560千米(在研的AGM-154增程型高空射程可达560千米)。
  根据台湾空军的装备体系,AGM-154将主要装备在F-16战机上。F-16以往的对地攻击武器主要是“小牛”系列近程空对地导弹。这种导弹射程在30公里左右,若AGM-154防区外武器成功出口台湾,F-16的远程对地打击能力将大大增强。
  魏东旭认为,AGM-154战斗部类型多样,可在防区外发射,其子母弹战斗部一次性可释放近150枚子弹药,对大陆机场、兵力集结地、滩头登陆部队的威胁较大。
  台湾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积极寻购反辐射导弹,却一直碰壁,但这次可能如愿以偿。由于美国现役的反辐射导弹只有AGM-88“哈姆”,因此台湾购买的也只能是AGM-88系列中的一种。
  空军专家傅前哨告诉记者,AGM-88导弹经历过实战,在战争中表现可圈可点,并且经过多次升级改进,是世界上先进反辐射导弹之一。如果台湾购买了带有主动毫米波雷达的AGM-88E,那将对大陆雷达、防空系统威胁比较大,因为这种导弹采用主/被动制导,即使雷达迅速关机,它也可以用主动雷达继续搜索攻击雷达。而一般的反辐射导弹只能被动制导,难以对付突然关机的机动式雷达。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同意对台湾现役F-16A/B战机进行升级,通过换装有源相控阵机载雷达、GPS制导炸弹、新型空空导弹,该机的性能获得大幅提升,基本能达到三代半战机水平(以四代标准划分,编者注)。此次军售,美国则向台湾出售了防区外弹药、反辐射导弹等机载武器,使F-16的进攻能力将获得巨大提升。” 魏东旭表示,“这种渐进式的升级策略政治敏感性较低,但威胁却逐渐增大。”
  在海军方面,此次将向台湾出售的MK-48 Mod6鱼雷,其作用与AGM-154、AGM-88两种空射武器一样,即通过出口先进弹药,尽可能挖掘台湾现役作战平台的军事潜力。
  海军专家李杰向澎湃新闻指出,以往台军潜艇装备的是SUT系列鱼雷,综合性能远逊于MK-48 Mod6鱼雷。由于台军潜艇在此前的升级中加装了“鱼叉”潜射反舰导弹,再加上此次购买的MK-48 Mod6鱼雷,其攻击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
  此前,美国《防务新闻》2016年9月刊文称,台湾两艘“海龙”级潜艇——“海龙”793号和“海虎”794号当时正在进行价值1235万美元、旨在延长服役时间的升级改造。当MK-48 Mod 6重型鱼雷获准出口后,将被安装在这两艘潜艇上。

  【附:2001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相关数据以美国政府批准额度为准,而非实际交付)
  自2001年起,美国共对台做出9笔军售,其中小布什政府5起,奥巴马政府4起。军售内容包括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AIM-120C-5远程空对空导弹、“爱国者”防空导弹、“标准”-2防空导弹、P-3C反潜巡逻机,奥巴马时期的AH-64E武装直升机、F-16A/B战斗机的大规模升级及武器配备、“佩里”级护卫舰、先进战术数据链等。
  其中,小布什政府售台的“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是专用于侦测弹道导弹的先进雷达系统,AIM-120C-5远程空对空导弹则被认为是颠覆传统空战规则的武器装备,“爱国者”导弹与“标准”-2均是具有反导能力的防空系统。其执政8年期间,对台军售总额约在60亿美元左右。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台军售的武器质量与数额均有明显增长。2008年,奥巴马批准了包括330枚“爱国者”-3新型导弹、30架“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E-2T预警机升级系统在内的军售大单。仅此一笔数额即达64.45亿美元,且具有明显反导、反登陆的意味。
  2010年与2011年,奥巴马政府先后做出包括60架“黑鹰”直升机、升级F-16战斗机在内的军售决定,两年军售总值约122亿美元。其中,将台湾空军主力F-16A/B升级至F-16V型的决定最具影响。F-16V不仅安装新型AN/APG-83型主动相控阵雷达,而且配备新型计算机与座舱界面。洛·马集团表示,F-16V的作战能力达到F-16E(F-16 Block 60)的水平,将成为F-16各装备方获取第五代战机前的最佳过渡机种。
  2015年,奥巴马政府做出了距今最近的一次对台军售,内容包括2艘“佩里”级护卫舰、先进战术数据链、36辆AAV7两栖突击车、250具“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250枚、“陶”式2B型导弹769枚等武器装备。这批装备价值18.3亿美元,可有效提升台军信息化水平,以及滩头和巷战的作战能力。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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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二战后如何利用大学服务于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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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希 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6月5日下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研究与历史系主任、美国教育史学会(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主席亚当·纳尔森(Adam R. Nelson)教授受邀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讲座,讲座主题为“二战、冷战与军-工-大学复合体”,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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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纳尔森(Adam R. Nelson)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图

  讲座开场,纳尔森教授便点出了本讲的主旨,即向听众揭示,从二战到19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究竟是如何利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标的。他首先简单介绍了二战之前联邦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概况。在二战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联,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与国家间的关系,简单而言,正是这场战争创造了所谓的“军工学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University Complex)。纳尔森指出,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形成这一新的关系给大学带来了诸多好处:它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源,也收获了更强烈的公共服务感,此外,它们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增加。然而,大学与国家之间的这种新关系同样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代价,其中就包括本讲主要要谈到的大学对于联邦政府的依赖不断增加,以及大学的思想独立地位的削弱和学术自由遭遇危机的问题。
  1940年代:大学在财政上逐渐依赖于国家的原因分析
  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在财政上逐渐形成了对联邦政府的依赖,纳尔森分析了大学-国家关系的这一转变背后的结构和人口因素。
  1930年代,大学入学人数巨幅减少,而在美国卷入二战后,这一下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男性参军,女性则外出工作。从1939年到1943年,大学的入学总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政府官员们回想起一战结束后,士兵们因为回国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而开始抗议,引发了大量社会动乱。罗斯福总统不希望重蹈覆辙,他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缓解就业市场的压力,通过对退伍军人进行培训再教育以帮助他们在战后的经济条件下找到工作,其结果就是著名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又称“G. I. Bill”)。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它比其他任何项目法案都要更大幅度地增加了美国大学的入学人数,它还标志着美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开端。
  法案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基于老兵的服役年数为他们支付进入公立或私立大学所需的学费。在参加二战的1500万退伍美国军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从该法案中获益;同时,超过220万老兵依靠法案的资助最终获得了本科文凭。法案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威斯康星大学仅仅录取了263名退伍军人,而就在短短四年后的194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10970名,为了适应短时间内涌入校园的大量学生,校方建造了很多新建筑设施,还雇佣了上千名新教员。联邦政府担负起了这些学生的学费,而大学很快就变得依赖于这些资金,利用它们兴修建筑、扩张教员队伍。很多人担心,一旦入学人数下降或政府的资助减少,他们将不得不削减学术项目,在整个1940年代,这种对于未来的担忧都一直存在着。大部分大学也都感到,它们有为国效力、服务退伍军人的责任。
  一般而言,退伍军人要比普通的学生年长,他们对于实际的和职业生涯适应课程更感兴趣,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鼓励各所大学将教学重点由传统的自由教育或批判性核心课程转向更多的职业预备课程。这一转变后来到了1960年代最终成为了学生批评的对象,他们谴责大学将他们变为了“公司商业机器中的螺丝钉”。但在1940年代,这种职业教育主义(vocationalism)十分盛行。
  二战后,伴随教学重点转向职业培训而来的另一个关键性变化是,出现了更多的应用型科学技术研究。总体而言,在美国,联邦政府对于高等教育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的态度,它试图利用大学达到其战略目的。1941年,即美国加入二战的那年,联邦政府便成立了一个新部门,叫做“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这一部门将大量资金注入到各所大学内与战争相关的研究项目上。举例而言,迄至1941年春,麻省理工学院收到的政府合同金额总数是90万美元,而它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则收到了近6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从1942年到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共收到超过1亿1600万美元的政府研究合同,同一时期的哈佛大学收到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其他的大赢家还包括了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在大萧条期间就渴望获得资金,二战赐予了它们绝好的机会。
  1950年代:财政依赖引发的科研自主与学术自由危机
  1942年,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说:“就个人而言,我应该为斯坦福大学承担了主要的战时研究项目欢呼雀跃”,他说承担项目能够让教员们觉得斯坦福大学在积极地为战争做贡献。但这位教授也清楚地知道,这些资助是有代价的,政府合同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它要求学者专门从事由政府指定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合同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因为联邦政府的科学研究合同几乎从始至终都是带有预先设定的目标的,其目的是指向应用的,即使是从事机密研究的单独实验室,它们也都往往需要经过军事安全的许可;政府合同还要求科学家不能在学术期刊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供公众评论,因为这些内容涉及机密,且受到政府控制。有些人对这种变化感到担忧,但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大学领导者都积极地争取获得政府的资助。
  这种依赖的程度是很严重的,到二战结束时,麻省理工学院每年的教学经费是380万美元,其中有100万来自于政府合同,这也意味着,一旦麻省理工学院失去这笔资金,它就必须裁减近三分之一的教员。有些大学领导者甚至开始建议,教授的工资完全不应该由大学支付,他们应该依靠军事或产业合同赚取薪水,没有合同的人将被大学开除,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军队和企业实际上控制了大学的运作。纳尔森指出,尽管这种想法或许听起来很疯狂,但是即使是今天,在他所在大学的自然科学系科中,有些人仍然持相同立场——如果一个教师无法找到资助来源,他就不应该再留在大学内,因为大学并没有任何其他资金可以支付给他。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长、威斯康星大学前教务长哈罗德·斯托克(Harold Stock)非常关心由此造成的学术独立丧失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大学已经为了外部的——无论是工业家还是军人的——资助牺牲了它们的自主性。历史学家丽贝卡·罗文(Rebecca Lowen)在《创建冷战大学》一书中写道:到了1940年代末,大学的行政管理者毫不掩饰地将研究和受过培训的研究者形容为“畅销产品”(salable products),他们欢迎那些大多来自于联邦政府的有兴趣的买家。
  正是基于这种依赖,大学请求联邦政府在战后继续资助其实验室。他们起初以为,战后合同会支持与和平相关的研究,但冷战发生了。随着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以及1949年苏联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原子弹,冷战就此开始,而大学也再次获得了军事合同。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将军费提升四倍,两个月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此后的两年里,美国的军费开支翻了三倍,从5亿美元上升到了15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大学中的军事研究项目上。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学开始越来越依赖联邦政府资助进行核武器研究,随着这一领域的优先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他们也就越来越失去了科学独立性和科研诚信。当时许多的科学家会说,我只不过是在尝试理解自然,尽管我所研究的东西有助于武器研发,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关心的是自然,纳尔森对此评价道,这样说当然可以,但今天我们知道,他们的研究的确导致了新武器的诞生,而这些武器也散播到了全世界,造成了难以数计的灾难。
  有趣的是,那些制造了原子弹的科学家——如奥本海默——却因为反对氢弹而被质疑在政治上不忠诚;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也因为表达了他对美国大学军事化趋势的担忧,而被指控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渐渐地,到了1950年代初,随着参与核研究的科学家发现他们自己被迫屈从于政治调查,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财政依赖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思想代价。全美范围内针对科学家的第一次政治审查发生在1948年,地点是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校长雷蒙德·艾伦(Raymond Allen)解雇了三名教授,并且勒令另外三名教授停课,理由是他们拒绝配合审查,次年,臭名昭著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指控其中某些科学家从事了非美活动。第二次主要的清洗运动发生在1950年,地点是加州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校长哈兰·哈彻(Harlan Hatcher)解雇了一名数学教授,仅仅因为他被怀疑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尽管那位教授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数学研究并无关联,但他仍然被解雇了。
  显然,在这种形势下,学术自由的理念已经濒于崩溃,只有少数几所大学的校长依旧坚持捍卫本校教员的思想自主性。在1950年代中期,很难想象美国的大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反之,它们依赖于国家,而许多人对大学的这一角色表示担忧。正如罗杰·盖格所描述的那样,“到1950年代中期,大学已经深深卷入了冷战经济,而它们也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够远离这些纠葛,感到由于这种关系它们受到了极度的限制。”这是一个所有大学领导者都需要应对的道德问题。
  没有人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更关心这个问题了,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统帅过在欧洲的美国军队,战争结束后,他于1948年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那时他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正担任堪萨斯州立大学校长。四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从大学进入白宫的总统,此前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1961年,就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白宫前,他在电视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表达了他对于美国大学依赖军方资助的担忧。他感叹道:“从前,像我这样的学者或许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相信自己的想法可以左右研究的架构,但现在这种想法会显得天真幼稚,身处今天的大学,我所从事的大部分研究都必须依赖资助,而资助会受到政府优先考虑的限制。”纳尔森提出,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否有可能既服务于国家又能保护自己的学术自由、确保它们的制度与思想自主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基本看法是,不能,因为大学对国家的依赖已经常态化,而他也并非唯一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
  两年以后,当时担任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中也写道,美国大学已经丧失自己的制度自主性(institutional autonomy),沦落为国家的工具。他接着说道,这种新的大学-国家关系不仅影响了自然科学,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甚至是人文学。社会科学在冷战时期飞速成长,无论是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还是政治科学,都在设定各自研究议程时将冷战当作优先考虑的因素。即使是斯坦福大学的哲学系,也获得了联邦合同用于研究决策战略和博弈论,因为这可能会对危机谈判有所帮助。此外,冷战还滋养了地区研究项目的发展,即由联邦资助建设关于世界其他地区专门知识、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威斯康星大学在这方面尤为积极,它利用《国防教育法》的资金创建了跨学科中心,致力于研究非洲、拉美、东亚、南亚与东南亚,以及中亚和中东等地区,时至今日,威斯康星大学的有些地区研究中心依然还享有全国性的名声。
  另一个相似的机构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CIS),它成立于1951年,受到的资助部分来源于福特基金会,但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央情报局。它得到的第一笔资助被用于阻止苏联干扰美国的无线电广播信号。中心的首任主任是一位前中情局雇员,名叫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他招揽了一批研究生和外国的访问学者,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中心的技术成果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获得了大笔资金用于武器研究,但是当资金划拨到国际研究中心后,他又开始担心起与中情局的紧密关系,在他看来这毕竟是中情局,而不是国防部或原子能委员会。基里安问道:“中心该如何安心接受一个看起来与客观学术格格不入的美国间谍机构给的钱?它又该如何调和机密情报与旨在增进公共知识以利于公益的学术使命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难题。渐渐地,中心因为为美国对外政策辩护而招致了批评,这些政策在道德上是可疑的,到1960年代,例如隐蔽行动那样的美国冷战政策在道德上遭到公众的质疑,对中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詹姆斯·基里安校长慢慢地减少了中心的支持,1963年中情局的资助也被削减,两年后资助彻底停止,此后中心便由福特基金会资助。
  1960年代:利用海外大学塑造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冷战软实力
  然而,中情局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大学的干涉,相反,它不仅利用国内大学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的,同样它还在利用国外大学为其地缘政治目的服务。纳尔森举了两个例子以说明1960年代中情局对于国外大学的干涉,这两个例子分别来自欧洲和亚洲。
  1960年代初,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越来越担心,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并不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联邦政府为了吸引全世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开始试图通过新的项目接触外国学生并赢得他们的忠诚。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访问了亚洲和拉美,此行的目标之一就是了解当地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政治倾向。他发现,亚洲和拉美的年轻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满怀疑,于是,当他回到美国后,便呼吁增加富布莱特项目和其他学术交流项目的数量,以建立信任,获取外国精英的支持。美国外交官乔治·麦基(George McGhee)也是这一想法的推动者之一,他在1962年时表示:“我们并没有照顾到自由世界中年轻人的需求和渴望,我们没有旨在俘获这些人心灵的专门项目。”另一位官员也说:“这些年轻人对美国明显抱有敌意,其直接原因在于我们没能成功地让他们理解美国的国家目标和社会本质,而共产主义者却成功地利用了年轻人的理想抱负来帮助他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1962年,乔治·麦基在肯尼迪政府的批准下,设立了被他称作“青年事务跨部门委员会(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Youth Affairs)”或“跨部门青年委员会”(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 IAYC),其中包括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1962年,当美国新闻署正向全世界播送“美国之音”的无线电节目时,他们在七月又发射了电星通信卫星(Telstar satellite),用于向欧洲传播美国电视节目。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跨部门青年委员会在全世界建立了九个协调站(coordinator station)派出的协调员将领导大学中的团体组织,然后找到机会渗透进学联内部和国家政党中的青年翼力量(youth wing of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其目的在于培育其他国家未来的民主领袖,从而纠正对美国的偏见,使得美国和这些追求民族主义、社会正义和建设性社会变革理想目标的青年领袖结成同盟。
  也有些联邦政府部门不愿参与其中,他们认为这完全就是政治宣传,不愿冒险失去自己政治独立的名声,例如和平队(peace corps)。负责富布莱特项目的美国文化与教育事务局(U.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表示,实施这类宣传活动就等同于接受了极权主义政权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假设,因此他们不能这样做。上述两个组织机构在1964年都拒绝了参与宣传活动,为什么他们会拒绝?因为越南。1964年国会通过的《东京湾决议》授权美国向越南投放炸弹,次年又升级为了“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这些事件在美国国内大学校园中引发了抗议,“滚雷行动”开始于当年二月,到了三月密歇根大学就爆发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DS)组织的抗议活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反战运动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两万人“向华盛顿进军”(March on Washington)的游行活动。这正好发生在了美国试图扩大其教育外交攻势之时,麦基大使很快发现,问题是多么的棘手。两年后的1967年,他当时正负责柏林的跨部门青年委员会,邀请德国学生共进晚餐,受邀请学生的政治立场各异,有些倾向保守,有些则是激进分子。他清楚持激进立场的学生肯定会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但他寄希望于那些倾向保守的学生会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出乎他意料和让他尴尬的是,所有受邀学生都表示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且呼吁美国撤军。两个月后,他的上司、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收到了一封来自柏林37位富布莱特学者的信,在信中,这些富布莱特学者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表示抗议。腊斯克回信道:“你们作为受美国资助的富布莱特学者还批评美国的越南政策是不合适的。”纳尔森教授指出,这一时期的富布莱特学者中很少有人相信这个项目是非政治性的,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承认了这个项目是为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的,目的就是通过学术关系构建战略同盟。
  美国政府声称,其冷战目标是培育民主独立,但它在越南实行的政策却引发了对此种说辞的质疑,且质疑者并不仅限于欧洲。纳尔森谈到他最近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内徜徉,偶然发现了一份1966年的会议报告,题目是“大学合作与亚洲发展”。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香港大学,参会者包括了美国在亚洲“盟国”几所大学的领袖,代表们不仅有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也有来自日本、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和菲律宾的。当然,也有来自美国的代表,包括斯坦福大学校长华莱士·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科克(Grayson Kirk)。在提交会议的所有论文中有三篇引起了纳尔森的强烈兴趣,三篇论文的作者分别是日本、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大学领袖代表,这三篇论文都呼吁加强亚洲区域内合作,并且希望由美国提供资助。
  第一篇报告的作者是当时的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他是一位享有国际名望的化学家。他受邀作了题为《在国际大学间开展自然科学合作》的演讲,美国对此很有兴趣,因为美国也在推动大学之间进行自然科学领域的合作。钱思亮先概述了二战后美国对台湾大学的援助,接着他告诉在座各位听众,台湾将训练出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他也说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面临困难,因为每年台湾都要失去将近2000名学生,这些学生从台湾的大学毕业前往海外深造进修——主要是去美国——然后不再回来,他说这是他们目前面临的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困境。为了满足科学家的需要,钱思亮呼吁加强亚洲各所大学之间的合作,他提到,台湾在几年前刚刚设立了“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Science Development),负责在全台湾组织夏季研讨班和合作研究中心。该委员会受到美国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和亚洲基金会(Asian Foundation)的资助,后者于1962年成立,旨在帮助建立民主制度和促进海外民主领袖的培育。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举行一年后,亚洲基金会被揭露实际上受到了中情局的隐秘资助。钱思亮认为,这些合作研究中心可以吸引那些留学海外完成学业的学生回到台湾工作,然后便可以培养出更多的科学研究生,以满足正在不断成长中的产业需求。钱思亮还相信,这些中心能够推动台湾科学更加得独立自主,但实际上中情局资助创建它们的目的却是想通过它们使台湾更依赖于美国的影响。
  第二篇论文的作者是东京大学校长大河内一男(おおこうち かずお),与钱思亮一样,大河内校长强调了亚洲需要争取科学上的独立自主,日本的大学在1960年代中期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相同,都极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援助发展。大河内一男对于日本取得的技术成就十分自豪,但他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表示担忧,他强调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日本,而是泛亚地区普遍存在的。他还认为,亚洲国家太过依赖于美国的财政与地缘政治支持,他说所有亚洲国家都存在一些共同社会弊病,而这与他们所走的西方发展道路直接相关,他建议,亚洲各国大学之间应积极规划学者交流项目。大河内一男主张“亚洲自立”(Asian self-reliance)。纳尔森认为,这种理念或许引起了参加此次香港会议的美国大学代表的注意,因为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都在战后接受了美国大量的援助,而这次会议也是由美国资助举办的。在纳尔森看来,大河内一男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希望亚洲大学未来能够在财政上更加独立,他也呼吁亚洲大学之间相互合作,在他对未来的想象中,日本将替代美国扮演亚洲地区发展的关键角色,在此次香港会议举办前数月,刚刚成立了亚洲发展银行,而日本正是其中最大股东。大河内一男主张亚洲经济发展要自主,同时担心美国会维持冷战中亚洲现有的殖民附属关系,他反对这种关系,并呼吁其他亚洲大学也共同反对。纳尔森教授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工学复合体已经渗透到了亚洲,但即使它的控制力十分强大,它也并未受到欢迎,而是遭到了巨大质疑。
  第三篇论文的作者是菲律宾大学校长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他曾担任菲律宾驻美大使、联合国大会主席和安理会主席;他在1944年还曾成为菲律宾的军事英雄,协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马尼拉,他与数位美国总统都有私交,也是此次会议最后一位发言者。罗慕洛发言的主题是《亚洲大学的未来》,和大河内一样,他也强调亚洲自立和地区合作。他提到了成立于1956年的“东南亚高等教育机构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SAIHL),视它为地区内合作和独立自主的典范。这个协会是由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资助的,罗慕洛对两个基金会的支持表示感谢,但他呼应了大河内一男关于独立自主必要性的看法。他小心翼翼地在两者间保持平衡,一方面强调亚洲独立自主的理念,另一方面又继续要求美国提供财政上的资助。他提到,这个协会得到了美国总统东南亚事务特别顾问的大量资金支持,后者还向国会提议长期资助地区教育项目。
  纳尔森认为,这证明了双方之间的战略依赖关系,美国希望这些活动长期进行,因为它想要在这一地区收获影响力。纳尔森据此提出,当美国政府在冷战中有意识地想要让国内大学在财政上依赖于国家时,它同样也在试图让国外大学在财政上依赖于美国,这次会议如果揭示出什么意义的话,那便是国外大学和美国国内大学一样都愿意参与其中。就在此次会议前几个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下令美军登陆越南,而罗慕洛的上司——菲律宾新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也下令派菲律宾部队赶赴越南帮助美军作战,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让美国继续给菲律宾援助。因此,在纳尔森教授看来,1966年的这次主题为“大学合作与亚洲发展”的香港会议显然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理念交流,而是几个战略盟友之间的一次会面,中情局希望借此利用亚洲大学的影响来推动实现美国自身的冷战目标,扩大美国在亚洲的软实力。
  纳尔森最后总结,他认为,冷战期间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目的,就是利用现代大学实现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而渴求资金和政治合法性的美国大学也选择了追随冷战国家(go along with it),从中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但大学与此同时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包括对联邦政府资助的依赖,这削弱了大学自身的制度与思想自主性。冷战或许如许多人所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年代,但纳尔森认为,美国大学也在追求全球霸权的过程中付出了高额代价。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旧文章ID:13564

美国牛肉恢复输华 美方盼农业成平衡中美贸易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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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琪  来源:财新网

  6月30日中午,美国农业部长普度(Sonny Perdue)在庆祝美国牛肉恢复对华出口的仪式上表示,美国牛肉重返中国市场花费了近14年的时间,中美百日经济计划表明“农业将有机会引领中美两国未来的商贸关系”,有助实现中美贸易平衡。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也在致辞中称,特朗普主张改善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农业将成为扩展两国贸易、提高美国对华出口的关键领域。“牛肉重返中国市场,反映了两国合作可以产生实质性的效果”,“这是个好开端”,他说。
  “我们已经向中国出口了许多大豆和猪肉。现在,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我相信牛肉市场会很广阔。” 布兰斯塔德说。
  多位来自美国牛肉协会的代表均对财新记者表示,他们很高兴能从“中美合作百日计划”中获益;并认为重返中国市场的机会很难得,已做好长期投资的准备。
  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对美国牛肉供应商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牛肉购买国。美国大使馆提供数据显示,中国对境外牛肉的进口额从2012年的2.75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25亿美元。
  美国肉类出口协会(USMEF)亚太区首席代表何嘉德(Joel Haggard)对财新记者表示,尽管美国牛肉在中国牛肉市场上面临来自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国牛肉的竞争,但是,整个中国牛肉消费市场在不断增长,不同的牛肉供应商都能从中受益。
  “我们把这个(机会)看作是很好的长期投资。”美国全国养牛业者牛肉协会(NCBA)的国际贸易与市场准入部主任Kent Bacus对财新记者表示,如同美国牛肉重新进入日本、韩国市场一样,最初几年在中国市场或许仅是小规模销售,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牛肉最大的市场,但会不断增加市场份额,“我们现在在这些市场有许多忠实客户”。
  该协会主席Craig Uden则从销售渠道方面介绍美国牛肉在中国市场的计划。他说,进入中国市场是美国牛肉供应商多年来的优先事项之一;一般来说,会与酒店、饭店等食物服务商合作供应美国牛肉,然后再扩展至零售行业。他向财新记者透露,得益于中国发达的电商服务,第一批美国牛肉已在网上销售。
  何嘉德还表示,美国牛肉将致力于在中国拓展多元化的市场,为中国消费者的不同的人群提供买得起的不同部位的牛肉。
  美国牛肉想要实现的长期目标,是成为中国市场上第一大高质量牛肉的供应商,让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牛肉出口市场,Kent Bacus对财新记者表示。
  仪式之前,普度与布兰斯塔德刚结束与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及其他农业部官员会面,共同商讨推进中美百日计划的细节。
  中国正式开放美国牛肉输华,受到了“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的推动。据美国大使馆透露,第一批输华的美国牛肉已于6月19日运抵中国。美国牛肉和牛肉产品自2003年起,一直未获准再次进入中国。虽然在2016年9月,中国政府就已解除了对美国牛肉的进口限制;但到今年6月19日,中国政府才依据《关于美国输华供人类食用牛肉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和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美国牛肉输华。
  此次被允许进口的美国牛肉,是指30月龄以下的剔骨和带骨牛肉,包括心、肾、肝、瓣胃、牛筋,但不包括扁桃体、回肠未端、碎肉及机械分离肉。牛只必须是出生、饲养并屠宰于美国,或出生于墨西哥或加拿大,屠宰于美国。输华的美国牛肉,应来自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注册的肉类企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4月6日至7日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期间一致同意,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框架下推进“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百日计划”被认为是此次会晤的最大成果之一,美方的最大诉求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旧文章ID:13563

社评:美售台武器已成政治而非军事挑战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政府星期四通知国会,已经批准对台湾14.2亿美元的军售。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拟进行的首次对台军售。据透露,出售的武器包括雷达、导弹和鱼雷等,但不包括蔡英文政府想要的F-35战机。
  对台军售是中美关系长期的严重问题。美方的依据是《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尽管中方每次都严厉谴责,但是历任美国总统都在售台武器上我行我素,有的总统任内还多次实施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这次军售的规模和质量属于历次军售的中等水平。
  应当看到,北京每次进行外交抗议并配以部分抵制行动总的来说是有效果的,这些反应对美形成了一定压力,使其在每次制定对台军售方案时有所顾忌,新的总统通常会比照前任总统的对台军售水平,虽不愿降下来,但也不敢提升太多。台军最想拥有的进攻性“杀手锏”,美方在是否卖的问题上小心翼翼。美国售台武器的质量低于华盛顿对其他主要盟友的售武水平。
  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长足进展,两岸军力早已失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台湾每年的军费只有100亿美元左右,是大陆的十几分之一,台军面对解放军已经矮化到相当于“民兵”的水平,失去了真实的抵抗力。大陆2017年度新增的军费就相当于台湾全年的军费,大陆的新式武器不断研制出来并且列装,越往后走,大陆武力收复台湾越将是一场轻松的游戏。
  因此如果今天给美国对台军售重新定性,它已经不像是个军事问题,而更多是个政治问题。
  美国对台军售是华盛顿与台湾保持军事政治联系的主要纽带之一,是美国对台湾重申将会保护它的一种方式。另外美国保持对台军售也被当成与中国大陆博弈的一张牌,它可以调整军售的规模、选择实施军售的时间,从而对北京发出更加细致的信号。
  由于中国可以对美国打的牌也在增多,中美围绕对台军售的斗争大体处在僵持状态,中方控制态势的能力有缓慢增加之势。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会继续对台军售,这是中方不得不正视的严峻现实。
  中方最要防止的是美国对台出售F-35战机。1992年,老布什政府在结束任期前,对台出售了150架当时先进的F-16战机,那一次中方开展了罕见的对美抵制行动。现在那批战机已经老化,如果台湾得到F-35战机,“台独”气焰会出现阶段性的新膨胀。
  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这样问或许并非很准确。因为所谓中美关系就是由这一件又一件案例构成的,对台军售显然处在诸多案例最前沿的位置,它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
  中国必须做出必要的反应,我们也无需担心我们的反应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中方需要考虑的是美方针对我方的反应会出什么新牌,我方有多大能力驾驭双方一来一去的相互报复。
  中美关系不同于中国与一般国家的关系,美国视中国为最大潜在战略对手,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一定是两国实力对比的折射。中国减少战略被动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本国实力,或者换句话说,这是未来很多年里中美关系的第一法则。
  中国对美的反击不能没有,也不能让反击的姿势离我们站稳的姿态有太大倾斜度。中国在对美关系中应少谋脸面,多谋实质。近来美国对华各种不友好的行动纷纷出笼,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授权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美国宣布制裁中国丹东银行等等,中国的意志和智慧都面临新的考验。而且它们都算不上“大考”,而是常态化的“摸底测验”,中国的落笔必须坚定、稳健。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旧文章ID:13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