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靖  来源：环球网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及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萨拉·贝兰日前访华，与中方官员就双边关系举行会谈。有美方人员称，此次康达与贝兰访华，是希望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关系，美方将持续与北京维持开放通畅的沟通管道，好让美中竞争不至于演变为冲突。

在中美维持当前“斗而不破”的局面下，双方真正比拼的实际上是经济实力。《金融时报》5日称，今年美国进口中国产品的占比将跌至50%以下。沙利文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关于“重振美国经济”的讲话，他提出美国当前面临四大挑战：工业基础薄弱，地缘政治扭曲了(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应对气候危机与能源转型存在矛盾，经济不平等及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损害。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非常牵强地将这四个挑战怪罪于中国的崛起，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以“非市场经济行为”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并用经济上的增长来实现“军事野心”，获取地缘政治利益。

为此，沙利文提出了一个以制定产业政策、强化国家干预、管控投资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并声称要与盟友一同打造“友岸”产业链，同时建立“小院高墙”来封堵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舆论界和一些专家认为，这是拜登政府要制定并执行的一整套针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以此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将中国与世界经济、尤其是与发达经济体相割裂，以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笔者认为，其实不然。其一，沙利文提出的只是一个政策构想，要转换为具体的政策须有国会支持，这在今天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获得支持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二，拜登政府的任期只剩下不到两年，要将这一构想转换为具体的政策，时间上很紧张，遑论付诸实践。其三，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一个民主党的“舒适区”发表这一讲话，表明他提出这套政策构想，只是在民主党内部获得了共识，共和党未必买账。

仔细研读这篇讲话的内容，不难看出其实质是批判自里根执政以来共和党一直奉为圭臬的“里根经济学”，或称“新经济政策”。沙利文在四个关键点上对其进行了颠覆性的驳斥。

第一，新经济政策宣扬市场为资源做了最佳的配置，进而以最优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沙利文认为，任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美国产业外移，就业市场受损。而且，市场经济造成的增长并非都是好的增长，因为它使中国获利更大。因此，政府必须制定工业和产业政策来管控、引导经济的发展，重振美国工业。

第二，拜登政府认为，经济全球化中形成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没有带来稳定与和平，反而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形成威胁。因此，必须对市场经济加以管控，以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来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打造盟友之间的“友岸”产业链，消除由于经济互相依赖而造成的安全威胁和不稳定。

第三，奉行新经济政策的共和党一贯认为，环保和经济发展是相对立的，过分专注环保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和就业市场萎缩。而拜登政府则强调，环保和新能源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必须通过经济和产业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经济，进而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市场，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里根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就是(为资本)减税，以此促进投资;而资本通过投资获得的利润，也将“涓滴”(trickle down)到整个社会，惠及全体民众。拜登政府认为，这一做法使得金融业在市场经济中一枝独秀，赚得盆满钵满，而其他产业则不断萎缩，由此导致分配高度不平等，其结果是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因此，沙利文强调，必须对资本进行管控，通过政策引导资本投入到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使经济全面发展并具有全体性，惠及全体民众。

可见，沙利文讲话的矛头主要指向自由市场经济，否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并且明确质疑“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天然结盟。新经济政策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拜登已正式宣布2024年竞选连任，但迄今为止民主党建制派以及倾向于自由派的美国舆论对此并无积极反应。作为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倾向民主党的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更像是为拜登的竞选提出了一份针对共和党的竞选大纲，其目的不仅仅是呈现拜登对今后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政策蓝图，更重要的是将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共和党及其信奉的里根经济学，从而不仅在美国总统大选来临之际从根本上剥夺共和党人的理论基础，而且通过攻击大资本及其造成的“贫富差距”来占据“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吸引广大中产阶层选民。

但沙利文针对新经济政策的颠覆性否定，触动了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华尔街大资本、能源企业以及大型跨国公司——的奶酪。正因如此，沙利文把这种批驳与“市场经济全球化导致中国崛起”扯到了一起，其目的就是要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反华共识为挡箭牌，加大共和党的反击难度。“用心良苦”之余，也提前将“中国议题”引入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由此可以预料，下届美国大选，执政的民主党和想要夺取白宫的共和党必将在对华强硬上展开竞赛。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将继续成为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大障碍。

来源时间：2023/6/26   发布时间：2023/6/7

旧文章ID：29998

作者：  来源：尚道战略

唐纳德·特朗普的联邦起诉书在多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涉及对其故意、公然违法和持续阻碍执法机构执法行为进行问责。简而言之，关注的是法治和其一贯的适用性。

另一方面，必须考虑被特朗普轻率处理的文件的保密重要性以及此类处理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害。尽管在重大泄密或其他机密信息泄露之后常常出现有关过度分类的讨论，但有充分的理由对起诉书中描述的这类材料进行保密。曝光将使美国的计划、能力和重要信息来源容易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攻击。对个人公民来说，很难看到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何关系，但这对于居住在美国的人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特朗普的外国联系，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带来祸患。

更广泛地说，这个案件只是特朗普过去对国家构成危险的一个最新反映。这种危险包括，企图推翻美国通过自由选举选择领导人并尊重选举结果的民主体系，甚至煽动暴力。

更广泛层面的意义则超越了特朗普本人。这些反应反映了许多国家公民并不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的了利益联系起来，而是将其与一个更狭隘的、基于政党的利益联系起来。这种情绪不符合国家利益，而且通常与国家利益相悖。描述这种模式的最直接方式是忠诚度，即主要忠诚度不是对美国这个国家，而是对一个政党或某个群体。

更安全的术语是民族主义，即强烈认同和热爱自己国家的意义，这无关乎贬义。特朗普曾自称为民族主义者，并试图乘上近年来扩展到许多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浪潮。但在他高度分裂的言辞和整个政治方法中，特朗普根本不是美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只笼络美国的一部分人，同时煽动对其他人的仇恨。他的许多支持者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政治派别主义，认为其他政治信仰的美国人与外国敌人一样是敌人。党派之间的分歧被视为对追求国家利益最佳途径的不同意见，而不是作为不同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根本冲突。

在解读对这个案件的反应时，应考虑到即使在最近的起诉书未公开之前，公众已经充分了解特朗普的行动和马阿拉戈文件，使法律专家能够发表强有力的观点。现在有了起诉书，其中详细描述了特朗普自己的言行、他的助手在浴室、储藏室和舞厅舞台之间搬运文件的情况，以及遭愚弄的律师被设局作出关于文件的虚假陈述。这种起诉和将其完全实施的正义行为无疑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司法部没有这样做，将是失职。

然而，一些政治家，特别是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成起诉书为“厚颜无耻地将全力武器化”(议长凯文·麦卡锡)、“伪起诉书”(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战争阶段，以牙还牙”(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安迪·比格斯)。在这些刻薄的言辞中，没有听到任何关于特朗普行为性质或对法治和国家安全造成影响的内容。

在极端政治派别主义的国家利益意识减弱或完全缺失的情况下，派系主义者对于非政治公务员的概念无处容身，而这些公务员的工作就是为了服务国家利益。这种排斥潜藏在关于“深层国家”的荒谬说法之中。不清楚使用这种言论的政客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相信不存在完全政治中立的公共服务人员，或者这只是他们试图吸引选民群体的一种方式。无论哪种方式，为了试图保护他们所在党派的人免受自身不端行为后果的打击和抹黑，而破坏和贬低安全和执法等关键国家职能，表明一些美国人，包括国会的权力人士，已经放弃了他们曾经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奉献。

这种破坏不仅局限于联邦调查局特工和司法部检察官。特朗普试图通过他的“F计划”计划破坏整个联邦公务员体系高层。如果他再次回到职位上，他肯定会再次尝试，并且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对这一想法产生了兴趣。如果发生这种破坏，后果将是严重的。在国际上，美国将向世界展示一个破碎的、不一致的、无效的形象，没有人能代表所有美国人发声。在国内，这将使美国更接近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其中不良和野蛮的方面将源自政府不再由全体国民利益为宗旨的官员所组成，而只有党派战士。

来源：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paul-pillar/trump-case-and-decline-true-american-nationalism-206548

来源时间：2023/6/26   发布时间：202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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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社评  来源：环球时报

印度总理莫迪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但此行受到的关注和解读，以及对地区局势的可能影响才开始。美印官方都把这次访问拔得很高，营造出两国关系获得大升级的氛围。美官员称“天空是美印关系的极限”，莫迪则表示，对两国关系来说，“天空也不是极限”。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尤其给人此种印象。但双方的分歧与相互利用的算计并未消失或化解，只是被一时刻意掩盖，这比坦诚地列举出来更显虚假;而虽未明说却无处不在的针对中国的因素，则让人感到隐隐不安。

美印在国防、半导体、关键矿产、高技术以及太空合作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协议，印度将得到美国很少与非盟友国家分享的一些关键技术，美国科技大公司也将真金白银投资印度。有美国媒体对此称，美国对印度下了“巨大的赌注”，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他们的潜台词：一是认为美印加强合作的目的是不单纯和不对称的，二是对能否获得收益心里没底。相对于华盛顿表现出的“横跨星空大海”的热情和乐观，美国舆论的这种怀疑指向和态度，更能反映美印关系没那么光鲜的客观现实。

几乎所有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在莫迪的这趟美国之行中，美印两国官员一直避免直接提到中国，但中国议题被普遍认为是美印深化两国关系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中国被美媒称为“美印盛宴上的幽灵”或“房间里的大象”。换句话说，众所周知，美国现在对印度示好，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来拉拢印度共同对付中国，美印双方对此都心照不宣。但这种功利主义性质的“密切”是临时的，不稳定的，也是很难靠得住的。

“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已成美国的对华阳谋，美国正在大力推进。理论上讲，位于中国西南方向的大国印度会不会加入，对美国能否实现这个阳谋至关重要。如果印度加入后，美国从地理上完成了对中国的围堵，这是华盛顿政客难以抵制的KPI诱惑，他们因此不吝对印度的吹捧和礼遇，甚至舍得拿出一些实惠，以换取新德里的配合或支持。

这看上去很完美，但我们都知道，一些臆想出来的计划落到实处往往一地鸡毛，就像中国的那句成语“纸上谈兵”。越是战略自主性强的国家，比如印度，越是不可能严格按照华盛顿编写的剧本演出，尤其当华盛顿要求它做出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时，我们相信新德里会冷静和清醒地作出选择，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新德里当然有自己不好公开说的打算，比如想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一环，决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和原则，也有损它的大国尊严。有美国人抱怨印度是“摇摆国家”，透出对印度不以美国意志行事的失望。扩展一下看，其实美国能绝对控制的小弟寥寥无几，美国打造对华包围圈是一定搞不成的。

全球治理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对美印加强以和平与发展为目的的互利合作，我们乐见其成;对美印针对中国的谋划，我们则坚决反对，但也不会感到紧张，因为这注定行之不远。印度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正努力争当“全球南方”领头羊。中印两国互相毗邻，同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美国很远，中国很近。要“成为第三大经济体”就得有大国外交的考量，相信印度明白这一点。

来源时间：2023/6/25   发布时间：202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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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亲华  来源：中国台湾网

四十年前，中美建交伊始，正当刚刚步入正常化轨道的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展现积极发展的势头、中美两国人民对双方关系的美好前景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国内亲台势力却在台湾问题上挑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1979年4月10日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经美国总统卡特签署正式生效。该法案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对此，中国政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中美建交后首场严重政治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指导中美关系发展的思路和原则。

一、《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

从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1978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以及1978年下半年同美国驻代表处主任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国建交的谈判，美方都提到中美建交后美国将要同台湾关系进行“立法调整”的问题。1979年 1月 26日，卡特总统正式向美国国会提出了这种“立法调整”的《综合法案》，表示以后将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并通过“美国在台湾协会”这一新设立的机构予以实施。

然而，美国国会在2月下旬开始审议后，却作出重大修改(据统计，美国参众两院对这一法案共提出135件修正提案)，将《综合法案》更名为《与台湾关系法》。它的许多条款都明显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国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与台湾关系法》则规定该法的宗旨是“维持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同中美建交公报相比，“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的“非官方”一词被删除。

中国政府一再表明，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并于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宣布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但《与台湾关系法》在提到美国政策时说，美国决定与中国建交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要“保持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并声称，为此，“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武器和防御服务”。解决台湾前途的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与台湾关系法》的上述条款，不仅是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设置障碍，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其结果只能是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与台湾关系法》的要害是继续坚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该法案规定，美台之间在1978年底以前有效的“条约”和“协定”，除1954年12月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协定外，一律继续有效。把美台之间过去以“国家名义”签订的一大批“条约”“协定”一字不改地保留下来。这实际上是企图否认只有一个中国、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际上是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埋下了日后中美关系的许多矛盾和磨擦的祸根，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严重障碍。

二、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展开坚决斗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早在《与台湾关系法》尚在美国国会讨论的时候，中国政府就预见到事态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阻遏措施。

3月3日，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即奉命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强烈关切，表示：美台未来关系的安排应根据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来处理，不允许单方面违反或破坏这些原则，中国方面不能同意任何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带有某种官方性质以及变相地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立法条款;中国方面注意到卡特总统已表示不能接受同美国已向中国作出的保证相抵触的任何决议或修正案，希望美国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但美国万斯国务卿则表示：美国政府将设法影响美国国会，但不能控制它。

3月16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就美国国会即将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表明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对态度，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具有官方性质;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如果议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卡特总统签署生效，对两国关系是十分有害的;美国政府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职权，确保在处理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问题上不出现任何违反两国建交协议的事情。

然而，美国国会那股企图控制台湾的反华势力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还是于 3月下旬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于 4月 10日经卡特总统签署生效。

在中美两国围绕《与台湾关系法》进行交涉、搏弈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是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4月 19日借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的机会，邓小平首度表明了他的态度，严正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这个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采取的行动。

在邓小平的决断下，中国进一步升高斗争的力度。4月 28日，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了抗议照会，着重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的内政，实际上把台湾视为国家，把台湾当局当作政府，这是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协议的行动。中美建交协议是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准则。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两国建交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美国政府不得不于 7月 6日复照说：美国政府将遵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国会最后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当然，这完全是一种于事无补的遁词。

之后，邓小平在会见多个美国来华代表团及政界人士等各种不同场合一再表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强烈抨击《与台湾关系法》对中美关系发展带来的伤害。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与台湾关系法》是发展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不仅牵扯十亿人民的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他表示：“对中美两国关系投下阴影的主要是《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太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这个法规定的不只是美国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文化、商务关系，而是涉及政治领域，特别是涉及中国的主权。即使解决了美售台武器问题，但也只是解决了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这个法。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法只要存在一天，就存在一天的阴影。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把中美关系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排除这个阴影。”

当1982年 8月 17日中美经过近两年的外交斗争终于达成“八一七公报”时，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意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与美方一起做出努力。但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

1983年 3月 30日，邓小平当着小托马斯?奥尼尔率领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众多美国国会议员的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立场和看法。他指出：“我多次跟美国朋友说过，我们彼此都应该珍惜符合世界和平利益的这样一个政策，珍惜这个局面，把我们这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中的很多障碍消除掉，这对于我们两国都有利。”他着重强调：“《与台湾关系法》无论从内容来讲，还是从方式来讲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中国绝不能做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希望美国朋友们充分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他甚至说到这样的程度：“《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我们希望美国议会的朋友们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来想一想为一个问题，就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这一点。”他还表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根本的问题还是《与台湾关系法》。”

三、在对美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一整套指导中美关系稳健发展的原则和方针

面对中美关系的危局，邓小平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胆识，匡扶既倒，克难前行，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论述。

1、要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待、处理中美关系。这是邓小平在对美工作和对美斗争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1981年 6月 16日，在中美围绕美国售台武器出现僵局的时候，邓小平会见前来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黑格，就如何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发表意见，指出，“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邓小平明确地表示：“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同年 7月19日，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再次表示：“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即不是把中美关系当作一般的、一个时期的或策略性的关系，而是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关系。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才能有基础，才能发展关系，起码是维护现有的关系。”1981年 10月 16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即将同美国总统里根会谈问题时表示，“我们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双方都不要玩打牌游戏。打牌是不从政治角度、不从战略利益考虑的，有时甚至也不从国家利益考虑。”“从战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有个稳定的政策。”

2、要坚守中国的核心利益，积极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国家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邓小平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邓小平认为，中国最大的政策之一，就是统一祖国、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针对美国政府我行我素，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不断制造麻烦，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反复严肃地提醒美方：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个台湾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中国自身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台湾问题是中美间最大的疙瘩，可能今后还是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带来某种冲突都可能，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他一再表示，“一九七九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了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而要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还是一个台湾问题，解决了，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

3、要有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邓小平在党内多次强调，对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倒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邓小平在1981年 6月 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时再次表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邓小平强调，如果美国不尊重中国主权，势必要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他表示，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倒退了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世界上有一种议论，说中国不敢倒退。美国最近的舆论包括他们官方人士的非正式讲话，认为倒退对中国不利。所谓不利，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会受到影响，贸易方面会受到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我们对这种腔调根本不理。后来，邓小平对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做好中美关系破裂的准备，把我们的立足点放在不怕破裂上，才有可能取得两国关系的进展。

4、要坚决肃清在中美关系上种种妄自菲薄的错误观点。1981年 1月 4日是，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尖锐地批驳了在美国有相当市场四种错误观点：其一，认为中国很穷很弱，无足轻重，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其二，视中国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其三，认为如果美国对苏联强硬，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其四，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视上述这四种观点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原则问题，认为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后退。

5、中美关系的发展应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密切相关。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条外交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认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中美之间虽有分歧点，但也有共同处，应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寻求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

今天的中美关系，正面临四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重温当年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提出的原则方针，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来源时间：2023/6/25   发布时间：201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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