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瑞强，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官网6月8日发布消息称，两架从关岛美国空军B-1B“枪骑兵”战略轰炸机飞越南海，与美国海军 “斯特雷特”号导弹驱逐舰(DDG 104)展开联合演练。
　　美军并未公布此次B-1B飞越南海的具体路线，但B-1B此次再闯南海无疑是美国力图介入南海局势的明证。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少将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现在虽然还不清楚这次飞越有没有进入中国岛礁的领空，但如果进入了，那就和军舰进入岛礁12海里一样，都是在挑衅。
　　“这次的情况可能与此前美国军舰的穿越（5月25日）属于同一性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向记者表示，“这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军）头一次空中飞越南海。有军舰（穿越），有飞机（穿越），构成了完整的巡航南海的行动，他完全复制了其前任所采取的这些行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对于此次事件，中国国防部6月9日下午回应称，中方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有效监控，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南海仍在特朗普的议程上
　　这并不是B-1B轰炸机第一次到南海活动。2016年12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网站消息称，美军从本土调派了B-52战略轰炸机，与部署在关岛的B-1B轰炸机一起在南海进行了训练，一同参训的还有7架空中加油机和“宙斯盾”战舰。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成为热点话题之一。此前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的焦点已经转向朝鲜半岛，似乎准备“搁置”南海问题。但从近期美国在南海的动作来看，其并没有“搁置”南海问题的打算。
　　今年5月24日，美国海军当天派出“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在南海美济礁附近展开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上任后的首次“航行自由”行动。5月25日，美军1架巡逻机在中国香港东南空域实施侦察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当天回应表示，中方军舰对美舰予以了警告驱离。
　　“通过这几次美军在南海的举动来看，南海问题显然还是在特朗普对外政策的议程上。”倪峰表示，“但特朗普任内在南海军事行动的频次还有待观察。在奥巴马的任内，频次是比较高的，现在的频次会不会到那个程度，还要观察。”
　　美军行动权力的下放值得警惕
　　美军在2016年8月开始在关岛部署B-1B轰炸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时报道认为，B-1B部署关岛后，可在不经空中加油的情况下直接飞抵南海。更为重要的是，B-1B在超低空突防能力上也远远超过同为战略轰炸机的B-52。
　　“我们未来仍可能会看到B-1B、B-52等轰炸机（在南海）的身影。”航空专家王亚南表示。在他看来，美国空军是全球性军种，在阵容强大的加油机的支援下，大部分军机都有远距离飞入南海的能力。由于具有航程远、载弹量大等优势，B-1B现在已经不承担战略核反击任务，而是成为美国空军的一个重要多用途平台。关岛到南海的直线距离大概4000公里，战略轰炸机是飞越南海最合适的武器。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宣称，这次海空军联合演习由该司令部组织，旨在通过进一步优化联合作战的战术、技术与程序步骤来增强美国海军与空军的协作能力，以实现两者在作战行动中的无缝衔接。
　　朱成虎认为，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博弈将是长期的。在南海，美国不会轻易妥协，中国更是不能妥协，以后美国的军机和军舰还会经常来南海，甚至不能排除再次发生军机飞越领空或军舰进入“12海里”的事件。目前，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博弈总体上还是向缓和的趋势发展，双方都比较克制，中美两国还有管控分歧的空间和余地。但无论是炫耀武力还是抵近侦察，这些军事行动都存在很多偶然性，来的次数越多，擦枪走火的概率越高，处理不好，冲突就会升级。
　　“令人担心的是，特朗普在一些军事行动上下放权力的做法有可能导致中美舰机接触增多。”倪峰指出，“在奥巴马时代，所有军舰或者飞机进入南海，都需要报备白宫，只有白宫点头了，他们（军方）才会做。现在特朗普比较信任马蒂斯，他把很多授权直接给了马蒂斯，有些事只要国防部觉得可以做就去做，没有必要报备总统。这次B-1B飞越南海有可能是军方授权的任务，但具体情况还有待确认。”
　　2001年4 月1 日，美国的一架海军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并与中方一架飞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确认死亡。中美撞机事件表面上看是一起偶然事件，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
　　今年5月28日，中国国防部在回应美国军机在中国香港东南空域实施侦察活动时指出，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军数次派出舰机抵我当面海空域活动，侵害我主权安全，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这种行为是造成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根源。我们再次要求美方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正，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中国军队将坚决履职尽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来源时间：2017/6/9   发布时间：2017/6/9

旧文章ID：13363

作者：贺梨萍，王心馨  来源：澎湃新闻

　　一个半月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调查钢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安全，并称要为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而战。目前，这项调查已接近尾声。虽然美国方面表示该项调查并非针对中国，但各方仍然认为直指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等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8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Wilbur Ross）称，对美国钢铁行业的国家安全检查“很快”会完成，将寻求保护国内钢铁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在此前一天，特朗普也表示，政府将“很快”采取措施，阻止外国公司以人为低价在美国销售钢铁。
　　罗斯还称，调研将提出三种行动建议：提高目前的关税、对某些国家的特定钢铁产品课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实施进口配额限制进口量。行动建议还包括“关税税率配额”的混合选项，即对某些产品实施配额，高于配额水平的部分则征收新的进口税。
　　美国这项调查始于当地时间4月20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的一份总统备忘录显示：商务部应优先调查钢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特朗普说：“我们将通过对钢铁进口进行彻底调查，为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的钢铁而战。”
　　美国商务部随后发声明，称特朗普签署的这份备忘录要求罗斯尽快着手进行这项针对美国钢铁进口的调查。该调查将涉及生产能力、劳动力、投资、研发等各个因素，以决定钢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的安全。
　　美国商务部还表示，在经过彻底调查后，如果确认钢铁进口对国家安全有任何威胁，商务部部长罗斯将提出一份包括行动措施建议的报告。根据相关法案，特朗普有权使用调整关税和配额等手段来控制进口。
　　4月26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就美方启动进口钢铁调查发表谈话，指出美方此举传递出保护主义信号，与公平贸易的原则不符，中国钢铁业界将对此保持关注。
　　中钢协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既是钢铁消费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钢铁进口国。“中国对美钢铁出口非常有限，根本不影响美国钢铁产业安全。美国进口钢材的主要来源地是其他国家而不是中国。”这位发言人说。
　　据中方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钢铁117万吨，占中国整体出口量的1%，金额17亿美元，占中国整体钢材出口额的3%。而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钢铁78.9万吨，占美整体进口量的2.6%，金额9.1亿美元，占美钢材进口总额的4.1%。
　　实际上，自2015年以来，中国钢铁出口的贸易环境急剧恶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以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频频向中国发难。
　　在布鲁塞尔当地时间6月2日上午举行的第12届中欧工商峰会上，李克强就曾指出，把产能过剩归咎于中国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平的。去产能的责任需要各方共担，最重要的不是相互指责而是共同行动。中方愿在全球钢铁论坛框架下加强分享削减产能的经验做法，建立中欧钢铁贸易机制，促进全球钢铁产业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此番启动进口钢铁国家安全调查之前，还曾对中国钢铁首次启动337调查。2016年5月26日，应原告美国钢铁公司申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中国输美碳钢及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指控对象包括宝钢、武钢、鞍钢、首钢等共计40家中国钢企。指控内容共包括三项：第一，合谋定价，并操控产量和出口数量；第二，侵占和非法使用美国钢铁公司的商业秘密；第三，使用虚假原产地和生产商标识。
　　历时9个月，上述三项指控全部初裁终止。也就是在针对中国钢铁的337调查终止的2个月之后，特朗普提出了进口钢铁国家安全的调查，这被中国钢铁界认为是阻扰中国钢铁进口的又一项“新措施”。
　　除337调查、进口钢铁国家安全调查等手段外，美国更常采用的是针对钢铁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以保护本国钢铁工业。据统计，美国已经在152起钢铁相关案件中征收了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目前还有至少25起案件正在审查之中。2016年5月，美国还将进口自中国的冷轧钢最终进口税率提高至522%，创下历史新高。

来源时间：2017/6/9   发布时间：20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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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剑梅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华盛顿6月8日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8日在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发言中5次指责特朗普政府“撒谎”。就科米证词的关键内容，白宫和特朗普私人律师都强烈否认。特朗普当天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亮相，没有直接提及听证，但向支持者表示：“我们被包围……但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更好、更强。你们看吧。”
　　两大焦点关切
　　针对科米的证词，美国朝野有两大焦点关切：一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通俄门”是否属实；二是特朗普相关言行是否达到“妨碍司法”的程度。
　　关于“通俄门”，科米证实，他去职前，特朗普不是联邦调查局“通俄门”调查的对象。这立即被特朗普支持者解读为“好消息”。
　　被问及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特朗普竞选团队重要成员弗林是否为“通俄门”调查的核心人物时，科米仅表示自己不能在公开场合回答这个问题。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在8日下午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闭门听证中，科米透露，特朗普竞选团队核心成员、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去年大选期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除已被媒体披露的两次会面外，还有过“第三次会面”。
　　关于“妨碍司法”，多名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都诘问：特朗普单独见科米时提出“希望”中止对弗林的“通俄”调查，这究竟是在暗示，建议，还是命令？科米在数十年法律生涯中，是否遇到过某人因表示“希望某一特定结果”而被控妨碍司法？
　　对此，科米回答“没有”。但他随即补充说，特朗普是在要求白宫官员和司法部长全部离开并关上门，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看着他的眼睛提出“希望”的，按照他个人理解，这是美国总统给出的“一个指示”，“存在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的真实风险”。他还承认，之所以委托友人向媒体透露他与特朗普交谈备忘录的内容，目的是促成由特别检察官进行的“通俄门”调查。
　　从科米证词来看，他从第一次单独见面起就对特朗普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和不安感。在听证会上，他指责特朗普政府使用“纯粹的谎言”中伤他和联邦调查局，就解除他职务的理由“撒谎”。他说，他相信特朗普期望通过同意他留任交换“某种东西”，而他对每次交谈立即进行文字记录是因为实在担心特朗普“可能就我们会面的确切性质撒谎”。他还要求，特朗普如有录音，应全部公布。
　　不过白宫发言人对此回应称：“总统不是撒谎者。”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也否认特朗普曾要求科米表示忠诚。
　　《今日美国报》说，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和总统相互公开指责对方撒谎，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长期纠缠之势
　　总体看，从7日发布的书面证词，到8日逾两个半小时的听证答问，科米虽然透露了大量耐人寻味、充满戏剧性的细节，但在“通俄”和“妨碍司法”两大重量级疑问上给出的答复实际上只是，“不知道，这是罗伯特·米勒（特别检察官）的工作”。言下之意，一切取决于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结果。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在听证会后表示，离调查结束还远得很。
　　观察听证会上两党参议员所提问题和设问方式以及他们对科米证词的反应，不难发现，在“通俄门”调查和“妨碍司法”质疑上，两党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共和党没那么分裂，民主党也没那么着急”。
　　一方面，共和党仍大体保持团结，未因特朗普近日支持率走低而内部分裂。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多倾向于轻描淡写，认为特朗普“希望”科米中止对弗林的调查只是表达想要达成某种结果的愿望，很难证明是在干预司法。针对科米宣称特朗普要求他表示忠诚，来自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出面替特朗普开脱，表示联邦调查局长需要保持独立性，但特朗普对这一规矩并不熟悉。
　　另一方面，民主党主流并不急于推动弹劾。听证会前，民主党内就不断传出不能急于推动弹劾的警告，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认为不应急于得出“法律结论”。
　　两党态度仔细想来并不奇怪。实际上，不管是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还是由此衍生的“通俄门”调查和“妨碍司法”质疑，在美国两党斗争激化的大背景下，都难以避免地被政治化，成为党争工具。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都是少数党，单独推动弹劾无望成功，更何况目前的所有爆料都还明显“分量不足”。
　　尽管如此，科米证词的杀伤力仍不容小觑，因为它加深了民众对特朗普领导风格以及特朗普“通俄”和“妨碍司法”的疑虑。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民意支持率已跌至34%的新低。从目前情况来看，特朗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难摆脱“通俄门”调查，其执政多遇乱事的情况也很难在短期内改观。但目前弹劾仍非现实选项，除非有新的重大爆料导致局势急转直下。最关键的还是国会共和党人的态度，不过在共和党选民大举抛弃特朗普之前，国会共和党人不太可能出此自毁下策。因此民调中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支持率的变化，将是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本文原题为《科米证词冲击华盛顿“纸牌屋”》）

来源时间：2017/6/9   发布时间：2017/6/9

旧文章ID：13361

作者：  来源：解放军报

　　原标题：老调重弹，美国自己都感觉没意思了——评美国2017年度《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在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之际，美国防部向国会交上了一份迟到的“答卷”。
　　北京时间6月7日，美国防部发表2017年度《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即“中国军力报告”），这是美国第17份同类报告。然而，这一“经常性工作”的成果，今年的发布日期远远超出了规定的1月31日的期限。
　　细读下来，这份报告的框架结构与往年并无不同，其对中国正常军力发展的渲染与指责充满了陈词滥调，而其背后的思维，也沿袭了以往的傲慢与偏见。
　　——渲染中国与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报告别有用心地详细记录了2016年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的摩擦，而其中不少早已通过和平和双边途径得到解决。尤其恶劣的是，虽然所谓的菲律宾南海仲裁闹剧早已“翻篇”，中国与菲律宾已经就南海问题展开建设性谈判，中国与东盟国家也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达成共识，但报告全然不顾中方在南海问题上所做的不懈努力及相关的积极进展，仍然为非法仲裁庭作出的非法裁决逐条背书。
　　——臆断中国存在隐形军费。报告在指责中国军费高速增长的同时，还暗指中国存在多种军费来源，包括国防工业界投资、科技研发资金、军民两用技术投入等。
　　——污蔑我利用国际军事技术合作、军火采购、学术交流、网络活动等，偷窃国外先进技术和重要零部件。报告别有用心地指责我军工体制，污蔑我假借民用名义获取外国先进技术。报告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3例涉华高科技间谍案，个别的甚至追溯到了2010年。
　　——将中国正常的对外军事交往歪曲为扩大存在、影响和势力范围的“扩张”行为。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积极参加的维和、护航、反恐、抢险救灾等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海外军事行动，目的成了方便采购先进武器系统、积累海外作战经验、“偷学”外军战技术和程序；而人员互访、学术交流等正常军事外交行动，则是为了观察外军指挥架构、部队编成、作战训练。
　　此外，报告虽然在专门的章节中列举了中美两军去年在高层互访、机制交流、院校交流、舰船互访、联演联训等方面的亮点，但仍小心翼翼地强调，所有这些交流活动都没有超出《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限制的范围。这也表明，美国内仍存在不少反对中美两军交流的势力，而在阻力中保持韧性，不仅是2016年中美军事关系的突出特点，也将成为两军关系的“新常态”。
　　特朗普上任伊始，即签发“重建美国武装部队”和“打败伊斯兰国的计划”总统备忘录，要求国防部修正2017财年国防预算、制定2018财年预算、更新国家安全战略、完成战备评估、起草新版《核态势评估》、更新《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拿出打败“伊斯兰国”的整套计划。在诸多任务“轰炸”之下，国防部难免力不从心。这份迟到的“答卷”，甚至没有提到海湖庄园“习特会”的最新成果，反倒是已经取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安全对话”项目，仍赫然在目。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往年美国发布“中国军力报告”时，通常要开一个记者吹风会，今年则是在国防部网站悄悄一放便完事。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看，这或许是因为新班子尚未组建完成，亚太政策远未成型，内部对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认识尚不统一；而从美国防部的角度看，一遍一遍老调重弹，或许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赵蔚彬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来源时间：2017/6/9   发布时间：2017/6/9

旧文章ID：13360

作者：安德鲁·马朗茨  来源：观察者网

　　——白宫新闻发布厅里发生了什么（上）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如果你曾打开电视收看白宫的新闻发布会，是不是觉得有点无聊？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杰·卡尼（Jay Carney）和乔希·欧内斯特（Josh Earnest），这三位长相毫无特点的白人老兄曾相继出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新闻秘书，也就是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的长相普通到什么程度呢？在绝大多数美国城市的街道上，如果与他们三人偶遇，行人几乎不会想起他们是谁。当然他们偶尔也会给人留下一些印象，比如说杰·卡尼曾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乔纳森·卡尔（Jonathan Karl）就奥巴马医保法案在镜头前争论得面红耳赤，这在当时堪称是条大新闻。
　　不过就特朗普总统的口味来说，对于那种无聊的新闻发布会，他肯定是难以忍受的。
　　如今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接任了白宫新闻秘书这个岗位，斯派塞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倒是一点也不无聊，因为他时而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时而面红耳赤甚至恼羞成怒。由斯派塞“出演”的这部“连续剧”在C-SPAN频道现场直播，是美国众多日间节目里最受欢迎的一个，其收视率甚至超过了《综合医院》和《勇士与美人》。
　　至于几家主要的电视台，大量的夜间时段被用于播出那些分析斯派塞自相矛盾言论的节目，而周日早间时段则被用来播出斯派塞抨击《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宣教式言论（所谓“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其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观察者网注）。
　　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名为Trump Mafia和Based Patriot的两个用户不断上传斯派塞的白宫发布会视频，而另一位用户则发布了斯派塞各种“欢乐”言论的剪辑，这段视频剪辑把火焰和红辣椒装饰在他那张凶神恶煞般呵斥记者的脸上。
　　白宫新闻发布会的变迁
　　位于白宫西翼的詹姆斯·布雷迪（James S.Brady）新闻发布厅里面有7排座位，其中每一排有7个座位。那些知名的新闻机构如美联社、路透社和CNN等几大电视机构都在前排有保留座位，POLITICO和Real Clear Politics这样的网络媒体记者坐在中排，而BuzzFeed和BBC一般被安排在最后面。上述座位安排一般是白宫记者协会做出的，这个协会是个独立机构（虽然笼罩着一层罗马教廷秘密会议的阴暗和神秘感），它会根据影响因子以及对社会核心话题的覆盖程度等因素对新闻机构进行评级。
　　当然，也有一些被称为“自由人”（floaters）的记者，他们虽然获得了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资格，却没有获得固定座位。这些“自由人”有的因为所供职的新闻机构刚刚成立，还未被纳入白宫记者协会的座位安排名单；还有一些新闻机构则因为在媒体市场上过于小众或声誉欠佳，他们派出的“自由人”记者很难获得座位，不过有时新闻发布会比较冷清，甚至一半座位都空着，这时候那些“自由人”倒是可以找个位子坐一下。
　　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每天的新闻发布会都人满为患，“自由人”们都堵在过道里，不过这倒有助于他们吸引发言人斯派塞的注意。
　　在那些“自由人”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记者堪称典范，他和蔼可亲（只是有时候容易走神儿），他的名字叫罗格尔布·高义尔（Raghubir Goyal）。这位记者自称来自《印度环球报》（the India Globe），可在很多人印象中，这家报纸早就停刊了。即便如此，高义尔先生自卡特政府时期以来从未缺席过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他的问题一般与美印关系有关，他的名字甚至已经被圈里人用作一个动词，意思是“（新闻发言人）挑选一个可能提出友善问题的记者，调节气氛、轻松一下”。历任白宫新闻发言人都有被问住不知如何作答的时候，这时他们便会求助于高义尔。不过，从未有人像现任发言人斯派塞这样利用高义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特朗普上任前，那些常驻白宫的大牌记者们（当然都是有固定座位的）还把“自由人”当成网球场上的捡球少年，认为他们对自己构不成什么威胁，是无足轻重的局外人。而眼下，正襟危坐的人们已经从“自由人”那里感到了严重的压力。“实际上，现在就是在重新洗牌”，一位白宫常驻记者对我说。
　　下面我列出的媒体都已经被纳入特朗普的视线，很可能即将成为这场大洗牌的赢家：2013年刚刚成立的、与“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类似的右翼网站“一个美国新闻网”（One America News Network）；2015年刚成立的名为LifeZette的网络通俗小报，其创办人劳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经常在广播节目中支持特朗普；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创立的保守主义博客类媒体Townhall；福克斯新闻主播塔克尔·卡尔森（Tucker Carlson）2010年创立的the Daily Caller以及极富人气、一直以来公开支持特朗普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
　　上述媒体派驻白宫的记者大多还不到30岁，“这些小记者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也不能排除，他们获得授意，只问一些发言人喜欢回答的问题。当然了，他们也不可能都问‘特朗普打算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让美国重返伟大（原文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曾作为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广为人知——观察者网注）’这类无聊问题”，一位来自广播媒体的资深记者对我说。
　　多年来，每次白宫记者会的第一个问题都会派给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美联社记者。而今年1月21日斯派塞主持的第一场白宫新闻发布会仅仅持续了5分30秒，他走进新闻发布厅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天的总统就职仪式是迄今为止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我就说这些”，说完他就离开了现场，没有接受任何提问。虽然他的发言如此简短，可显然他没有说实话。
　　斯派塞第一次接受提问是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他当时点了坐在第5排的《纽约邮报》，这让那位被点到的记者惊喜不已。这位记者当时问道：“您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呢？”
　　在第三场发布会上，他把第一个提问机会给了网络通俗小报LifeZette，果然，那位记者问的是“政府为何还没有对移民采取行动”。斯派塞最初的几场发布会都很短，半个小时左右，而且前10分钟还是一些准备好的官腔套话。他通常很少给主流媒体记者机会，似乎在故意逃避这些记者有挑战性的问题，甚至刚开始就急匆匆结束了发布会。
　　今年3月，也许是为了避开公众监督，或者不想给《周六晚直播》（Saturday Night Live）节目提供素材，他竟然宣布一周内不得在发布会上使用摄像设备。
　　梅吉尔·格莱特（Major Garrett）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派驻白宫的一名记者，一直以来他坐在前排。“从我的经验来说，你的座位距离新闻发言人越近，你就越难以得到提问机会，发言人本人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越是有经验的记者，他问出的问题就越尖锐，内涵也越丰富。他绝不会问‘你今天想宣布什么’这类没有营养的问题”。“如果主流媒体记者得到的提问机会比那些‘自由人’还少的话，这对美国民主是好是坏呢？”面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梅吉尔·格莱特说：“这还不好说，等等看吧，我们其实都是一场大规模试验的一部分”。
　　而另一位电视记者对我说，发言人有时候把提问机会先给前排的人，这并不是说他很欣赏这些记者，“其实这也是为了保持一种可预测性，确保那些重要问题可以被覆盖到。可如果给记者提问机会时过于随意，比如说谁手举得高或者谁声音大就可以获得提问机会的话，那就会导致场面失控，每个人都会不顾体面大喊大叫”。
　　大约一周一次，白宫的新闻发布厅会上演一个新节目：发言人身后的背景墙翻转180度，转过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内嵌的大屏幕，这块屏幕可以播放全美各地记者向斯派塞提出的问题。这是这位新任白宫新闻秘书的创新之举——“Skype（美国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可以进行音频和视频通话——观察者网注）提问环节”。
　　最近一次Skype提问机会被斯派塞给予了特朗普的支持者、肯塔基州一位报社总编，他的问题涉及政府对煤矿监管环节的简化。另一个得到视频连线机会的是一位名为拉尔斯·拉森（Lars Larson）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向曾做过海军军官的斯派塞发问：“斯派塞中校，请问特朗普总统什么时候可以开放联邦政府所属荒地的私有化呢？”
　　一次Skype连线时，Sirius XM网站派驻白宫的记者贾里德·里基（Jared Rizzi）在现场发了一条推特：“Skypeophant（名词）——在白宫新闻发布会的Skype视频连线环节拖延时间人，一个非常对新闻发言人胃口的提问者”。后来这位贾里德·里基对我说：“我当然不反对全美各地的记者都参与白宫的发布会，我也能包容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我只是很难接受这种混乱的采访方式，简直像个大杂烩”。
　　一位资深的华盛顿当地主流媒体记者对这一点也颇有共鸣。“有些没座位的人认为自己的声音一直受到压抑，说实话，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发出那些保守主义声音，我甚至认为他们与前排主流媒体记者言语上有些冲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着那些自命不凡的二流媒体记者在发布厅里拼命寻找存在感，也挺有趣，不是吗？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白宫新闻发布厅里的规矩就变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新闻发布会上到处充斥着搅局者的声音了呢？”
　　打破常规的温特利希
　　今年2月的一个周日下午，卢西恩·温特利希（Lucian Wintrich）在位于纽约东村（East Village）的公寓里，就着一大口拿铁咽下了一把维生素药丸。他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出门，目的地是华盛顿。“我还有点难受，昨晚喝多了。就这样去华盛顿采访的确状态不太好，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温特利希对我说。
　　他给男朋友发了一条短信，点上一支烟，边抽边整理出差带的行李。我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一幅裱好的画作，在画里一个女子的嘴被毛巾塞住、身体被绑在一个性虐待道具上面。另外墙上还挂着一幅照片，照片中几个年轻男子赤裸上身，戴着有“使美国重返伟大”字样的鸭舌帽。“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打破常规、彻底摈弃那些俗套的假正经”，看我盯着墙上的照片，他接着对我说，“不过在今天这个时代，打破常规是有捷径可循的：做一个自豪的、信奉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美国男人，对了，你最好是个白人”。
　　28岁的温特利希并未受过新闻报道的专业训练，去华盛顿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对他来说十分难得。“我都能想象到那里的人们会怎么看我”，他笑着对我说，脸上透着一股孩子气。
　　就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前，我在一个酒会上认识了温特利希，他当时已是一位极右翼社交媒体新星。在交谈中，他突然停下来，说了声“抱歉”便起身走到舞台中央。“8年了！都是CNN、BuzzFeed、《赫芬顿邮报》这些烂媒体在写奥巴马，比如说那篇《我想揍奥巴马总统的80个瞬间》，我们受够了。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很快就要结束了。我跟特朗普新政府的成员有过接触，这么说吧，我会是白宫新闻史上最年轻的同性恋记者！”温特利希大声说道。周围的人听了这番话开始欢呼起来，有人带头喊了起来：“我们要做新闻！做真正的新闻！”
　　温特利希从小在匹兹堡长大，瘦削、帅气。18岁时，他进入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就读，当时他还是个典型的改革派（progressive）信徒。刚刚进入大学，他就成了一名里根主义者，“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喜欢被教育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过我得承认，我个性的确挺叛逆的”，温特利希对我说。
　　毕业后，他前往纽约谋生，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做自由艺术家（creative），晚上做晚会主持（party host），不过这两份工作并不像名字听起来那么体面。所谓的“自由艺术家”，是他在广告公司的一份工作。温特利希说，自己曾因政治观点与同事发生冲突被这家广告公司解雇，由于已经庭外和解，他不愿再多说。而“晚会主持”的工作，不过是招揽一些有趣的人去夜总会消遣，跟他们一起鬼混，他主要负责调动气氛，一晚上能收入几百美元。“那几年，我在富有艺术气息的纽约同性恋圈子里混得还不错，可后来我开始支持特朗普，就犯了众怒了”，温特利希对我说。
　　2016年夏天，在共和党全国大表大会一个支持特朗普人士主办的晚宴上，温特利希见到了美国最有名的几个右翼媒体人，其中包括来自圣路易斯的博客名人、56岁的吉姆·霍弗特（Jim Hoft）。从2004年起，吉姆·霍弗特就开始运营自媒体Gateway Pundit，其中一些文章经常被Drudge Report等媒体转载并在脸书上获得了广泛传播。在特朗普竞选期间，Gateway Pundit网站每天有100万IP用户访问，这个数量几乎与《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网站不相上下了。
　　此后，霍弗特和温特利希成了朋友，温特利希开始为霍弗特的网站供稿。他的那些文章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媒体评论，或者更直白点说，就是在当下这场肮脏的文化战争中对主流媒体发起的一次进攻，那些文章入情入理，而且并未脱离实际。有一次BuzzFeed刊发一篇文章批评Gateway Pundit等右翼博客媒体使用“选择性事实”，温特利希写了一篇文章反驳，题目是《BuzzFeed承认假消息不再有效——给未来媒体领袖Gateway Pundit的一些参考》。在他看来，“选择性事实”与“假消息”比起来要高尚的多了。
　　温特利希准备乘大巴去华盛顿，他说自己在经济议题上是偏保守的，所以不想做任何有利于美国国家铁路公司（Amtrak）的事情。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件夹克、三条领带和一瓶男士香水，“换洗衣服都准备好了，风格是不是很可爱？”他看着我说。随后他再一次在手机上打开与Gateway Pundit签的劳动合同，边看边对我说：“此前那一版本的合同里说员工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应具有专业态度，我就给吉姆·霍弗特打电话，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就不能再怼那些自由派了，他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句话删掉了”。
　　温特利希本来打算在去华盛顿的大巴上抓紧时间浏览最近的新闻，为第一次参加的白宫记者会准备几个问题。可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后，似乎并没有对新闻太多关注，可以这么说，他并没有把随时关注新闻看作这份工作的一部分。“我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凸显自由派主流媒体的可笑与虚伪，然后加以批判。特朗普政府里没人跟我商量过要做这些，我是出于爱国，是我自己主动要做的”，他向我解释。
　　“主流媒体就是想跟特朗普作对，无论特朗普决定做什么他们都会说三道四。其实大家都知道，参加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人比参加特朗普的多，可那又怎样？没格调的媒体只不过想炒作一下，想搞个新闻而已”，温特利希说，他接下来要在华盛顿找房子，一旦找到合适的就马上从纽约搬过去。他不断重复一位保守派媒体同行的话：“既然入这行是为了给那些自由派媒体同行搅局，那就搅得狠一点”。有一瞬间，温特利希的讲话激动得似乎有点难以自持，然后他努力睁大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耸耸肩膀说：“呵呵，走着瞧吧”。
　　（未完待续，观察者网马力译自3月20日《纽约客》杂志网站）

来源时间：2017/6/8   发布时间：20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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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吉尔•克里默斯  来源：中美聚焦

　　本周，中国近来最有争议的法规《网络安全法》终于生效。众多外国企业已对这一特殊立法表示疑虑与担忧，有报道称这甚至导致该法部分指令的实施被推迟。
　　已经有太多文章提到新法对在华外企潜在的负面影响——从严格的数据本土化要求，到要求对软件、硬件、产品与服务进行网络安全审查。随着中国新《网络安全法》不可避免地即将生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外国企业能做些什么来适应或者减轻该法的影响。
　　部分答案是，在宏观层面国际贸易博弈正迅速发生变化。许多企业高管仍喜爱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经验。在那个有趣的冷战后时代，苏联的解体似乎预示无所顾忌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意识形态敌人不复存在，企业似乎可以在欧美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所创造的公平竞争环境中进行全球扩张。“国家利益可以（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高于经济效益”这种观念成为大忌，相反，全世界都应该向企业敞开大门，这通常能让美国企业利用新的经济开放实现其价值链的全球化。
　　没有什么产品比互联网更能象征当今这个有趣（或许天真）的时代。这个（主要）来自美国的产物迅速席卷全球，美国企业进而紧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信息应自由传播，并且没有过时的国界障碍或政府这种“历史遗产”的影响。这些新技术会解放迄今受压制的全球人民，让全球经济交流与投资扁平化，并消灭独裁政权。
　　然而这是被中国抵制的叙事。其实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敏锐地感觉到，无论如何定义，这些新技术都不全然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在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中，保持政治现状至关重要。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在网络空间划定自己的边界，并对之进行监管，就像现实空间里对待国界一样。在它看来，“阿拉伯之春”和各种颜色革命带来的恶果证明中国更强硬的政策是对的，这种政策根据本国需求和目标对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进行严格管制。网络安全法规只不过把这一点正式确定下来：中国现在把网络空间管理视为重要政策目标，并愿意用巨大投入实现这一目标。
　　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治计划从各方面说都是自我生成的，这几乎自动意味着与外国商业同行的接触是受限的，或者是受控制的。外国企业必须明白这一点，以便定位自身对经济发展进程的潜在贡献，使其成为一个增长路径。
　　但同时，那些高调的原则问题并不总能预示决策细节发生了什么。《网络安全法》的直接影响将是有限的，原因之一是大量高度复杂的下级监管工作尚未完成。就网络主权发表外交声明是一回事，为跨境数据流动设计适当的监管架构则完全是另一个任务。宣布软硬件必须安全可控是一回事，执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正是在微观层面，企业界拥有的影响力或许比诉讼或游说它们的政府更加直接。与许多人对中国网络治理体系的担忧相反，它的大量监管工作是由专家来做的，他们对国际上的最优做法通常有相当成熟的理解。与国际规范趋同不仅仅是口头野心，人们也可以在公共的标准化文件里清楚地找到它，虽然这个话题没有规管跨境数据流动那么诱人。
　　然而这要求公司重新学习以往的经验教训。在网络空间，边界正迅速回归，公司很难利用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商业策略与重现的国界对着干。相反，它们必须直接与中国监管机构合作。其方式不必是它们选择的遍及全球的政策，而是要反映它们能在中国市场上规避什么。

来源时间：2017/6/7   发布时间：20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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