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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对话：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贸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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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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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美印象的编辑

2023-07-16

线上对话：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贸易的未来

美国时间：2023年7月26日上午10点

北京时间：2023年7月26日晚上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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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将人民币发展成为与美元针锋相对的国际贸易标准货币的努力中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美国腹地中国协会（United States Heartland China Association）特邀请两位权威专家：伊诺多经济公司（Enodo Economics）的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乔伊列娃（Diana Choyleva）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就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和时机、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贸易尤其是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应如何应对发表他们的看法。

戴安娜-乔伊列娃是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知名专家。她是伊诺多经济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伊诺多经济公司是一家独立的宏观经济和政治预测公司，成立于2016年，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及其对全球的影响。乔伊列娃研究中国问题已有二十多年，有三本专著，并定期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日经亚洲评论》、《外交政策》等撰写评论文章。她拥有与全球各种受众接触的丰富经验，是彭博社、BBC、CNBC等媒体的特约评论员。点击这里阅读由她的团队撰写的最新报告《中国寻求金融自立》。

杜大伟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布鲁金斯贸易播客“美元与常识”（Dollar&Sense）的主持人。他是中国经济和美中经济关系方面的权威专家。2009年至2013年，杜大伟担任美国财政部常驻北京的经济和金融代表，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对话。在加入财政部之前，杜大伟在世界银行工作了20年，曾担任负责中国和蒙古事务的主任。2004年至2009年他常驻北京。

本次线上对话的主持人是Open Prairie公司董事长兼创始人、美国腹地中国协会董事会成员，以及农业委员会主席吉姆-舒尔茨（Jim Schultz）。

鲍盛刚：中美关系的三大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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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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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盛刚

2023-07-11

如果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中美关系与曾经的英美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大英帝国一度雄霸世界，而美国开始只是它的殖民地，但是最终却不费一枪一弹，代替大英帝国，成为世界的霸主。从制度对抗来看，目前的中美关系又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另外，从产业转移与技术打压方面来看，中美关系又与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这就是中美关系给人的三大印象。

第一大印象，如果说历史上大国权力关系有和平演变的话，那么曾经的英美关系就是一个典范。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其中主要在美国。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美国是吸着大英帝国的乳汁长大的，有学者甚至将187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作为大英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间点，同时也是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崛起的起点。之后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资本、产业、人才等生产要素向美国的聚合。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债务达100亿美元，国际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走出了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更无人能比。1945年年底，华盛顿拥有2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差不多等于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因此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此外，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差不多占世界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半，美国制造的各种商品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与之对比，目前的中美关系与历史上的英美关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3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而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显然，在这条微笑曲线中，微笑的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控制了两头，由此控制了利润，而至于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它们打工而已。所以，当时美国与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对于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不屑一顾。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是中国剥削了他们。中国“吃亏”变成了美国“吃亏”，这又是因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企业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他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的空洞化，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然后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产品价格是降低了，这有利于消费者，但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了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对此就如美国一些政客所讲，如果继续以此下去，那么在不久未来美国将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将不费一枪一弹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陀螺仪，就如同历史上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而且中国会比美国干的更漂亮。

第二大印象，目前的中美关系是否是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与对峙的继续呢？美国已故历史学家沃伦斯坦·伊曼纽尔就曾经讲到：“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据说是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后，我们就处于一个单极世界之中，而美国则是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我以为这是对于现实的极端错误的理解。问题之一，就是苏联解体了。对美国而言，这是个灾难！我知道没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他之所以如此认为，这是因为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就如同相依在一起的两捆稻草堆，谁也离不开谁。而冷战的结束，其中一捆稻草倒塌了，那么另一捆还能屹立不倒吗？首先，没有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也就没有美欧联盟的必要性，由此结果是美欧关系的渐行渐远。而没有美欧联盟，美国单枪匹马又何以能够领导世界呢？其次，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结构，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美国与西方不再是全球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曾经的“美国生产，世界消费”的模式变成了“世界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讲变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以至于导致美国衰退，中国崛起。而经济中心的转移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权力中心的转移。事实证明，全球化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但是不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再有，冷战实际上也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它就像一台自动的抽水机初给器，打开一个龙头，公众就叫嚷要更多的军事支出，打开另一个龙头，叫嚷就停止了。所以，冷战的需求如果加以充分利用，几乎是没有穷尽的。那么随着冷战结束，美国的军火又能够卖给谁呢？另外，没有了共同敌人，又何以转移国内矛盾，获得选民的支持率呢？

所以，沃伦斯坦·伊曼纽尔认为：虽然许多评论家欢呼1989年是美国统治下和平的开始，但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它标志着美国统治下和平的终结。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为了再次伟大，再次让世界回到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试图将世界再次推回到冷战，甚至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大印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趋于饱和与过剩，房地产“泡沫”的危险信号，以及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打压，等等，中国会不会像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一蹶不振，陷入长期迷失呢？而这无疑是当前学术界关注谈论的焦点，也是美国最想看到的结果。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和日本都实在是太像了，毕竟同属于中华文化圈、同样人口密集、同样是以制造业立国、同样是外贸出口型经济，国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事实上只要你认真思考，就会发现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个不同之处：身份不同。日本是一个被剥夺了军事自主权的国家，其国土上有数万美军驻扎，这就导致日本人在对外政策上长期力不从心，明明知道正确答案，却只能被迫选择错误的方向。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被迫和美国签订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当时日本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结果呢？美国人一句不允许，就直接限制了日本半导体产品的出口。反观中国，美国在芯片领域制裁我们，我们就对镓、锗等原材料实行出口管制，对等的去卡美国人的脖子，这种操作在日本身上根本不敢想象，这就是棋子和棋手的区别。

第二个不同之处：体量不同。日本只有1亿多人，只占全球人口的1/70，中国有14.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近1/5，人口体量不同，在关键时刻话语权就不一样。

第三个不同之处：日本的迷失源于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破灭，由此引发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那么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形呢？事实上，房地产经济的危机未必是坏事，因为这样中国经济就可以回归制造业，进入下一个招商引资的长周期。过去30年，如果没有外资引入，中国没有加入WTO, 就不可能有民营企业的爆发式发展，而这一切又激活了国有企业，使他们焕发生机。企业的发展极大增加了财政收入，外汇储备，还有拉动了就业，中产阶级的崛起，等等。最近，美国与西方国家跨国公司高管纷纷访华，背后其实是新一波“拥抱中国”的热潮。目前，美国与部分西方国家视中国崛起为威胁，鼓噪“脱钩断链”，拜登政府甚至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推动所谓“友岸外包”等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威逼利诱制造企业回流。但是与此不同的是，美国与西方跨国公司恰恰相反，认为中国是机遇，去中国化就等于去机遇，去利润，去发展。美国芯片制造巨头英伟达CEO黄仁勋表示，“（世界上）没有另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市场不可代替。”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环顾世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务实的政府、高效的施工、丰富的人才储备、快速又便宜的物流、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所以，尽管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已经终结，大国关系正在回归相互竞争与对抗，由此跨国公司将面临困难的抉择，甚至可能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

但是，事实也可能相反，跨国公司足以在一个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生存下去。相反是国家正在失去对其国内经济事务的控制，国家必须对经济理性和效率作出调整，就像核武器限制了军事力量的使用，经济关系革命通过提高成本也限制了经济权力的使用。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启的时代，试图逆势而动，闭关自守，无异于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与自我终结。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盟友对拜登和美国的看法大体上是积极的

编译

陈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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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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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陈必凯（bikai-chen）

2023-07-07

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2月20日至5月22日对23个国家的27285人进行了一项涉及美国的整体形象、对拜登的评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美国软实力和美国经济实力的调查。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是美国的主要盟友。

对美国的整体评价

59%的人对美国的评价是积极的。在波兰、以色列、韩国、尼日利亚、日本和肯尼亚，持积极评价的人占到7成以上。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对美国持积极评价的人的比例大幅增加，达到 93%。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看法自去年以来大多保持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瑞典、韩国、加拿大和德国，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的比例有所下降。在调查涉及的国家中，匈牙利是唯一一个对美国持积极评价的人低于一半的国家，只有44%，低于2022年的55%。

对拜登的态度

在23个国家中，有54%的人表示对拜登有信心，而39%的人表示对他缺乏信心。与对美国的总体评价一样，拜登在波兰获得了最高分，83%的人对他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力表示信任。在瑞典、肯尼亚、尼日利亚、以色列、荷兰和德国，约有七成或更多的人对拜登表示信任。在大约一半的受访国家中，大多数人给予拜登正面评价。但总的来说，在北约盟国意大利、希腊、法国和西班牙，对拜登的看法是负面多于正面。对他有好感的人的比例在匈牙利最低。

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中等收入国家，拜登得到的分数明显高于其前任。例如，44%的巴西人对拜登有信心，而在2019年，仅有28%的巴西人对特朗普有信心。而在一些特朗普相对受欢迎的国家，拜登的评分也更高。比如71%的尼日利亚人表示他们对拜登有信心，而四年前，表示对特朗普有信心的人是58%。再比如64%的印度人给拜登打出了积极的分数，而2019年只有56%的人对特朗普给予积极评价。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

在23个国家中，有49%的人认为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相当程度上考虑了他们国家的利益，有50%的人认为美国不大考虑或根本不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然而在许多国家，认为美国会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的民众比例一直在上升。例如，在波兰、德国和英国，这三个美国的主要北约盟国，认为美国考虑其利益的民众的比例比过去20年的任何时候都高。

除了关于美国是否考虑其他国家利益的问题外，调查还包括另外两个关于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的问题。第一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干涉了其他国家的事务。第二是美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贡献有多大。

82%的人认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但大多数人也认为美国为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看，有50%的人表示，美国在相当程度上干涉了其他国家的事务，并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相当程度的贡献。同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美国有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但对全球和平与稳定没有贡献。在希腊、匈牙利和意大利，有一半或更多人持这种立场。

美国的软实力

例如，当被问及美国的政治稳定性、危险程度、民主程度、宗教环境和宽容性如何时，受访者普遍表示它与其他富裕国家差不多。但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在政治上更稳定，包括波兰、尼日利亚和以色列的一半受访者，甚至更多。不过，在澳大利亚、瑞典和荷兰，仍有40%或更多的人认为美国不太稳定。

许多人认为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不太宽容和更危险的地方。近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更危险的居住地，在英国、西班牙和德国，至少有一半人持这种观点。

受访者普遍认为，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科技、娱乐、大学和军事是最好的或高于平均水平。但是美国的生活水平得到的分数较低。

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美国的流行文化。在18个国家中，18至39岁的成年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赞同美国的电影、音乐和电视是最好的或高于平均水平。例如，40岁以下的希腊人中有84%的人说美国的娱乐产业是最好的或比平均水平好，而4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62%持这种看法。虽然年轻人对美国的娱乐产业的评价比老年人更积极，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表示了更大的担忧。在12个国家中，40岁以下的人更可能赞同美国是一个比其他富裕国家更危险的地方。例如，在荷兰，61%的18至39岁的人说美国更危险，而4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34%同意这一观点。

美国的经济实力

总的来说，在接受调查的23个国家中，有41%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仅有33%的人认为头号经济强国是中国。自2020年以来，在德国、瑞典、日本、法国、加拿大和荷兰，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比例大幅增加。自2019年以来，在印度尼西亚、匈牙利、波兰和尼日利亚，支持这一观点的民众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该调查还包括在8个中等收入国家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对美国在其国家的投资的评价。在八个国家中，有68%的人认为美国的投资对他们国家的经济有相当大的好处。尼日利亚、肯尼亚、印度和墨西哥的评估尤其积极，有十分之七或更多的人持这种观点。阿根廷是唯一一个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投资对其国家不利的受访国家。

李瑞秋：中国民众对世界和本国的看法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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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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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瑞秋

2023-07-04

这些问卷都再次帮助我们通过量化数据更好的了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想法，并且能够通过这些想法制定相应的策略。而中国政府，我相信，也会将民众的想法纳入外交与政治考量，从而审慎的做出合理判断以进行更有效的外交实践。

关于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的研究汗牛充栋, 其中很多的机构长期对民意进行调查。尤其是在西方世界,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或者盖洛普中心(Gallup)为代表，它们会定期发布民众关于某一议题的看法。例如在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经常会发布关于美国民众如何看待某个具体的国内议题 (比如说, 美国民众如何看待环境和可再生资源的问题) 或是揭晓他们如何评价外国 (例如, 民众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

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大, 世界诸国也越来越重视中国, 或者说中国民众，对于其国内事务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过, 与这种期许相对应的是, 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或者民意调查有时可能会遇到阻力。或者像很多研究人员描述的那样, 似乎伴随着中国信息封锁力度的加大, 一些问题如”中国人究竟怎么想”, “他们如何看待世界”, 越来越成为一个黑箱 (black box)。

但是, 尽管面临诸多困境, 我们仍惊喜的发现, 世界各国的学者不断致力于探讨、挖掘最真实的中国民意, 并从中解读中国人对本国及世界的态度, 以此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大国。

本文将着重分析三篇最新发表的、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它们涵盖了中国民众对于一系列国内议题的看法以及对世界其他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态度。通过对比和比较不同调查结果, 我们期待可以尽量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中国。

这三篇调查分别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的国际安全观民意调查报告（2023）》(以下简称清华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做的《中国公众全球印象报告（CCGPS 2023）》（以下简称CCGPS）和台湾国立台湾大学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进行的第五次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以下简称ABS）。“美中故事汇”也对这三篇调查报告有转载及翻译（见清华大学，CCGPS和ABS）。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和对外印象

鉴于清华大学报告和CCGPS重点研究中国民众的国际观，我们可以先比较二者对于此话题的调查结果。首先，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世界其他国家呢? 不出意外的是, 受访者对于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国态度偏中性甚至消极。这或许与中国国内的新闻宣传有着一致的方向。比如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 美、日、印通常被描述成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而对于俄罗斯, 清华大学和CCGPS都显示了中国受访者的正面印象。如, 清华大学的调查发现, 有超过一半的访民 (58.4%) 持积极态度, 仅有7.8%的受访者持消极态度。这似乎也是与中国的官方宣传步调一致, 即其强调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甚至是对此加上一个”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的定语。

这种态度也被CCGPS所证实。尽管美国被认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甚至超过俄罗斯，美国却被认为是最不可信任的国家。而俄罗斯被认为是对中国未来而言最值得信任和最重要的国家。甚至调查发现，民众最期待中国和俄罗斯扩大经济、技术和研究等领域的合作，而在这一点上，对于美国的期待甚至低于德国。

不过，尽管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态度似乎愈发消极，清华大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所有议题中，除了“大流行病”和“领土、领海争端”，“中美关系”还是成为了民众第三关心的国际事务。考虑到我们身处的“大流行病”，即新冠疫情的时代以及中国的领土争端其实都抹不开美国的身影甚至深度参与，美国实际上仍是中国民众最在乎的国家。ABS的调查也证实（对于ABS调查更多的介绍我们会在后面主要陈述）, 大部分民众承认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73%), 只不过仅23%的人认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

那中美关系的走向会怎么发展呢? 有意思的是, 近半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未来会有所改善或明显改善。当然, 也有不少人认为会恶化(共24.8%)。

除了对外关系这些宏大议题之外, CCGPS的调查还为我们提供了与民众个人生活偏好(包括旅游、学习、工作、移民)相关的信息, 而且结果相当有趣也引人深思。比如, 在备选的十几个国家中 (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国), 俄罗斯成为了中国人最想旅游、工作和移民的国家。这个结果有些使人惊讶, 似乎和我们平时的认知不太相符。比如, 在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有将近150万中国公民去俄罗斯旅游。尽管这个数字已经占了当年俄罗斯旅游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与美国的283万相比, 仍然有较大差距。尤其是考虑到出行到美国的距离更远、成本更高。在现实中，俄罗斯似乎并不是中国人旅游的首选目标。俄罗斯甚至没有能够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游目的地前十名中的一员。中国公民前往俄罗斯工作和移民的人数可能更少。因为相关的资料有限, 我们只能发现, 在2010年, 移民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仅有29000人, 甚至少于2002年的35000人。而仅在2010年, 就有160万中国移民在美国, 成为美国的第四大移民族裔。更不用说这一数字在2021年有将近240万。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

那么, 受访者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和地位呢? 清华大学和CCGPS的研究同时显示, 中国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在主要国家 (包括国际组织) 中遥遥领先, 甚至高于美国。这一结果或来自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以及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与地区外交事务中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 (例如，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领导者)。

那么, 民众对中国的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是什么态度？他们希望中国外交延续这种”领导者”的角色吗? 我们可以发现, 大部分受访者（68%）认为全球化总体而言对国家发展利大于弊。不过更多的人(78.3%) 希望中国在外交领域采取更积极的姿态。这一结果暗示,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 中国民众的外交观正在变得越发相对激进。

中国民众对国内主要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民主观

前两个调查着重介绍受访者的国际观，那么对于中国国内的事务及“民主”的概念，民众是什么态度呢？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自2001年开始，定期对东亚及东南亚主要国家进行民主动态调查（ABS），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调查。

作为学界非常值得信赖的调查机构，ABS的调查结果往往为研究者提供非常宝贵的、关于“民主”这一议题的数据。尤其是在近几年，随着主要威权国家信息政策的收紧，“民主”有时会成为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不过，我们非常兴奋的看到，ABS仍为我们呈现了全面的民主大数据。

针对中国的民主观和国内事务的调查主要在2019年7月至12月进行。调查问卷通常包含一系列核心问题，如受访者对所在国经济表现的评价、对政府信任度、政治参与度、政权合法性、对民主的理解等等。因为字数限制和时间原因，我们仅看几个被美中故事汇引用的数据。

首先，ABS的调查显示，民众对于民主和民主的践行还是不反感的。只有少数受访者觉得民主制度会造成诸如经济发展落后、社会秩序不稳定等问题，或对社会和道德有负面影响（均不超过20%）。当然，也有30%的人认为民主制度下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尽管如此，仅18%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能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制度是不是民主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众认为民主仍旧是一个良性的政治制度，追求民主制度可能还是绝大多数受众的期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如何理解所谓的民主制度是另一回事。比如说，我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威权社会（authoritarianism）而非民主国家。但是调查发现这种威权的制度在中国享有非常高的支持率，即较高的政权合法性。例如，82%的人认为他们只愿意在这个制度下生活；73%的人认为即使这个制度有缺陷也值得人民支持；81%的为这个制度感到骄傲；75%的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政府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另外，在对于国内腐败问题的回答上，结果也非常有趣。尽管现有研究表明腐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 ABS的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者认为无论中央或地方官员，有腐败问题的只是少数。而且，仅有13%的受访者或其亲朋在过去的一年中目睹过腐败现象，这也与国际组织（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调查结果有差距。“透明国际” 认为，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28%的公务人员有过行贿行为。此外，在被问到反腐是否有效时，大部分人认为无论是在中央或地方，反腐都是有效的。

从民意调查看中国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调查的结果呢？首先，所有三份调查都给读者提供了详实、宝贵而且与当今实事十分相关的数据，尤其考虑到中国民众对于俄罗斯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于民主或者特定国内政治议题的态度。尽管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在上层关系密切，我们却鲜少知道底层民众对于这个友好邻邦的态度，因为之前的研究通常很少涉及中国民众对于俄罗斯的看法。[1] 今次的调查结果显示，或许是由于中国官方对于中俄关系的正面宣传，其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态度也是偏积极的，甚至高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大国。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一些现有观点，如有专业人士认为中国的民意正在转离俄罗斯。CCGPS的调查结果至少证明，中国民众对于俄罗斯的积极态度是广泛的，甚至从政治及外交领域扩大到个人生活，比如旅游、就业和移民等。

其次是我们关心的中美关系问题和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很多最新的调查证明，尽管中国民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态度逐渐趋于消极，但是民众仍然抱有期待。一方面，民众对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的角色和施加的影响有很大程度的不满，以至于他们认为美国对于中国和亚洲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因此对美国的信任感也较低。就连在个人生活偏好方面，民众似乎也对到美国旅游、工作等失去兴趣。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仍十分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且希冀中美关系未来会有所改善，毕竟美国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当被ABS调查问到中国未来应该效仿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时，有42%的受访者选择了“日本”的模式，是所有备选国家中最高的，甚至远高于选择“中国”本身（15%）和“美国”（8%）的比例，更不用说“俄罗斯”模式（1%）。也就是说，尽管美国模式显然没有受到民众欢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希望中国未来沿着一条基本民主的道路前进，只是这条道路可能更应适合中国这样一个东亚国家，因此民众更倾向于 “日本”模式。而尽管和俄罗斯毗邻且外交关系稳定，鲜少受访者选择未来走一条“俄罗斯”的道路。

这些发现是重要却又复杂的。我们如何解读并与中国及中国民众相处呢？笔者认为，在与中国的交往与交流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中国的民意。首先，尽管政府会对民意产生影响，但是民意也会推动政府的决策。相关的调查结果可能会让中国政府相信，他们和美国的对抗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至少，民意都已经在指向和美国的敌对关系。前人的研究已经发现，中国政府的表现和决策并不是脱离民意的；相反，很多事实表明，民意和舆论可以影响上层的外交表达, 尤其是在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换句话说，当下中国民众对美国等国的消极态度或许可以理解为政府的宣传所致，可是现今这种民意反馈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中国官方信心——即，官方的反美情绪是对民意的响应（responsiveness），这正好符合威权国家要通过良好的政府响应（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来获取合法性的特点。

其次，通过相关问卷调查，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众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和感情实际上是十分微妙的，这使得中美关系在民间实际上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比如，从某种角度来说，民众反感美国及其盟友在世界上施加的影响和压力，但是却又认同其提出的价值观和民主观，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受众期待中国未来可以尝试日本的发展模式。同时，受访者关注中美关系进展并希望中美关系可以有所改善。

鉴于此，我想在与中国和中国人民交往的过程中，世界，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更应发挥公共外交（public policy）的巨大作用，促进更多的非官方的、民间的交流，对民众释放善意而非恶意，从而使民众对于美国有更加积极的态度。无论最终是否能够影响中国官方的对美政策，这都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当然，对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比如它们是否存在方法上的问题，导致有些发现似乎和我们日常的认知有差距，比如民众把俄罗斯作为个人工作、旅游的首选目的地，或者在政权合法性上有非常高的支持率。除去调查问卷本身设置和采样方法等问题，通常有一些解释。第一，受访者会产生“社会期许误差”（social desirability）的问题，即受访者因为想给出符合社会期望、令人产生正面印象的答案而倾向在调查中表达不实意愿。比如说，当整个社会对俄罗斯有正面评价的时候，个体受访者则有可能做出与大众、社会一致的选择，但并非出于自体的真实想法。

第二，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下，受访者会有较大程度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或“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行为，也就是民众由于害怕自己的观点被披露给大众，甚至是官方，而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现象也被现有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尤其是近年的数个研究发现中国受访者通常有较高程度的“自我审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威权国家的政体通常在问卷调查中得到较高支持率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而相反的，越民主的政体支持率越低。尽管调查是匿名的，受访者或许仍然怯于发表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从而选择更安全、更符合当下政治环境的态度。

第三，中国的信息控制和官方舆论的广泛传播使民众较容易受到官方话语体系和国家叙事的影响，因此做出与官方一致的判断和决定。当然，在这一点上，现有的研究也认为，中国民众的政策倾向性是非常多元的，并不一定受国家宣传机器的影响。

此外，我们对这些调查结果可以有更多的解释。[2]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问卷都再次帮助我们通过量化数据更好的了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想法，并且能够通过这些想法制定相应的策略。而中国政府，我相信，也会将民众的想法纳入外交与政治考量，从而审慎的做出合理判断以进行更有效的外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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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机构如“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The Carter Center China Focus）在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在中国进行过民众对于俄罗斯支持度的量化调查。

[2] 见前“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总主持人朱云汉博士对于ABS数次调查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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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支持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分析

陈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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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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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必凯（bikai-chen）

2023-06-30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在瓦格纳雇佣军公司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在俄罗斯发动兵变的随后几天，路透社和益普索（Ipsos）共同完成了一项全美范围内的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民意调查，共有1,004人参与。

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以抵御俄罗斯，这一数字比5月份进行的民调提升了19%。而且这一支持倾向呈现跨党派分布的特征。81%的民主党人、56%的共和党人和57%的无党派人士均支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自俄罗斯发起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拜登政府已经批准了总额超过400亿美元的对乌武器援助。在一些右翼的共和党议员和一些总统候选人反对美国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背景下，这项调查结果似乎为拜登总统“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乌克兰夺回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的政策提供了更坚实的民意支持。

除此之外，这项调查还显示，67%的美国人更有可能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一个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候选人，而73%的美国人更有可能支持维护北约联盟的候选人。这一结果可能使得包括特朗普和德桑蒂斯在内的共和党候选人重新思考他们的对乌政策。特朗普今年5月在CNN的节目中表示如果自己赢得总统选举，不会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而且他对于在北约框架下维持大规模的对乌援助也并不持积极态度。而德桑蒂斯对于如何处理俄乌战争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始终无法表达一个连贯的观点。没有人能确定如果德桑蒂斯当选后是否会维持当前美国庞大的对乌援助计划。

虽然这项调查的主题是乌克兰，但是也有涉及中国的内容。调查显示，76%的美国人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有助于向中国和其他美国的对手表明，美国有决心和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以及盟友或伙伴的安全。这对于思考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也有着启示意义。（本站根据路透社报道编译）

汤名晖：瓦格纳兵变对中国是机会还是课题?

分析

汤名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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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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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名晖

2023-06-30

对中国而言，上策是协调俄国签署停火协议，内部避免政治变天，中策是寻求另一位可被西方接受的亲中继任者。至于持续「无上限」的支持普京，恐将不利于中国整体欧亚大战略的结构，若能以俄国为议题消解欧洲的去「风险化」立场，更符合中国长远的经济利益。

今年上半年以来，乌克兰陆续接收来自北约的军备与训练，在西方的期盼之下准备一举反攻。6月以来，乌克兰反攻开始，战线虽有推进，但尚未有结构性的突破。如今乌克兰尚在集中军力切断扎波罗热（Zaporizhzhia）到克里米亚「陆桥」。由于俄国在该地近半年来持续增设战壕、地雷与混泥土工程，该地已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面积的防御工事」。

就在俄乌双边在军事与外交各方面胶着之际，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24日，以剽悍著称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Gruppa Vagnera)挥兵俄国境内的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na-Donu)，原先与俄国国防部台面下的矛盾终于演变为公开破裂。正当瓦格纳进军莫斯科，看似朝发夕至之际，却突然接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的调停，一场看似瞬间反转俄罗斯政局与俄乌战争的兵变也暂时落幕。

一、佣兵团少有走上正途

打从瓦格纳发兵之初，就注定无法成为红场的主人，欧洲历史上的佣兵团体，除了笃信天主教的瑞士佣兵外，少有正面的评价与结局。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纵横意大利地区的大佣兵团（Great Company）和白色军团（White Company）就是瓦格纳最好的前鉴。虽然历史与脉络不同，但是佣兵团重视经济和政治利益，对内举兵是为深不见底金钱的欲望，对外逞勇则祸及平民，公元1377年的切赛纳（Cesena）大屠杀创下佣兵团屠杀的恶迹，让佣兵团难以被信任。

　　瓦格纳集团的主要人物普里戈津（Yevgeniy Viktorovich Prigozhin）和创始者乌特金(Dmitry Utkin)并不具有凯撒(Julius Caeser)的特质和人望，要举起跨越卢比孔河的大旗缺乏号召力，退而求其次效法文艺复兴时期的知名佣兵团领袖斯福尔札（Muzio Attendolo Sforza）能够成为米兰一邦之主，但也需要类似波吉亚家族(Borgia)的寡头支持，才有实力于一方裂土。此外，瓦格纳的事迹如同欧洲史上曾有的佣兵团般声名狼藉，破坏地区的和平且危害百姓的平稳生活。

二、权力结构和历史性矛盾的交互作用

普里戈津的仓促行动背后，有着当下的权力结构问题，更有着历史性矛盾。从叙利亚内战至今，瓦格纳不接受俄国国防部统一的军政和军令，近年的合约纠纷更让以普丁密友自居的普里戈津无法忍让。直至今年5月甚至更早的时间，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Sergey Shoygu)发出通牒，终使兵变爆发。6月10日，俄国国防部下令所有武装团体在当月底前与国防部签署合约，瓦格纳拒绝行事，在有限的时间内若要奋力一击，普里戈津只能抢先行动。

源自于帝俄时期分立的军事组织和指挥传统，更使得俄国的武装力量只有苏联时期的「党指挥枪」才能统一号令。在帝俄时代存在着直属沙皇的哥萨克军团，他们忠于沙皇且编制于正规军之外，直接领取沙皇的奖励和薪金，并免除一切赋税和关税，特权还包括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甚至还有屯垦区，各项待遇自成于俄国政府体制之外，军事组织的特殊单位直到19世纪的米柳廷伯爵(Dmitry
Milyutin)推动军事改革也未能根本性解决。

除了直属沙皇的部队之外，民族部队也是俄国的军事组织的特色，这项传统来自于钦察汗国统治时期的草原部落遗风，经由各部提供士兵表达对可汗的忠诚。直到红军成立之后还有着东干族等民族部队的编制，这种以民族为主体的编制，直至今日仍然存续，车臣共和国领袖卡德罗夫 (Ramzan Akhmadovich Kadyrov)就被围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Vooruzhyonnye Síly Rossíyskoy Federátsii)相异且特殊的存在，与之前的瓦格纳同样不完全受俄国国防部的管理。

三、极端理念难受内外支持

进一步理解瓦格纳的符号意义，来自于希特勒精神寄托的音乐家华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作为纳粹德国的极右思想的集合体，并不具备公民民主的精神，因此他们的武装集团缺乏跨过卢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所需的公理。即使瓦格纳能一路向北进入莫斯科，也无法建立有效的秩序和控制力，对于俄国的政经菁英言，更代表着破坏与恐惧。

瓦格纳的组成缺乏俄罗斯当代发展所需的理念，既缺乏公民人文精神，也不受到公民社会的认同，其本质就只是历史上的雇佣军(Condottiero)。即使能凭借不法的暴力，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和非洲的前现代地区驰骋，但是这种缺乏法理和思想的武装既没有理想性，难以受到其他反普京政治团体的寄望或支持，即使要成为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us)的旧制度领袖，普里戈津是在普京的庇荫之下才能有今日成就。

由于普里戈津的一切来自于和普京的关系，虽然他发迹于圣彼得堡但格局并未与自由派有深度交流。由于他并非出身高贵家庭且不具备美德(Virtus)，也未支持其他能取代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us)的理念或主张，只能从极右派的表现获得认同，并且逐渐将厨师的身分向上提升。

四、过度自我膨胀并且内外树敌

在俄乌战争之前，瓦格纳在叙利亚地区有所建树，在俄乌战争期间甚至还逐出西非和中非地区的法军，帮助俄国在非洲中部恢复影响力，加上在马里乌波尔(Mariupol)和巴赫穆特(Bákhmut)立下的战功，使得普利戈津快速膨胀，甚至以为自己能和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建立不亚于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的关系。

作为俄国最主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国更是与普京有着更深厚的关系，更不可能支持他。另一方面，近年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大陆和叙利亚的合作项目，瓦格纳也曾与中国的立场相左，尤其在苏丹的矛盾更是显著。

普里戈津的自我膨胀也在瓦格纳内部受到非议，对于多数来原先自俄国军方的中层干部而言，他们不认为一个厨师能理解和指挥军事行动，以及俄国的军事传统。由于支持他的人员大多来自于新进的亡命之徒，这使得北上莫斯科的行动带有投机色彩，如同秦末的陈胜和吴广能揭竿起义，但很快就败亡于内部矛盾。

随着战况的演进，俄国军队的整建逐渐走上轨道，并且能逐渐面对取得西方先进武器和训练的乌克兰军队，因此俄国国防部评估不至于再发生类似在2022年9月在哈尔科夫(Kharkivska
oblast)的挫败，普京也据此决定逐渐减少瓦格纳的任务重要性，具体步骤则从减少弹药和资源供应开始。

对于作为威权统治者的普京而言，俄国是不容许有其他的寡头作为权力中枢或是第二中心，更何况已经给予瓦格纳丰厚的利益，以及破坏宪法和法律的例外规范，这些法律的破口已严重侵害普京的权力，即使曾是密友也难以忍让贪得无厌的需求。

五、不安的火种将扩散至其他地区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普里戈津之间不打不相识的关系，意外地成为这次兵变快速平息的原因。2020年白俄罗斯发生的反政府运动期间，卢卡申科在普京的支持下稳住政权，瓦格纳则是介入反对派，但是同样的极右派立场却意外地拉近与卢卡申科拉近距离，也使得两人关系的功能性不只于以往的商业场合。

未来在俄国境内的瓦格纳将收编于俄罗斯武装力量并赋予编制，但是其余者未解编者将化明为暗，或将成为以白俄罗斯为据点，作为威吓波兰、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的另一股不安定力量。此时的白俄罗斯若成为新瓦格纳的新据点，本质上并未有太大的不同，仍将持续在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为独裁政权提供劳务，或是进入其他威权国家传授所需的城市战实务经验。

六、兵变过后中国的角色更为重要

对于其他威权国家而言，瓦格纳兵变更凸显「党指挥枪」的重要，甚至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也必需「听党指挥」，才能确保威权体制的运作。一场漫长且行动自由有限的军事行动若没有公民的支持，就只能仰赖民族主义建构的对外的抗压性，对于有丰沛自然资源，且长年经历军事行动的俄国尚且萌生内部裂痕，更何况资源与生产结构仰赖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国家和地区，更需要思考如何不战而改变国际秩序，像是专注于生产数据和生产模式，从而建立另一个能被非西方国家认同的新核心。

然而，瓦格纳的叛变已让普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即使不能作为革命的火种，也会让普京考虑如何尽速寻求一个有限的俄乌战争停火方案，这或许是中国乐见的意外收获。

中国能从俄国的不稳定中取得更好的调停空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能公正的协调各方歧见的机会。相较于中国先前支持俄国「无上限」的立场，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在6月28日表示，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1991年领土完整的目标，其中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即使俄国因为兵变而出现内部裂痕，也不代表中国愿意趁隙无限制的扩大在远东或中亚的权力，俄国的稳定是中国「一带一路」成功的必要条件，让俄国沦为失败国家将使得中国付出更庞大的资源去俄国「扶贫」。此外，俄国还是具备全球最大核武库的国家，而今朝鲜半岛已有金正恩，普京若垮台出现一个更难遵守国际规范者，恐将同时造成东西方的困扰。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同样不愿面对一个非理性且不好预判的对手。

一个混乱或失序的俄国即使能在各国的监管下保证核武库不外流，其他的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的管理责任也是吃力不讨好。即使只有传统武器流入中亚或阿拉伯地区，或是经由白俄罗斯甚至瓦格纳转手到非洲或其他动乱地区，都足以造成中国和西方的动荡，叙利亚、苏丹和也门的局势持续影响着中国长远的利益。

在今年11月份的严冬之前双方若未能暂时停火，俄国还得警惕是否会出现类似一次大战时的反战声浪，在狱中的卡拉姆扎（Vladimir Kara-Murza）和仍在活动的纳杰丁（Boris Nadezhdin）或将成为西方属意的继任者。对中国而言，上策是协调俄国签署停火协议，内部避免政治变天，中策是寻求另一位可被西方接受的亲中继任者。至于持续「无上限」的支持普京，恐将不利于中国整体欧亚大战略的结构，若能以俄国为议题消解欧洲的去「风险化」立场，更符合中国长远的经济利益。

（作者简介：作者为美国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站特约撰稿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台湾丝路文化协会副秘书长。）

相互依存还是激烈竞争：中美“竞合关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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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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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奈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约瑟夫·奈，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来源：《软实力与中美竞合》，约瑟夫·奈著，中信出版集团

相互依存对中美是双刃剑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所谓“战略威胁”。问题是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胁?美国又能承受与中国牵涉多深?反复互动可以培养出合作性的克制和互惠，但相互依存——在这种情况下，不破坏现状更符合一个国家的普遍利益——则是系统性的。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大自然提醒了我们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何等的深度关联。然而，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制定了与中国进行第二次冷战和经济脱钩的战略，这让两国政治也陷入纠葛。

经济交流能为双方带来福祉，但它也可以被用作战略武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所谓“战略威胁”。问题是，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胁?美国又能承受与中国牵涉多深?

要理解中美之间的权力关系与相互依存，就得先了解美国的战略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那么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低越好，尽管在军事和环境领域，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如果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将经济脆弱性作为可资操纵的武器，战略家们就会忽略相互依存也可以产生稳定威慑的积极作用。惩罚和拒绝是经典的威慑概念的核心，但它们不是唯一的劝诫方式。建立深度关联是另一个重要手段，它可以让身在其中的一方看到某个行动的成本有时会超过收益，在损人的同时并不利己。

对经济相互依存会保证和平这种粗略的见解，有批评者指出，一战就能证明这种联系并不能阻止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发生灾难性的冲突。确实如此，但这种论调又因为全然否认相互依存可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而显得矫枉过正。作家诺曼·安吉尔等人在1914年之前，曾经错误地以为经济相互依存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但是，他们认为战争的成本会因为依存关系而大大增加的看法并没有错。

当然，误判总是可能会导致冲突。1914年，大多数欧洲领导人错误地认为，战争会是短期的，成本是有限的。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没能阻止日本袭击珍珠港，尽管这部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出口禁运。禁运操纵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这令日本人担心如果不冒险发动攻击，他们就会被扼杀。

深度关联有时也被称作“自我威慑”。这个术语本身不应成为分析人士忽视其重要性的原因。认为成本将超过收益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自我抑制可能源于对利益的理性计算。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对目标的认知虽然重要，但它不是威慑中唯一重要的认知。这也应该提醒我们，国际威慑关系是复杂机构之间的一系列反复互动，这些机构并不总是单一行为体。此外，这些行为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调整其认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表明的那样，反复互动可以培养出合作性的克制和互惠。另外，相互依存——在这种情况下，不破坏现状更符合一个国家的普遍利益——则是系统性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相互依存的战略成本。但是，我们不应该让错位的恐惧导致两国全面脱钩。当然，相互依存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不过，谨慎使用这把剑也会有助于战略稳定。

与中国的冷战是可以避免的

有人说特朗普总统给拜登总统留下了一场新冷战。但现在中美之间还没有发生冷战，而特朗普也并不是问题的唯一根源。与苏联不同，美国不可能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前提下将美国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毋庸置疑，中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广泛的对华战略，包括避免事故、危机管理和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与流程。

中美关系目前处于过去50年来的最低点。有人说特朗普总统给拜登总统留下了一场新冷战，并将其定义为没有硝烟的激烈竞争。但现在，中美之间还没有发生冷战，而特朗普也并不是问题的唯一根源。

然而，认为美国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经济成本的前提下将美国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则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冷战的比喻具有误导性。在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美苏之间几乎不存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每年超过5000亿美元，更不用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等社会层面的交流。

美国及其盟国受到的影响来自与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复杂机制。更多国家将中国而不是美国当作主要贸易伙伴。与构成安全威胁的部分进行脱钩是必要的，但全面的经济脱钩代价高昂，很少会有盟友跟进。

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生态相互依存方面，物理和生物法则使脱钩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这些跨国问题。全球相互依存的政治关系既涉及对他者行使权力，也涉及与他者一起行使权力。无论如何，美国都已经进入与中国的“竞合关系”。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实现两种相矛盾的目标的战略。这种战略绝对不是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

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更加复杂的战略，需要将美国在国内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以捍卫自身并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一些悲观主义者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率后，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如果美国将自己的盟友视为资产而不是拖累，那么西方民主国家的财富总和在21世纪内将远远超过中国。

新冷战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告的那样，目前的情形更像是1914年的情况，而不是1945年，当时所有大国都预计，发生的不过是短暂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然而，它们却卷入了一场持续4年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摧毁了4个帝国。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防止出现这种“梦游综合征”。

如果美国以冻结中国资产或援引《对敌贸易法》作为回应，那么世界可能会迅速地陷入一场真正的冷战，甚至是一场热战。拜登政府需要制定一个广泛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必须包括避免事故、危机管理和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与流程。否则，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可能陷入灾难性的后果。

中美竞争的逻辑

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华政策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两国能否在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竞争。中美关系是“竞合关系”。这种竞争需要对矛盾的双方予以同等重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如若处理不当，情形可能会非常危险;但若处理得当，竞争将会是有益的。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能否成功，部分取决于中国，但部分也取决于美国自身如何改变。保持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这需要对人力资源和研发进行投资。拜登政府针对这两点提出了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应对新的跨国威胁，譬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新冠疫情在美国夺走的生命超过了自1945年以来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总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

拜登总统因此面临着一项艰巨的议程，并将中美竞争视为“斯普特尼克时刻”。尽管拜登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了罗斯福总统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避免了具有误导性的冷战言论，但一个恰当的类比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苏联发射卫星带来的冲击激发了美国对教育、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方面的投资。美国现在还能做到这一点吗?

中国的实力确实在增长，但美国具有重要的长期实力优势。首先是地理位置，美国的周围是海洋和友好邻邦，而中国则与邻国印度、日本和越南存在领土争端。其次，美国还具有资源优势。美国现在是一个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则依赖经过印度洋的航线进口石油，而美国在印度洋上有着重要的海军部署。

此外，由于拥有全球性机构和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美国的金融实力强悍。虽然中国渴望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可靠的储备货币依赖于货币的可兑换性、深厚的资本市场。美国还有人口优势——美国的劳动力人口正在增加，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开始下降。

在关键技术领域，美国也一直走在前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中名列前茅。而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目前在某些领域也具有良好的竞争力。中国还计划到2030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鉴于机器学习作为一种通用技术的重要性，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尤其重要。

另外，中国的技术进步不再仅仅基于模仿。美国对中国技术挑战的成功回应，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国内的进步，而不是外部的制裁。

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发展，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仍将低于21世纪初30%左右的水平。此外，随着其他大国的崛起，大家集体行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会变得愈加困难。尽管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于未来几十年内在整体实力上取代美国。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权力向该区域的横向转移，但亚洲内部也有其自身的权力平衡。中国的权力受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制衡，美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保持与盟友的关系，美国被赶出西太平洋的前景就很渺茫。

但与中国竞争只是拜登总统面临的问题之一。正如美国技术专家理查德·丹齐格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其带来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意外释放的辐射可能会成为影响所有国家的难题。”因此，丹齐格主张：“我们必须推行协商一致的报告制度，共同控制，共享应急方案、规范和条约，缓解我们共同面临的风险。”

在某些领域，美国的单边领导力可以为如何提供公共产品这样的问题给出大部分答案。但是，当涉及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新的跨国问题时，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虽然美国的领导力很重要，但美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温室气体和病毒不会受到国界或军事力量影响。

在生态相互依存领域，权力博弈成为正和游戏。因此，美国不能简单地考虑对他人行使权力，还必须考虑与他人共同行使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赋予他人权力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那美国将从中受益。因此，美国必须在竞争的同时与中国合作。

一些人担心中国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与美国在传统竞争领域的让步联系起来。这种想法忽略了，如果喜马拉雅山上的冰川融化或城镇被洪水淹没，将会给中国带来多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边关系紧张，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参加了近期由拜登总统发起的全球气候峰会。

衡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在于，中美两国能否在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中美关系是一种“竞合关系”。这种竞争需要对矛盾的双方予以同等的重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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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布林肯的北京一夜

分析

赵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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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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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国务院布林肯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对外释放了中美都希望管控紧张局势的信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明确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建交以来的最低谷。换言之，在中方看来，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比特朗普时期变得更糟糕。

毋庸讳言，不少重要人士都发出了中美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警告。曾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处于“悬崖顶上”，如果双方不改变轨迹，台湾海峡很可能会出现武装冲突。商界精英、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则称，中美已经处在“战争边缘”(brink of war)，局面将随着美国进入2024年总统大选季而更加恶化。

让中美关系稳下来，是此次布林肯北京之行的关键词。根据去年年底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会晤中达成的共识，今年本该是双方深化协商、缓和关系的重要机会窗口。然而，年初的“飞艇事件”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拜登政府的强势操作或许可以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得分，但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跌入冰点。而这正是此次中方向布林肯强调“冷静、专业、理性处理意外偶发事件”的原因。

中美关系已然变得非常脆弱，双方互信也在过去几年你来我往的较量中越发稀薄。特别是，“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战略对手”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两党围绕“谁对中国更强硬”展开竞争，任何一方都担心被指责对华软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将布林肯的北京之行称为“刺眼的失败”，指责拜登行政当局因为想要和中国恢复对话而暂停了一些对华制裁行动。

麦考尔太过刻薄，他和很多共和党鹰派议员一样，试图用不负责任的指责达到“一石两鸟”的目标，既令中国承受压力，同时也让拜登政府难堪。美国国内政治的劣质恶斗已经很难让中美之间展开有效的外交，而这对于避免两个核大国步入战争至关重要。这些鹰派议员对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缺乏了解，对与中国对话毫无兴趣。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极化”政治的受害者。

布林肯的北京一夜，并非毫无收获。中美高层交往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变得热络，美国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有望访华，而秦刚等中方高级官员也收到了访美的邀请。如果条件具备，中国领导人也可能会在今年11月赴美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外，中美两国元首还有机会在今年9月出席二十国集团(G20)新德里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当然，这取决于中美能否在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的基础上“再出发”，布林肯虽做出承诺，但仍需认清前路多歧的现实。首先，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定位有着重要分歧。拜登政府坚持用“大国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并强调两国较量迎来“决定性十年”。中方则明确称，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需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妥处中美关系。此次布林肯访华，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弥合分析需要战略智慧和外交技巧。

其次，双方同意继续推进联合工作组磋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具体问题。如果原则性问题谈不拢，就要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具体问题，这是让中美关系稳下来的重要路径。比如，拜登政府一直以关税审查为由延续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贸易战”，这种故意的拖延令大多数美国企业和商业组织不满。为安抚商界，拜登政府试图用“去风险”政策话语替代“脱钩”，但这需要拜登政府拿出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两者之间的差异。

第三，中方对布林肯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也是最突出的风险”，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或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将《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六项保证”纳入，这与中方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相比，差距似越来越大。美方很多人士认为，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已经十分渺茫，而“武力统一”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近日称，他的任务是尽力通过威慑避免“武统”，如果开打，则必须打赢。

美国立法部门在台湾问题上的消极动向更为突出。今年4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刻意在国会山举行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试图借此渲染紧张态势，并在美国国内搞战略动员。以麦考尔为代表的议员不仅要求拜登政府加强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支持，还在推动日本、韩国、欧洲等第三方对台军售。美国众议长麦卡锡并没有放弃今年年内访问台湾地区的计划。这类挑衅性举措势必将使中美关系受到更多冲击。

显然，布林肯的一次访问，根本无法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的轨迹，这也是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外界对此访降低预期的原因。中美关系“低位震荡、边打边谈”的新常态将会持续下去，防止战争以及擦枪走火引发的冲突升级，是未来数年两国关系面临的最大考验。所有人都不愿看到中美关系的惊涛骇浪，但“必有一战”的想法加之针锋相对的恶性循环，确实很有可能引致大国战争的悲剧。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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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森：阻碍印度超越中国的四个事实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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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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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吾楼来源：中美聚焦

导语

印度总理莫迪上周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在白宫和国会得到很高的礼遇。美国官方也强调，莫迪此次访美是两国关系的转折时刻，标志着双方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强化。从印度视角看，莫迪也有意利用中美大国博弈提升印度在印太地区的特殊地位。西方媒体也对印度在科技、防务上和美国强化合作进行大量报道，似乎表明印度已经“超越”了中国，成为该地区的领导者。但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6月24日在《外交政策》发表题为《印度会超越中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吗》的文章，提到了阻碍印度超越中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四个事实。他认为，30多年来，有关印度超越中国的预测从未实现过，未来也有可能不会应验。以下是艾利森文章全文。

今年4月，当印度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时，观察家们想知道：印度会超越在中国成为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吗?印度的出生率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在过去的两年里，印度经济增速超过了中国。上个季度，印度GDP增长了6.1%，而中国只有4.5%。乍一看这些统计数据，印度似乎很有希望。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如果真的能够超越中国，那将是值得美国大肆渲染的事情。因为印度是中国天然的对手，两国还存在2000多英里有争议但尚未划定的边界，并且零星爆发边界冲突。中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越大越强，美国就越有可能看到有利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均势”。

然而，在对印度迅速崛起的话术进行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考四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中印文盲率对比与理科毕业生人数对比(红色为中国，橙色为印度)。

第一，过去分析人士对印度崛起的看法都是错误的。20世纪90年代，分析人士鼓吹印度人口不断增长、年轻化，这将推动经济自由化，创造经济奇迹。美国最有思想深度的印度问题分析家之一、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2006年的第二波对印度的狂热追捧之中。那一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宣布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时任印度贸易部长说印度经济很快就会超过中国。扎卡里亚认为，尽管印度经济的确实现了增长，但有关超越中国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尽管印度在过去两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五大经济体之一，但印度的经济规模仍然远远小于中国。21世纪初，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和GDP大约是印度的两到三倍。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印度的五倍，中国的GDP为17.7万亿美元，而印度的GDP只有3.2万亿美元。

▲2000年至2022年中印GDP对比(红色为中国，橙色为印度)。

第三，在科技发展助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印度一直落后于中国。中国毕业的“理工科”(STEM)学生几乎是印度的两倍。中国将GDP的2%用于科技研发，而印度则为0.7%。全球收入最高的20家科技公司中，有4家是中国公司。没有一家将总部设在印度。中国生产了全球50%以上的5G基础设施，而印度仅占1%。中国的TikTok和类似的应用程序现在是全球领导者，但印度还没有创造出走向全球的科技产品。在生产人工智能(AI)方面，中国是美国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中国的商汤科技(SenseTime)人工智能模型最近在关键技术性能指标上击败了OpenAI的GPT;印度还没有参加这种竞赛。中国拥有全球65%的人工智能专利，而印度只有3%。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获得了95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而印度只有70亿美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而印度则落在后面。

▲2000年至2022年中印全球制造占比对比(红色为中国，橙色为印度)。

▲2000年至2022年中印全球商品出口占比对比(红色为中国，橙色为印度)。

第四，评估一个国家的实力时，比人口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质量。中国人的劳动效率比印度更高。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庆祝中国的“脱贫奇迹”，它从根本上消除了极端贫困。相比之下，印度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程度仍然很高。1980年，中国10亿人口中有90%的人收入低于世界银行划定的极端贫困线。今天，这个数字大约为零。然而，印度14亿人口中超过10%的人仍然生活在每天2.15美元的世行极端贫困线以下。同时，根据最新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报告，2019至2021年，印度有16.3%的人口营养不良，而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2.5%。印度也是世界上儿童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幸运的是，未来并不总是与过去相似。但正如五角大楼的一条标语所警告的那样：不能把希望当作计划。美国竭力帮助莫迪治下的印度实现更美好未来的同时，自己也应该反思亚洲最具洞察力的战略家的评价。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非常尊重印度人。作为新加坡长期领导人，他曾与包括尼赫鲁、甘地在内的历任印度总理合作过，希望帮助他们让印度强大到足以对中国形成“真正的制衡”。

但正如李光耀在2014年(他去世前一年)的一系列采访中所解释的那样，他不情愿地得出结论：这种制衡不太可能形成。他分析认为，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是精英领导体制的敌人，其庞大的官僚机构、精英不愿解决不同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竞争性主张，让他得出结论：印度将永远是一个“未来之国”，而这个未来永远不会到来。因此，当我十年前问他印度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时，他直接回答：“不要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

自从李光耀提出这一判断以来，印度在新领导人的领导下，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基建和发展议程，并证明它可以实现可观的经济增长。然而，尽管我们仍然希望这一次会有所不同，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猜李光耀不会押注这一点。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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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脱钩”到“去风险”：措辞改变但本质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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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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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玙璠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王玙璠(Wang Yufan)，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欣然接受并积极鼓吹“去风险”，并非是要转变对华经贸政策，而是为了缓解“脱钩”政策遭遇的内政外交困境。美国的实际行动表明，无论措辞如何，其对华围堵、打压、遏制的战略没有改变。

“去风险”首先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作为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美国随后迅速接受并鼓吹这一政策表述，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分别在不同场合强调对华“去风险”。“去风险”在措辞上似乎比“脱钩”更加温和，对抗性减弱，但本质上迷惑性增强，与“脱钩”并无差异。

从内涵看，根据美国政府相关言论，“去风险”是要“保护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小部分先进技术”。拜登执政以来，美国“脱钩”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从全面“脱钩”转变为精准“脱钩”，着重在高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上对华竖起“小院高墙”。这与当前美国对“去风险”的定义并无不同。同时，“去风险”概念模糊，迷惑性强，哪些领域存在“风险”将完全由美国定义。近年来，所谓“保护国家安全”早已成为美国维护自身私利的幌子，美国屡次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企业，中美在金融、投资、人文交流等各领域的正常往来均被纳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范畴。

从意图看，美国欣然接受并积极鼓吹“去风险”，并非是要转变对华经贸政策，而是为了缓解“脱钩”政策遭遇的内政外交困境。在国内，美国商界批评政府对华“脱钩”政策，希望仍与中国保持经贸往来。今年以来苹果、摩根大通、特斯拉等美国企业的高层纷纷访华，释放了美国商界希望继续拓展在华业务的信号。美国半导体协会(SIA)明确表示，中国是半导体协会的最大市场，尽管美国政府有所谓“国家安全”担忧，美国半导体企业仍然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在外交上，美国盟伴国家对“脱钩”政策存在顾虑，欧盟提出“去风险”正是希望缓解欧洲各国对“脱钩”政策的抵触情绪，发展独立于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因此，美国鼓噪“去风险”，并非要转变其对华经贸政策，而是要用看似更温和的措辞来安抚国内商界，协调盟友伙伴，粉饰其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终目的。

从近期行动看，美方仍在继续“脱钩”做法。在布林肯访华前夕，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对华制裁举措。6月6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以“同伊朗弹道导弹项目有关联”为由制裁5家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9日，国土安全部以涉疆问题为由，将2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12日，商务部以“采购美国产品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帮助巴基斯坦研发弹道导弹、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等为由，将31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布林肯访华期间，也未提及拜登政府会考虑调整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美国的实际行动表明，无论措辞如何，其对华围堵、打压、遏制的战略没有改变。

布林肯在访华后称，美国“不寻求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希望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增长和成功”，并提到“对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而言，去风险和脱钩存在极大的差别”。美国似乎在措辞上表现出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和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改善的一面，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去风险”能否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减轻第三方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还需继续观察美国的行动。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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