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建波  来源：“法治中国”微信公号

【摘 要】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召开，一些人似乎走得更远，开始醉梦于中国的“世界领袖”地位，甚至有文章扬言中国已经成为“救世主”。无论是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还是在北京雁栖湖畔，外国政要逐一走过长达50米的红地毯与中国领导人握手的场景，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兴奋不已。国人“早熟”但却“不成熟”的大国心态，似乎还在快速膨胀。
　　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圆满落下帷幕。自近代以来，由中国发起倡议并得到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的确尚属首次。中国人有理由感到振奋和自豪。但是，国内媒体和学者铺天盖地的颂扬，以及网络上表达出的某种自负情绪，却让人深感忧虑。
　　还记得2016年杭州20国集团（G20）峰会召开之际，无论官方还是学者，都声称中国为久病不愈的全球经济开出了一副标本兼治的“药方”。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各国皆衰我独兴的架势。
　　而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召开，一些人似乎走得更远，开始醉梦于中国的“世界领袖”地位，甚至有文章扬言中国已经成为“救世主”。
　　无论是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还是在北京雁栖湖畔，外国政要逐一走过长达50米的红地毯与中国领导人握手的场景，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兴奋不已。国人“早熟”但却“不成熟”的大国心态，似乎还在快速膨胀。
　　这种不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只是表现为在发展上“超英赶美”式的大跃进以及对自身发展成就的某种盲目乐观和自满，也体现在遇到外交不愉快甚或外交挫折之后，短期内急剧爆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近乎狂热的排外情绪，以及对某些中小国家表现出的不屑、轻视和某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其实，这种表面的自负恰恰反映了国人自信心的不足和大国心态的不成熟。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贬损中国自己，而意在说明，在全面走向世界大国的进程中，中国人应该及时培育成熟、稳健的大国心态和大国胸襟。
　　中国人要自信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也天然是一个大国。即便是在中国国力不济的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也从未自视为小国、弱国。
　　中国人还要看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需要，一定程度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责任心也是实现民族团结并激发国家发展潜力的基础性前提。
　　因此，培育国人成熟的大国心态实为必要，做到自信而不自大，自豪而不自负。
　　我们不会健忘。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在讨论如何认识甚或践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但如今，这一话题早已成为过去时。对于中国发展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成就，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有所作为”或者“更加有所作为”，而是倾向于使用“奋发有为”。不过，笔者还是以为，我们仍然需要对自身发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何谓世界性大国？
　　世界大国，不仅仅只有庞大的经济和市场规模，也需要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能力，拥有相当的全球军事存在和文化影响力，以及在重大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话语权。
　　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自然十分重要，但同样也需要在解决若干重大全球性问题包括热点难点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力，在推动世界共识的形成乃至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上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正在具有越来越多的大国“存在”，但还缺乏全面意义上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一些国外学者称中国为“不完全的大国”（PartialPower），虽然很不中听，但却并非毫无道理。
　　准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需要我们认真领会三个“没有变”和三个“前所未有”的辩证关系。
　　“十八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三个“没有变”要求我们看到自身的不足，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三个“前所未有”则激励我们保持乐观自信，注重开拓进取，争取更加积极有为。
　　中国尚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尚未成为全面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在此关键阶段，继续保持适度的“低调”对于实现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有着显见的意义。
　　当年“韬光养晦”的精髓之处，在于尽量避开世界主要矛盾的矛头，避免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在当前时代，其实质是要求中国人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解决好自身问题并集聚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运筹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曾一再真诚地告诫美国人，帝国的衰落源于实力的过度伸张，但也要不断提醒自己，对于尚未崛起的大国更是需要韬光养晦并积聚实力，20世纪德国、日本、苏联的鲁莽和冲动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
　　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大国崛起道路上曾体现出的淡定和从容或许值得我们学习。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900年就超过了英国，但它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全面接管世界领袖的接力棒。在20世纪美国遇到的几次大危机当中，包括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都通过战略的调整和收缩进而重振了国家实力。始于奥巴马，经由特朗普显著强化的“美式”韬光养晦，其实正是当前美国在面临一系列难题之后的又一次战略调整。在当前美国更加关注国内发展并着力打造硬实力的今天，继续强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维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中国需要务实、稳健地推进对外战略布局，包括时下热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复兴和世界发展，堪称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如“战略冒进”、“好大喜功”、“贪大求全”等隐忧。如果低调一点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次全面升级，意在通过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来推动中国发展的转型升级和中国全面走出去，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但是，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有关专家的战略解读，极大赋予了“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色彩。中国政府的多次倡议，有关部门急于拿到“早期收获”，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不计成本地全力推进，难免不让他人感到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迫不及待，有可能进一步坐实国际社会的种种疑虑。
　　作为一项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当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但其主体应该是企业、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且基于充分协商、全面评估基础上循序渐进、审慎稳妥地予以推进。但是，“一带一路”的实践也存在一些无序和乱象，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都争先恐后，抢滩掠地，忙着争做“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排头兵。
　　中国在委内瑞拉等国巨额投资所陷入的困境，在缅甸、泰国、苏丹等国投资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中资企业在多个国家并不显著的经营业绩，其实早已敲下了警钟。
　　从经济层面讲，“一带一路”的看点在于“走出去”，但难点在于“走回来”，也即实现资本的增值、回流以及经验、技术的提升。
　　很多繁荣其实并不真实。仅举一小例，这几年，为配合有关部门的需要，中国多种古典书籍、治国理政的宏论以及学者的著述开始大规模地得到译介并走出国门，其背后是大量的国家财力支持，而非真正的国际市场需要。这种喧嚣和热闹并非基于市场逻辑，因而注定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务实地把它定位为经济合作平台和人文交流纽带，其意义已经很重要，可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但如果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它定位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治理”平台，不仅要解决全球面临的发展赤字，还要解决更为复杂的全球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至少在目前阶段，显然愿景过大，步伐过快，很可能给我们自己的责任也过多。所谓全球治理，简单地讲，就是协调强者，抚慰弱者，其核心是全球责任和义务的再分配。
　　中国在若干重大地区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在全球反恐进程中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全球难民治理中分担何种责任，在全球环境治理特别是自身环境治理中又有什么承诺，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泛泛空谈，或者给出具体承诺但却很难兑现，势必难以满足世人不断增长的期望，其结果反而会影响自身的国际信誉。
　　我们要看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积累多少“走出去”的智慧和经验。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虽然宣示了国威，结交了友邦，甚至一度带来万国来朝之盛世景象，但这一耗时三十年之久的航海壮举却极大损耗了国力，此后戛然而止，在世界航海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对中国的发展及海权意识的成长也影响甚微。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走向亚非拉地区，虽然外交成效显著，但由于过于强调政治合作而忽视应有的经济效益，只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因而在进入1980年代后也出现了政策上的极大调整。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后，我们面临再一次的大规模“走出去”，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增进自身利益并兼顾各方关切，已经成为必须重视的大课题。“一带一路”的推进，必须充分汲取历史教训。
　　中国人历来怀抱“大同”愿景和“天下”情怀，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境界。同时，中国文化也讲求“中庸之道”，注重内敛而自省，中国人也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己所欲之也慎施于人”的行事原则。心怀天下本身值得赞誉，但在对外关系中我们必须力求务实和稳重。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努力解决好国内发展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思考。国内学者大多在总结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之道，忙着阐释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但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迄今为止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么是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实现了政治转型的国家（如韩国），要么是成功实现了良好治理的国家（如新加坡）。
　　在中国尚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时，国人切莫盲目乐观自信，还需要认真、务实地思考并解决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若干挑战和难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批驳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可以力求证明中国不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Fragile Superpower），但冷静想来，国内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环境污染，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缓慢和政治改革进程的异常艰难，都说明国内问题始终是中国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全力解决的重心之所在。
　　中国老百姓的愿望大多很朴实，就是有更加和谐的社会、更加公正的秩序，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回应并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愿望，这是决定我们内政外交的基础和前提。
　　想起平日里年轻网民们热议的话题：中国的敌人究竟是谁？是美国、日本，还是俄罗斯？
　　其实冷静想来，它们或许都不是，中国的敌人是中国自己。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众生活不断改善，吏治变得更加清明，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在此基础上整体国力不断增长，中国的国家形象必然会大为改善，在世界的声望必将大幅增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会实现。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充满期待。

来源时间：2017/6/11   发布时间：201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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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查德•魏茨  来源：中美聚焦

　　在6月3日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新加坡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的发言有一半以上聚焦于美国与中国和朝鲜有关的安全事务。
　　马蒂斯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措辞似乎比他的前任更直率。他显然使用了比特朗普总统更严厉的语气，后者今年4月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海湖庄园峰会后，近来已经软化了对北京的言论。
　　正如人们预期的，这位国防部长向北京发出的信号既有消极面也有积极面。与以往美国防长的香格里拉讲话一样，马蒂斯谴责了中国的各项安全政策，坚称美国“不接受中国侵犯国际社会利益的行为”。马蒂斯特别抨击中国在争议海域进行人工岛礁建设，坚持认为五角大楼有权继续在这些海域采取航行自由行动。
　　马蒂斯和其他美国官员同样怀揣美国（和本地区）长期以来的担心，即中国的行为可能破坏数十年来维系国际和平与繁荣的全球规则。这些行为包括宣布防空识别区、将人工岛礁军事化以及挑战海上自由。
　　但马蒂斯仍然表示，政府将寻求有益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关系，（即使是）“在我们有分歧的领域”。他补充说，“我们会力争负责任地管控竞争，因为我们意识到美中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稳定是何等重要”。
　　马蒂斯并没有质疑中国在亚洲安全事务上的合法作用，并重申了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尽管他在讲话中破例提到对台军售。他补充说，华盛顿将继续与北京在“互利”问题和“共同的事业”上合作，如恐怖主义和核扩散。
　　这位部长还指出朝鲜问题是未来合作的领域。马蒂斯尤其明确表示，政府的优先选择是继续通过中美外交合作而不是军事选项，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马蒂斯明确指出，朝鲜政权“一直在从事暗杀外交官、绑架、杀害船员和犯罪活动”。他还证实“朝鲜涉足核扩散活动，这意味着朝鲜保留那些核能力并不仅仅是用来自卫”。此外，马蒂斯认定朝鲜“有明确意图想拥有核弹道导弹，包括洲际导弹”，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明确而现实的危险”。
　　为应对这一紧迫威胁，马蒂斯表示，美国将“利用一切经济和外交手段使事态得到控制”。例如，在与韩国和日本加强防务合作的同时，美国将与这些政府和中国等其他国家合作，对平壤施加经济压力。马蒂斯重申，美国政府无意改变朝鲜政权或制造更大的地区不稳定，相反，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平壤最终和永久（放弃）其核与弹道导弹计划”。
　　马蒂斯对习近平主席今年4月“只有各方履行职责，相向而行，才能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讲话表示欢迎，但他也略失耐心地尖锐指出，“这些语言必须付诸行动”。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几天后与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官员会面时也强调了这一不满。
　　前些天在纽约，经过几周对话，中国和美国最终同意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支持在联合国全球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名单上增加4个实体和15个个人。北京甚至同意特朗普政府就扩大制裁进行公开投票的要求。
　　在解释北京支持新的制裁时，驻联合国大使刘结一使用了与马蒂斯类似的语言强调解决朝鲜危机的迫切性，“半岛核问题处在重回对话协商解决正轨的关键窗口期”。
　　虽然这给了特朗普政府适时的象征性胜利，但最新措施并不标志着自2006年以来针对朝鲜发展非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所实施的制裁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尽管有这些措施，平壤过去10年里还是进行了5次核试验和多次导弹试射，包括今年年初以来的十几次导弹试验。也许朝鲜还要再进行一次核武器试验，才能促使安理会对平壤实施更全面的制裁。
　　马蒂斯正确地指出，永久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关键步骤，是中国重新评估其自身利益，并“意识到朝鲜是一个战略责任，而不是资产”。到目前为止，北京的优先考虑是继续让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国，防止出现一个与美国军事结盟的统一朝鲜。
　　因为聚焦于其他问题，以及最近中国——东盟安全问题有所推进（包括有关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今年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中方成员在多个小组发言，反复在会上提出问题，并在马蒂斯发言之后举行的特别新闻发布会上对美国对台军售和与台湾的其他防务关系提出反对意见。美国国防部长也保持了低于以往的姿态，并在飞往新加坡期间避开了媒体采访。
　　不管怎样，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的安全分析家显然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以评估和弄清特朗普政府在本地区的目标和战略。

来源时间：2017/6/9   发布时间：20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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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TT FLEGENHEIM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在特朗普当上总统的第140天——正好是他的每一条行政推文所能允许的字符数上限，虽然周四上午那个账号出奇地沉默——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混乱时刻，一个处境极其诡异的大个子，阔步走进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Hart Senate Office Building)216房间，快速扫视了一番排布在他身后的人群，给一座阅尽兴衰的城市奉上了某种不寻常的东西。
　　在一座对添油加醋的表演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国会证词习以为常的都城里，詹姆斯·B·科米(James B. Comey)的表现没有辜负舆论的期待。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房间里的人陷入了焦灼的静寂。偶尔刺破这静寂的，是一名已经遭到解职，且个人声誉的躯体上插满特朗普牌刀子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用他的陈述引起的阵阵惊呼。
　　证人作证时，参议员们报之以颇为上镜的注视——既坚毅又平易近人——还常常交头接耳。
　　摄影师们不停地按快门，捕捉每一个瞬间：手一挥，头一偏，一位女士在科米抵达前往他的桌子上放了几杯冰水。
　　这场大戏的主角，也有着与此刻相称的戏剧气息，扮演着一个几乎史无前例的角色：一名被解职的联邦雇员——英雄，大反派，2016年大选和特朗普执政初期的莎剧式人物——他直视镜头，对解雇他的总统讲话。
　　“我看到了关于录音带的推，”在谈及特朗普的一则推文时，他干脆地说——特朗普在推文中声称自己已经把和科米的交谈录了下来。“老天，我倒希望有录音带。”
　　一如当日的承诺，关于特朗普时代的凡此种种，已经搅乱了华盛顿对自身的认识。在迷雾中，很难厘清哪些令人困惑的元素是随着这位总统一起到来，哪些又其来有自，早在他搬过来很久之前就已经流行于一个表现出特朗普式自我沉迷的勤谨之地。
　　周四，在216房间里，这两股力量似乎相互碰撞，实时交融。伊朗门、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等旧日丑闻的回响在头顶飘荡，扣打着资深参议员们记忆的闸门。
　　但情况又有些不同。直击要害的话语瞬时传遍网络。记者们密切关注着Twitter，等待总统给出其在科米发言时不曾给出的回应。（不过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的确发表了评论。）
　　不远处，特朗普国际酒店(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吧台上方的屏幕播出了听证会全过程。
　　在国会，与会者对此事的无所不在感到惊讶。现年49岁的特朗普支持者帕特里克·威尔斯(Patrick Wells)是从马萨诸塞州赶来支持总统的，他惊诧于这场听证会竟然顶了《价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的播出档期。“通常只有发生刺杀或恐怖袭击时他们才会这样做，”他说。
　　威尔斯警惕地看了看等待入场的队伍，被迫进了一间外厅。
　　就连议员们也被这阵势吓到了。
　　“西弗吉尼亚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听证会非常感兴趣，”该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三世(Joe Manchin III)一度不动声色地说道。
　　西弗吉尼亚不是特例。
　　餐厅为这场盛事提早开门，供应特价的俄罗斯伏特加。出租车抛开舒缓的爵士乐和“40大”金曲，广播中传出的是来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消息。
　　镜头之外，一些四处游荡的参议员——他们常常不愿忍受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开的听证会——溜进这个房间，观察同僚们的表现。
　　这个早上的许多时候，人群中散布着不少名人大腕——至少以国会大厦的标准来衡量是如此——催生出了那种放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地方或许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对话。
　　拿着手机猛拍照片的那个女人是谁？（MSNBC的葛丽泰·范·瑟斯特伦[Greta van Susteren]。）
　　那是几年前因为丑闻辞职的那个议员吗？（是的，他是俄勒冈州前民主党众议员吴振伟[David Wu]，他在里面抢到了一个座位。）
　　快看普里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那个同样被踢走的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他就坐在科米身后几英尺的地方，通过推文直播来支持失业的同志。）
　　不过，人们的目光基本很少离开证人席，科米以一种对资深执法人员来说不同寻常的技巧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他有着小说家般的、时显轻佻的叙事本能。
　　他把记者和海滩上的海鸥联系起来。他用“模糊”(fuzz)做了一个难以找到出处的比喻，还引述了英国亨利二世(Henry II)的话。
　　他对自己看人的本事做了辩护：“多年来我跟人类有过很多场谈话。”
　　此外，他常常表现出谦逊的品质，似乎想要以自己和特朗普在风格上的微妙对比，赢得这栋建筑物内外观众的支持。
　　“有点怯懦，”他谈及自己在与特朗普的一次互动中的表现时说。
　　“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勇敢的船长，”他后来总结说。
　　当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对科米的到来表示感谢时，科米提醒对方他目前正待业。“我的下一个机会尚未到来，”他说。
　　还有一些人不请自来。
　　现年19岁的乔·诺泽(Joe Noser)在国会大厦外扎营过夜，以确保自己在队伍里有个好位置。他提到了1990年代末，也就是他出生前后的莱温斯基事件。
　　“这并不是一桩性丑闻，但仍然十分重要，”他谈及周四的事件是说。“将来能告诉孙辈，‘我得以亲眼见证了科米的听证会’，会是最酷的事情。”
　　附近，现年20岁的维多利亚·赫林(Victoria Herring)等在来国会大厦朝圣的人群之中，为了在黎明之前进入房间，她周三晚上也守在国会大厦这里。
　　队伍延伸到门廊和拐角处。大多数人甚至绝不可能闻到房间里的气息。赫林表示，特朗普或许会很欣赏这种场面。
　　“他很喜欢戏剧性，”她说。
　　而且他很喜欢收视率高的节目，或者说过去很喜欢。

　　Avantika Chilkoti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李琼

来源时间：2017/6/9   发布时间：2017/6/9

旧文章ID：13370

作者：束沐  来源：中评社

　　近日，美国宣布退出旨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巴黎协定》，引起全球一片哗然。美国这一“退群”的行为，也引发中国国内舆论有关中国是否应该取而代之，顶替美国原有领导角色的热议。对此，知名学者、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黄仁伟在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没有必要填补这一空缺。他认为，中国要按照自己的进度、利益与需要推进全球化，而不是对当前所有的全球性问题大包大揽。
　　美国频“退群”　因不愿承担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责任
　　“中国绝对不能去做全球化或者全球治理的所谓领导者！”黄仁伟对中评社分析，从总的方向来看，中国是在推进全球化，但中国要按照自己的进度、速度、开放程度来推进，而美国根据其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原来的地位，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他是这个体系的创立者，他就有义务来维护和巩固这个体系。
　　黄仁伟表示，上述体系在创立之初并不能视为全球治理体系，所以现在要从旧的联合国体系转向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对于美国来说要承担新的义务。“但是美国不愿意再承担，因为若按照老的领导方式，他领导不了全世界，若按照新的领导方式，他又不愿意承担新的义务，所以他的领导地位处于自我削弱之中”，黄仁伟告诉记者。
　　中国推进全球化要根据自身需求　填美国的缺负担重
　　以美国不愿意承担气候变化治理责任为例，黄仁伟分析说，由于美国发现，他现在使用传统能源的成本要比新能源成本要低得多，这个时候若去承担气候治理的义务，对其经济而言看起来是不合算的，“所以现在他不管（控制碳排放），先把成本低、效益高的用起来，比如页岩气一旦开采就要使用，先用掉一部分，让整个国家财政状况改善后再说”，他向记者分析了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逻辑。
　　“像这种矛盾的情况，中国若去‘填空’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某种程度上真的我们‘填了空’，我们就能把事情揽下来吗？我们的能力够不够？”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一旦当了头就要负起责任，不管出什么事情都要负责任，“有时候国内做不到也要在国际上承担下来，所以这负担就太重了”。因此，黄仁伟强调，中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的规模来推进全球化，“当然我们不是走倒退的路，也不是把全世界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都包下来解决”，他说。
　　中国应促美履行气候治理义务　也应避免走美国老路
　　至于美国“退群”后，气候变化问题该何去何从？“中国当然会坚持我们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黄仁伟对中评社指出，首先，该协定不仅是基于全球发展的需要，而且很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经济本身的需要，中国再也不能承受如此高碳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大气污染。所以他认为，《巴黎协定》对中国的意义在于通过全球气候治理的模式来改变国内的经济结构，“对外是承担国际义务，对内是解决国内的能源和经济结构的问题”。
　　黄仁伟表示，若中国不执行《巴黎协定》对自身的要求，雾霾问题就无法解决，煤炭在能源结构中70%的比例也无法降下来，“一方面要减少用煤，另一方面要比原来产生更多的能量，这两个都要做”，他说，若这个做不到，不要说中国经济，就是连我们的人口素质和身体健康都会有问题。
　　“所以不管美国人做不做，巴黎协定对我们来说不会放弃，我们所承诺的2030年的碳排放标准，这是由中国原来的结构规定了的，如果不达到中国经济自身就不能持续”。黄仁伟认为，一方面中国要督促美国继续执行全球气候治理的义务，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避免美国走的老路，“中国14亿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再用美国的（生产生活）模式，这样全球谁能承受？”黄仁伟最后说。

来源时间：2017/6/9   发布时间：2017/6/9

旧文章ID：13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