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河信  来源：FT中文网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立即恢复一份针对6个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国家的居民的旅行禁令，直到这家最高法院通过重审拿出一份阻止该禁令生效的裁定。
　　周四，美国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一项请求，要求复审美国联邦第4巡回上诉法院(4th U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于5月作出的一项裁定。该裁定拒绝恢复一项阻止6个国家的居民入境美国的争议性行政令。
　　在上述裁定中，首席法官罗杰•格雷戈里(Roger Gregory)写道，特朗普的行政令“在国家安全方面措辞含混，并且其上下文充满宗教偏执、敌意和歧视。”
　　特朗普政府还要求最高法院，不但要搁置第4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阻止禁令生效的命令，而且要搁置夏威夷第9巡回上诉法院发布的针对特朗普第二份行政令的另一项命令。
　　美国司法部女发言人萨拉•伊斯格尔•弗洛里斯(Sarah Isgur Flores)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政府“确信特朗普总统的行政令完全符合他保持美国安全并保护社会不受恐怖主义侵害的合法权力。”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此前曾发誓要把第4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提交至最高法院复审。
　　批评者把原始行政令和新版行政令都描述为“禁穆令”，符合这位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完全彻底地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承诺。
　　法官格雷戈里在他的5月裁定中写道，“我们不否认（行政令）出台的背后也许存在着国家安全考量……我们只是发现，任何此类目的与（它的）宗教目的相比，可能都是第二位的。”他继续写道，该行政令“是在宗教敌意推动下出台的，与把它跟宗教敌意联系到一起的有凝聚力的叙事，是无法分开的。”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6/2   发布时间：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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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NBC  来源：CNBC

　　北京时间6月2日早间CNBC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一举动可能让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收获好处，就像今年较早时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样。

　　特朗普声称，巴黎协定损害了美国工人、企业的利益，并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已签署了该协定，因此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在美国国内外都引发了愤怒的批评之声。

　　但这一消息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资本，为其提供了提升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的机会。

　　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高级全球政策官李硕（音译）对CNBC表示：“美国的困难是中国的机遇。”

　　通过努力应对空气污染和减少煤炭使用，中国已向外界展示了自己坚持环境改革的决心。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的煤炭产量同比下降1.7%。不过，重质碳资源仍被广泛消耗，使得这个亚洲巨人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但李硕表示，在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后，“对中国而言没有更好的时机来推进其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了。”“中国已经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坏孩子变成了巴黎气候峰会上谨慎的领导者，现在则是一个有可能在特朗普时代就成为真正的气候问题领导者的国家。”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周四表示，中国将坚定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欧盟气候专员Miguel Arias Canete的一项声明，中国与欧盟已决定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巴黎协定。

　　美国的退出也为中国带来了经济方面的潜在优势。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法教授安-卡尔森（Ann Carlson）表示：“如果美国的政策朝着有利于化石燃料而不是可再生能源的方向转变，长期而言中国将再次在全球迈向清洁能源的必然趋势中占据上风。美国的退出为中国打开了更多的机会之门。”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和欧盟预计将于周五宣布一系列联合措施以削减碳排放，包括开发更绿色的技术，并在2020年之前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帮助贫困国家削减碳排放。

　　卡尔森指出：“中国已经在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削减排放。”

来源时间：2017/6/2   发布时间：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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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方清 曹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以下简称《宣言》）签署整整15周年时，中国与东盟十国在共同确立“南海规矩”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2017年5月18日，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宣言》第14次高官会在贵阳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 （COC，以下简称“准则”）框架，取得了“准则”磋商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几乎是在从贵阳回到北京后的第一时间，5月23日下午，外交部边界与海洋司司长欧阳玉靖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2002年《宣言》的签署，向世界宣告了南海地区不再没有规则，而开始有了地区国家共同确立的“南海规矩”。此后的十多年时间，得益于《宣言》及后续的落实行动，南海保持了长达十几年的总体和平稳定。
　　虽然近些年因为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菲律宾上一届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 等因素的搅局，南海局势一度紧张，让外界有“黑云压城”之感，但在欧阳玉靖看来，总的来说，只要中国和东盟国家沿着目前正确的路子走，坚持将“准则”磋商推进下去，并把《宣言》这个“南海规矩”落到实处，长期来看，南海很有希望保持和平稳定的态势。
　　避免“准则”磋商偏离大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准则”框架的磋商是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
　　欧阳玉靖：2002年，中国和东盟十国签订了《宣言》。按照《宣言》第10条的规定，制定“准则”，是全面有效落实《宣言》的一部分，中国和东盟国家应该推进“准则”的磋商。“准则” 的磋商是2013年9月在苏州正式启动的。而就在当年1月，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了“南海仲裁案”。
　　在谈判之初，中国和东盟十国经过沟通磋商达到一个意向：先梳理共识。谈判一个多边层面的文件，南海沿岸国家又各有各的主张，需要从梳理共识开始，把最大公约数先梳理出来，“从易到难”，一步步推进，避免因一开始就突出分歧而使进程受阻。
　　经过几年的努力，各方已经通过了两份共识文件，梳理了“重要和复杂问题”清单和“‘准则’磋商框架草案要素清单”这两份开放性清单。根据两份共识文件和两份清单，各方慢慢“盖房子”，从今年2月底开始形成“准则”的框架。经过三轮磋商，到贵阳的高官会时审议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准则”框架。框架包括原则、目标、基本承诺等要素，有关具体内容要留待下步磋商继续丰富完善。
　　中国新闻周刊：先确立一个“准则”框架，这个提议是中方提出来的吗？
　　欧阳玉靖：是的。在去年7月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王毅外长主动提出关于“准则”磋商的四点愿景，其中包括：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于2017年年中前完成“准则”框架磋商。这一提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由“准则”的磋商过程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虽然近些年南海局势一直比较紧张，甚至有时被一些分析认为可能处于失控的边缘，但相关各方的谈判和磋商工作一直在进行，从未间断？
　　欧阳玉靖：是的。一些舆论，特别是一些域外国家，总想把南海问题炒热，也让一些人觉得局势是否会失控。
　　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十国围绕《宣言》的落实和“准则”的磋商工作一直在推进。自2013年9月各方正式启动“准则”磋商以来，中国和东盟十国副部长级的高官会举行了八次，联合工作组的会议进行了十几次，平均下来，每年都要举行三四次会议。
　　这说明，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局势如何发展和变化，南海的磋商机制应该一直保持，是不能断的，因为它是各方管控南海局势的主要渠道。这次“准则”框架得以审议通过的事实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即便是菲律宾方面，有段时间不和我们进行双边的接触，但在中国和东盟十国的多边磋商机制中，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接触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准则”框架的审议通过被称作是“准则”磋商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怎么理解这个“重要阶段性”？
　　欧阳玉靖：这个框架类似于制定法律或者写作论文时都需要提前定下一个基本的框架结构：要涵盖哪些主要内容、包含几部分，每部分内容会是什么。有了这个框架，填充具体内容时才不会偏离大方向，不会出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所以框架的审议通过，对接下来各方谈判工作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各方达成的“准则”框架，是一个开放性的文件，还需要完善，还可以再调整。虽然它还不涉及实质案文，但它重在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东盟国家互信发挥基础性作用。它还可以说是地区国家共同确立“的南海规矩”，或者说是形成“南海秩序”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新节点。
　　“准则”磋商仍为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中国新闻周刊：2002年，各方也是本着从易到难的原则，先就已有共识签署《宣言》。但这也造成了一个弊端，就是《宣言》的约束力不足。这次“准则”框架的约束力如何？
　　欧阳玉靖：首先，这次“准则”框架不涉及约束力的问题。它是一个重要成果，但它不是“准则”的最终文本，也不涉及实质问题。至于最终形成的“准则”是政治文件还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由于这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决定的，需要中国和东盟十国共同来讨论，目前还不能确定。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准则”框架和《宣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欧阳玉靖：《宣言》是一个相对概括、相对原则性的政治性文件，有完整的内容，经过各国外长签字，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的“准则”会比《宣言》更细化、更具体。“准则”磋商仍为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也需要在谈判中解决，现在还不能确定。
　　中国新闻周刊：距离“完成时”还有多远？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欧阳玉靖：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目前没有时间表。“准则”何时能出来，并不完全取决于中方的想法，而需要中国和东盟十国共同讨论。
　　在“准则”框架下进行更进一步的磋商，很多复杂和敏感问题都会摆到台面上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最终形成“准则”， 各方需要继续寻找最大公约数。但这毕竟要通过多边谈判取得十一个国家的一致认可，这是无法明确时间表的。只要任何一个国家不同意，“准则”就无法达成。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准则”不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而是用来管控争议的。中方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双轨思路”：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这是与《宣言》和“准则”精神一脉相承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在贵阳还举行了中菲南海双边磋商机制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双方称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是哪些成果？
　　欧阳玉靖：在中菲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设立专门讨论南海问题的双边磋商机制。具体到成果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双方签署了机制的职责范围，明确了这个机制是干什么的；其次，双方回顾梳理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便未来推进相关工作；最后，双方还就海上务实合作比如科研、环保等交换了意见，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初步的共识。
　　中菲的南海磋商机制是副部长级的机制，原则上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主要是两国外交部门参加会谈，以后视情况吸收两国相关的海上部门参与会谈，包括海警、渔政、油气、军方等部门。未来还有可能会在机制下针对海警合作、渔业共同开发等问题设立专门的工作组。
　　第一次会议取得这么多成果，为之后机制工作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今年年底，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就我的经验而言，一次会议、特别是第一次会议能取得这么多成果，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第一次会议可能是象征意义的，但这次会议我们取得了一些共识和有建设性的意见，具有积极意义。
　　南海局势的积极转向超出预期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准则”框架的签订，距离由菲律宾上一届政府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出炉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从紧张对峙到如今这样的积极局面，为什么南海局势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欧阳玉靖：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去年年初，南海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当时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围绕“南海仲裁案”的炒作也很厉害，应对“南海仲裁案”也就成为我们去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从外交、法理、舆论应对等几个方面展开了一套组合拳，最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南海仲裁案”的斗争，使世界充分了解了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同时也批驳了“南海仲裁案”在程序、事实、证据上的不当。
　　经过这场全方位的应对，使得有关国家了解到了中国扞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也使他们更加明白，通过舆论炒作、外交施压是不能达到他们想达到的那种效果的，走仲裁的路是走不通了。同时我们也表明了愿意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问题的态度，促使有关各方都明白需要坐下来谈，回到谈判的正确轨道上来。
　　中方有效应对“南海仲裁案”，为南海局势的降温趋稳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南海局势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杜特尔特出任菲律宾总统后，采取了和前任阿基诺三世不一样的外交政策。在南海问题上，他同意和中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其实纵观菲律宾历届政府的态度，都是坚持和中方通过谈商协商的方式管控争议，只是阿基诺三世在执政时期抛弃了前任政府一贯的立场，单方面提起了“南海仲裁案”，导致中菲关系在过去的四五年中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杜特尔特总统改变了阿基诺三世的错误政策，这也为南海局势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点因素是域外的因素，特别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其有关政策正处于一个形成期，南海政策目前也尚未完全成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和东盟国家加强了交流与合作。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南海局势趋于降温趋稳的态势。
　　坦白说，虽然我们会经常对形势进行分析、预估，但去年底、今年初南海局势出现的这种积极的变化，是我们在去年初时都没有完全预料到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止一次提到过，边界工作特点是“急、难、险、重”。对你和所有实际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围绕着南海问题的这十多年的谈判肯定很艰苦，但对于很多公众来说，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印象：谈了那么多年，好像没谈成什么实际成果，那还需要这么辛苦地去谈吗？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认识或者说是误解？
　　欧阳玉靖：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十几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边界争议通常是很复杂和敏感的，难以短时间内解决。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同六个国家划定了陆地边界。在解决中国同缅甸、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的划界和勘界问题上，速度相对不慢，平均几年完成一条边界的定界工作。
　　后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边界谈判工作越来越难。这个道理其实简单，因为相对容易的解决完了，那么剩下的就都是难题了。比如中越陆地边界，从谈判到完成勘定，花了三十多年时间；而中俄（苏）边界的勘定，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花了四十多年时间才完成。
　　横向比较来看，世界各国也都有这种案例。比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划界，竟然花了一百多年才解决，他们的海上边界问题到现在也都没解决。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半闭海和闭海的划界还都没有解决，因为涉及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非常复杂和敏感。这一类问题需要一点点积累互信，然后通过漫长的谈判磋商，使各方的观点逐步走向一致。
　　南海争议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案例还有些特殊，因为它涉及的国家数量多，而且既涉及海洋划界争议，也涉及领土问题，两类争议交织在一起，这又增加了复杂性。
　　中国新闻周刊：在经历了前几年的局势紧张和多变后，如今南海的积极局面是否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欧阳玉靖：南海地区局势能否稳定，和域内因素和域外因素都有关。
　　域内方面，目前中国与东盟十国稳定南海和平稳定的决心立场是坚定的，包括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都是各方一贯的立场。中国需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南海航道的，南海如果不稳定，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东盟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也都希望南海能维持一个和平、安宁的局面。现在我们和越南、菲律宾都有双边磋商机制，以后还要和东盟国家继续开展“准则”磋商，这些都说明南海局势的稳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但是，中国和南海沿岸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是依然存在的，在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只能去管控好局势。也不排除个别国家还会采取一些侵权的举动。这些都是我们要应对的复杂因素。
　　对于域外国家，中方希望他们能尊重中国和东盟各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付出的努力。但是个别国家有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愿意也不甘心看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它们还会时不时在舆论上、外交上挑起一些矛盾和事端，不想让南海局势“降温”。但只要中国和东盟国家自己的步子不乱，域外国家也就只能是制造一些小插曲，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派一些军舰飞机过来转转，但他们掀不起大浪来。
　　对于南海问题，中方一贯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无论是陆地边界争议还是海上争议，都要通过直接当事国来谈判解决，这也是我们反对“南海仲裁案”的重要原因。第二句话是通过规则机制管控争议。南海问题也好，东海问题也好，有争议没关系，那就通过建立机制和制定规则来管控，“准则”框架的达成就是制定规则的一个具体体现。具体到机制上，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有落实《宣言》高管会、联合工作组会等。第三是通过开发合作减缓争议。既然存在争议是事实，那就要在争议解决前尽可能稳定局势，加强合作，为解决争议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而不是去制造麻烦和障碍。
　　总的来说，只要中国和东盟国家沿着目前正确的路子走，坚持将落实《宣言》继续向前推进，并把《宣言》这个已有的“南海规矩”落到实处，同时继续推进“准则”磋商，从长期来看，南海有希望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的态势。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6期

来源时间：2017/6/1   发布时间：2017/6/1

旧文章ID：13389

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句话可追溯至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这样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时一字不差地再次强调了这个精神，被外界解读为北京核心利益的“背书”。紧接着一个月之后，在海湖庄园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中美已经建立的和将会继续发展的两国关系称为“伟大的友谊”。有媒体说特朗普是不是文盲，这么定义中美关系全面吗？学者回答，背下这么严肃的词可能不是他的风格，但他道出了“心里话”。
　　无论是这道“背书”还是特朗普的“心里话”，都表明中美双方就中美关系达成了清晰共识，是两个大国关系的“正确打开方式”。进一步推动合作还须加强互信。从宏观到微观，特朗普方面对中国是什么样的感知和期待？全球化智库（CCG）与美国企业研究所（AEI）5月18日联合举办的“中美智库中美经贸发展研讨会”上，中美双方智库专家对此也交换了自己的心里话。
　　卡琳·鲍曼 (Karlyn Bowman)：美国人对中国态度更积极–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AEI 高级研究员
　　最近，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2017年盖洛普和皮尤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善，变得更积极了。当然，其中原因包括，美国本身经济在好转，民主党对于中国的态度更好一些，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友善，因为他们更全球化，不像年长的美国人还记得以前发生的事情。
　　美国人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和竞争国家之间的对话，所以多数美国民众对于海湖庄园的高端会晤还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就业和贸易问题。许多人认为美国应该参与国际贸易，但国际贸易并没有造福美国。其实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并不是非常关心，但他们希望能进行对话，能尊重知识产权和进行更加公平的贸易。
　　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来说存在经济上的威胁，并不存在军事上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也有人认为俄罗斯也在想方设法削弱美国影响力。美国人还担心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就业，人权问题，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以及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问题，包括担心来自中国和俄国的网络攻击，担心朝核问题，认为美国应该向朝鲜发起网络攻击来削弱他们的系统等等。所以在过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史剑道 (Derek Scissors)：美国期待中国的国企改革，官员缺位导致美对中贸易政策不稳定
　　AEI常驻学者
　　其实现在美国最希望看到的中国改革，或者说可以改变美国对于中国看法的改革是国企改革。美国希望国企所占的比例能够继续缩小。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国企改革，使得国企能够对股东负责。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关心的是美中公司之间是否能公平竞争–美国公司可以和中国的私营企业竞争，但没办法和中国的国企竞争，因为很多国企都是垄断者。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垄断公司，没有公司可以和他们进行竞争。如果说国企改革是中国面临的内部事务的话，美国的国企改革也是美国需要解决的一个内部事务。美国关注中国国企改革是因为它的成功关系着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这两年，中美国企之间的并购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效果。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因为两国国企之间的合并竞争并不公平。
　　在政策方面，由于人员缺位，美国也缺乏对中国稳定的贸易政策。现在美国关于贸易方面的官员提名并不是特别多。现在的财政部部长史蒂芬·努钦（Steven Mnuchin）虽然有很多金融方面的经验，但他对于“汇率操纵国”问题并不太了解。通常情况下，财政部副部长会帮助他，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的人选，很多副部长都还没有提名。美国现届政府也没有中国的和亚洲的贸易代表，没有商务部副部长，没有关于负责执行贸易的副部长，很多制定贸易政策的官员也还没有到位，很多重要的贸易官员位置根本没人来填。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无法制定贸易政策，很有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还会出现波动，由此美国政策是不稳定的，希望中国能够考虑到这一点。
　　何亚非：美国每四年重申一次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仍有很多不确定
　　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当特朗普和蔡英文进行通话时，中国是以非常有原则但又非常冷静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理解美国希望中国发展和增长，在系统内做这些事情，但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这个主导地位美国已经享受了70多年之久了。
　　很多美国人都说，我不知道中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当中国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会做基于能力的评估。在中美双边关系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美国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习惯，在看对外政策或对华政策时，每四年会重审一次。到底如何应对中国，这个政策的审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美国经常会选择一个要不然就是非常强硬，要不然非常软的态度，要不然就是控制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走这样的路线，它并不是特别的坚定，还是会动摇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对华政策当中非常明显，比如，我们听到了美国重回亚太区和离岸平衡等相关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奥巴马政府甚至布什政府想要对华遏制的一面。
　　我并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坚定的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年轻的特朗普政府也一样，他们还没有想好一个对华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对意识形态色彩相比前几届政府是比较淡的，他也不太会受前几届政府对华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战略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会有所改变，美国还会在亚太地区维护自己的地位，我们在减少战略竞争或战争不信任，使两国能够真正地实现双边的合作和国际上的多边合作。
　　吕祥：从“三个特朗普”来看其如何对待中国
　　CCG特约高级研究员、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
　　从理论上来说，特朗普的胜选应该是共和党在保守派、民主主义者和福音派这三个势力最终的合流。从中国角度，我认为应该区分三个特朗普：
　　第一是竞选过程当中的特朗普。特朗普对中国的体制，包括政治制度，都有一种喜欢的倾向。但是在2015年的书里提到两面中国，一是认为中国在基建、教育和脱贫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是世界的典范；另一方面认为中方对美国的贸易是以不公平的方式谋取优势。
　　第二是过渡期的特朗普。他提出了一个台湾问题，意在给中国“震”一下，谋取一个地位。我们对此给的分析报告认为没有必要太紧张。中国手里的牌还是很多，而且事实也证明中美关系的大方向、大基调应该不会改变。我们要沉着应对，在充分自信的基础上做最好的规划，做最坏的准备。
　　第三是就任后的特朗普。时间不长，中美关系的情况就得到了改变。特别是蒂勒森国务卿访华，讨论未来五十年中美关系应该怎么走，这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蒂勒森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样的基本的外交路线是十年来美国政府第一次针对中国提出的，这是奥巴马政府八年都没有做的事。最关键的就是特朗普提出的两国首脑之间建立了“伟大的友谊”。特朗普或许术语不太行，但这是他的心里话。所以中美首脑会晤后，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中美双方能够在一块工作的环境。
　　时殷弘：中美双方觉得两国关系需要创新，中国对于美国国内的问题也需关注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参事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特朗普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进行通话之后，突然改变了对于中国的一些事情的态度和政策。其实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中美两国在很多议题上都一直有合作，而且两国对于朝核问题意见也是一致的，所以海湖庄园会晤时，两国元首就很多事情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都认可很多事情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也同意不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任何坏影响，并达成一些贸易协定。
　　特朗普总统觉得跟习近平主席沟通的过程比较顺畅。当然，双方会就一些事情做出让步，但总的来说，双方都觉得应该对中美关系进行创新和推进。海湖庄园会见后，特朗普也高度地评价了习近平。
　　中国对于现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问题也需高度关注，因为这些事情跟中国都是有联系的，会给中国产生很多影响，特朗普也不可能切断同中国的联系。现在双方政策已经有了一些调整和创新，然而无论是美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目前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仔细地对这些事情持续关注。
　　亚历克斯·布里尔(Alex Brill)：中美无疑是合作伙伴，不同意见在于中美是怎样的“朋友关系”
　　AEI研究员
　　中美两国互相都是负有责任的，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中美双边的贸易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在推动全球化过程当中，决心是坚定的。中方对海湖庄园的会见以及“一带一路”峰会上美国代表团的出席十分乐观，我也因为这种乐观的态度倍受鼓舞。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建设中双方对话的重要性自然不容小觑，还需要有公开渠道，以及对贸易赤字和双边投资等问题做微观的数据分析。
　　中美是合作还是对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中美是合作，是伙伴。大家的不同意见只是在于中美是怎样的“朋友关系”。

来源时间：2017/6/1   发布时间：2017/5/30

旧文章ID：13314

作者：  来源：新浪财经

       
        北京时间31日CNBC称，中国制造的产品可能很快变成“中国在美制造”的产品，是的，你没看错。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中国已不再是廉价的制造业基地，成本上升正迫使制造商们寻找新的国家生产他们的产品。

　　美国可能不是所有行业优先考虑的地方，但一些制造商正重新审视这个国家，包括很多中国的制造商们。在特朗普总统提出降低企业税后，可能有更多的企业前来考察。

　　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肖武男对CNBC表示：“我们希望在美国投资的原因不仅是特朗普政府鼓励这样做。美国对于吸引（中国人）投资有着天然的优势。”

　　为什么要来美国？　

　　1． 成本优势

　　帮助中国企业寻找在美潜在投资地点的美国各州驻华协会（CASIC）会长林新伟（John Ling）表示：“在我帮助落地美国的每个项目中，如果我没有提供他们可以降低成本的证据，那么我做成交易的机会几乎是零。成本是推动这一切的关键。”

　　美国工人的工资相对于中国同行要高出很多，但即便如此，在将成本作为一个整体计算时，美国仍可能具有优势。

　　对于总部位于杭州的纺织品制造商科尔集团（Keer Group）来说，美国工人的工资比中国工人平均高出一倍。但总体而言，在美国生产的成本仍然远低于中国。

　　该公司总裁朱善庆表示：“在美国，土地、电力和棉花都便宜得多。我的每吨纺织品的生产成本要低25%。”

　　他还表示，过去10年大部分时间里，他在中国的企业的工资平均每年增长30%。他已承诺投资2.20亿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建设和扩大一座工厂，并计划最终将整个企业搬到美国。在今年年底前，他计划在美国雇佣超过500名员工。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将企业税降低至15%。朱善庆表示：“如果特朗普将企业税削减哪怕5%，那些几年前离开美国的企业也会回来。”

　　2． 稳定的商业环境

　　与很多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几十年来对于制造业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市场。不过，美国也有一些卖点，比如更好的空气、更安全的食品、更直接的融资途径，以及更放任的政府等等。

　　3．接近美国消费者

　　随着中国企业发展壮大并扩大他们在海外市场的足迹，很多企业将目光瞄准美国市场。

　　广汽集团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正着眼美国市场，考虑与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合作，甚至有朝一日在美国建设自己的工厂。

　　广汽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郁俊对CNBC表示：“如果我们在美国市场能够取得成功，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成功，”并补充称，在美国拥有工厂使得一家制造商能够更灵活地对客户需求作出反应。

　　美国各州驻华协会的林新伟解释道：“无论经济好坏，美国对全球任何企业来说仍是头号市场。因此，你自然希望更靠近你的客户所在地。”

　　谁会来美国？

　　资本密集型企业是一定的。

　　林新伟表示，所有企业都有兴趣在美国开店，但最适合的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例如纺织、化工、造纸、包装和汽车零部件等。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去年就投资6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开设了一座工厂。

　　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不会那么积极。

　　KTC是由奥地利人开设的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服装代工厂，主要向欧洲和美国市场出口运动服。该公司董事总经理杰拉尔德-弗拉茨（Gerhard Flatz）表示，其所在的行业严重依赖劳动力，而美国的人工成本仍远高于中国，此外还有其他短时间内无法让成本降低的因素。

　　与此同时，他对CNBC表示，美国工人现在不具备中国工人过去多年来发展的技能。

　　是什么阻止他们来美国？

　　1．技术短缺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意味着其拥有积累了数十年经验的人才，而美国已经流失了这样的人才。

　　科尔集团的朱善庆表示：“我们在美国面临压力，因为我们无法找到技术工人。大部分人此前从未在这个领域工作过。”

　　　2．签证问题

　　为帮助培训美国工人，中国一些制造商希望将自己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带到美国，但在签证方面遇到了麻烦。朱善庆表示：“我们的技术人员无法获得来美国的签证。我们需要他们，但很多人被拒签。我们正面临新的挑战。”

　　　3．供应链

　　KTC的弗拉茨表示，除了缺少技术工人以外，对于有些行业来说，必须将整个供应链也迁到美国。他表示：“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生态系统，我们这些服装制造商没有人会迁往美国。”

　　中国制造业资深人士解释道，美国必须做中国几十年前所做的事情：建立经济区，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以及财政激励。

来源时间：2017/5/31   发布时间：201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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