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43

谁赢得了债务上限之争?

0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2023年6月2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达成债务上限协议,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避免了预计最早于6月5日发生的债务违约。该协议对美联储的财政政策有何影响,以及它是否解决了长期预算和债务问题?本期内容来自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专门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和教育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节选了其对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之间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的观点和看法。

播客基本信息

【主题】谁赢得了债务上限之争?

【时间】2023.06.05

【主持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

【发言人】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

【网 址】https://www.brookings.edu/podcast-episode/who-won-the-debt-ceiling-fight/

播客节选

杜大伟:

大家好,我是布鲁金斯学会贸易播客Dollar and Sense的主持人杜大伟(David Dollar)。今天,我们将讨论如何尝试从债务上限协议中解脱出来。我们邀请到了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心主任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欢迎来到这个节目,大卫。

大卫·韦塞尔:

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杜大伟:

目前,国会两院都通过了这项债务上限协议。我们将在6月2日星期五进行会谈,并且预计拜登总统将很快签署该协议。那么,大卫,这项主要由拜登总统和麦卡锡议长谈判达成的协议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韦塞尔:

这个长达99页的法案,主要做了几件大事。它为每年拨款的支出设定了上限。这大约是所有联邦支出的四分之一,国会每年也都要为此投票。它为下一个财政年度和再下一个财政年度设定了上限。它允许增加国防开支以及适度地削减国内开支。这非常复杂,因为这个法案还有各种各样的附带协议。

但现在基本上每年拨款支出大幅增加的时代已经结束。尽管削减幅度不是很大,特别是与共和党人想要的相比。

法案还将债务上限的另一次对决推迟到2025年初的某个时候,这让智库学者和记者在预算上松了一口气。它有一些规定使今年秋天政府停摆的可能性比以前小得多,因为我们有分权政府。

总的来说,它对改变联邦债务上升的轨迹没有多大作用,因为它没有触及关键部分,也没触及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税收等问题。而且它短期内也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其他经济层面——美联储、能源价格、气候变化、乌克兰战争、商业信心等等——都是更重要的关键因素。

杜大伟:

那么,拜登总统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什么呢?麦卡锡议长从中得到了什么?最重要的是,美国民众想知道是谁赢了?

韦塞尔:

我认为麦卡锡议长和拜登总统都从这次谈判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在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互相瞧不起的谈判方法。虽然麦卡锡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没有让众议院的所有共和党人都得到支持,但这一方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该方案也通过了参议院的同意,尽管很多共和党人投票反对它。但这表明他可以达成协议并获得选票,这一点是有问题的。

拜登得到的是对联邦支出的适度限制。他的力量得到加强,虽然人们认为拜登同意和共和党谈判是错误的决定,但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坦率地说,对民主党人来说相当不错。

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个赢家,我会说拜登和民主党赢了。他们得到了共和党人想要从去年在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巨额支出中去除的各种东西。该法案的其他条款以及联邦政府处理各种能源项目许可方式的一些变化都非常温和,拜登政府对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控制权。

所以,我想说麦卡锡和拜登在政治上都更强大。但是如果你想问谁赢了,我会说拜登赢了。

杜大伟:

好的,这很有帮助。接下来让我们谈谈这个法案的形成对经济的影响。这项债务上限协议对经济有何影响?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会让美联储的工作变得更容易?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取代了美联储上调利率25个基点的政策?我想听听你对此的看法。

韦塞尔:

好的。当联邦政府支出减少时,GDP增长往往会被削减。联邦政府在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支出将少于预期。因此,这将对GDP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刚刚消除了经济层面的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是否会违约。这个不确定性不仅困扰着金融市场,还困扰着企业,甚至可能影响一些公民。

因此,总的来说,正如你所指出的,美联储试图小幅减缓经济增长。债务上限协议对美联储有所帮助,因为它让美联储对未来几年的情况更加稳定。但我认为债务上限协议不足以取代美联储上调利率25个基点的政策。对美联储来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最近的银行业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导致银行减少贷款,这就是他们很难弄清楚的事情。

美联储决策者在6月中旬召开会议,那时的目标是“跳过”加息,但为7月是否加息增加了不确定性。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在6月2日星期五记录了这一点,并且得到了非常强劲的就业数据。目前,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通货膨胀正在下降,但速度非常缓慢。所以,这让我相信美联储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更多的加息。

杜大伟:

我想问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在达成这项协议之前,财政部基本上已经耗尽了其现金账户,然而现在又不得不建立它。这是否足以真正改变金融市场和经济?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另一个短期因素吗?又或者说是整个过程对经济的影响?

韦塞尔: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财政部遇到了债务上限,所以他们借的钱比平时要少,而且它已经将资金数量和支票账户从往常的大约5000亿或6000亿美元减少到大约300亿美元。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不得不筹集6000亿美元。财政部有一些债券市场顾问,叫做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Treasury Borrowing Advisory Committee),财政部问过他们,“你认为我们可以多快筹集到6000亿美元并且不会搞砸一切?”有人说可能需要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因为如果他们试图快速筹集很多资金,可能会推高短期利率,并且会使美联储的工作复杂化。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控的问题。通常,在这些事情上,当市场知道会发生什么时,他们更容易进行调整。这并不像新冠疫情或银行倒闭那样。因此,我预计财政部将透明化他们的借款计划,私营部门和美联储也都可以适应这一点。但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摩擦,我们以前从未见过。

杜大伟:

该协议主要涉及财政政策,例如提高债务上限,以便政府可以借款,并为政府支出设定目标。但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最终得到了什么,有多好或多坏都是需要考虑的?

韦塞尔:

一个问题是一些政府项目的速度放缓,有时这些事情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似乎真的不像是好政府应该做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我认为这项协议有助于恢复民主的观念。几周前,当联邦债务违约的问题出现时,我们似乎让那些威权国家抓住了把柄——看,这种民主的东西行不通。是的,当压力来临时,我们的民主是有效的,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因此,我认为当危机发生时,国会可以团结起来。我一直担心这一点,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国会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在2008金融危机时却没有。我担心国会两极分化太大。但是当国会必须做点什么时,比如避免联邦债务违约,他们会团结起来。

杜大伟:

下面将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我现在必须提出来,因为你刚刚提到了。所以,你认为这是在告诉我们的伙伴和一些与我们关系紧张的国家,我们的民主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在过去两周里让世界经历这种焦虑,这是功能失调的迹象吗?

韦塞尔: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确实存在财政问题。联邦债务目前预计约为GDP的100%,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未来十年将上升到GDP的120%左右,未来25年将上升到GDP的200%。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民主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我的意思是,过去我们都会悬崖勒马,但这次有人担心我们不会。但这确实表明,我们在处理长期问题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些问题有时更容易处理。

杜大伟:

因此,从联邦债务稳定与GDP的关系的角度来看,这项协议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长期财政问题。经常有很多关于减少债务的讨论,事实上他们是不现实的,也不必要,因为经济一直在增长。

韦塞尔:

完全是这样。

杜大伟:

在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名义增长率约为4%——如果美联储发挥作用,实际增长率应为2%,通货膨胀率应为2%。如此,我们可以承受适度的债务积累,并且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负担。但正如你刚才指出的那样,我们并没有走上这条轨道。

韦塞尔:

对的,换句话说,债务的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我们也正走在这条轨道上。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仍然能够提高债务上限,以相对较低的利率在全球市场上借入数千亿美元。因此,世界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借款金额而畏缩。

杜大伟:

还有最后一个话题我想和你谈谈。你认为我们的政府可能不会停摆。我们的财政年将于9月30日结束。所以,尽管现在这个协议还比较空泛,但两党必须做实际的拨款法案。据我了解,如果他们在10月1日之前没有做所有事情,那么这可能导致政府停转。那么,在未来6个月到一年的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应该期待些什么呢?

韦塞尔:

该法案所做的是对整体国防和非国防支出设定了一些上限,但现在由众议院拨款委员会(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来决定哪些项目的支出增长将跟上通货膨胀,哪些不会,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提供他们现在提供的所有相同服务。

关于这笔交易如何达成,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总统的首席谈判代表之一是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莎兰达·杨(Shalanda Young)。她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工作了14年。因此,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交易,以及关于拨款将如何运作的信息,这可能会降低政府停转的风险。

该法律有一项规定,也就是鼓励国会在2024年1月12日之前完成拨款法案。如果他们没有通过12项拨款法案,那么自然就会有包括国防在内的全面生效的支出削减。所以,我希望有两件事:一是,如果他们已经同意并把政府计划的支出写进法律,那么政府停摆涉及的问题都比较小。

二是,如果他们能在10月1日的最后期限完成工作,可以想象他们会进行持续决议。但他们在拨款法案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动机,就是要在1月1日之前完成它。那么,停摆可能吗?是的。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解决方案,政府停摆的可能性是否较小?可能性小得多。

杜大伟:

好的,我很高兴我们报道了眼前的危机,这场危机已经结束了。但事实上,我们仍有很多长期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制定政策。所以,非常感谢您来本期节目,大卫.

韦塞尔:

别客气。

本文内容翻译整理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6

旧文章ID:30006

美国说“去风险”,是几个意思?

0

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期间举行记者会,再次谈到美国对华并不寻求脱钩或经济遏制,美国想要的是“去风险”和“多样化”。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布林肯重申了拜登政府的“四不一无意”承诺,即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与历史上美国的对手,如德国、日本和苏联相比,中国因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而成为一种“特殊挑战”,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是“新冷战”的重要一环。布林肯的上述表态,也有强调美国不寻求新冷战的意涵。

除了布林肯,美国财政部长珍尼特·耶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等美方高官也在近期发表演讲称,美国不寻求对华“脱钩”和遏制中国,采取的是“去风险”和“多元化”策略。

虽然拜登政府有意通过淡化“脱钩”这一政策话语安抚美国商业界和美国的盟友,但实际上其对华经贸政策的“安全化”仍在加剧,其政策实践体现出一种“有选择的、有管理的脱钩”态势。正如沙利文和耶伦所强调的,国家安全因素在中美经贸关系以及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中更加重要,美国需加快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

一、 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

2018年,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导向之下,正式开打对华“贸易战”。以时任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的鹰派势力明确提出,应与中国进行“脱钩”。

后来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的供应链安全问题更为凸显,成为鹰派推动与中国更彻底“脱钩”的重要依据。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表示,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应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寻求替代者。

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及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大卫·麦金利(David McKinley)等人提出,由于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内制造商的供应能力和专业知识已经落后,除医疗用品和设备领域存在供应风险以外,美国还在稀土等领域依赖中国;国会应成立“关键供应链委员会”,识别和应对潜在风险。当时,在美国众议院由共和党议员组成的“中国工作组”,明确将减少对华经济依赖作为其重点关注议题。

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继续在“大国竞争”视角和框架下看待中美关系。拜登强调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地缘政治挑战”,宣扬要与中国展开“极端竞争”以及“长期性、战略性竞争”。迄今拜登政府没有中止对华“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涉华惩罚性关税的审查最早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完成。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知名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认为,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应看到,民主党方面其实一直很重视供应链问题。早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民主党政治人士就开始考虑如何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比如,时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从“大国竞争”的目标出发,推动针对中国的美国国防工业供应链审查,这一举措令美国军方深刻认识到对华经济依赖的严重性,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

2022年2月底,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震动全球,也对中美之间的博弈带来深远影响。美国利用俄乌冲突推动“俱乐部式的全球化”,即促进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政策协调,共同减少对地缘政治对手的经济依赖。

“经济战”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构建了针对俄罗斯的多边制裁体制,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对俄实施前所未有的协同压制,声称要借此彻底毁损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尤其是,欧盟下定决心,尽力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美国和欧洲盟友借助“跨大西洋能源和气候合作伙伴关系”、“欧洲能源安全问题美欧工作组”等机制,为实现“长期性的能源安全”营造条件。

应看到,在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之下,供应链安全问题受到各国更大程度的重视,人权和价值观壁垒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在上述因素影响之下,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虽然中美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创下新高,但中国已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四。从某些科技类产品的贸易数据看,有观点认为中美已出现“初步脱钩”。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的相关研究显示,2022年,中国商品在美国自亚洲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中的份额占比已从2013年的近70%降至50.7%。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将业务从中国移出,这一比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降至50%以下。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变得更为紧密,2022年美国自欧洲的进口额增长近13%,而自中国的进口仅增长6%。美国自越南的进口份额在过去5年实现了翻番,从印度、马来西亚等进口的商品份额也有所扩大。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提出,由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构成的“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比中国更具成本优势,其对美出口持续增长。德意志银行的相关研究显示,美国依赖中国供应的商品中有95%可在亚洲其他地区找到替代供应。

二、 美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拜登政府对华“去风险”的关键,是加强美国自身的制造业实力,并借此为美国中产阶级创造更多高薪就业岗位。

在美国的语境中,“中产阶级”实际上是指劳工阶层和工薪家庭。按照美国研究机构皮尤中心在2018年设定的标准,美国三口之家的年收入中位值是7.46万美元,年收入在4.8505万美元至14.5516万美元之间的三口之家被认为是属于中产阶级。

拜登政府提出要实施“重建中产阶级的外交”,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国际经济政策将以工薪家庭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为考量,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美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考量所主导。拜登称,“我的父母给我灌注了中产阶级价值观,我已经将中产阶级价值观融入我的整个生命,我将把这种价值观带入白宫”。在他看来,过去数十年,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的首要因素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大量与制造业有关的就业岗位从美国外移。

与特朗普一样,拜登信奉“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理念,宣扬“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政策路线。他提出“美国制造”“供应美国”等计划,签署《两党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大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研创新的公共投入,致力于自下而上、由内而外地(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middle out)发展经济,从根本上强化美国的制造业实力和竞争优势。

拜登政府通过所谓“战略性公共投资”重振美国产业基础,以芯片、药品、大容量电池、稀土等关键矿产为四大优先领域,加快推动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2021年6月,白宫发布《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和推动基础广泛的增长》文件称,“更具韧性和更为安全的供应链对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及科技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要通过供应链重构提振美国制造业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在芯片方面,根据《芯片和科学法案》的授权,美国政府将投入520多亿美元,用于支持芯片制造和研发,以及相关的人才培养项目。商务部长雷蒙多称,由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投资有望撬动2000-4000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的投资。英特尔、镁光科技、三星、台积电等芯片领域的巨头企业纷纷增加在美国国内的投资,很多项目聚焦5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在地域上涉及德克萨斯州、纽约州、亚利桑那州、俄亥俄州等,显示出美国希望在东西海岸之外打造更多的“区域性技术中心”。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培育美国芯片的全产业生态,包括研发、设计、制造,这将降低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并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大的确定性。

此外,拜登政府还重点围绕电动汽车等影响大国博弈的新兴产业提升美国竞争力。自拜登执政以来,福特、通用等公司已在北卡罗来纳、密歇根等州投资近850亿美元,其中电动汽车制造领域的投资超过360亿美元,电池领域投资达480亿美元。拜登政府还援引《国防生产法》促进电动汽车和固定存储电池所需的关键材料的开发,美国国防部投入2亿多美元用于建设稀土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为了强化美国的先进制造业的科技竞争力,拜登政府显著加大了联邦政府对研发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2022年10月6日,拜登在IBM 量子计算中心发表讲话称,数十年前美国曾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用于研发,如今这一比例还不足1%;美国曾经在研发方面排名世界第一,如今排名第九。拜登强调,《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落实,将帮助美国提升研发水平。根据该法案,拜登政府拨款约2000亿美元用于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商务部等机构的研发项目,确保美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技术产业领域发挥全球引领作用。

202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预算为2049亿美元,首次突破2000亿大关,同比增长400多亿美元,增幅高达28%。在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拜登政府还对美国的科技体制进行调整,力图强化美国的“创新生态”,以适应大国竞争的新态势。

三、 美国打造“供应链联盟”

为了实现所谓“去风险”目标,拜登政府采取“内外互通”的策略,一方面强化美国自身的制造业实力,一方面积极打造覆盖盟友和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供应链联盟”。这对中国保持国际经济影响力构成不容低估的挑战。

拜登政府举办“供应链韧性峰会”“供应链部长级论坛”等活动,借助“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APEP)等,构建全球贸易新格局。不久前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也前所未有地讨论如何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问题,这些西方国家担心中国通过“断供”或是其他贸易限制举措使他国“屈从”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

从双边层面看,美欧建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在芯片、医疗器械、清洁能源产品等领域推动美欧共同减少对华依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等都设立了“经济安全”政策协调机制,这些机制的对华指向性也很明显。这一趋势恐怕将会在客观上限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空间。

特别是,拜登政府高度重视重塑关键矿产供应链。关键矿产不仅是生产电子类产品以及先进军事装备所必需的原材料,也与推进能源转型、促进清洁技术研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2040年世界需要的关键矿产将是目前开采量的四倍,从大约700万吨增至2800万吨。到那时,能源转型需求将消耗世界铜产量的40%,镍和钴产量的60%至70%,以及几乎90%的锂产量。预计2040年锂的需求将是2020年的13倍。

而中国在关键矿产精炼方面的实力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拜登政府不仅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多边机制,还与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等深化双边协作,拉拢刚果(金)、印度尼西亚等关键矿产富集国,试图削弱中国在锂、镍、钴等关键矿产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

总之,虽然拜登政府希望用“去风险”政策话语替换“脱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针对中国的经济竞争会停歇。一些西方战略界人士认为,“中国崛起已经到顶”,他们对中国发展的负面预期已经对不少西方企业带来影响。夯实经济实力是应对大国博弈的关键,仅靠“内循环”是难以支撑中国的长期竞争力的,也不符合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中国已经把“稳外贸、稳外资”作为重要政策目标。

美国推动的“去风险”抑或“选择性脱钩”实际上也面临诸多挑战,美国与盟友在对华经贸政策方面存在不少差异,中国仍有其产业韧性和市场优势。诚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言,“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可取,更不切实际”。中国需要采取更具主动性、系统性、前瞻性的应对举措,推动与西方国家的“再接触”,更好地理解其寻求“去风险”的深层次因素,用“针对性挂钩”破解“选择性脱钩”压力。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6

旧文章ID:30005

从数据看发展:美国公众眼里中国形象的变迁

0

作者:Eva Lopez, 叶宣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民调能即时传递公众看法、直观体现舆情,但反映的是当时的"瞬间"状态。德国之声对多年来盖洛普进行的涉及"美国民众对中国观感"话题的民调结果进行了汇总比较,其结果或能体现美国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整体观感

盖洛普自1979年开始在问卷中调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整体看法,这一年两国刚刚建立外交关系。当时,有64%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持负面看法的仅有25%。不过在之后数年里,情况有所转变,1985年时,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美国人比例降至38%,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升至51%。1984到1985年间,中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首次互访。此后双方的官方互动和经济文化交流日趋活跃,同时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有明显改善。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官方对中国实施了制裁,民间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了逆转。一年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从72%跌至34%持负面看法者从13%升至54%。此后多年间,比例基本保持在稳定区间内,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占45%到60%。

最近数年来,美中关系下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受创,这也反映在民调中。自2018年以来,对中国有负面观感的受访者大幅持续上升,在2021年达到79%的新高,对中国有积极观感的人的比例降至20%。2022年的问卷结果与2021年一致。

谁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另一项长期调查的结果显示,近10年来,也就是习近平主政以来,美国人越来越明显感受中国已对美国构成一种威胁。

对于"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这一问题,2015年时有18%的受访者认为是俄罗斯,15%的人认为是朝鲜,认为中国和伊朗是"最大敌人"的分别有12%和9%。

2018年后,认为中国是美国头号敌对者的人比例开始稳步上升,2021年增至45%,超过了俄罗斯(26%),首次居于其它选项之前。2022年和2023年,分别有49%和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台海冲突风险意识增加

今年2月由美联社与美国芝加哥"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亦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严重关注(60%的受访者)目前已超过了对俄罗斯的关注(53%)。

具体到威胁的方式和程度,盖洛普2023年的问卷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军力对美国构成"关键威胁",27%的人认为是"重要威胁",2004年时,相关比例分别是39%和46%。2023年,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对美国构成"关键威胁",30%的人认为是"重要威胁",2015年时分别是40%和44%。

对于"台海冲突是否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这一问题,2023年有47%的受访者认为这将是"关键威胁"(2004年为23%),42%的人认为是"重要威胁",(2004年为51%)。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5

旧文章ID:30004

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东盟

0

作者:Lili Yan Ing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Lili Yan Ing,国际经济学会秘书长、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东南亚地区首席顾问

最近在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和随后在克什米尔举行的 G20 旅游会议,凸显了这两个集团言论的鲜明对比。G20峰会的口号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而G7的好斗态度可以概括为“我们必须脱离中国”。

对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来说,脱钩是不现实的。虽然该地区可以受益于生产和投资从中国转移到本国,但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完全脱钩,可能导致贸易转移、生产成本上升和长期福利下降。

目前,美国和欧洲经济与中国脱钩的行动似乎仅限于能源、半导体、信息和通信技术、采矿和矿产等行业。但脱钩预计将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包括机械、机械设备、电气元件和汽车。

鉴于东盟经济体对美国、欧盟、中国和东亚的依赖程度相同,东盟必须保持中立,不选边站队,并且加强合作。通过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些成员国可以促进和平、促进合作,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接触。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盟国家也必须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过去二十年,内部贸易占东盟成员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徘徊在 22-23% 左右。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在此期间有所增加。但东盟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在 2000 年至 2022 年间几乎没有增长,仅从 6.4% 增长到 7.8%。

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内部贸易停滞,存在三种可能的原因。首先,该地区肤浅的一体化模式。由于东盟制造的大多数产品,是替代品而不是互补品,因此成员之间增加贸易的范围本质上是有限的。

其次,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和非关税措施可能成为贸易壁垒。这些法规和程序旨在确保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但它们的制定和实施可能无意中阻碍贸易和投资。

最后,应该认识到,东盟不是自给自足的地区。这些成员国严重依赖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投资和技术。东盟作为一个集团运作,但它不是关税同盟,意味着成员国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或者集团接触。这种灵活性使得成员国能够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寻求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和协议,同时保持东盟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活力。

由十个东盟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CEP 约占全球 GDP的三分之一和世界贸易和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目标是通过降低90% 的产品的关税,促进贸易一体化。

另外一个代表性案例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PTP,以前称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8 年以来,四个东盟国家——新加坡、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加入了 CPTPP。该协定约占全球 GDP 的 13%,旨在降低98% 的产品的关税。

“印度洋-太平洋经济繁荣框架”(IPEF) 是美国拜登政府于 2022 年 5 月发起的新组织,也寻求促进区域伙伴关系。但是,该协议因其排他性和分裂性而受到批评。除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七个东盟国家——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文莱——已加入IPEF。但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被排除在外。

这种排斥可能加剧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激化地区紧张局势,抵消现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如 RCEP)的好处。一些评论家认为,IPEF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意义,旨在吸引美国选民,而不是实施有利于成员国的有效政策。同样,印太地区的贸易部长最近在底特律召开会议,讨论一系列旨在加强半导体和关键矿物等必需品供应链的措施。但是,他们达成的协议,除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外,缺乏明确的政策目标。

中国与西方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使得东盟国家陷入两难境地,承受不起与任何一方脱钩的后果。2000 年至 2022 年间,欧盟成员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增长了两倍多,从 1105 亿美元增至 3423 亿美元。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额,从 1351 亿美元飙升至 4522 亿美元。同期,东盟对美国的出口几乎翻了两番,从 879 亿美元增至 3567 亿美元。

与此同时,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9753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23倍。在此期间,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17倍,从222亿美元增加到4081亿美元。

此外,东亚、美国和欧盟都是东盟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2021年,东亚国家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3% ,而美国和欧盟分别占22%和15%。

鉴于这些经济联系的深度,敦促东盟国家与中国脱钩是非常不公平的。这也是缺乏远见的行为,因为脱钩会破坏集团内部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加剧整个地区的政治不稳定。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SEA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2023)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5

旧文章ID:30003

杨楠:中美关系“跨过卢比孔河”了吗

0

作者:杨楠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 第12期

去年以来,一些美国学者在探讨当前的中美关系状态时,认为两国对对方的战略既呈现“背水一战”的被动特质,又带有“战略豪赌”的主观意涵。在他们眼中,中美关系已经“跨越卢比孔河”(cross the Rubicon River),双方均决意与对方开展一场零和博弈,彼此转圜的空间不复存在,时刻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最终难以避免滑向正面冲突。那么,何为“跨越卢比孔河”,背后是怎样的典故?这一西方谚语能否准确形容当前复杂的中美关系态势,这种暗喻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

“卢比孔河”的历史典故

公元前49年,罗马共和国末期,元老院决心剪除高卢总督朱利叶斯·凯撒不断壮大的势力,向其发出召还令。根据罗马共和国的法律,任何将领都不得带领军队越过作为意大利本土与山内高卢行省分界线的卢比孔河前往罗马,否则被视为叛变。在卢比孔河河畔,凯撒面临艰难抉择:如果挥师过河,等于公开对抗元老院,势必挑起内战并将自己置于“叛国者”的境地;但若听令只身回返首都,则将被剪除军事指挥权,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结。最终,凯撒率麾下第十三军团过河,一举占领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凯撒的最终选择有其理性计算与评估在里面,但更多源自激情和主动选择。“骰子已经掷下”,当凯撒率领大军跨越河流向罗马进发时,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

18世纪末,拿破仑·波拿巴在土伦港之战中声名鹊起,进而翻越阿尔卑斯山,挥师意大利,远征埃及和叙利亚,为自己在法国国内积累起相当高的威信。1789年起,法国步入“革命的世纪”,从吉伦特派兴起,到热月党督政府执政不力,日趋吊诡的政治局势为拿破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法国等待他的不是王座就是断头台”。拿破仑断然选择放弃军队并登上返回巴黎的船只,发动“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成为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共和国第一执政者。历史学家格尼费将拿破仑的这一举措比作“跨越卢比孔河”。

纵观历史,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在西方语境中,“卢比孔河”如同一条与过去相切割的分界线,穿越历史演进的大部分重要节点,选择跨越它意味着要么功成名就、要么一败涂地,毫无退路,只能尽全力孤注一掷,同时将事态的未来发展交予宿命。每当个人、国家或是国际形势面临重大抉择或处在关键十字路口之时,“跨越卢比孔河”的暗喻总是如影随形。

""

古罗马(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时期)地图上的卢比孔河。

中美关系的历史抉择

2023年5月1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罕见地同时召集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以“深化对华战略竞争”为主题审议拜登政府2024财年财政预算案。三名内阁部长在听证期间反复强调“全政府”对华组织架构的重要性,重申将不遗余力倾尽各自战略工具对华施压。

经过历时将近十年的战略调整动员,“中国威胁论”的种子已在美国“全社会”生根发芽。盖洛普(GALLUP)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间对华负面认知率高达八成,令人触目惊心。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无论未来中美双方以何种方式互动,美国对华观念、态度和手段向“战略竞争”目标的靠拢和聚集已呈定势,中国针锋相对的反制也将只增不减,双边关系已同“合作”“调适”挥手作别,未来将长期处于“木已成舟”的漂流状态,“即使没有跨过卢比孔河,也肯定在迅速接近它”。这种隐喻暗示中美关系“已经踏上不归路”,引发人们思考。

中美关系“毫无退路”了吗?2017年以来,西方学界关于中美“新冷战”的声音不绝于耳,曾亲手参与打破两国对抗坚冰的基辛格也在访问中国期间做出“再也回不去了”的判断。这种声音背后,是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步步紧逼挑战”以来双边战略互信的逐步垮塌。然而,大部分旧有“安全阀”的失效并不代表两国关系彻底走入死胡同。大国之间总能找到交集,新的互动路径仍亟待探索,而以求同存异为注脚的中美关系史能够为双方提供镜鉴。目前,中美关系的“退路”仍被美国自对华贸易战开始就构建并不断扩大的“墙壁”堵住。唯有解构这些“墙壁”,双方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才能呈现。

中美博弈是一次“战略豪赌”吗?为实现“竞赢中国”的目标,美国在过去几年中不惜将大量国家资源倾注到这场博弈中,并且频繁打出贸易战、脱钩、台湾等“险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乃至人类前途命运都成为美方这场豪赌的筹码。在经历全球供应链碎片化、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冲击后,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再也无法承受一个大国扼杀另一大国发展权的豪赌,中美不仅有责任、有义务审慎选择向前迈进的每一步,更应主动搭建桥梁、寻求避险。可以看到,尽管双边关系遇冷,但也从未放弃管控分歧。在2022年11月14日的巴厘岛会晤上,中美元首均通过不同方式做出了推动两国关系远离零和博弈泥潭的表态。近期美国财长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表态,美方不认同“一方衰落才能让另一方崛起”的观念。在依旧激烈的博弈态势下,中美开始在一些战略议题上呈现出超越分歧的倾向。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不可知”吗?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认知的逐步固化,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认为双边关系将日益受制于不断强化的“自证预言”,认同冲突对抗乃是“大国政治的宿命”。这种悲观情绪和无力感反过来又限制了中美两国修复关系和拓展沟通渠道的动力。凯撒、拿破仑之类西方历史人物的故事以及美苏冷战时的一些历史片段固然能对现实有所隐喻和映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现实乃至未来的固定模板。能够决定中美历史走势的因素是两国决策者和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而非什么“宿命”。因此,即便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亦在其著作中花费大量篇幅探讨两国应如何避免“踏入陷阱”。如果中美之间宏大的战略博弈在所难免,那么两国都有必要主动寻找管控和处理彼此分歧的有效路径,利用一系列理性和谨慎的决策去创造新的历史。

避免陷入“卢比孔河”假设

2011年,美国知名学术期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曾发表一篇题为《战争的卢比孔理论:通往冲突的道路如何成为不归路》(The Rubicon Theory of War: How the Path to Conflict Reaches the Point of No Return)的文章。文章认为,国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保持谨慎,以相对理性的思维权衡各种选择的成本及收益;然而一旦作出“放手一搏”的决定后,会迅速转向高度实用主义的行动模式,引发政府、民间的高度偏见和盲目自信,让沟通和商讨的余地越来越窄,最终极大程度地提高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卢比孔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决策者在“过河”前后的心态变化,指出这种变化不仅会把对手、也会把自己步步推至悬崖边缘。

纵览近年美国的官方战略文件、对华政策宣示以及针对中国采取的实际战略举措,再看看中国各阶层对美国对华遏制施压与日俱增的不满和愤懑情绪,就可以理解为何大量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悲观,为何宿命论大行其道。2022年8月的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2023年春的“气球事件”等似乎喻示着中美对立正在突破某种临界值,从而似乎更加佐证了一些学者关于中美关系“已经过河”的观点。在华盛顿,对中国的偏见和排斥已经形成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政治正确”和恶性循环,大量国会议员言必称中国,基于“有罪推定”就不同议题召开面向公众的涉华听证会,似乎不希望将中美博弈维持在可控范围。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的特点愈发明显,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封堵有增无减。

美国持续将中美关系推向“河对岸”,强硬姿态令许多盟友左右为难,同时,“脱钩断链”的手法也牺牲着美国的自身利益。正因看到这种激烈模式在长期战略竞争中的局限性,拜登政府近期显示出某种调整的迹象,不仅多次公开释放“解冻”的信号,强调与中国保持高层接触的重要性,还提出“去风险”这一新概念,以淡化“脱钩”说法的杀伤力。这一新概念主张由盟国和私营部门代替美国政府推动产业链回流、强化供应链弹性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结合年初美国学者和商界人士访华沟通所谈内容,可以推测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但由于“去风险”路径不明,且内核仍是“小院高墙”式的限制打压,人们仍怀疑这是否仅是一种“措辞上的调整”。

中美应当避免陷入“卢比孔河理论”的假设轨道,保持高度战略审慎是关键。如何将中美关系带离“卢比孔河”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国在国际上赢得更多尊重和支持的一道必答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6

旧文章ID:30002

陈必凯:一些中国学者提出要重新审视中俄关系

0

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当代美国评论》执行主编刘卫东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美政经论坛上谈到了中国应该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关系。刘卫东认为中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二者之间建立同盟的话,带来的更多是问题,而不是合作。而美国经常指责俄罗斯的行为背后有中国的支持,就是刻意地将中俄绑定到一起,目的是迫使,或者是诱导中俄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导致两国互相消耗。中国一直以来追求的是合作共赢,但是刘卫东不认为俄罗斯能够成为与中国合作共赢的盟友。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以后,甚至在冲突之前,一直都在试图利用中国,但是却能巧妙地防止中国利用自己。在继续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之前,刘卫东强调要认真谨慎地思考一些战略性问题,比如“俄罗斯对中国究竟怎么看的?它究竟希望通过跟中国合作获得什么?

不难看出,刘卫东虽然没有建议中国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但是对于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还是持保留态度。早在刘卫东之前,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也在重新思考和评估中俄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是在这些学者中持比较温和态度的一位。他认为,“维持良好的中俄关系对中国还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关系必须是有底线的。”他认为中国必须坚决避免战略透支,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绝对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甚至进行适当的战略收缩,特别是避免过度卷入那些前景非常不明朗甚至非常危险的地区和国家事务。虽然唐在文章中以阿富汗为例,但是当前的乌克兰同样符合他所给出的“前景非常不明朗甚至非常危险”这一标准。可以推测,唐虽然仍将俄罗斯视作中国的重要伙伴,但是反对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给予俄罗斯实质性支持。

与以上两位学者不同,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胡伟对于中俄关系的态度十分强硬。如果说刘卫东和唐世平的主张并没有背离国家现有的政策,那么胡的建议可以说会彻底改变中俄关系的现状,因此也在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他在对俄乌战争走向以及战争对未来国际格局影响的预测的基础上,建议中国领导层放弃在俄乌之间保持中立立场,站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边,尽快与普京切割,避免受到其连累。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胡伟再次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发表的,保持中立立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不会对于解决俄乌战争带来实质影响,却会对中国自身如何在未来的国际社会立足产生重要后果。

“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特约研究员苏小玲对于中俄关系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不同于以上三位学者从国家利益出发讨论中俄关系,苏小玲是从道义和情感的角度指出俄罗斯的行为是对国家主权的肆意侵犯,是在威胁和破坏人类的自由与和平。他认为中国应当在结束俄乌战争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要想做到这点,必须基于基本的是非判断与道义责任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否则就难以扮演一种公平的角色,给出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公正方案

除了苏小玲之外,虽然其他三位学者对待中俄关系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都无一例外地将中俄关系与中美竞争联系了起来,将中俄关系视作可以用于服务中美竞争的工具。唐世平认为“在目前的俄乌战争中,美国是唯一的受益者,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一起,约束美国的战争机器。”而“约束美国的战争机器”便是他觉得中俄合作依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与他维持良好的中俄关系对中国依然必要的判断相一致。而刘卫东则从美国的角度出发,认为推动中俄关系过度走近,甚至结盟,是美国用来消耗中国的一种手段。与唐、刘二人对美国的消极态度不同,胡伟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彻底抛弃俄罗斯来在西方世界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并以此为契机努力缓和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尝试改变美国对中国敌视的态度,摆脱孤立的局面。

当前中俄关系的走向深受俄乌战争、中美竞争、俄罗斯内政走向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始料不及的,比如发生在这个周末的瓦格纳兵变。我们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高瞻远瞩并与时俱进,为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保证中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乔桥:中国百姓如何看中国与世界

0

作者:乔桥

2023-06-26

本民调为台湾国立台湾大学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中心在中国大陆进行的第五次;时间是从2019年7月到12月;样本为4941;被调查对象为除新疆和西藏之外的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民调采用当面访谈的方式。亚洲民主动态调查2023年6月13日在台北公布了部分结果。

在问到哪个国家目前在亚洲最有影响,62%的人认为是中国;在问到哪个国家在10年之后在亚洲影响最大,76%的人认为是中国。(图一)

只有14%的人认为美国给亚洲带来的是正面影响,83%的人认为中国给亚洲带来的是正面影响。(图二)

当问到中国未来应该效仿哪个发展模式,42%的人选择了日本模式,8%的人选择了美国模式。(图三)

有73%的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但只有23%的认为美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图四)

在问到政权合法性问题时,82%的人认为他们只愿意在这个制度下生活;73%的人认为即使这个制度有缺陷也值得人民支持;81%的为这个制度感到骄傲;75%的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政府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图五)

在问到民主的问题时,11%的人认为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滞后;31%的人认为民主国家决策拖沓,问题丛生;16%的人认为民主国家难以维持秩序和稳定;19%的人认为本国公民还没有做好在民主制度中生活的准备;10%的人认为民主制度对社会和道德观有负面影响;18%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能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制度是不是民主都没有关系。(图六)

民众对腐败问题的回答挺有意思。65%的人认为在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腐败;69%的人认为中央政府没有什么腐败。(图七)

在被问到反腐在地方政府是否有效时,18%的人说非常有效,67%的人说还算有效;在被问到反腐在中央政府是否有效时,13%的人说非常有效,80%的人说还算有效。

中美两大国只能在激烈碰撞中摸索出相处新模式

0

作者:杨希雨  来源:海外看世界

杨希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约评论员

中美关系正处在1972年中美实现“跨太平洋握手”以来的最糟糕状态。其深层次动因,在于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由过去长期既成的“垂直对比关系”,日益变成向中国倾斜的“水平对比关系”,形成了十分典型但又具有21世纪新科技革命特点的“新兴大国同守成大国”关系结构。以下三组数据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中美两国国力对比发生的这种结构性变化。

 ""


""

图2

""

图3

国家元首提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推出“极限施压”、“全面脱钩”政策,拜登政府先是提出美中关系“对抗、竞争、合作”三分法,后又提出“对内投资、对外结盟、对华竞争”三点论。

显然,中美对于两国在新的国力对比结构中,建立怎样的新相处模式,有着完全不同的战略追求。要求一方接受另一方提出的相处模式,毫无可能,以致于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美将陷入“新冷战”,有人甚至认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

但是,历史绝不会简单重复。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广泛对抗因素,同当年美苏“冷战”对抗的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绝不是加上有一个“新”字就可以概括的。美国作为当年“冷战”的始作俑者和亲历者,更是刻骨深知大国战略对抗的代价和后果。


 


因此,好的预期是:中国迫切需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不想不愿同美国对抗,希望和寻求同美国进行双赢合作。美国作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同时面临着三条战线的挑战,即以俄罗斯为焦点的大西洋战线的挑战,以伊朗问题和巴以/阿以矛盾为焦点的大中东战线的挑战,以中国为焦点的太平洋战线的挑战,美国无力也不想集中全力对抗中国。

而危险的不确定性是:中国下定决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在客观上必然出现14亿人口的中国,全面超越3亿多人口的美国的新态势,但是这种新态势,是目前美国政界甚至民间都断不能接受的。为此,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必然就是“竞争中国打败中国”。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单打独斗”,还是拜登时期裹挟盟国友国“选边站”共同打压围堵中国,说到底,都是为了打败中国,防止中国超越美国。只要美国不改变“竞争中国打败中国”的政策思维和战略举措,中美陷入战略对抗的概率和风险就必然不断升高。无论中美双方进行怎样的高层接触和分歧管控,都难以改变这种危险的趋势。


 


美国立国以来200多年,全是一路超越别国,现在头一回面临“被超越”的可能性;而中国自近代史以来,也头一回面临超越世界第一强国的可能性。这两个大国在“被超越”和“超越”的过程中,美国要力保“全球领导地位”和科技领先地位,中国要努力成为世界最富强大国和争取科技领先地位,两国为了各自的既定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从政治安全、经贸科技、到意识形态三大基本领域的全域型战略博弈,中美关系的“冬天”来了,对中国而言,必须做好“过冬”的准备。

中美关系能否度过“严冬”迎来春天,根本上取决于中国。下定决心“竞争中国打败中国”的华盛顿不相信道理,但是相信实力。只要中国努力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让美国意识到无法“竞争中国打败中国”,则必然倒逼华盛顿改变政策思维,谋求同一个强大的中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中国真正强大到令美国难以“竞而胜之”(outcompeting)之前,中美两个大国只能在激烈碰撞中,逐步探索互不相让、但又都极力避免战略上迎头相撞的新模式。

来源时间:2023/6/26   发布时间:2023/6/19

旧文章ID:30001

“边打边谈边稳”乃是中国破解美国围堵打压的良策

0

作者:熊达云  来源:海外看世界

熊达云: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特任教授

2012年以来,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政策,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进展尤其凶猛。出身商界的特朗普标榜美国优先,采用的手段是贸易战,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办法阻断中国制造的质美价廉商品进入美国。贸易战胜算无望,又挑起了科技战。特朗普先是打压中国民族企业华为,拜登政府继而推出芯片与科技法案,意图全面封锁高科技对华关联,以此遏制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了增加打压中国的强度,拜登政府更是祭出了意识形态手段,声称与中国的矛盾是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绑架其盟国一起群殴中国,并企图威逼利诱其他中小国家选边站:以美国为友,与中国为敌。

明眼人都知道,中美矛盾的实质是中国人民日益提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美国压制中国过上与先进工业国家同等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叠加美国政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小肚鸡肠,以为中国必定步美国发展后尘,国强必霸,最终与美国一争高下,甚至可能把维持了百年霸权的美国拱下世界霸主的地位。前者是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者则是美国的误判,但也是其对自己霸主地位不稳而心虚的袒露。

为了阻碍中国在追求日益美好生活道路上的前进脚步,更是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在采取了上述围堵政策而收效不彰的背景下,受到俄乌危机中美国赚得盆满钵满的甜头刺激,企图故伎重演在南海和台海复制乌克兰危机,刺激中国以实现请君入瓮的阴谋。在美国统治当局看来,美国打压中国,中国不得反抗,美国唆使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应该唯唯诺诺。

殊不知,美国错误地估计了对手。通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洗礼,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GDP已经坐二望一,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并非空想。同时,受美国1999年“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警醒,中国迅速纠正了重经济轻国防的发展方略,在继续加快发展经济步伐的同时加强了对国防力量建设的重视。经过30多年卧薪尝胆般的努力,中国的国防力量获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步,人民解放军已有足够实力保卫祖国海疆不受任何外敌的入侵。

因此,美国打压遏制中国,必然遭遇中国的反制,尤其当美国对中国炫耀武力进行威胁,甚至以武力加持台湾独立时,必将遭遇中国军民的迎头痛击。而当拥有核子武器的两个超级大国正面碰撞,将对世界经济乃至和平产生灾难性影响。而美国远离本土奔袭上万公里到中国近海作战,即使纠集其所谓盟国一起与中国过招,胜算几何,谅美国当下也没有多少把握。而战争的胜负对中美两国不可同日而语。假如中国不幸折戟充其量是延缓两岸统一的进程,而如果美国失败,失去的将是称霸世界100多年的霸主地位,沦为北美一隅的地方土豪,这对美国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一面不择手段围堵打压中国的同时提出建立所谓护栏,刚刚出台制裁封锁中国的措施,又立马嬉皮赖脸地要求与中国协商对话的逻辑所在。实质上,美国所谓的护栏就是要给美国为遏制中国采取的下三滥手段披上盔甲,要求与中国对话,主要目的也并非为了解疑释惑,增进互信,避免冲突,而是企图把中美关系遭受破坏,世界和平面临危机的根本原因诿于中国,以占领道德高地。对此,中国应该如何破解呢?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扩大)上谈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总结的“边打边谈边稳”的讲话给今人以启迪。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本来存在三大问题,即能不能打,能不能守,有没有东西吃,结果仅仅经过一年,3个问题全部解决。毛泽东还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不仅锻炼了部队,还解决了中国军队的短板,空军从无到有,以前没有的高射炮、大炮和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都有了。在中国刚刚解放,经济一贫如洗,政权尚未完全坐稳的当时,面对着刚刚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强敌,世界上战争机器最强的美国,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和乐观主义精神,运用高超的战略战术毅然决然地与美国对决,最终逼迫美国退回三八线,保卫了新建立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确保了中国赖以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

今天的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彼时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对于美国的恣意挑衅,中国自然躲无可躲,唯有英勇应战。不过笔者认为,我们还应该从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汲取智慧,采取与美国边打边谈边稳的策略,见招拆招,迫使美国最终丢弃极限打压遏制中国可以取胜的幻想,争取实现中美两国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合作共赢的初始目标。

所谓边打,就是对美国的无底线打压,我们应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或针锋相对以硬碰硬,挫其锋芒;或反其道而行之,你搞脱钩断链,我应以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或避实就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找准软肋,重拳出击,使其知痛而退。

所谓边谈,就是对于美国提出的对话协商,我们积极应对,敞开胸怀,直抒胸臆,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光明正大。同时通过对话搞清楚其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揭露其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阴阳脸,让世人领略美国的恶浊面目。同时我们应该根据国际形势的演变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提出各种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所谓边稳,就是要在国内坚持高质量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科技创新不动摇,始终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达成经济稳定,民生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安定局面。在国际上继续完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继续大力宣传推广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广交朋友,多交朋友,与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携手同行。

其中,保持国内的稳定是战胜美国打压遏制中国的最重要保证,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挫败美国傲慢的手段,对话谈判是化解中美矛盾,使中美交往重新回到正常轨道的依归。总之,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气概:美国要打,我们奉陪,他想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美国真心想谈,我们应之以诚,但不接受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傲慢。唯如此,中国才能在这一由美国肆意挑起、尚无硝烟的捍卫全球化,维护世界和平的特殊战争的学校里再一次经受锻炼,增强本领,补齐短板,使中国能够经受得住任何疾风暴雨的考验,从而开辟出中美关系的新天地。

来源时间:2023/6/26   发布时间:2023/6/27

旧文章ID:30000

伍国:中美之间的对话与竞争

0

作者:伍国  来源:海外看世界

笔者认为,目前美国对待中国的策略已经清晰地呈现出通过激活,巩固各种不同形式的盟约,协定,对话机制,从军事和安全角度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压制在第一岛链之内,同时在第一岛链之内也持续展示武力,以吓阻和威慑中国的态势。但是,这一策略的本质未必是在积极意义上准备进入一场战争,而是为了防止一场美国自身也难以预测走向甚至难以承受后果的大战。因此,美国的进取毋宁说是一种“以攻为守”。

在美国咄咄逼人的外表下仍然寻求与中国的外交对话,的确可以看作是一种显得矛盾的两手策略,但是如果从美国“止战”的根本目标来看,即便是采取“又打又稳”的战术,其对话的诉求也并不那么矛盾,因为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持住某种符合美国利益的良性竞争局面。中国方面不必对美国希求的对话持过度消极的态度,在目前的明显紧张的局势下,对话无论如何比不对话要好。事实上,对话是一个难得的良机,至少可以让双方再次澄清各自立场,而中方也不妨藉由对话要求美国对中方的关注表明态度,并拿出一些解决方案。

另外,中方似乎也不必对美国提出的“竞争”这一概念过于介怀。首先,只有双方势均力敌才谈得上竞争,竞争关系首先是对双方实力的确认和肯定;其次,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实践中,竞争对手一直并存而一直竞争,甚至因为竞争而提升自己也是一种常态,就像美国的品牌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麦当劳和汉堡王一样。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竞争”和“竞争者”并非是含义负面的词语,因此,也不必作过于负面的解读。在概念和认知上,接受竞争并争取良性竞争,可能是更好的相处之道。在笔者和一名同事,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家共同接受本校学生报纸关于中美关系的访谈时,这名同事就认为美国应该集中精力改善自身的问题,而非靠对中国过于苛刻(too harsh)来赢得竞争。这应该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本土学人的看法。

来源时间:2023/6/26   发布时间:2023/6/19

旧文章ID:2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